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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向外传播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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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对外的陆路传播

中国茶和茶文化向外传播的途径,主要有两条,即陆路传播路线和海路传播路线。

中国茶最早是从陆路向与接壤的邻国开始传播的,历史久远。早在西汉时,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和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京城长安已成为中国对外文化和经济交流的中心。唐时,中原一带饮茶已是“比屋皆饮”“投钱可取”。许多阿拉伯商人在中国购买丝绸、瓷器的同时,也常常带回茶叶。于是,饮茶之风在阿拉伯国家,中亚和西亚一带传播开来。所以,一般认为,中国茶叶经陆路传播,当在公元7世纪时。

中国茶传播到欧洲,除由海路外也有一条经陆路传播的通道。古丝绸之路逐渐衰落后,在中国兴起的另一条陆上国际商路,是以山西、河北为枢纽,出长城,过蒙古,穿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直达欧洲腹地。而蒙古位于这条国际商路的出口处,所以饮茶较早。据《宋史·张永德传》载:“永德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羊市。”可见,宋朝时中国已与蒙古用茶换羊,蒙古已开始饮茶了。

明代,中国对外茶叶贸易控制很严,但尽管如此,据史料记载,仍有与塞外的“茶马互市”。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国公使携茶赴俄国,向俄国朝廷馈赠茶叶。不过由于当时俄国从未有过饮茶之举,因此并未引起重视。1638年,斯特可夫又从蒙古将中国茶带去俄国。但中国茶叶直接经蒙古从陆路销往俄国是18世纪初的事。当时,茶叶十分昂贵,只有王公贵族、地方官吏才买得起。从1833年开始,俄国从中国湖北羊楼洞引进茶籽、茶苗,试种于现今的格鲁吉亚一带,但都未获得成功。

1889年,以吉霍米罗夫为首的俄国考察团到中国研究茶叶的产制,回国后开辟茶园15公顷,后又扩展到115公顷,并建成一座小型茶厂。1893年又聘请中国刘峻周等10位茶工去格鲁吉亚进行种茶技术指导,终于获得成功。从此,俄国才有了茶业。在刘峻周等中国茶工当年工作过的地方,还建立了一座刘峻周纪念馆,以缅怀这位为当地发展茶叶生产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

1910年,刘峻周在格鲁吉亚恰克瓦茶场(摄影:谢尔盖·普罗库金·戈斯基)

刘峻周故居(位于格鲁吉亚巴统市恰克瓦镇)

南亚的印度在1780年开始种茶,一直未获得成功。为此,1834年成立植茶问题委员会,并派遣委员会秘书哥登到中国购买茶种,种于印度的大吉岭,又请雅州(今四川雅安)茶工传授种茶和制茶技术。经过百余年的努力,直到19世纪后期,终使茶叶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大吉岭一带发展开来。

印度大街小巷常见的萨马拉茶

现今南亚的孟加拉国种茶,在印度之后。至于巴基斯坦种茶,是1983年中国派专家指导才获得成功,该国目前已开辟茶园100余公顷。

斯里兰卡茶园(摄影:乐意)

缅甸、柬埔寨、越南等与中国是近邻,所以这些国家种茶的历史也都比较早。

(文字选自《茶文化概论》,姚国坤著,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图片来自网络)

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回鹘民族与茶叶在亚洲腹地的传播

古往今来,贸易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隋唐时期,中原王朝奉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7世纪中期至8世纪末,由于唐王朝在西域的直接统治,使中西交通的干道“丝绸之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通畅繁荣,中西贸易大为发展,人员往来也更为频繁。英国汉学家崔瑞德指出:“通往中亚和西方的各条路线对隋唐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们当然是通商要道,中国人就是通过它们出口丝织品以换取种类繁多的外国货物。但当中国正处于其世界思想极为盛行、受到的外来影响甚于以前或以后任何时候之际,它们也是主要的文化联系的环节。通过这些路线,许多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技术传到西方。”[1]P8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家。随着茶的种植区域和面积扩大,茶制作技艺的提升和种类的增加,茶已经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乡闾庶民的“比屋之饮”,茶文化日益兴盛。此时,作为重要日用消费品的茶、以及饮茶的文化也伴随中西贸易的繁荣逐渐西传,深入亚洲腹地,为茶叶风靡世界开启先河。

“亚洲腹地”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的提出,来自探险家斯坦因,他在1928年出版的《亚洲腹地考古图记》,其中主要涉及的区域包括:东迄河西走廊,经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至阿姆河上游和伊朗;南自兴都库什山,经准噶尔,北达内蒙古西部地区[2]P4。本文借用此概念,认为亚洲腹地包括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地区。《中亚古国史》载,“自远古时代,若干中国的植物,如桃及杏等,就已由中亚及波斯西传到欧洲。更后则其他中国植物如大黄、姜及茶等,亦为运入西方备受欢迎的物品。”[3]P21

01丝路勃兴:中原地区与亚洲腹地的交通

唐朝中央政府不仅对外实行积极主动地外交政策,也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对西北乃至西域地区经略,以期达到对外友好交往与和平通商的目的。唐朝初年,唐太宗先后派兵打击了威胁和阻碍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的突厥、吐谷浑旧部、麴氏高昌政权,设置西伊州(公元632年改称“伊州”)、西州、庭州,并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唐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安西都护府迁至龟兹;翌年,又设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4个军镇。刘统在《唐代羁縻府州研究》中指出,唐朝为了保证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又在安西地区内的部落、城镇基础上建立起大宛都督府、康居都督府、南谧州、贵霜州、木鹿州等多个羁縻府州作为都护府的外围防御体系,皆隶属安西都护府节制。到702年,安西都护府被一分为二,另设北庭都护府(治庭州)统辖天山、锡尔河一线以北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而安西都护府则统辖天山南麓各绿洲的城郭诸国[4]P17。可以说,唐王朝对西北乃至西域的经略,尤其是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建立并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等,为唐朝发展与中亚、西亚等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交流奠定了稳固基础。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制度和措施,促进国内生产力和经济等进一步发展,尤以盛唐时期最为突出。唐人所著《开天传信记》盛赞这一时期:“河清海宴,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5]P2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都市等也有了巨大进步与发展,这为商品经济的流通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才有可能吸引丝绸之路沿线上各国、各地区与中国进行贸易并持续繁荣[6]P24。饮茶之风在中原盛行,也逐渐影响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之中原,流于塞外”。茶叶成为丝绸之路贸易的大宗商品,回鹘、吐蕃等入中原,皆“大驱名马市茶而归”[7]P47,从而刺激了茶叶生产,“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8]P672。唐贞元年间以十税一率征收茶税,茶税每岁收入高达40万缗之多。到唐朝后期,茶业规模愈大,茶利收入增加一倍以上。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唐朝都市和商镇数量剧增,尤其是中小市镇增多。如西北地区丝路沿途的城市几乎全是仰赖商品贸易而产生发展的。《资治通鉴》记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9](卷198p6919)同时,在西北丝路沿线还出现了一些较大的城市,商贸货物充足。北庭都护府治所庭州、安西都护府治所的高昌或龟兹,也是人口众多的大城市,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旧唐书》载,高昌“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10]P5293-5294

