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历史文献需要和历史现实结合起来，近期有些学者指出历史研究过于局限，需要与当时社会情况、民众生活状态等相结合理解。因此，我们需要站在一个新的社会角度来研究，接下来就让我们具体聊聊陆羽《茶经》与唐朝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
总述
《茶经》是历史长河里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茶书又可称茶类的百科全书。由唐朝的陆羽先生在758——761年撰写而成，《茶经》的著成与传播，大大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茶文化。
陆羽的《茶经》是以传统社会史学为主体开展研究的，现代学者们通读后发现，《茶经》不仅是一本讲茶类知识的书籍，还与百姓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陆羽的《茶经》与唐朝社会史实有很大关联，这为咱们研究传统社会史学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关于《茶经》的研究，庄晚芳先生有一篇最早的论文——《关于陆羽及茶经的一二事》，文章中整理出来了很多有关陆羽的资料，对其写作的背景进行了分析，庄先生后续也一直深入研究。
叶静先生梳理了学者们对陆羽以及《茶经》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研究的复苏阶段(1978-1989)，最开始研究《茶经》都是茶叶界的相关学者，他们为我们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是研究的调整阶段(1990-2002)，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论文的数量在增加，不同人员的加入也开拓了研究的视野，继而转向对茶文化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研究的提升阶段(2003-2011)，在这期间《茶经》的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代表作品有《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茶经校注》。
关于陆羽《茶经》的研究总体囊括为可以归纳为五个大点。
一《茶经》的批注与注释;
二《茶经》的实体书与各个版本的研究;
三《茶经》的本体研究;
四《茶经》作者研究与文化内涵，五《茶经》衍生的其他问题。
宋时磊在《唐代茶史研究》中，列举了对陆羽《茶经》的研究结果，表示《茶经》是唐代茶史研究的核心。
在不断的推进研究中，立意较新的主要分为以下几点：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上进行研究;从人生哲学的角度上进行研究;从生态学的角度上进行研究;从语言学角度上进行研究。
综合以上几点研究内容分析，《茶经》的研究还是有待深入，我们可以引入社会学、人类学之类的研究方式，为《茶经》研究注入新的力量。
陆羽、《茶经》与社会、个体、文化之间的联系
陆羽(733-804)，字鸿渐，另一个名字为陆疾，字季疪，今湖北天门人。据相关研究，陆羽的名、字、号，综合而论有34个之多。在唐朝社会中，这反映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其中“号”反映着他的人生经历与关系结构，这也侧面反映了陆羽的社会阅历丰富。
陆羽在“而立”之前的经历我们可以在《陆文学自传》中查出。29岁的陆羽在小传的千余字里面，描述了他是一个唐代的寒门子弟，在生活中守诚信，面对坎坷时，保持着诙谐与执着。
陆羽自传中称自己“不知所生”，三岁的时候被遗弃了，后来被龙盖寺的僧人智积收养。九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写文章，智积师傅只允许他看佛经，但是陆羽更喜欢儒家著作，因此两人之间产生了矛盾。在寺庙的生活，也并不轻松，每天陆羽也需做寺庙里面的打扫工作，在此期间也受罚过。智积也一个爱茶之人，他教会了陆羽煮茶、品茶的基本方法，启蒙了陆羽对茶叶的爱好与兴趣。宋代著作《纪异录》中我们可以理解，陆羽当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制茶工艺。
他离开龙盖寺后，成为伶人入朝为官，与很多当朝名流来往。他的生活、事业，受到了朋友们的很多帮助。例如746年河南太守李齐物，以及752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虽仕途受创，但他对陆羽很赏识。李齐物、崔国辅的圈子为陆羽提供了调查茶区和写作的便利。
陆羽追求独特品格也和这些阅历有很大的关系。
文化的传播和再创
《茶经》的成书，成为了一个新的学问“陆学”，《茶经》的具体成书时间还是有争议。不同的完成时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的文献生成和传播的周期性。
到了宋代，《茶经》影响进一步扩大，从唐朝的“真人真事”，演化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宋代茶文化受陆羽影响很深，一度达到了农耕社会的鼎盛状态。
沈冬梅指出，中国茶文化受到《茶经》的实质性影响，以“经”冠于茶，表明茶与社会的关联，体现茶对社会个体的影响，有实践性的表征，教育人们需要保持实事求是的民族品格。
从茶文化的本身来谈，自中唐后，有关于茶的操作不断增加，赋予实用性的学问，进一步汇聚儒释道“三教”文化。自唐后，流行的“茶”文化，被认为是个人修养的表现。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上来分析，据统计，出现“陆羽”两字的的作品有120个，其他暗指就更多了。大量的诗词文章宣传了《茶经》，对《茶经》的传播与声誉塑造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陆羽的《茶经》是人与社会结合的产物，这也为我们研究它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新思路。
