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将茶叶放到火上，烤到水分完全蒸发，烤干后趁热放进纸袋，冷却研末后开始烧泡茶水，水至初沸放入盐巴，二沸时一边搅水，一边放茶末，等茶汤泛起泡沫时即可盛出饮用。”
以上这段泡茶指导，正来自于唐朝著作《茶经》的作者陆羽，自古以来，陆羽就被茶行业奉为“茶圣”，中国茶道第一人，乃至引领中国茶行业兴盛的领导人。
其实，如果我们能更全面地看待这段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的茶行业，并不来自于一个人，一部书，乃至一类文化，而是与其他商业一样，起源于“枯燥”的供需关系、政府规划与税收。
今天这篇文章，陆离就来聊聊一个可能有些敏感的话题：唐朝著作《茶经》的作者陆羽对茶行业的真正贡献，以及中国古代茶产业的兴起与繁盛。
客观看待陆羽的贡献与不足
要客观看待一位历史人物的贡献，首先要清楚他所在的时代背景，陆羽生于733年，卒于804年，正是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兴盛时期。
《封氏闻见记》记载：“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的之我之甚，穷日竞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道出了唐代饮茶“穷日竟夜”的兴盛情景。
唐代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催生了非常多的杰出文学家和诗人，而社会饮茶风俗的流行，茶行业的兴盛，又促进了很多茶文化典籍的诞生。
公元780年，自小得龙盖寺(今西塔寺)住持智积禅师收养，在饮茶习俗浓厚的寺庙长大的陆羽，创制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构筑了一个气度恢弘、无体不备的茶文化体系。
陆羽这部《茶经》里，有手法精湛的茶艺，相对科学的概括，异常丰富的理论思维，其最大成就和贡献，大致可以概况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陆羽创造型地提出了“天然煎烹法”。首次明确把茶叶从“瀹蔬式杂煮”中分离出来，使茶从“汤菜类杂食”向单一饮品发展。
此前，茶集生食，熟吃，药用等功能于一身，有粗茶、散茶、末茶、饼茶等，主流的饮用方法是把茶与各种调料一起煮饮，即张揖《广雅》记载的“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来膏出之。欲煮艺饮，先炙令赤色，捣未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髦之....
而陆羽对这些饮茶方式提出了明确的反对，认为这样做使茶汤变成了沟渠间的废水。他主张先要烤茶，待冷却后研成细末备用，要喝时先将水烧到初沸，放入适量盐调味，再沸时一边搅动一边倒烤好的茶末。
陆羽也对茶具提出了改进方案，认为煮茶的燃料最好用木炭，其次用硬柴，以保证火力稳定；煮茶用水则追求活水，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为下。
陆羽认为自己这套“天然煎烹法”，茶汤“香如兰芷，滋味甘芳”，饮后“润肌涤虑、洗尽尘心”，虽然带有一些时代局限性和部分谬误，不过相比与“瀹蔬式杂煮”，依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其次，《茶经》首次系统性总结了此前近千年的茶叶产地历史和生产加工状态，完善了茶类的加工，储存和品饮，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尤其是在饼茶上，陆羽认为当时的饼茶品质层次不齐，工艺上不够尽善尽美，造型粗疏简陋，并提出了详细的改进方法，即以“畏其流膏”(不损失茶汁)为核心的采、造、穿、贮等系统性理论，此后被沿用了数百年。
最后，《茶经》大力倡导廉俭茶道，规范并指导了中国千年茶事和茶文化发展，并直接影响了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茶文化发展。
总之，《茶经》一书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受限于时代的发展，其中也有个别谬误，并不值得照盘全搬，客观看待陆羽的功绩与功效，才是对茶圣最大的尊重。
与许多伟大作品的境遇相似，《茶经》问世后，并没有立刻产生巨大的反响，对当时的茶产业贡献更是平平，推动“茶兴于唐”的，其实“另有其人”。
从嗜酒如命到人人饮茶
“茶兴于唐”，首先取决于时代发展。自汉朝至唐的800多年中，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末农民起义的长期动乱，民不聊生，社会凋敝。
改朝换代之初，唐王朝农业采取均田、减赋等措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隋代开凿的运河，更是大大促进了南北交流，茶的生产、贸易和消费迅速发展。
白居易《琵琶行》里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封演《封氏闻见记》的“其茶至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都反映了当时茶叶贸易的繁荣景象。
“茶兴于唐”，其次是因为唐朝禁酒和世风转变的影响，自魏晋以后，酒作为一种成瘾性的饮品，一直备受不同阶层的喜爱，并被视为“文人雅事”。
比如“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曹操，“竹林七贤”中终日醉酒的阮籍、嵇康等人，世风沿袭至唐朝，李白自称“酒中仙”；杜甫更是“嗜酒终身”...
