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与健康，是茶文化的“元问题”。被誉为“茶圣”的唐代陆羽，写作《茶经》谈到茶史，开篇就是：“起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神农氏之事，则是“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茶经》作为中国也是世界的第一本茶书，具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其之论影响所及，奠定了“茶与健康”这一“元问题”的牢固基石。并且，茶叶的发现与利用，经历过药用、食用、饮用三个阶段，也是来源于此。
以“神农时代”为起点，茶叶的发现与利用，在中国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而据“药食同源”之说，有文字记载的将茶叶用于人类健康则历经两千来年。
自汉代以来，很多历史典籍和古代医书都有对茶叶药用价值和健身功效的论述。我国最早的一部百科辞典《广雅》称：“荆巴间采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东汉出现的最早的医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也称：“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
唐代本草类书籍中的《新修本草》(苏敬等集体编著)、《本草拾遗》(陈藏器撰)等记载了茶叶的疗效，说明茶疗的理论与实践在此时期已逐渐成型。唐代的其他医药著作，如名医孙思邈的《千金方》，孟诜所著《食疗本草》，郭稽中《妇人方》，李绛《兵部手集方》等，多有茶疗资料。此外，唐代医家王焘等编著的《外台秘要》卷三十一专门收载有“代茶新饮方”，较详尽地记载了茶疗方剂的制作和服用方法。
茶疗在宋代十分盛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宋朝政府组织医学名家编著的《太平圣惠方》《和剂局方》《圣济总录》和《普济方》等医学巨著中，都有关于“药茶”的条目或相关的专篇介绍。如宋徽宗赵佶召集海内名医所编的《圣济总录》中记载，用茶末煎汤服，可治霍乱烦渴;王怀隐等编的《太平圣惠方》卷九十七，有“药茶诸方”一节，列茶疗方八条，有茶、无茶各四条。
唐宋时期的茶疗，与汉魏六朝时期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采用方剂的不同。汉魏六朝时期，茶疗仅为单方应用，而至唐、宋已发展为单方、复方并用，而且复方之用多于单方。如《太平圣惠方》“药茶诸方”中记载，治伤寒头痛壮热用“葱鼓茶”，治疗伤寒、鼻塞、头痛、烦躁用“薄荷茶”等。二是使用方法的不同。唐宋时期茶疗的使用方法，由单一的煮饮法发展为多种形式。如孙思邈《摄养枕中方》所载疗积年瘘(即现代医学之骨关节结核、慢性化脓性骨髓炎等)有研末外敷之法，还有《兵部手集方》所载的茶清和醋调服、《妇人方》所载的茶丸剂、《普济方》所载的茶散剂等。
元明清时期茶疗的内容、应用范围、制作方法等，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记载茶疗较多且较为详细的医籍颇多，如元代胡思慧的《饮膳正要》、孙允贤的《医方大成》、沙图穆苏的《瑞竹堂经验方》、吴瑞的《日用本草》;明代喻朝言的《医方集论》、陈仕贤的《经验良方》、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中梓的《本草通玄》、傅仁宇的《审视瑶函》;清代沈金鳌的《沈氏尊生书》、费伯雄的《食鉴本草》、钱守河的《词汇小编》、徐克昌等的《外科症治全书》、鲍相的《验方新编》、吴谦等的《医宗金鉴》、韦进德的《医药指南》等。清代宫廷中“代茶饮”之类十分盛行。陈可冀等所编《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即有平肝清热代茶饮、生津代茶饮等达15方之多。
较之唐宋，元明清期间还推出了大量行之有效的茶疗方。至今仍广为应用的“午时茶”、“天中茶”、“枸杞茶”、“八仙茶”、“仙药茶”、“珍珠茶”等，均系出自明清时代。茶疗的应用几乎遍及内、外、妇、儿，五官、皮肤、内伤各科及养生保健等领域，茶疗的剂型也已发展为散剂、丸剂、冲剂及药代茶饮等多种，服用方法也有饮服、调服、和服 、顿服、噙服、含漱、滴入、调敷、贴敷、擦、搽、涂、薰等多种方式。
在我国的传统中，茶既是饮料，又可用来养生、健身、防病、治病，融合药、食为一体，兼备两种功效，因而被人们誉为“万病之药”、“天赐恩物”。历代医家都认为，茶叶性凉而平和，欲清热泻火、生津止渴、提神开胃，为茶最宜。
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中外科学家与医学界都极为关注、积极参与、长期研究茶叶功效和实际运用。例如：随着对茶叶内所含丰富化学成分的提取、研究和实验，茶叶的保健治疗作用尤其是其在抗癌和预防心脏病方面的功效引起了国内外医学和科学界的日益重视。茶还可以延缓衰老，延年益寿，具有防止和消除有害辐射的功能，有“原子时代的饮料”之称。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茶这一健康饮品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享受，并且伴随着宇航员进入到太空，成了名副其实的“太空饮品”。生活在空间站上的宇航员经常饮茶不仅是嗜好，而且是保健的需要，可谓“寓保健于品茗之中”。
更重要的是，现代科学为我们揭示了茶叶生津止渴、疗疾养生的奥秘。茶之所以有广泛的治病、养生作用，在于其所含的药用成分与营养成分。茶树由于自然条件和栽培管理方法不同，天然杂交变种又多，各种成分本身就变化各异，再加上加工技术不同，结构成分的差异就更大。绿茶、黄茶、黑茶、白茶、青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不仅外在形态不同，而且内质的化学组成差异明显。
人体是由无数的有机物和无机物构成的，生命也靠这无数而复杂的化合物不断地循环代谢。任何化合物代谢不正常，就有可能发生疾病。茶叶中含有咖啡因、茶多酚、多种维生素等成分，其功能与作用各有特色。咖啡因有兴奋神经中枢、强化思维、强心活血、消毒杀菌、解热镇痛等功效，可对人体起到调控作用。
茶多酚的功效更为全面与强大，如对多种危害人体的病菌、病毒具有明显的杀灭和抑制作用;可解重金属离子和尼古丁对人体的毒害，对某些诱变剂损伤染色体有保护作用;还可延缓衰老，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的含量、增强微血管的韧性和弹性、降低血脂;对抑制动脉粥样硬化，防治高血压及心血管等老年人常见的疾病，预防微血管破裂而导致中风也有一定作用。
茶中还含有脂肪性叶绿素及多种维生素，能刺激组织，具有抗菌作用，可抑制溃疡的发炎，并治疗慢性骨髓炎和慢性溃疡。茶叶药用成分到了一定浓度，可抑制化脓链球菌的生长;能维持神经、心脏及消化系统正常机能，防治心脏活动失调、胃机能障碍、多发性神经炎;增加肌体对感染的抵抗力，防治坏血病，促进创口愈合;治疗辐射伤害及提高白细胞功能，具有抗衰老效应。凡此种种，均说明茶叶所含药用成分与营养成分对人体机能具有多种调节作用。