陆上丝绸之路在唐代扩展十分明显,形成了发达的对外交通道路网络。其一,从安西(今库车)向西,沿塔里木河、阿克苏河、托什干河方向至乌什、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马克),到达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再向西与中亚撒马尔罕等地相连。其二,从敦煌向西,沿天山北麓西行至北庭之轮台(今乌鲁木齐以北)、弓月城(今霍城西北),至碎叶、与上道汇合,基本上是沿着西北丝路北道前行。从西部东来的胡商,则大多从呼罗珊的木鹿到阿穆勒,渡过乌浒水到布哈拉,经库克而到撒马尔罕[11]P34。安史之乱以后,因吐蕃占据了塔里木盆地及河西陇右地区,传统丝绸之路受阻,丝路北移,地处漠北的回鹘路成为中原与西域间主要通路和中西方交通要冲。《新唐书·李德裕传》载:“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自艰难已后,河陇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纥路去。”[12](卷174,P4523)其路线大致沿秦时直道到达天德军(今巴彦淖尔市),再至回鹘牙帐(即唐安北都护府,今哈拉和林),然后入伊州(今哈密),至高昌(今吐鲁番),通往西域。

此外,唐朝还积极发展驿传制度,在中原内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均十分完备,以保证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交通顺畅。据《唐六典》记载,唐朝全国共有驿站1639所,其中有水驿260所、陆驿1297所、水陆相兼所86个。[13]P163这些驿所设有驿长,配置驿马、驿船。每个陆驿之间大约相距30里。其中,从长安通往西域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均设有驿馆,有专门的“捉馆官”负责,供给过路商人、官员食宿和牲畜草料,大大便利了商队、官吏、僧侣等在丝路上的往来交通[14]P107。有的馆驿明确记载是为丝路贸易或与周边各族各国交通所用的,如《资治通鉴》载:“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上皆许之。”[9](卷198,P6245)

02茶叶西行:粟特、回鹘商人的丝路贸易与茶叶传播

在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最活跃、最积极的商旅民族莫过于中亚的粟特人。粟特人发源于中亚锡尔河、阿姆河流域间泽拉夫善河的绿洲地区,位于丝绸之路的中枢、中亚与西亚间的咽喉要地。上述地区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和往来具有悠久的历史。有明确记载的官方交往始于西汉。当时的粟特为康居国属地,与中原王朝保持了数百年往来,粟特人建立了繁华的商业文明,撒马尔罕等城市是欧洲大陆商业贸易路线的交汇点。粟特人在中亚绿洲地区建立的国家甚多,如以玛拉干达、阿芙拉西阿卜等中心城镇为前身形成的撒马尔罕是汉文典籍中的“萨末建”或康国;以瓦拉赫沙、阿滥谧等城镇为前身形成的布哈拉,是为汉文典籍中的捕喝(布豁)或安国。此外,还有著名城邦“苏对沙那”(即唐朝时的东曹国)、“弭秣贺”(即唐朝时的米国)、“赫时(者舌、柘支赭支)”(即唐朝时的石国),等等。这些国家以经商为主,兼顾半农半牧,掌握了较高的农业灌溉技术,使得粟特人能够长久立足于丝绸之路上砂碛干旱地区之间的一些绿洲地带。自公元前4至公元前3世纪,粟特人即已开始探索前往中国的路线;南北朝以来,粟特商人开始活跃于中原与西域之间;唐朝时期,粟特商人进一步向东发展,在当时的疏勒、于阗、西州、敦煌、肃州、甘州、凉州、长安、洛阳等地都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移民聚落。[15]P27-86粟特人不仅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以及中原各地从事商贸活动,他们的更经由长安、洛阳向东北进入灵州、云州、并州和幽州等地。粟特商队是中国和中亚、中国和印度、中国和北方民族之间贸易的主要承担者,“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民族,粟特人把东西方物质文化中的精粹,转运到相互需要的一方”。

回鹘源自铁勒,铁勒又源自匈奴统治下的丁零部落,公元4世纪—5世纪时主要聚居在漠色楞格河流域,以游牧为生。公元629年,回鹘首领菩萨遣使入唐朝贡。开元年间,回鹘汗国建立,并在安史之乱中与唐军结盟,出兵助唐收复长安、洛阳等地,唐朝先后嫁多位公主于回鹘可汗、以结和亲,历代回鹘可汗都接受唐朝的册封。公元840年,回鹘汗国灭亡,部众西迁后分为3支:一支先后以河西走廊的甘州和沙洲为中心,先后建立甘州回鹘、沙洲回鹘;一支迁至中亚葛逻禄统治区,建立哈喇汗王朝;第三支以高昌、北庭为中心建立的高昌回鹘王国。[16]P5-7不难看出,回鹘诸部西迁后建立的国家均在唐朝丝绸之路沿线,从河西走廊、高昌延伸到了中亚腹地。随着与唐朝经济联系的加强,回鹘的社会经济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日渐深刻,农业、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一定发展。而粟特人作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流动族群之一,自回鹘汗国建立伊始就在汗国的经济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粟特人代表回鹘汗国与唐朝进行商业活动。回鹘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与中转站,来自东西方的商旅都要在此停留,此后在回鹘人中兴起了经商之风,“回鹘族就和中亚粟特商人一起,日夜奔驰于从漠北经北庭都护府(今吉木萨尔)、伊犁、碎叶通往河中的地区的丝绸之路上,创造了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17]30。商业经济和贸易经济逐渐成为回鹘汗国的主要收入来源。在回鹘商人参与的东西间贸易活动中,唐朝政府与回鹘间的茶马贸易是不可忽视的部分。回鹘人从唐内地换回大量的丝绢、茶叶,除自身需要外,主要远销中亚各地,他们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宗教(指改奉萨满教为摩尼教)以取悦于经商高手粟特人来打开绢、茶在中亚的销路[18]P101-106。

唐代,茶树已经普遍实现了人工栽培种植。据陆羽《茶经》记载,全国种植茶树的区域已遍及42个州郡,划定了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等8大茶区。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估算出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年)全国产茶200万市担,人均达到3.64斤;并指出制茶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发明了蒸青制茶法,制作饼茶或团茶,茶叶成为人民喜爱的饮品[19]55-57。制茶行业日益发达,产茶区遍布南方。陆羽《茶经》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英簝,福州有方山之露芽,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灉州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之黄芽,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20]P60这里记载的仅仅是江淮、巴蜀、岭南等名茶产地,至于一般茶园不可胜数。唐朝的制茶业已经专业化、规模化、商品化。例如安徽祁门茶区“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21]P8430-8431

茶有着生津止渴助消化的功效,对于食酪饮乳的游牧民族来说是最好的佐食饮料,备受青睐。《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22]P1546清康熙年间编纂的类书《格致镜原》记载:“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是山林草木之叶而关系国家大经。”[23](卷21)丝绸之路沿线游牧民族人口众多,而自8世纪开始茶便成为重要的商品之一,茶叶贸易兴盛,茶文化在前文提到的丝绸之路安西入西域道、大同云中道和回鹘道传播,逐渐进入中亚腹地,前者是唐朝国际交往的西线,后两者是唐朝与回鹘、突厥等的交往线路。根据荣新江等人的研究总结,这些路线上最为活跃的就是粟特商队[24]136-178,他们的主要将西来的商品在长安、洛阳等地贩售后,又将茶与丝绸等带着浓郁东方气质的商品,一是经原州(固原)进入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的中转进入西域的高昌(吐鲁番)、焉耆、龟兹(库车)等,于疏勒翻越葱岭,进入中亚各地;二是经灵州(灵武西南)、并州(太原)、云州(大同东)乃至幽州(北京)、营州(朝阳),进入回鹘牙帐,传播至漠北深处。

