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主要通过航海家、传教士、商人、医生、植物学家、贵族等多元主体在东方探索中的茶事活动展开，总体上呈现出闻茶、食茶、识茶的历史进路。在此过程中，人们对茶的印象主要发轫于各类通信游记的文献传播和口口相传的见闻想象，一度存在着对茶的神圣化和污名化的认知偏差与误读，茶叶成为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下的意向符号。随着茶叶商品进入欧洲，精英阶层在饮茶消费时尚的形成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普通大众基于身体关切的茶健康需求日益扩大。在各国对中国茶的认知需求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被逐渐澄清，并在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得到了在地化发展。
关键词：中国茶文化;欧洲茶文化;文明互鉴;茶文化共同体;茶文化全球化
引言
当今世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博弈与张力始终存在，并伴随着不确定性风险频发，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如何增进全球文明交流对话、如何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文明发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挑战，增进各国信任与合作、增强理解与包容、凝聚文 明共识成为 这一时代命 题的新内涵。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中国茶文化由于具备物质文化、社会组织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等不同层次面相[1]，在向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中便被赋予浓郁的文明互鉴与融通意涵，推动了“世界共饮一杯茶”的茶文化共同体建构。
在中国茶文化的全球传播历程中，欧洲是东方树叶进入西方世界的首站。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以英国、葡萄牙、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茶文化为主题的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大多是基于各国本土茶文化发展史来梳理，呈现出分散的点状文化史研究样态，缺乏对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东方“异文化”如何在欧洲从陌生到熟悉、从偏差误读到清晰认知、从污名排斥到广泛认同的整体性研究分析。对于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传播中的本土化转变而言，其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融合过程，对于当下尊重全球文化多元、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观照意义。因此，围绕中国茶在欧洲的早期传播进行整体性溯源考古和研究分析，成为本文聚焦问题域所在。
一、
闻茶：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下的意象符号
费孝通先生曾言：“文化是人为的，也是为人的”[2](P441)。归根结底，文化是人类 社会实践的产物，文化的传播与演进亦是人类拓展自身实践广度和深度的结果。中国茶文化向欧洲世界的传播，便是得益于大航海时代欧洲各国的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等多元主体开展东方探索的群体性行动。据威廉·乌克斯考证， 茶最早由荷兰人在1610年传入欧洲，而欧洲文献上最早记录茶叶的书籍则是1559年威尼斯作家拉姆西奥所著的《中国茶》和《航海旅行记》两部著作[3](P19)。也就是说，茶来自中国，自一开始就是欧洲人对茶这一新奇事物源起的最初记忆。事实上，拉姆西奥作为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 其对中国茶的描述大多是在与东方探险者交谈时的对话记录，这些记录带有浓郁的故事色彩。讲故事的人在搜寻自身东方之旅的记忆库时，会掺杂较多的个体主观想象和夸张描述以增强自身经历的传奇性。这就使得欧洲早期对中国茶的初印象也掺杂着一种神秘的距离感，成为多元主体东方想象与集体记忆建构下的产物。比如，作为第一批接触到茶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在日本 首次见到了中国茶。商人区华利(Jorge A' lvares)曾多次航行到过中国，并在日本鹿儿岛待了数月。1547年， 区华利用西班牙语写下了欧洲人对茶的第一个含糊其辞的提法，从他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并不完全清楚茶是什么。
他们喝大米酿制的烧酒，还有一种不管老少人人都喝的常见饮料……在夏天是大麦水、冬天是加入某种草药的热饮。不过，我从来没有找出它们是什么草药。他们在冬天和夏天都不喝冷水(只喝这种草药热饮)。[4](P113-115)
在欧洲商旅的集体记忆中，茶被视为是一种东方草药，对许多疾病具有神奇的疗效。在拉姆西奥的《航海旅行记》中，记录了波斯商人查吉·梅梅特的东方记忆，梅梅特在分享东方记忆时把茶称为“Chiai”。
