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这里所列举的，主要是那些似是而非、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伪装巧妙或者纯属扯淡，而又带有欺骗性的卖茶话术。此为非完全列举，仅作抛砖引玉，但也许可做一时防身之用。
一
卖茶话术：纯料
坑爹指数：10
恶心指数：10
所谓纯料，是一个含义非常模糊的词语。有些人用它来指某一个小地域的原料，有些人用它来指某一种类型茶树的原料，有些人则用它来指某一株茶树的原料。
与之相对应，这个词主要用来鄙视“拼配”原料。许多人在用所谓“纯料”这话术的时候，有意无意中就可能在影射“拼配”的“不纯”。
殊不知，拼配作为食品生产加工中的一项重要工艺，不仅在茶叶生产中极为重要而且广泛应用，在诸如酿酒等食品领域也广泛应用，只不过在酿酒生产中表达类似拼配工艺的词汇叫做“勾兑”。通过这一过程，达到产品所期待的感官品质。
茶叶的拼配，不仅在普洱茶中应用，在龙井茶、祁门红茶等众多茶类的生产加工中也被广泛应用。而所谓“纯料”的大行其肆而且类妖魔化——在妖魔化拼配的时候也妖魔化了自己，大体是从普洱茶开始的。
对于普洱茶而言，拼配可以是不同等级拼配、不同地域拼配、不同季节拼配、不同年份拼配，以形成特定的产品风格，在达到所起到的品质的前提下，提高产品品质的稳定性，提升原料的综合利用率。
所谓“纯料”，“纯”到什么程度？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绝对的“纯料”，只有绝对的拼配。
所以，所谓“纯料”，实则无非是一个反智的话术。严格说来，它应被改称“单一原料”，用来指称某一特定地域或某一特定茶树类型的单一原料，其风格也相对单一。
与之相对应，拼配原料则是多种原料，其风格是融合之后的相对独特而稳定。
二
卖茶话术：千年古树
坑爹指数：9
恶心指数：9
“千年古树”其实是“古树”这个话术系统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所谓“古树”其实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多少年以上叫古树，或者多少主干直径叫古树，抑或是被矮化后留下树墩在发起来的枝条能否也被叫做古树。
在“古树”这个话术系统下，有百年古树、三百年古树、五六百年古树、七八百年古树、千年古树乃至三千年古树。
而实际上，茶树的树龄很难准确判定。
只不过，1952年发现、1995年仙逝的南糯山栽培型“茶王树”，当时经我国茶叶专家和苏联茶叶专家联合考察和科学测定，确定其树龄约800年；而被发现于1961年、仙逝于2012年的勐海巴达山原始深林野生“茶王树”，树龄被判定为1700-1800年。
于是我很纳闷，最近几年动辄七八百年上千年的栽培型古茶树，是怎么冒出来的？如果它们原本就那样的漫山遍野，那么当年为何独尊南糯山那株古茶树为“茶王树”呢？
更何况，暂且抛开这个疑虑不谈，从茶树栽培和适生环境方面来讲，对茶叶品质起到影响的，最重要的是立地环境，而不仅仅是树龄。
立地环境包括气象、土壤、地形与地势、生物、生态系统等方面因素，而这几大因素，又各自包涵多个子因素。例如，气象因素就包括阳光（光谱成分、光照强度和光照时间）、温度（气温、低温和积温）、水分（降水、空气湿度、土壤水分）等。
诚然，生长在云南崇山峻岭和良好原始生态下的大茶树，与标准茶园的茶树相比，总体而言有一定的品质差异。但这种差异的来源，是来自于多方面因素，而非仅仅是树龄。几十个影响因子中，你有什么理由只说树龄？与其说首要是树龄，毋宁说首要是立地尤其是其生态。实际上，就同一小生态环境而言，不同树龄的茶树，其品质差异远远没有一些人所鼓吹的那么大。
并非大就是好。这个道理不难明白，事实也挺清楚。
