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中国普洱茶网 整体品牌升级,更名为「茶友网」

万里茶道安化

找到约277条结果 (用时 0.002 秒)

“万里茶道”八省申遗工作推进会在湖南安化召开

  9月10日,“万里茶道”八省申遗工作推进会在湖南安化召开。来自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沿线8省文物局的相关专家和武汉市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办公室、万里茶道《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编辑团队以及益阳市、安化县的相关工作人员齐聚安化,共同推进万里茶道申遗工作。

会议现场,来自内蒙古、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八省工作人员齐聚安化 钟浩/摄

  会议第一阶段由湖南省文物局副局长王志杰主持。安化县委副书记、县长肖义表示,此次会议在安化召开,既是对安化县申遗工作的认可,也对工作的鞭策。肖义介绍,自15世纪始,安化黑茶深受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欢迎,远销西北地区及内蒙、俄罗斯,逐步开辟了以安化为起点至中俄边境恰克图并可与“丝绸之路”媲美的“万里茶路”,展现了茶叶成为全球性商品的世界性贸易繁盛期。如今,在湖南省范围内,安化现存茶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类型最为丰富,鹞子尖古道、中茶第一茶厂和渠江大安村及茶园等文物遗迹保存较好。

与会人员观看万里茶道安化宣传片 钟浩/摄

  会上,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宏斌代表万里茶道联合申遗办通报“万里茶道”列入预备名单以来联合申遗工作进展情况。湖北省文旅厅文物保护与考古处副处长张君介绍了《万里茶道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近期工作要点(讨论稿)》。

  会议第二阶段,万里茶道沿线8省文物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轮流就万里茶道申遗近期工作要点进行讨论发言。万里茶道《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文本编辑团队就万里茶道跨过申遗蒙古国遗产考场及交流进展、万里茶道中国段专项研究与保护管理实践进展进行了介绍。

  据了解,万里茶道(湖南段)是中蒙俄万里茶道的主要货源和起始段之一,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批复,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万里茶道申遗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万里茶道申遗在全国八省(区)共确定43处入选文物点,其中湖南省确定8处,安化占6处。(陈虹桥)

  注:内容来源海外网,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张维东】茶通万里:万里茶道的历史与价值

