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引进中国文化

日本在经历了相对封闭的时代之后，镰仓时代（1192—1333）再次强烈感受到吸收中国文化的必要性，这次不再由国家组织，而是更多地依靠民间往来从宋朝引进中国文化。于是出现了两次入华的荣西和尚，他将茶带回日本种植，并为日本留下了第一部茶书《吃茶养生记》，开启了日本茶史的新纪元。

荣西生于1141年4月20日，如今每年的4月20日人们都会聚集在建仁寺举行“四头茶礼”纪念荣西。荣西14岁的时候在比睿山得度，21岁时立志入宋学法。1168年4月，荣西经过20多天的航行抵达宁波。不久，遇到在中国游学的净土宗僧侣重源，两人一起登上了天台山。5月25日，在天台山的石梁向罗汉献茶。

荣西第一次的中国求学经历不到半年，在这段时间里似乎专心于佛法，没有留下更多的饮茶史料。到了1187年，47岁的荣西再次来到中国，这次游学长达4年。

1191年7月，荣西回到日本，成为临济宗的创始人。最初，他把从中国带回的茶树种子播撒在筑前背振山，后又将茶籽赠给明惠上人，明惠上人播种在京都拇尾。1211年，荣西在镰仓遇到将军实朝，他的《吃茶养生记》刚好完成了第一稿。

据《吾妻镜)的记载，1214年2月4日，实朝将军饮酒过量，荣西劝他喝下了茶汤。将军为茶的功效所震惊，荣西借此机会献上了《吃茶养生记》。

荣西从宣传茶的药效出发宣扬饮茶习俗，因此开篇就说：“茶者，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也；人伦采之，其人长命也。”

“第一五脏和合门”用五行的思考方式，加上佛教的认识阐发茶的药效。之后分以下六章：

第一章“茶名字”，解说历史上茶的各种称呼名号。

第二章“茶树形、华叶形”，描述茶树的植物特征。

第三章“茶功能”，顾名思义，以发扬茶的药效为主，与其他各章相比最为详细，间有一些中日对比。

第四章“采茶时节”，介绍采茶的时节，也涉及茶税。

第五章“采茶样”，讲采茶的天气及原因。

第六章“调茶样”，介绍制茶。

“第二遣除鬼魅门”首先介绍“大元帅大将心咒”；之后罗列饮水病，中风、手足不从心病，不食病，疮病，脚气病五种病相；接着介绍了十种桑方以及服用方法，最后是吃茶法。

点茶用沸水，茶末的量原则上为2～3匙方寸大小的匙子，但是投茶量也好，投水量也好，都由个人爱好决定。现代的日本抹茶来一碗茶汤的投茶量一般不到1克，约1茶匙。荣西所介绍的宋代点茶法，首先茶匙的大小尺寸有着很大的差别，何况还有匙数的多少，其实这是点茶方法的问题。传播到日本并继承至今的直接在茶碗里点茶的方法只是宋代的点茶方法之一，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就是在大型碗盂里点茶，然后分盛小碗饮用。从这种点茶法出发，关于投茶量的问题就应该迎刃而解了。西大寺大茶盛就是这种点茶方式的折射。

1239年正月，睿尊和尚举行新年修法典礼后，把贡献神的茶给和尚们饮用，由此开始西大寺大茶盛。其特点是茶具特别大，茶碗大、茶釜大、茶筅大。在异常大的茶碗里点茶，之后就使用这个大茶碗饮茶。现在西大寺大茶盛于每年春秋两季举行。

图片来自网络，文字来自《中华茶道》，丁以寿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注：内容转自中国茶叶，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520与521都是“我爱你”

5月20日，是我们对爱的深情告白

5月21日，是世界对“茶”的深情告白

中国茶被世界誉为“东方神秘树叶”。在中国茶文化兴起后，茶叶作为大宗商品来到丝绸之路上，传入西亚乃至欧洲地区。

日本的茶道，韩国的茶礼，英国的下午茶，还有还有印度、斯里兰卡、马拉维、肯尼亚、印尼等国家的红茶……从北纬49°到南纬33°，全球有60多个国家与地区产茶。而且，作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全球有160多国、近30亿人饮茶。

当今世界的饮茶风俗，都因地域民情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各有所异，然而茶以平等包容的秉性被尊为“和平之饮”，“客来敬茶”成为了古今中外的共同礼俗。

中国人爱喝茶，就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都是快乐的。”

饮茶带来的快乐，早已传播到世界各地。隋唐以来的古代中国，不少高僧大德、旅行家、使者、航海家、富商大贾、文人雅士旅居中国，得到博大精深中华茶文化的滋养，感受中国茶的香韵与魅力。

他们积极地传播中华茶文化，引进中国茶叶的产制技术，开展国际间的茶叶商贸活动。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古代，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担当起传播中华茶文化使者的角色。

并且，为了播撒茶香，他们一个比一个拼，有的甚至不惜冒着生命的危险。 值此第三个国际茶日来临之际，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史上那些为茶痴狂的“歪果仁”，看看他们有多拼，有多内卷!