然而，古代农业并不发达，还有很多人吃不饱饭，而酒的酿造又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饮酒的人越多，消耗的粮食也就越多，农业兴盛，才有富余的粮食用以制酒。
初唐的农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土地要养活的人也更多了，自贞观元年(627年)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的一百多年间，人口更是成倍增长，给农业带来很大的压力。
安史之乱期间，战祸重起，农民破产逃亡的很多，粮食锐减，饥荒连年。此时国家再不出台政策对饮酒加以限制，就真的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了。
由此，在乾元元年(758年)，唐肃宗宣布“廪食方屈(屈:表示用尽)”，规定在京城长安，除朝廷祭祀燕食外，任何人不得饮酒；广德二年(764年)，唐代宗又严格限制了全国各州的卖酒户数，除此以外，一律不准卖酒。
严格的限制，粮食的短缺，也让酒的价格不断飙升，嗜酒的杜甫就曾无奈地表示：“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禁酒的规定与昂贵的酒价，共同促进了世风的转化，不少爱好饮酒的人，开始寻找新的饮品，此时，同样有着悠久饮品历史和群众基础的茶就成为了新的国饮。
茶税与官民的产业推动
“茶兴于唐”，背后是茶叶深厚的群众基础，自三国时期，部分南方地区就出现了“坐客竞下饮”、“比屋皆饮之”的尚茶之风；四川蜀地的饮茶习俗，更是如张载《登成都白苑楼》诗里描述的“芳香冠六清，溢味播九区。人生带安乐，兹土聊可娱”。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兴起，很多文人士大夫都喜欢用茶待酒，客来敬茶，以此标榜“养廉、雅志、修身”的美德，被粉饰为著名的“魏晋风度”。
如《晋中兴书》中任吴兴太守的陆纳招待卫将军谢安时，“所设唯茶果而已”，再如《晋书》上说，东晋权臣“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饮，惟下七觉，伴茶果”。
与此同时，南方的饮茶习俗，也借助隋代开凿的运河向中国北方推进，使一开始讥讽嘲弄，视茶为“水厄”，“酪奴”的王公贵族逐渐接受并喜欢上了茶叶，南北茶业交流兴盛。
“茶兴于唐”，离不开朝廷的茶税政策与茶商的努力，安史之乱后，唐朝失去了山东、河北的盐税，为维持经济体系运转，只能更加依赖江淮的财富。
唐朝开元年间，朝廷开始收盐税，后来发现茶和盐是同样的道理，茶的运输也离不开可从扬州到九江间上下往来的大船，水路设卡方便，于是又想收茶税，茶叶半官营后，朝廷还可以向茶商出售昂贵的专卖券。
不过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收税这件事需要先有一个已经能正常运转，日进斗金的行业，然后在通要道设卡收税，才不会被看做苛捐杂税，引发民怨。
而此时茶行业虽有一定发展，但还不算繁荣，政府需要先对茶行业早期开发，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府先“三通一平”，才有商人愿意入驻投资。
后世的陈师道还曾在《茶经序》探讨过这个现象：“夫茶之著书自羽始，上自宫省，下治邑里，外及戎夷蛮狄，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
陈师道认为茶行业兴起后，朝廷有税收了，山里的茶农脱贫了，有远见的茶商也发财了，这个多赢的局面，全都仰仗了陆羽的智慧。但“山泽成市，商贾起家”，绝非一部《茶经》能办到的，这背后离不开朝廷的“产业推动政策”。
“商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茶行业始兴后，朝廷打通了从偏远茶山到各地茶肆的障碍，茶商负责精细化买卖，茶行业由此迅速发展，这才是最真实的茶行业早期发展史。
而茶行业的不断发展的茶行业，日益增长的茶税，使茶逐渐成为中国封建君主制度下的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也带来了“税天下茶”的局面。
此后为进一步收取茶税，唐代探索了植茶制度，将很多民间茶园作价收归官办，实行了茶叶专卖制，种茶逐渐成了“我为非我思，我事非我愿”的劳苦行业，终于激起民商共怨，成为“甘露事变”的导火索。
在这场动荡中，唐朝宰相王涯的全家都被诛杀，而王涯的好友，《七碗茶歌》的作者，有“茶亚圣”之称的卢仝也受牵连，死于王涯家中，令人无比惋惜。
于此同时，此时的云南也是战火连天的局面，在唐王朝的扶持下，今巍山县一带的“蒙舍诏”皮罗阁攻打五诏，统一洱海，吞并滇东，割据云南，建立南诏国。