社会背景的支撑与促进
陆羽的《茶经》在唐朝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因为，陆羽在茶叶方面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成就，在文人圈子里被认同，并且有很好的人际交往圈。把社会角度纳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唐朝茶叶的兴起与《茶经》脱不了干系。陆羽写《茶经》以及在后期的影响，与唐朝的历史变迁有很大关系。饮茶文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唐是魏晋风俗的延续，中唐时期“煎茶法”，晚唐时期茶风鼎盛。这几个阶段为我们勾勒出，茶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交融。在这几个阶段中，茶叶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主要有以茶入药，以茶为饮，以茶为供，以茶为礼，以茶为禅食，以茶为商品，以茶为政治，这七方面。这些也侧面的阐述了茶叶具有了丰富的社会属性。
关联的必然性和前提茶叶在唐朝大兴盛的原因，我们需要关注茶叶本身和唐朝宏观的社会情况。唐朝各个时期对茶叶的重视，为茶叶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为理解茶叶文化与《茶经》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视角。这其中又能细分为以下几点，其一，隋代以后，唐朝政局结构稳定，为茶商业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空间;其二，唐初中期人口发展迅速，商业发达，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支持;其三是唐朝具有宽松的文化政策;其四是与唐朝政治格局相结合。安史之乱之后，唐朝鼓励茶盐贸易以增加税收，武宗时期出现了种茶为业的现象。
多民族之间的交流
茶叶不仅在上层社会流行，在民众之中也广为流传。宋时磊指出，唐朝的士农工商各层民众，构成了民间饮茶的群体。不过因为缺少“记言”，流传下来的很少。但我们在《茶经》还是能够窥见丰富的民间茶文化内容。《唐本草》中将“荼”统一改为“茶”，这一改动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标志中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在《茶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方间的互通。主要产茶区有金州、梁州等北方区域。在茶叶的传播方面，存在于南方向北方输出，但是这种关系是阶段性的，随着茶叶的实践兴起，与之相伴的是茶园的管理、加工、贸易、财税等，由北方向南方传输。
茶叶的异名据《茶经·一之源》中记载，“其名，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这些茶的异字，隐含着民族关系信息。有研究指出，这四个异名有三个与少数民族有关。布依语、侗语承袭了古百越语。茶的异称“茗”和“荈”，与古苗瑶语有关。荈属于连音字，他的声母为去声声母，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只有古苗瑶语有去声声母。茶树的维护我们由《茶经》中可知，古代汉族居民认识茶树是源于南方少数民族，同时接受了他们培育茶树的技术，然后形成了自由的培育体系。《茶经》中明确了茶树人工培育的技术，在形成人工栽培的过程中，北方的农耕文化也对这个技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仿生种植的方法延续，我们能够推测，陆羽对研究的深入。
茶事中的相互包容
在唐朝时，茶叶赋予了文化交流官的职能，在与吐蕃互市中发展了“以马易茶”的形式。可见唐朝时期，茶叶贸易成为了民众交融、政治互通的文化体系。多民族对于茶叶的接受，包括共同推动茶文化的发展我们都能在《茶经》中观察出。皇甫睿认为至少有三处，一是巴蜀老人将稻谷和茶叶带到洛阳，冲击了麦子的市场，后由傅咸平息，这反映了文化冲击与磨合;二是晋武帝时期，秦精去少数民族地区采茶中发生的“引路采茶”事件;三是北魏后，北方人王肃至南方为官接受饮茶文化;后在隋唐时期，边陲民族回迁，饮茶习俗回传，进行了文化交融。
结语
本篇主要讲述了陆羽《茶经》从社会学、人类群体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来推动茶文化的研究。我们可以以唐代的审美来研究《茶经》，可以得到新的启发。世界茶文化史对《茶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同时也肯定着中国社会与世界之间的相关联系。
唐朝时，中国属于世界文化的中心，他成为其他国家吸取文化的源泉。日本的茶道、韩国茶礼、东南亚地区以及北欧地区的茶文化，都受《茶经》的影响。
在亚洲文化圈，主要是靠文字转述、翻译，在欧美地区，主要是殖民等传播途径。
陆羽《茶经》被大量翻译出版，时的很多国家都深受其影响，这种向海外传播的形式研究，也同样可以与人民群众和社会环境相关。
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茶经》，采用新社会式的范例来研究，可以为我们研究社会历史提供一个新的尝试角度与思路。
【参考文献】
沈冬梅.陆羽《茶经》的历史影响与意义[J]形象史学研究，2012(0).
