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地处北纬29-33度，是世界公认的优良茶树生长黄金地带。湖北茶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是“万里茶道”重要的茶源区和集散地，也是茶圣陆羽的故乡。陆羽是唐朝复州竟陵人，即今湖北天门人。他一生嗜茶，精于茶道，著有世界上第一本茶叶专著《茶经》，其本人也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陆羽的《茶经》是唐代茶文化滋养出的硕果和菁华，其非凡成就和崇高地位，反过来又助推唐代茶文化迈入“灼灼其华”的繁盛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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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其人
陆羽，名疾，字鸿渐，又字季疵，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其事迹在《新唐书》《文苑英华》《唐才子传》《全唐文》等文献中有所记载。陆羽的著作颇丰，据陆羽《陆文学自传》上元辛丑(761年)之时所录，其诗词作品有《四悲诗》《天之未明赋》，书稿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八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等。不过以上作品大部分已散佚只存部分内容，唯有《茶经》三卷完整存世。
从陆羽活动的地域空间范围来看，其人生轨迹大致可以分为湖北竟陵、浙江湖州和隐居周游三个阶段，分别对应陆羽的成长时期、创作旺盛期和晚年时期。
陆羽原是孤儿，被弃置于竟陵西门外西湖畔，被当地寺庙智积禅师抚养长大。他在自传中记录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并解释了自己的姓名来源：“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既长，以《易》自筮，得‘蹇之渐’，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取鸿雁在陆地上空盘旋、开始着陆之意，故自名陆羽，字鸿渐。
陆羽成长于寺庙，到9岁时从智积禅师处获得一些佛经，智积禅师希望他学习。虽然陆羽本人成长期受到佛教寺院影响很大，不过当时的陆羽对佛教相对而言表现得不是特别热衷，他更想要去学孔孟之道。智积禅师对此起初是不理解的，就安排陆羽做一些杂役，希望这些工作能够锻炼陆羽的心性。陆羽早期学书缺纸，就以竹子在牛背上写写画画来练习写字，并向周围一些有学问的人请教。到了10岁时，陆羽离开了寺庙，去参加演出，主要是四处游走，表演为市井社会喜闻乐见的木偶、参军、藏珠等戏，主要以插科打诨、玩笑戏谑为特征。虽然此行在当时被视为贱业，但是陆羽做这一行仍旧十分认真，他曾著《谑谈》三篇，不过这些内容也失传了。后来智积禅师找到了陆羽，“今从尔所欲，可捐乐工书”，也认可了陆羽的选择。虽然陆羽的人生轨迹跟智积禅师所希望的有较大不同，但是陆羽对收养他的智积禅师始终有感恩之心。多年之后，智积禅师去世消息传到隐居江南的陆羽处，他作《六羡歌》以怀之，《唐国史补》载：“羽少事竟陵禅师智积。异日在他处闻禅师去世，哭之甚哀，乃作诗寄情，其略曰：‘不羡白玉盏，不羡黄金罍，亦不羡朝入省，亦不羡暮入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来。’”
到了公元746年，曾任河南尹的李齐物被贬谪到竟陵。李齐物在竟陵参加郢人的沧浪酺会(唐人在春日的一种宴饮活动)，其时遇到任“伶正之师”的陆羽。李齐物对陆羽极为赏识，捉手拊背，亲授诗集，后介绍陆羽到竟陵之北的火门山邹夫子处读书，从此陆羽结束了流浪生活，也由此正式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经典著作。后世学者推测，陆羽在这一段学习期间也走访了附近的茶区，了解茶的生产、饮用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料，研究品评当地水质。
经过此后大约六年的学习，公元752年，陆羽又结识了贬谪竟陵的礼部郎中崔国辅。崔国辅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文士，陆羽与其相谈甚欢。随后三年时间里，两人在竟陵周边地区的义阳(今河南信阳一带)，西至巴山、峡川(今湖北宜昌)等地周游，我们推测陆羽在这一时期可能对当地产茶区的情况有深入了解。
