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文徵明，既是著名书画家，又是文学家且崇道家。文徵明生于1470年11月，初名壁，字徵明，更字徵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吴县)人。文徵明的书画造诣极为全面，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人称是“四绝”的全才。
文徵明出身仕宦之家，早年攻诗文书画，师从吴宽、李应祯、沈周等。但他的仕途并不顺利，屡次科考不中。直到54岁时受工部尚书李充嗣的推荐才得以直接入吏部参加考核，授翰林待诏一职。此时文徵明的书画已负盛名，求购者甚多，因而不免受到翰林院同僚的羡慕嫉妒恨。故文徵明心中闷闷不乐，在三年中三次上书请辞才获批准。57岁辞归乘舟南下，回苏州定居，以翰墨自娱，无意仕进。文徵明的山水画有“粗笔”“细笔”两种风貌，人称“粗文”和“细文”。
文徵明在画史上与沈周、唐伯虎、仇英合称“明四家”(“吴门四家”)。在诗文上，受白居易、苏轼影响较大，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 并称“吴中四才子”。著有《普田集》三十五卷。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岁次辛卯年，文徵明以写实手法创作了著名《品茶图》，图中记述了当日的山中茶舍有宾主三人，其中的两人端坐茶舍内谈兴正浓，正享受对啜之趣，而有一茶僮正在侧屋准备间正忙着对炉煮水，这时，茶舍外不远处，有应邀参加茶会的另一文友、茶友正趋步过桥前来的情景。
《品茶图》题诗云：“碧山深处绝纤埃，面面轩窗对水开。谷雨乍过茶事好，鼎汤初沸有朋来。”诗后跋文写道：“嘉靖辛卯，山中茶事方盛，陆子传过访，遂汲泉煮而品之，真一段佳话也。徵明制。”(钤“文徵明印”白文印及“衡山”朱文印)。
《品茶图》跋文中提到的陆子传即陆师道，字子传，号元洲，改号五湖，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人。嘉靖十七年(1538 年)进士，历官工部主事、礼部主事、尚宝司少卿。陆子传平日嗜茶作画，后来以母亲年迈请辞归乡，家居十四年师事文徵明，工小楷、古篆，著有《左史子汉镌》《五湖集》。其书画代表作为《乔柯翠林图》。陆子传一家可谓书画之家，其女陆卿子亦工诗画，但其子陆士仁喜欢仿制其父书画。
《品茶图》画面茶舍中人物正是文徵明与陆子传师徒对饮图，大有借品茶来互相欣赏对方才气之意，这种场景，正如明代文人杨慎所言：“不独品茶兼品士。”品茶于山水间是文人雅趣，“鸟语虫声，总是传心之诀。花英草色，无非见道之文。”大抵文人品茶对饮，通山水之魂魄。一山一水，一室一茶，人心之隔阂，彼此之是非，俱远矣。茅屋几间，画中几人，一壶茶即通心灵世界。
为了弘扬中国茶文化与品茗意境之美，以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及与茶事相关古画为题材，台湾中华邮政在2016年5月5日发行《三茶图古画》邮票一套三枚。此邮票全张枚数十八枚，票幅30×50(毫米)，共发行九十万套。三茶图邮票除了上述文徵明《品茶图》(面值25元)之外，另有宋代刘松年创作的《撵茶图》(面值5元)和宋代钱选创作的《卢仝烹茶图》(面值15元)。
