茶马互市是中国西部地区

茶马互市是我国历史上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之间贸易活动的产物，兴起于唐代，宋代快速发展，明朝时主要由政府垄断，清朝中叶之后逐渐转型。茶马互市的兴起是农牧自然分工和茶叶生产发展基础上民族交往的结果，推动了边疆和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兴起

历史上，我国北部、西部等地由于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一直以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在马匹饲养和驯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些地区常年干燥少雨，当地游牧民族在饮食上以肉乳为主，对具有解腻、助消化、生津止渴等功效的茶叶存在潜在需求。南方地区茶树种植历史悠久，茶叶生产到唐代已经发展到较大规模，产茶区域不断扩大，临近青藏高原的夷陵、巴东等地有贡茶出产，茶税已经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收入。

对于农耕地区而言，马不仅是进行农业生产十分重要的畜力，也是交通运输的主力。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上，马的数量和质量与战争的胜负直接相关，因此，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重视马政，但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原绝大多数地区并不适合养马。可见，茶叶生产的发展、游牧民族对茶叶的潜在需求、中原地区对马的特殊需求，为茶马互市的兴起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客观条件。

我国古代游牧民族居住的地区本不产茶，饮茶也并非人们固有的传统生活习惯。茶叶的传入、饮茶习惯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茶马互市的兴起，都是民族交往的结果。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经济文化交往日渐频繁，隋朝已经设有专门管理互市的机构——互市监。随着民族交往的深入，茶叶不断流入游牧地区，游牧民族逐渐认识到茶叶的特殊功效，茶马互市随之兴起。在唐人封演编撰的《封氏闻见记》中，已有饮茶风俗“流于塞外”，“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之说。

发展

茶叶传入游牧地区初期，仅社会上层可以享用，饮茶还没有成为普通民众普遍的生活习惯，因此茶马互市规模不大。五代以后，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入，茶叶大量流入游牧地区，普通民众饮茶之风日盛，茶叶逐渐成为日常生活必需品。

北宋建政时，契丹人已在北方建立了辽朝。随后，党项人兴起，建立西夏政权。北宋疆域适合养马之地锐减，战马奇缺。宋朝与辽、西夏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此时，吐蕃政权已瓦解，吐蕃诸部不但盛产战马，而且对茶叶存在迫切需求。因此，北宋非常重视与吐蕃的茶马互市。北宋时期的茶叶生产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北宋与辽、西夏也进行茶马交易，但与西藏地方的茶马互市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南宋王朝进一步扩大了茶马互市范围，不但在西部地区开办茶马交易市场，还在西南地区购买战马，交易活动十分频繁。

与唐代的茶马互市相比，宋代的茶马互市已经明显政治化。唐代的茶马互市多是自愿互利的贸易活动，宋朝为了获得更多战马，不断加强对茶马互市的管理和控制，在很多地方设置了购茶、买马的机构，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茶马司，将茶马贸易严格限制在互市场所内。同时，加强物价管理，禁止在交易过程中欺夺番商货物。南宋时，茶叶虽由官营改为商营，但政府对整个运销过程仍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宋朝的茶马互市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制度沿用至清代。

鼎盛

元朝幅员辽阔，不需要用茶叶来交换马匹，但政府为了获得巨额税收，仍然设立榷场，严格控制茶叶买卖。

明初战争频繁，对战马的需求量剧增，因此在秦州、河州、洮州等地设立茶马司，进行茶马交易。明朝将茶马互市视为军国大政，对其管理和控制的严密程度远超前代。明朝建立了一套以茶马司为主，包括茶课司、转运司等在内的茶马互市组织机构体系，从茶叶的种植、征收、加工、存储到运输、交易等各个环节都有专门机构负责。明朝还严厉防范和打击茶叶走私，设置巡茶御史，强化监督。此外，明朝还实行差发马(对藏区征收的以马代赋的税)、朝贡互市以及金牌信符(明朝颁发的进行茶马交易的牌照)等制度。由于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茶马互市在明代进入了鼎盛时期。