青年时期的陆羽可谓磨砺多艰，同时也逐步发展了其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思想，而且也是他认知和习茶的肇始。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战乱波及之下陆羽也离开竟陵。至德初年(公元756年)，陆羽沿长江而下，途经鄂州、黄州等地，流落到吴兴(今浙江杭州)，这一时期他作《四悲诗》，对自己的命运转折和唐王朝的由盛转衰表达了隐忧。当时江南有众多来自北方及中部地区的士子文人来此避难，他们在江浙一带汇集并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身处其中的陆羽，其交游空间也得到大大拓展，这成了他重要的人生转捩点。据不完全统计，陆羽这一时期在湖州交往的人士，在典籍中可查到的有60人之多，间接交往的人达上百之多。我把陆羽的交往圈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宗教人士，以皎然、张志和、李冶等为代表;二是隐居高洁之士，包括顾况、孟郊、怀素等人;三是士大夫文人，代表人物包括颜真卿、皇甫冉皇甫曾兄弟、袁高、刘长卿等。他们在湖州地区举办过很多次茶会，通过扩大自己的“朋友圈”，陆羽得以扩展了知识渠道;同时江浙地区也是核心产茶区，这对陆羽的茶叶知识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唐肃宗上元年间，陆羽“结庐于苕溪之湄，闭关对书”，终日道家打扮：“随身惟纱巾、藤鞵、短褐、犊鼻”，纵情于山水之间，“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夷犹徘徊，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
《茶经》何以为开创之书
陆羽的《茶经》是一部开创之书，唐末诗人皮日休在《茶中杂咏序》中评价《茶经》“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认为《茶经》分清了饮茶的源流，确定了制茶基本工具，教导人如何制作高品质茶叶，设定了饮茶整套器具，还确立了煮茶的方式。《茶经》因此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唐代及唐代以前有关茶事的综合性茶学著作，而且是最早、最全和最完整的。《茶经》同时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学百科全书，对我国乃至世界茶叶的开发以及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茶经》全书7000余字，分为上中下3卷，共10章节。《茶经》系统地总结了唐代中期以前茶叶发展、生产、加工、品饮等方面的情形，并深入发掘饮茶的文化内涵，从而将饮茶从日常生活习惯提升到了艺术和审美的层次。
具体来说，上卷三节分为“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一之源”，主要论述茶的起源、名称、品质，介绍茶树的形态特征、茶叶品质与土壤的关系，指出茶叶的栽培方法、品质鉴别、颜色与形状、生态环境以及饮茶的生理保健功能等。比如今天大家看到的“茶”字，实际在陆羽之前多被古人写作“荼”字，自唐朝开元年间开始，时人逐渐开始使用“茶”字，陆羽在此基础上撰写《茶经》，其中行文全部使用“茶”字，由于《茶经》的影响力广泛，从此“茶”字的地位被确定了下来。而且陆羽在这一节中提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认为茶能够涵养人的品格，“精行俭德”从此成为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思想。“二之具”，主要介绍采茶的19种用具，详细说明制作饼茶所需各种工具的名称、材质、规格和使用方法等。“三之造”主要讲茶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说明了采茶的具体要求，逐一分析了茶叶制作蒸、捣、拍、烘、穿、封等6道工序，并提出饼茶按外形和色泽等不同等级分类的依据。在陆羽之前，古人很长时期里喝茶采取的方式是混饮式的羹饮，在茶叶里放入葱、姜、蒜、桂皮之类再煮成羹状。而陆羽在《茶经》里提出要把茶叶本身当作单独的品饮对象来饮用，不要混饮。当然他这一时期的饮茶法跟现在我们的冲泡法还有很大不同。
中卷一节，为“四之器”。该节主要论述风炉(灰承)、筥、炭挝、火筴、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筴、鹾簋、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等煮茶和饮茶器皿的材质、尺寸、功能及使用方法等。
