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第一次看外国电影时，最大的困扰是，同样的男性角色ABC，一换衣服，你认不出谁是谁了。
很多初学者喝茶也是这样子。连喝三泡茶后，听着席间茶友点评这个香、那个甜、还有一个太寡淡，内心对自己升起了质疑：我的舌头真的这么“木”吗？为什么我喝不出明显区别？
跨不过这个坎的我们，有的人就选择“竖起耳朵”来喝茶了。
“这个茶什么香？为什么会说有冰糖甜？”
“你说的山野气息是什么意思？可以给我描述一下吗？”
“哎？喉韵吗？我感觉不到哎，可不可以再示范一下下？”
“哈哈，你这个是薄荷塘啊，那我得坐正了喝。”……
很多文章会调侃依赖“听”来喝茶的茶友“人云亦云”。我反而觉得，这样纯然倾听的状态，是最为难得的。
其次呢，很多茶制茶者在设计时，是有“理念”的。没有引导，我们喝不到。也许是因为品鉴力不够，也许是设计“失误”，但无论怎样，我们在“听”中，看见了。
你说，我听，我听到了、感受到了。这真是茶席上流动的浪漫呀。
最重要的是，善于“听”茶的人，进步是最快的。
第一泡，我拿的是【弯弓】。泡茶时，我没有说话，我的计划是喝完三泡，我再跟他介绍这泡茶所谓的标杆以及美在哪。
当我还没开始介绍时，他的疑问就有了：为什么这款茶回甘不明显？为什么没有武夷茶浓郁？……
是的，我知道你想来学习，所以我做好了准备。能不能听我说完再质疑？到时候你问“你说的回甘跟我理解的不同，可以再说说吗？”自然会倾囊相授。
我们很多时候去“学习”，首先要听。全然得让关系流动起来，听明白了，理解了对方的意思，最后才去判断“合不合理”。
这就是第一重境界的难得之处。
到这重境界的人，已经喝过很多茶了。外人看来，就是标准的“高手”：一泡茶入口，十七八个缺点从原料到工艺到仓储一点点罗列出来。
可惜到这重境界的茶友，很少能够体会得到一泡茶的美好了。大部分普洱茶从业者会卡在这个阶段很长时间。
这重境界的茶友，也分几种。
为什么呢？
普洱茶在所有茶类中，有个独特的审美，“喉韵”。喝得出喉韵，你的普洱茶品鉴水平才算是某种登堂入室。
但什么是喉韵呢？没喝到特别好的标的物或者没受过正确引导的人，往往感受不准确。但还是要去感受的呀，于是拼命在喉部找感觉。
为了证明自己很厉害，总是怀疑：这个茶，我喉咙卡呀？不行原料不行！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喝茶得反复检验下自己今天喉咙有没有炎症。实际上，喉头的顺滑度是跟茶叶的工艺、状态有关的；除了喉部的顺滑度，还有喉韵的“深浅”等等因素。
这些因素有的在整个系统里有的是变量。
这重境界的茶友，可以说是“强技术流”，但除了自己的茶，满世界都是缺点了。他们已经感受不到茶的美好了。
每一款茶就像一个文学作品，用杠精的态度，瑕疵一定会有。用这样的喝茶思路，世界上有完美的茶吗？
刘亦菲是美女吗？可是总会有人说，长相平平，全是缺点。龅牙斗鸡眼还眼睛小。
如果要判断好坏，是要审视标准和语境的。
我的答案是：
一般高手辨真假分高下，顶尖高手看语境。
到这个境界的人，要具备两种能力：品鉴能力和认知能力。
品鉴能力就不细说了。这一定是基础。
很多营销高手谈起普洱市场信手拈来，似乎找到一个能够引爆市场的模式就理解了框架。
但没有品鉴能力的“看系统”高手已经失去对普洱茶的谦卑心和好奇心，我很难相信这样的产品会有持久生命力。
什么样的认知能力呢？知道评判一款茶的好坏，好坏背后，是标准的不同，标准背后是语境、情景。
同时，分得清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观点”。
什么意思呢？
问：这款茶有明显的花蜜香，是不是好茶？
首先，要明确的是：有花蜜香，属于事实层面的内容；好不好，这叫【观点】。
什么是观点？你站在某一个位置、某一个语境、某一个点上去观测这个【事实】，所得出的结论，叫【观点】。
判断一款茶好不好，首先要去明确你的标准是什么、语境是什么。
标准是好不好喝，那见仁见智；标准是能不能存放，那要去看活性；对于送礼好不好，那要看对方的需求。
在顶尖高手眼中，普洱茶的复杂并不是”水深“，而是“规则”的不同。
只有真正了解这个行业，理解普洱茶最独特的魅力，才能真正体会到越陈越香的魅力。理解得越多，得到的享受就越多。
到这个境界的人，不太会执着于你的茶是冰岛还有老班章了；喝一个茶，也不会那么在意香甜了，他会在这个系统里看到一款茶的陈化路径。
只有对普洱茶足够深情的人，才能真正站在长期主义的品鉴点上。
普洱茶分生熟，这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吗？有什么秘密可言？
生产出来的毛茶，没有经过渥堆发酵，那就是生茶。经过渥堆发酵，那就是熟茶。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还真不是，和往常一样，还是要颠覆一下你的认知。而且，了解这一点，对今后普洱茶的发展至关重要。
究竟几分熟？
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普洱茶有生熟，牛排也有生熟。但是不一样的是，牛排在生和熟之间，有几分熟的概念，三分、五分、七分还是九分？普洱茶有没有？