转型

清代，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各民族关系不断向前发展，茶马互市逐渐失去了军国大政的地位。清朝初年的茶马互市基本上沿用明代的制度，仍然设置茶马司和茶马互市监察御史，实行茶引制度，对茶叶走私进行严厉打击。但清朝并没有沿用明朝的金牌信符制度，对茶叶的控制也较明朝宽松。因此，清代的茶马互市整体上不如明代发达。清初，西北地区的茶马互市较为活跃。康熙时期，经达赖喇嘛奏请，清朝批准在云南北胜州(治今永胜)、中甸等地开办滇藏茶马互市。后来，互市地点还增加了鹤庆、丽江等处。清朝后期，兰州成为全国茶马互市中茶叶的集散地。

随着清朝对茶马互市的控制逐渐放松，茶马互市这种以茶和马为主要交易对象，长期由国家控制、以物易物的贸易形式，逐渐转变为物品种类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灵活的贸易形式。

作用

带动贸易发展，经济上相互依存。在茶马互市兴起以前，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贸易活动就已经长期存在，但无论是范围、规模还是物品种类都较为有限。茶马互市兴起后，政府设立贸易机构，兴修贸易通道，完善流通市场，不仅促进了贸易，而且带动了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除了茶叶和马匹这两种主要商品外，毛缨、毛布、皮革、虫草等民族地区的产品大量流入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的布匹、粮食、铁器、纸张、书籍、药品、乐器、首饰等也不断进入民族地区。随着贸易范围扩大，进入民族地区的汉族商人不断增多，少数民族商人也大量进入中原地区，在交换商品的过程中，各民族关系更加密切。

推动交通改善，联系更加密切。茶马互市兴起后，为了方便茶叶等物资的运输，政府和民间不断兴修道路，改善交通条件。宋朝出资修建了大量车铺，少数民族政权也不断修路置驿。明朝不但建立了很多茶马驿站，还开拓了龙安、松成、西宁三条茶马商道：东北从女真、蒙古兀良哈地区到喜峰口等处，北部从土默川到大同、宣府等处，西部从甘、青及西藏到今天水、临夏、雅安等处。在西南的横断山区，高山峡谷纵横，地理环境异常复杂，虽然存在博南道等通道，但地势险峻，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十分频繁。滇藏茶马互市兴起后，交通条件不断改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

促进语言相通，情感更加亲近。随着茶马互市的发展，出现了大量充当翻译的“通事”“牙人”。不少汉族人口迁居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也不断迁往中原地区，多民族混居，进一步促进了语言互通，汉族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懂得汉语的情况十分常见。茶马互市还带动了一些多民族混居型城镇的兴起。例如，四川康定原称“打箭炉”，最初只是一个拥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随着茶马互市的兴起，逐渐发展成为“番汉咸集”的贸易重镇。语言互通和多民族混居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交流，各民族通婚成为一种常态。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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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春季，一旦冰雪消融，青草长出，大批的马帮即行出发，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由于他们的出现，商业的潮流，从川西的雅安诸县，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开始，经过整个横断山脉，一直流淌漫延到西藏腹地喜马拉雅深处，乃至南亚次大陆。这股潮流所及之地，形成了交流的道路，将商品的产出地与消费地长程联系在一起，不仅直接促成两端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亦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尽管横断山脉区域的气候、环境和文化与青藏高原有所不同，但两个区域本来就有着自然的联系，千百年来人类在此更进行着持久不断的接触交往，形成了十分独特而奇异的交流网络。

　　当这些商旅不辞艰险到达拉萨时，拜谒上层喇嘛和贵族的最好礼物，当然非茶叶莫属。一般的农牧民众，更期待以自己的产出，去换取每日必需而当地却无法生长的茶叶。俄国学者阿纳托利·哈扎诺夫在其所著《游牧人群与外在世界》里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游牧是一种不能自给自足的经济生产模式，因此游牧社会人群与外在世界有各种的互动模式，以获得外来资源。青藏高原虽不纯然属于游牧社会，大部分人群采取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但由于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和气候，他们同样难以自给自足，他们必须以各种互动方式获得外来资源，如经由茶马古道和茶马互市来获得必需的茶。据藏族作家唯色记述，她那从小生活在拉萨的母亲一直记得，用刀子将马帮千里迢迢运来的包装茶叶的牛皮口袋割开，被久捂着的茶叶的清香之气立即扑鼻而来，里面就是藏族人“嗜此如命”、每天必打酥油茶喝上三四十碗的茶叶。这在产地很普通的东西，在青藏高原则成为贵重之物和每天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人不可能仅仅靠祈祷和思想活着。人实际上也是由他吃喝的东西决定的。藏族生活必需的茶，就决定了他们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群。