他告诉我一些新奇又令人愉快的事情。他说，在整个中国，人们用另一种药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使用它的叶子， 这些叶子被称为 “中国茶叶”(Chiai)……他们把这种药草，不管是干的还是新鲜的，都放在水里煮。空腹喝一到两杯这种汤可以缓解发烧、头痛、胃痛、腰疼或关节痛……此外，这种草药水对无数其他的疾病都有疗效[5](P248)。
由于13世纪末马可·波罗(Marco Polo)口述东方游记的出版， 欧洲对东方世界充满向往;而随着中国茶的见闻故事进入欧洲，作为消息灵通人士的知识精英们更是成为继探险家和商人之后助推中国茶传播的又一重要群体。16世纪时，意大利作家乔瓦尼·博特罗 (Giovanni Botero)在其著作《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中写道：“既然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上任何部分的东方，因此她享有所有那些归因于东方的完美。” 博特罗特别指出中国茶的神奇功效，并与欧洲饮酒习惯进行对比：“他们还有一种草，可榨取精美的汁液代替酒供其饮用。它也能保持他们的健康，使其避免由于像我们一样过度饮酒而导致的所有罪恶 (疾病)。”[6](P70) 博特罗此时还不知道茶的准确名称，却坚信茶具有治病健康的功效。可以看出，中国茶具有神奇药用价值已经成为欧洲精英阶层基于长期以来口述媒介、文字媒介下历史想象的集体记忆。如果说探险家和商人发现了中国茶， 那么，欧洲耶稣会士们的东方传教之行则给茶融入了更多的神圣化意涵。据荷兰语言学家乔治·范·德瑞姆(George van Driem)考证，跟随商旅和探险者从海上航线进入东方世界的耶稣会士们，最早在岛国日本见到了中国茶，尽管他们或许并不知道日本的“抹茶”源自中国。1564年，在葡萄牙耶稣会士路易斯·阿尔梅达(Luís d’Almeida)与同僚的通信中写道：“这种细细磨碎的草药粉末放在一个陶瓷容器里，把它和非常热的水混合，然后喝它。”[5](P239)1565年， 阿尔梅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再次对日本上流阶层中流行的茶饮生活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
沉浸在名流和财富交际中的日本人有一个习俗， 就是用最昂贵的装备来款待尊贵的客人，这些装备包括用一种名为茶(Chia)的甜味药草酿造的饮料所需的每一种器具……这种草药粉本身的价格相当高，他们在隆重的宴会上才会提供这种粉末制成的饮料[5](P268)。
与航海探险家与商人通常以向人口述的形式留下对茶的只言片语不同，耶稣会士对茶的描述大多见于私人通信之中。由于欧洲前往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加之宗教信仰的虔诚敬畏心，其对茶的描述相对传奇故事更为真实可信。与此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耶稣会士大多在东方世界游历多年，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不同地域的饮茶习俗，这就使得耶稣会士群体成为向欧洲介绍中国茶的最佳信源之一。比如， 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加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 比马可·波罗都要早几十年到过中国， 是目前比较公认到达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克鲁兹在广东喝过茶，他以亲历者视角描述了中国人家庭生活中的茶饮习俗，并再次提及了茶的药用功效。
每当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到一个有地位的人的家里，他们都有这样的习俗:给他们每人一个可爱的盘子和一个瓷杯，每人都会被提供一种他们称之为“茶”的温暖的饮料，这种饮料是淡红色的，具有药用功效，他们习惯喝这种用草药浸泡的有点苦的饮料[5](P271)。
实际上， 基督教传教士们在接触茶的过程中，也逐渐关注到茶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度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伦理秩序乃至宗教化的神圣意涵。比如，16世纪末，西班牙传教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对传教士们的东方记录做了资料考证和整理，出版了著名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就记录了中国当时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茶礼茶俗。
(主人)请他喝好酒或一种全国普遍饮用的饮料，这种饮料是用草药制成的，对心脏很有好处，饮前要加热。这样的礼节在邻里互访时也使用。[7](P84)
同样，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Frois)曾在中国澳门和日本传教生活多年，也观察到了日本茶室在当地人心中的神圣洁净感，甚至建议耶稣会士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在茶室里举行弥撒接待当地基督徒，以提升传教仪式感和神圣性。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东方耶稣会会长范礼安(Alexandro Valignano)甚至向他的同僚们传授经验，专门介绍了应该如何结合茶道仪轨来做弥撒。为了利用中国和日本对茶的挚爱和对茶礼的尊崇，传教士们甚至生发奇思妙想，将中国本土宗教中的观音和基督教圣母玛利亚的形象合二为一，发明了“玛利亚观音”(Mariya Kannon)雕像。一方面供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供奉，另一方面通过尊重东方偶像崇拜的风俗来更好地融入当地文化、传播基督教。