这个问题看起来奇怪，但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一步一步展开。
现在做熟茶的，也有稍微做生一点，留一点后面转化空间，也有称为七分熟之类的，虽然目前我还没有喝到比较惊艳的作品，但不失为一个思路，值得实践和探讨。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一点。
我要说的是，历史上的普洱茶本来就是生熟之间连贯变化的，不是说生茶存放的后发酵，而是制成的普洱茶本来就是各种发酵程度都有的。
这是怎么回事？
关于普洱茶历史上曾经有潮水发酵的做法，这一点稍微了解普洱茶历史的人都会认同，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也已经详细论证，无可争议。大家如果想了解，可以点击下面看上一篇文章：
颠覆认知！普洱茶的传统工艺究竟是什么？
我们这里不是要谈有没有潮水发酵的做法，这个肯定有，而且是主流。我们要探讨的是两个问题：
1历史上普洱茶工艺曾经有不同的发酵程度，这个传统是如何中断，如何形成现在普洱茶只分生熟的局面？
2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
生熟在我
我们先来看这个图：
这个是1948年昆明市茶商业公会的一个文件。从产地和描述来看，这些茶应该基本都是普洱茶晒青工艺。绿茶烘青或者龙井做法都是建国后才在云南批量生产的，而且这些描述看来也不是红茶，可以确定当时市场上这些品类都是晒青茶，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普洱茶。
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当时的成品茶汤色都不太一样，而且根据当时的习惯这些茶不可能有太长的存期，基本都是新茶。而对于昆明这种地方，生茶汤色变成深红，没有个几十年是不行的，我们看昆明仓八十年代的生茶，现在也只能算橙红或浅红，四十年都达不到深红。所以这里面体现的都是不同普洱茶加工时的发酵程度。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当时的普洱茶成品发酵程度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根据汤色来大致判断发酵的程度。这篇文件显示，当时从绿汤、淡黄汤、黄汤、淡红汤、浅红汤、红汤、到深红汤都有。可以说涵盖了由浅到深的各种发酵程度。
我们静下来想一想，似乎这是个不错的局面，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择发酵程度，而不是像现在只有生熟两种选择。这样人们的品鉴体验就很丰富了。
背后的工艺
我们可能要问，这些不同程度的发酵，用的是什么工艺呢？依据程度的不同，有不同的叫法，可以说渥堆，可以说潮水，也可以说筑茶。简单的说，就是加入冷水，让茶缓慢变软发酵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可长可短，发酵程度可深可浅，这就导致了成品普洱茶发酵程度不一，汤色也深浅不一。有的记载是发酵一个多月，中间还要再加水，这个和现在熟茶的发酵很接近了，有的记载是几天，那就是比较浅了，还有的筑茶，是和压紧成型的工艺结合，之后自然干燥。
这里面加水量，发酵时间，发酵达到的温度都有不同。关于这些工艺的细节，大家可以看李拂一先生的《佛海茶业》（《佛海茶业概况》），以及云南农业大学七十年代的《茶业制造》等资料，这里不详细展开了。
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种不同程度加水发酵的工艺，后来没有延续下来呢？
传统的中断
这种传统工艺的中断并不是某个人，某个时间突然发生的，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我们先来看一个事件。
在现存的《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1938-1990）和《云南省下关茶厂志》（1947-1998）中都记录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当时下关茶厂的一批调藏紧茶运到西藏，藏民饮用后出现了头晕，血压不稳，恶心呕吐等现象。
这在当时是影响民族团结的大事，为了搞清楚原因，不仅下关茶厂派出了调查组，西南四省还派出了联合调查组来调查此事。最后的结论是并非人为破坏，而是有一些客观原因。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发酵不足。