经受几千年的历史洗礼，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探索，特别是传统茶疗与现代科学的不断结合，茶与健康问题的研究和践行越来越系统、全面，获得广泛的认知与丰硕的成果。在这探索与践行的队伍中，著名茶文化专家林治先生是坚持不懈并富有成果的人士之一。1994年起，他辞任县处级行政职务，在全国广泛问茶，执着于茶艺之时，同时把茶与健康问题的探讨作为重点之一。早在2006年，林治先生就撰写并出版了《茶道养生》一书。如今，又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推出新作《茶道养生的是与非》，努力进行更为科学、全面、深入、系统地论述，著作新意叠出，新风扑面，令人耳目一新。
茶与健康不仅是“元问题”，也是“老问题”，又是“新问题”。之所以说是“元问题”，基于茶叶的发现与利用;是“老问题”，由于历数千年而不衰;是“新问题”，鉴于新情况、新问题、新发现层出不穷。当代社会的新理念，就直接关系着茶与健康的探讨和茶道养生的践行。《茶道养生的是与非》的撰写，有三个方面的理论基石与现实需要：
一是现代的健康观。健康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生的第一财富。传统的健康观是“无病即健康”，现代人的健康观是整体健康。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体没有疾病，还要具备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道德”。现代人的健康内容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心灵健康、社会健康、智力健康、道德健康、环境健康等。
二是“健康中国”行动。“健康中国2030”战略，作为卫生系统贯彻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要求的重要举措之一，是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为目标，以解决危害城乡居民健康的主要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防治结合的原则，采用适宜技术，以政府为主导，动员全社会参与，切实加强对影响国民健康的重大和长远卫生问题的有效干预，确保到203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大战略目标。
三是茶界提出的“六茶共舞”。喝茶、饮(料)茶、吃茶、用茶、玩茶、事茶，称之为“六茶共舞”。这是立足于茶，又跨越茶叶，三产(一二三茶业)交融，跨界拓展，全价利用，发展新业态大茶业，适应时代多元消费新需求，促进茶产业提质增效新发展的有力举措。正是从这些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出发，《茶道养生的是与非》不仅介绍了“茶道养生”的实践，而且尽力使之科学化与体系化，达到新的高度与升华。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清代赵翼《论诗绝句》)古人的诗句，正好概括了《茶道养生的是与非》的特色。其要者，起码有三个方面：
【这是一本有追求的著作】
茶与健康问题，具有广泛性，既有基本理论问题，也用实践运用问题;不仅是茶文化、医药学问题，也是人类学、社会学问题。林治先生专门致力于“茶道养生”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他不满足于现状，而是认真梳理，深刻反思，对传统之说进行挑战，力图有所突破与发展。《茶道养生的是与非》的写作，就是缘起于“今是而昨非”的追求。该书的开篇提倡：“更新旧观念，重新认识茶”。在具体的论述之中，有多处颠覆性的观点：“多喝茶能健康长寿”，是“美丽的谎言”;“早上不宜空腹喝茶”，是“大众深信不疑的缪误”;“不可以边吃饭边喝茶”，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真理”;“要随四季变换喝不同的茶”，是“偷换了概念的结论”;“简单就是茶道”，是“高人的误导”。这些“雷人雷语”，不仅出现在目录，而且专节论述。当然，作者并非哗众取宠，而是期望创新茶道养生理论体系，“以茶养身，以道养心，以艺娱人”，把茶引进家庭，以茶构建健康、诗意、时尚的美好生活。
【这是一本有思考的著作】
《茶道养生的是与非》对于一些主流观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是，并非简单的标新立异，而是尽力进行深入的思考与认真的探讨。诸如：“会喝茶的人能创造生命奇迹”，不仅采用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古今长寿案例，而且介绍了一些自己拜访的长寿老人;“美好的一天——从一杯理想的早茶开始”，对于民间的早茶习俗进行了回顾与分析;“有茶处处是天堂，喝茶时时皆良辰”，对于不同时辰的喝茶提出了新的见解;“茶酒两生花，生活乐无涯”，一反传统的“茶酒争奇”，而是走向“茶酒和谐”。对于这些别具一格的思考与异彩纷呈的论述，您可以不同意作者的观点，却不能不折服于著作体现出的作者才情和勇于探索。对于茶艺的价值与作用，著作提出茶艺是“以茶养身，以道养心，以艺娱人”的“抓手”，确是中肯之论、精当之说。特别是作者借用旧有的“三纲五常”，提出“新三纲五常”，即：以和为纲，以爱为纲，以美为纲;常觉得今是而昨非，常怀感恩之心处世，常以茶广结善缘，常用童心探索童趣，常仰望星空，叩问心灵，这种“旧瓶装新酒”，更是使茶事向茶理升华。
【这是一本有趣味的著作】
林治先生是著名茶文化专家，也是至情至性的诗人，对于茶情、爱情、亲情的一往情深，都成为他感人至深的诗歌的内容。林治先生还是激情四射的演说家，每年我们都有多次共同参加茶文化活动，对于他的演讲风格与神采，历历在目，印象深刻。演讲时常常妙语如珠，下笔时往往诗兴大发，林治先生的这种特点，也融入到该书的写作肌体。《茶道养生的是与非》一书，读来使人兴味盎然。之所以如此，一是思维活跃，匠心独运，多改陈说，吸引眼球。二是讲述风格，娓娓道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三是满怀激情，文采飞扬，丽词佳句，遍布全篇。理论的阐释，故事的讲述，数据的分析，诗歌的纳入，都是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而且，作者还把茶艺知识与操作技能相结合，把茶艺的基本原理与实际应用相融汇，初学者与提升者都能从中获益。
当然，这也是一本值得推敲的著作，阅读时需要留意的著作。《茶道养生的是与非》虽然特色鲜明，非常好读，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阅读时应该辨析之点：