为了向天父显示他的知足和喜乐，他整日待在他的茶室里，基督徒和外邦人都非常珍视这个地方，以便在这个洁净的地方消遣娱乐，这里也是基督徒聚集和做弥撒的地方。[5](P272)
综上可见，基于探险家、商人、传教士乃至文化精英等多元主体的东方想象和集体记忆建构，中国茶逐渐成为一种东方意象和文化符号。尽管绝大多数欧洲人并没有真正见到过中国茶，但却已经在口口相传、游记手稿、文艺作品中形成对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听闻、传闻、奇闻的初印象。正是由于这种“闻茶”印象的广泛传播，才使得其后欧洲海外贸易拓展将茶叶作为重要的东方商品成为可能;而随着茶叶贸易的繁盛，从茶树种植、茶叶生产、茶化学机理、茶医学功效、茶生活方式等各个方向的茶事活动不断丰富，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深入了解，消除了一度存在的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也促进了欧洲茶文化的本土化发展。
二、
食茶：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
自14世纪到17世纪，欧洲各国相继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大航海时代的兴起更是助推了各国海外殖民和贸易的繁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通过组建各类大型海外贸易公司争夺东方市场，茶叶也成为各国争夺的重要战略商品。茶叶在欧洲上流社会精英阶层中的流行，带动了一定的饮茶消费时尚，但如何进一步推动茶叶的销量、形成更为广泛的消费群体?则需要从茶叶本身有利于健康的身体关切上深入挖掘。在欧洲早期传播中，从精英消费时尚到大众身体关切的转向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继葡萄牙首开东方之旅后，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加入了航海探险的行列。由于当时明王朝一度实施海禁政策，各国通常以东印度群岛及日本诸岛为海外贸易中转站，建立各类商馆据点。由此，一般跟随商船抵达东方的欧洲人也首先观察到了日本抹茶的饮用。比如，荷兰传教士范·林索登(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常年在东方收集各类商业情报信息，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在各国的饮茶见闻，“这种草药在这些国家受到高度重视，所有有钱或有社会地位的人都将这种被称为‘茶’的草药保存在某个秘密的地方，有地位的绅士们甚至自己制备这种饮料，他们随时可以提供这种热水来款待任何客人或朋友”;英国东印度公司合伙人理查德·威克姆(Richard Wickham)于1615年写信给在日本京都的朋友伊顿，恳请他为自己代为购买一罐最好的茶叶，“请您为我买一罐京都最好的茶叶，两箱火药和箭头，用大约六个京都镀金方盒子装好以便放入木桶中，不管它们花了您多少钱，我都会从您那买下它们”[5](P291-293)。茶在东方世界作为上流阶层日常社交重要饮品的信息传入欧洲后，也迅速在欧洲精英群体中掀起了效仿之风。葡萄牙凯瑟琳公主把茶叶作为与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结婚的嫁妆，英国安妮女王在早餐时以茶来代替麦酒，荷兰诗人皮耶特·科内利松·霍夫特、康斯坦丁·惠更斯等定期组织“穆登文化圈”茶沙龙，法国塞维涅侯爵夫人向女儿介绍牛奶配茶的创新做法，在欧洲各国，来自东方的茶叶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消费时尚。
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认为，一个时代的流行元素往往充满了符号化的隐喻，而最后指向的都是“人类意识中最严肃的主题(我是谁)”[8](P286)，人们对流行元素的推崇正是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努力追求和回答 “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自我确认。茶在欧洲上流社会的传播，一方面源于几个世纪以来对东方世界的心驰神往、对异域文化的想象追逐，另一方面也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消费文化的一种时代符号选择。换言之，茶叶消费逐渐成为一种资本主义新兴消费方式在欧洲的典型时尚景观，也逐渐自上而下开始影响 到大众消费 者群体。当然，对于大众群体而言，早期昂贵的茶叶商品并非人人可得之物，在各国茶叶贸易不断扩大的前提下，欧洲市场茶叶的价格也逐渐下沉，不同品质茶叶走向不同价位，也使得大众化的茶叶消费得以可能实现。比如，在英国上流阶层，流行在下午茶围着较矮的茶桌悠闲品饮着昂贵的高品质茶叶，这些茶叶被称为“低茶”;下层大众阶层在进行了一天的工厂劳作之后，则在傍晚围着较高的餐桌喝上廉价粗制的茶叶， 这些茶叶被称为“高茶”[1]。与上流社会以消费茶这一东方神叶来彰显身份地位不同的是，普通大众更多的开始关注饮茶本身对健康的作用，呈现出从单纯的茶消费时尚向茶健康身体关切的转向。这种转向，在欧洲早期茶文化传播过程中， 推动了茶植物学、茶化学、茶医学等茶科学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欧洲对中国茶的全面认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和持久的是关于茶健康的争论探讨。