[2]叶静30年来陆羽《茶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农业考古,2012(2).
[3]胡耀飞.贡赐之间:茶与唐代的政治[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4]庄晚芳关于陆羽及其茶经的一二事[J].茶叶通讯，1963(1)[5]宋时磊.唐代茶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来源：敏锐说史，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2017年3月28日，“首届蒙顶山国际禅茶大会寻根峰会”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举行。《吃茶去》杂志总编舒曼应邀作《“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学术报告。报告大致内容如下——
佛家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佛教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最为珍贵、最为精彩、最为出色的篇章。佛教在西汉时期传入中国，“因缘具足”地与茶结缘成就出“佛茶文化”这一概念。再至中晚唐时期又得到中国佛教——禅宗的青睐和推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茶文化”(禅宗茶文化)这一概念，其要义不出禅门“吃茶去”，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
追朔佛教茶文化近二千年的辉煌历史，“佛茶文化”却在禅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身的思想体系。所以说，禅茶文化是佛茶文化的标志，对于佛教界饮茶之风的鼎盛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禅宗茶文化影响所致，对于全国饮茶之风的鼎盛也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关于“佛茶”，亦即佛教茶之事，舒曼认为：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房玄龄等人著《晋书·艺术列传》卷九十五中所写发生在晋代后赵都城邺城昭德寺，僧人单道开以茶禅修之先例。除了敦煌人单道开而外，陆羽《茶经》还补充了武康小山寺释法瑶和八公山沙门昙济。也就是说，晋代僧人单道开的“以茶禅定”，南朝宋代释法瑶的“饭所饮荼”和沙门昙济“设茶待客”，开启了中国佛茶史上崭新篇章。关于这三位佛教人物的茶之事，舒曼曾在《陆羽“茶经”中的三位佛教人物茶事考》一文中作了较为详细的剖析(见《陆羽“茶经”与湖州——纪念陆羽诞辰1280周年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11月第1版第25-35页)。
佛教传入中国至隋唐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变化、南北学风的融合，佛教各种的宗派乃渐渐形成。据资料载中国佛教宗派有八宗、九宗、十宗、十一宗、十三宗、十五宗之说。后来佛教各宗转承之下变为十宗，再把列属小乘佛教去除，因而在中土佛教大乘宗派中，最为有影响的实属佛教八大宗派：唯识(法相)宗、律宗、天台宗、禅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
佛教各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佛教八大宗派虽然都是在中国形成的，但每一个宗派都有其完备的体系和经典理论架构，也就是各宗大义[见(吴信如.佛教各宗大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8月]。
因为茶可以和任何事物结合，也可以和任何佛教宗派结合。正因如此，茶与儒家文化结合，可形成“儒茶一味”，茶与道家文化结合，可以形成“道茶一味”，茶与佛家结合，可以形成“佛茶一味”，以至于茶与琴道、花道、香道、棋道、曲道乃至书画、诗词等均可成为“一味”。而且，茶与佛教各宗结合均可以有各自的与茶相关的理论架构。
舒曼从三个方面例举佛教净土宗、密宗、天台宗与茶的渊源。
如，茶与佛教净土宗结合，可称“净茶一味”或“净茶文化”。净土宗推崇《阿弥陀经》中“微、妙、香、洁”四德，此乃西方极乐世界莲花的四大特色，以此作为净茶文化“四大精神”。“微”是入微心田;“妙”既妙不可言，是一种内心功德之显发;“香”是内在之香，也是心性的显发;“洁”是高洁，是一种超越。