茶入中亚,最重要的路线之一就是途经河西走廊至西域,敦煌地区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重要节点。《敦煌文献?茶酒论》中将当时茶叶的贸易繁荣景象描述为“浮梁歙州,万国来求。蜀川(山)流(蒙)顶,其(登)山蓦岭。舒城太湖,买婢买奴。越郡余杭,金帛为囊。素紫天子,人间亦少。商客来求,船车塞绍”[25]p435。敦煌文献中已有茶具记载,敦煌沙洲某寺交割目录点检文书中(敦煌文书P.2613)有记载:“柒两弗临银盏壹,并底。叁两肆钱银盏壹,肆两伍银盏壹,肆两银盏壹。”[26]P9这里的银盏可能是一种较为高级的茶具,因为它有“底”。银茶具在唐朝是一种高级茶具,在法门寺出土的贡品中就有银茶具和烹茶拨火的银火筷。敦煌寺院中保存有这样高级的茶具,说明在当时的敦煌喝茶是一种高雅的行为,寺院的僧侣也时常喝茶。

新疆吐鲁番(唐时为高昌)作为当时西域的重要区域,茶叶贸易与饮茶之风同样也已经传播至此。据考古发现,吐鲁番阿斯塔纳那唐墓出土文物中,绢画《围棋仕女图》中便画有一个手捧茶托端茶献茶的侍女。图中的奉茶侍女,头梳丫鬟髻,额间装饰花钿,身着蓝色印花圆领长袍,双手托盏,表现了侍女为弈棋的主人进茶的情景。[27]p85-90而唐朝时茶入回鹘也有史料可证。《新唐书?陆羽传》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12](卷196,P5612)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喀喇楚克的遗言》中,出现了“一个茶盅(茶杯),两把(涂过)漆的小勺子,六双漆筷子,十双红筷子”的记载[28]p299,这是生活在10-11世纪的回鹘人喀喇楚克临终时留给儿子的遗物,其间第一次出现了回鹘文的“茶”字,这里的茶盅确定无疑是用来饮茶的专用器具。从遗物的数量和价值来看,喀喇楚克的身份应为普通百姓,由此可以说明茶成为了回鹘人的日常饮品,更是茶饮生活在西域传播的实证。此外,在历史上粟特人居住的葱岭(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袤区域,多个语言中都有“茶”,且发音也与汉语相近,如茶在哈萨克语中称为xay,在吉尔吉斯语中称为tsay,塔吉克语中称为cairy,这说明华夏饮茶习俗早已随粟特人传播到了中亚地区[29]102。

03结论

  

唐代丝绸之路更加通达繁荣、成为唐朝中央政府经略西域和发展与西亚及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干道,基于对众多历史典籍、方志、笔记的研究,通过对唐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统治与建设、社会经济的发展、唐王朝与西域的交通路线与制度等三个方面的考察,梳理出茶叶传播的基础条件:一是隋唐时期强盛的中原王朝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经略与治理,带来了丝路的通畅与沿线的稳定与繁荣,这是丝路商品的流通的前提;二是唐代饮茶之风遍及南北,形成了成熟的茶叶消费市场,茶的种植、制作、销售成为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茶叶得以西传的基础;三是唐代驿传制度的完善,使丝路的交通更加便捷与安全,客观上激发了以粟特、回鹘为首的商业民族的积极性,商品流通更加频繁而广泛,这是茶叶西传的保障。

公元8—11世纪随粟特、回鹘等民族在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活动,茶叶得以逐渐西传,从茶向外传播的具体路径来看,通过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再由敦煌进入西域的高昌,翻越葱岭后进入河中地区,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各地。粟特人与回鹘人是隋唐时期陆上丝路的极为活跃者,他们通过大量商业贸易活动联结了东西方,茶叶也因由频繁密切的商业活动而进入西域所在的亚洲腹地,甚至传播至更远的西方。

刘军丽,四川旅游学院教授,长期从事饮食文化应用与传播、饮食史、烹饪理论、川菜标准化与国际化研究。2010年开始,曾多次赴河西走廊、新疆调查丝绸之路沿线饮食文化传播情况,并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子课题“西北丝绸之路与华夏饮食文明传播”。四川博物院注册志愿者,2012年起在四川博物馆开展公益文物讲解公众,服务观众数万人,2019年获得全国十佳博物馆志愿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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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价值意蕴与申遗意义

作者简介

范建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大益智库院长,云南省社科联原主席,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担任国家行政学院、云南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四川大学特约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约研究员,财政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产业协作体专家委员会委员。

邓子璇,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乡土文化与乡村振兴。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村落影像文化志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全文转载自《农业考古》2022年第5期

摘要

当前,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已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若申遗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文化遗产。因此,探究其价值内涵及申遗意义显得极为迫切而重要。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拥有种植年代久远、活态保存千年万亩人工栽培型古茶林,是中国西南地区世居民族延续至今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典型例证和人类早期茶种植模式的活化石,拥有以布朗族、傣族为代表的山地民族在充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基础上凭借智慧凝炼出的独特土地利用技术、村寨建设技艺和传统手工制茶技艺,是生态之真、人文之善、风貌之美协调联动的智慧山地人居新范本。充分挖掘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的意义所在,对于确立中国作为世界茶叶原产地地位、弘扬中华茶文化、充分发挥茶科技水平以及做大做强中国茶产业、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遗产价值;现实意义

作为当今活态保存最完整的文化景观,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被中国列为2022年首选推荐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全面综合考察研究景迈山古茶林的历史成因、文化价值、生态意义以及现实保护、开发利用等相关问题,无论是对于人类农业发展史还是古茶林自身的文化景观价值以及其隐含在景观表层下的民族植物学、文化人类学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思考而展开的探讨。

一、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的时代背景

茶,与咖啡、可可一样,并称为世界三大非酒精类饮料,在全球消费链中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据统计,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茶叶产量近600万吨,贸易量超过200万吨,饮茶人口超过20亿[1]。当前全球已有咖啡、葡萄、龙舌兰种植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以茶为主题的文化景观遗产项目依旧处于空白状态。作为人类和大自然共同创造的杰作,茶不仅是最佳的植物饮料,更是中华文化的媒介符码,它承载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是中华农业文明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中国是茶和茶文化的起源地,茶之于中国,就如同咖啡之于巴西,红酒之于法国,啤酒之于德国,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可谓不可或缺。从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发现茶的药用功能,到唐代饮茶之风蔚然盛行,到宋代茶艺、茶道已成为文人风雅标识和市井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明清时期茶叶通过大航海货船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茶穿越历史,跨越民族和国界,在中华文明与外域漫长的交往进程中扮演着外交使者的重要角色,是我国向世界传递和合文化、展示风雅形象的中华名片,也是以更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载体。

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茶日”,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茶产业、茶文化的高度认可和赞赏。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园考察时,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以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实现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21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时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系统地开展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申报工作,推动古茶树种植园林有机、可持续演进并传承中华茶文化,既是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之需,也是筑牢中国茶文化在世界茶种植、制作、品饮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提升我国茶产业竞争力和知名度的内在要求,更是保护全球生态、文化、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重温人类文明记忆的有效路径。

如今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茶树属于山茶科、山茶属、茶组和变种,以及它们之间的杂交后代,是由野生茶树自然演化和人工驯化而形成的茶树类型,据科学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全球著名的古第三纪孑遗植物庇护所,也是山茶属的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2]。在云南澜沧江流域的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一带分布着大量的野生茶树、过渡型茶树和栽培型茶树,该地区栽培型茶树以乔木型、大叶种的普洱茶树为主,而景迈山古茶林就处于该区域的中心地带[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位于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遗产申报区和缓冲区涉及惠民镇下辖景迈村、芒景村、芒云村以及糯福乡的勐宋村,留存着1180公顷的古茶林和15个由傣族、布朗族、哈尼族、佤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传统村寨,被誉为“茶叶天然林下种植方式的起源地”和“人类茶文化历史自然博物馆”。申报遗产区包含5片规模宏大的古茶林、分布其中的5个布朗族和4个傣族传统村落以及古茶林之间的3片分隔防护林,申报遗产区面积71.70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119.28平方千米。当地世居民族在与自然动态调适过程中营建“茶在森林,村在茶林”的山地景观序列,在长期茶业生产生活实践中与族群原生性文化相糅合,形成“和、善、礼、诚”的茶文化体系,以及在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坚守“人、茶、地和谐共生,圆融统一”的美学具象空间,是景迈山古茶林与全球普遍存在的现代台地茶种植园相比所具备的特殊价值特征,也是全球森林生态农业开发、土地和资源利用可供借鉴的活态发展范式。