荷兰医生雅各布·德·邦德 (Jacob de Bondt)曾在巴达维亚生活多年，他曾记录了对茶的近距离观察，指出茶“叶子边缘有效的凹痕”“喝起来味道有点苦”“有利尿排液的作用， 能提神除困，还能消除从胃部上升到大脑的气体，从而减轻哮喘”[9](P95-97)。另一位著名的荷兰医生尼古拉斯·杜普(Nicolaes Tulp)撰写了《医学法典》一书，在当时极具权威与流行， 这本医疗手册专门介绍了“草药茶”，记录了杜普了解到的来自东印度群岛当局对茶的描述，指出茶“有长而尖的叶子，有锯齿状的边缘和微小的纤维根，以及它不仅生长在中国和日本，而且也生长在暹罗”;杜普对茶极其推崇，在医疗手册中用了大两篇介绍茶的健康功效，指出“没有什么比这种药草更有益健康的了，因为它能延年益寿，对抗任何可能妨碍身体健康的疾病，茶也不仅仅使身体更强壮，而且还能减轻结石的疼痛……茶还可以缓解头痛、 感冒、眼睛或胸部发炎、呼吸急促、胃痛、肠胃不适、乏力和困倦，这些(症状)都可以 通过茶得到 强烈抑制”[10](P400-402)。杜普既是当时著名的外科医生，又因担任阿姆斯特丹市议员活跃于政商界，甚至在从职业医生退休后当选为阿姆斯特丹市市长并连任了四届，其《医学法 典》不断再版 并广泛传播，喝茶能治百病的说法也在荷兰全国乃至欧洲各国不断高扬。为此，甚至有人猜测杜普之所以盛赞茶叶的药用功效可能存在背后的既得利益，或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那里收到了一笔称颂茶叶的润笔费，因为该公司是当时欧洲茶叶的唯一供应商。不管怎样，在杜普等人的大力倡导之下，普罗大众出于对维护身体健康的关切，也纷纷开始了饮茶生活。
由于欧洲普通大众对茶的需求日益扩大，街头茶店也开始出现，以茶健康为噱头进行宣传推广也成为茶店常见的营销手段。比如，在1658年9月30日的《政治快报》上刊登了一则茶广告：
这个已为所有医生认可的优秀的中国饮品，被中国人称为Tcha， 其他国家称之为Tay或Tee，在英国皇家交易所附近斯威廷出租屋的“苏丹王妃”咖啡屋售卖[5](P388)。
鉴于茶有益健康的广泛美誉度，人们也不断发明食茶新方式，将茶融入日常饮食之中。比如，1669年，凯内尔梅·迪格比(Kenelme Digbie)爵士在他的食谱著作中向人们推荐了“配合鸡蛋一道享用的茶”，因为当时英国工厂集体劳动普及，许多工人在结束一天劳作下班回家时经常已经是饥肠辘辘，而“鸡蛋茶”快速便捷又健康迎合了大众需求。
对于接近一品脱的饮料，需要取两个新鲜鸡蛋的蛋黄， 配上适量精制糖和足量的汤并打匀，当这些和好之后， 把茶倒在鸡蛋和糖上搅拌均匀，趁热喝了。这适用于人们从外出差回来非常饥饿但又不方便马上吃上一顿好饭的情况。当下就能驱散胃的夹生感和疲乏，顿时穿过整个身体并进入血管之中……[11](P155)
1685年，法国作家菲利普·西尔维斯特·杜福尔(Philippe Sylvestre Dufour)在一篇谈论咖啡、茶和巧克力的论文中指出， 茶可以缓解中风、昏睡、瘫痪、头晕和癫痫、白内障、眼睛酸痛、耳鸣和其他许多类似的症状，并且认为荷兰人之所以有嚼食茶叶的习惯，主要是为了吸取茶叶的全部营养成分，“如果他们(荷兰人)吃茶叶是为了吸收茶叶的所有营养，他们当然就会以拌沙拉的方式吃下整片茶叶，就像在东印度的荷兰海员一样加上油和醋然后食用茶叶”[12](P217)。综上可以看出，欧洲早期茶消费从上流社会向普通大众的广泛深入， 真正的原因并非是为了追逐流行消费时尚，而是在于对饮茶有益身体健康的确信，相信饮茶可以有助于消除许多常见的疾病。
三、
识茶：作为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与澄清融合
随着茶的神奇功效的广泛渲染传播以及各个阶层饮茶生活的日益深入，欧洲人对中国茶的消费需求也日益增加。自17世纪初中国茶首次传入欧洲，直到18世纪中叶，近150余年的东方神叶故事在欧洲各国流传，但普通大众却从未真正见到过中国茶树的种植栽培、从不了解茶叶是如何加工生产的，中国茶文化作为一种异域文化成为欧洲人眼中的“他者”而一度被误读乃至污名化。比如，在18世纪初的英国就曾一度出现将女性饮茶者视为长舌妇、将男性饮茶者视为同性恋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一度在欧洲植物学家群体中也存在着对中国茶的认知误区。从欧洲早期中国茶的传播来看，各国在闻茶、食茶之后也在不断增加对茶的深入认知和研究，经历着廓清误读的澄清融合过程。
比如，由于欧洲贸易商在引进中国茶时同时进口了绿茶和武夷茶， 这两种茶的颜色口感不同，一些欧洲人由此被误导，认为绿茶和武夷茶来自两种不同的植物。荷兰传教士弗朗索瓦·瓦伦汀(Fran ois Valentyn)曾到东印度群 岛传教，就宣称绿茶和武夷茶为完全不同的植物种类，认为“主要(不同)品种的茶来 自于不同的茶树种类，它们之间很容易区分;正如这些茶树长出可以显著区分彼此的叶子”[13](P14-15)。1756年，英国作家乔纳斯·汉威(Jonas Hanway)在《论茶》中再次呼应了瓦伦汀的观点，指出“绿茶的灌木丛和叶子与武夷茶非常相似，这需要植物学家的学识才能区分它们”[14](P5)。1759年，英国植物学家和药剂师约翰·希尔(John Hill)对从中国采集的茶叶标本进行研究，认为武夷茶的样本有更小的深色叶和六瓣花，而绿茶的样本则有更长的浅色叶子和九瓣花，由此得出了所谓支持瓦伦汀和汉威观点的植物学佐证[15](P21-22)。