       万里茶道,指从1689年清朝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以茶叶贸易为主,连接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贸古道。它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及现蒙古国境内,在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口岸恰克图进行交易,然后继续西行,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自圣彼得堡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成为18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
  万里茶道的形成与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生活需求有直接的关系。他们长期生活在纬度较高的寒冷地带,日常饮食以食肉、饮乳为主,缺少水果蔬菜,难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由于茶叶具有解腻、提神、增加热量、补充微量元素的作用,对他们来讲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作为生活必需品,被誉为“健康天使”。
  19世纪俄国茶炊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为双边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万里茶道就此开通。1728年,中俄又签署了《恰克图条约》,确定在边界两侧各设一个贸易圈。此年,沙俄市圈建成,称“恰克图”。1730年,中国市圈竣工,称“买卖城”。市圈内建有市场、商号、货摊以及贮藏货物的库房。中俄双方各派官员管理。1755年,清政府中止了沙俄商人来北京贸易,全部集中在恰克图进行。恰克图作为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和基地发挥重要作用,日渐繁盛。中国输俄的商品以茶叶为大宗,1845年至1847年以前每年输出俄国的茶叶大约40000箱,1852年以后达到175000箱以上。其他商品有丝绸、布匹、铁器等。俄方出口中方的商品以毛皮、药材、工艺品等为主。
  恰克图贸易给双方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俄商人将茶叶转贩至欧洲市场,获取厚利。同时,恰克图贸易还给沙俄政府带来了不菲的关税收入。1760年从恰克图收的关税已占俄全国关税收入的24%,1775年上升到38.5%。1821年至1850年,恰克图一处俄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外贸易的40%—60%,最高时达到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和对内输入商品的19%是在这里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双方商贸亦为公平贸易,并且年年呈现顺差,不少白银从俄国流入中国。
  20世纪初,由于交通的发展,运输茶叶的路线改为以江海水路和铁路为主,通信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加快了流通速度,再加上俄政府对中国茶叶进口采取关税壁垒政策,以及印度茶、锡兰(今斯里兰卡)茶的竞争等原因,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山西祁县晋商老街,街道两侧遍布明清时期的茶庄、烟店、票号、钱庄、当铺等商铺旧址和商贾宅院
  晋商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和经营主力军。山西商人历来有走出去行商,从事长途贩运的传统,足迹遍布全国各个主要商业重镇和码头。明清时期,晋商凭借区位优势、地利之便,成为长城沿线“九边重镇”和蒙古草原一带“茶马互市”等民间贸易的先驱者与经营垄断者,张家口、归化、包头、多伦、库伦、恰克图买卖城等商业区域均为晋商掌控。如恰克图买卖城清雍正八年(1730年)仅有4家晋商商号,至嘉庆初年发展到60余家;到道光年间,茶庄发展到100家左右,全部为晋商经营。茶叶贸易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旅蒙晋商”和伟大的国际贸易之路——万里茶道。
  晋商为中国茶叶的国内外贸易乃至茶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创造了“总号经济模式”,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即东家与大掌柜坐阵总号,运筹帷幄,统揽全局;各分号在外独立自主,灵活经营。二是创造了茶票业兼营模式,实现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三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产、加、运、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茶产业经营模式。四是创造了茶叶品牌化营销模式,在抓好茶产品质量的同时,注重茶产品的品牌打造和市场营销。晋商在湖北羊楼洞一带生产的“川”字牌青砖茶,在湖南安化生产的“千两茶”,至今都是蒙古国和俄罗斯市场的畅销货。五是创造了“顶生意”的身股激励模式,把东家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绑在一起,共同发展。六是树立了勇于开拓、艰苦创业、诚实守信、以义制利、善于经营、精于管理的精神,创造了茶通天下、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义通天下的丰功伟绩。
  万里茶道是伟大的,也是辉煌的,它是中蒙俄三国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它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河南省社旗县赊店镇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驿站,图为晋商在此建造的山陕会馆(摄影/温飞)
  从经济方面讲,通过贸易流通,满足了游牧民族对茶叶等生活物资的需求,同时也把牧民的牲畜、毛皮销售出去,增加了收入,有助于牧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中国茶叶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茶叶的品种与形制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包装更加考究,品牌效应更加突出,带动了制造业、包装业、运输业、服务业、金融业、建筑业乃至镖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昌盛;带动了其他商品的流通,品种和数量大幅增加;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集聚,拓宽了就业门路和岗位;在造就了一大批大商号和大商人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商业人才,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推动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开创了中国茶叶的国际贸易市场,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和繁荣,许多地方都是因茶而生、因茶而兴盛起来的。
  从政治方面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不仅勘定了边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贸易发展促进了政治的稳定。为了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两国制定了一系列运行、管理和监督制度,而且特别规定禁止用鸦片与茶叶进行交易,有利于两国之间增进了解和沟通。
  晋商在福建武夷山等地收购茶叶,经由航运及马匹、牛车、骆驼等陆路运输工具贩往恰克图等地
  从文化方面讲,在进行经济贸易的同时,文化的交流也潜移默化地进行。在恰克图,中俄商人直接交流没有语言障碍,使用带有中国腔、俄国腔、蒙古调的“恰克图语”,各方商人相互都能听得懂;中国饮食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传播,中国生产的红茶和砖茶受到商人青睐,包子、饺子、羊肉面、炸油饼在这里都能吃得到,做法和口味甚至食品名称的读音都带有山西味;富有民族特色的两国手工艺品很受欢迎;晋商与俄商在恰克图非常注重礼仪礼节,经常相互走动,相处和睦,每逢对方节日还要相互祝贺,互赠礼品。
  从民族与宗教方面讲,行商的伙计都要学会中医的针灸拔罐,有的还随身携带药方和药品,方便给牧民治疗常见病;晋商非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途经敖包和寺庙要献茶并祭拜,并且善于处理当地政府官员、王公贵族以及寺庙僧侣的关系,如遇灾害、修路、寺庙维修或有重大祭祀活动等都要慷慨捐资,广做善事,多行义举。由此可见,万里茶道也是民族之间交流融合、文明传承的和睦大道。
  作者简介
  张维东,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