日 本

永忠

约是公元777年，日本高僧永忠来华，20年后与空海、最澄同年归国。约30年的留学生活，使永忠成为日本国第一茶僧。他归国后掌管崇福寺和梵释寺，率先引进中国的寺院茶礼。

嵯峨天皇于两个月后(815年6月)，命令京畿内地区及近江、播磨等国种植茶叶，以备每年进贡用。这就是日本的“御茶园”。

空海(774—835)

空海在日本时已以学识广博、戒行卓绝闻名。

空海和尚(图为福州开元寺空海和尚雕塑)

空海为解决习读《大日经》等密教经典的疑难问题，于日本延历二十三年(804)，随日本第17次遣唐使渡海西来，翌年于青龙寺东塔院拜惠果为师。

京都文化界茶人常在青龙寺品茗，青龙寺茶风鼎盛。他们到来的时节，正值中唐，此时陆羽《茶经》风靡全国，饮茶已成比屋之饮。

这些僧人入乡随俗，耳濡目染，亦成茶僧。空海应召去宫廷讲法，皇上以茶招待并赐茶以示奖掖。

荣西

日僧荣西，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和淳熙十四年(1187)两次入宋，参学于天台、庐山、育王、天童诸山。

荣西在华时期，正值南宋经济以杭州为中心向南发展的小康时期，江南茶风尤盛。

荣西礼佛之余便是学习种茶、制茶和饮茶的技术。他学佛的天台山万年寺是著名佛茶天台云雾茶产地，寺僧很善于培育和制作名茶;另一处挂锡之地径山寺以“径山茶宴”闻名遐迩。

荣西禅师

南宋是中国禅宗和中国茶道的成熟时期，荣西带回日本的是具有“禅味”的茶道。他将茶籽带回国广泛种植，见于记载的有高春院、背振山、圣福寺、高山寺等，出现了一批“日本最古的茶园”，培植了至今仍被称为第一名茶的宇治茶，而且还输入宋代的末茶法、寺院茶礼和中国茶具。

径山茶宴图(杭州“茶人之家”迎客轩)

南浦昭明(1235—1308)

日本茶道源自径山茶宴。径山开山之祖为唐禅僧道钦，传牛头一宗。

开庆元年(1259)，日僧南浦昭明来径山求法，前后五年学成回国，将径山寺茶宴仪式传到日本，奉径山为茶道之祖。

现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静、寂四规，就来源于其中。

日本《类聚名物考》对此有明确记载：茶道之起，在正元(年号。—编者注)中筑前(日本古代的令制国之一。—编者注)崇福寺开山，南浦昭明由宋传入。日本《本朝高僧传》也有：南浦昭明由宋归国，把茶台子、茶道具一式带到崇福寺的记述。

朝鲜半岛

金大廉

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中国与百济、新罗的往来比较频繁。唐代文宗太和二年即朝历德兴三年(828)，朝鲜使者金大廉从中国引进茶籽，在朝鲜智异山下华岩寺周围种植成功。

韩国饮茶始兴于9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也开始流行。

崔致远

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

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

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

崔致远画像

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cuàn)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

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

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大唐的煎茶法。

郑梦周(1337—1392)

朝鲜高丽末期学者、诗人。1360年登第，曾任门下侍中，出使过中国。

他热爱中国茶文化，嗜好饮茶，其《石鼎煎茶》诗云：“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

他不仅是重要的外交官，还是在朝鲜传播中华茶文化的使者。由于他和赵浚、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将中国朱文公家礼注入朝鲜茶文化，在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中，均行茶礼。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

丁若镛(1762—1836)

号茶山，著名学者。

丁若镛

丁若镛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学习饮茶文化，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茶，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

草衣禅师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茶道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

韩国茶礼

葡萄牙

凯瑟琳公主

茶最早并不是传到英国的，而是葡萄牙与荷兰，虽然当时英国人也饮茶，但后来的风靡还应该归功于1661年嫁给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的葡萄牙公主凯瑟琳·布拉甘萨。

这位英国国王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王后把她高贵的喝茶习惯带入英国的宫廷生活，使家庭茶会成为了王公贵族阶层最时髦的社交礼仪。

英国皇室饮茶之风的启蒙者凯瑟琳·布拉甘扎

上行则下效，榜样的力量无穷。到十八世纪以后，喝茶已经从英国上流社会一种时髦的奢侈，慢慢的进入到了大多数英国人的日常家庭生活。

也是因为凯瑟琳公主这位“时髦饮茶IP”的大V影响力，成就了今天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喝下午茶的风俗。

英国贵妇正享受下午茶的柔软时光

印 尼

杰哥逊

1827年由爪哇华侨第一试制样茶成功，遂派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茶师杰哥逊来我国学习制茶技术。

1829年杰哥逊第二次来我国，曾制成绿茶、小种红茶和白毫的样品。1832年杰哥逊第五次来我国，从广州带回制茶工人12名，并各种制茶器具，传授制茶技术，至1833年爪哇茶才第一次在市场出现。

茶师杰哥逊在1828年至1833年，受荷属东印度公司派前后6次来中国学习，并且每次均带回茶种、制茶技术工人及器具，终于使中国的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传入印尼。

有着“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将大量茶运往欧洲各地(图为荷兰商船)

英 国

哥登

1834年印度成立植茶研究发展委员会，即派秘书哥登来我国学习茶叶生产和制作技术，购买茶籽及茶苗，并寻找、招收四川省雅州及福建省武夷等地茶师及工人，到大吉岭等地发展茶业。

哥登

1836年，哥登氏带回我国茶工，在阿萨姆勃鲁茶厂中，按照我国红茶制法，试制成功，日后发展成今天的阿萨姆红茶。

19世纪末大吉岭茶叶生产景象

罗伯特·福琼

英国植物学家。1842至1845年间，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旅居中国。

1848年9月，福琼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抵达上海。他打扮成乡下的农民，潜入向以盛产绿茶闻名的黄山，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不久就分3只船装运发往加尔各答。

