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茶书著述知多少?
唐人陆羽的《茶经》，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门著作。此后，各种茶的著述便相继出现。自宋代以来，茶叶产区不断扩大，茶叶的产量大增，茶文化日益发展和繁荣，有关茶的专门著述也随之增多。宋代茶书在中国茶类著述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据有关材料显示，可知的宋代茶书大致有三十种之多，而流传至今的约有十余种。当然，加上一些尚可辑佚的史料，宋代茶书应多于此数。下面就宋代部分茶书著述作简要介绍。
★陶榖《茗荈录》
《茗荈录》，即陶榖《清异录》一书中的“茗荈门”。到了明代，江西南昌人喻政将其题为“茗荈录”，并录入其所编的《茶书》之中，遂成为宋代茶书的一种。《茗荈录》记载了北宋初年的茶事和茶艺，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其书中也有一些错误之处，需要进行考证分析。
★叶清臣《述煮茶泉品》
《述煮茶泉品》，主要论述茶之用水及其对茶汤品味的重要性，叙述了陆羽等前人所论宜茶之水问题，但叶清臣自己并未对此作出评判。关于书名，《说郛》和《古今图书集成》中，均作《述煮茶小品》，因叶氏文中自述“凡泉品二十，列于右幅”，可见应为《述煮茶泉品》为妥。
★蔡襄《茶录》
蔡襄，字君谟，福建人。《茶录》主要介绍建安茶及其烹试方法。该《茶录》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茶，分别为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下篇论茶器，分别为茶焙、茶笼、砧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茶瓶。《茶录》一书虽篇幅较小，内容却较为丰富，对茶叶、茶具的选择，斗试的方法等都作了介绍。书中所述斗茶胜负之标准，也为后世所遵循。蔡襄《茶录》一书对宋代茶艺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赵佶《大观茶论》
北宋末宋徽宗赵佶，在书法、诗画、点茶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时，益穷极新出，无以加矣。”宋徽宗时期对茶品的崇尚之风，以及当时茶文化的发展可见一斑。此外，宋代北苑贡茶发展迅速，精品迭出;点茶、斗茶极为盛行。《大观茶论》中也说”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大观茶论》共二十篇，分别为：地产、天时、采摘、蒸压、制造、鉴辩、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和外焙等，从茶树种植、茶叶采制、鉴别、点茶技艺、茶具、茶叶贮藏等方面，都作了系统的介绍，为我们了解宋代茶俗和茶文化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
熊蕃为福建人，嗜好茶事，和蔡襄一样推崇建茶，将北苑贡茶的历史发展和茶之品种进行总结，著成《宣和北苑贡茶录》一书。之后，其子熊克于淳熙九年(1182年)将贡茶的形制加以图绘，增补此书，并将熊蕃《御苑采茶歌》十首附于篇末。《宣和北苑贡茶录》为人们了解北苑贡茶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其中的图绘更是极其珍贵。
★神安老人《茶具图赞》
《茶具图赞》著述的特点，是将宋代常用的十二种茶具冠以官职名称，并附以图片，加以著录。此书对宋代茶艺之事较为关注，并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相联系。
除了以上的茶论著作之外，还有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赵汝砺《北苑别录》、唐庚《斗茶一记》和沈括《本朝茶法》等，也都是存世之作。另有约二十种茶书已经遗失，如有丁谓《北苑茶录》、周绛《补茶经》、刘异《北苑拾遗录》、沈立《茶法易览》、吕惠卿《建安茶记》、蔡宗颜《茶山节对》、蔡宗颜《茶谱遗事》、曾伉《茶苑总录》、章炳文《壑源茶录》、桑庄《茹芝续茶谱》、王端礼《茶谱》、范逵《龙焙美成茶录》，以及佚名的《茶苑杂录》、《北苑修贡录》、《北苑煎茶法》、《茶法总例》、《茶杂文》等。
宋代关于茶的著述，在中国茶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宋代茶文化资料，特别是关于北苑贡茶等名品的详细记录，为人们了解宋代品牌名茶的制作工艺以及所达到的水准，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宋代茶书大多能自成体例，为日后茶书的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代茶书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对建茶等名品记述较多，而其他茶类的情况记载较少;宋代茶文化与十分盛行的宗教关系极其密切，但这些茶书中却很少体现。
来源：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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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啜一杯茶香，嗅闻一炉馨香，眼睛凝视着墙面上一幅素轴，然后，欣赏一下借以表达情感主题的插花，让人赏心悦目，获得精神上的美感和愉悦。那撩人心扉的雅韵——品茶、焚香、插花、挂画，已是一种彼此知遇的心音。
与茶谈心，与香低语，与花情深，与画对视。情趣，紧紧追寻，是一种东方文明的优雅生活，始终亲吻着宋代文人的执着。
品茶、焚香、插花、挂画，所谓宋代文人生活四艺。能把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能把“生活四艺”变成生活日用，且充实内在涵养与修为，实则开创了人类生活美学、生活品位的新境界。
“生活四艺”，是观照内省的禅喜，是期待未来的憧憬，是对当下生活的珍惜，是对美好日子的注视。
品茶之美，插花之美，焚香之美，挂画之美，嗅、味、触、视之四觉，不谋而合成“生活四艺”要素精华，展现宋代文人雅士风雅诗韵和生活美学，岁月有诗，还有远方的情愁。
“生活四艺”，是文人在喧嚣生活处独守内心清净一隅，是文人在时光静默里绽放生命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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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世界茶源，在茶业的发展上对人类的有着非常卓越的贡献，这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并且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的一种灿烂辉煌的茶文化，以及逐步地传播到中国的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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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茶在中国古代的是如何传播的呢？这中间经历了哪些曲折故事？本期昆仑说茶我们就来聊一聊…
清代的儒学家顾炎武曾说过：“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可见当时就是认为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之后才开始传播开来的说法，这也肯定了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起来的。