首先，如何使理论与结论相衔接?例如：作者认为：“与四时合序”是指人不但要顺应大自然的发展变化的节奏。在茶道养生方面，要做到四时有別，要根据二十四节气的变化来调整以茶养生的方法和养生的重点，而且要顺应每日二十四时的变化，根据自己的“生物钟”来安排自己如何喝茶。但是，书中又对于“应该根据四季变换喝不同的茶类”的说法提出批评。虽有分析，却感科学依据不足。又如：对于早上不宜空腹喝茶的讨论，该书分析了早晨喝茶的益处，又指出不能空腹饮茶错在哪里，双向思维，确有启发。不过，如果能够更为深入，对于早茶时不同身体状况的人员、使用不同类别的茶叶，进行细分，在实践层面会更加精当。
其次，如何进行严谨文字表述?书中提出：“单纯依靠多喝茶并不能健康长寿”，观点自然是正确的。但是，其依据与出发点是《2015年人类发展报告及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是我国各省人均寿命排名，是世界五大产茶国的人均寿命都低于80岁，全球人均茶叶消费量名列前前五名的国家，并非都是“长寿之国”。其实，寿命的长短，基于先天的遗传因素、体质强弱，后天的生活习惯、生活条件、心理因素等差异，个体的寿命长短相差悬殊。而且，受到社会经济条件和卫生医疗水平的制约，不同社会不同时期有很大差别。作者也认识到不同因素在健康中的占比，然而茶在健康中的占比，却缺少精准的大数据支撑。我们弱弱的问一句：世界五大产茶国、全球人均茶叶消费量名列前五名的国家，各种不同因素，在他们的健康中占比如何?假如没有茶，人均寿命又会如何?从不同的角度，依靠更多的数据，才更有说服力。
再次，如何看待与运用“药茶”?“药饮是当前茶艺界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这也是该书的阐释要点。如前所述，药饮古已有之，随着时代发展而前行，当今应该适应并且引领新时期的需要。书中提出：“精细高雅的清饮，温馨浪漫的调饮，益寿延年的药饮三足鼎立，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茶艺理论新体系。”初看似乎有理，深究还可琢磨。“清饮”、“调饮”，是中国饮茶方式的两大体系。而“药饮”，则是以功能为视角的分类。很显然，三者是不同视角的观察。“清饮”、“调饮”，都可能具有“益寿延年的药饮”功效。更何况，“是药三分毒”，国家对于药物的管理与使用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茶艺界、茶艺人员应该严格遵守执行。正因为如此，《茶艺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8年版)明确规范：茶艺师提供的“茶健康服务”，仅仅局限于 “养生、预防、调理”，而“治疗”则必须有行医资质者才能进行。茶的“药饮”，只能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执行，无论研究与治疗都必须如此。
我们之所以对该书提出一些值得推敲的意见，是为了精益求精、锦上添花;对于阅读者进行提醒，是为了不至于误读与误用。林治先生是有影响力的茶文化专家，他的讲述与著作聆听和阅读者甚众。指出相关问题，让大家来思考与研究，当会使茶与健康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和完善。恰巧我对茶与健康问题也长期关注，不断研究，1999年主编《中华茶文化丛书》(10本)时，特邀请江西中医院叶义森主任医师撰写《茶饮康乐——中国茶疗的发展与运用》;2002年后，主编的《中国茶疗》《中国茶与茶疗》先后由三家出版社出版。
这次有幸率先拜读林治先生新作，正好结合心得，略陈己见，向他请益。更何况，林治先生再三邀请作序时，坦陈不必存在顾虑，完全可以直抒胸臆，希望提出不同意见，哪怕“拍砖”也行。他的这种深情厚谊与坦荡风尚，令人感动与感佩!我们是老友、挚友、诤友，对于不同观点虽有讨论，却真情实感依然如故，这次也自然实事求是、直率坦言了。当然，这样的再三推敲，甚至可以说“吹毛求疵”，丝毫不影响《茶道养生的是与非》一书的价值与作用，作者的孜孜追求、良苦用心、勇于思辨、才气情怀，都已融入到字里行间。
林治先生是茶人，也是诗人。作为《茶道养生的是与非》的首先阅读者，特把学习心得浓缩在“茶道养生，科学运用”的藏头诗中。文字虽有不协，为了不以词害意，只得任之。
茶饮齿颊留馨香，
道远知骥多气象。
养心安神乐闲适，
生花妙笔理红妆。
科察着力需思辨，
学海行舟共苍茫。
运斤成风再挥毫，
用智铺谋赋新章。
如今，我们正进入21世纪30年代。在这科技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激烈竞争与日新月异并存，高速效率与身心忙碌同在。
经历新冠疫情的日日夜夜，健康、长寿、幸福、快乐，成为人类共同的追求!
茶道养生在人类的身心健康、美好未来发挥着积极作用，前景不可限量!
让我们尽情享受茶生活，创造更加美好的茶世界!(2020年12月8日于洪都旷达斋)
余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茶文化重点学科带头人，多所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茶艺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专家组组长、总主笔，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教程《茶艺师》主编，茶艺师职业技能鉴定国家题库编写专家组组长、首席专家，中国民俗学会茶艺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万里茶道(中国)协作体副主席、茶艺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本文为林治新著《茶道养生的是与非》的序言。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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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茶马古道”到“万里茶道”，在马王堆汉墓里，在盛唐宫廷中，在成吉思汗马背上，在大明王朝茶马司，在左宗棠的新疆行营里……穿越千年，在曾经兴盛繁忙的“茶马古道” 上，安化黑茶始终披着一层颇为神秘的薄纱。在“一带一路”倡议在多个领域被延伸的今天，沿着安化茶马古道在历史上的脚印寻觅，不难发现，安化茶马古道和黑茶在历史长河中所承载的不仅仅是跨区域的贸易往来，更是一种文化的输出与交流。
悠悠历史长河里，西北大地上嗒嗒的马蹄声，绵延千年，一个关于茶马古道的故事仍在继续……
“茶马古道”源于古代西南边疆的茶马互市，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二战中后期最为兴盛。分陕甘、陕康藏、滇藏路，连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锡金、尼泊尔、印度境内，直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
茶马互市图
但它的意义显然并不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
在湖南安化县（主要为洞市、江南）的崇山峻岭和山涧溪流之间，就绵延着多条神秘的茶马古道。千百年来，无数的马帮在这些道路上来往行走，成就了不同民族与文化的交融。