自2010年启动申遗工作以来,普洱市澜沧县在国家和省文物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业内有关专家的鼎力指导下,开展了大量申遗基础性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初步成效。景迈山古茶林陆续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GIAHS)保护试点”“世界茶源”“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若申遗成功,其将成为全球首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近年来全球诸多产茶及拥有悠久茶文化历史的地区,如与中国有着茶源地之争的印度阿萨姆和大吉岭茶区、日本宇治绿茶产区、韩国河东郡花开谷茶区、缅甸掸邦高原产茶区等,正在深度激活茶园独具鲜明地域特色的历史和景观资源,纷纷为可持续保护管理抑或申遗做足准备,在国际社会对茶业发展高度重视和投入支持的良性态势下,景迈山古茶林作为茶类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申报世界遗产,不仅是对遗产地多元价值的重新认知、传承延续与再创新,也是大力弘扬普洱茶文化、讲好民族故事和中国故事、做大做强茶产业的迫切需要,这于景迈山、于中国乃至全球茶界而言,都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二、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独特意蕴所在

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文化景观作为新的遗产类型正式列入世界遗产体系,文化景观代表着“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4],与以往单维度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有机融糅以及人地互动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人类将自身生息需求、情感意志、审美趣向、精神信仰建构于真实的自然之中并通过实践参与形成的独特景观物象。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附录中,文化景观被划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其中“有机进化的景观”是指人类对土地及自然资源的智慧利用及催生的产业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5],而景迈山古茶林便是体现人地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内在关联和双向互动关系的有机进化类文化景观的经典案例。其“林茶互生,人地共荣”的自然-文化复合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出原始森林农业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彼此阐发、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它揭示了世居民族与茶相互依存的真实样态,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天人合一”的哲思理念及所蕴含的崇高生存智慧,因茶而衍生的物质财富、精神生活和伦理秩序映射出茶这一灵性植物对当地民族向上向善处世之道、知识系统及美好生活意景的正面形塑,是景迈山古茶林传承千年依旧保持鲜活生命力最本质的写照。

(一)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见证中国作为茶叶种植起源地的重要实物标识

我国产茶区域分布十分广阔,东自东经122°的台湾东岸,西至东经94°的西藏林芝,南自北纬18°附近的海南榆林,北至北纬38°的山东蓬莱山,在气候类型上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个自然特区,涵盖全国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形成了西南、华南、江南和江北四大茶区。各地区广泛种植的栽培型茶树起源于野生茶组植物,是在人工选育、自然和人为杂交以及地理气候差异等诸因素交织作用下由山茶科树木向小乔木和灌木型茶树演变而来,据科学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山茶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6]。第四纪冰川时期,大量物种灭绝,而地处北回归线地带的澜沧江流域的茶组植物得以孑遗幸存,之后逐步被驯化并大规模栽种。在世界茶源的核心地带--普洱市,发现了从茶树始祖逐渐演化为人工栽培茶树的五个重要阶段的典型实物遗存,即茶树始祖(景谷3540万年前的宽叶木兰化石)—茶树远祖(多地发现2500万年前的中华木兰化石)—野生茶树(镇沅县哀牢山千家寨2700年野生茶树王)—过渡型茶树(澜沧县邦葳千年过渡型茶树)—栽培型茶树(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

作为当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成片面积最大的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中现存着4条雌蕊花柱的大茶树,与拥有3条雌蕊花柱的普通栽培型茶树不同,其花瓣数、叶形也具有野生茶组植物的特征,其极有可能是景迈山上的野生大理茶与普洱茶的杂交后代,是野生茶组植物曾经生长在此的证据。公元10—14世纪,布朗族、傣族先民迁徙至景迈山时发现这里有大面积的野生茶树,便开始在此建寨定居并人工栽培茶树。明清时期茶叶贸易的兴盛直接推动了景迈山茶树种植规模的扩增,古茶林成为原住民重要的经济来源,19世纪中叶开始,陆续而来的瘟疫战乱导致西双版纳境内的易武、倚邦等清代贡茶山头的茶林资源被焚毁,而由于景迈山地处偏隅,古代交通位置又在茶马古道支线附近,因而侥幸躲避了这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使得景迈山古茶林得以保存并快速发展。在世居民族历经千余年的共同守护下,时至今日,景迈山依然留存着以大平掌古茶林和芒景山古茶林为典型代表的五片古茶林,被称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地。当前古茶林总面积达1180公顷,茶树种植密度超过1000棵/公顷,估算提名地古茶林内茶树数量超过120万株,其中树龄上百年的古茶树占比为9.8%[7]。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真实而又完整地阐释了茶树物种起源与早期驯化栽培之间的关系,是对从原始野生驯化到人工栽培型茶树形成的世界茶叶演化史的实物见证。

(二)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人类早期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当代缩影

布朗族、傣族先民定居景迈山以后,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大叶茶树耐荫、喜温、喜湿的生长习性,于是他们因地制宜采取了巧妙智慧的“林间开垦,林下种植”生产技术。林间开垦,是指在森林间有限度地片状开发种植茶树,在每片茶树林周围保留一圈森林作为第一道防护带,宽度40米左右,防护带内不得砍伐树木和种植茶树,从而形成连片的古茶林,同时在古茶林片区之间保留一定面积的森林作为分隔带和防护林,以有效防止大风、低温和病虫害传染等自然灾害。林下种植,是指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天然森林资源,在森林中选择性地在林间砍伐部分对茶树生长不利的乔灌木而保留一定的遮阴乔木和芳香植物以后,采用茶籽播种有性繁殖的方式栽种茶树,养护茶林,形成疏密有度、障透有序的乔木-茶树-草本植物群落的立体结构。上层主要生长茱萸、木荷、多衣、红椿等高大乔木;中层是本地种茶树优势群落,同时分布着樟科、杜鹃花科等植物;下层为禾本科和蕨类、药材、野生蔬菜等草本植物。这样一来,既能巧妙提升各层次植物群落对光能和养分的吸纳效率;还可以使自然植物的芬芳沁入茶叶,优化茶叶品质;更重要的是,古茶林自形成至今未施加任何化肥农药,只需充分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特性便可实现土壤肥力自我维系和病虫害自我控制,从而有效保持古茶林生态功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7]。

茶林内不得随意砍伐、拾捡树木、捕猎益虫益鸟和种植其他作物;一年一般仅采摘春秋两季茶叶、人工除草两次,禁止毁林开垦为农田或现代茶园……以政府出台的保护管理规定、传统乡规民约以及世居民族自觉护茶的伦理信仰三方协同之力维系着古茶林纷繁多样的生物生境与蓬勃生机。当地延续千年的林间开垦、林下茶种植传统和高效平衡的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茶园普遍采取“台地化种植、机械化生产、农场化管理”的运作模式以打造现代种植园经济的大背景下尤显独特,展现了世居民族遵循野生茶树生理特性和生长规律栽培茶树的漫长历程中领悟积累的智慧知识,以及依托丰富物种群落之间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来实现森林-茶林良性互动、有机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景迈山古茶林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上为数稀缺、依旧活态传承早期茶种植方式和原始茶林风貌的特色农业景观,其“林茶并植,物种共生”的复合种养系统,能为现代台地茶园探究原生态立体有机循环发展模式提供可供借鉴的范本,为世界茶叶种植基地提供云南本地古茶树优质种源及引种繁育方案。

