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茶酒论》中的茶文化角色意象

茶与酒不同，作为品行高洁的饮品，与佛教文化的“茶禅一味”构建出的文化意义互相成就，从非日常性走向日常性，从佛教空间到世俗空间，中国茶文化在不断的构筑下，逐渐成为一项有诗意、有审美、有哲思的高层次文化。

茶是水的灵魂，酒是水的精华。两种基于水为核心的饮料，在各种礼仪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茶生于中国南方巴蜀之地，酒则发源于中原大地上最为传统的文化空间。茶酒之争看似是饮料地位区分，实际上是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

一、《茶酒论》文化因素

《茶酒论》作者王敷是一名乡贡进士，其作品久已不传，后于1900年的敦煌莫高窟中被发现才得以流传。作者擅长诗赋，熟谙民间文学，且对佛教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以“变文”体裁、运用拟人化手法创作了茶、酒两个对话“人物”。

开篇从神农尝百草说起，展开了茶酒地位之争。问答结构下的茶与酒一问一答，各自夸耀历史地位、社会作用及影响、功能效用、经济价值，同时针对对方的弱点进行批判，两者争执不下，最后由水出面劝解，结束了茶酒的争斗。

酒，中原之地的饮料。作为特殊的文化形式首先衍生了酒政文化。中原以农业为主，酒业兴衰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统治者把控农业生产命脉，严格控制酒业生产，酒就成了稀缺的物质。

其次，酒作为消费符号，成就了中国商业贸易推动因素，古老的中原不分男女老幼，饮酒之风延续千年。自然在消费化的口腹之欲之上又延伸了酒作为礼仪、情趣、心境的表达。

最后则是酒神文化的象征，既然酒起源于中原，同样起源于中原的中国道教文化与酒之间则密不可分，道家精神追求绝对自由，不受束缚，看淡一切，超脱世俗，酒也是这样。

世界文化在精神领域也有极大的相似性，尼采的哲学观使得酒神文化得以升华，追寻对传统文化的摒弃，对人与世界、物我合一的领悟。茶的种植和受众具有地域性，中国南方地区将茶作为日常饮用品，但最初在中国北方地区还未能找到发展空间。

《洛阳伽蓝记》中王肃的“饮品革命”则打破了“茶与酒”的地位之争。饮茶现象逐渐发展为南北共同的生活习惯。

茶始于汉代，兴于唐代，盛于宋、明。这一时期（唐玄宗开元年间）茶则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中被延伸，构建了茶文化。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精行俭德”专一践行自律品德，明确提出了茶文化中自觉践行的道德自律问题。茶文化以“茶德”为中心，强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对于赋诗，作对的中国文人而言，“酒”和“茶”两大饮品是再好不过的“文学意象”，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中国古代文人在酒和茶的身上下了不少功夫，茶开始与酒一样具有了特殊文化象征意义。

酒常被引用在具有仪式色彩的场合，而茶则不然。酒很早就被采用为诗文的意象，而茶直到唐玄宗时期才有了深远的意境。

作为佛教五戒的酒找不到突破的端口，而茶这种清新自然，清雅和俭的植作更加适合寺庙的生存环境，于是“茶禅一道”的理念贯穿始终，奉为信仰，茶文化由南至北，也理顺了“茶道”的佛教空间脉络。

《茶酒论》中作为“百草之首”的茶与酒争斗则明确了茶文化已经被当作佛教空间走进世俗空间的重要工具。唐朝是外传佛教迅速发展并兴盛的时期，本土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则受到了彼此的牵制。

正因如此，茶与酒的争论似乎反映着佛教与道教之间的争斗。然而，最后的“水”的出现，则象征着佛教与道教关系缓和，并行发展。

二、“贡五侯宅，奉帝王家”

饮茶之风起源于巴蜀之地，正是因为这里的气候，水土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才得以流传。茶叶的采集十分讲究，每一片茶叶都要经过细致的挑选、分级。

“茶贱酒贵”，这里所指的“茶”则是分级之后的次品，主要供街头茶馆的普通百姓饮用；而较高级的茶叶则以进贡的方式，提供给贵族王侯。作为药用的茶叶在南方地区不断普及，涉及四川、湖南等地。

制茶工艺不断提升，茶叶品种不断丰富，饮茶之风盛行。不断传入中国北方广袤的土地上，茶叶贸易因此逐渐兴盛，在茶马古道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对外输出的不仅有瓷器、丝绸、茶叶等商品，同时伴随茶叶输出的还有中国精湛的茶文化。

商人逐利的模式是无法推动茶及茶文化的南北交融发展的，帝王的喜好和推崇却能够带动经济的进步。

隋文帝、唐玄宗诸帝都好饮茶，甚至在宫墙中还发展出一种研茶文化。作为商品贸易的茶叶，由于“天子”的重视，也逐渐发展出其政治作用，作为各国政治往来的工具。

三、“供养弥勒，奉献观音”

在李白《为》文中：“号无辍响，泣有余悲。手撰茗药，精诚严思。”“茗药”有两层含义，佛教的宗旨在于“普度苍生”、“渡人苦难”，茶最初作为药用与佛教宗旨一致，都是帮人减少痛苦的媒介；第二层即指僧侣祭奠所用的供品。

李白诗中对茶文化意象的运用，说明了佛教文化与茶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首先茶叶的生产在荆州玉泉寺这样的佛教空间内，寺庙僧人为了生存也为自己饮用而种植茶树；其次茶有醒目提神的功效，饮茶活动发生在寺庙中。

“名僧大德，幽隐禅林。饮之语话，能去昏沉”，恰好与佛教中的坐禅活动相合。最后茶出现在为和尚所写的祭文中，则说明了茶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