　　一、汉藏茶饮与茶马互市

　　中国是毋庸置疑的茶的故乡。正如丝绸、瓷器，茶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之一。中华汉地的植茶、制茶和饮茶之风源远流长。在唐朝开元以后，中原内地的人们已经“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而且“自邹、鲁、沧、棣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更显著的是，茶叶和饮茶之风已“始自中地，流于塞外”。此时，陆羽所著的《茶经》已经面世，对逐渐形成的茶文化进行了精彩总结，并建立了体系，陆羽也因此被后世奉为茶圣，至今仍在产茶和销茶的地方享受供奉。

　　而且，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后来合为一体，成为蒙古人至爱的奶茶、藏族人民至爱的酥油茶。这是名副其实的茶乳交融。

　　从纪元起至7世纪，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逐渐兴起，向北发展到青海、甘肃，向东发展的一支，沿雅鲁藏布江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横断山脉区域的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有的甚至达到了缅甸北部，已很接近产茶的地区，这样他们自然就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发生联系，云南和蜀川乃至中土汉地的茶叶因此而进入青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藏族已经全面与汉族等来往密切，他们接触到汉地的茶叶已不是什么难事。有人甚至认为文成公主进藏的嫁妆什物，其中就有茶叶，但不见记载。

　　最早有藏史记载的是：吐蕃初无茶，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芒波杰赞普（704—754）久病不愈，闻茶叶可以治病，遂遣人赴内地寻取。后一忠心大臣在一座浓密的汉地森林中找到茶叶，此人自背一部分茶叶，又让鹿驮了一驮茶，返回吐蕃献给赞普，赞普饮罢茶水，随即病愈，于是吐蕃乃有饮茶之俗。另据李肇的《唐国史补》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手指曰：‘此寿州者，此锦州者，此顾潴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常鲁公使西蕃是在公元781年。可见，唐时许多内地名茶，包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和江浙等地的茶，已经传入西藏，只不过藏人养成喝茶的习惯稍晚于中国内地，而且先从上层王公贵族开始接受。

　　当时唐朝的茶业如何呢？大史家许倬云先生说：“唐代种茶与制茶都成专业技术，剑南、江南遍处有名茶为特产，制茶作坊已成专业，脱离了农舍做茶。茶的种类繁多，也有集中的茶市，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提到浔阳的茶商，离家前往浮梁买茶，数月不得归来：‘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茶作为有价值的商品，销行数量也大，唐代政府竟可在出茶州县及运茶要路口，收取茶税，每十税一。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贞元九年开征茶税，一年可得税钱四十万缗，可知当年茶的销售量，有至少四百万缗的价值。”而且唐代的贸易交通，已形成相当完备的网络：“在这一庞大网络上，人货移动，转输各地，为市场交流提供良好的条件。配合交通网络，驿站及民间的旅邸客舍设施完备，甚至有出租的赁驴。……人客远程旅行，非常方便，货物流转，自然可以畅通。”著名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也指出：“特别是茶成为唐代的一种新商品，是最好的贩运对象，故足迹遍天下的商贾，十之八九都是茶商。”傅先生在此所言的“天下”，当包括青藏高原的吐蕃在内，占到唐朝商贾绝大多数的茶商，势必已将茶叶贩入藏地。2006年，世居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兴隆镇沈村，明、清沈边土司后人余启仁先生，公布了一张立于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为解决争夺边茶商贸中心的合约，人称《万历合约》。这份以沈边土司余景冬为首，有25人参与，盖有五枚印章的合约，一开始就写道：“立约新官余景冬交冷、沈耆宿一十三枝。切缘西域易茶始自唐时，蛮客（藏商）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异……”明代的官民耆宿已认定与藏人易茶始自唐时，而且藏人落脚交易地点历来就在大渡河畔的冷碛和沈村。由此可见，与大唐以战争、通婚和亲，以及贸易等各种方式交往了两三百年的吐蕃，得到中华各地所产茶叶，实为情势中事。在藏文史籍《藏汉史集》之《甘露子海》篇中，又曾以大量篇幅，对产于内地的16种茶叶的特点和优劣，以及食用方法和医疗功效，作了详尽的描述和介绍。这一方面可看出茶叶对藏族的重要，他们已很熟知茶叶的特点和功效；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汉藏间的交流已达到很深层的地步。