发酵不足而藏民仍然用过去大量熬茶的习惯饮用，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会出现这个事件呢？之前为什么没有这个情况。这一切都和一种技术革新有关，这就是1958年下关茶厂发明的蒸汽发酵技术。这种技术一开始是15天时间，中间翻堆两次，这种高温快速发酵比传统来说是加快了进程，但是味道有一点奇怪。
这种技术经历大跃进和文革之后，时间大大缩短，在七十年代初期甚至有当天蒸汽发酵，当天就紧压的情况（参见茶叶工程师谭自立日记记录）。可以想见，这种做法可以说基本没有任何发酵。藏民仍然用过去的习惯饮用，才会出现大问题。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中断的历史背景是当时忽视口感，忽视科学规律，盲目追求加快进程导致的。
那我们还要问，出现这个问题，后面传统有没有恢复呢？这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大事件了。
熟茶的诞生
之前说了，加水发酵不仅在普洱茶，在整个黑茶类中都是常见做法。我们回过头来看，云南普洱茶在边销茶中占比并不大，藏民对没有发酵的茶不适应，也说明大量的边销茶本来都是有发酵的。
那为什么到了1973年这个时间节点会出现熟茶，这个根本原因其实是在1973年，云南省茶司获得了自营出口权。之前云南都是提供原料给广东，由广东出口到香港，而广东为了适应香港市场的需求也一直有渥堆发酵的做法。
而且广东用的原料也不光是云南原料，广东、广西料都有，尤其有一个阶段出于支援社会主义越南的考虑，大量使用北越的原料，这些品质和云南原料是有很大差距。
1973年云南得到了自营出口权，那也就意味着云南这个产地第一次和消费市场香港对接了，那直接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消费市场真实需求的问题，香港市场需要有一定发酵度的普洱茶，而不是在传统已逐渐中断的云南正在生产的滇青（晒青茶）。
消费市场的需求就要倒逼生产端来生产符合要求的茶品。云南这边传统中断已有十几年，对于渥堆这件事，首要选择就是和有经验的广东学习，经过学习，回来再根据云南的气候条件调整，最终试制成功，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熟茶诞生的故事。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考察归来的昆明茶厂吴启英等人试制的同时，老茶师陈佩仁也自告奋勇要试制。其实陈佩仁才是原来考察的首选，因为他了解40年代的发酵工艺，但是因为解放前华盛茶庄老板这个资本家的身份，最后才替换成了吴启英等人。
陈佩仁当然也憋了一口气，最后他独立的试制也成功了。因为40年代他看到其他茶庄渥堆发酵茶在广东人中比较受欢迎，他就曾经自己尝试过，这次不过是旧事重来。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确很难说谁是熟茶之父之母，应该说是劳动人民智慧结晶，传统由来已久。在大陆的黑茶历史中来源很久，最早已不可考。在特殊年代中广东香港的一些茶人在延续，而在七十年代在云南最终定型规范，形成了后来的熟茶工艺。即便在今日仍然有一些茶人在不断尝试从不同方向改造熟茶工艺，产生更为多样性的口感。
茶分生熟的格局
熟茶生产出来以后，因为当时完全是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局面，这种工艺的熟茶成为普洱茶的主流。所以后来我们看到普洱茶的国家标准中是以熟茶为正宗普洱茶，而未经过发酵的晒青茶则被视为是未完成的普洱茶，或者是一种绿茶。
我们今天来看这种划分是局限性太大了，不仅不符合历史，也不能适应现在的市场需求。当然这个也不是某些专家脑袋发昏，而是当时历史背景的一个延续。
严格来说，现代工艺的熟茶和过去存下来发酵程度不一的普洱茶口味上还是有所差别。但一方面香港市场已经经过了几十年广东渥堆发酵茶和香港本地渥堆发酵茶的铺垫，接受起来并没有困难。另外一点，当时熟茶在香港更多是作为早茶配餐饮用，也谈不到细致的品鉴，这种消费环境下，和香港湿仓存下来的茶差异也没那么大，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在熟茶试制成功后，逐渐形成了新的规范，也逐渐适应了香港市场的需求。这也就导致原来发酵程度不一的普洱茶传统工艺失去了恢复的必要性。本来就已经基本被人们遗忘，经过这一番变故就更加不为人知。直到近些年由于一些史料的梳理才渐渐为人们所知晓。
这里面还要补充一点，熟茶刚刚生产出来，并不叫熟茶，只是叫普洱茶，或者说是经过渥堆发酵的普洱茶。生茶当时也不叫生茶，只是没经过发酵的滇青毛茶或者滇青制成的各类紧压茶。生茶和熟茶的叫法大概是上个世纪末才逐渐叫开的。
给我们的启示
之所以要梳理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我们还是要回答开始的一个问题。
普洱茶是不是只能分生熟这两种呢？
我们看到历史上普洱茶的发酵程度是如此丰富多彩，如果单从汤色来看，几乎囊括各大茶类的发酵程度。对消费者来说，这样更加丰富的选择应该不是坏事。