安化的山水，亦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凤凰：“青山一座接连一座，一条河水弯弯曲曲流去，山水互相环抱，气象格局小而美。”地处雪峰山北段的安化，是湖南面积第三大县。在这个静谧的小县城，资水穿城而过，水边矗立着一座中国黑茶博物馆，格外醒目。
安化人自己大碗喝煎茶，来客招呼也是以茶当见面礼。山坳、渡口广设茶亭。茶叶禁碑、古茶行、茶叶码头至今随处可见，民间广泛传唱茶歌，文化人创作的咏茶诗词不计其数，陶澍、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均与安化茶结缘，花鼓戏《烘房飘香》更是将安化黑茶的制作搬上了银幕……
茶比县早，穿越千年。今天，作为“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的安化，古道、黑茶早已融入其传奇而神秘的历史与现实之中……
壹
神秘纬度带上的安化
安化与埃及金字塔、玛雅文明、百慕大三角同处于北纬30°神秘文化带，以安化为中心的这片区域，自古至今就属中华文明繁衍的重要地带，属于神秘的古梅山文化腹地。
安化茶的起源也注定是有故事的。安化梅城思游，是蚩尤成长的故乡，蚩尤一统梅山诸蛮，战败黄帝后身负重伤，遂流亡于山野尝百草而疗伤，有传说百草其一即为茶。据说在神农氏时代，湖南安化就有茶树生长，并被神农氏发现和利用。按照《神农本草经》的说法：“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古同“茶”）而解之。”这是一个与神农氏、炎帝共生的传说。
今天，沿着雪峰山脉，往东南400多千米就是神农的安息地“长沙茶乡之尾”炎陵。据说，神农生于历山（今湖北随州市境内），安化正好处于随州与炎陵之间，由此来推测，安化也是神农氏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了。
茶为国饮，发乎神农；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而关于黑茶功效的历史记载和传说在安化人的记忆里也从未间断：
西汉时期，张骞开通西域后，东西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一次，汉朝的商队无意中以被雨淋未及晾干致“发霉”的茶叶做药，使两个患“积食”病的蒙古族牧民起死回生。被问及何种灵丹妙药时，班超答曰：此乃楚地运来的茶叶。
安化境内有座辰山，此山被一些文史爱好者怀疑为清代顺治皇帝出家后的最终圆寂地，而顺治皇帝出家后从山西五台山来到湖南安化，正是沿着山西茶商开辟的安化茶道。
凡此种种，笔者走访安化老人后发现，当地人大多都信奉这些传说，坚信黑茶历史久远，养生保健，甚至能防御百病。住在资江边旧时水运码头边的张五妹（音同），她的母亲已经93岁，老人家有句口头禅便是：可以一天不吃饭，不能一天不喝茶。
在安化置县（1072）以前，这里地域荒野，人丁横蛮，不服当时朝廷的管制，被谑称“梅山峒蛮”。据史料，“梅山峒蛮”与越人梅娟有关，梅娟系越王勾践子孙，后为逃避楚王的逼害，改姓梅。汉高祖时，梅娟随长沙王吴芮来到湖南，在安化、新化一带繁衍生息，势力逐渐壮大。三国时候，“长沙益阳为山贼所攻”，山贼即为盘踞梅山的越人。
越人后因长期征战，官兵围剿，人马溃散，至隋唐时逐渐与当地汉人融合，再不见史籍。那时，马便是他们作战及生活的日常交通工具，马帮由此而生。从汉朝算起，茶和马，就是安化先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
1972—197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三号汉墓出土有“一笥”竹简，经考证为茶一箱。起初，箱内黑色颗粒状实物一时让人难以辨别，通过显微镜切片最终被确认为是茶。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这箱茶叶从何而来，社会上产生了多种争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益阳市高级农艺师易梁生的考证，他从制作工艺、保存方式、历史人文等方面证明马王堆出土的茶叶来自湖南安化。
当然，安化黑茶的神秘不仅于此，从环境勘测的角度，安化境内的土壤、气候、云雾期的长短，都是种植、生产黑茶必不可少的条件。自古周围县域也有广泛种茶，但只有安化“惟茶甲诸州县”，这也是古往今来许多史料所记载的。
贰
官茶之争引发一场战争
安化先有茶后有县，宋熙宁五年（1072）开梅山置县“起疆之初，山崖水畔，不种自生”，属古野生茶生长的地方。而如果上文提到的马王堆汉墓里的茶叶来自安化，那么安化茶的历史，则至少可以追溯到2300年。
对安化茶最早的历史记载是在唐代。唐代饮茶之风盛行，饮茶习俗有很大变化，将生嚼解渴的粗犷饮用，变成了煮煎品茗的艺术，特别是陆羽《茶经》的问世使唐代“茶事大兴”，此时，安化黑茶开始引起世人关注。856年，唐代杨晔 《膳夫经手录》记载的“渠江薄片茶”，运销湖北江陵、襄阳一带，后进入长安，直至宫廷。五代毛文锡的《茶谱》记有：“渠江薄片，一斤八十枚”，又说“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而多毒蛇猛兽……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文中的渠江即现安化渠江镇，资水在此地的支流亦名渠江。
安化黑毛茶制作工艺流程，依次为采摘、杀青、揉捻、渥堆、干燥
但在民间，“渠江薄片”则名为“张良薄片”，相传为汉代名臣张良在安化渠江修道时初创，从汉代起便成为地方官员向朝廷进贡之物，而得“渠江皇家薄片”之名。
可以确定的是，在唐代湖南安化便已有“渠江薄片”生产，在当地还有些名气，而这种茶色泽为黑褐色，即典型的上等黑茶色泽，也就说明当时就有黑茶生产。
宋代以前，安化的茶树多为野生，到了宋代，在资江边上出现了大量茶场，还有“专官戍守”。朝廷就派专门的军队到安化收茶，再押运至西北，换成战马，这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茶商军”。元明以后，安化开始大规模的人工种植茶：“深山穷峪，无不种茶。居民大半以茶为业，邑土产推此第一。”
黑茶作为正式称呼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始于16世纪初。据明嘉靖三年（1524） 御史陈讲疏记载：“商茶低仍，悉征黑茶，产地有限……”这是“黑茶”一词首次见诸文字。康熙年间的《湖广通志》载“长沙府出茶，名安化茶”，则是第一次在文献中出现“安化茶”一词。
安化黑茶问世后，西北茶商重点转入安化采购茶叶。据说，朱元璋的女婿欧阳伦，就是因私贩湖茶被皇帝杀了头。不仅如此，由于安化黑茶滋味浓厚醇和，而且量多价廉，深受西藏喇嘛的喜爱。以至于西藏喇嘛朝贡回藏时，拒绝朝廷所拨四川乌茶作为赏赐，而绕道湖广收买安化黑茶，这在当时是非法的。私茶业兴起，直接影响了明代边境的茶马交易，乃至引发了一场战争。
1572年，明首辅张居正即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是由官方垄断的，但由于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导致民间包括黑茶在内的私茶兴起。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颇大。张居正发出的诏书就是旨在打击民间走私。