瓦伦汀对茶树物种的错误认知，甚至影响到瑞典著名植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林奈曾在荷兰哈德维克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并常去莱顿大学游学，由于在莱顿大学读到了瓦伦汀关于东印度群岛和远东的文稿记录，由此开始质疑不同茶叶来自于同一植物物种的说法。在此后与希尔的书信交往中，林奈进一步被希尔的植物学佐证所误导，最终在1762年出版《植物种志》第二版时，将茶分为两个不同的物种，区分了武夷茶和绿茶，认为武夷茶有六个花瓣而绿茶有九个花瓣。英国植物学家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与林奈保持着大量的书信联系，1768年埃利斯给林奈写信说，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托马斯·菲茨胡格(Thomas Fitzhugh)在中国生活多年，可以证明绿茶和武夷茶是来自于同一种植物，并推测林奈“一定是被希尔博士蒙蔽了”[16](P232)。但显然，林奈并未听取埃利斯的意见，没能回到采用第一手茶树资料来研究判断的正轨上来。实际上，18世纪60年代，英国已经有人把茶树从广州带回英国作为观赏植物，而由荷兰从日本带回欧洲的茶种也在英国得以种植。然而，尽管中国茶已经进入欧洲本土， 但对茶叶的正确认知依然充满曲折。例如 ，1789 年 ，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威廉·艾顿(William Aiton) 将武夷茶进一步分成窄叶类茶种和宽叶类茶种两大类[17](P230-231);1790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和植物学家若昂·德·洛雷罗(Joao de Loureiro)凭借自身在越南、中国澳门和广东等地近40年的长期生活见闻，认为茶的物种可以分为南圻茶、广东茶和油茶三大类[18](P338-340)。
真正推动欧洲各国对中国茶有全面准确认知的，依然是活跃在东方探索一线且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传教士们，其中很多传教士同时也是医生、商人、植物学家、博物学家。由于长期在东方各国传教和旅居，这些传教士们深入了解当地的人文风土，见到过茶树、观察到过茶叶制作的过程、品饮过不同品质的茶叶，对各国社会生活中的茶礼、茶仪、茶俗也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第一手记录。比如，意大利传教士马蒂诺·马尔蒂尼(Martino Martini)1640年从里斯本出发，1642年抵达中国澳门，此后多年一直在杭州居住，1651年乘荷兰船只返回欧洲，他绘制的反映中国风土人情的地图绘本被荷兰出版人琼·布莱欧(Joan Blaeu)收录进1655年出版的《新地图集》第六部分，记录了他在中国对茶详细的一手见闻。
这种小小的叶子与西西里漆树的叶子很相似。但是，我相信它们不是同一个种类。它不是野生的，而是栽培的，不是普通树木，而是一种可以分枝成许多枝干的灌木，它的花与西西里漆树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白色中略偏黄……为了制作这种饮用的“茶”，他们小心翼翼地逐一用手采摘春天的第一片嫩叶。然后他们把叶子放在铁锅里，用慢火把它们轻轻地加热，随后把它们放在一块质地好的平滑的垫子上，用手把它们揉卷起来。而后，他们再次开火，并再次滚动茶叶，直到它们卷曲和完全干燥[19](P106-107)。
应该说，马尔蒂尼的一线报告涉及了茶树种植和茶叶制作， 已经十分详尽且具有说服力，对欧洲全面把握茶叶的植物学特性提供了丰富有力的素材。此后，为了进一步澄清欧洲大众对不同茶叶是否出于同一种植物的疑惑和误解，也为了不断增加对茶科学的知识储备，应对日益增长的大众饮茶渴求， 各国也都不断派出植物学家、医生、博物学家等专业人士前往东方深入考察。
荷兰医生和植物学家威廉·滕·赖恩(Willem ten Rhijne)曾被荷兰东印度公司雇用前往日本，他在长崎对茶进行了第一次长期的近距离植物学研究。赖恩撰写了《论茶树》一文，被收入至另一 名荷兰植物学家雅克布斯·布雷内(Jacobus Breyne)于1678年出版的两卷本植物汇编的附录中。赖恩明确指出，日本茶和来自中国厦门的茶出自同一种植物，即使在日本，从贵族们喝的精制茶到平民喝的较为粗糙的不同品级的茶也都来自同一种茶树;赖恩还对茶树的解剖结构进行了描述，证实了荷兰医生们认为茶叶有益健康的观点[20](附录)。1682年至1686年期间，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德国医生安德烈亚斯·克莱耶(An-dreas Cleyer) 与他的园丁乔治·梅斯特(George Meister)在日本出岛带走了活的茶树种，并在荷兰巴达维亚殖民地花园中种植了茶树，还将包括茶树在内的许多东方植物运回了荷兰。此后，另一名德国医生 和博物学 家恩格尔伯 特·卡姆弗(Engelbert K mpfer)也来到巴达维亚，并在日本居住了两年多， 对茶树进行了植物学解剖研究，在1712年出版的关于日本的五卷本著作中再次明确重申了日本的茶树与中国的茶树属于同一类物种[5](P376)。1698年，英 国皇家学会会员、植物学家、外科医生詹姆斯·郭明翰(James Cunning-ham)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厦门， 此后长期在舟山群岛考察，于1702年报告了他在东方一线对茶树的研究报告，并将茶叶标本寄回了英国。相关报告被刊登在《哲学汇刊》上，在报告中郭明翰明确指出，“英国人常喝的三种茶叶都来自同一种植物，只是由于一年的季节和土壤不同才造成这些差异”“武夷茶是用三月初最早一季被采集的幼芽并在树荫 下阴干制作 的，绿茶是在4月制作的，最后一季的松萝茶是在5月和6月制作的”[21]。正是在各国深入探索中国茶的真实面相的不断努力下， 欧洲大众对中国茶长期存在的错误认知得以澄清纠正， 东西方文化交流也得到进一步深化与融合。