下卷六节，分别为“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五之煮”，主要介绍煮茶的方法，品评各地水质宜茶情况的优劣，叙述茶汤调制，讲述烤茶的方法和烤炙、煮茶的燃料，剖析泡茶用水和煮茶火候，观察煮沸之法对茶汤色香味的影响，提出茶汤的精髓和神味。“六之饮”，叙述饮茶风尚的起源、传播和饮茶习俗，提出饮茶的注意事项和各种禁忌。“七之事”，叙述茶的故事、产地和功效，系统地搜集整理了唐代以前与茶有关的历史资料、传说、掌故、诗词、杂文、药方等。“八之出”，评价各地所产茶之优劣，将唐代全国茶叶生产区域划分为八大茶区，又对每一茶区茶叶的等级做了详细区分。“九之略”，是对之前煮茶饮茶器皿的一个补充，之前所列是正常情况下应使用的器皿，而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哪些煮茶、饮茶器皿是可以省略的。
第十节“十之图”体现的是陆羽的自信，陆羽认为自己所撰《茶经》必然在后世不朽，所以他提出人们应该把《茶经》所述内容以白绢绘成图，悬挂于墙上便于观看，这说的是《茶经》的传播方式和途径。
关于《茶经》的成书时间，学界素有争论，大致有四种说法。第一说公元761年，这一年陆羽上元辛丑作《陆文学自传》，其中提到“茶经三卷”。第二说是公元764年，因为《茶经》中提到陆羽自制风炉，其足铭文有“圣唐灭胡明年铸”，这里提及的历史事件是公元763年唐军讨灭了“安史之乱”的最后一股势力史朝义。根据铭文判断，此风炉铸于“安史之乱”平叛的次年，即公元764年，因此有人认为《茶经》最早成书于同年，不过我推测这也可能说明《茶经》成书之后在公元764年经历过一次修订。第三说是公元775年。年代推断依据源自唐代笔记《封氏闻见记》中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遇陆羽著《茶经》一事之记载。第四说是公元780年，认为《茶经》最终刊刻付梓成书应是在公元780年前后。我们该如何理解《茶经》成书时间的“四说”呢?唐代书籍印刷方面虽有了雕版印刷，不过在陆羽生活的年代，《茶经》成书后的传播仍以抄书为主，无论是公元761年、764年还是775年，都可能确实存在过陆羽自撰版本、修订版本，以及不同人对《茶经》的手抄版本，而在公元780年前后，《茶经》的最终印刷版本终于确定下来。根据中国社科院沈冬梅研究员对《茶经》的考证，《茶经》在中国古代先后刊刻出版过60多个版本。
《茶经》在海外的传播也十分广泛。在日本，据京都大学森鹿三教授《中国茶书的日本传入》一文称，公元1191年7月荣西从宋国携带其手写的《茶经》入日本，是为《茶经》引入日本之开端。大阪大学布目潮沨教授认为明代万历年间日本开始出版《茶经》的单行本，公元1692年的《广益书籍目录》录有春秋馆发行的《茶经》两册，这是最早的日语版本《茶经》。截至目前，日本《茶经》版本已达20多种。日本之外，《茶经》流传最广的国家是韩国。韩国有茶文化本、崔凡述韩国之茶道本、韩雄斌茶文化之研究资料本、徐延柱茶经本、金荣学韩国茶文化本、李圭正茶经刊本、金明培茶经刊本等。另外，美国有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本、弗朗西斯·卡朋特(Francis Carpenter)的《茶经》本(Little & Brown Company，1974年)，英国有大百科全书本，意大利有马克的《陆羽茶经》本，另外法国和德国也有《茶经》译本。由此可见，《茶经》在国际上也很受欢迎。
“茶神”“茶仙”
陆羽及所著《茶经》在唐代就已经有很大影响，唐人笔记中也记载了一些相关的故事。中唐张又新著《煎茶水记》中有一段记载：
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至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日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利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杓扬其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绐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又以杓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舟荡覆半，惧其尠，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
此故事说的是当时的官员李季卿在江南遇到陆羽，两人商量着要喝好茶，又久闻当地扬子江南零水煮茶最好，于是李季卿派一名军士前去打水。军士乘舟到南零处打水，返程时舟近岸处遇到波涛颠簸，南零水洒了近半，军士既恐任务有失，又惫懒不愿返回补水，于是就在近岸处舀水充数。军士携水返回后陆羽以勺扬水观之，说这是扬子江水，却不是扬子江南零水，军士自然强辩，不肯承认。陆羽直接把水盆倾倒一半，然后又以勺观之，说这些才是南零之水。陆羽所断，与军士所为严丝合缝，军士大惊之下只好坦白了自己的过错。如果从史实来判断，我认为这个故事有80%以上概率是假的，这是唐代流传的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陆羽“段子”。这个故事是为了显示陆羽的“鉴水”神通。但是这个故事的流传，也说明了唐人对陆羽茶之贡献的认可程度。