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直接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被断绝。
一时之间，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都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取消诏书内容，重开边境茶叶贸易。
在此期间，各部族也曾进行和平解决贸易问题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中原边境军事要塞）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但他的这个要求被断然拒绝，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则更不用提。
一场茶叶引发的“清河堡战争”最终爆发，3年的血战让当时的茶叶贸易几乎回到了原点。后来，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
17世纪前期，四川边茶主要销康藏一带，西北边销茶逐渐由安化黑茶取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御史李楠和徐侨为湖南茶叶在奏本中公然争吵，一个要求朝廷颁令禁运，免妨茶法马政；另一个认为湖南茶对西北游牧民族有利，不宜禁止。后经户部裁定，报请皇帝批准：自后销西北的引茶，以汉、川茶为主，湖南茶为辅。
至此，安化黑茶终于成为官茶。不过，清代乾隆以后，“茶马互市”作为一种重要制度逐渐从历史上淡出，取而代之的是“边茶贸易”制度。
叁
陶澍、左宗棠与黑茶之缘
安化茶品质甚佳，口感极好，成为官茶之后更是一度出现“一茶难求”盛况。到了清代，安化“天尖茶”被奉为珍品，且被皇帝嘉庆、道光看上，成为贡品，赞誉“安化天尖雀舌”，也就有了“皇帝用茶为天尖，朝廷用茶为贡尖”之说。
安化籍名臣陶澍，作为道光朝的重臣，正好见证了家乡黑茶的鼎盛时期。作为一代名臣，他对家乡的茶叶感情至深，就因为《茶经》中并未对安化茶有所记载，他一度愤懑不平,“俗子诩《茶经》，略置不加省。岂知劲直姿，其功罕与等？”
陶澍还多次诗咏家乡茶，以此怀念故乡的同时，也把安化茶推向了全国。特别是在1815年的春节，陶澍邀请在京城的消寒诗社成员同集印心石屋，共品安化茶。在高朋云集的茶会上，陶澍吟五言长诗四首，详细介绍了安化茶的产茶历史、品质特征及艰辛的生产过程，简直就是一部“安化茶的述事史诗”。
后来，陶澍回家乡安化小淹镇，夜宿香炉山，又写下了历史上最长的茶诗。言辞之间，把黑茶归于他家乡的骄傲。
1836年，时任两江总督陶澍从江西经醴陵回安化省亲。醴陵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以一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乡，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弟子，翘首公归”赢得陶澍赞赏，两人成忘年之交，并约定结成儿女之亲。1839年，陶澍去世，左宗棠遵陶澍生前之托，于次年从岳阳湘阴赴安化操持陶家事务，抚教陶澍之子陶桄，并在此居住了8年。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左宗棠对安化黑茶有了深切的理解。
同治十三年（1874），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写信给湖南老乡、陕西布政使谭钟麟，回忆自己早年在安化小淹的所见所闻，涉笔成趣：安化后乡老小，届时打草充茶，踩成上篓，其中杂真茶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已。所谓草者，柳叶、茅栗之属，且并刈凡草入之。
安化永锡桥
当时，县志有云：“宁采安化草，不买新化好。”意思是说，当时有人宁可喝安化的杂草（粗毛茶），也不喝新化真茶。
由此可见，当年安化茶的抢手程度，茶里掺草，毫无掩饰，竟然不愁销路，连县志里面都有明确的记载，并且引以为傲。而左宗棠贵为封疆大吏，竟然也喝不到十成上品的安化黑茶。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这样写道：“上冬所库存陈茶一封，试看果皆草也。山、陕商贩不能办真茶，即高价所采亦多是粗叶，亦搀有杂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即称上品。至新芽初出，如谷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难得。每斤黑茶，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
正是因为对安化茶的了解，收复新疆后，左宗棠便对安化黑茶实行“政府采购”，从而使得蒙古、俄罗斯和我国西北地区更加感受到了安化黑茶的神奇。
肆
“条条古道都是茶马古道”
当然，安化黑茶走向世界，离不开“一道一商”——茶马古道与茶商。最早来安化办茶的商人是陕商，但却是晋商把安化黑茶推向了其历史最高峰。
太平天国起义阻断了长江运输线路，中俄边境恰克图茶叶贸易受到了严重影响。虽然没过多久商路便得以开通，但是，福建地区的茶价却涨得很高。无奈之下，山西茶商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开始生产红茶的湘西一带。
由于安化红茶产量的局限，无法满足恰克图市场的需求，山西茶商便把一部分安化黑茶也带到了恰克图。出乎意料的是，黑茶在恰克图也颇受欢迎，甚至还成了恰克图茶叶贸易中的主要品种。为了便于长途运输，茶商便把黑茶制作成砖茶和千两茶（千两茶也叫三和茶，因每棒茶重一千两而得名）。
晋商来安化办茶究竟始于何时，目前没有确切证据。但大多数人认为，晋商来安化办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由于去福建的道路受阻所以才转道安化。安化黑茶研究代表人物、原安化县政协主席、县茶业协会首任会长伍湘安，和“万里茶道”湖南安化段申遗办主要负责人之一王以戬等人，则认为安化是“万里茶路”起点之一，理由是，除了茶马交易的历史和安化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运输条件外，还有一个重要物证——一口古茶钟。根据茶钟上的文字记载，这口茶钟是晋茶商在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铸造的。王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关于乾隆年间官方《茶叶章程》的文章，作为佐证。
为了方便收购和运输，茶商集资在安化县内又修建了一些茶马古道。与其他茶马古道路线不同的是，借助于资水横贯安化全境，茶商们在安化收购茶叶后，沿着这条茶马专道驮至江边集镇，再通过水运的方式销往外地。