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去夸大树龄对于品质差异的作用，也不能坐火箭似的或者相互攀比的去夸大树龄作宣传。
三
卖茶话术：古树纯料
坑爹指数：10+
恶心指数：10+
“古树”是一个含糊其辞的话术，而“纯料”也是一个含糊其辞的话术，这两个结合在一起，表达的意思似是而非，同时更加容易把人搞得一塌糊涂，欺骗性和杀伤力极强。
因为笔者将“坑爹指数”和“恶心指数”的最高分值都设定为10分，所以我只好在这里给他们一个“+”号，表达其简直无以复加的坑爹程度。
四
卖茶话术：大师ZUO
坑爹指数：10
恶心指数：9
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大师”的含义有三：一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为大家所尊重的人；二是某些棋类运动的等级称号；三是对和尚的尊称。
用在茶叶领域，大体意思应该是第一个。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所谓“大师”，并非为大家所公认或有权威机构所认定，自封他封随意顺口一封的“大师”恨不得遍地都是，虽然说还没有达到“大师多如狗”的地步，但现在好像也快在茶行业成为骂人的话了。
只不过，这并不影响还是有人，还是有不少人，仍然兴致勃勃的拿着“大师”的名头去江湖行走，毕竟对于公众而言，“大师”的分量仍然是在的。这样就问题来了。水分十足的大师，在普通大众眼里，很容易就俨然货真价实的大师。
大师如此，大师ZUO呢？
ZUO，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一共收录了20个字，其中比较常见的有“左”、“昨”、“作”、“做”、“坐”、“座”。
以“作”而论，相应的词汇有：作保、作弊、作答、作法、作风、作假、作呕、作品、作势、作态、作为、作秀、作用等。这里的“作”都读第四声[zuò]。
还有一个读第一声[zuō]，我们不妨试着感觉一下这个读音，Z-U-O。查百度汉语，作的多音字表示从事某种活动也做假装，装出的意思。
而“做”一字常见的词汇有：做法、做工、做功、做鬼、做活儿、做买卖、做派、做生意、做事、做手脚、做文章、做戏、做秀、做作等。
大师ZUO，内涵丰富，可灵活解释，很好。
五
卖茶话术：纯手功
坑爹指数：9.5
恶心指数：8
纯手工比较常见。而实际上所谓纯手工，也需要正确理解和认识。手工制茶和机械制茶，不是简单的高下，而是也需要视情况来看待的事情。通常是产制规模小或者明前早春产量比较少且采摘嫩度比较高时，常见手工制茶，便于差异化对待。而在谷雨后采摘嫩度降低、鲜叶产量大的时候，机械制茶可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二是提高品质的稳定性。
而现在随着制茶机械与装备的进步，根据制茶机理，越来越多的机械应用到茶叶生产加工过程中，与手工形成替代或互补，而对品质几无影响或反而更有所提升。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并非所谓“纯手工”就是“最好”。
退一步说，即便你是强调“纯手工”，那是不是还要看看是谁的手和谁的工呢？
至于“纯手功”，查现代汉语词典，并没有收录“手功”一词。查百度百科，手功，谓手工劳动。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愔问：‘用几两丝？’对曰：‘五两。’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
当然，你也不妨发明创造一下，将“手功”解释为“手的功力”。这样，这个词的含义就可以比较自由的来掌握和解释了。
其实，在“手功”的方向上，也还可以有“脑功”、“脚功”和“嘴功”等词汇。