唐人对陆羽的推崇，还体现在唐代流传的陆羽成神传说。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记载了一则神事：
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茗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菹库”，诸菹毕备，亦有一神。问曰：“何?”吏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不必置此。”
这个段子说的是当时的江南以杜康为酒神、陆羽为茶神、蔡邕为菹神。这说明陆羽在唐代后期不仅地位很高，甚至被奉为茶业图腾。陆羽在唐代的这种神化趋势，在历史文献中也得到了印证：
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新唐书》)
巩县陶者，多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市人沽茗不利，辄灌注之。(《唐国史补》)
羽嗜茶，造妙理，著《茶经》三卷，言茶之原、之法、之具，时号“茶仙”，天下益知饮茶矣。鬻茶家以瓷陶羽形，祀为神，买十茶器，得一鸿渐。(《唐才子传》)
值得注意的是，《唐国史补》中记录的给陆羽瓷像浇灌茶水的做法，似为今日茶宠的原型。《唐才子传》中的陆羽像更是成为茶业买卖的促销赠品，侧面也说明陆羽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还有一个关于陆羽“神通”的段子。北宋董逌在《陆羽点茶图跋》中说：
竟陵大师积公嗜茶久，非渐儿煎奉不向口。羽出游江湖四五载，师绝于茶味。代宗召师入内供奉，命宫人善茶者烹以饷，师一啜而罢。帝疑其诈，令人私访，得羽，召入。翌日，赐师斋，密令羽煎茗，遗之师。捧瓯喜动颜色，且赏且啜，一举而尽。上使问之，师曰：“此茶有似渐儿所为者。”帝由是叹师知茶，出羽见之。
这个故事说的是唐代宗邀竟陵智积禅师入宫供奉。代宗命宫中善茶者奉茶，智积禅师接过来只喝一口就不喝了。原来智积禅师嗜茶虽久，但是以前都是他所抚养的陆羽给他煮茶，陆羽离开竟陵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提供满足智积禅师口味的茶了。代宗得知此事后并不相信，于是派人访来陆羽入宫。又一天奉茶时，密令陆羽煮茶，茶上来之后，智积禅师表现与以往大不同，他捧着茶看了看就兴高采烈起来，一边观赏一边喝，全都喝掉之后说，这茶很像我家陆羽所煮。这个段子也是与史实相悖，之前我们说过，陆羽离开竟陵之后，与智积禅师再未相见。但是通过这样的故事，不仅显示了智积禅师陆羽师徒情深，也强调了陆羽煎茶是独一无二的。这也说明，唐人对陆羽的推崇，延续到了宋代。
不仅至宋，延至明清，古人对陆羽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明代陈文烛《茶经》序有云：“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稷树艺五谷而天下知食，羽辨水煮茶而天下之饮。羽之功不在稷下，虽与稷并祀可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
随着《茶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陆羽之于茶的地位也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日本美术评论家冈仓天心曾评价陆羽：“我们的第一个茶的改革家是八世纪中叶的陆羽。他生于释、道、儒三教寻求相互融会贯通的时代。那个时代泛神论的象征主义教人们从一个特殊的现象中寻求整个宇宙的反映。诗人陆羽从饮茶的仪式中看出了支配整个世界的同一个和谐和秩序。在他的伟大著作《茶经》中，他制定了茶道。从那时起，他就被崇拜为中国茶商的保护神。”美国茶学专家威廉·乌克斯则评价说：“自此陆羽成名，其所成就，在其国内实属罕见，茶业界崇奉其为祖师，……无人能否认陆羽之崇高地位。”
唐代茶文化生活
我认为，唐代已经形成了茶文化的范式。这个范式的形成，得益于唐代饮茶的风行。唐代饮茶风气遍及南北，流于边疆塞外，并向域外传播。
唐人封演的笔记《封氏闻见记》中记载：“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当时唐代社会各阶层饮茶的风气都很兴盛，上至宫廷、官员、文人，下至城乡百姓，均热衷于饮茶。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记载，当时黄河流域一带关西、山东等地，闾阎村落之百姓皆吃茶，甚至超过了对食物的欲望，“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当时唐朝皇宫中饮茶之风也是如此，唐朝诗人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有云：“凤辇寻春半醉回，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描述的就是吴兴新产紫笋贡茶被快马加鞭送来京城的情景。大家如果未来有机会去陕西法门寺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出土的唐僖宗供奉的全套御用茶具，这套茶具金银质地，极其精美。唐代君主为了巩固君臣关系，也经常赐茶给大臣，大臣获赐要写表谢茶，当时有武官自己完成不了谢表，还要请人代写。唐代文人也经常互赠新茶，举行茶会。