　　在传说故事里，茶出现在西藏就更早。有这样一个著名故事——与藏王松赞干布同时代的吞弥桑布扎，胸怀创制藏文的雄心大志，到文明古邦印度整整游学7年，返藏后殚精竭虑、潜心钻研，终于先拼出了30个辅音字母，因为有一些藏语发音不能由梵语现成照搬，其中有六个字母就得益于与一位路人的实际对话：“你从哪里来？”“我从象雄来。”“你去哪里？”“去萨霍尔。”“因何而去？”“去买茶。”“何时返回？”“不一定。”就是这段问答令吞弥桑布扎顿悟，因为路人回答的每一个关键词里，都有他需要的语音元素，由此便在转借而来的符号中有了6个新添的字母。那人是为了买茶才上路的，松赞干布时的“萨霍尔”，应该已有茶市。

　　到唐末宋初，高原上的藏族已普遍饮茶，形成饮茶习俗。必须指出的是，藏文里的“茶”就直接借自于汉文的“槚”，至今藏语“茶”的发音仍同于唐代汉人所称茶的“槚”（jia），而且，藏语里把汉人称为“甲米”（jia-mi），把汉地称为“甲拉”（jiala）。米就是人，拉就是地，也就是说，对藏人而言，汉人就是茶人，汉地就是产茶地。

　　藏族用茶风采独特，对茶的需求量世所难匹。酥油茶可以说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族的一大发明，是藏族人一天都离不开的主要饮食。不管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喜爱喝茶，也不管他们如何喝茶，都远远不及藏族人对茶叶的渴求。

　　跟汉地饮茶不同。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将来自内地的紧茶（如砖茶、沱茶类）弄下一块放入锅中，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汁倒进木制的酥油茶筒，再加入酥油、盐及其他香料，用一带叶片的“搅棒”在茶筒中上下抽动，使其水乳交融，然后用一竹篱子滤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如果是在野外放牧或行走于路途，打酥油茶就没有如此讲究，一般是将水在一便携的铜壶里烧开，放入茶叶和酥油，用小木棍搅动，再倒入茶碗即可饮用。寺院则用大铜锅煮水，以哈达等包裹茶叶煮熬酥油茶。过去每座寺院都备有巨大的熬茶铜锅，以供应僧众饮用。饮用酥油茶能产生大量的热量，并能提供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甚至能避免嘴唇干裂。因为藏族居住在高海拔地区，多食肉和乳制品，以及燥热的青稞炒面——糌粑，没有茶不行，于是酥油茶成为其主要饮食，从早至晚，几乎茶碗不离手，每天一人总要饮上十多碗酥油茶，才觉得浑身舒坦有劲，要吃主食糌粑，也必得酥油茶相拌。即使上山放牧和远途旅行，也是怀揣茶碗，随时随地打酥油茶饮用。接待尊贵的宾客，哈达、檀香、藏香、酥油茶是四宝，缺一不可。这种饮茶的特殊习惯构成了高原藏族的一大文化特色。