六
卖茶话术：“之父”“之母”
坑爹指数：10
恶心指数：10
这个话术其实也是一个大家族，指的是“某某茶之父”，“某某茶之母”，也包括“某某茶巴巴”和“某某茶麻麻”等。
笔者在《科研领域“××之父”称呼是否有滥用之嫌》一文，提出“警惕“××之父”的滥用”。该文还称：“‘之父’说起源于西方，是对人类历史上在某一领域作出过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誉称。”在科学技术领域，这一称呼体现了科学共同体内部对某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或者某个大科学工程领导者的一种公认的认可。
目前茶行业的状况呢？一个茶类就可以数出好些个“之父”和“之母”，甚至是一饼茶都可以出来不止一个“之父”，给人迷乱印象的同时，也显得泛滥而随意。
这个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就特别容易得罪人，请大家自己去感觉一下就好。
七
卖茶话术：外公的茶
坑爹指数：10
恶心指数：10
“外公的茶”、“爸爸的茶”、“妈妈的茶叶店”，这些大概是一个套路，主打悲情牌。之所以说“套路”，是因为最近几年在网络上以这个话术，直接形成了一种骗术。具体大家可以查询一下，请大家提防。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这些虚假的“外公的茶”和“爸爸的茶”等，直接把一些真实的“外公的茶”和“爸爸的茶”给抹黑了。
还有某位茶友所说的一种情形：胡建卖茶妹，“家里有茶园，家人生病，现在茶叶贱卖，老板你买两斤嘛”。主打悲情牌，算是前面话术的一个变种。
八
卖茶话术：9块9包邮
坑爹指数：10
恶心指数：9
9块9包邮，现在物流费用这么高，卖什么？挣什么？
这种话术的杀伤力在于，它真的是很便宜啊，不到10块钱！许多消费者于是乎忍不住心动和行动。
但实际上，这种话术和做法，已经将一些茶类抹得漆黑漆黑的。例如，前些年有些商家，以“9块9包邮”大肆销售“安溪铁观音”，但实际上可能其所售卖的茶来自安溪一百公里之外。
许多时候，“便宜无好货，好货不贱卖”这个道理还是在起作用的。
九
卖茶话术：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坑爹指数：10+
恶心指数：10+
一个“明星”带盐，将这句话几乎传遍了大江南北。但实际上这是标准的脑残话术和坑爹话术。
为什么这么说？
各行各业中间商的存在，都有其道理。通常而言，中间商在厂家和消费者之间，起到培育市场、流通产品、融通资金和提供服务等作用，并因此而争取合理的商业利润。“中间商挣差价”作为一种生意模式，能长期存在，无非是体现了其存在的意义。
而所谓的厂家直销，也并不是没有成本：发现消费者的成本、相对小量高频的高物流成本、资金回收滞后的成本以及售后服务相关的成本，等等。
当然，这并非否定因为技术进步等多方面因素，会出现一些包括直销在内的新的销售方式。不同的渠道模式，有不同的成本结构。所以，对于消费者而言，并非必然就意味着便宜。
同时，即便你假设“中间商挣差价”是多余的，那以此话术推销的厂家，你是否又保证了，将这些“差价”让渡给了消费者呢？是否又在这样一个幌子之下，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的盘剥了消费者呢？
十
卖茶话术：真水无香
坑爹指数：9
恶心指数：9
真水无香，这话是对的，真的水能有香味吗？
这儿说的是，一位茶友所说的：“记得某非遗大师对几泡就水味的回应是:‘真水无香’……”
大家好，我是茶不多先生，
一个每天都幻想用八八青泡脚的硬核男人。
友情提示：
本文篇幅近3700字，宜为睡前读物或者私人时间读物
书接上回，咱们接着来啊!