四、
结语
总的来看，中国茶在欧洲早期的传播，呈现出闻茶、食茶和识茶的历史进路，符合主体文化认知的基本逻辑发展过程。在闻茶阶段，欧洲处于对茶单纯的“道听途说”式的文字阅读与口述传递之中，整体上是一种想象与记忆互动建构的茶印象;在食茶阶段，欧洲各国从中国、日本等地引入茶叶商品，逐渐在本土形成饮茶群体，乃至掀起茶叶消费的时尚;而大众化的饮茶习俗的养成则有赖于人们对茶有益健康的身体关切;在识茶阶段，人们迫切希望能够对茶有真正近距离的接触和清晰认知，此前中国茶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他者误读也在这一阶段得以澄清，各国还在发展茶植物学、茶医学、茶化学等方面实现了茶文化的本土化。
应该说，欧洲早期对茶树种植、茶叶加工制作以及茶商品品质区分等茶知识、茶技艺、茶科学的渴求， 是中国茶融入欧洲各国社会生活的历史渐进结果。一方面欧洲对茶的喜爱不断增加，逐渐成为重要的日常生活饮品， 普通大众开始有着从闻茶、食茶到识茶的认知需求;另一方面欧洲精英阶层面对茶这一异域事物， 也迫切需要在新兴事物上掌控专业话语权。欧洲各国除了需要争夺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之外， 更需要在认知层面上形成对茶的种植栽培、生产加工、药用功效、品饮技能等专业知识的体系化建构，从而争夺对东方世界的对话权、 文化解释权。这就使得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植物学家、医生、文学家、贵族阶层等群体在中国茶向欧洲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时代角色，推进了欧洲各国对茶的全面系统认知，对中国茶文化的欧洲本土化发展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统观中国茶文化在欧洲早期的传播，是茶文化融入本土主流文化由“一”到“多”实现全球在地化的过程，呈现出不同的在地化向度[22]。对于欧洲各国而言，中国茶文化最初是一种东方异域文化，从贵族精英到普通大众，都需要对茶有听闻、亲见、品饮乃至探究茶的物性的认知过程，在此期间，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得以逐渐推进深入， 最终实现中国茶文化在欧洲各国的本土化融合中发展。对中国茶在欧洲早期传播历史进路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倡导世界文化多元、深化文明互鉴、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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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的茶叶历史上，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产量之大，质量之好，价格之高，出口之多，畅销之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各国几乎都有她的踪迹并留下了美好的声誉;也似乎没有一种茶能像“熙春”茶那样，在中国茶叶的出口外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茶叶影响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过程中，还是在引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里，抑或是在中国明清以来的茶叶发展、竞争与变革中;似乎都有“熙春”茶的身影……。所以说，“熙春”茶不仅仅是“绿色珍珠”，更可以说她是璀璨明珠;因为“熙春”茶走南闯北，飘洋出海，不仅成为欧洲贵族争相拥有的珍品并行销各地;同时，“熙春”茶更是以其优异的品质风靡世界、桂冠叠戴并谱写了中国近代茶叶外销史的辉煌篇章!
一、熙春溯源
“熙”，古同“禧”，福，吉祥。《说文》曰：仰熙丹崖，俯澡绿水。熙春，明媚的春天;同“熙春茶”。熙春茶(Hyson)，源自“熙春”(hei1 cên1);也称贡熙茶(Hyson)。“熙春”这个名字，源于晋代文学家潘岳(247~300)的作品，在其《闲居赋》中有“于是凛秋暑退，熙春寒往”之句;意思是冬去春来、茶芽初发于早春采制而成。人们用形容春天的词语来描写熙春茶，是因为春天既是“熙春”茶的采摘季节，更因为春天的新绿也是“熙春”茶的颜色。至于后来“熙春”茶被称为“贡熙”茶，是为了夸耀“熙春”茶的名贵，也是因为“熙春”茶是进贡给皇室的“贡品”。还有一种附会的说法是，“熙春”茶曾进贡给康熙皇帝，所以就有了“贡熙”之名。
“熙春”茶是“屯绿”茶的一种，而“屯绿”茶则是来源于松萝茶;也就是说，“屯绿”茶的前身是松萝茶，当“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的的时侯，“熙春”茶就自然而然地拔得了头筹。道理很简单，当用毛茶原料进行精制或精加工处理并提取出整齐匀净的成品茶(精制茶)时;无论是提取出长形或圆形的成品茶，在“屯绿”茶的产品结构中，都有“熙春”、“贡熙”等花色品类;这就是“熙春”、“贡熙”茶出类拔萃的先决条件。当然，“熙春”、“贡熙”茶和松萝茶不同的是，松萝茶问世后被人们誉为“绿色金子”，而“熙春”、“贡熙”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后，却被人们誉为“绿色珍珠”。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著名茶学专家陈宗懋先生主编的《中国茶经》记载：松萝茶的采茶技术，早在三四百年前就达到精湛的程度，明代闻龙《茶笺》记载：“茶初摘时须拣去枝梗老叶，惟取嫩叶，又须去尖与柄，恐其易焦，此松萝法也。炒时须一人从旁扇之，以祛热气，否则色黄，香味俱减。予所亲试，扇者色翠，不扇色黄。炒起出铛时置大瓷盘中，仍须急扇，令热气稍退，以手重揉之，再散入铛，文火炒于入焙，盖揉则其津上浮，点时香味易出”。“屯绿”茶的炒制技术，就是在这种规范的基础上而发展完善的。
