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茶马司

前不久，云南茶马古道研究专家李旭的新书《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出版。自1986年开始，30多年来，李旭几乎不间断地行走于茶马古道，不仅参与了茶马古道开创性考察和命名，还持之以恒地进行了深入的探访和研究。雅安作为川藏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见证着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当然是他书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内容。

“茶马互市”成藏汉贸易重要方式

史籍记载，在古代巴蜀地区，早在西周初年就有人工种植的茶园存在。《华阳国志·巴志》载，分封到巴地的周武王宗亲，曾将巴国最好的物产献给周天子，其中就有茶叶:“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菊，园有芳蒻香茗。”周人还将茶作为祭祀用品：“掌以时聚茶，以供丧事。”陆羽在《茶经》里也提到巴川峡山茶树有两合抱者。

在与巴相邻的蜀国，在四川成都平原西端，龙门山南缘，自古也是茶叶盛产区，蜀人也是植茶的高手。后来巴蜀相争导致秦的入侵，但种茶、饮茶之风仍传了下来。在西汉时期，雅安名山的蒙山就已有人工栽培的茶树。唐人樊绰所著的《云南志》记载：“蒙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绵延数十里，在县西南。”蒙山茶自唐代起就作为贡茶，进贡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历时弥久，天下闻名。唐代是蒙山茶的黄金时期，那时的达官贵人不惜重金争相购买。宋代时，蒙山茶继续保持产销两旺，制茶工艺也进一步完善。据称四川当时茶叶产量居全国第一，而以蒙山茶叶执牛耳的名山茶叶又居四川之首。

生于1897年的中国茶学老前辈、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吴觉农先生考证研究，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并非日本也并非印度阿萨姆，而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四川学者徐学书认为，四川盆地西部地区在西汉时期已经有了茶叶商品贸易，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名士王褒的《僮约》中已有“烹茶尽具”“武阳（今四川彭州市）买茶”的记载，可见当时的成都已经饮茶成风，并有了专门售茶的茶市；唐代晚期，随着以岷山、邛崃山及其周边地区为中心的川西汉区茶叶生产的兴旺、川西高原诸羌部落和吐蕃对茶叶需求的增加，两地间的茶马贸易兴起，尤其是唐末五代的前蜀王建自得蜀之后，大力发展茶叶生产，“始立榷茶之法”，其庞大的骑兵部队的马匹就是用茶叶等商品贸易而来。在前蜀大臣毛文锡所著的《茶经》中，不仅记载了王建实行的对后世有影响的“榷茶法”，而且描述邛崃山南麓一带有“火蕃饼”茶，是专门用于交换川西高原和西北羌蕃部落战马的茶叶品种，而市蕃马的地点就在“文、黎、雅、茂诸州”，即今甘肃东南、雅安汉源、雅安和岷江上游的茂县一带。

从那时起，川藏间的茶马互市已经成为历代王朝重视和推行的政策。这种以茶易马和“羁縻诸番”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明代，川茶业与藏汉民族关系和经济贸易就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各国茶客前往雅安参观

川西还一直盛传，在西汉末年，蒙山甘露寺禅师吴理真在石栏内栽植七株茶树，首次将野生茶树人工驯化种植成功。据说那几株茶树采制的茶叶能治疗多种顽疾，被人们认为是仙茶，于是后人将吴理真尊为“茶神”，并建起了茶神殿予以纪念。据说从前吴理真居住过的石屋如今仍保存完好，他在蒙顶五峰中心皇茶园中种下的七株茶树直到清雍正年间（1723—1735）还存活着。

皇茶园是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正式命名的，它在唐代就出产贡茶了，并与历史上的西南丝路互为依托，促进了古道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融合和民族的团结。始建于汉代、宋代重修的天盖寺至今矗立在蒙山顶上，中间是明代建筑的石柱大殿，据说就是茶神吴理真当年结庐种茶处。大殿里塑有吴理真的全身坐像，每年还有盛大的祭祀活动，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尤其是来自东亚的韩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茶客。

在蒙山东麓的新店镇，现318国道旁边，还存有一座茶马司的纪念型建筑，是一座红砂石料檐柱的砖木结构四合院，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而成，至今保存尚好，据称它最早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1072）。2000年，当地政府又重新修缮了茶马司，并刻碑悬匾，布置了一些文字和图片资料，以为纪念。

茶马司应该是茶马古道最佳的见证。茶马司过去就是宋王朝为处理内地与藏地的茶马互市而专门设立的机构，管理茶马互市事宜。茶马司的建立，将茶马互市这一地区间的民间贸易纳入政府管理之下，统购统销，这对稀缺战马的宋王朝十分重要，对内地与藏地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如熟稔中国历史的AS.M.艾兹赫德所指出的：“在四川的官僚企业中——史密斯如此称呼，四川的茶叶和马匹的经营在风险管理、激励措施、信用贷款、开辟市场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专业水平。”