1849年初，福琼到著名的红茶产区武夷山去考察。他住宿寺庙，从和尚那里打听到了一些饮茶用水的诀窍，以及红茶的制作工艺。福琼回印度前，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

罗伯特·福琼和家人

1851年3月16日，福琼和他招聘的工人们乘坐一只装载茶种和茶树苗的船只，抵达加尔各答。仅此举，就将使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的山坡上，增加两万多株茶树。

3年后，福琼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为印度的茶叶种植立下开创之功。中国茶叶工人的传授也大大促进了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

罗伯特的著作《在茶叶的故乡——中国的旅游》

1853—1856年，福琼又到中国待了3年，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术，招聘更多的中国茶叶工人到印度，去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种植规模。

福琼是有据可考的世界茶史上的第一个经济间谍。

俄 国

瓦西里·斯塔尔科夫

1638年，俄国大臣瓦西里·斯塔尔科夫给蒙古汗进贡，后者也回赠给沙皇各种礼品，其中有几包所谓最珍贵的礼物不知何名的草。据传，沙皇并不喜欢这种绿草泡出的水。

后来，沙皇使节从中国带回另一种茶，俄国人才喜欢上这种异国的饮品。

1679年，俄国与中国签订了第一笔购茶合同。瓦西里·斯塔尔科夫是开创中俄茶叶贸易的关键人物。

李凡洛夫(亦译作“李特维诺夫” )

1861年，李凡洛夫来到汉口，经营由湖北销往俄国的茶叶制品。

1863年，李凡洛夫在崇阳建立顺丰砖茶厂，后迁汉口英租界下首的江滩边(今黎黄陂路口)。在围成方阵形的几栋两层楼房中，安装着当时最新式的蒸汽机、锅炉和各种制茶设备，七八百工人在这里日夜不停的工作。

顺丰茶砖厂

俄商介入茶叶贸易之后，在羊楼洞高价收购茶叶，并用先进的制茶设备和技术，很快取得了经营上的优势，基本垄断了茶叶的外销市场。

随着市场声誉和需求的不断提升，俄商看中了汉口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市场潜质，利用汉口这个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省茶叶的集散地，纷纷到此建厂。

赤壁羊楼洞为被称为"世界茶业第一古镇"

除顺丰砖茶厂外，1866年，托克马可夫和莫洛托可夫，在顺丰砖茶厂的上首(今兰陵路口)开设了新太砖茶厂;1874年，莫尔恰诺夫与佩恰特诺夫，在英租界内开设了阜昌砖茶厂。

1871年，顺丰砖茶厂在汉口长江边上，建起了第一个工厂专用码头—“顺丰茶栈码头”，开启了汉口近代工业在外贸水运上的先河。

据资料记载，19世纪70年代，汉口已有4家俄商砖茶厂，每年由汉口输出的砖茶约占全国砖茶输出量的60%。90年代至20世纪初的20年中，每年由汉口出口的茶叶在40万担左右，成为当时茶叶贸易最繁盛地区。

各个时期的羊楼洞砖茶

1916年，顺丰、阜昌茶砖厂倒闭。1919年，李凡洛夫一家离汉赴美，留下了这座见证汉口近代贸易史的西式建筑——李凡洛夫公馆。

1993年7月28日，李凡洛夫公馆被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优秀历史建筑”。

汉口李凡洛夫公馆

索洛夫左夫、吉霍米罗夫、波波夫

这三人熟悉中国的茶产业，并成为了19世纪后半叶中俄茶叶贸易和技术交流的关键人物。

1884年，索洛夫左夫从汉口运去12000株茶苗和成箱茶籽，在查克瓦—巴统附近，开辟了一个小茶园，从事茶树栽培。所制出的茶叶品质良好。

1889年，吉霍米罗夫为首的考查团，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去研究茶叶的产制。回去后，就在巴统附近的查克瓦、沙里巴乌尔、凯普烈素等地方开辟茶园15公顷，后来扩充到80公顷，在沙里巴乌尔设立一所小型茶厂。

1893年，波波夫到我国访问了宁波一个茶厂。回去时，买了几百普特(每普特是16.38kg)茶种和几万株茶苗，并聘去了以刘峻周为首的茶叶技工10名。刘峻周等在高加索、巴统开始工作，历经了3年时间，种植了80公顷茶树，并建立了一座小型茶厂。

刘峻周

1896年，刘峻周等人合同期满，回国前，波波夫要托刘峻周再招聘技工，产菜购茶苗茶籽。1897年，刘峻周又带领12名技工携带家眷往俄国，1900年在阿札里亚种植茶树150公顷，并建立了茶叶加工厂。

刘峻周于1893年应聘赴俄，到1924年返回家乡，30年时间，对苏俄茶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前苏联历史学家们曾为此撰专文以示纪念。

反映列宁会见刘峻周的油画《双师会》

除了刘峻周，教授级高级农艺师、闽籍茶叶专家林桂镗(1925-1996)也值得被世人铭记。

上世纪60年代，他先后赴马里、阿富汗，在当地试种成功茶树，为当地百姓造福，成为连接中马、中阿的“友谊茶使”。

茶牵中西，茶连世界，一杯清茶喜相逢。

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茶日”，以赞美茶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茶的故乡——中国，茶不仅是中国人传承数千年的国饮，亦是中国文化的符号。