茶风的盛行也带来了城市乡村中的茶业兴起。中晚唐时期日本和尚圆仁入中土求佛法，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录其行迹，其中就记载他进入一个村庄后村里人会供茶给他饮用，而这样的村庄在他的行记中出现了将近十个。而城市中的茶馆也出现了。不仅在当时的中原地区，茶叶在回鹘、吐蕃、南诏等地也广受欢迎，一些地方甚至到了“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程度。当时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开始接受饮茶风俗。饮茶风尚的传播为茶叶的生产和贸易提供了发展动力。
唐代早期及之前，人们最普遍饮用的是野生茶，大家认为人工培育的不如野生的茶。随着茶风在唐代的流行，野生茶的产量较少，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而人工培育的茶不仅产量充足而且滋味更加醇厚，因此获得了更多人的青睐。陆羽《茶经》在“八之出”中载茶叶产地共8道43州44县，这反映了唐代中期茶叶生产情况。根据后世学者考证，唐代最多时有98个州郡，也就是说，接近总数1/3的地方都有产茶，我们现在的茶叶生产格局基本在唐代就已经成型了。
唐代的茶叶贸易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茶叶作为消费品具有特殊性，它的产地和消费地不是重合的，当时北方饮茶消费人口更多，而南方产茶剩余较多可以输送，遂形成了“南茶北运”的商贸格局，出现了行商和坐商、官商和私商等群体。由于茶叶的单位价值较高，成为当时理想的长途大宗贸易商品，于是唐代浮梁、歙州等地成了国际性的茶叶交易中心，形成了茶区贸易市场、草市贸易市场、城市贸易市场、边疆贸易市场等不同层级市场，并各自承担相应功能，共同构成了唐代茶叶贸易流通网络体系。茶叶贸易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一些茶商因此成为富商大贾。
在茶艺的定型化方面，陆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将茶艺定型化：通过采、蒸、捣、拍、焙、穿、藏等七个工序制作团饼茶，讲究“采时精，造时洁”;烹茶有取水、炙茶、碾茶、罗茶、取火、烹煮等环节，各节皆有法度和规矩;品茗则赏汤形、观茶色、识茶香、品茶味、赏茶具、悟意境，处处充满美感。在频繁的茶艺活动中，唐人逐渐摆脱了前朝茗饮原始粗糙的习气，用艺术气息点缀于日常生活，以达到物与我的交融、天与人的合一。茶道思想初步形成，为茶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唐代儒、释、道各家繁荣鼎盛，茶文化浸淫于诸家思想并充分地汲取了滋养。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最早提出茶道思想：“孰知茶道全而真，惟有丹丘得如此。”之后，裴汶《茶述》、元稹《茶》、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诗文中又进一步阐发了茶道。
茶不仅融入唐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还激发了唐代士子文人的情思和审美，中唐以后，越来越多的诗歌、小说等把茶作为主角来抒写。从统计来看，唐代以前的茶诗寥寥无几，而在唐代，这种情形为之一变。就数量而言，《全唐诗》诗名中含有“茶”或“茗”的有109首，多是以茶为歌咏对象的诗歌。而从诗歌内容分析，含有“茶”字的诗歌394首，含有“茗”字的诗歌153首，两者共计547首。从历史发展序列来看，茶诗呈现快速增多的趋势，唐代前期无人写茶诗，唐代中期共58人创作158首茶诗，唐代后期共55人创作233首茶诗。这一时期的茶诗，不仅数量上实现了突破，创作质量也颇为上乘，不仅种类齐全，在不同时期风格也多有变化。盛唐茶诗以五言律诗为主，中晚唐古诗、绝句、律诗兼备，体裁广泛，五言、七言、杂言等句式并存。从诗歌旨趣方面看，唐代茶诗呈现的是攒天地于尺牍、容时光于瞬间，体现的是轻松、细腻、活泼、自由且易于亲近的气氛。