《撵茶图》所呈现宋代点茶法。一人手推茶磨撵茶，边上置茶帚与拂末各一，以拂聚茶末;另一人左手持茶盏，右手执茶瓶正在点茶。桌前风炉，炉火正炽，上置提梁鍑烧煮沸水;《卢仝烹茶图》画中以宜兴朱泥茶壶煮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叶茶泡法。一人煽火烹茶，炉上置单柄壶，旁置双层朱泥提梁壶;正面白衣文士为唐代诗人卢仝，身旁摆放三足朱泥茶壶、白瓷茶瓯、朱漆茶托、书画册等，反映品茗论书的隐逸生活。(舒曼茶话写于2019年1月18日浦东清茗斋)
茶在画中，意蕴无穷
——评叶梓先生《茶痕：一杯茶的前世今生》
茶，在中国诸多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中可以说是最具有典型性的一种文化符号，以茶为纽带，“琴棋书画诗酒茶”和谐地融为一体，被古人并称为人生七大雅事。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梓先生的新作《茶痕：一杯茶的前世今生》就是这样一本以中国古代茶画为着眼点，全面展现中国历代文人各种风雅生活的集子。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这些出自历代名家之手的“茶画”的深刻关照，与创作者穿越时空进行“对话”，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的传统文人生活的世界。
从最初发源于喜马拉雅山麓的一种山茶科(Camellia sinensis)野生植物到置于各色杯盏中静待人们品饮的茶汤，从古代中国解毒之“药物”到整个现代世界为之迷醉的饮品，从“自然之物”到“人造之物”，再到“文化之物”——茶的这一复杂角色演变过程是历代的茶人们智慧凝聚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采茶人的艰辛劳作，制茶人为提高工艺的奇思妙想，更包括文人雅士们或储雪烹茶，或调琴品茗，或跋山涉水只为寻找一泓上好泉水的雅趣。而在物质文明几乎全盘洋化的现代社会，要想重温古人的这番诗情画意，除了需要一腔与古人遥相呼应的文人情怀，还要求作者具备极高的综合人文素养，这其中既包括茶叶知识(如历代制茶饮茶之法沿革、各朝盛行之茶器特征、历代茶叶论著与茶诗，对名泉和名茶的分布和了解等)，也包括较高的书画艺术鉴赏能力以及阅读古文献的能力。简言之，对于引领现代读者穿越重重历史迷障领略此类“茶画”之美，一颗“赤子之心”与综合性的传统文化知识积累二者缺一不可。作者童年在西北天水的淳朴乡居生活以及后来多年从事茶文化写作的经历使得他恰好同时具备了这两个条件，从而有了展现于读者面前的这本《茶痕：一杯茶的前世今生》。
“茶画”——即以茶事为题材或与茶有关之画，这是作者自己对于画的一种分类，并非艺术史学科的专业划分。按照不同的分类法，这些画实际上涉及山水画、高士图、侍女图、花鸟画、宫廷画、文人画、清供图，甚至是近代丰子恺的漫画。尽管这些画各具风格，采用了不同技法，但其内容都与茶有关，如采茶、饮茶、烹茶、点茶等人们熟知的古代茶事，或者只见山水之间隐隐绰绰的两三间茅舍，怀抱水瓮行色匆匆的隐者，又或者只是一段红烛，一树玉兰花与瓷瓶里旁逸斜出的一枝梅花，或月色下寂寥的一只茶壶几个茶杯。在本书中，作者不仅体现出较高的书画鉴赏能力，以茶为主线，用平实的语言介绍了历朝历代各大书画名家的绘画风格、技巧及其创作背景，使普通读者在阅读完此书之后也能对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发展演变有大致了解。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通过建立在文献阅读、各地博物馆藏品中的实物考证以及对“茶画”的解读之上的“三重证据法”，尽可能地为读者还原了传统中国关于茶的社会文化史，充分挖掘出了这些古画的历史文献学意义。