(三)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理想山地人居环境的活态范本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世居民族“天人相生,物我合一”以及“取材于地,取法于天”的生态智慧理念落地的表现,是本土原住民在特定的山地生态语境下谋取生产生活和生存繁衍、崇尚自然和审美追求,通过与自然持续互动实践将原始森林缔造成多元性文化具象场域的结果,真实刻画出千余年来傣族、布朗族等多民族求知求善、团结互助,在资源有限较为封闭的小社会中营造的极致与卓越的中华农业文明和理想人居意景。源于世居民族的自然选择、土地利用、环境营造以及山岳神灵崇拜追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将山地、森林、河流等自然空间,茶林、耕地、水田等生产空间以及民居、佛寺、茶魂台等生活公共空间纳入和谐统一的整体格局之中,形成了要素自发有序、功能有机融合的山地生态机理。布朗族和傣族先民在聚落选址时注重地域特征以及各空间节点之间的适配平衡,首先根据景迈山地形、水源分布和朝向等自然条件确定神山,作为景迈山一切生灵的保护神和胜地加以保护,如景迈的广景山和芒景的芒景山。其选择均为整个山脉中的制高点和向阳坡,神山既是神圣的宗教祭祀场地,也是村寨水源林所在,受到严格的保护管理;神山确定后便背山面水选择西坡或北坡搭建群落式布局的村寨,而将朝向较好的东坡和南坡留作耕地,村寨在海拔1400米左右,位于连绵云海之上。然后以村寨为中心,在其周边种植茶树以便于对茶林的管护;为避免开垦和种植过程中对古茶林造成的干扰,生产粮食和蔬菜的耕地选在距离村寨较远、水源充足的低海拔的地段。此外,傣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完善的水稻农业耕作技术,同时结合景迈山的地势特点在河谷旁营建山地稻田。当地居民对土地巧妙的垂直利用和平面开发使景迈山形成具有深远延展性的独特文化景观界面[8],呈现出“神山、森林-古茶林-村寨-耕地-水田-河流”自上而下的不同等高线的立体空间序列分布、“村寨-古茶林-森林”由点到面的功能圈层以及“寨心-干栏式民居-佛寺-寨门-神树”由内向外排列开充满信仰寓意的村寨建设布局,有效地实现了生态平衡、生产实践和生活美学的有机融入与完美糅合。从整体格局的营造到细部实物的雕饰,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处处展现着色彩、形态、线条、生物、地质、水文等构成的合规律性所给人的自然崇高美感[9],它赋予了人类与自然一体同源性关系的全新表达并诠释出生态之真、人文之善、风貌之美协调联动的智慧山地人居新范本。

(四)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多民族汇聚、茶文化浓郁的人文福地

景迈山古茶林也是一座以茶为主题、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多民族特色的乡土聚落景观,遗产申报区内纳入遗产要素的传统村寨共9个,包含景迈大寨、勐本、芒梗、糯岗老寨等4个傣族传统村寨,以及芒景上寨、芒景下寨、芒洪、翁基、翁洼等5个布朗族村寨,还有1个以酿酒而闻名的汉族村寨—老酒房未被纳入遗产申报要素,缓冲区内包括1个水傣村寨—班改、1个佤族村寨—南座以及3个哈尼族村寨—笼蚌、那乃、芒云老寨。作为较早种茶、饮茶的族群,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与茶相伴,以茶为生,并在共同守护古茶林生态、维护景迈山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的信念使命和自觉行动的支撑下,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族内和族际和谐关系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方式。当地村落-政府-宗教三方协管的社会治理体系给予了村民充分的民主决策权和公平的交流发言权,例如村委会、村民小组及茶叶合作社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村规民约、建立群众性组织和参与遗产地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各村落“古茶林保护小组”注重吸纳德高望重、熟知传统文化的长者和宗教人士加入,以负责村落日常事务管理之中,这种和谐参与地方事务治理的共治机制发挥着教育村民、团结族群和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积极效应[10]。传说中布朗族茶祖帕哎冷去世时曾留下遗训,嘱咐后人“一定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作为世居民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茶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地形塑着民族精神气韵、维系着族内族际关系。当地民族在种茶、食茶、制茶、品茶、售茶等一系列与茶日常相处、对话的真实情境中,自然地习得了与茶精神内核相通的包容平和、温良恭俭的品格心性、质朴儒雅和崇尚自然的美学生活态度。村民们秉承茶祖遗训,一代代地守护茶林,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在草木间,人生于草木,必将还原于草木”的茶文化精神。同时,茶也成为个体与个体、民族与民族之间传情达意、倾心交往、信息共享的灵动媒介,是乡里往来的待客礼物、提亲定亲的爱情信物、婚丧嫁娶的邀请信函以及宗教祭祀的必备净物,它作为物质实体抑或符号象征达成了村民和睦共处、和衷共济的沟通愿景[11],连结起景迈山多民族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强化了群体成员的民族归属感、身份认同感和地方依恋情感。基于对茶的敬仰与崇拜之情,当地村民在长期乡土共同体的生产生活中融入原始宗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孕育出具有鲜明地缘生态特征和民族个性、与传统民俗相联系的茶文化事象,具体包含种茶文化、采茶文化、制茶文化、食茶文化、饮茶文化、品茶文化,以及与茶有关的祭祀活动、文学艺术等(见表1)。茶祖与茶魂(神)树祭祀是景迈山最独特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布朗族和傣族分别将各自的祖先帕哎冷和召糯腊尊为茶祖,并结合民族节庆活动——布朗族山龛节、傣族泼水节在古茶林、茶魂台、茶祖庙等地举办神圣的祭祀仪式,各民族齐聚祭台表达出感恩神灵、祈求茶叶丰收和生活美好的精神夙愿,茶已然超脱出最初的物质功能,成为印入民族血液骨髓的精神图腾和沟通神灵、纳祥祈福的神物象征。

三、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阐释

景迈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处于有机演进的历程中,它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中断,主体民族没有发生更替,古茶林的位置及茶树品种未曾改变,茶产业和传统民居建筑发展、原住族群茶树资源利用的每个历史阶段在此都有完整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例证,正是这些真实生动的人文印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才造就了景迈山多元化的文化遗产价值[12]。价值辨识是文化景观遗产认定的核心要义[1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符合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简称OUV价值)评估标准中的标准iii和标准v(见表2)。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景迈山的景观内容不断发生动态演化,景观价值也在不断地延续和沉积。全面、准确地厘清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既是深层次地诠释遗产所具备的突出普遍价值的有效方式,也是申遗成功之后实现遗产地长效、有序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所需。