2019年由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福建日报社共同主办，《茶道》杂志社策划承办的“闽茶海丝行”匈牙利站，匈牙利共和国首任总统絮勒什·马加什认真倾听福建茶企代表的讲解

“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

国有界，茶无界。茶行世界，茶和天下。从东方到西方，从中国到世界，在茶的馥郁芬芳与隽永滋味里，依然蕴藏着茶树最原始的文化基因。

来源：北京茶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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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主要通过航海家、传教士、商人、医生、植物学家、贵族等多元主体在东方探索中的茶事活动展开，总体上呈现出闻茶、食茶、识茶的历史进路。在此过程中，人们对茶的印象主要发轫于各类通信游记的文献传播和口口相传的见闻想象，一度存在着对茶的神圣化和污名化的认知偏差与误读，茶叶成为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下的意向符号。随着茶叶商品进入欧洲，精英阶层在饮茶消费时尚的形成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普通大众基于身体关切的茶健康需求日益扩大。在各国对中国茶的认知需求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被逐渐澄清，并在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得到了在地化发展。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欧洲茶文化;文明互鉴;茶文化共同体;茶文化全球化

引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与张力始终存在，并伴随着不确定性风险频发，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如何增进全球文明交流对话、如何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文明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挑战，增进各国信任与合作、增强理解与包容、凝聚文 明共识成为 这一时代命 题的新内涵。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国茶文化由于具备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等不同层次面相[1]，在向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中便被赋予浓郁的文明互鉴与融通意涵，推动了“世界共饮一杯茶”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

在中国茶文化的全球传播历程中，欧洲是东方树叶进入西方世界的首站。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以英国、葡萄牙、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茶文化为主题的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大多是基于各国本土茶文化发展史来梳理，呈现出分散的点状文化史研究样态，缺乏对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东方“异文化”如何在欧洲从陌生到熟悉、从偏差误读到清晰认知、从污名排斥到广泛认同的整体性研究分析。对于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传播中的本土化转变而言，其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融合过程，对于当下尊重全球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观照意义。因此，围绕中国茶在欧洲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溯源考古和研究分析，成为本文聚焦问题域所在。

一、

闻茶：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下的意象符号

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2](P441)。归根结底，文化是人类 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的传播与演进亦是人类拓展自身实践广度和深度的结果。中国茶文化向欧洲世界的传播，便是得益于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的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多元主体开展东方探索的群体性行动。据威廉·乌克斯考证， 茶最早由荷兰人在1610年传入欧洲，而欧洲文献上最早记录茶叶的书籍则是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姆西奥所著的《中国茶》和《航海旅行记》两部著作[3](P19)。也就是说，茶来自中国，自一开始就是欧洲人对茶这一新奇事物源起的最初记忆。事实上，拉姆西奥作为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 其对中国茶的描述大多是在与东方探险者交谈时的对话记录，这些记录带有浓郁的故事色彩。讲故事的人在搜寻自身东方之旅的记忆库时，会掺杂较多的个体主观想象和夸张描述以增强自身经历的传奇性。这就使得欧洲早期对中国茶的初印象也掺杂着一种神秘的距离感，成为多元主体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建构下的产物。比如，作为第一批接触到茶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在日本 首次见到了中国茶。商人区华利(Jorge A' lvares)曾多次航行到过中国，并在日本鹿儿岛待了数月。1547年， 区华利用西班牙语写下了欧洲人对茶的第一个含糊其辞的提法，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不完全清楚茶是什么。

他们喝大米酿制的烧酒，还有一种不管老少人人都喝的常见饮料……在夏天是大麦水、冬天是加入某种草药的热饮。不过，我从来没有找出它们是什么草药。他们在冬天和夏天都不喝冷水(只喝这种草药热饮)。[4](P113-115)

在欧洲商旅的集体记忆中，茶被视为是一种东方草药，对许多疾病具有神奇的疗效。在拉姆西奥的《航海旅行记》中，记录了波斯商人查吉·梅梅特的东方记忆，梅梅特在分享东方记忆时把茶称为“Chiai”。

他告诉我一些新奇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说，在整个中国，人们用另一种药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用它的叶子， 这些叶子被称为 “中国茶叶”(Chiai)……他们把这种药草，不管是干的还是新鲜的，都放在水里煮。空腹喝一到两杯这种汤可以缓解发烧、头痛、胃痛、腰疼或关节痛……此外，这种草药水对无数其他的疾病都有疗效[5](P248)。