这种“船舱马背式”的茶叶运输方式，也成就了安化与其他地区的茶马古道截然不同的一个特色——安化的这条茶马古道，如今已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在安化，其实条条古道都是茶马古道。”王以戬说，安化以茶叶立县是很多年以来的共识，很多人来安化总喜欢问一个问题：“安化当年的茶马古道是哪一条？想去走走。”但事实上，王以戬认为，只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是条古道，用马运过茶叶，运出后用来交易，就是安化的茶马古道。
安化前乡的茶，经过初制后，要运到后乡的资江边八大茶叶镇再加工，大都要走二三百里山路。以小淹、江南、黄沙坪等为中心，向全县各大茶山和茶乡辐射的大道，哪条能不载马和茶？
资江边八大茶镇加工出的茶叶，大都是走水路，由汉口中转，再向西北。连上川陕、川藏的茶马古道，再进入丝绸之路。但水运并不是安化茶的唯一选择。陆路走益阳，去长沙湘潭，500年里，安化走益阳的茶马古道，一样故事多多。
抗日战争期间，运茶通道被阻断，安化茶叶积压。黑茶理论之父彭先泽两次“西北万里行”，沿资江向上，从溆浦到黔阳，走贵州入四川，开辟新的茶马古道，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安化境内的茶马古道中，最具影响的是从洞市到高城一线。
洞市历史上是一个大乡，前些年在乡镇合并时才并入江南镇。在资江边的江南镇沿溪而上，有思贤溪风雨桥，桥上马蹄印迹历历在目。沿溪上去30里，是茶马古道上的驿站金田村。与金田相邻的茅坪村，有个接待过路茶客的“陶氏宗祠”。祠的西面，便是清代名臣、两江总督陶澍的祖坟山。
洞市上去30里就是高城村，这是洞市茶马古道上的一个神奇的景点。这个村历史上是宝庆、新化、安化、益阳等多个县之间的一个中转站，茶叶、盐、中药材等运输马帮都要在此住上一夜，有些货栈还在这里设有中转的仓库。村子背后，有气象万千、神秘秀美的“川岩江”，一条条茶马古道就在这条江边随山而行。
安化茶马古道上的茶亭——江南镇东风亭
古道上的安化黄沙坪古镇，建于北宋熙宁年间，背靠辰山，面临资江，是南方茶马古道的策源地。据当地人说，安化县第一支运茶马帮，就诞生在这里。马帮的首领，据说还是杨家将后代。
明清时期这里的茶叶从业人员达4万多人，茶号80多家。对岸资江一河相隔的唐家观，茶叶从业人员上万人，茶号20多家。“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是当时茶业兴旺的真实写照。那时，中国黑茶的70%产自这两个茶叶古镇。这条古道上的马帮至今尚存，被称为“最后的马帮”。
鸦片战争前，黄沙坪主产黑茶，清道光至民国初年，茶叶加工以红茶为主。鼎盛时期，清政府曾派军队保护茶商。民国时期，茶业仍然兴旺。据当地一位老茶农回忆，黄沙坪资江沿岸不到1.5千米沿线就有13个船码头，其中9个主要用来装运茶叶，有源生昌码头、三德玉码头、梅蓝货运码头、永泰福码头、福音堂码头、谦益盛码头、琦公码头……专门从事搬运的工人成立脚帮，帮众120人，常年靠此营生。
而在此过程中，许多人也靠薄本微利制茶卖茶起家，做成了大老板。山西人、陕西人、甘肃人，久已到此生根发芽，福建人、广州人也越过南岭北上，由湘江入资水，溯流而上黄沙坪开铺立肆，经营茶叶……成就了古镇昔日的繁华。
伍
万里茶路：一个祁县茶庄的贩茶之旅
目前，普遍认为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之乱，是安化黑茶崛起的一个重要契机。山西茶商通过安化茶马古道运输黑毛茶，到达资水沿岸的茶马古镇茶市（安化黄沙坪等），然后通过帆船经资江运往洞庭湖，再用大帆船转运到湖北沙市，经襄樊到老河口至泾阳或经襄樊后到山西晋阳、祁县。
山西茶商在湖南安化贩茶运往恰克图的路线，则为水陆两路：一路由常德、沙市、襄阳、郑州入山西泽州（晋城），北上抵张家口转恰克图；一路穿洞庭湖由岳阳入长江，下水至武汉，转汉水上抵樊城，起岸北上，经河南、山西抵张家口后转恰克图。
清代安化黑茶运输路线图（安化县文物所收藏）
1994年4月，祁县晋商文化研究所在进行文献整理时突然发现一本蓝皮旧书，扉页上用毛笔写有书名《行商遗要》，内容是为商之道总论。这本《行商遗要》是祁县渠家茶庄长裕川办茶厂、产茶、销茶的详细实录。这个小册子虽然不起眼，可却详细地描绘了当时晋商行走茶路的众多细节。
如记载从祁县到达湖南安化的路程：“祁30里至子洪。40里来远，打尖。”“60里至沁州，宿。60里至虎亭，宿。”“40里至交川沟，打尖。50里至鲍店，宿。”到达泽州府（今晋城市）住一宿后，即要出太行山、过黄河、经郑州，到达河南南部的赊旗镇（今社旗县）。文中还标明，从祁县到赊旗镇经过19站，总计陆路1355里。
到赊旗镇后，行程全部变为水路，要乘船。从赊旗镇沿唐河顺流而下，经湖北樊城，到达汉口，再南下过洞庭湖，到达湖南北部的益阳，至此水路基本上走完了。到益阳后，就要进山到产茶的安化地区了，从河南赊旗镇到湖南益阳，总计水路乘船共2655里。
《行商遗要》分别对南下采办茶叶、北上销售茶叶都有翔实的记载，并写有必须遵守的规则，其中，包括进入安化山区采办茶叶的准备，辨别茶叶品种和茶叶等级优劣的标准，加工各类茶叶的技术，运输茶叶通过各路关卡的税金比例，运送茶叶使用车、船或骡、骆驼的运费，甚至对伙友们进入安化后在各个茶行所用餐饮的费用是“行”内供给还是自备，均有规定。
到了张家口，茶商们将茶叶或卖出或改变包装、运输工具，继续北运至恰克图。由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约2150千米，其中有400多千米是茫茫戈壁滩，常常是“绵绵斯道，几不逢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不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据《蒙古鉴》记载：“由张家口向西北逾阴山达沙漠，经察哈尔之察罕巴尔、哈孙固尔、梅章乌苏等地可到达恰克图和买卖城，山西茶商运茶多取此道。”有寒暑表以后，一官吏记下冬季严寒时的确切气温为-36℃，并记载人畜冻毙之情说：“本期京信，迟到五日，询知邮差，在途次第冻毙……沿途驼马，冻僵者亦不少。”
作家梅沽也曾做过这样的描写：
“
夏日酷暑，头顶烈日，足履灼沙，数日不见水源，如煎如炙；冬季，大漠高原，朔风呼啸，寒冷刺骨；春秋两季，时有风沙骤至，天地昧冥，填路埋人。间或遇骑匪出没，杀人掠货，死于天灾人祸的，时有所闻。黄沙埋白骨，风雪裹冻灵。旅途之艰险难以用语言形容。
”
到达恰克图，这是初期恰克图贸易的终点。“恰克图”的中文意思就是“有茶的地方”。1727年，中俄双方签订了著名的《恰克图条约》，将恰克图一分为二，旧城划归俄罗斯，新城归中国。清政府在恰克图另建新市街，名为“买卖城”。但没多久，旅蒙商就跨越国界到俄国经商。
清代茶引凭证
旅蒙商在茶路上打得最响的品牌是“川”字牌砖茶，它是由山西祁县茶商监制的。之所以被称为“川”字牌，是因为四家茶庄的号名叫：大玉川、大吕川、长裕川、长盛川。“川”字茶叶产地就在两湖，他们在湖南安化、临湘，湖北聂家市、羊楼洞都建有砖茶厂。
正是安化等地的茶把沿途上的中外各民族组织起来，从种植、加工、运输，到销售，跨国经营，于是就有了“万里茶路”。旅蒙商的茶叶之路并不止一条，但走恰克图是条主路。这条路也是整条陆上茶叶之路最为艰难的路程。当时人们把这条赴蒙古高原经商所走的道路，称茶马古道（又称草原丝绸之路）。