(一)历史见证价值:完整清晰地勾勒民族迁徙、茶叶种植等漫长文明史

景迈山至今仍活态地保留着众多传承民族集体记忆与地方发展历史的民间文艺作品、林木群落和文物古迹,主要包括以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为代表的口传文学,以经文、典籍、诗书为表现形式的叙事文本,以社会风俗、节庆、礼仪为主的民俗传统,以古茶林、竜林、古寨、佛寺、祭台、古道为代表的物态象征,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乡土文化载体和人们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这些文化样态共同书写了景迈山族群生存繁衍、迁徙定居、英雄事迹、族际往来、茶祖祭祀、茶叶种植和贸易等千百年来未曾间断的文明发展史。当地关于布朗族祖先帕哎冷和傣族祖先召糯腊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也以傣文的形式记载在文本之中。据民族传承人口述和文史资料[14]记载,布朗族祖先最早居住在“勐些”(今昆明滇池一带),后来迁徙到勐卯毫法(今德宏瑞丽地区),因族群间资源争斗的爆发,以帕哎冷为首领的部族便继续往东南方迁徙,寻找生息繁衍之地。茶是布朗族祖先在迁徙途中因流行病侵袭而意外发现的,茶独特的解毒功效挽救了整个族群的生命,从那以后茶便成为布朗族先民神圣的药品,首领帕哎冷要求在迁徙途中,若看到茶树必须做好标记并有计划地将茶树进行人工移植栽培,因此凡是布朗族居住过的地方,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人工种茶的痕迹。经过漫长的迁徙,帕哎冷率族群来到了“芒景汪弄发”(今芒景山),茂密的森林资源和茶树资源让这一族群决定在此安家建寨,开荒种地,在狩猎的同时开始栽培茶树,他们从森林中带回野生茶籽和茶苗,种植在寨子周边、房前屋后,对野生茶树进行人工驯化,茶树从一棵到数棵,再到成片成山,数十代人的辛勤劳作与用心呵护,换来了千年万亩的古茶园景象。足智多谋的帕哎冷还以政治联姻的方式迎娶了景洪傣王的女儿——七公主“喃发”,为当地引入了先进的稻作农耕和纺织技术。这些古老传说后面所隐喻的则是布朗族和傣族两个族群体在景迈山相依互存,互学互鉴,种植茶叶共建景迈山的历史真实。景迈山还流传着傣族祖先的传说,部落王子召糯腊最早与族人生活在勐卯毫法一带,随着部落规模的壮大,食物供应愈发匮乏,召糯腊只好带着部分族人重寻新的生活之地,他们顺着澜沧江而南下,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景迈山。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中,茶叶治愈了妻子喃应腊的怪病,于是召糯腊便召集族人将茶种撒遍山间,世代种植以惠泽后人。虽然各民族信奉着不同的祖先,这些世代口承的神话传说却用生动的语言再现了景迈山世居民族的生存发展历程、漫长迁徙图景、族际结盟和亲以及最早发现茶的药用功效后逐步植茶成林的人茶际缘故事,反映了各族群面对艰苦卓地的生存环境不断调整、平衡与外部自然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逻辑。此外,从物态象征来看,千年万亩古茶林与现代有机疏林茶园和谐相融的共生场景,真实而完整地展现了早期野生茶树被人工驯化栽培等过程,同时也记载着20世纪90年代为了片面追求高产而利用现代种植技术在古茶林外围开垦高产台地茶园的历史以及人们在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台地茶园单一林种结构所带来的病菌感染、农残超标等局限性后,反思性地去模拟古茶树生长环境将其回归至“生态多样性+稀疏留养”模式的茶叶种植发展模式的现代有机茶林建设。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历史见证价值,还体现在融合佛道教及汉族文化的芒洪八角塔、景迈大寨西侧遗留的石铺茶马古道和过去茶商马帮留宿的撒拉房等文物古迹、遗址遗存,也客观地印证了景迈山早期民族对外文化交流、茶叶商贸往来的繁荣景象。

(二)自然生态价值:原生态的自然基底、农业景观环境以及古朴的自然崇拜生态观

从原生态基底来看,景迈山古茶林的形成离不开当地特有的自然形势和地理形态。景迈山地处横断山南延部分,北回归线附近,属亚热带立体季风气候,巍峨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南下的寒流,因而景迈山气候温暖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只有旱湿两季,年平均气温18.4°C,年降雨量1689.7毫米,年均相对湿度79%,最低海拔1100米,最高海拔1662米,平均海拔1400米。由于环绕景迈山的南朗河、南门河输送充分的水汽,特殊的对流条件和气温分层现象让景迈山容易产生大规模云海,每年出现云海的天数180天左右。辖区内雨热同季,纬度低海拔高,昼夜温差明显,再加上常年云雾遮罩,形成了一个水土与水汽生态循环的局地小气候环境,十分适宜茶树生长,出产的茶叶往往翠绿多毫,持嫩度好,茶叶内含的氨基酸、叶绿素和含氮芳香物质更为丰富。从农业生态景观来看,景迈山古茶林是一处完美体现生态链主体性和整体性的农业活态遗产。当地族民因地制宜地利用茶树天然生长习性和森林生物多样性,在原始丛林中做有限度的斑块状开发古茶林,从而创造出一个依靠自身便能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规避生态脆弱环节,以及不断实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具有稳态延续能力和生态韧性的农业生产系统,揭示出物种间正相互作用及资源互补利用的可持续的重要生态学机制。与此同时,原住民在森林里建寨,在村寨四周栽培茶树,营建了“茶在森林中、村在茶林中、耕地和其他生产活动在茶林外”立体复合的山地高效农业和特色人居景观,它深刻阐发了人与自然环境间非凡的和谐关系以及将人的生命、生养、生计、生业融入生态之中的传统农事经验与生存智慧[15]。

从世居民族的生态信仰来看,当地以“万物有灵”“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和行为指向生动地传递出原住民们在特定生存环境下认识、顺应自然、与天地自然共生共存的集体智慧。世居民族的精神信仰体系是复杂的、多元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茶为象征符号的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相互交织、堆叠,从而促成了一系列对万物生命浓厚关怀、对自然取用有节等维系礼制秩序和生态节律的风俗禁忌、民俗仪式。例如,每个村寨都有着自己的竜林,一般选于寨子背后的一级水源林,竜林是不可侵犯的神灵栖息之地,林内不能随意进入、破坏一草一木,以超自然的神灵权威规范着当地族民对生态保护的实践行为,有效遏制了因水土流失和乱砍滥伐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和生态失衡;关门节和开门节是景迈山傣族、布朗族、佤族等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民族的共同节日,7月份关门节开始后人们必须集中精力投入劳动,不得进行恋爱嫁娶、起房建屋,尽量减少社交集会活动,直至10月份开门节到来。节日中有个重要的“苏玛”文化,“苏玛”是向老师、父母等年长者敬礼、道歉的意思,人们通过佛教戒律中强调的断恶修善、节制自律等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向自然过度索取的欲望;此外,限制对资源持续开发的轮耕垦休制度,利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事生产的习俗惯例,种茶采茶前祭祀茶神以及砍树前敬献树神等,都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神性心存敬畏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自觉,对景迈山整个区域的生态平衡、自然运转及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世居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缔造、凝结的传统生态信仰体系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朴素而深刻的辩证关系及生态哲学智慧,特别是其中将“万物平等”“和谐共生”等生态价值理念与民族社会的生活习惯及道德评价融合的诸多举措在当今仍发挥着效用[16],为帮助我们应对伦理危机和生态危机、推动绿色发展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三)传统技艺价值:智慧的土地利用技术、村寨建设技艺及手工制茶技艺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原始森林农业土地利用的典范,当地居民在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演化和动态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因地制宜而又巧妙独特的土地利用技术,主要包括森林-茶林-村寨相互依存的土地平面利用技术。依据海拔差异高效配置资源空间的土地垂直利用技术以及背靠神山聚居、围绕寨心建寨、适应气候地势建屋的村寨建设技术。