这一说法，现在也已经被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巴蜀产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或更早的时间，巴蜀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茶区，并将茶列为贡品。
关于巴蜀茶业的发展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一直到西汉成帝时王褒的《童约》，才始见诸记载，内有“烹荼尽具”及“武阳买茶”这两句所见证。
前一句反映在当时的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出现了专门用具﹔从后一句则可以看出，茶叶已经形成商品化，出现了像“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在西汉时，成都不但形成了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来看，很可能也形成了历史上最早的茶叶集散中心。不仅仅是在秦之前，秦汉乃至西晋，巴蜀依然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到了秦汉时，中国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变化而发展。首先是向东部、南部地区传播，比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一个县，因以其地出茶而名。茶陵与江西、广东边界相临近，这就说明了西汉时期茶的生产已经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
到了三国、西晋阶段，随着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逐渐发展，且也由于着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比较好的经济文化水平，长江中游或者是华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便逐渐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
三国时，孙吴占据了东南半壁江山，在这一地区，也是我们国家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此时，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的发展，而茶的饮用，也流传到了北方高门豪族。
西晋，长江的中游茶业的发展的情况，可以从西晋时期《荆州土记》得到证明。其载曰“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这说明了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从前巴蜀独冠全国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南渡西晋之后，北方的豪门过江侨居，建康（南京）成为了我国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到了这一时期，由于上层社会的崇茶之风非常的盛行，这使得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向东南的推进。
这一时期，我国东南区域植茶，由浙西进而扩展到了现今温州、宁波沿海一线。不仅这也，如《桐君录》中所记载，「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即常州，其茶出宜兴。
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业，也著名起来。三国两晋之后，茶业重心东移的趋势，更加明显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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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朝中后期，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
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随之空前蓬勃发展了起来。尤其是与北方交通便利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发展。
唐代中叶后，长江中下游茶区，不仅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也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成为了贡茶就是集中体现。
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江南茶叶生产，集一时之盛。当时史料记载，安徽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于茶者十之七八。
同时由于贡茶设置在江南，大大促进了江南制茶技术的提高，也带动了全国各茶区的生产和发展。
由《茶经》和唐代其它文献记载来看，这时期茶叶产区已遍及今之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几乎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从五代和宋朝初年起，全国气候由暖转寒，致使中国南方南部的茶业，较北部更加迅速发展了起来，并逐渐取代长江中下游茶区，成为茶业的重心。
主要表现在贡茶从顾渚紫笋改为福建建安茶，唐时还不曾形成气候的闵南和岭南一带的茶业，明显地活跃和发展起来。宋朝茶业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气候的变化，长江一带早春气温较低，茶树发芽推迟，不能保证茶叶在清明前贡到京都。
福建气候较暖，如欧阳修所说「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作为贡茶，建安茶的采制，必然精益求精，名声也愈来愈大，成为中国团茶、饼茶制作的主要技术中心，带动了闵南、岭南茶区的崛起和发展。由此可见，到了宋代，茶已传播到全国各地。
宋朝的茶区，基本上已与现代茶区范围相符，明清以后，茶区基本稳定，茶业的发展主要是体现在茶叶制法和各茶类兴衰演变。
明代至清代中期是普洱茶的鼎盛时期，贡茶的种类也从福建的建安茶转变到了云南的普洱茶，很受朝廷赞赏，便极大的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和传播。
清代，因为贡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大，清政府对六大茶山的管理及发展茶叶生产措施的加强，以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曼撒为主的西双版纳茶区，该地在清代中期已年产干茶8万担，达历史最高水平。
在西双版纳广袤的沃土上，几乎家家种茶、制茶、卖茶，茶马古道驼铃终年回荡，商旅塞途，生意十分兴隆。
成书于嘉靖四年的《滇海虞衡志》中写道：“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
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这是见诸史料对六大茶山及普洱采摘和贸易时的盛况的记载。
从道光年间到光绪初年（公元1821~1875），普洱茶的产销更是盛极一时，商贾云集普洱，市场繁荣，国内每年都有上千名藏族商队到此买茶。
印度、缅甸、锡兰、暹罗、柬埔寨、安南等东南亚、南亚的商人也前来普洱做茶叶生意。每年有5万多匹骡马牛帮商队穿梭于千山万水之间，马铃牛帮之声，终年不绝于耳，远销号称十万担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