当然我也了解，现在在熟茶中也有轻发酵、慢发酵等新的尝试，但是我始终觉得，思路还是没有完全打开，更多的还是局限在现代熟茶工艺基础上的微调。
如果我想要一个五分熟的普洱，肯定不是用现代工艺发到一半，那肯定口味各个方面都是达不到要求的。如果我要一个五分熟的普洱，那一定是从工艺一开始就和现代熟茶工艺有所区别的，这方面其实民国工艺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
其实现代的温控，湿度控制，微生物接种等等技术，是过去无法想象的，如果打开思路，完全可以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茶品，更加丰富多彩的品鉴体验。而不是仅仅换个外形，加点香料，然后起个某银子的噱头。
甚至六大茶类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头脑中的桎梏，如果有一天普洱茶的发酵程度让专家们无从归类，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大逆不道，只要能给予消费者更好的体验，能推动行业的发展，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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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云南是世界茶树的重要原产地。这一点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公认。
可是，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云南出产的茶叶（包括现在鼎鼎大名的普洱茶）还是云南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事实，都是鲜为人知的。
被誉为“茶圣”唐朝人陆羽，在其《茶经》中把唐代中国产茶区做了一个大致划分，分为八大产区。但是由于陆羽的时代局限和历史局限，他没有到过云南，没有对云南的茶山做过考察，也没有在他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当中关注到有云南茶叶茶树的记载，所以在他的《茶经》当中就很自然地忽略、缺失了云南茶叶的记录。另外，我分析，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云南一带的地界上当时存在着一个势力不俗、敢与吐蕃联手同大唐对抗的南诏国。陆羽写《茶经》的时间为唐朝的上元初年（公元760年），皇帝是唐肃宗李亨，这是在李亨的爸爸唐玄宗发动“天宝战争”后不久，唐朝与割据的南诏国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作为唐朝子民的陆羽很可能认为南诏国不应算在唐朝地盘里，所以他丝毫没有在《茶经》中谈及云南茶叶。
攸乐山古茶树 任维东摄
就茶文化传播方式而言，我认为，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国外，一直都是以贸易性的传播方式和非贸易性的这两种传播方式为主。
所谓“贸易性传播”，我指的是进行茶叶的买卖经营。这种传播的媒介是茶叶，传播的路径是各种形式的商业活动。那么，何谓非贸易性的茶文化传播方式？在我看来，不以买卖、经营茶叶赚钱为目的，主要是通过诗词、散文、绘画、歌曲、理论专著及影视等方式展示茶文化的，都是属于非贸易性的茶文化传播方式。
两种传播方式只是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热度、兴盛、范围有差异而已。云南茶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养在深山人未识”，不能广为流传，个中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是“交通”！
如果仔细梳理古今中外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交通对文化传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要么阻碍、限制传播，要么促进推动传播。
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曾经赋诗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可惜的是，这位喜欢旅游的诗仙没有像明代著名“驴友”徐霞客那样游历云南，如果他走进山地面积占云南国土面积90%以上的三迤大地，他一定会惊叹“滇道更难，更是难于上青天”！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时，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西部等地被中原内地人统称为“西南夷”。