　　茶叶一经传入藏地，因它富含高原人们需求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它所具有的助消化、解油腻的特殊功能，迅速使它成为以肉食乳饮为主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从接触到内地的茶起，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藏民族饮茶成风，嗜茶成性，纷纷争相竞求。到唐末宋初，藏民族已普遍饮茶，形成了对茶叶的强烈依赖，藏族民众历来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这也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言：“吐蕃崩溃后，部落数千家，小者百余户，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内受佛教僧伽之化导，人心宁谧；外因邻接诸国之衰乱，不相侵扰。边境安靖，阅400年。惟其时中夏需马，蕃人嗜茶，互通有无，商业勃兴。茶马市易，成为西陲第一要政。”

　　在茶马古道一线，最大宗最好卖的货物就是茶叶。藏地的寺院一打酥油茶就是一大锅一大锅的，一天从早喝到晚，茶的消耗量特别大。有些寺院动辄几千人，一天不知要喝掉多少茶。据说茶叶所具有的醒脑安神功能，有助于僧侣们念经修行。2012年，拉萨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整修，将昔日的煮茶大铜锅抬置大殿外，我意外在其中一口大锅的内侧，发现了一段藏文铭文，经曾在西藏社科院工作过的索朗顿珠活佛翻译，大意为：非凡享受之聚集，渊源无尽之宝藏。可见在藏传佛教僧侣和藏族心目中，茶叶有多么珍贵！在藏地，茶叶最大的买主就是寺院。这亦为茶马古道贸易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遍布茶马古道沿途各地区的藏传佛教寺庙成为藏地最大的“商贸公司”，寺院派出得力僧人去做生意；它还起到“银行”的作用，因而寺院也是茶叶的集散中心和最大的消费点，大量终日念经修行的僧侣是一大消费群体。再加上数百万嗜茶成性的藏族民众，对茶叶的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

　　四川甘孜州藏族作家亮炯·朗萨就录有一首流传久远的康藏南路的民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茶叶产地和汉藏间茶马互市的情景：

　　茶叶最先出在哪里？最先出在东边汉地。三个汉族子孙种的茶，三个汉族姑娘采的茶。雪白铜锅烘出来的茶，商人洛布桑批买来的茶。骏马和皮毛药材换来的茶，驮夫翁塔桑穆驮来的茶。渡过大江小河的茶，翻过高山峻岭的茶。

　　……

　　不仅茶成为藏族民众的必需品，藏地的马也已成为汉地需求的战略物资。关于文成公主进藏，《新唐书·吐蕃传》里就有“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之匠，并许马”的记载。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中原内地很少饲养牛羊，更不要说马。珍贵紧缺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哪有空阔的地盘来养马？况且南方气候湿热，也不宜养马。所以汉地长期处于打仗缺马的窘境。一地产茶，一地需茶，一地有马，一地要马，于是联系两地之间的茶马古道便应运而生。这正如丝绸之于丝绸之路。某一“物”的发现与需求，往往致使人们组成商队，翻越万水千山，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往来各地，形成道路。由于往来人众，这些交通道路逐渐就成为联系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

　　唐代，中原内地还主要靠卖丝买马，而到宋时，茶马互市已经成为汉藏间的一件大事。分崩离析后的吐蕃对中原内地已不构成任何威胁，相反还成了中原的大后方，他们不仅在西北一带成为宋与西夏间的屏障，而且还负责向宋廷输送好马，因为宋朝在北方的死对头辽和金，都严禁向宋朝输出马匹。到公元1038年，西夏李元昊称帝，宋朝与之开战，互市贸易断绝，输出西北的“西路茶”受阻，于是宋朝的战马来源就只能寄托于西南的吐蕃故地和大理国。陆游就有诗曰：“国家一从失西陲，年年买马西南夷”，宋遂开黎、雅和广西邑州横山等市，并建茶马司，以茶易马成为宋的国策。明人谈修在《滴露漫录》中就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食之，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国家之大经。”因内敛孱弱的宋朝版图比较狭小，远离产马的游牧地区，特别是南渡偏安之后，国防上急切需要马匹，产马地区又多非自己所辖，只有在西北跟藏族，后来是在西南地区，跟藏族等少数民族换马。以茶易马由此形成制度。如果没有茶马互市，没有茶马古道，宋王朝根本不可能维系那么久长，尤其偏安江南后，还能苟延残喘150年，实与藏族等少数民族对其支援分不开。也难怪蒙古人灭宋，非经由川西、云南包抄不可，这样切断了南宋的供给生命线，才彻底端了赵宋王朝。