净土宗讲自性、清静和光明。清静为无量寿，是谓“微妙”，自性和光明为无量光，是谓“香洁”，具有超越性。净宗茶文化是通过茶这一媒介，也就是借助于茶，使茶性变性出一种“缘”。如此，净宗茶文化是用净土八功德水：“澄净、清冷、甘美、安和、轻软、润泽、除饥渴、长养善根”，冲泡出“微、妙、香、洁”四大精神。通过这杯净宗茶，使无数众生走向性感的净化，走向阿弥陀佛的净土生活理念。[见(舒曼.“东林梵音起，匡庐禅茶香”一文.《河北茶文化》.2007年12月第6期)]
又如，茶与佛教密宗结合，可称“密茶一味”。密宗分为唐密、东密、台密或藏密。密教修法可说是供养法，而茶成为最佳供品之一，一开始就与密教修供又结下了不解之缘。大唐时期，但凡皇帝赏赐高僧基本上多用茶供。如传播密教的佛门人物金刚智的忌辰时，往往会举行千僧供的法会，唐玄宗就会赐茶以供斋用。把茶作为供品则是从唐代开始，而且就是唐密所创。供养分：外、内、密、密密四层。另外，《行历抄》是日本台密圆珍大师的游唐日记，其中亦记录他初到长安会见唐密祖师惠果和尚之法孙，与法全一起吃茶以及圆珍在青龙寺吃茶的情景。这也证实密宗高僧与茶的关系。
还有中国早期密法——药师法与茶的关系。药师法是以性空为性、以药物为体来认识人生而了生脱死的立地起修的大法，其本质就是修药师定。如法门寺地宫发现皇室茶具以及八重宝函中有药师曼荼罗，说明地宫也已用茶供养药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吴立民说：“用药师法茶供、茶施、茶会，则是秘密禅茶供之善巧方便之运用。因为茶禅一味，禅密一体。茶作供品，作空性观，既易悟缘起性空之理，更显实相不空之法。密教用茶作供，可表如来口、如来味、如来意，这是修密供茶的茶道，也可说是修秘密禅的‘密禅’茶道”。
再如，茶与佛教天台宗结合，可称“台茶一味”。唐时，日本天台宗祖传教大师最澄从天台山带茶种回日本栽种;宋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来到国清寺参拜天台宗祖庭，感恩国清寺法乳深恩。
日本成寻禅师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提到了佛门茶事。此后，日本友人专门在国清寺七佛塔旁种植“御奉茶纪念”茶园，以示纪念。而在国清寺文物室内仍保留有最澄入唐渡碟文书和最澄入唐图两幅珍贵文物。
如今天台山方广寺月真法师从天台宗法华教义出发，进一步阐释法与茶圆融不二的内在关系，把品茶与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三谛圆融”和“圆顿止观”论紧密相连。他在《供祖茶会法语》中写道：
“采灵芽于华顶峰头，汲净水于石梁瀑下，依马明龙树(马明：妙法莲华经马明菩萨品第三十;龙树：印度佛教人物，著有《中论》)制造之方，按慧思慧文(慧思、慧文为天台思想先驱人物)烹煎之旨;焙之以法华三昧火，碾之以实相解脱轮;煮之以大悲方便锅，盛之以般若清净碗。碧毫落处，空湛澈;茶云起时，国土飘香。凝神汤色，空观、色观、中道观，三观圆于一念;定心服味，业障、报障、烦恼障，诸障消于无形。法界即茶，茶即法界，一色一香无非中道。”[见(舒曼.茶风旧识国清寺.吃茶去.2012年第6期第26页)]
关于“禅茶”，亦即佛教禅宗茶之事，舒曼认为：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阶段里都存有禅的思想，禅甚至存在佛教以外的一些宗教中，各自对禅有着不同的理解。自从佛教的禅思想传入华夏后，起初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佛教宗派。但自禅宗形成后，中国的禅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六祖坛经》)由于禅宗把禅思想与“心性”、“见性”、“佛性”等问题紧密相合，加之六祖慧能倡导自性本足，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观念，确立以无相为本，无性为体，无念为宗的中国禅宗思想
。而今我们所讲的“禅茶文化”、“禅茶一味”抑或所谓的“禅茶”，是专指或特指佛教禅宗与茶的关系，而非茶与其他佛教各宗的关系。也就是说，禅茶文化抑或禅茶，既非从唯识宗的玄奘法师、律宗的道宣律师、天台宗的慧文大师说起，也非从三论宗的鸠摩罗什尊者、华严宗的杜顺和尚说起，更非从净土宗的慧远法师、密宗的不空上师说起，而是从北魏禅宗菩提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说起。所以说，“‘禅’，指中国独创的禅宗。‘宗’指直契佛心，以与依靠佛陀经教入门传授的‘教’相区别”。(王雷泉：禅的智慧与人生境界)