根据《战国策》、《史记?秦本纪》等记载，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听从了大臣司马错的建议，派兵吞并了地处西南的巴、蜀两个小国，在此设立了巴、蜀、汉中三郡，开始经略西南。到秦始皇时，雄心勃勃的嬴政皇帝，派人在山崖峭壁间，开凿了由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东北部昭通的“五尺道”，力图把统治范围扩大到云南。在今天的昭通市盐津县，有个著名的豆沙关，那是远古时期由蜀入滇、也是由中原进入云南的第一险关，那里至今还残留着“五尺道”的遗迹。
上世纪90年代昭通盐津豆沙关 任维东摄
到汉武帝时期，发生了为后世传颂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他在西域意外地发现了产自于中国的蜀布和筇杖。听了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的汇报后，雄才大略、急于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对身毒国（今印度）产生了极大兴趣，于是再度派出使者往西南方向寻找交往通道，不料在古滇国的滇池一带遇到了当地部族“昆明人”的阻挠。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一怒之下，便从巴蜀地区征发大批士卒，首先征服了滇池东北方面劳浸、靡莫等部落，接着挥师压向古滇国，兵锋所向，滇王尝羌迫于灭亡危险才不得不投降。
后来被一些专家学者命名的“南方丝绸之路”，我以为应该包括蜀身毒道、五尺道、博南古道以及茶马古道等。上个世纪90年代，云南大学的木霁弘老师和他的几位朋友在考察了滇、川、藏交界一带的历史文化之后，率先在世界上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个学术概念。他们说的这个茶马古道，是因为历史上这里的交通运输十分落后，山高路险，惟有靠马帮这样一种独特的运输方式。
邹建先生在《近代云南的马帮运输业》一文中，这样谈到了云南马帮运输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滇西北干线：以下关为起点，经剑川、鹤庆至丽江，主要驮运‘边销茶’、棉纱、布匹、百货等，每年有驮马12000--15000运输商品。此外有三条支线以中转站丽江为起点：其一是以丽江为起点，经永胜、宁蒗至四川木里、康定（原西康省会），主要驮运‘边销茶’、布匹、火腿、棉纱、百货等商品，每年约有6000--8000驮。其二是以丽江为起点，经中甸、德钦至西藏拉萨，主要驮运‘蛮装茶’、布匹、棉纱、铁器、百货等商品，每年约有5000--7000驮。其三是以丽江为起点经剑川至兰坪、怒江各县，主要驮运粮食、棉纱、百货等商品，每年约有1000--2000驮。”
从大理去往保山的现代马帮任 维东摄
马帮作为民间兴起的一种商业货运方式，是在运输茶叶等商贸物资的时候而长期形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经商赚钱，所以这样的传播方式，自然属于贸易性的传播方式。
有一个历史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正是由于云南与中原内地相距太过遥远，且有重重高山险峰与激流滚滚的江河所构成的天堑阻挡，才使得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辖一直是“鞭长莫及”和“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云南本地的山大王在云岭大地割据一方，最多为了拉拢，由朝廷出面，给点空头封号进行十分松散的“羁縻之治”。秦朝开凿“五尺道”原本想打通中原到云南的通道，可惜很难很难。古滇国、南诏国、大理国这些地方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更是说明了交通的封闭成了他们自我保护的一道天然屏障，所以和内地基本上处于隔绝的状态。清代道光年间文人阮福在其《普洱茶记》中说：“福考普洱府古为西南夷极边地，历代未经内附。”而清光绪年间由官办的云南课史馆编撰的《全滇纪要》，在讲述普洱府（这里是云南普洱茶主产区）时有句话也很形象：“秦汉以后不通中国”。这种封闭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元朝才有了较大的改变。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亲率蒙古铁骑，采用“元跨革囊”度过大渡河、金沙江以及从大理苍山背后偷袭的方式，灭掉了割据云南数百年的大理国，同时一改北宋不敢染指云南的做法，派赛典赤·赡思丁就任云南“平章政事”，首次把云南划为一个行省，彻底将云南纳入了中央王朝的行政版图。虽然，元朝以武统实现了云南与中央王朝的政令统一，强化了对云南的管控，但云南交通依然还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十分不便。