到达恰克图以后，茶商与俄商交换的主要是皮毛，“彼以皮来，我以茶往”。这种陆路运来的茶叶“因陆路所历风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经过南洋暑热，致茶味亦减”。到18世纪中期，茶叶已成为以食肉为主的蒙俄各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必需品，发展到“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
至于俄国人、蒙古人如何嗜茶，俄国早有历史学家做过表述：“不论贫富、长幼都嗜饮砖茶，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
进入19世纪后，恰克图的茶叶贸易继续增长，迅速超过棉布和丝绸，牢牢地占据了第一位，茶叶也从恰克图向北向西延伸到欧洲。1820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斯彼兰斯基直言不讳地说：“丝织品已经结束了，棉布也差不多要结束了，剩下的是茶叶、茶叶，还是茶叶。”
光绪七年（1881），一个叫乔治·凯南记者说：“几乎所有俄国消费的名茶都是由骆驼商队从中国北部经过蒙古带来的……这些茶叶从恰克图进入俄国，然后被重新包装，用毛皮包好，用线缝好，穿越西伯利亚大约4000英里的路程，最后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或者下诺夫哥罗德一年一度的贸易博览会。”
1905年，横贯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竣工通车。从此，俄商由天津转口陆路运输到恰克图回国的货物，改由沿海北上海参崴，转铁路运输回国。加之印度茶和锡兰茶进入国际市场，逐渐打破了华茶独占世界茶叶市场的局面。
于是，在茶叶之路的起点，茶叶采集利益几被压尽，中途运输交通工具落后，课税林立，成本无法降低，终端由于俄商自行采办运输，质高价低，茶叶之路终究难以为继。
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突然对在俄华商课以重税，所征税额高出货价的数倍，借以驱赶窒息华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国内战争顿起，茶商损失无法计算。在亚欧大陆上繁荣了200年的茶叶之路，至此彻底消失。
陆
“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益阳特”
显然，明清两代，安化黑茶在边茶中的地位变化，是一个逐步由补充到主力、由配角到主角、由边缘到中央的重要过程。
由于黑茶在边疆民族兄弟日常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安化黑茶也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及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推行“以茶治边”政策的重要手段。雍正十年（1732），云贵总督鄂尔泰以茶马互市控制云南边疆土司以及边境诸国战马数量，最后成功平叛并顺利推行改土归流就是一个著名案例。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早在明万历年间，安化黑茶作为边销茶销往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旨在稳定边疆、促进民族团结，故安化黑茶又叫民族茶、团结茶。
1885年，中俄边境重镇买卖城街头，满载货物的牛车
在新疆地区，民间流传一句俗语：“喝酒就喝伊力特，喝茶就喝益阳特。”不过他们对黑茶的印象，大多局限于“制作奶茶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并没有提升到近年来安化黑茶提倡的“保健茶、文化茶”层面。
成为钦定的“官茶”后，安化黑茶通过官营，逐步流入新疆等地。明清两代，朝廷在西北重镇设立茶马司，以茶叶换军马。进入新疆的茶主要由兰州茶马司供给。当时，黑茶加工技术日益成熟，此时已达到顶峰，出现了包装精美、紧致有型的“封茶”。“封茶”在特制的模具里筑紧成型，砖状有龟背，外封特制的皮纸，砖脊盖有五环标志的特殊印章，砖面有生产厂家（茶号）的名称，规格和重量一致。“封茶”是主要的“官茶”，毛茶原料主要由安化供应，在陕西泾阳生产，由陕西巡抚监制。
安化黑茶进入新疆的早期，是上等人家才能经常消费得起的珍重物品。特别是上等的天尖、封茶，一般牧民家庭一年难得一见。民国时期茶叶欠产的年份，一片重 2公斤的茶砖甚至可以换取7头羊。抗战时期，茶叶运输路线中断，新疆人民以炒熟的麦子、苦荞替代茶叶，没有功效，病茶者甚众。湖南省建设厅在安化设立砖茶生产厂，生产的砖茶绕道重庆运往兰州。从此安化成为国内最大的黑茶生产基地。
安化黑茶主要以砖茶的形式行销新疆全域，新疆人民通常把砖茶放入马奶、牛奶等奶液中煮沸，充作茶饮。据《当代青海简史》，到 1951 年年底，西北地区100%的少数民族喝上了茯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30 周年之际，中央代表团赠送给新疆人民的礼品，就是安化黑茶中的茯砖茶。
在历史长河里，从马王堆汉墓，到盛唐渠江薄片，船运马驮、大漠戈壁，安化黑茶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饮”、西北边疆民族同胞眼中的“生命之饮”，历史价值斐然。
而今，人们熟知的茶马古道早已淹没在历史烟云中，古道上的马蹄声已然随着历史的沉淀渐渐沉默。然而，茶马古道作为一条人文精神的承载之路，终为历史所铭记：一代代茶商马夫，既是贸易经商的生意人，也是开辟茶马古道的探险家；一条条茶马古道，既是运输通道，也是连接内陆与边塞、中国与世界的纽带。古道，瘦马，茶商，安化黑茶，共同制造了这段流传至今的神奇“茶马古道”文化。
（感谢安化县政协提供资料帮助。本文内容如有表述不当，概由笔者负责。）
在二百年茶路开拓中，晋商开创了“南吞北吐”的产业格局，而造就晋商巨贾的山西祁县，更在万里茶路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位于祁县县城的昭馀古城，现存的明清时期几百家商号店铺旧址向世人昭示着当年茶、票、斗、典、布、杂等百业繁荣，一场大型的修复早已启动，茶文化和晋商精神亦在修复中传承和延续……11月12日，由晋中市委市政府、山西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晋中市委宣传部、山西晚报社发起并承办“弘扬晋商精神重走晋商万里茶路”大型活动采访团重回万里茶路中心——祁县昭馀古城，山西晚报记者对山西昭馀古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在盼进行了专访，目前，这位古城“操盘手”正在做的事情是通过茶旅融合帮助更多人创造品质生活。
A 茶商之都：茶商文化与生俱来
“可以说，缔造了万里茶道的正是晋商。”王在盼直言，晋商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就是茶商，晋商文明的结晶更多地体现在茶叶中，体现在万里茶道中。通过茶叶，晋商建立了自己的商道，通过茶叶的经营和运输，晋商又带动了票号这种创新性金融的发展，最终形成一套属于自己商帮的商业模式，支撑整个商帮持续发展。