“以图证史”是现代史学研究中一个新的趋向，有学者曾言，“千言万语不及一张图。”图像所传递的信息，是文字无法取代的;反之，文字所表达的意思，有时也是图像所无法胜任的，所以图和文经常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汉语中就有图书、图籍、图注这样的词汇。在本书中，作者以图像为主，辅以文献资料与器物考证，极为可信地还原了一些现代已经失传的“茶法”，例如宋代的“点茶”法在书中的多篇文章中都有所述及。众所周知，自宋以降，在宋徽宗赵佶的引领下，茶事进入了追求精致的鼎盛时代，饮茶之法由唐代的煎茶法逐渐演变为更为精致繁复的点茶法，然而具体是怎样的“点”法，文献记载却语焉不详，以至于在当代的各种“雅集”活动中，茶人们所还原的“点茶”之法都按照各自的理解有所差异。作者以台北故宫博物馆收藏的刘松年的《撵茶图》为视觉证据，依次描述了画中所出现的茶帚、茶盏、汤瓶、风炉、茶釜、贮水瓮、茶筅、茶盏、盏托以及茶罗子、贮茶盒等宋代点茶器具，并将点碾茶、煮水及注汤等过程进行了动态的还原：“把磨好的茶用拂末收集，放置于桌上的分茶罐中，然后由另一人开始点茶，先从右手覆荷叶盖的大水瓶中，用水瓢取水入铁瓶，放在风炉上面煮水，煮至汤嫩水熟后倒于茶瓶，再从分茶罐中用则取出茶末，放入大汤中，加注嫩汤热水后，拿起茶筅，用力点拂，至水乳交融、白沫泛花时，复用茶杓分茶。”在《雅集》一文中，作者参照赵佶所著的《大观茶论》，在《文会图》的那张大案上找到了“瓶宜金银，小大之制，唯所裁给”、“勺之大小，当以可受一盏茶为量”、“盏色贵青黑”与“茶色尚白”等各种物证，生动地描述了从“云脚散”再到最后“咬盏”的宋代点茶之美。在《竹炉记》中，作者开篇即修正了“松风竹炉，提壶相呼”之语出自苏轼之讹传，显示了作者查阅文献的实证精神，而非只是人云亦云的附和，然后再从南宋杜耒的词到明清的画作，对“竹炉”的材质、外观、设计与使用之法进行了一番考证。此外，在对浩瀚的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的过程中，作者还发现了一些以前尚未引起茶学界重视的“遗珠”，比如吴门四大家之一的沈周著有茶论《会茶篇》及《书茶别论后》，但后人大多推崇其画，却忽视了其“茶论”。作者指出若能将二者结合起来，则更能理解在明代成化、弘治以后苏州地区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的社会背景下，文人热衷于会饮品茗、垂钓听泉、赏花观月的生活方式的变化，从画中窥见渗透到明代文人骨子里的风流蕴藉。
对于书中所选出来之历代茶画，作者不仅仅从文化史的角度对历代饮茶习俗进行了“解读”，同时在行文之中亦投射出一种深刻的时代“关照”精神。阅读此书时，我总能感受到不断交替出现两种对比强烈的意象：草木葱茏的江南与大漠黄沙的西北;物质匮乏的童年与生活富足的现在;越来越不堪拥挤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拙朴的粗瓷大碗与精致的茶器……这与作者的成长经历有关，作者年少时是在甘肃天水的农村度过的，祖父在屋檐下煮罐罐茶的场景以及院落中开得极艳的牡丹成为了作者成年后不断追溯的一个永恒意向。尽管现在身居繁华的杭州，尽管这里产最名贵的西湖龙井，尽管现在喝到的茶比祖父所煮之茶价格不知贵了多少倍，尽管众人皆知“茶，南方之嘉木也”，然而作者声称“自己坚硬的心今生今世注定只属于沙枣花开放的茫茫沙漠。”作者感叹“现在的高官富商。