11位专家讲诉“万里茶道”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万里茶道”是一部跨越时空的“商业文明壮丽史诗”。7月8日,首届“万里茶道申遗”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来自全国8省、区、市相关人士围绕“万里茶道”研究深入讨论,共同推进“万里茶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本次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联合主办。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应邀出席,今天我们整理推出其中11位专家的发言精华,以增加大家对“万里茶道”的了解和认识。

王宏新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星星之火”,汇聚申遗力量

万里茶道真正开始发掘研究是15年前,直接文献起源似乎是2006年武夷山下梅村的文化旅游宣传,但实质推动下梅村文旅宣传的又是当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可以说,万里茶道在沉寂近百年之后,相隔3000里之遥,晋闽两省再次牵起手来,开启了新世纪的商业文明复兴之路。

“万里茶道”申遗,因其时空跨度巨大,是“史上难度最大的申遗工程”,需要我们系统谋划、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分步实施。近两年来,由于受疫情影响,申遗工作进展受到直接影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此万里茶道申遗需要发力之际,首届“万里茶道申遗”学术论坛,志在联合各方力量,一起推动万里茶道申遗成功、推动文旅发展在内的商业文明复兴。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俄时说17世纪的“万里茶道”是联通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产生了极大影响;2014年,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相继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万里茶道申遗之路起到了推动作用。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理论界从2013、2014年开始有零星研究,2015、2016年起逐步增加;2019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达到了高峰。

希望能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实现整个申遗节点省份和城市链条团结协作,推动全社会重视,更多人加入,燃起商业文明复兴的“星星之火”,汇聚申遗力量、众志成城。

张维东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

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

万里茶道申遗要解决四个问题

万里茶道作为中国通往蒙古草原和俄罗斯,以及辐射到中亚和欧洲的一条国际贸易商道,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万里茶道的研究最早是以山西和内蒙的老专家、学者为主,多从晋商及票号和旅蒙商的角度发表了一些文章和专著。

2019年3月国家文物局发函,正式同意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遗产点45处。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一个新起点。经过近年来的努力,万里茶道申遗迈入了规范化操作、稳步推进的轨道。但是,万里茶道研究和申遗推动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研究队伍比较分散,缺乏合作交流。没有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和著名专家学者作为领头羊,也没有列入国家级重点课题持续推进,研究成果不够系统,质量参差不齐。

二是学术研究和申遗推动工作发展不平衡,“温差”比较大。比如申遗点,内蒙古的多伦是漠南草原一个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商品集散功能的重要节点,但是没有纳入名录中去。

三是现在的学术研究和申遗推进工作中不同程度存在地方主义倾向,过分强调自己地方的地位及价值,抢第一、摆唯一,具有片面性。

四是我们缺乏与俄罗斯、蒙古研究机构及其专家学者之间的对接与交流。万里茶道申遗同样要同蒙古、俄罗斯合作。

何明鉴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人大主任

把万里茶道沿线城市连起来

8月1日,锡林郭勒草原多伦县将举办第八届“中蒙俄万里茶道城市合作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为:共享成果,推动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融合。会议有多项任务:一是发布万里茶道修编后的全图;二是发布万里茶道读本;三是启动“万里茶道国际博览会议”项目;四是启动“万里茶道数字博物馆”项目等。万里茶道这条线路没有多伦是不成立的。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到库伦,必经多伦。在清代、民国时期,多伦是有名的塞外城市。

对于申遗,首先,文化研究是申遗的载体。万里茶道文化研究需要把城市连起来,把各个地区的专家学者都连起来,才能形成一种力量,单打独斗、没有互动不行。万里茶道要把蒙古、俄罗斯专家学者也邀请进来,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申遗的意义。

其次,通过城市间联动,要把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带起来。比如四川安仁小镇与华侨城合作建起一座小镇,把“茶空间”、“茶科技”、博物馆等结合起来。