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佛海县临时人民政府接管佛海茶厂，茶厂正式成为国字号企业。随着范老出走台湾，茶厂群龙无首。省茶司遂派王兴、杨秉葵、唐庆阳等人深入佛海，恢复茶厂的生产与运营。一行人来到佛海，眼前的景色完全可以用“凄凉”来形容。彼时的茶厂，经历了兵荒马乱，已经完全停产三年，荒草丛生，厂房因长期失修而破旧不堪，与废墟无异。与其说是重建，不如说是新建一个茶厂。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0多个人经过了好几个月的整顿、清理、修缮厂房，1951年，机器再度轰鸣，茶厂勉强恢复了生产能力。
1952年，为了庆祝茶正式厂复产，也为了彰显自己“国企”的身份，其中一名负责人的提议，“要不咱们改个名吧”，得到大家的同意后，将茶厂名字注册为“中国茶叶公司佛海茶厂”。自此，“庆祝一下改个名吧”成为勐海茶厂的保留节目。根据当时统销统购的要求，除了藏销产品外，都需要使用“中茶”商标。咋看之下没什么不妥，但由于当时的大环境依旧处于民不聊生阶段，在饭都吃不饱的前提下，喝茶无疑是一种奢侈，所以那时的中茶并不好过，因此，使用商标是需要付费的。每贴上一个商标，都需要为中茶支付一笔费用。当然，好处是不用为销售烦恼了。
茶厂的配套也并不完善，经常出问题，没有电，就自己发电;不够吃，就自己种植，不够穿，就找少数民族以物换物。几年下来，茶厂周边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满足，甚至还创办了自己的电影院，子弟学校等。在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勐海县的人民背靠茶厂，居然迈向了小康生活。所以后来围绕茶叶系统的商检质检等部门都大量派遣了驻厂代表，城市里限量供应的食物吃不饱，派驻到这个边远之地，反而算是一个巨大的福利。
如今的勐海县
从1953年开始，茶厂迎来疯狂改名1.0的时代，
1953年，为了庆祝接管南糯山茶厂，更名为“中国茶业公司西双版纳茶厂”。
1954年，为了庆祝进攻紧压茶、绿茶，更名为“云南省茶业公司西双版纳茶厂”。
1956年，为了庆祝没有坏消息，更名为“思茅专区勐海茶厂”。
1957年，为了庆祝制茶机器改革，加工能力突飞猛进……好吧，改名确实太频繁了，这次就不改了。顺便说一句，这一年，一名叫“邹炳良”的18岁少年中学毕业，分配到了茶厂。享誉海内外的云南七子饼茶也是这一年，在唐庆阳的主持下迎来复产。
1958年，新中国迎来了大跃进时代，“赶英超美”成为人们的口号，吹牛B是人们的基本诉求，为了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茶厂也立志做大做强，再创辉煌!于是搬迁计划，也就提上了日程。新厂址选在新茶路一号，也就是如今的勐海茶厂旧址，一边建设新厂，一边疯狂研发产品，在产量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只好增添品类，造成创收的假象，单是1959年一年的时间，便研发了“勐海方茶”、“普洱方茶”、“勐海沱茶”、“勐海砖茶”等数款新品。这是非常迎合时代的一个操作。具体口感差异个人没有喝过，但是结合时代环境，个人猜测口感差别不会太大。
· 大跃进时代标志性的海报
1961年1月，为期三年的大跃进结束，新厂也日益完善，两厂并行生产，正式进入改名2.0时代，更名为“勐海县茶厂”。
1962年，茶厂没啥大事儿，但是在遥远南边，一道红光划破海南的夜空，一个吴姓的家庭诞下一名男婴，取名“远之”。有种说法是1966年，这里以百科为准，如果有机会面见这位“男孩”，我再亲自求证一番。
1963年1月，茶厂更名为“云南省勐海茶厂”。副厂长周培荣、以及前面提到的少年邹炳良先生，也再这一年参加了由国家外贸部、商业部、农业部联合开展的为期两年的分级红茶研制工作。旨在提升个人水平，分享制茶工艺，提高中茶的质量与数量。直到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相比大跃进而言，文革对于茶厂的影响不大，毕竟茶是一个务实的行业。只要茶厂负责人不出什么事情乱开车的话，安然度过。再说了，当时的茶厂压根就没有厂长，依旧是多名负责人同谋同策。