也正是因为这非常闭塞艰难的交通，极大地限制并阻碍了云南与中原内地的文化与经贸往来和交流。因此，几千年来中原内地对云南了解很少很少，误解与谣传却很多很多。
目前见诸于史籍资料中，被学界公认最早最确切记载普洱茶乃至云南茶叶的史料是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其中有这样的描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此文中的“银生”，指的是与唐王朝共存的南诏国下辖的银生节度，其治所就在今天普洱市的景东县城。不过，樊绰在书中对云南茶叶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过多讲述。
那云南的茶文化传播呢？大多是通过这些专家所谓的古代交通路线如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传播到省内各地、传播到西藏与四川、传播到缅甸、尼泊尔，甚至传播到了印度。这些传播，主要都是通过茶叶贸易方式进行的，而且它传播的主要路径就是云南马帮，通过马帮在艰难坎坷的茶马古道上常年往返运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这种由数匹、上百匹马与赶马人等组成的马帮是在云南崇山峻岭间进行长距离运输的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明了人类社会在交通运输发展进程中利用驯化动物的共性。他说：“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在19世纪铁路发展起来之前成为我们主要的陆路运输手段，从而进一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在动物驯化之前，由陆路运输货物和人的唯一手段就是用人来背。大型哺乳动物改变了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迅速地不但把人而且也把大量沉重的货物从陆路运到很远的地方去。供人骑乘的驯化动物有马、驴、牦牛、驯鹿、阿拉伯单峰驼和中亚双峰驼。这5种动物和羊驼一样，都被用来背负行囊包裹。牛和马被套上大车，而驯鹿和狗则在北极地区拉雪橇。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马成了长距离运输的主要手段。”
我曾经多次到西双版纳、大理、保山、临沧、普洱等地，考察当年的茶马古道遗迹。今年5月中旬，为了做迎接建党百年报道，我来到丽江市玉龙县的兴文行政村宏文村民小组采访，这里正好处在金沙江畔，江对面就是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地界。令我大感意外的是，这里竟然也有茶马古道遗迹。原来这里曾经是由滇西北进入西藏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为三岔路口和金沙江古渡口，由此向北可渡江到桥头、香格里拉、德钦、拉萨；向西可到石鼓、塔城、德钦、拉萨；向南可到剑川、下关、普洱。如今为了吸引游客来开展乡村旅游，村里也做起了“茶文化”文章，专门兴建了一个茶马古道纪念馆。村支书和炳军告诉我，当年村里有几支马帮常年跑运输。那天，我还见到了村中一个马帮马锅头的儿子，他叫和旭光，今年58岁。他告诉我，他父亲2017年去世了，早年带领的马帮最多时有上百匹马，现在家中还留存有一些跑马帮时用过的银元、银碗、马鞍、马鞭等。
丽江兴文村的茶马古道渡口 任维东摄
茶马古道纪念碑任 维东摄
新中国成立以前，也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云南西双版纳做过茶叶生意并担任了车里县长的李拂一先生，后来写过一本《十二版纳志》一书，书中对当时从版纳经由马帮开展的茶叶贸易有这样的记载：“十二版纳出口商品，以茶叶为大宗，分外销及内销两途。由佛海外销至印度，再转销入西藏及不丹、尼泊尔方面之藏庄紧茶及砖茶，年共三万驮，销至缅甸、暹罗、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方面之圆茶年共六千驮，合计三万六千驮，共值卢比一百八十万盾。内销至思茅方面之散茶，年约一千驮，值滇银二万元。由倚邦、易武外销至越南及中国香港方面之圆茶，年约五千驮，值越币二十五万元。”据李拂一先生说，当年马帮运输的每驮茶（两篮装）大约重60公斤。
我认为，在清代以前，总体上，云南茶在中原内地还鲜为人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也谈不上有多少云南茶文化向中原内地的传播。不过，这种状况自普洱茶被选为贡茶起发生了改变。