“蒙山茶”自唐代起被列为贡品

由于茶马互市的兴盛，促使川茶产量大幅度增长。据贾大泉先生研究，其最高年产量达到3000多万斤，超过当时全国其他地区茶叶产量的总和。这些茶叶大部分向西进入了藏地，其中运到西北熙、秦、河州的川茶，一从青衣江经嘉州、渝州溯嘉陵江至凤州转运；一从陆路经邛州、成都、汉州、绵州、剑州、利州，过金牛驿、青阳驿，至陕西兴州转运。后来到清代的又一个鼎盛时期，这里的边茶贸易达到“岁运名山茶二万驮”之多，以每驮120斤计，一县即合有200多万斤的茶叶运销量。有时仅此一茶马司每天就要接待商队2000余人，驮马不计其数，当年的茶马互市盛况可见一斑。

自唐代天宝年间始，四川“蒙山茶”就作为贡品，被精心采摘制作，进贡西安和洛阳。宋以后大量输入藏地的茶叶被称为“边茶”，采摘的部位和制作方法都与内地饮用的茶叶有很大的不同。“边茶”一般采用老茶叶，并经过发酵，有的舂压成砖头形状，以竹篾包装成大长条运往藏地，所以也叫“大茶”。清人江锡龄就提道：“茶以太安寺得名，近则遍山皆植……岁得不下数万斤。以其至精者充上贡，余则鬻诸松潘、保县、乌斯藏、外夷诸国及成都、邛、眉各州邑，岁获不赀。”（未完待续）

摘自李旭《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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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大提举茶马司，宋官署名，简称茶马司。掌以茶交换西北与西南少数族马匹。由于马匹在冷兵器时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因而“茶马互市”历来是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间贸易交往的重要内容和方式。及至宋朝明代，官方明文规定“茶法”和“马政”，还专门设立了茶马司。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在秦州（今甘肃天水）与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分别置官署，主管榨茶与买马。嗣后以买茶本为换马，以合并为宜，乃于公丰四年（1081年），改称都大提举茶马司，以专切提举陕西买马监牧、兼同提举成都府利州秦凤熙河等路等场公事。南宋时陕西诸路大都被金兵占领，又改称都大主管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兼提举四川等路买马监牧公事。

我国第一次设立的茶马司是在1074年（宋熙宁七年）的秦州（今甘肃天水）茶马司。至今，在麦积山石窟东崖26窟左壁留有宋元祐党人开熙河路大将王韶上奏：“西人所嗜者惟茶，当以马至边贸易，因置茶马司”的刻画（见下图）。

实际上，天水茶马交易始于唐代。唐之初，国力强盛，版图辽阔，牧马发展迅速。但经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开始衰落，牧马监丧失不少。朝廷开始与帮助平定安史之乱的西域回纥族“以马易茶”，可谓此是茶马交易之始。宋朝势弱，产马地被吐蕃、西夏、金辽占据不少，以茶易马成为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政策。

设在四川雅安的“茶马司”就在名山。现在，这是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茶马司。名山茶马司遗址现在是一座赭红色的建筑，凝重的色彩和古朴的建筑风格在周围水泥建筑的衬托下显得十分肃然，大门上黑底金字“茶马司”向过往行人彰显着它曾经的身份（见下图）。

四川雅安名山是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以茶换马始于唐代，盛行于宋代。名山县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接合部，成为川藏茶马古道源头。宋朝宋熙宁七年（1074年），在名山设茶马司，专司茶马互市事宜。宋神宗下诏“名山茶为易马用”，宋徽宗重申“定为永法”等。宋朝多位皇帝多次颁诏，奠定了名山茶马古道重要源头的历史地位。

及后公元1845年，清朝宫廷皇家贵族为保证六大茶山海拔最高的倚邦正山贡茶供应，在现云南倚邦始设茶马司，修建茶道，并在倚邦老街设立茶马司，负责贡茶采办及管理茶马互换交易。

茶马贸易是中原农耕与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之间的经济活动。马匹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学者们谈论茶马贸易时，他们不得不或多或少地讨论他。然而马匹是在游牧地区生产的，中原王朝通过各种渠道从游牧民族那里获得马匹，茶马贸易就是其中之一。

起源

在茶马交换之前，中原王朝将金银、丝绸、钢铁和手工艺品交换给了邻近民族的马匹。到了唐代，茶叶逐渐成为生活必需品，并在周边少数民族中逐渐普及。唐朝中后期有茶马共同市场，其中汉藏茶马贸易是主要地位，但唐朝并不是茶马贸易的大规模发展时期-。茶叶在宋代得到进一步推广，“茶课”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宋代地理环境恶劣，强敌林立、马匹的需求非常巨大。由于茶马生产的区域分工和茶马的强劲需求，茶马贸易有所增长。