这一时期，茶也与小说戏剧进一步结合。记录唐人事迹的作品中，冯贽的《云仙杂记》、尉迟偓的《中朝故事》、刘肃的《大唐新语》、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苏鄂的《杜阳杂编》、王定保的《唐摭言》、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佚名的《玉泉子》等，都记载了不少唐人茶事。在唐代，茶还与绘画、书法、碑文、雕绘等艺术门类深度融合。比如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佚名《宫乐图》和周昉《调琴啜茗图》、草书书法家怀素《苦笋贴》等，进一步增加了艺术气息。
小结
综上所述，陆羽《茶经》是唐代茶文化滋养出的硕果和菁华，因其非凡成就和崇高地位，反过来又助推唐代茶文化迈入“灼灼其华”的繁盛景象。我认为陆羽和他的《茶经》为茶文化带来了三重“革命”：首先是学理“革命”，他把前人在产茶、制茶、煮茶、饮茶等各领域的经验加以总结，并上升到了系统的知识和理论层面;其次是程式“革命”，陆羽的贡献让茶叶的采摘、制作、品饮等都有了规制可循;最后是茶人“革命”，陆羽促进了茶与人的品性和道德气脉相通，至今我们都可以通过茶来修身养性。
最后我想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所见所闻，分享自己的一个想法：千年之前，出生于湖北的年轻人陆羽开启了中国茶的一个全新时代;而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历史悠久的中国茶，它值得期待的未来落在了在座各位年轻人身上。
作者 | 宋时磊
来源 |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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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历史文献需要和历史现实结合起来，近期有些学者指出历史研究过于局限，需要与当时社会情况、民众生活状态等相结合理解。因此，我们需要站在一个新的社会角度来研究，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聊聊陆羽《茶经》与唐朝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
总述
《茶经》是历史长河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茶书又可称茶类的百科全书。由唐朝的陆羽先生在758——761年撰写而成，《茶经》的著成与传播，大大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茶文化。
陆羽的《茶经》是以传统社会史学为主体开展研究的，现代学者们通读后发现，《茶经》不仅是一本讲茶类知识的书籍，还与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陆羽的《茶经》与唐朝社会史实有很大关联，这为咱们研究传统社会史学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关于《茶经》的研究，庄晚芳先生有一篇最早的论文——《关于陆羽及茶经的一二事》，文章中整理出来了很多有关陆羽的资料，对其写作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庄先生后续也一直深入研究。
叶静先生梳理了学者们对陆羽以及《茶经》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研究的复苏阶段(1978-1989)，最开始研究《茶经》都是茶叶界的相关学者，他们为我们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是研究的调整阶段(1990-2002)，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论文的数量在增加，不同人员的加入也开拓了研究的视野，继而转向对茶文化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研究的提升阶段(2003-2011)，在这期间《茶经》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代表作品有《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茶经校注》。
关于陆羽《茶经》的研究总体囊括为可以归纳为五个大点。
一《茶经》的批注与注释;
二《茶经》的实体书与各个版本的研究;
三《茶经》的本体研究;
四《茶经》作者研究与文化内涵，五《茶经》衍生的其他问题。
宋时磊在《唐代茶史研究》中，列举了对陆羽《茶经》的研究结果，表示《茶经》是唐代茶史研究的核心。
在不断的推进研究中，立意较新的主要分为以下几点：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上进行研究;从人生哲学的角度上进行研究;从生态学的角度上进行研究;从语言学角度上进行研究。