他们买得了茶具，能买走一颗静心品茗的心么?”然而不止是富商们，当刘益谦捧着2.2亿元的明成化鸡缸杯饮茶的照片在网上曝光后立马引起轩然大波，人人都盯着那只世界上最贵的茶杯，谁还在乎茶是什么滋味?可见即便是普通人现在也庸庸碌碌中逐渐遗失了淡然品茗的“赤子之心”。那样的储雪烹茶，写经书换茶，为了一壶好茶可以翻山越岭去乞求一壶好水的风雅都已经湮没在了时光的洪流里了，那样的云淡风轻只属于工业社会之前的那个中国社会。其实，不管是茶的浓烈，还是茶的淡雅，不管是置于粗陶大碗还是金银茶器中，千百年以来茶一直都只是它原来的样子，荣辱不惊，静静等待它的有缘之人。
像作者一样，每个迷失于钢筋水泥之中的城市游子想必心中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而在寂静的夜里，在异国他乡阅读这样的文字，安静地翻阅这些关于茶的画，拙劣地模仿古人“卧游”之心境或许就是对自己心中那壶故乡“罐罐茶”的告慰吧。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肖坤冰(四川成都)】
(《吃茶去》杂志)历代喝茶的方法各有不同，以宋朝点茶法最为繁难、复杂、奢靡和讲究。
宋代点茶法，简称宋点，即“以汤注之”，就是以沸水点注入茶盏。此等举手之劳，何言繁难?且容我徐徐道来。
宋代点茶不同于魏晋煮茶、唐朝煎茶、明清以降的泡茶。一是必先调膏。宋时不再将茶入釜煎煮，来人敬茶，需在碗里放入茶末(事前经过炙、碾、磨、罗)，注入少许水，搅动调和成像溶胶一样的茶膏，以备点茶之用。
二是听声辨水。凡喝茶，皆需侯汤，即等待水沸。唐代煎茶用鍑(即敞口锅)，可以直接观察到水沸的全过程。宋人别出心裁，弃鍑而用汤瓶。瓶不透明，只能“以声辨一沸、二沸、三沸之节。”南宋词人李南金曾赋诗一首：“砌虫唧唧万蝉催，忽有千车捆载来，听得松风并涧水，急呼缥色绿磁杯。”此乃声辩之诗：一沸，声如阶下虫鸣，又如远处蝉噪;二沸，如满载而来，吱吱哑哑的车声;三沸，如松涛汹涌、溪涧喧腾。这时候赶紧提瓶，注水入瓯，慢不得半步。
如何侯汤辨水，这首诗说的够清楚了。但有人挑出了毛病，质疑者罗大经，李南金之故友也。他说“若声如松风涧水而遽瀹之，岂不过于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沦之，然后汤适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讲者也”。“移瓶去火”，以防汤水“过于老而苦哉”，想必是罗氏日常烹茶之心得。故赋诗以纠正道：“松风桂雨到来初，急引铜瓶离竹炉，待得声闻俱寂后，一瓶春雪胜醍醐。”(罗大经《鹤林玉露》)
我等粗俗，暗自思忖：不就是烧瓶开水吗?何至于这多说辞，这般匡正，搞得无所适从。然古人执拗，认定“汤欲嫩而不欲老。盖汤嫩则茶味甘，老则过苦矣。”(罗大经《鹤林玉露》)非要分出个一、二、三沸，听出水的细微变化，说出个真章来，玩的就是这种绝活。
三是注汤击拂。就是一手执瓶注水，一手以茶筅(一种打茶的工具，小炊帚状，多为竹制)击拂茶汤。注汤击拂是宋朝点茶法的重头戏。
检点宋代的茶事，离不开“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宋徽宗。这位把皇帝做到俘虏份上的赵佶，视茶事重于国事。风雨如晦，国事艰危之际，仍频频延臣赐宴，必欲以高超的茶艺“俘虏”群臣。他尤擅点茶，妙手工巧，存乎一心。徽宗有言：