第三,将来可以组织中蒙俄万里茶道的拉力赛,让沿线各个城市互动起来,最终拉力赛走出国门,让万里茶道成为实实在在的一个载体,从而带来城市之间经济互动、文化交流互鉴。

冯晓光

湖北省赤壁青砖茶研究院执行院长

冯晓光

湖北省赤壁青砖茶研究院执行院长

万里茶道不是一条道路,而是一种经济流向

万里茶道并不是一条路,而是一种经济流向。第一,万里茶道源头非常多。比如说武夷山、羊楼洞、湖南安化,是代表性的源头,但是真正的源头不止这些。比如安徽是一片空白,安徽现在还没纳入8省申遗范围;比如我认为湖南还掉了很多地方,浙江也是,江苏也是。这样说来,万里茶道就很复杂了,源头特别多,中途也很复杂,形成了一个网状,根本就不可能是一条路。

万里茶道从羊楼洞出发的上段就是在湖北、河南(从武夷山出发上段在福建和江西),以汉口为中心,出现了很多“小汉口”,这是一个代表性的特点。除了羊楼洞,在湖北新冒出了几个起点,比如五峰。万里茶道以羊楼洞为起点的这一段是水路,一直到河南社旗。

中段我认为跟山西商人密切相关。中段对晋商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从武夷山、羊楼洞贩茶到北方去,途径山西需要休整十天半个月,回家后又重新上路出关,“出关”才是我认为真正的万里茶道最关键的一段。

下段是草原与大漠的分分合合。我认为这条路到了后段还有更多的分支,我现在讲的是三个代表性的分支,其实还有很多条分支。特别是到了恰克图、俄罗斯的圣彼得堡以后,通过中转到整个欧洲地区、中亚、西亚。

赵静

河南省社旗县赊店商埠文化产业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

赊店古镇——万里茶道上水陆换乘的重要节点

万里茶道上的众多节点城市大致应该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茶源地的节点城镇;二是运输途径上的节点;三是终端消费市场上的节点。我认为运输路径上的这些节点城镇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万里茶道是一个综合性的商道,不单是运输茶叶,赊店古镇恰恰就是运输途径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赊店古镇位于河南南阳盆地的东北部,古称“赊旗店”,因东汉光武帝刘秀曾在此“赊旗访将,起兵反莽”而得名,始于汉、兴与明、盛于清,至今已有约2000年的历史,赊店古镇的茶道中枢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赊店古镇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有两条河,潘河、赵河将古镇环抱其中,形成一个二龙戏珠的这样一个地势。潘赵河交汇了之后进唐河,然后北入汉水,这是它的水路。当时茶商从福建武夷山购买茶叶,运输到江西河口,然后水运到汉口,再经襄阳、唐河北上到潘赵河,到赊店上岸,之后转为马帮驮运,走洛阳、晋城,再经过太原、大同、张家口到达归化,换驼队经过库伦,抵达恰克图,再分送到俄罗斯和欧洲各国。在众多的节点上,赊店古镇应该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水陆换乘点,所以说它的位置非常重要。

其次,赊店古镇遗产资源众多,并且保存得非常完好。作为万里茶道上的中枢,赊店古镇目前保存有最为完备的茶路文化遗产资源,大概可以分为六类。在这六大类文物遗存中,山陕会馆(与茶叶商贸相关的服务设施)、瓷器街(商贸类遗产集合历史街区)、码头和大石桥(交通遗产类)是众多遗产中的支撑,它涵盖了万里茶道集散路段的重要管理设施,代表性商贸设施、交通设施、信仰设施等重要物证。

张跃

湖南安化县万历峰茶文化研究所所长

重视对茶类和茶道演变的研究

文化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对万里茶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还要重视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最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就是茶歌、茶谣、茶舞等方面的研究,还有茶礼、茶俗等方面的研究。

另外,要从万里茶道变迁这个角度,研究中国茶类的演变。把万里茶道与时代的变迁等方面结合起来研究。

安化是“中国黑茶之乡”,而安化黑茶种类演变就和万里茶道变迁相互影响。最早的安化黑茶实际上只有黑毛茶,安化黑毛茶首先运到陕西的泾阳,再从陕西泾阳运到牧区,陕西泾阳最早做的是有金花的“茯砖茶”,所以一般人就认为安化黑茶就只有长金花的“茯砖茶”。