　　宋王朝对茶实行统购统销的官卖制度，甚至由官方自种自焙，在内地是卖给老百姓，在边疆则用以换马，这就是所谓的“榷茶制度”。“榷”，原意是指只通行一人的独木桥，在这里就指官方专卖。“川陕民茶，尽卖入官，更严禁私行交易，全蜀茶尽榷。”各地茶马司的职权已在诸司之上，而且诸道茶场渐增，到元丰八年（1085），蜀道卖茶场就有41处，京西路金州（今陕西安康县）有茶场6处，陕西的卖茶场有332处。“榷茶”出现种种弊端问题后，宋王朝就大更茶法，改为茶引制度，发放茶引给茶商，一引可市茶100斤，茶马互市由官方的统购统销转换为官方控制民间贸易，进一步促进了茶马互市，从而促使茶叶产量大幅度增长，仅川茶的年产量，最高时有3000余万斤之巨，占到当时全国茶叶产量的一多半。宋人黄庭坚诗曰：“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说的就是作为茶马互市交通道路的茶马古道日益繁忙的景象。据王辅仁、索文清先生所著《藏族史要》记载，当时宋王朝每年以茶叶交换的战马达两万余匹，仅官府因此向藏地输送的茶叶有百余万斤。

　　及至忽必烈由川西奔袭大理国，进而包抄灭了南宋，建立了庞大的元帝国和更加完善的驿道系统，进一步打通并完善了西南、西北各地间的道路，不仅正式将藏族地区归入中央行政体系，而且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忽必烈曾匠心独运地在中央政府内特地成立了一个跟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完全平级的机关——释教总制院（后更名为宣政院），以藏族帝师领院事，直接管辖吐蕃军民事务，推行政令于吐蕃势力所到达的所有地域，军政、民政、财政尽在掌握之中。这一行政体系虽具有不同于内地的特点，但已将吐蕃完全纳入了中央直接管理之下的全国行政制度内，奠定了后来明清两朝在藏族地区的政治格局。元朝是马背上得天下的王朝，它并不缺马，在其不足百年的统治时期里，就少有茶马互市的记载，但由于政治和宗教的密切关系，以及交通驿运的建立，两地间的物资交流应更为畅达。

　　明代，封闭内敛的明王朝像宋王朝一样战马稀缺，于是西部地区的茶马互市又有空前发展。佟柱臣先生就指出，明朝吐蕃与内地在经济上有着密切联系，“明王朝更从雅州到乌斯藏修筑了驿路，使内地到乌斯藏直接有了交通往来。”明人王庭相进一步发挥了宋人对茶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要作用之认识：“蜀中有至细之物而寓莫大之用，君子不可以轻视之者，茶是也。五谷饔飨非不美也，食牛羊乳酪者则不以为急；布帛帷帐非不丽也，御穹庐毡裘者则不以为重。茶之为物，西戎、吐蕃自古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政理之大，经国君子故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明代四川巡抚严清就清楚地认识到：“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先此议茶法者曰：‘茶乃番人之命。’”马政都御史杨一清说得更露骨：“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皆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实胜于数万甲兵。”

　　还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特别关注“西番”（指自陕西及四川、云南西徼外各民族）驯养的马匹，因为他“起江右，所急惟马，因设茶马司，与吐蕃互市”，马是帝国军事力量的重要资源：“以西番产马，与之互市，马至渐多”，但西番“其所用之货与中国异，自更钞法后，马至者少”，朱元璋“患之”，于是“八年五月命中官赵成赍罗绮、绫绢并巴茶往河州市之，马稍集，率厚其值以偿。成又宣谕德意，番人感悦，相率诣阙谢恩。山后归德等州西番诸部落皆以马来市”。“且多置茶课司，番人得以马易茶。而部族之长，亦许其岁时朝贡，自通名号于天子。彼势既分，又动于利，不敢为恶”。另据《明史·食货志》记载，茶马互市，“其通道有二：一出河州，一出碉门。运茶五千万余斤，获马万三千八百匹”。河州在今甘肃临夏，碉门在今四川天全。其实有明一朝，自明初洪武年间至明后期万历年间，官府设的茶马司有增无减，从最初设于洮州（甘肃临潭）、秦州（甘肃天水）、河州（甘肃临夏），到西宁、甘州、岷州、庄浪，加上四川的雅州（雅安）、碉门（天全），近有屈指之数，跟宋代的市舶司有得一比，尽管其行政级别要低一些。