唐朝是外传佛教迅速发展兴盛的重要时期，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两教必然存在着你死我活的争斗。佛教的禅宗一派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融合了儒教及道教的优点，逐渐获得了生存传播的空间，于是在分分合合之中，唐朝出现了儒道释三教并行的现象。

佛教通过“营销”茶而贬低酒则说明了佛教利用茶文化在逐步介入世俗文化，进行自我传播的情况。众多的寺院利用自身的土地资源优势，不断利用茶提升经济收入，转而雇佣或进一步完善茶产业链。

种茶不仅为佛教寺庙谋得了生存发展的根本，还在往来互通中将佛教文化渗入了世俗空间。“玉酒琼浆，仙人杯殇。菊花竹叶，君王交接。”暗喻了饮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联系，但这里的联系指的是道家所提倡天地万物的“道学思想”。

独立生存，摆脱世俗，道法自然的人生最高境界追求，茶文化所引申的“天人合一”思想获得了道教和佛教的共有认同。

四、“见道有酒黄酒病，不见道有茶疯茶癫”

酒具有迷人心智且价格昂贵的特点，而茶则有清醒明目价格低廉的特色。茶圣陆羽《茶经》中“精行俭德”专一践行自律品德，明确提出了在茶文化中自觉践行的道德自律问题。

陆羽提出“茶性俭”包含着两层含义即内敛淡泊，做人应该像茶叶一样，温文尔雅，不急不躁，符合中国人千百年来秉承的中庸之道；另一层则是约束慎独，为人当自律节制，与传统文化的不逾矩不放纵相一致。

唐代文人大兴禅学，借助饮茶谈诗论道，以茶修身养性，直面人生失意，实现人生的超越。僧人茶禅蕴含着人生处世的哲理，成为时尚风雅，僧人与文人在饮茶悟道的交往中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唐代文人以极大的热情引茶入诗，我国第一位在诗中提出“茶道”一词的唐代名僧诗人皎然提出“三饮便得道”；温庭筠《西陵道士茶歌》诗云：“仙翁白扇霜鸟翎，拂坛夜读黄庭经”。

众多的以茶为意象的诗词不仅要求创作者品味出茶的风味和忧思，还要品出茶的心态，正是通过这样频繁地建构，文士不断地确认茶的文化意义，最终使茶成为了蕴含多种价值表征的复合型文化符号。

五、以饮茶习惯，感受文化风俗

1.茶叶采制

唐代是茶文化兴盛的时代，也是制茶工序规范化与系统化的开端。唐代以前并没有对茶叶采制过程进行全方位阐述。从《茶经》才开始对茶叶采制过程进行系统性说明，唐代陆羽历经多年创作的《茶经》，开拓了茶叶采制记录的先河。

而对于茶叶采制步骤的关注，也说明文人墨客对饮茶这一行为的关注。茶文化盛行的年代，不仅茶农要辛勤劳作，参与茶的种植和采制，许多文人墨客也参与采茶，并乐于此道。

尽管儒家文化教导“君子远包厨”，但当时不少文人墨客精通厨房之事。在这些文人的眼中，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属于文化的一部分，这也赋予了采茶、制茶文化气息。

《茶经》充分体现了茶叶采制过程的考究。唐代文人不仅好饮茶，也热衷于亲自参与茶叶采制，这些文人采茶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为了在采茶过程中感受田园乐趣。

在今日看来唐代文人的做法接近于行为艺术，当然并非所有文人都与《茶经》的作者一般喜欢亲自采茶。但不可否认，唐代文人喜欢亲自采制茶叶的习惯，也使茶叶的准备过程充满了文化气息与文化韵味。

2.备茶煮茶

备茶这一环节以碾茶为主，唐人在煮茶前，会将已经制好的茶饼进行碾磨。而这一时期制作的茶饼十分坚固，因此碾磨也有一定难度，以陆羽为首的文人追求将茶碾为类似于细米的形状，并赋予其“黄金粉”的美称。

经过碾磨过程后，文人会进行煮茶，煮茶也是茶生活的核心。煮茶步骤十分考究，唐代文人墨客们喜好选择幽静之地进行煮茶，并将此作为风流雅事一桩。

并且在煮茶过程中选择的器具也相对考究，唐代文人追求选择具有艺术性的茶具，相关茶具还需要具备实用性。陆羽曾在作品中对茶碗的质地进行评价，其追求青瓷的茶具，觉得这一类茶具似玉似冰，可充分衬托茶的美好与茶相得益。

备茶与煮茶过程十分复杂，了解相关过程可以体现文人们追求品茗而带来的独特感受，这也充分体现了茶文化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于一身的特点。

从饮茶习惯和煮茶习惯中感受唐代人的文化喜好，可以得知茶文化与文人相契合，这也对茶的自然功效予以点明，有利于茶文化的弘扬和传承，也有利于从饮茶习惯中感受茶文化的角色意象。  

结语

在我国传统文化发展进程中，促进茶文化的传递与传播对时代发展具有促进意义。

尤其在对唐人文书《茶酒论》作品品鉴中，深入研究唐人文书《茶酒论》作品，从茶文化视角出发，探究其中的文化内涵与思想，进一步明确茶与酒、茶与水、酒与水之间的关联。

明确唐人文书《茶酒论》中茶文化角色意象，从此层面出发与探究作品，可领会唐人文书《茶酒论》作品中呈现的文化思想及趣味意蕴，从而彰显茶与酒、茶与水、酒与水之间的关系，提升唐人文书《茶酒论》作品探究的意义。

来源：岚扬鉴史，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