安化黑茶从历史的演变的角度来说,是分为“三尖”、“四砖”、“一花卷”。最早的安化黑茶是散的“毛茶”,采成一个布袋包或者一个篾篓包再运输到牧区,后在明朝把安化黑毛茶蒸软装进篾篓,在树形篾篓踩紧、晒干。做成“花卷茶”。做成“花卷茶”主要目的就是便于运输:到沙漠就用骆驼运输,在安化山区则用马运输。当时,安化黑茶运量最大的是晋商,比山西晋商还早的是陕西商人。

乌兰娜

内蒙古草原茶路协会会长

中华茶人联谊会副秘书长

与俄罗斯、蒙古国的民间“茶外交”

内蒙古草原茶路协会作为一个民间团体,14年来奔波于中蒙俄万里茶路的路上,行程将近10万公里。从武夷山到圣彼得堡,把80个曾经和万里茶路有关的城市串连起来。

2014年11月,协会与武夷山政府合作共同举办了第三届中蒙俄市长峰会。武夷山委托我们邀请了俄罗斯、蒙古国25位省长、市长,以及专家和导演,形成了影响。该活动第二年就为武夷山增加了30万人次的旅游量,带来了实质性效果。

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消费国之一。俄罗斯的小孩子从一岁半开始就饮茶,他们在学校和军队里都要喝下午茶,用的是国家拨到学校和军队的专项资金。万里茶路中断后,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红茶就进入到了俄罗斯、蒙古。这些年我们致力于把中国具有5000年传统文化的中国好茶带给俄罗斯和蒙古每一个普通的市民。每次去俄罗斯蒙古访问的时候,我们都会带一皮箱茶叶,茶就是外交。当俄罗斯的朋友,尤其是老人得到一块我们赠送的中国茶的时候,他们甚至落泪数次地亲吻着这块茶叶,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茶叶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饮品。

这些年在万里茶路上,虽然非常艰辛,但很欣慰,我们非常幸运地融入到了“一带一路”倡议中。目前,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准备在北京冬奥会前,共同举办一场中蒙俄市长峰会。

赵文耀

内蒙古草原茶路协会秘书长

俄罗斯《俄罗斯与中国》杂志社记者

厘清“万里茶路”相关的基本概念

根据我多年的研究和理解,与“万里茶路”相关的概念有很多,但这些概念其实是不同层次、不统一的,这里我区分3个概念。

第一:茶马互市。茶马互市是起源于汉、唐和宋朝甚至更早,封建王朝用茶叶和西北少数民族换马的这么一种交易。在获取所需的同时也维护了边疆安定和睦。到清代,满族人是马背民族,不需要这种互市,也就废除了。

第二,茶马古道。茶马古道讲的是把云南四川茶叶运到西藏,甚至更远的地方,同时也进行马和药材交易。

第三,万里茶路。万里茶路就是我们现在特指的这条路,实际上就是从中国南方产茶区,通过八省后,到达蒙古高原的这条贸易路线。这是继丝绸之路之后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这条路被俄罗斯人称为“伟大的万里茶路”,被蒙古人称为“草原之路”,也被习近平主席称为17世纪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

这个时期的万里茶路的物流路线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基本可以分为4条主线:

第一条就是东线,也就是张库大道。从京杭大运河上来以后到了天津港,然后再到北京通州,再到张家口,从这开始起运,到达库伦。实际上这条路最后延伸到恰克图,应该是“张恰”,现在叫做“张库大道”。

第二条路就是西线,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河西走廊,西线这条线实际上更复杂。一过了河南的社旗以后就开始往西走了,到了山西一直往西,到了内蒙也一直往西,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岔路往西走。

第三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狭义万里茶路,以武夷山、赤壁和安化为起源头,以武汉为起点,经乌兰巴托,到达圣彼得堡这样的一条路线。

第四条线实际上就是海上茶路。这个节点很明确了,崇明岛过来然后到了天津港,然后绕过朝鲜半岛,最后到海参崴。

田建

山西省祁县晋商研究所所长

文献史料研究对于申遗有重要作用

申遗一方面是线路,但是要有一套文献、史料。

《行商遗要》是我们至今为止发现的从祁县出发到安化比较完整的行程记录,包括茶商如何办茶叶、选茶叶、制造茶叶,有相当细致的所有操作规程。同时,该书比较详细地记录当时晋商在安化、羊楼洞茶源地办茶的情况,展现出的是整个祁县茶商的规则。