相关资料显示，祁县茶帮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和主力军之一，其作为晋商的一支劲旅，在昔日的万里茶道上活跃了二百余年，茶道沿线到处留下了祁县茶帮的经营遗迹和故事。在祁县境内，古茶路长达百余里，清代有30多家茶庄总部设立于此，目前仍有23家遗址保存完好。位于昭馀古城内的长裕川茶庄，更是经典杰作，其中还保留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诉说着晋商开辟万里茶道的艰辛。与此同时，祁县茶帮创造的“总柜经济、茶票兼营、茶产业化经营、茶品牌化营销、顶身股激励”的五大经营管理模式，一直流传至今。
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地处祁县的昭馀古城，一度成为祁县茶帮的重要聚居地。明清时期，古城因茶商发达而鼎盛辉煌，呈“居于乡下，店设昭馀，商通天下”之势，如今，城墙虽已不在，城内建筑依旧基本保存完好。古城总占地面积56.99公顷，东西长835米，南北长690米，28条街巷纵横贯通，860余所古院落星罗棋布，20000余间明清建筑鳞次栉比，形态宏伟，结构精巧，建筑风格“集江南河北之大成，汇宋元明清之法式”。
因此，早在1994年1月，祁县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11年6月，昭馀古城中横贯东西的晋商老街被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历史文化名街;2015年12月，祁县被中国商业史学会授予“万里茶道——茶商之都”称号。
“昭馀古城很精致，作为‘茶商之都’，其与茶叶一脉相连，在古城内，仅茶庄、茶票号的遗址就达32处。”在王在盼看来，这里有满满的茶商文化，这恰恰是这座古城与生俱来的一种气质。
“茶本来就是品质生活的一种体现，发展茶文化，祁县有其区位优势，更有其文化底蕴。要让古城‘活’过来，在此，只能做茶+生活体验地。”王在盼告诉山西晚报记者。
B 茶旅融合：打造茶文化体验地
正是由于昭馀古城与众不同的气质，其很快得到了明确定位。
今年5月11日，有着国资背景的山西昭馀古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王在盼兼任董事长及总经理。仅仅半年，昭馀古城“茶商之都”的名片已被通过多种形式推广。“目前，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昭馀古城的保护和更新，同时将茶商文化提炼出来，与文旅相结合，最终实现‘茶旅融合’。”王在盼告诉山西晚报记者，公司从成立至今，计划一年布局建样板，三年见效看项目，五年成型塑品牌，最终为游客打造文化消费目的地，帮助更多人创造品质生活。
不过，王在盼意欲打造的茶文化，并非一般的茶文化，而是对山西药茶进行更多的展示，让更多游客感受到山西药茶的精髓。“茶就是药，药就是茶，药与茶本就是同根同源，山西药茶其实是一种真正私人定制的茶，是中医中提倡的药食同源的具体体现，将更好地为人们打造健康饮品。”王在盼介绍，除了年底将对游客开放的展示厅，昭馀古城还将打造“山西药茶会客厅”，为游客提供很好的休闲体验。
不同于以前旅游被当做奢侈品，在文旅行业浸淫多年的王在盼看来，目前，旅游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王在盼坦言，当下的旅游业，相比于此前整个行业粗放的运营模式已经完全不同，游客们愈来愈挑剔，很多粗制滥造及毫无文化底蕴的景区，根本不可能吸引到游客;若没有消费体验，也不可能滋生一个新的景区，文旅融合，创造美好生活。
在这座城，王在盼和其团队意欲打造的，既不是大院，也不是古城，而是要将昭馀古城打造为文化目的地、旅游目的地、消费目的地。他告诉山西晚报记者，“这里的文化，正是茶商文化。未来，在昭馀古城人们可以喝到山西最地道的茶，与此同时，也可以品到其他六大茶系中最好的茶。在这里，人们可以闻得到茶香，品得到茶趣，并在一段愉悦的品茗时光结束后，将自己私人定制的茶带回家。让人们生活更美好，这是我们的初心。”
在王在盼和其团队的规划中，下一步，将打造中国老茶、古茶交易中心。也希望将世界茶商大会的永久会址落地于祁县，“目前，很多想法都在进一步策划调研中，但这些都是属于茶商之都的标准配置，相信会逐步成为现实。”
C 古城修复：保护传承文化之根
想要对一座古城进行保护和更新，并非易事。作为国有资本，入主旅游业仅是一个“打样”的过程。
在王在盼看来，优秀的旅游项目其实可以带动圈式化的共建共享，“目前，已经有资本守在门口等着，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把样板建好。”提及资本的带动力，王在盼略显兴奋，“多年来，古城内很多小院一直处于闲置状态，随着我们对古城的投资修复，古城内很多小院的身价正在不断上涨，已经很少有人愿意出售。”
“建筑，就是凝固的音乐。”正是因为这样一句话，王在盼很早之前就爱上了古建筑，在其看来，建筑承载的信息量很多，只要这些建筑、街巷在，就是保护好了古城，一定不能将所有街巷拆掉重建，更不能将原住民迁走。如今，昭馀古城城墙虽已不在，但其肌理仍存，在城内有一条重要的道路被称作“马道”。在此次做古城保护规划时，王在盼希望将马道列于一级保护街巷中，“马道在，城就在。这是古城最后的底线。”
此前的古建修复，有一个词叫“修旧如旧”，王在盼和他的团队却并未使用这一理念，而是用了两个成语来进行比较，在其看来，“修旧如旧”最易“返老还童”，房子还是原来的格局，工艺还是老工艺，材料则是新材料，修复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座“老新房子”;而“老当益壮”，则是古城保护的最高水平，房子还是老房子，但修复后，精气神不倒。王在盼认为，古城保护并无具体标准，修缮过程中更不能完全照本宣科，“在保护过程中，要时刻保持对当地文化底蕴的了解和敬畏心，否则就是打着保护的名义去搞破坏。”
那么，古城又当如何更新?是简单粗暴更新?还是再造一个“新古城”?还是能真正找准文化点，与当地居民融于一起?王在盼认为，所谓更新，无论是对古城的原居民也好，还是对到此的游客也好，都应得到更好的体验，“首先需要在功能上进行提升，比如消防、上下水的全部覆盖，以及城市供暖进入古城，在此基础上，再将文化的根保护下来。”王在盼认为，一定要认清茶商之都的现实意义，这座城原来有江湖地位，当下有现实意义，这正是文化传承和更新的重要性所在。
“希望很多离乡的祁县人再次回来看到老城时，会感觉‘这还是我记忆中的城，街院还是我小时候的街院’。”作为古城修缮的“操盘手”，这恰恰是王在盼的一种修缮标准。他希望，在老城修缮后，老城中原来的居民可以再次回到老城中居住，这才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更新。他同样希望，老城内流动人口能够多一点。希望通过旅游，为人们提供一种更高品质的生活体验，最终在旅游过程中提升文化自信。
来源：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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