1967年，勐海以“中茶公司”之名生产砖茶，当时正值“文革”，勐海茶厂所制砖茶，也遂以“云南省勐海茶厂革命委员会出品”字样署之于茶砖内飞之上，标重250g。款砖茶都带有明显时代符号，因此藏茶的行家也将此砖茶称为“‘文革’砖茶”。虽然这块砖茶不是很贵，但是很有纪念意义，算作一个时代的烙印。
1970年，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成立，茶厂又改回了“勐海县茶厂”。前后两次改名，约等于改了个寂寞。
1973年，参加了分级红茶研制工作的邹炳良先生已经成为了勐海茶厂的技术骨干，也成为了“渥堆方法制造普洱茶”工艺技术的探索者、研究和实验者，他根据多年学习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并亲手研制、开发的实践经验，与昆明茶厂原厂长吴启英共同撰写了各地不同气候、不同季节的温湿度条件下制造普洱茶的工艺——“速成后发酵法”和“普洱茶生产操作规程”。自此，与吴启英女士携手成为普洱熟茶的父母。
熟茶父母
1975年，云南茶叶逐步进入了量化生产阶段。人工发酵技术的成熟，研配技术的革新和规范管理给予普洱茶从前有别于山头茶、商号茶统一而稳定的风格。而7542、7572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诞生了。两者被誉为新时代的开端，既有承先启后的味道，又有开放进步的氛围，对普洱茶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也是一个重要的时代，他代表了一种旧式生产观念的结束，也开启了新的生产时代，由于它的改变，也直接影响了后世对普洱茶的观念，也间接地改变了云南种植普洱茶的方式，多年来，两款产品均被业内誉为普洱生、熟品质的“评判标准”，成为普洱茶界的一个传奇。这其中，邹炳良先生的贡献功不可没。
文革结束后，茶厂负责人终于发现了一个问题，咱们复产20多年，我们居然连一个厂长都没有!于是，周培荣被推举为第二任厂长。我想，周老先生本来只是想以普通人身份和大家相处……
1983年，随着周培荣逝世，唐庆阳成为勐海茶厂第三任厂长，自1938年开始，唐庆阳为云南的茶业躬身奋斗了56年，其中四十余年的时间，全部奉献给了勐海茶厂，从俊逸青年到满头白发，‘滇红’有他的心血，藏销紧茶有他的操劳，七子饼茶在他的主持下恢复制作，他的伟大不仅仅体现在勐海茶厂，而是整个云南现代化制茶的开拓者奠基人之一。但接任厂长时年纪颇大，到了年底便选择了匆匆退休，因此，这个厂长更多属于名誉厂长，是专属唐老的终生成就奖。
接连两任厂长上位，都是在自己的人生末年，难以为茶厂计划长远的发展策略，大家应该是误解了厂长这一职位的功能性，厂长应该是一种职位，并且具备带领茶厂的责任，而非一个成就。因此，勐海茶厂急需一位“年轻人”为茶厂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与长远的规划。1984年，邹炳良老先生唱着“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出现在备选人目录中，彼时的邹炳良，45岁，娶妻生子，已经扎根在这块土地上，加上自身履历确实耀眼，深得民心，就这样，邹炳良成为了新厂长的不二人选。自此，人们看到了茶厂的后续发展的希望。同年，中茶逐渐稳定，统销统购的制度取消，虽然不用再支付使用费，但是市场的消费习惯已经认准了中茶的商标。一时间，销售又成为了勐海的难题。算是给邹炳良上任的第一场大考。为了解出这个答案，邹老用了5年的时间。
1985年，邹炳良没有想出大考的答案，顺便应香港南天公司要求，创制出8582(生茶)、8592(熟茶)两种新茶号。
1986年，邹炳良还是没有想出大考的答案，旗下的普洱茶10级、8级顺便获得了省优称号。
1988年，邹炳良依旧没有想出大考的答案，顺便在八达、布朗山开辟两个万亩茶园基地，为当地创造了大批就业机会，也为勐海茶厂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了意义深远的基础。
· 邹老的大考