由于13世纪末马可·波罗(Marco Polo)口述东方游记的出版， 欧洲对东方世界充满向往;而随着中国茶的见闻故事进入欧洲，作为消息灵通人士的知识精英们更是成为继探险家和商人之后助推中国茶传播的又一重要群体。16世纪时，意大利作家乔瓦尼·博特罗 (Giovanni Botero)在其著作《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中写道：“既然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上任何部分的东方，因此她享有所有那些归因于东方的完美。” 博特罗特别指出中国茶的神奇功效，并与欧洲饮酒习惯进行对比：“他们还有一种草，可榨取精美的汁液代替酒供其饮用。它也能保持他们的健康，使其避免由于像我们一样过度饮酒而导致的所有罪恶 (疾病)。”[6](P70) 博特罗此时还不知道茶的准确名称，却坚信茶具有治病健康的功效。可以看出，中国茶具有神奇药用价值已经成为欧洲精英阶层基于长期以来口述媒介、文字媒介下历史想象的集体记忆。如果说探险家和商人发现了中国茶， 那么，欧洲耶稣会士们的东方传教之行则给茶融入了更多的神圣化意涵。据荷兰语言学家乔治·范·德瑞姆(George van Driem)考证，跟随商旅和探险者从海上航线进入东方世界的耶稣会士们，最早在岛国日本见到了中国茶，尽管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日本的“抹茶”源自中国。1564年，在葡萄牙耶稣会士路易斯·阿尔梅达(Luís d’Almeida)与同僚的通信中写道：“这种细细磨碎的草药粉末放在一个陶瓷容器里，把它和非常热的水混合，然后喝它。”[5](P239)1565年， 阿尔梅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再次对日本上流阶层中流行的茶饮生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沉浸在名流和财富交际中的日本人有一个习俗， 就是用最昂贵的装备来款待尊贵的客人，这些装备包括用一种名为茶(Chia)的甜味药草酿造的饮料所需的每一种器具……这种草药粉本身的价格相当高，他们在隆重的宴会上才会提供这种粉末制成的饮料[5](P268)。

与航海探险家与商人通常以向人口述的形式留下对茶的只言片语不同，耶稣会士对茶的描述大多见于私人通信之中。由于欧洲前往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加之宗教信仰的虔诚敬畏心，其对茶的描述相对传奇故事更为真实可信。与此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耶稣会士大多在东方世界游历多年，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不同地域的饮茶习俗，这就使得耶稣会士群体成为向欧洲介绍中国茶的最佳信源之一。比如， 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加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 比马可·波罗都要早几十年到过中国， 是目前比较公认到达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克鲁兹在广东喝过茶，他以亲历者视角描述了中国人家庭生活中的茶饮习俗，并再次提及了茶的药用功效。

每当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到一个有地位的人的家里，他们都有这样的习俗:给他们每人一个可爱的盘子和一个瓷杯，每人都会被提供一种他们称之为“茶”的温暖的饮料，这种饮料是淡红色的，具有药用功效，他们习惯喝这种用草药浸泡的有点苦的饮料[5](P271)。

实际上， 基督教传教士们在接触茶的过程中，也逐渐关注到茶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度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伦理秩序乃至宗教化的神圣意涵。比如，16世纪末，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对传教士们的东方记录做了资料考证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就记录了中国当时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茶礼茶俗。

(主人)请他喝好酒或一种全国普遍饮用的饮料，这种饮料是用草药制成的，对心脏很有好处，饮前要加热。这样的礼节在邻里互访时也使用。[7](P84)

同样，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曾在中国澳门和日本传教生活多年，也观察到了日本茶室在当地人心中的神圣洁净感，甚至建议耶稣会士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在茶室里举行弥撒接待当地基督徒，以提升传教仪式感和神圣性。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东方耶稣会会长范礼安(Alexandro Valignano)甚至向他的同僚们传授经验，专门介绍了应该如何结合茶道仪轨来做弥撒。为了利用中国和日本对茶的挚爱和对茶礼的尊崇，传教士们甚至生发奇思妙想，将中国本土宗教中的观音和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合二为一，发明了“玛利亚观音”(Mariya Kannon)雕像。一方面供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供奉，另一方面通过尊重东方偶像崇拜的风俗来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传播基督教。

为了向天父显示他的知足和喜乐，他整日待在他的茶室里，基督徒和外邦人都非常珍视这个地方，以便在这个洁净的地方消遣娱乐，这里也是基督徒聚集和做弥撒的地方。[5](P272)

综上可见，基于探险家、商人、传教士乃至文化精英等多元主体的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建构，中国茶逐渐成为一种东方意象和文化符号。尽管绝大多数欧洲人并没有真正见到过中国茶，但却已经在口口相传、游记手稿、文艺作品中形成对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听闻、传闻、奇闻的初印象。正是由于这种“闻茶”印象的广泛传播，才使得其后欧洲海外贸易拓展将茶叶作为重要的东方商品成为可能;而随着茶叶贸易的繁盛，从茶树种植、茶叶生产、茶化学机理、茶医学功效、茶生活方式等各个方向的茶事活动不断丰富，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深入了解，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也促进了欧洲茶文化的本土化发展。