禅茶之“禅”，对今天的人理解起来有些费解，因为“禅”很抽象，禅宗认为“禅”无处不在，行住坐卧皆可禅，但禅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要靠自己来体悟或感悟来理解，如人喝茶，冷暖自知。
舒曼认为，佛教从印度传入，就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了撞击、冲突，随着各宗的创立，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转为相互渗透、融合。那么，如何能在佛教的教义、教规和礼仪中更好地渗透儒、道学说，这就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于是，禅宗在这样一个课题中捷足先登，接受和融入了中国儒、道文化。唐代时开创了儒、释、道“三教并立”局面。“一个宗派流行时间的长短是与它们中国化的程度成正比的。”(季羡林语)禅宗的入佛门槛较低，只要在眼前改变一下对现实的看法。这是因为佛法本就在世间，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我们。
要了解禅茶文化理念，需要先了解禅宗禅法的传承与发展，均从菩提达摩“二入四行”基本要点开始，到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而直显达摩正传的心法，及至三祖僧璨的《信心铭》、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和五祖弘忍《修心要论》达至“守本真心”的“东山法门”，对后世禅宗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六祖慧能顺应时代潮流，大胆地对传统佛教的宗教仪式、佛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进行了一系列彻底的改革，其内容涉及提出“自心归依自性，是皈依真佛”(自性即佛)、开启顿悟法门、倡导立地成佛等等，从而使禅宗最终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绵延至今而不绝，以至于成为中国式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杰作。
禅宗认为，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心而来。一个是神秀禅师的“时时勤拂拭”，种净心之因;一个是慧能禅师的“本来无一物”，得净心之果。慧能大师和神秀国师，开创了“南能北秀”的时代，形成禅宗南北二宗，而后，禅宗法不传衣，一花开出五叶——即“五家七宗”：湖南沩山的沩仰宗、河北正定的临济宗、江西洞山的曹洞宗、广东云门山的云门宗、江西抚州青莲山的法眼宗，后来河北的临济宗又分别在江西南昌和高安分出黄龙派和杨岐派，禅门枝叶茂盛，灯灯相传。这“五家七宗”，为中国禅宗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篇章。
舒曼认为，我们所说的禅茶文化或所谓“禅茶”，就是茶与“五家七宗”所发生和形成的因缘关系。所以，当我们追根禅茶文化精神之源，实则旨归在中国式佛教——禅宗思想。
在禅宗茶文化史上，舒曼列举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有四件大事件：
一是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篇”(《雅雨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版)记录唐代“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降魔藏)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降魔藏禅师这样的决定，即反映了僧人饮茶的需求，也说明了坐禅和饮茶同属于僧人的禅修的内容。至此以后，僧人饮茶真正成了“和尚家事”。
二是中晚唐的高僧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百丈清规》，将饮茶列入佛门清规。百丈怀海禅师实行僧人农禅制度，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口号。《百丈清规》对于禅茶文化的贡献是将僧人植茶、制茶纳入农禅内容，将僧人饮茶纳入寺院茶礼，使僧人饮茶之礼成为了佛门常态化和制度化，较降魔藏大师又进了一步。正因怀海这一贡献，不仅明确肯定僧人茶事的制度化，还使茶事活动真正从制度上成为与禅宗教义相关的行为。