综合以上几点研究内容分析，《茶经》的研究还是有待深入，我们可以引入社会学、人类学之类的研究方式，为《茶经》研究注入新的力量。
陆羽、《茶经》与社会、个体、文化之间的联系
陆羽(733-804)，字鸿渐，另一个名字为陆疾，字季疪，今湖北天门人。据相关研究，陆羽的名、字、号，综合而论有34个之多。在唐朝社会中，这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其中“号”反映着他的人生经历与关系结构，这也侧面反映了陆羽的社会阅历丰富。
陆羽在“而立”之前的经历我们可以在《陆文学自传》中查出。29岁的陆羽在小传的千余字里面，描述了他是一个唐代的寒门子弟，在生活中守诚信，面对坎坷时，保持着诙谐与执着。
陆羽自传中称自己“不知所生”，三岁的时候被遗弃了，后来被龙盖寺的僧人智积收养。九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写文章，智积师傅只允许他看佛经，但是陆羽更喜欢儒家著作，因此两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在寺庙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每天陆羽也需做寺庙里面的打扫工作，在此期间也受罚过。智积也一个爱茶之人，他教会了陆羽煮茶、品茶的基本方法，启蒙了陆羽对茶叶的爱好与兴趣。宋代著作《纪异录》中我们可以理解，陆羽当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制茶工艺。
他离开龙盖寺后，成为伶人入朝为官，与很多当朝名流来往。他的生活、事业，受到了朋友们的很多帮助。例如746年河南太守李齐物，以及752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虽仕途受创，但他对陆羽很赏识。李齐物、崔国辅的圈子为陆羽提供了调查茶区和写作的便利。
陆羽追求独特品格也和这些阅历有很大的关系。
文化的传播和再创
《茶经》的成书，成为了一个新的学问“陆学”，《茶经》的具体成书时间还是有争议。不同的完成时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的文献生成和传播的周期性。
到了宋代，《茶经》影响进一步扩大，从唐朝的“真人真事”，演化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宋代茶文化受陆羽影响很深，一度达到了农耕社会的鼎盛状态。
沈冬梅指出，中国茶文化受到《茶经》的实质性影响，以“经”冠于茶，表明茶与社会的关联，体现茶对社会个体的影响，有实践性的表征，教育人们需要保持实事求是的民族品格。
从茶文化的本身来谈，自中唐后，有关于茶的操作不断增加，赋予实用性的学问，进一步汇聚儒释道“三教”文化。自唐后，流行的“茶”文化，被认为是个人修养的表现。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上来分析，据统计，出现“陆羽”两字的的作品有120个，其他暗指就更多了。大量的诗词文章宣传了《茶经》，对《茶经》的传播与声誉塑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陆羽的《茶经》是人与社会结合的产物，这也为我们研究它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新思路。
社会背景的支撑与促进
陆羽的《茶经》在唐朝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因为，陆羽在茶叶方面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成就，在文人圈子里被认同，并且有很好的人际交往圈。把社会角度纳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唐朝茶叶的兴起与《茶经》脱不了干系。陆羽写《茶经》以及在后期的影响，与唐朝的历史变迁有很大关系。饮茶文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唐是魏晋风俗的延续，中唐时期“煎茶法”，晚唐时期茶风鼎盛。这几个阶段为我们勾勒出，茶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交融。在这几个阶段中，茶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主要有以茶入药，以茶为饮，以茶为供，以茶为礼，以茶为禅食，以茶为商品，以茶为政治，这七方面。这些也侧面的阐述了茶叶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属性。