南诏国在今景东县一带设立银生府，在今之普洱设“步日睑””，属银生府节制。此后，樊绰出使南诏，他所著的《蛮书》卷七记载“茶出银生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合烹而饮“。
此后，才有了那句著名的“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普洱茶首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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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出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今湖北天门市人。唐代陆羽完成了三卷本的《茶经》，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学专著。陆羽被后人尊为“茶圣”。
《茶经》写作过程前后经历了近30年时间。其间陆羽经过初学茶启蒙、品泉问茶、出游考察、潜心著书、补充丰富成书等几个阶段，最终在建中元年（780年）左右完成了这部划时代巨著。
但在陆羽的《茶经》里面没有关于云南茶的只言片语，成为云南茶最大的缺漏和遗憾。
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推断，陆羽没到过云南。陆羽写《茶经》的时代，大唐与南诏国发生“三次天宝战争”，消耗了国力，引发了“安史之乱”，从此大唐由强盛走向衰弱。
原本属于大唐藩属国的南诏国在南方借势崛起，脱离大唐成为独立国家，并与大唐开战数十年。南诏国与大唐很长一段时间以金沙江、长江为界，因双方交战，陆羽没跨过长江，就没有到达云南，也就没有相关于云南茶的记录。
可从《茶经》开篇第一句可见：“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陆羽到达长江以北的巴蜀（四川）地区，说明当时四川界内有大茶树，当然应该是野生大茶树，否则谁舍得伐而掇之。
也许陆羽已走到金沙江边，看着滔滔江水，遥望江之南，带着一丝遗憾，返回故里。而云南茶却失去一次最好的营销机会，成为云茶的“千年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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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撰写了开天辟地首部茶叶专著《茶经》，历代尊称“茶圣”，他取得成就是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西晋的杜育就是陆羽上位“茶圣”之尊最重要的人梯。在《茶经》这部仅有7000余字的经典著作里，陆羽就连续提到他5次。杜育到底有什么神迹，被陆羽再三“拍了拍”呢？
杜育写有一篇《荈赋》（荈即茶），是历史上第一篇以茶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文中写到，初秋时节，人们成群结队在野外山岗的茶园里采茶，然后选用岷山之水煎茶，用越州茶具喝茶，这是一场现采、现煮、现饮的欢乐茶会。全篇文辞优美，赞颂了国家地沃物丰，生活美好的自豪。在文学史上，茶第一次作为主角闪耀，推手就是杜育。后人也纷纷将杜育与陆羽并提。宋代苏轼在《寄周安孺茶》诗中写道：“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宋代吴淑《茶赋》点赞道：“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也就是说，以茶为文最早的是杜育，可见《荈赋》在茶史上的地位。
据史载，杜育（?—311），字方叔，河南襄城人。幼年有神童之称，成年后“美风姿，有才藻”，时人号为“杜圣”，历任太守、右将军、国子祭酒（即最高学府主管，相当于教育部长）。西晋初年，皇后侄子贾谧组织了“金谷会”，会员24名，号称“二十四友”，经常在全国首富石崇的“金谷别墅”聚会，著名作家潘岳、左思、杜育等都是会员。这是一个在当时影响全国拥有权势、财富和舆论的团体组织。