1989年，邹炳良上任5年后，终于悟出了第一场大考的答案，邹炳良先生意识到，海茶厂要做大做强，必须拥有自己的自主品牌。他与厂领导班子共同创意、研究，因为品饮普洱茶对人体“大大有益”，所以，设计创立了“大益”牌商标，并于1989年成功注册，自此，大益成为了勐海茶厂的独立品牌。也成为了勐海茶厂巨大的无形资产。
除了大益，邹炳良在任期间，建立种植、加工、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产、供、销体系，发展新茶园10万多亩，建设茶叶初制74所。勐海茶厂工业产值、利润、上缴利税、职工收入连续11年同步增长，成为勐海县乃至云南省的纳税大户。
1996年，57岁的邹炳良从勐海退休，但是与茶叶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心中万千不舍。短暂休息之后，邹炳良终究还是寂寞了，遂与友人创办了海湾茶业，并推出了耳熟能详的老同志品牌。在茶叶圈，邹炳良是受人尊重的中国普洱茶终生成就大师，即使参与了褒贬不一的小罐茶宣传，人们吐槽也只会是小罐茶的营销负责人杜国楹，邹老在茶圈，必然是德高望重的典范。
伴随邹老40余年的勐海生涯结束，【大益茶史】第二集告一段落，下一期，我们将回顾千禧年前，勐海茶厂在下一任厂长带领下，濒临破产日子，至于广大朋友期待的辣个男人的故事，可能还要再等等。
“重华宫茶宴，始于乾隆间。自正月初二至初十日，无定期。嘉庆间，多以初二日举行。”
这是文献中关于大清重华宫茶宴的一条记录，信息量不多，但是把我们带入了封建帝国以茶为纽带的“非正式政治集会”。说它是非正式的，是因为它并不是朝廷严格典章制度中规定的机会，而参与者多是朝廷的重臣和皇帝身边的知识分子。
重华宫茶宴的作用原本是搭建一个君臣之间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就是平日里不好讲的话，可以巧妙的借助这个平台去表达。君臣之间，喝喝茶，吃吃茶点，然后谈谈心，可以对去年做做总结，可以对未来作些展望。说到底，和后来共和国的新春茶话会有点类似。
但是，发起茶宴的乾隆是个很喜欢个人秀的人，在茶宴上喜欢写诗，让群臣来和他的韵。一来二去，重华宫茶宴就变成了一个拍马屁的平台。丧失了“非正式政治集会”的作用，后来也就慢慢没落了。茶宴中的茶品、点心、话题离国计民生越来越远，封建文人的属性越来越强，茶是越喝越精细了，但是话题也越来越高端（局限）。
以茶为主题搭建“非正式政治集会”平台在古典封建帝国时期，运营得最成功的还是陶澍。他以安化黑茶为主题，通过写茶输出自己内心的想法，“犹如汲黯戆，大似宽饶猛”，自比汲黯、宽饶，将自己在御史任上的委屈与理想都一股脑儿倾吐了出来。很多人把陶澍的那次茶会定义为文人雅集，但是真正对比前后的史料去看，那场活动的精神格局要远远超越普通的文人雅集。因为陶澍面对茶的视域已经从陆羽身上溢出，他更深层次的理解到了茶和国家民族的关系。中国茶，是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特点的。所以，每年新春茶话会，不管是从中央还是到地方，都是不错的做统战工作的平台。
新中国的茶话会将茶本身放得很轻，更注重的是以茶为纽带搭建起来的一种对话平台。茶话会一度和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团建这类活动高度重合。这仿佛在延续“非正式政治集会”的作用。茶话会的重心不在“茶”，而在于“话”，表达什么很重要。这是发挥了茶在社交场景下务实的精神！事实上，文化、政治、经济都需要这种务实的精神。
回到茶上，有人说我们当代茶人丢失了那种唐宋神韵，这本质上是忽略了那种围绕茶的务实精神。我们的伟人及开国元勋们，都是喜欢喝茶的，口味各异而已。周总理和西湖龙井有很多佳话，朱德、陈毅，这些有点诗情画意的元帅们都留下了一些关于茶的诗篇。只是不再是唐宋时期士大夫笔下高高在上的样子，更多的是贴近群众，发表最朴素的观点，抒发最淳朴的真情。
在所有红色革命遗址上，从红楼到嘉兴红船，从井冈山到瑞金，从遵义到延安，从西北坡到北京，每一个红色会议的桌子上都摆放着茶杯。从1921年到2021年，100年峥嵘岁月走过来，茶、话、会，融入了更深的革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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