二、

食茶：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

自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各国相继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兴起更是助推了各国海外殖民和贸易的繁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通过组建各类大型海外贸易公司争夺东方市场，茶叶也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商品。茶叶在欧洲上流社会精英阶层中的流行，带动了一定的饮茶消费时尚，但如何进一步推动茶叶的销量、形成更为广泛的消费群体?则需要从茶叶本身有利于健康的身体关切上深入挖掘。在欧洲早期传播中，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继葡萄牙首开东方之旅后，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加入了航海探险的行列。由于当时明王朝一度实施海禁政策，各国通常以东印度群岛及日本诸岛为海外贸易中转站，建立各类商馆据点。由此，一般跟随商船抵达东方的欧洲人也首先观察到了日本抹茶的饮用。比如，荷兰传教士范·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常年在东方收集各类商业情报信息，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在各国的饮茶见闻，“这种草药在这些国家受到高度重视，所有有钱或有社会地位的人都将这种被称为‘茶’的草药保存在某个秘密的地方，有地位的绅士们甚至自己制备这种饮料，他们随时可以提供这种热水来款待任何客人或朋友”;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伙人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 Wickham)于1615年写信给在日本京都的朋友伊顿，恳请他为自己代为购买一罐最好的茶叶，“请您为我买一罐京都最好的茶叶，两箱火药和箭头，用大约六个京都镀金方盒子装好以便放入木桶中，不管它们花了您多少钱，我都会从您那买下它们”[5](P291-293)。茶在东方世界作为上流阶层日常社交重要饮品的信息传入欧洲后，也迅速在欧洲精英群体中掀起了效仿之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把茶叶作为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的嫁妆，英国安妮女王在早餐时以茶来代替麦酒，荷兰诗人皮耶特·科内利松·霍夫特、康斯坦丁·惠更斯等定期组织“穆登文化圈”茶沙龙，法国塞维涅侯爵夫人向女儿介绍牛奶配茶的创新做法，在欧洲各国，来自东方的茶叶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时尚。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一个时代的流行元素往往充满了符号化的隐喻，而最后指向的都是“人类意识中最严肃的主题(我是谁)”[8](P286)，人们对流行元素的推崇正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努力追求和回答 “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自我确认。茶在欧洲上流社会的传播，一方面源于几个世纪以来对东方世界的心驰神往、对异域文化的想象追逐，另一方面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消费文化的一种时代符号选择。换言之，茶叶消费逐渐成为一种资本主义新兴消费方式在欧洲的典型时尚景观，也逐渐自上而下开始影响 到大众消费 者群体。当然，对于大众群体而言，早期昂贵的茶叶商品并非人人可得之物，在各国茶叶贸易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欧洲市场茶叶的价格也逐渐下沉，不同品质茶叶走向不同价位，也使得大众化的茶叶消费得以可能实现。比如，在英国上流阶层，流行在下午茶围着较矮的茶桌悠闲品饮着昂贵的高品质茶叶，这些茶叶被称为“低茶”;下层大众阶层在进行了一天的工厂劳作之后，则在傍晚围着较高的餐桌喝上廉价粗制的茶叶， 这些茶叶被称为“高茶”[1]。与上流社会以消费茶这一东方神叶来彰显身份地位不同的是，普通大众更多的开始关注饮茶本身对健康的作用，呈现出从单纯的茶消费时尚向茶健康身体关切的转向。这种转向，在欧洲早期茶文化传播过程中， 推动了茶植物学、茶化学、茶医学等茶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认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是关于茶健康的争论探讨。

荷兰医生雅各布·德·邦德 (Jacob de Bondt)曾在巴达维亚生活多年，他曾记录了对茶的近距离观察，指出茶“叶子边缘有效的凹痕”“喝起来味道有点苦”“有利尿排液的作用， 能提神除困，还能消除从胃部上升到大脑的气体，从而减轻哮喘”[9](P95-97)。另一位著名的荷兰医生尼古拉斯·杜普(Nicolaes Tulp)撰写了《医学法典》一书，在当时极具权威与流行， 这本医疗手册专门介绍了“草药茶”，记录了杜普了解到的来自东印度群岛当局对茶的描述，指出茶“有长而尖的叶子，有锯齿状的边缘和微小的纤维根，以及它不仅生长在中国和日本，而且也生长在暹罗”;杜普对茶极其推崇，在医疗手册中用了大两篇介绍茶的健康功效，指出“没有什么比这种药草更有益健康的了，因为它能延年益寿，对抗任何可能妨碍身体健康的疾病，茶也不仅仅使身体更强壮，而且还能减轻结石的疼痛……茶还可以缓解头痛、 感冒、眼睛或胸部发炎、呼吸急促、胃痛、肠胃不适、乏力和困倦，这些(症状)都可以 通过茶得到 强烈抑制”[10](P400-402)。杜普既是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又因担任阿姆斯特丹市议员活跃于政商界，甚至在从职业医生退休后当选为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并连任了四届，其《医学法 典》不断再版 并广泛传播，喝茶能治百病的说法也在荷兰全国乃至欧洲各国不断高扬。为此，甚至有人猜测杜普之所以盛赞茶叶的药用功效可能存在背后的既得利益，或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那里收到了一笔称颂茶叶的润笔费，因为该公司是当时欧洲茶叶的唯一供应商。不管怎样，在杜普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普罗大众出于对维护身体健康的关切，也纷纷开始了饮茶生活。

由于欧洲普通大众对茶的需求日益扩大，街头茶店也开始出现，以茶健康为噱头进行宣传推广也成为茶店常见的营销手段。比如，在1658年9月30日的《政治快报》上刊登了一则茶广告：

这个已为所有医生认可的优秀的中国饮品，被中国人称为Tcha， 其他国家称之为Tay或Tee，在英国皇家交易所附近斯威廷出租屋的“苏丹王妃”咖啡屋售卖[5](P388)。

鉴于茶有益健康的广泛美誉度，人们也不断发明食茶新方式，将茶融入日常饮食之中。比如，1669年，凯内尔梅·迪格比(Kenelme Digbie)爵士在他的食谱著作中向人们推荐了“配合鸡蛋一道享用的茶”，因为当时英国工厂集体劳动普及，许多工人在结束一天劳作下班回家时经常已经是饥肠辘辘，而“鸡蛋茶”快速便捷又健康迎合了大众需求。

对于接近一品脱的饮料，需要取两个新鲜鸡蛋的蛋黄， 配上适量精制糖和足量的汤并打匀，当这些和好之后， 把茶倒在鸡蛋和糖上搅拌均匀，趁热喝了。这适用于人们从外出差回来非常饥饿但又不方便马上吃上一顿好饭的情况。当下就能驱散胃的夹生感和疲乏，顿时穿过整个身体并进入血管之中……[11](P155)