　　安多、康区的地理环境适宜产马，而且与内地汉族地区地域相连，自古便是汉藏茶马贸易之走廊地带，在整个明代的汉藏贸易中，这一区域的茶马贸易就占据重要地位和优势。

　　明末，云南进行了17年的抗清斗争，因战乱，对藏族的茶叶供应少了，后来一俟清兵入滇，藏族立刻要求恢复茶马贸易。于是，在平西王吴三桂的主持下，大规模的茶马互市就此展开。据刘健《庭闻录》记载：“（顺治十七年）三月朔，北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及西番蒙古译文四通入贺。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可见藏族对茶叶的需要是多么迫切，更可见经济的市场交换网络不能长期断裂，资源的转输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清史稿》也记载：“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十八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遂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北胜州即今云南丽江永胜。

　　自清代乾隆后及民国年间，茶马互市逐渐名存实亡，因为清王朝已完全控制西北的主要产马区，并在东北建了大规模养马场，而且随着近现代火器的使用和现代运输工具的出现，冷兵器时代马匹的重要性日益减少。但没有丝毫改变的是，藏族对茶叶的需求，以及迅速增长的人口对各种药材和土杂等的需求。茶叶入藏仍在进行，而且随着清政府对藏地控制的加强而增强。无论在川在滇，还有川西北经陕西、甘肃到青海藏地，茶马古道在继续运行，甚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时期。

　　选自：李旭《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第二章，青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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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7月考察出发前在中甸集结

前不久，云南茶马古道研究专家李旭的新书《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出版。自1986年开始，30多年来，李旭几乎不间断地行走于茶马古道，不仅参与了茶马古道开创性考察和命名，还持之以恒地进行了深入的探访和研究。雅安作为川藏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见证着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当然是他书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

“茶马互市”成藏汉贸易重要方式

史籍记载，在古代巴蜀地区，早在西周初年就有人工种植的茶园存在。《华阳国志·巴志》载，分封到巴地的周武王宗亲，曾将巴国最好的物产献给周天子，其中就有茶叶:“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菊，园有芳蒻香茗。”周人还将茶作为祭祀用品：“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陆羽在《茶经》里也提到巴川峡山茶树有两合抱者。

在与巴相邻的蜀国，在四川成都平原西端，龙门山南缘，自古也是茶叶盛产区，蜀人也是植茶的高手。后来巴蜀相争导致秦的入侵，但种茶、饮茶之风仍传了下来。在西汉时期，雅安名山的蒙山就已有人工栽培的茶树。唐人樊绰所著的《云南志》记载：“蒙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绵延数十里，在县西南。”蒙山茶自唐代起就作为贡茶，进贡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历时弥久，天下闻名。唐代是蒙山茶的黄金时期，那时的达官贵人不惜重金争相购买。宋代时，蒙山茶继续保持产销两旺，制茶工艺也进一步完善。据称四川当时茶叶产量居全国第一，而以蒙山茶叶执牛耳的名山茶叶又居四川之首。

生于1897年的中国茶学老前辈、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吴觉农先生考证研究，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并非日本也并非印度阿萨姆，而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四川学者徐学书认为，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在西汉时期已经有了茶叶商品贸易，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名士王褒的《僮约》中已有“烹茶尽具”“武阳（今四川彭州市）买茶”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成都已经饮茶成风，并有了专门售茶的茶市；唐代晚期，随着以岷山、邛崃山及其周边地区为中心的川西汉区茶叶生产的兴旺、川西高原诸羌部落和吐蕃对茶叶需求的增加，两地间的茶马贸易兴起，尤其是唐末五代的前蜀王建自得蜀之后，大力发展茶叶生产，“始立榷茶之法”，其庞大的骑兵部队的马匹就是用茶叶等商品贸易而来。在前蜀大臣毛文锡所著的《茶经》中，不仅记载了王建实行的对后世有影响的“榷茶法”，而且描述邛崃山南麓一带有“火蕃饼”茶，是专门用于交换川西高原和西北羌蕃部落战马的茶叶品种，而市蕃马的地点就在“文、黎、雅、茂诸州”，即今甘肃东南、雅安汉源、雅安和岷江上游的茂县一带。