根据民国时期的学者，曾担任过滇越铁路局局长巴杜的法文翻译、《中华民报》与《中华新报》主编、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罗养儒先生的研究，云南普洱茶被选做皇室贡茶，最早是从清朝康熙皇帝开始的，每年进贡一次，嘉庆年间改为每年向朝廷进贡十担普洱茶。
在清朝雍正皇帝时期，包括西双版纳这些著名茶区在内的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被牢牢纳入了大清帝国版图，云贵总督鄂尔泰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西双版纳攸乐（基诺）山设立了攸乐同知一职，把攸乐山、易武等地的普洱茶奉为皇家贡茶，从这个时候起，云南普洱茶开始大批量进入中原内地人的视野，与中原内地的茶叶贸易明显增多，云南茶文化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清代乾隆年间，到云南做官并遭流放的安徽进士檀萃，游历云南多地后写了《滇海虞衡志》等书，他这样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
林海茫茫攸乐山 任维东摄
继檀萃之后，清朝云贵总督阮元的儿子阮福写下了一篇专门记叙云南茶叶的小文章《普洱茶记》。他写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详。但云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砖者味最胜。”阮福为此还特意查阅了相关记录案册，发现清政府有关部门每年要支出1000两银子用于采购普洱贡茶。
清朝皇帝为何喜欢普洱茶？是因普洱茶比其他茶要“酽”，尤其是冬天饮用，既可暖身，又能去油腻。据说，在云南普洱茶中，雍正、乾隆、嘉庆三皇爱喝易武茶，道光帝喜欢娜罕茶。乾隆皇帝还写诗称赞“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对普洱茶喜爱有加。另外，清廷还把普洱茶当做国礼赠给外国使臣。
但相比较已经传播了几个朝代、根基坚实雄厚的浙江、安徽、福建等省的茶文化，云南茶叶虽然开始走进中原内地，但数量规模依然相对有限。
进入民国时期，云南普洱茶已经在北平、四川、重庆等地比较流行。名作家鲁迅就喜欢喝普洱茶。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师生中，也有不少人经常喝茶。闻一多先生酷爱喝茶在西南联大是出了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当时寓居在昆明市宜良县的岩泉寺，一边喝着当地的宝洪茶，一边写就了享誉学界的《国史大纲》。其时还是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半开玩笑地说他的学业是在茶馆里完成的，还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泡茶馆》。在文中，他写道：“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
品茶 任维东摄
而清末民初满族贵族出身的杂文家唐鲁孙（原名葆森）在其《中国吃》一书中有篇《北平四川茶馆的形形色色》一文，其中谈及了民国时期普洱茶的饮用情况：“重庆和西南各地的茶馆，很少有准备香片、龙井、瓜片一类茶叶的，他们泡茶以沱茶为主。沱茶是把茶叶制成文旦大小一个的，拆下一块泡起来，因为压得确实，要用滚热开水，焖得透透的，才能出味。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初喝很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细细品尝，甘而厚重，别有馨逸。有若干人喝沱茶上瘾，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普洱茶是云南特产，爱喝普洱茶的人也不少，不过茶资比沱茶要稍微高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出口挣取经济建设急需的外汇，云南以“滇红”为代表的红茶不断被出口到前苏联、东欧各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个时候，说到云南的茶叶，大家公认的是滇红，还不是普洱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些年普洱茶异军突起并在全国迅速推广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今天，云南普洱茶已经成为中国茶叶最具价值的第一茶叶品牌。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茶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依旧延续了贸易性传播和非贸易性传播这两种格局并存的情况。