1685年，法国作家菲利普·西尔维斯特·杜福尔(Philippe Sylvestre Dufour)在一篇谈论咖啡、茶和巧克力的论文中指出， 茶可以缓解中风、昏睡、瘫痪、头晕和癫痫、白内障、眼睛酸痛、耳鸣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症状，并且认为荷兰人之所以有嚼食茶叶的习惯，主要是为了吸取茶叶的全部营养成分，“如果他们(荷兰人)吃茶叶是为了吸收茶叶的所有营养，他们当然就会以拌沙拉的方式吃下整片茶叶，就像在东印度的荷兰海员一样加上油和醋然后食用茶叶”[12](P217)。综上可以看出，欧洲早期茶消费从上流社会向普通大众的广泛深入， 真正的原因并非是为了追逐流行消费时尚，而是在于对饮茶有益身体健康的确信，相信饮茶可以有助于消除许多常见的疾病。

三、

识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与澄清融合

随着茶的神奇功效的广泛渲染传播以及各个阶层饮茶生活的日益深入，欧洲人对中国茶的消费需求也日益增加。自17世纪初中国茶首次传入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近150余年的东方神叶故事在欧洲各国流传，但普通大众却从未真正见到过中国茶树的种植栽培、从不了解茶叶是如何加工生产的，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异域文化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他者”而一度被误读乃至污名化。比如，在18世纪初的英国就曾一度出现将女性饮茶者视为长舌妇、将男性饮茶者视为同性恋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一度在欧洲植物学家群体中也存在着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从欧洲早期中国茶的传播来看，各国在闻茶、食茶之后也在不断增加对茶的深入认知和研究，经历着廓清误读的澄清融合过程。

比如，由于欧洲贸易商在引进中国茶时同时进口了绿茶和武夷茶， 这两种茶的颜色口感不同，一些欧洲人由此被误导，认为绿茶和武夷茶来自两种不同的植物。荷兰传教士弗朗索瓦·瓦伦汀(Fran ois Valentyn)曾到东印度群 岛传教，就宣称绿茶和武夷茶为完全不同的植物种类，认为“主要(不同)品种的茶来 自于不同的茶树种类，它们之间很容易区分;正如这些茶树长出可以显著区分彼此的叶子”[13](P14-15)。1756年，英国作家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在《论茶》中再次呼应了瓦伦汀的观点，指出“绿茶的灌木丛和叶子与武夷茶非常相似，这需要植物学家的学识才能区分它们”[14](P5)。1759年，英国植物学家和药剂师约翰·希尔(John Hill)对从中国采集的茶叶标本进行研究，认为武夷茶的样本有更小的深色叶和六瓣花，而绿茶的样本则有更长的浅色叶子和九瓣花，由此得出了所谓支持瓦伦汀和汉威观点的植物学佐证[15](P21-22)。

瓦伦汀对茶树物种的错误认知，甚至影响到瑞典著名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林奈曾在荷兰哈德维克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常去莱顿大学游学，由于在莱顿大学读到了瓦伦汀关于东印度群岛和远东的文稿记录，由此开始质疑不同茶叶来自于同一植物物种的说法。在此后与希尔的书信交往中，林奈进一步被希尔的植物学佐证所误导，最终在1762年出版《植物种志》第二版时，将茶分为两个不同的物种，区分了武夷茶和绿茶，认为武夷茶有六个花瓣而绿茶有九个花瓣。英国植物学家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与林奈保持着大量的书信联系，1768年埃利斯给林奈写信说，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托马斯·菲茨胡格(Thomas Fitzhugh)在中国生活多年，可以证明绿茶和武夷茶是来自于同一种植物，并推测林奈“一定是被希尔博士蒙蔽了”[16](P232)。但显然，林奈并未听取埃利斯的意见，没能回到采用第一手茶树资料来研究判断的正轨上来。实际上，18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有人把茶树从广州带回英国作为观赏植物，而由荷兰从日本带回欧洲的茶种也在英国得以种植。然而，尽管中国茶已经进入欧洲本土， 但对茶叶的正确认知依然充满曲折。例如 ，1789 年 ，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威廉·艾顿(William Aiton) 将武夷茶进一步分成窄叶类茶种和宽叶类茶种两大类[17](P230-231);1790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和植物学家若昂·德·洛雷罗(Joao de Loureiro)凭借自身在越南、中国澳门和广东等地近40年的长期生活见闻，认为茶的物种可以分为南圻茶、广东茶和油茶三大类[18](P338-340)。

真正推动欧洲各国对中国茶有全面准确认知的，依然是活跃在东方探索一线且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传教士们，其中很多传教士同时也是医生、商人、植物学家、博物学家。由于长期在东方各国传教和旅居，这些传教士们深入了解当地的人文风土，见到过茶树、观察到过茶叶制作的过程、品饮过不同品质的茶叶，对各国社会生活中的茶礼、茶仪、茶俗也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第一手记录。比如，意大利传教士马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1640年从里斯本出发，1642年抵达中国澳门，此后多年一直在杭州居住，1651年乘荷兰船只返回欧洲，他绘制的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地图绘本被荷兰出版人琼·布莱欧(Joan Blaeu)收录进1655年出版的《新地图集》第六部分，记录了他在中国对茶详细的一手见闻。