“妙于此者，量茶受汤，调如融胶。环注盏畔，勿使侵茶。势不欲猛，先须搅动茶膏，渐加击拂，手轻筅重，指绕腕旋，上下透彻，如酵蘖之起面。疏星皎月，灿然而生，则茶之根本立矣。第二汤自茶面注之，周回一线。急注急上，茶面不动，击拂既力，色泽渐开，珠玑磊落。三汤多置，如前击拂，渐贵轻匀。周环旋复，表里洞彻，粟文蟹眼，泛结杂起，茶之色十已得其六七。四汤尚啬。筅欲转稍宽而勿速，其清真华彩，既已焕发，云雾渐生。五汤乃可少纵，筅欲轻匀而透达。如发立未尽，则击以作之;发立已过。则拂以敛之，结浚霭，结凝雪，茶色尽矣。六汤以观立作，乳点勃结，则以筅箸之，居缓绕拂动而已。七汤以分轻清重浊相，稀稠得中，可欲则止。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宜匀其轻清浮合者饮之。《桐君录》曰，“茗有饽，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宋徽宗《大观茶论》第15节，点茶)
此乃《大观茶论》最为精彩之笔，后人称之为“七汤点茶法”，将击拂之轻重、快慢、指绕腕旋的手势，将注水何时多注，何时尚啬，何时少纵，何时急注，何时周回一线，讲的一清二楚。细细品味，点茶之法，点茶之乐，点茶之妙，点茶之神，尽在其中矣。每读至此，一场精妙的茶道表演如在眼前，让人不禁尖叫：这哪里像大宋皇帝，乃一“神级”“茶博士”也。
宋徽宗曾在延福宫茶宴群臣，让太监取来兔毫盏(建窑贡瓷茶具)，当众进行分茶表演。分茶是当击拂过程中汤花泛起时，用小勺子搅动茶水，令茶汤纹脉幻化出花鸟虫鱼、山川草木等图象，状若绘画。此茶之变也，时人谓之茶百戏、水丹青。此等注汤幻茶的技艺，瞬息多变，出神入化，乃点茶之胜景，追求的是更高的烹茶技艺和更美的视觉享受，深为当时的文士墨客所雅好。那位“嗜茶天子”自然深谙此道。但见他指绕腕旋，注汤击拂。往雅里说，曰“轻拢慢捻抹复挑”;往俗里说，叫用小勺子在茶碗里啪叽啪叽一顿搅。不一会，白色的汤花如堆云积雪，茶面上呈夜风吹拂，疏星朗月之状，极富悠雅清丽之韵。在宋徽宗眼里，点茶、分茶是高雅的艺术，无碍皇帝之尊严。他非常得意地对诸臣说：“此自布茶”。(《延福宫曲宴记》)说这是我亲手施予的茶，诸臣接过御茶品饮，皆俯首山呼万岁。这种场面，让我蓦然想起“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噫吁嚱，不知亡国之恨者，更有亡国之君。延福宫曲宴之后未几年(靖康1126年-1127年4月)，“二帝北狩“，即徽宗与钦宗俱被金人俘虏。靖康之耻，与茶无涉，罪在庙堂，罪在弊政也。
点茶后来沦为“龊茶”，确凿的说是我不曾料到的。南宋《梦粱录》载：“有一等街司衙兵百司人，以茶水点送门面铺席。乞觅钱物，谓之‘龊茶’”。是说彼时街司衙兵百司等人，挨门挨户，以点茶为名，表演茶百戏、水丹青之艺，强行索取钱物，污了点茶的名声。点茶法过分倚重技巧，夹杂了杂技杂耍的成分，走向异化，把喝茶变成“玩茶”。然而，无论怎样排解，我终是不愿看到这种“死乞白赖”的角色与点茶法扯上半毛钱的关系。
宋代以后，随着炒青替代蒸青，散茶替代饼茶，点茶法渐次式微，今失传久矣。幸有赵佶的《大观茶论》、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黄儒《品茶要录》等一批茶学著作，以及《宋徽宗赵佶文会图》、刘松年《茗园赌市图》、赵孟頫《斗茶图》等笔意精妙的传神画品和苏轼、陆游等咏茶诗文，点茶分茶之状宛然在目，让我们得以回望史上最牛、最博眼球的茶艺。
【原题：宋点，想说爱你不容易。摘自2016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袁振生(山西阳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