《行商纪略》记录的是道光末年祁县茶商在福建办茶的情况,整个操作规程细致,并显示晋商在每个地方对当地的文化是特别有研究的。比如,里边记载到了武夷山要拜武夷君,就是武夷山的土地,还有儒家、道家、法家的内容。晋商把儒家的精神和商业精神结合的最完美,所以晋商的精神也应该是具有国际化内涵的。

史料里还提到了很多现在的建筑遗址,比较有典型的“合盛元茶庄”。这些历史资料的价值是丰厚的,我们发现每个学者的角度不一样,有的研究会计学,有的研究地方风俗,有的研究商业史,甚至学书法的还在里边找书法艺术。

文献、史料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下一步,万里茶道应该有一个比较标准的辞典,解释历史渊源,这将是申遗过程中的珍贵遗产。

李现云

河北省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副所长、副研究员

积极推进保护管理规划的出台和落实

2019年,国家文物局把万里茶道列入预备名单,八省文物部门阶段性的工作基本完成。按照《世界文化遗产操作指南》规定,地方政府是申遗主体。以张家口为例,任何一个推荐点的整体保护,不单单涉及文旅部门,还可能涉及住建、环保、农林牧、交通等部门,不是单文物部门能够推动的。2019年3月,河北省政府提出:抓管理,做好省段的保护管理规划;地方文物部门重点是深入研究和宣传好万里茶道。

万里茶道申遗,是物质文化的,其它非物质都是补充。物质文化就是指不可移动文物,是固定的,如古遗址、古墓道、古建筑、近现代、石窟寺石刻及其他,这是申遗的重点。其他非物质的只能作为补充,不能作为申遗的指向出现。

万里茶道有诸多节点,说万里茶道是网状的,也没问题。但是在对外输出时,不要求定具体的线路,比如说经过某村、某镇,是不规范的。以张家口为例,不要写“张库大道”,就写万里茶道某某段,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统一进行。

申遗文本中提到,重要节点就是张家口和汉口,两个节点,那么其他的怎么办?其他城镇是作为关键城镇出现的。申遗文本明确把国内段分为三部分:生产和集散,以及外销。

目前,张家口(河北段)的申遗,主要工作是如何把成果转化。我们从深入研究中发现,要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这个物质遗产进行补充,我们现在在做口述史,采访一些当时的古稀老人,从口述史的角度讲,从张家口怎么到内蒙古、蒙古国;还有关于晋商的。只要是有关系的,就采访,保留视频,到现在整理了35万字。

推进申遗工作,需要让各地方政府找相关县区和相关的市直部门认可相关“保护管理规划”,后报到省文物局,省文物局到国家局备案,返回有实际操作性的内容,推动万里茶道申遗工作。

杨治武

山西省文化旅游专家咨询委员会特聘专家

山西省文化旅游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世界商业文明、“一带一路”的关系

我认为研究万里茶道,应该把握三个关系:第一个是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的关系,这是一个新的视角。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晋商存在的历史脉络,不是在明清时代突然一下子晋人有了聪明才智。每个历史在民族融合当中都有晋商的痕迹。

第二个就是万里茶道和整个世界商业文明史的关系。当时通过万里茶道,把我们文明的触角以商业的形式伸向了欧洲。中华民族其实不仅是通过万里茶道、丝绸之路,还一直通过很多种方式在对外交往。所以要研究万里茶道和世界商业文明关系。

第三,万里茶道在新时代,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它和新时代的关系是什么?万里茶道与民族融合的关系、与世界商业文明发展的关系、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应该重新研究和定义。

2020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聚焦全球治理与领导力、气候变化、生态文明、教育发展和文化旅游等五大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以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高校智库,为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出品: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全媒体

如涉及侵权请联系删除

找到约273条结果 (用时 0.001 秒)
没有匹配的结果
找到约4条结果 (用时 0.0 秒)
没有匹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