这种小小的叶子与西西里漆树的叶子很相似。但是，我相信它们不是同一个种类。它不是野生的，而是栽培的，不是普通树木，而是一种可以分枝成许多枝干的灌木，它的花与西西里漆树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白色中略偏黄……为了制作这种饮用的“茶”，他们小心翼翼地逐一用手采摘春天的第一片嫩叶。然后他们把叶子放在铁锅里，用慢火把它们轻轻地加热，随后把它们放在一块质地好的平滑的垫子上，用手把它们揉卷起来。而后，他们再次开火，并再次滚动茶叶，直到它们卷曲和完全干燥[19](P106-107)。

应该说，马尔蒂尼的一线报告涉及了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 已经十分详尽且具有说服力，对欧洲全面把握茶叶的植物学特性提供了丰富有力的素材。此后，为了进一步澄清欧洲大众对不同茶叶是否出于同一种植物的疑惑和误解，也为了不断增加对茶科学的知识储备，应对日益增长的大众饮茶渴求， 各国也都不断派出植物学家、医生、博物学家等专业人士前往东方深入考察。

荷兰医生和植物学家威廉·滕·赖恩(Willem ten Rhijne)曾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雇用前往日本，他在长崎对茶进行了第一次长期的近距离植物学研究。赖恩撰写了《论茶树》一文，被收入至另一 名荷兰植物学家雅克布斯·布雷内(Jacobus Breyne)于1678年出版的两卷本植物汇编的附录中。赖恩明确指出，日本茶和来自中国厦门的茶出自同一种植物，即使在日本，从贵族们喝的精制茶到平民喝的较为粗糙的不同品级的茶也都来自同一种茶树;赖恩还对茶树的解剖结构进行了描述，证实了荷兰医生们认为茶叶有益健康的观点[20](附录)。1682年至1686年期间，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国医生安德烈亚斯·克莱耶(An-dreas Cleyer) 与他的园丁乔治·梅斯特(George Meister)在日本出岛带走了活的茶树种，并在荷兰巴达维亚殖民地花园中种植了茶树，还将包括茶树在内的许多东方植物运回了荷兰。此后，另一名德国医生 和博物学 家恩格尔伯 特·卡姆弗(Engelbert K mpfer)也来到巴达维亚，并在日本居住了两年多， 对茶树进行了植物学解剖研究，在1712年出版的关于日本的五卷本著作中再次明确重申了日本的茶树与中国的茶树属于同一类物种[5](P376)。1698年，英 国皇家学会会员、植物学家、外科医生詹姆斯·郭明翰(James Cunning-ham)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厦门， 此后长期在舟山群岛考察，于1702年报告了他在东方一线对茶树的研究报告，并将茶叶标本寄回了英国。相关报告被刊登在《哲学汇刊》上，在报告中郭明翰明确指出，“英国人常喝的三种茶叶都来自同一种植物，只是由于一年的季节和土壤不同才造成这些差异”“武夷茶是用三月初最早一季被采集的幼芽并在树荫 下阴干制作 的，绿茶是在4月制作的，最后一季的松萝茶是在5月和6月制作的”[21]。正是在各国深入探索中国茶的真实面相的不断努力下， 欧洲大众对中国茶长期存在的错误认知得以澄清纠正， 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与融合。

四、

结语

总的来看，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呈现出闻茶、食茶和识茶的历史进路，符合主体文化认知的基本逻辑发展过程。在闻茶阶段，欧洲处于对茶单纯的“道听途说”式的文字阅读与口述传递之中，整体上是一种想象与记忆互动建构的茶印象;在食茶阶段，欧洲各国从中国、日本等地引入茶叶商品，逐渐在本土形成饮茶群体，乃至掀起茶叶消费的时尚;而大众化的饮茶习俗的养成则有赖于人们对茶有益健康的身体关切;在识茶阶段，人们迫切希望能够对茶有真正近距离的接触和清晰认知，此前中国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也在这一阶段得以澄清，各国还在发展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实现了茶文化的本土化。

应该说，欧洲早期对茶树种植、茶叶加工制作以及茶商品品质区分等茶知识、茶技艺、茶科学的渴求， 是中国茶融入欧洲各国社会生活的历史渐进结果。一方面欧洲对茶的喜爱不断增加，逐渐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饮品， 普通大众开始有着从闻茶、食茶到识茶的认知需求;另一方面欧洲精英阶层面对茶这一异域事物， 也迫切需要在新兴事物上掌控专业话语权。欧洲各国除了需要争夺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之外， 更需要在认知层面上形成对茶的种植栽培、生产加工、药用功效、品饮技能等专业知识的体系化建构，从而争夺对东方世界的对话权、 文化解释权。这就使得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植物学家、医生、文学家、贵族阶层等群体在中国茶向欧洲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时代角色，推进了欧洲各国对茶的全面系统认知，对中国茶文化的欧洲本土化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统观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的传播，是茶文化融入本土主流文化由“一”到“多”实现全球在地化的过程，呈现出不同的在地化向度[22]。对于欧洲各国而言，中国茶文化最初是一种东方异域文化，从贵族精英到普通大众，都需要对茶有听闻、亲见、品饮乃至探究茶的物性的认知过程，在此期间，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得以逐渐推进深入， 最终实现中国茶文化在欧洲各国的本土化融合中发展。对中国茶在欧洲早期传播历史进路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倡导世界文化多元、深化文明互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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