在聚落居住空间布局上,寨心是整个村寨建设的基准点,也是村民进行宗教祭祀、公共集会的中心场地。寨内的佛寺等建筑和民居围绕着寨心紧凑布局,由内向外依次扩展而建,上下成行,左右成排,且每户的道路出口和门口都朝着寨心。排与行之间是整洁的巷道,顺次延伸至每户民居,直通寨心,构成完善的村寨内部交通网络。传统村寨向心式的围合布局,既象征着族群集体同心同德同前行的精神凝聚力,也彰显出先民基于深刻自然体悟对山形地势的巧妙规划和集约设计,其将各类生产生活土地利用功能耦合协调以达成统领空间的作用,通过在民居整体空间之中有规制地设立寨心、佛寺等公共文化空间节点,将祭祀祈福等集体文化活动与村民日常生活亲密联结,有效提升人们对文化功能空间的参与感。

世居民族为了适应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山势崎岖等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就地取材充分利用木竹草等天然建筑材料创造出极富地域特色的传统干栏式民居。屋顶被巧妙地设计成双斜面的“人”字形,即歇山式屋顶,防止积雨所造成的对建筑物的损坏。底层为架空层,过去一般用以堆放杂物或者饲养牲畜。二层由前廊、火塘、堂屋、晒台等组成,是一种与自然环境内外交融并集居住生活功能和茶叶晾晒、加工等生产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式民居形态。从先民定居景迈山至今,传统干栏式民居经历了从一代草木结构干栏式民居,到二代瓦木结构叶檐干栏式民居,三代瓦木结构高楼干栏式民居再到四代砖混结构高楼重檐干栏式民居的演变过程。虽然建筑材料、干栏层和二层板壁的高度、空间功能利用有所改进,但民居的整体风貌样式和空间肌理依旧能清晰反映民族和地域特征。当前芒景村、芒景村翁基村寨以及景迈山糯岗村寨已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传统民居(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建筑及新建的木构干栏式建筑)及与环境协调的现代建筑栋数占总民居建筑数量的80.35%,其中保存最好的糯岗老寨传统民居比例达100%[2]。

在制茶工艺方面,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被列为市级非遗项目,其手工制茶的古法仍传承在族群记忆和生产实践之中。早期当地族民制茶方式较为简朴,将鲜叶用手揉搓后去涩味,再晒干或用火烘干即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尤其是明代茶饼制作技术传入后,典型的景迈山普洱生茶加工方式以手工制茶饼为主,流程包含采茶、摊凉、杀青、炒茶、揉捻、晒茶、拼配、筛分、压制等多道工序,火候的大小、炒茶的时长、揉捻的力度都很讲究,要靠制茶师傅的口传心授以及徒弟的悟性和长期实践才能掌握。

(四)艺术美学价值:诗意栖居的乡土景观和投射情感的文化表象

在传统村落日趋空置离散,乡土传统与记忆逐步消解的普遍现实景象下,景迈山古茶林仍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鸢飞鱼跃,烟火人家”的生机之美,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样本。也正是茶为当地村民构筑的丰裕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让村民们始终秉持着回归自然、简朴素雅的美学理念以追寻“诗意地栖居”这一审美化的生存境界。景迈山古茶林的核心气质是天人合一,体现为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内在同构,人文与自然的交融互动[17],它是将真善美和谐地渗透于乡土肌理之中的大地艺术。“真”体现在林田、村舍、屋宇、古道、佛寺等节点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形和势协调契合而展现出柔婉流畅的整体灵动性和韵律感;“善”体现在当地敦睦友邻、崇德向善的淳朴民风以及在尊重生命、善待万物等朴素生态伦理观滋养下所造就的生物多样性之繁盛;“美”体现在葱茏茶林与缥缈云海、万道霞光、静谧古寨交相辉映呈现出如诗如画、田园牧歌般的乡野图景。深邃幽远的茶林意境、青瓦木墙的民居样式、拜神祈愿的宗教信仰、弹性有序的空间布局以及原始质朴的风格基调,构成了景迈山隐逸出尘的独特神韵。从生活美学意向上看,景迈山古茶林可谓是一座“浓翠蔽幽径,花深掩柴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理想人居之境。

景迈山古茶林还留存着诸多叠加喻义诉求的文化景观物象和意象,当地族群将自身的审美意趣、情感体验、品格意志、倾注心灵的期冀以及对天地的感恩等主观意愿投射于自然之中,通过场所构建和文化内容填充等持续性的实践行为,形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精神外化形式[18](参见次页表3),包括芒洪八角塔、哎冷山茶魂台、翁基古寺、萨迪井等历史遗迹,竜林、蜂神树、茶神树等神化自然表征,节庆、舞蹈、音乐、文学等民俗艺术以及屋顶装饰、室内火堂等细部雕饰物……作为族群记忆保存和传递的载体,这些带有温度的物态空间和符号表征着特定的文化意义,如布朗族屋顶上的一芽两叶装饰映射出茶已然成为族群的精神图腾,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祈福生活像枝繁叶茂的茶树一样蒸蒸日上的心愿;民居室内中心的火堂是家庭内部进行煮饭等日常活动、商讨事宜、招待客人的重要场所,其承续了保佑氏族繁衍兴旺的神圣意义;泼水节将傣家人对水的挚爱与崇拜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互相泼水以表达对幸福生活的祝愿和对生命的礼赞。这些凝结着时间厚重感、交织着多样化精神与情感认知的珍贵见证物,便构成了景迈山古茶林文化艺术价值表现的主要内容。

四、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的世界意义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一座以古老的林下茶种植传统为鲜明标识、以多民族聚居和多文化交融为特色标志,被全世界公认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作为全球首个以茶之名申遗的茶山,景迈山古茶林肩负着中国茶与世界不同地域文明交融互鉴的神圣使命,其申请世界遗产不仅能提升人们对遗产地多元价值的认知自觉、文化自信和保护实践,推动古茶林所承载的自然、文化与历史生命的当代延续,而且能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展现悠久的中华茶文明和民族精神风貌提供独特而生动的窗口,更能填补茶叶种植园地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空白,为世界茶树种质资源多样性、特色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维护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千年万亩古茶林、极具魅力的传统村落、干栏式民居建筑群、佛寺金塔、茶魂祭祀台、手工制茶技艺、节庆民俗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自然与人文历史文化遗存,共同构成了景迈山独具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这些举世瞩目的生态和文化瑰宝,不仅仅是景迈山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一)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创新发展模式的有力探索

1.是对遗产地保护的延续与创新。申遗本身就是一场不断深化对遗产价值的理解认知、探索如何可持续地保护传承遗产的创新过程,也是一场需要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分步实施的漫长系统性工程,景迈山古茶林从2010年启动申遗工作,到当前被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在申遗的10年时间里有序推进着如下工作:遗产突出价值和核心要素的提炼辨识、遗产地保存管理现状评估等勘测规划工作,以及古茶林和森林管护、民居古迹修缮、环境综合整治、地方性知识推广、风险监测预警等保护实践工程以对标世界遗产评定标准;景迈山古茶林的原始生态风貌、精神文化面貌以及乡土社会容貌也在有机持续更新之中,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伴随申遗而介入的现代知识理念、现代管理体制与传统的经验智慧、规制习俗之间交融互构、彼此共演,从而能够有效维护茶林生态建设、产业经济发展与乡土社会治理之间协调有序、高效统一的关系状态,有效推动景迈山地域内涵记忆和文化符号更深层次地凝炼、更广维度地传播,还能有效规避古茶林文化景观被遗忘、被边缘化、被解构的风险,以实现遗产地在当代情境下的传承延续并让其成为当今人们日常文化生活中熠熠生辉的鲜活成分。