对地处遥远大西南边陲的云南而言，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让千百年因交通不便制约社会发展进步的云南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今天的云南拥有了网络化的高速公路、动车高铁、空运水运，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的立体交通，与解放前甚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云南现在与内地的交通联系已经非常非常便利了，譬如从遥远的首都北京仅用3个多小时就能飞到昆明了。
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云南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对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南茶文化研究，从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茶博会、展览馆、茶文化节到专门研究普洱茶、茶马古道等的文章、专著、诗歌、影视剧等不断涌现，进一步助推了茶文化向大众的传播推广。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特别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发挥优势、加快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云南省委省政府大力倡导发展高原现代特色农业产业，还出台了专门发展茶产业的行动方案，把茶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扶持。所以，云南的茶产业在近些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产值已经突破了千亿元大关，并借此成功打造了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茶品牌。因此，无论是贸易性传播还是非贸易性传播都极大地超越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随着近些年云南茶产业的快速发展，休闲文化的兴起以及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高科技传播手段的迅速普及，更是为云南茶文化向海内外广泛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如今，特别是借助人人喜爱的移动互联网，云南极为紧密地深度融入了全国、全球的信息海洋之中，一有点风吹草动，顷刻间全世界都知道了，比如今年6月以来风靡网络的西双版纳大象北迁事件。
所有这些为云南茶文化向全国乃至国际上传播创造了古代无法想象、无与伦比的便利。再比如，现在每到春茶采摘时节，有些茶老板在老班章寨子、冰岛老寨搞茶王、茶后古树鲜叶采摘拍卖，通过移动互联网，完全做到向国内外受众的同步即时传播。这为云南茶文化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的宣传推广作用。
基诺族在亚诺寨古茶树园祭茶 任维东摄
2021年5月18日，在西双版纳攸乐山基诺族人祭茶现场，我在山上的亚诺寨用手机上网发出了配有6幅现场祭茶图片的祭茶微博，很快有16万多人通过阅读这个微博、对远隔千山万水基诺山的茶文化迅速有了直观的了解。
在当下茶文化热潮中，普洱茶无疑是最盛行最时尚的元素，云南各地的茶书出版、茶博会举办、茶艺培训、品茶沙龙、茶山旅游等，风起云涌，层出不穷，已经赢得了海内外茶界的尊重与认可，形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茶文化现象，引发了国内外茶界的关注。当然，今后无疑还要加大对云南茶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力度，为乡村振兴与茶产业的发展助力。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全民小康社会的建成，在未来的乡村振兴和茶产业的发展中，云南茶文化必定会得到更进一步、更广范围的传播与发展。
来源：图影看世界 作者：任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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