“屯绿”茶属眉茶，有珍眉、凤眉、特贡、熙春、贡熙等品名，主产地是安徽休宁、歙县、祁门、屯溪以及江西婺源等地;因历史上集中在安徽屯溪加工输出而得名;也是中国外贸出口之极品名茶。
茶叶专家陈宗懋先生在其主编的《茶叶大辞典》中对“屯绿”茶亦有介绍：屯绿，原产安徽省黄山市休宁、歙县、黟县、祁门东乡和屯溪区的长条形炒青绿茶，因历史上与本区相邻的婺源等地生产的炒青多集中于屯溪加工销售，故统称“屯绿”。据王镇恒、王广智主编的“九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名茶志》记载：南宋以后，安徽江南茶区名茶生产全面崛起，明清时代达到鼎盛……。休宁松萝山松萝茶作为炒青型名茶的鼻祖，创制于明初，到明代中后期已远近闻名;明末清初松萝制法已传播到安徽南北和赣、鄂、闽诸省，成为一大宗茶品。松萝茶出口始于清康熙年间，至嘉道年间，出口兴盛，发明了松萝茶特别技术并逐渐演化为屯绿，分珠茶、雨茶、熙春三类，共10多个花色、品级。
珠茶：以其结构浑圆，形似珍珠而得名;分别按茶的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雨茶：以其形长似雨点而名，分别按茶型大小和身骨轻重分为5个品级。
熙春：结构为不规则的块状，多由芽头和肥厚叶子叠合而成，结成不规则块状;分别按茶块大小和身骨轻重分4个品级。
清道光年间的“屯绿”茶盛行二十四花色，即“十雨”、“八珠”和“六熙”。“十雨”是珍眉、凤眉、蛾眉、正雨、副雨、茅雨、眉针等;“八珠”为麻珠、宝珠、珍珠、园珠、虾目等;“六熙”指贡熙、眉熙、正熙、副熙等。
清同治年间的“大帮官堆”屯绿茶有“七珠”、“八蕊”和“三熙”。“七珠”是麻珠、宝珠、圆珠、虾目等;“八蕊”是蕊眉、珍眉、凤眉、针眉、香眉、雨前等;“三熙”是指贡熙、眉熙和熙春。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府何润生在《徽属茶各条陈》中对屯绿茶也有介绍：“绿茶内分三总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内分四等：眉正、眉熙、副熙、熙春;雨前内分五等：珍眉、凤眉、蛾眉、副蛾、茅雨;珠茶内分五等：暇目、麻珠、珍珠、实珠、芝珠。皆为洋庄(外销)。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分离出来很多的花色品种，但基本制法与拼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是随着国际茶叶市场的需求而变化，在精制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进行花色品种的变化。而“屯绿”茶各花色品种，都是在反复的炒、筛分、风选、拣剔中产生，尤其是通过严格的筛选(园筛、转筛、扣筛、抖筛)、扇、撼等工艺后，才提取出各种花色品种茶，其长短、精细、轻重、形态、整齐匀称，甚至可以称为纯净。
二、熙春演变
“屯绿”茶为什么要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呢?茶叶专家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在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而外销绿茶产品的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需要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而收购的毛茶，顾名思义，是很复杂的，有香气滋味内质优次悬殊的，有形态大小不齐的，有烟焦劣变夹杂的等等。精制的主要目的就是视各类毛茶原料，在分别内质品次、汰除劣异的基础上，整饬形态，提取相应产品，使之发挥最大经济效益。
这就是茶叶业内人士所说的，要“看茶做茶”;而内质特优的茶叶，为使外形整饬并能更好地衬托出产品的优美，就要特别细致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好茶精做”。而有些形状粗壮的茶，内质不一定差，就要所谓“粗茶细做”。总之，都是为了发挥毛茶的自然品质优势，以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屯绿”茶从松萝茶中进行分离、创制或改革，是徽州茶商经营理念的体现;从茶叶销售角度来看，也是徽州茶商坚持诚心为质、以义为利的销售理念的体现。如徽州茶商吴荣寿，在茶业经营的过程中就不断地进行革新，他以重金聘请制茶名家汪汉梁为总管，在选料与配方上融婺(源)、歙(县)两家为一体，制成了色香味焕然一新的“抽芯珍眉”和“贡熙”茶，从而在上海一举夺得绿茶评比魁首并誉满沪港等地。徽州茶商在经营茶叶时还注意收集消费者的反馈信息，并根据消费者的不同口味，不断地提高品位，这不仅体现了徽商的人本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徽州茶商经营思路之清晰和经营手腕之灵活。
据中国茶叶专家傅宏镇先生考证：“屯绿”全面创制或者改革是在1820年左右，当时徽州婺源东乡有俞德和、俞德昌、胡源馨、金龙泰等多家茶号，他们精心创制1000多箱高级绿眉茶，直运香港销给东印度公司;因为质量优、销路好、利润高，所以屯溪各家茶号立即仿效并全面经营、精制绿茶外销。