从那时起，川藏间的茶马互市已经成为历代王朝重视和推行的政策。这种以茶易马和“羁縻诸番”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明代，川茶业与藏汉民族关系和经济贸易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各国茶客前往雅安参观

川西还一直盛传，在西汉末年，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真在石栏内栽植七株茶树，首次将野生茶树人工驯化种植成功。据说那几株茶树采制的茶叶能治疗多种顽疾，被人们认为是仙茶，于是后人将吴理真尊为“茶神”，并建起了茶神殿予以纪念。据说从前吴理真居住过的石屋如今仍保存完好，他在蒙顶五峰中心皇茶园中种下的七株茶树直到清雍正年间（1723—1735）还存活着。

皇茶园是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正式命名的，它在唐代就出产贡茶了，并与历史上的西南丝路互为依托，促进了古道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融合和民族的团结。始建于汉代、宋代重修的天盖寺至今矗立在蒙山顶上，中间是明代建筑的石柱大殿，据说就是茶神吴理真当年结庐种茶处。大殿里塑有吴理真的全身坐像，每年还有盛大的祭祀活动，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尤其是来自东亚的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茶客。

在蒙山东麓的新店镇，现318国道旁边，还存有一座茶马司的纪念型建筑，是一座红砂石料檐柱的砖木结构四合院，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而成，至今保存尚好，据称它最早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2）。2000年，当地政府又重新修缮了茶马司，并刻碑悬匾，布置了一些文字和图片资料，以为纪念。

茶马司应该是茶马古道最佳的见证。茶马司过去就是宋王朝为处理内地与藏地的茶马互市而专门设立的机构，管理茶马互市事宜。茶马司的建立，将茶马互市这一地区间的民间贸易纳入政府管理之下，统购统销，这对稀缺战马的宋王朝十分重要，对内地与藏地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熟稔中国历史的AS.M.艾兹赫德所指出的：“在四川的官僚企业中——史密斯如此称呼，四川的茶叶和马匹的经营在风险管理、激励措施、信用贷款、开辟市场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蒙山茶”自唐代起被列为贡品

由于茶马互市的兴盛，促使川茶产量大幅度增长。据贾大泉先生研究，其最高年产量达到3000多万斤，超过当时全国其他地区茶叶产量的总和。这些茶叶大部分向西进入了藏地，其中运到西北熙、秦、河州的川茶，一从青衣江经嘉州、渝州溯嘉陵江至凤州转运；一从陆路经邛州、成都、汉州、绵州、剑州、利州，过金牛驿、青阳驿，至陕西兴州转运。后来到清代的又一个鼎盛时期，这里的边茶贸易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之多，以每驮120斤计，一县即合有200多万斤的茶叶运销量。有时仅此一茶马司每天就要接待商队2000余人，驮马不计其数，当年的茶马互市盛况可见一斑。

自唐代天宝年间始，四川“蒙山茶”就作为贡品，被精心采摘制作，进贡西安和洛阳。宋以后大量输入藏地的茶叶被称为“边茶”，采摘的部位和制作方法都与内地饮用的茶叶有很大的不同。“边茶”一般采用老茶叶，并经过发酵，有的舂压成砖头形状，以竹篾包装成大长条运往藏地，所以也叫“大茶”。清人江锡龄就提道：“茶以太安寺得名，近则遍山皆植……岁得不下数万斤。以其至精者充上贡，余则鬻诸松潘、保县、乌斯藏、外夷诸国及成都、邛、眉各州邑，岁获不赀。”（未完待续）

摘自李旭《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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