另外,申遗凝聚着政府相关部门、当地社区民众、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等多元社会主体的智慧力量,其能在科学实现景迈山遗产地可持续保护与传扬大众美好愿景的同时,兼顾协调不同层面社会主体多样性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例如传统干栏式民居的历史风貌延续与村民现代居住需求之间的适配平衡、地域文化形象建构传播与民族传承人断代、稀缺的矛盾化解等。申遗过程中所给予当地民众的充分独立权、主体权、话语权和精神关怀,也能够鼓励和引导当地民众感知申遗意义、体验高远理想和增进族际认同,充分激发各民族的创造潜质和奉献热情,并有助于树立崇高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和时代责任感,从而通过申遗的不断探索,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文化之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2035年文化强国的建成,提供景迈山实践的创新发展之路的展示与经验。

2.是对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景迈山古茶林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完整的传统知识与系统、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生活体,其传统的林下茶种植便是遵循大自然法则的农业生产方式,完全依靠茶林内物种群落之间的能量流动和养分输送,而无需喷药施肥便能实现茶林自我生态的良性循环,这是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绿色发展农业的完美阐释。它对于当今以追求产量导向的单一化育种为显著特征,以喷洒农用药剂、重施化学肥料为常态的现代种植业而言,具有特殊而珍贵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从维系生态稳定的视角来看,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能够活态保护与传承这种绿色有机、低碳环保、循环可持续的传统农耕方式,引导生态环境继续向“提质增绿”的良性方向延伸递展。其申遗不仅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美丽乡村建设、做实做强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重要抓手,也是对新时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策部署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总体要求的生动性实践。

在茶产业已成为景迈山实现乡村振兴的支柱性产业的现实背景下,申遗能大幅提升景迈山茶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进而有助于依托地域生态环境、文化景观资源并围绕普洱茶这一核心主题,探索多功能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科普研学产业、健康养生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多元化的衍生产业,在最大限度激发产业造血功能的同时能规避因过度依赖单一茶叶售卖而造成的经济风险,形成产业有序发展、生态优美宜居、百姓生活幸福、走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新景象。

(二)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弘扬中华茶文化、突显中国茶产业、提升中国茶科技的有力抓手

1.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对“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这一科学结论的有力佐证。现代作物学把特定作物近缘物种最多的地方作为该作物所属物种的多样性中心和驯化、起源中心,经多国专家的理论推演和实地证实,中国西南地区被认定为山茶属的现代分布中心、起源中心以及最早开始人工驯化栽培茶树的地区。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居民延续至今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典型样本和当前世界上发现的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是古茶树天然基因库和茶文化资源宝库,它提供了研究茶树的起源、演化、人工驯化与传播以及理清茶树物种起源与早期驯化栽培之间关系的真实而强有力的证据,完善了中国作为茶树、茶文化发源地以及云南普洱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地带的物证链,其申报世界遗产既是有效加深世人对云南澜沧江流域作为世界古茶树资源富集区、优质普洱茶原产地和集散地认知程度的重要途径,也提供了充足理据回应国际茶界关于茶树原产地的偏见及驳斥否定中国茶树在世界上产销的光荣历史等种种谬论,捍卫了中国在全球种茶、制茶、饮茶等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客观需要,对复兴中国曾经拥有的辉煌茶叶软实力、盘活底蕴深厚的中华古茶文化,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2.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彰显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景迈山世居民族在与茶相伴、与茶对话等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充满地域生活气息和民族艺术情调的茶事、茶礼、茶宴、茶俗、茶艺等茶文化样态,尽管自身拥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与中华传统茶文化一脉相承的景迈山茶文化,同样承载着以茶雅心、以茶养性、以茶待客、以茶行道的社会功能,饱含着糅合了中国传统儒、道、佛诸派思想、以“和、敬、怡、真”为核心的茶道精神[19],涵养了宁静致远的茶境、含蓄内敛的茶修和敬意浓浓的茶情。借助申遗这一媒介窗口,可以跨越国界的藩篱、种族的隔阂和语言的障碍,充分激活茶在国际公共外交中的特殊使命和重大担当,既够将中华文化之国粹——茶文化更绵长而有力地播散和传扬,发挥其沟通心灵、开放共享、传递美好的独特价值,向世界传达仁爱、友善、谦逊、包容的中华礼仪精神和自信豁达、团结开拓、厚德载物的传统民族精神,也有助于提升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国际视野和世界价值,拓展中国同世界各国茶文化交融互鉴的空间,让传承千年历久弥新、千姿百态各具风采的中华茶文化之花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尽情绽放。此外,“以茶为媒、以茶会友”的中华茶文化还承载了中国人所崇尚的与世界和谐相处之道,因此通过申遗讲述中国茶故事的同时还能传递“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1],将热爱和平、务实负责、追求共赢的中国形象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以不断增强中国外交话语的国际公信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为纷乱的当下世界提供一剂润心静气的良药,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服务。

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不断提升茶科技水平,做大做强茶产业的重要抓手。中国是茶叶生产的原产地,是世界茶叶种植面积最大、茶农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粗放式生产加工、农残超标严重、生产技艺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品牌产品稀少、市场竞争不足等问题,在国际茶叶领域的地位远远落后于中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的实际。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正是我们认真吸纳国际先进茶叶生产技术,引进茶类研发技能人才,借鉴国际市场营销模式,树立自主国际品牌,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与世界茶发展同步接轨,从而真正做大做强茶产业这篇大文章,使中国茶叶重振雄风,全面走向世界!这次申遗是个难得的良好契机。

(三)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维系世界生物多样性、坚持绿色和谐发展的有力支撑

1.它能为世界茶种资源多样性、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维护以及人类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首先,作为漫长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彼此互动下诞生的伟大杰作,景迈山古茶林呈现给世人最好的礼物不仅仅是传统手工揉制的普洱茶,而是一个包含物种资源、农耕技术、民俗文化、生态哲理等在内的可供全球农业借鉴经验的生态人文复合系统,是充分体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经典范本。其申报世界遗产,不仅能实现对人类早期林下茶种植传统模式的原真记录和现实功能的活态延续,还能保护、利用优质罕见的云南本地群体种古茶树资源,以维系世界茶树种质资源多样性、特色生物多样性;传承赓续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多姿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艺术瑰宝,以维系人类文化多元性。其次,申报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时,从系统性和整体性视野来进行遗产申报区和缓冲区面积及内容的界定、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和核心要素的提取辨识等前期规划筹备工作,以及从景迈山古茶林成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试点,到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民族文化保护区,再到被批准为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完整申遗轨迹,均能为全球茶产区和具有活态遗产特征的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而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最后,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所具有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的智慧农业体系,自然、经济、社会协同演进的内在文明形态,人与自然相感相通、和谐共存的生态伦理规范,自洽合一、节制有度的人地和谐关系,有助于为全球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各地解决遗产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景迈山的世居民族在与自然环境及万物生灵相处过程中一直躬身践行着“道法自然,万物平等”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念,认为在天地人关系中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以至诚的态度去理解自然万物的本性和规律,所以他们从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通过一系列以真善美、有序和谐为旨归的神灵崇拜、民间信仰、禁忌规制和自觉行为,维系着千百年来古茶林的葱茏绿意和景迈山自然秩序的中正平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资源环境问题加剧,新冠疫情、蝗虫肆虐、洪涝灾害等突公共卫生危机和生态危机,促使人类重新反思自身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能向世界分享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基础、以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东方传统智慧,能为建立兼具环境责任感和关怀感的全球生态意识、建设互动共生的全球生态文明贡献注入“源动力”;对转变近代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思维定式,协调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具有极大的当代启示价值。此外,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多民族相互依存、温情和睦的相处样态,多文化彼此交汇、求同存异的真实格局以及茶本身的质朴、内敛与温和,生动地诠释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高尚精神和处世哲理,对各国之间建立和衷共济、共建共赢的合作关系、以互利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交流互鉴消弭文明冲突,形成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远的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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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益智库 范建华、邓子璇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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