僧人饮茶成为制度并被纳入法律强制施行是在元代。元代皇帝命令和尚们重新编刊《百丈清规》，遍行天下丛林。明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皇帝“圣旨榜例”，“诸山僧人不入清规者，以法绳之”。《百丈清规》对于刚刚出现的佛门茶礼的发展和巩固起到决定性作用。
三是禅茶文化史上甚至是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次大的飞跃发端于唐朝从谂禅师，人称他为“赵州古佛”。他常与四方来学者道以一声“吃茶去”，因而形成禅门“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去吃茶”一桩有趣公案，成为中国禅茶史上著名茶文化典故。
从谂禅师的“吃茶去!”被世人看成是“赵州禅关”，由于禅宗提倡“明心见性，直指人心”的顿悟观，讲究生活体验与参禅密不可分，所以“吃茶去”公案的诞生，震动了整个南北禅林，故对中国禅宗茶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赵州禅茶’提升了佛教茶文化乃至中华茶文化的文化内涵，赵州禅茶的出现是‘禅茶一味’肇始的标志，是禅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而“吃茶去”作为禅的“悟道”方式，构成了“茶禅一味”的至高智慧境界。从而“‘吃茶去’凸显了禅的本质和核心，揭示了禅的修行特色和精神”。
四是中国禅茶文化“四大精神”和“四大功能”的诞生。中国禅茶文化作为一个特别话题在近十多年来被茶、佛界人士广泛谈论，也是被世人广泛炒作的话题。2005年10月，当代高僧净慧大德以儒释道三教核心思想提出了“正、清、和、雅”四大精神和“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创造出中国禅茶文化全新的理念和文化内涵，把禅茶文化推进为一个价值核心，一个新的教养水准，来规范我们周围的世界，通过这种文化现象改变自己，改变周围。其目的诚如净慧大德所言：“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将佛法融化于世间;将个人融化于大众。”
禅茶文化，从表面上看就是禅和茶共同点的结合，所以才有“茶味禅味，味味一味”之说，与“儒茶一味”、“道茶一味”、“书茶一味”抑或茶和别的事物结合没有什么区别，但深想一层，只有当茶和禅宗文化结合时才能有“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佛家主和气”三教合一的思想精华体现，再加上一个“茶家主雅气”才能真实地反映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才能使茶泡出更赋哲理性的滋味来。
禅茶文化的精神——正清和雅;禅茶文化的功能——感恩、包容、分享、结缘。诚如净慧长老有言：“将正气溶入感恩中，将清气溶入包容中，将和气溶入分享中，将雅气溶入结缘中;在弘扬禅茶文化的精神和落实禅茶文化，发挥禅茶文化凝聚人心、化解矛盾、优化自身素质、和谐自他关系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弘扬禅茶文化的根本社会价值所在。”
舒曼在阐述“佛茶”与“禅茶”之后总结道——
“佛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佛教文化以及佛教各宗派文化缘合的产物，是僧人通过在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实践体认中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佛茶文化是指整个佛教(包括佛教“八宗”)与茶文化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禅茶文化”是指茶文化与禅宗文化结合的产物，是专指禅宗“五家七宗”僧人通过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的禅修实践中所感悟和创造的精神财富。“禅茶”可视作一种法门。
禅茶文化既有佛教文化的一面，也有超越佛教文化的的一面——禅茶文化是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倚于佛家的“和合”情操，洋溢道家的“自然”理想。“道讲‘修真养性’，佛讲‘明心见性’，儒讲‘穷理尽性’，三家根本都是圣人之学，都是讲‘复性’”。(见《槐轩概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实际上禅宗就是借品茶倡导“三教”之“复性”——清和净心，借茶参禅，借茶悟禅，以平心静气之态领略茶韵禅机的真谛，从而追求精神境界提纯与升华。