宋与辽夏之间的政治关系制约了宋与辽夏晋官方茶马贸易的发展，主要是与吐蕃进行茶马贸易。宋朝设立茶马司负责贸易事务。

自习、冯以来，习、xxx-1、xxx-2、黎等国都买过马，而通向xxx-4四路的xxx-3则一直争论不休。

元朝的创始人是一个骑马的国家，马匹来源不是问题，茶马贸易是中断。明朝恢复了茶马贸易，成为茶马贸易的鼎盛时期，他在制度设置、商品比价、操作、检查、禁止等方面都有比较完整的体系。仍然是茶马司负责茶马贸易，明代实行“金牌”制，官茶是通过实行引茶制获得的。明代的茶马贸易没有进行兴盛。当永乐时，私茶盛行，武宗允许西域人携带私茶，嘉靖二十六年，明朝停止了茶马贸易。

清初，他继承了明朝的茶马贸易制度，建立了茶马司。

暂停交易的原因

为什么茶马茶话会买不到或者停不下来？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商品茶的竞争。清朝茶马贸易从一开始就允许商人出售茶叶。顺治四年，规定商人运到茶马部的茶叶，一半交给官吏，一半自己卖。此外，吴三桂和其他附庸的商队加剧了“中马”在茶叶市场上的竞争。顺治元年，清官们决定进行茶马贸易，第二年，出现了大臣走私案：“那时候，商人多是跨境走私，番族便宜，趋之担心。随后，部长们相继提出了禁止茶叶走私的建议。官茶无法与商茶竞争的主要原因是官茶价格相对较高，不利于争夺市场份额。当时，有官员指出，

二是与清代的茶马制度有关。范敏想从清政府增加汇报马匹，但这些马匹仍由牧民饲养，增加了游牧民族的负担，因此这些民族并不热衷于茶马贸易。第十三年雍正“番民以易马为累，详请奉文停止"。“以易马为累”可能是指这个制度。

第三，由于上述原因，没有销售市场，所以我们不能购买马匹。要删除茶马司中马函数，我们需要替换来源。清代在蒙古等地建立了许多牧场，这些牧场的畜牧业产量很大，后来，在乾隆的第供应给图尔胡特的牲畜数量达到了10万头。有了这一保证，清朝取消茶马司中马功能就是顺其自然。

在雍正时期，中国马的功能短暂恢复，然后又被废除

在雍正的第八年，清朝与准噶尔的关系恶化，在军事行动的需要下，清朝急需马匹，这便于雍正在第九年重新启用茶马司中马功能。然而这并没有持续多久，雍正第就停止了，康熙停止茶马司中马功能后，青海形成了新的国家贸易体系。

雍正和年羹尧打败了罗卜藏丹津叛乱，内容如下：“十三篇关于青海善后事宜的文章，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条款。“凡内地人相互贸易的地方，每年和都会进行两次贸易，而且都会设在境外，如果您选择西宁西川边界外有一个地方，请将其指定为一个集合，未经允许您不能移动。

军机大臣同意这种做法，但他对茶叶贸易有另一种看法，“但各蒙古需用茶叶布面等物，交易之期过远必致穷乏，应令四季交易"。后来岳钟琪认为亲王察罕丹津等诸部落居住在“黄河之东，切近河州，去松潘亦不甚远，向来原在河州、松潘两处贸易”。如果我们只在拉萨交易，“恐不足供黄河东西两翼蒙古易卖”。他提议在河州和土门关，“此二处地方俱有城堡房屋，地方宽阔，水草俱好，利于互市，可为永久”附近交易松潘黄胜关的城堡和西河口。

边疆西移过程中马函数动力的消失与茶马司的恢复

当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在雍正元年被平息时，清朝并没有开始茶马的贸易马功能，准噶尔之间的关系是稳定的。在雍正十三年后，清朝没有恢复茶马司中马的职能。即使在乾隆和准噶尔之间的战争中，茶马司中马的功能也没有恢复，持续了二十四年前乾隆、甘肃等地是边境地区，清朝的有效控制区达到吐鲁番、哈密和西部巴里坤，并与准噶尔长期拉锯战。平静之后准噶尔，地理格局变化的影响之一是茶马司中马功能不再恢复。清初西宁，条州河州，庄浪，甘州五个茶马司位于睡眠区，其余五个茶马司。

后记

茶马贸易是一种持久的经济行为，其中有一种持久的思想：资源可以作为控制其他民族的利器。这是基于对资源禀赋的绝对优势和不可替代性的认识。明清时期，宋知道游牧民族以茶叶为生，农耕世界垄断茶叶。在这里基础上，每个王朝都赋予茶马贸易以政治目的。

茶和马代表了农耕和游牧文明，也反映了两个社会之间的经济互补关系。清代，由于商品茶的竞争、地理环境的变化和茶马贸易体制的影响，十三年取消了茶马司于雍正功能，此后一直没有恢复。茶马贸易是西北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应该从行为和思想的角度来理解茶马贸易的消失及其历史意义。从历史行为的角度来看，茶马交易的具体行为确实消失了。从思想上看，茶马贸易思想并没有随着茶马司中马功能的消失而减弱，并在清代与中亚民族的贸易中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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