《荈赋》这样写道：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开篇“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就有高山出好茶的意思，“瞻彼卷阿，实曰夕阳”，远望蜿延的山坡在夕阳映照下，茶树满山遍谷“弥谷被岗”，阳光充足（夕阳）、土壤肥沃（丰壤）、雨泽露润（甘露）的宜茶环境，自然出产好茶，因而饮后有神清气爽、困除倦消的功效，“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文中首次写到采摘秋茶、首次提到煎茶选水、首次选用陶瓷茶具，更让我们首次见证了当时煎茶“沫沉花浮”的茶汤特点和隆重的饮茶仪式。此文几乎搭建了陆羽《茶经》三卷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杜育之文已经反应了当时完整的从茶山、茶园到采茶、选水、选具、煮饮、品赏及其功效的茶事活动全过程，可惜的是此文散轶不全，现在流传的是辑录的残篇。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提到舀水或舀取茶汤的用具，“瓢，一曰牺杓，剖瓠为之，或刊木为之”，是用剖开的葫芦（瓠）制成。他引杜育《荈赋》句子：“酌之以匏”，并解说道：“匏，瓢也，口阔，胚薄，柄短。”杜育所谓的“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意思是饮茶的仪式很隆重，效仿先贤公刘的庆典以匏饮酒之法（公刘是古代周族先祖）。
宋《茶具图赞》中的瓢（胡员外，名惟一，字宗许，号贮月仙翁）
陆羽对茶碗要求很高，推崇越州的青瓷。他在《茶经》“四之器”引杜育《荈赋》：“器泽陶简，出自东瓯”，并指出：“瓯，越州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杜育文中提到了最早的瓷器茶具，就是兴于魏晋盛于唐代的越州青瓷。陆羽欣赏越州瓷的青色“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更能衬托茶汤的颜色。
越窑青瓷茶碗
陆羽在《茶经》“五之煮”中连续两次提及杜育。陆羽煎茶选水的标准是“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引杜育文句“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为“山水上”注解，即泯山之地的清泉；煎茶要求“汤花”的色泽白色，描述汤花的术语就直接采用杜育文句“沫成华浮”中的“沫”和“花”（华）。《茶经》将汤花“沫饽”细分，薄的叫“沫”，厚的叫“饽”，细轻的叫“花”。陆羽强调的汤花色泽复制了杜育文句——《荈赋》所谓“焕如积雪，烨若春敷”是也，即汤花白色如积雪，明亮如春花开。显然，陆羽“煎茶法”是杜育“煎茶法”的升级版，对汤花沫饽的要求也基本相同。
陆羽第五次提到杜育是在《茶经》“七之事”中，他列举了唐代以前的名人饮茶史料就提到杜育之名，却不列他《荈赋》的有关文字，可能是文字已经前述的原因。
杜育煎茶取水“水则岷方之注”在岷山之地，也就是说这次现采、现煮、现饮的茶会活动标注的地图位置在川蜀，自然采摘、饮用的是蜀茶。唐代张又新《煎茶水记》“茶烹于所产处，无不佳也，盖水土之宜”，即指当地茶叶用当地的泉水煎茶得“水土之宜”为佳。
西晋流行蜀茶，当时的张载称蜀茶“芳荼冠六清，滋味播九区”，孙楚认证的“原产地证明”《出歌》有“姜桂茶荈出巴蜀”，所以当时的四川大妈在京城洛阳卖茶，应该也是蜀茶（《茶经》“七之事”傅咸条目）。西晋后三五百年的唐代，蜀茶仍旧流行，有“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杨晔《膳夫经手录》）之称。“蜀茶”与“越碗”在唐代曾经是标配，几乎与杜育在文中首倡的一脉相承。唐代孟郊有诗句“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蒙茗，蒙顶山茶），施肩吾《蜀茶词》“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
唐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煮茶部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里，人们的饮食习惯其实没有多少改变，只是因为人口增加，要求的食物品种更丰富、原料更高产而已，吃来喝去的米、面、肉类、蔬菜、饮料……几千年了人们至今仍旧这么消费，跟“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朝代更替几乎没有关系，茶叶喝了几千年，可能还要继续喝上几千年。西晋的茶叶史料少，是由于西晋仅50年历史（266—316），但是仅凭“二十四友”中张华、左思、杜育、刘琨的饮茶史料和前述的其他零星史料，就可以想见西晋时代，茶在中原上流社会受追捧的程度，也就是说中原饮茶不会因为西晋后的改朝换代而断绝，显然比一般认为的“中原流行饮茶是唐代禅教兴茶而起”其实已经早了几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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