舒曼指出，研究禅茶文化，不是研究僧人植茶、制茶、采茶、饮茶等现象，也不是简单地把僧人采的茶、僧人制的茶、僧人饮的茶统统视作叫“佛茶”和“禅茶”。研究佛茶文化或者禅茶文化，是研究茶被佛门或宗门的僧人应用过程中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文化现象，也就是僧人在禅修和礼佛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
所谓“禅茶”，是茶又非茶。说它是茶，只是僧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是僧人修行的载体。说它不是茶，只是因为禅宗茶道早已超越了茶而成为“根植菩提种，叶抽智慧芽”的象征。
所谓禅茶，是“瓯注曹溪水，薪烧鹫岭桠”(六祖惠能在曹溪宝林寺演法而得名。曹溪被看做“禅宗祖庭”。曹溪水常用以喻指佛法。茶碗里面倾注的是曹溪的水)又有“虚空为玉盏，云水是生涯;着意尝来淡，随缘得处佳”的自在，而这杯禅茶的自在恰是体现“上供诸佛祖，平施百姓家”的平常和日用。
所谓“禅茶”，是佛的化身，禅的心语;是菩萨心肠，禅的境界;是性的开悟，禅的灵芽。
延伸阅读——
以“把茶问禅蒙顶山，修心悟道天地间”为主题的“首届蒙顶山禅茶大会寻根峰会”，于2017年3月28日上午在雅安市名山区茶马古城茶市大厅举行。来自海内外的禅茶文化专家学者、高僧大德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佛教禅茶文化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和未来。会议由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西南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前主持，省民宗委副主任杨伯明、市民宗局局长杨丕樵、名山区委副书记、区长余力等领导参加会议。
本次峰会学术论坛特邀四川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成都大慈寺方丈大恩法师，四川省巴蜀文化学重点学科建设首席专家、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谭继和，北京大学教授、日本茶道研究学者滕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川藏文化研究专家任新建，《吃茶去》杂志总编、河北省茶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禅茶文化研究学者舒曼，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茶树资源专家虞富莲等六位专家学者，分别就《蒙顶山禅茶文化与大慈禅茶》《禅茶一味与巴蜀文化》《茶修即禅修》《茶马古道研究》《“佛茶”与“禅茶”关系之刍议》《巴蜀古茶树资源的优势与价值》等内容先后进行了演讲。四川省佛教协会副秘书长、雅安市佛教协会会长、雅安云峰寺方丈智灯大和尚代表雅安市佛教协会致结束辞。
在茶学史上，现存史料里，最早提及陆羽《茶经》的是唐代的皮日休，据他的说法，茶经共三卷：「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饮之者除痟而去疠。」所言次第和今本《茶经》全同。
到了宋代，陈师道提出有家藏一卷本、毕氏三卷本、王氏三卷本、张氏四卷本等四种，都是因为繁简有别。陈氏并据上述诸本合校成了新钞二篇本。可知宋代以来，《茶经》即有各种不同版本。大致现存《茶经》有四种，一是有注本最早为宋代左圭本、二是无注本，传世惟有百卷《说郛》本、一是增本，即在︿茶器﹀卷加入《茶具图赞》，最早为明郑思本，后来有《宜和堂》本。四是删节本，即割裂删节原文，历来代有明代王圻本。这四种版本里，有注本是《茶经》主流。现存宋本有左圭《百川学海》本，文中已有完备注文。后代《茶经》多属此版。
明代从嘉靖起至万历年间，对《茶经》开始做增添工作，大致上是在原有《茶经》以后附加其他资料，而名之为《茶经外编》，例如吴旦本、孙大绶本、汪士贤本。此外，也有在《茶器》卷后加入《茶具图赞》者，使之一如正文，如明郑思本、宜和堂本。更有删节本，即割裂删节原文，如王圻《稗史汇编》本。
清代《茶经》刊刻大致和前朝大致相同，《茶经》大多保存于丛书里，较少单独翻刻。值得注意的有二：
一.最特殊者为雍正年间，福建茶官陆廷灿的《续茶经》，冠《茶经》于卷首，以己作续之，全据《茶经》之次第分章，补录《茶经》以后的历代史料。
二.至于最完备的《茶经》版本当为清末常乐所刊《陆子茶经》本。书后附刻史料多达二十三种之多，历代无出其右。本书近承欧阳勋等景刊，裨益良多。