关联的必然性和前提茶叶在唐朝大兴盛的原因，我们需要关注茶叶本身和唐朝宏观的社会情况。唐朝各个时期对茶叶的重视，为茶叶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为理解茶叶文化与《茶经》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视角。这其中又能细分为以下几点，其一，隋代以后，唐朝政局结构稳定，为茶商业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空间;其二，唐初中期人口发展迅速，商业发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支持;其三是唐朝具有宽松的文化政策;其四是与唐朝政治格局相结合。安史之乱之后，唐朝鼓励茶盐贸易以增加税收，武宗时期出现了种茶为业的现象。
多民族之间的交流
茶叶不仅在上层社会流行，在民众之中也广为流传。宋时磊指出，唐朝的士农工商各层民众，构成了民间饮茶的群体。不过因为缺少“记言”，流传下来的很少。但我们在《茶经》还是能够窥见丰富的民间茶文化内容。《唐本草》中将“荼”统一改为“茶”，这一改动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标志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在《茶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方间的互通。主要产茶区有金州、梁州等北方区域。在茶叶的传播方面，存在于南方向北方输出，但是这种关系是阶段性的，随着茶叶的实践兴起，与之相伴的是茶园的管理、加工、贸易、财税等，由北方向南方传输。
茶叶的异名据《茶经·一之源》中记载，“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这些茶的异字，隐含着民族关系信息。有研究指出，这四个异名有三个与少数民族有关。布依语、侗语承袭了古百越语。茶的异称“茗”和“荈”，与古苗瑶语有关。荈属于连音字，他的声母为去声声母，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只有古苗瑶语有去声声母。茶树的维护我们由《茶经》中可知，古代汉族居民认识茶树是源于南方少数民族，同时接受了他们培育茶树的技术，然后形成了自由的培育体系。《茶经》中明确了茶树人工培育的技术，在形成人工栽培的过程中，北方的农耕文化也对这个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仿生种植的方法延续，我们能够推测，陆羽对研究的深入。
茶事中的相互包容
在唐朝时，茶叶赋予了文化交流官的职能，在与吐蕃互市中发展了“以马易茶”的形式。可见唐朝时期，茶叶贸易成为了民众交融、政治互通的文化体系。多民族对于茶叶的接受，包括共同推动茶文化的发展我们都能在《茶经》中观察出。皇甫睿认为至少有三处，一是巴蜀老人将稻谷和茶叶带到洛阳，冲击了麦子的市场，后由傅咸平息，这反映了文化冲击与磨合;二是晋武帝时期，秦精去少数民族地区采茶中发生的“引路采茶”事件;三是北魏后，北方人王肃至南方为官接受饮茶文化;后在隋唐时期，边陲民族回迁，饮茶习俗回传，进行了文化交融。
结语
本篇主要讲述了陆羽《茶经》从社会学、人类群体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来推动茶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以唐代的审美来研究《茶经》，可以得到新的启发。世界茶文化史对《茶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同时也肯定着中国社会与世界之间的相关联系。
唐朝时，中国属于世界文化的中心，他成为其他国家吸取文化的源泉。日本的茶道、韩国茶礼、东南亚地区以及北欧地区的茶文化，都受《茶经》的影响。
在亚洲文化圈，主要是靠文字转述、翻译，在欧美地区，主要是殖民等传播途径。
陆羽《茶经》被大量翻译出版，时的很多国家都深受其影响，这种向海外传播的形式研究，也同样可以与人民群众和社会环境相关。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茶经》，采用新社会式的范例来研究，可以为我们研究社会历史提供一个新的尝试角度与思路。
【参考文献】
沈冬梅.陆羽《茶经》的历史影响与意义[J]形象史学研究，2012(0).
[2]叶静30年来陆羽《茶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农业考古,2012(2).
[3]胡耀飞.贡赐之间:茶与唐代的政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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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