三.删改字句：自古以来，茶界视陆羽《茶经》为至宝，不敢作任何更动，唯有《四库全书》本。以犯「胡」讳而略有更动。
民国以来，《茶经》流行状况大致上和前朝相同，有二点值得别记录：
一.大量以珂罗版影印古茶书：拜受科学之赐，不必重行刻版，即可景印古书，于是左圭《百川学海》本、《华珵百川学海》本等高价值的版本都翻印流通。
二.张宗祥校《说郛》本：校刊精良。这是唯一无注本，颇资研究参考。
台湾茶史上最早从事《茶经》工作者为林荆南，它在一九七六年，即据张宗祥刊本，将《茶经》今注今译，这是近代最早的茶经译注本。接着是张迅齐在一九七八将日本布目潮渢的《中国之茶书》里的《茶经》译成中文，一九八○年朱小明根据日本福田宗位的《中国之茶书》，将《茶经》译入《茶史茶典》里。此后《茶经》的译注就没有进展了。
倒是张宏庸的对陆羽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整理工作，计已出版的有《陆羽全集》的辑校工作、《陆羽茶经丛刊》的蒐录古书工作、《陆羽茶经译丛》的收录外国图书、《陆羽书录》的总目提要、《陆羽图录》的的文物图录，以及《陆羽研究资料汇编》的相关史料整理。可惜后来并未继续刊载研究成果，使整个陆羽的研究悬宕未完。
大陆对于陆羽的研究始于八○年代，短短的几年，陆羽就有数个译本：邓乃朋《茶经注释》，张芳赐、赵从礼、喻盛甫《茶经浅释》，傅树勤、欧阳勋《陆羽茶经译注》，蔡嘉德、吕维新《茶经语释》，吴觉农《茶经评释》，周靖民校注《陆羽茶经校释》。八年内有六个译本，这是在整个陆羽研究里，任何一个国度都没有出现的大丰收状况。可见大陆的潜力着实惊人。
在大陆的研究成果里，我觉得有三个研究者，值得特别提出：一是吴觉农。是当代最有代表性的茶学专家。他是一位农学者，对古典茶学能有如此的功力，实在令人佩服。他对古典茶学的贡献是大陆之冠。他的《茶经评译》，虽然也有些瑕疵，但毕竟是可圈可点，为大陆最具代表性的茶经注本。二是欧阳勋。他所主持的陆羽研究会，前后有了不少成果，例如集结茶经研究图书，诸如《茶经论稿》。翻刻《陆子茶经》，最重要的是他自已的研究成果，例如《陆羽茶经译注》、《陆羽研究》。三是江西上饶的吕维新，吕维新的《茶经语释》稍嫌单薄，在《茶艺月刊》所刊的陆羽研究篇章，则颇资参考，至于新作《从唐诗看陆羽茶经》则尚未寓目，或有可观之处。
日本的《茶经》流变，早先是《茶经》的翻刻，这在江户时期做得很多。其中最流行的就是郑思刊本的覆刻。到了一七七四年，日本的大典禅师就《茶经》加上训点，并用片甲名混杂中文详加注解，这是日本研究《茶经》早期成果，对日本茶学影响深远。日本近代茶经研究，以诸冈存为最。（说详张宏庸︿日本茶学大师--者冈存﹀《茶艺月刊》第七十八期 一九八八年一月。）他的《茶经》着作主要有：《茶圣陆羽传》 《陆羽与茶经》、《茶经评译》、《茶经评释外编》。此外他更实地考察陆羽遗迹地，对当代大陆的陆羽研究专家贡献良多。
至于当代研究成果，则以布目潮渢为最。他的贡献有二：一精校茶经，见于《茶道古典全集》卷一，及《中国之茶书》。二是收录并刊行《茶经》，他的《中国茶书全集》虽然是一个相当夸张而且不实的书名，但是毕竟刊载了八种陆羽《茶经》，其中还有几种是罕见的孤本，以一个外国学者，能够有这种水准，实在难能可贵。
事实上韩国从事于《茶经》的研究还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最早是崔凡述在一九七三年《韩国之茶道》一书，收录了《茶经》的一之源至六之饮。嗣后一九八一年，金云学的《韩国之茶文化》，将陆羽《茶经》全书译成韩文，并将所谓的郑思本中文排版，列为茶书附录之首。从此韩国对于陆羽《茶经》才算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
其后，经过徐廷柱、李圭正、金明培、韩雄斌等人的努力，韩国人对《茶经》的译介才算较为完备。其中以金明培的贡献最大，他的《茶经译注》，收入他所撰《韩国之茶书》中，内容包括《茶经正文译注》收录于页二一○至三九八，《茶经相关资料》收录于三九九至四四五页。引证翔实，资料丰富。堪为韩国之最。
西方有关茶经的流传，宏庸所知有限，没有深入研究。仅能枚举目前知见资料如下。
一.英译本有三：?WILLIAM UKERS：ALL ABOUT TEA。系一节译本。文句典雅，颇有可取。英国《大百科全书》本，此据欧阳勋说法，疑即BRITANICA ENCYCROPEDIA的一九二八年版。FRANCIS ROSS CARPENTER：THE CLASSIC OF TEA。系全译本。并非严谨的学术之作，有通俗水平，而由HITZ所绘的插图，则相当精彩。
二.至于义大利学者马克的《茶经》，则是近些年来汉学家的一个典范，该书印刷精美，条目清晰，引用书目史料繁多。以一个义大利人，能把《茶经》治得如此，实在不易。
来源：善本古籍，作者华宝齐，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