清光绪二十二年，黟县茶商余伯陶在屯溪长干坊设立“福和昌茶号”，以眉茶的制法为基础，精益求精地提取“抽蕊珍眉”运往上海出售，也受到了欧洲消费者交口称赞。而屯溪的一些茶号也在这一启发之下，在茶叶精加工时提取特等“贡熙”茶;而这些“贡熙”茶特别适合俄国消费者的嗜好;此后“珍眉”茶行销西欧，“贡熙”茶行销俄国，都成为了世界茶叶市场的畅销品。于是，在全国茶叶生产开始中落的清朝末年，由于徽州茶商的审时度势，并根据市场需求来不断地改进茶叶制作方法，从而给徽州的茶叶生产和贸易带来了新的生机，而那些大茶商们也从中获得了巨利。如徽州婺源茶商孙友樵，他继承祖业后在屯溪观音山扩大“怡新祥”茶号的规模，他尊重制茶师傅技艺的发挥和创新，他收购优质毛茶精制特珍、抽蕊、珍眉和特贡、贡熙等外销茶出口，所以，他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成为了茶界巨商。
据道光二十六年(1815)的相关资料记载，茶商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缵，在歙县芳坑江氏祠堂以及漳漂等地租赁厅屋数间收购初加工后的毛茶，经过抖筛、减簸、拣茶、焙茶、风煸等多道工序，加工制作“松萝”、“雨前”、“圆珠”以及“熙春”、“贡熙”茶等品种，将成品茶装入锡罐并密封，外面还用彩画板进行包装，每箱装茶30斤至40斤不等;每年有200多担茶叶通过广州销往世界各地并获利颇丰。也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知书识理，有较高文化素质，因此使他们能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在拥有品质优良的徽州茶品的同时还具有十分灵活的经商手段，以至有了松萝茶和“熙春”茶的创新;从而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徽州茶畅销世界各地的历史，并在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开创了称雄世界茶叶市场的黄金时代。
清代是徽州茶叶辉煌的年代，茶叶种类迅速增加，红茶绿茶并驾齐驱;尤其是在松萝茶制作工艺和贸易兴盛的影响下，徽州遂成名茶荟萃之地;而祁门红茶、黄山毛峰、金山时雨茶等后起茶品之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致出现了祁红屯绿、毛峰称雄的局面。而“熙春”茶则是独树一帜，它以其美好的传说，优异的品质以及适合外国人的口味而畅销世界各地并风靡世界茶坛。有专家指出：徽州茶商能在海外贸易中一度执掌牛耳，除了具有徽商种种的优势，如有着悠久丰富的从商经验，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并讲究商业道德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血缘纽带与地域纽带在茶商的经营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效用。
正是由于徽州茶商的商业活动促使了地区生产关系的变革，也促进了徽州茶叶的兴盛和茶叶品种的增多以及茶叶品质的不断提高;所以，“松萝”、“熙春”茶在徽州茶商的贸易活动中频频崭露头角，最终得以行销世界各地。
三、熙春出口
“熙春”茶自诞生后很快就声名远播，她不仅为世人所重，争先恐后地购销于国内外市场，同时也成为世界闻名的茶叶之一。
早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当我国绿茶中的珍眉、珠茶等还没有问世前，“熙春”茶就已经与松萝茶、武夷茶先后出现在欧洲并风靡世界。当时，出口的茶叶还没有经过后来称之为“精制”的工艺过程，但全都是国内已有盛名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产品。所以，如同在国外文献上的松萝茶名被称作(singlo)一样，熙春被称为(Hyson);尤其是在中国茶叶风靡英国直至世界各地以后，有关中国各种名茶的名称，如武夷茶 (bohea)、熙春茶 (hyson)和松萝茶 (singlo)等;也就不断被英语借用;而tea 被英语借用后，就构成复合词如：green tea(绿茶)、black tea(红茶)等多达190 余个。
1610年，荷兰人首先从中国运茶到欧洲，而当地人对中国茶叶惊叹不已，认为茶叶是“灵草”也是“能治百病的药”，甚至把茶叶看成是“贡熙”(进贡给皇帝的佳品);很快，松萝茶和“熙春”、“贡熙”茶等就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1660年，英国著名茶商托马斯•卡洛韦出版的《茶叶和种植质量和品德》一书说：“茶是很珍贵的一种饮料，价格昂贵，只有王公贵族把它用作赠送客人的礼品”。尽管出口到欧洲的茶叶价钱昂贵，但是当地人只要能买到中国茶叶，也是“其价几何，在所不惜”;尤其是“熙春”、“贡熙”茶在大批出口后，欧美的商人将这种浑圆如珠的茶叶意译为GunPOwd(意为火药枪的子弹);也就是这种形似“枪弹”的茶叶，屡屡成为东印度公司采购单上的紧俏商品，成为西方商人掠取暴利的时髦饮品;所以说“熙春茶”不仅是我国传统的出口茶之一，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传播到国外的名茶。
18世纪初期，“熙春”茶已大量输往国外并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当时，广州销到欧洲的茶叶，有红茶和绿茶两大类，其下名目繁多，常见的有松萝茶、珠茶以及熙春茶等。当时，“熙春”和“贡熙”茶在伦敦市场上售价甚高，“熙春茶”每磅卖价高达10先令6便士，因其茶价之高不亚于珠宝，所以曾被人们美誉为“绿色珍珠”。到了19世纪中后期，“熙春”茶出口达到鼎盛时期，年输出量约1万吨;输出初期以销欧、美为主，20世纪20年代起，以销西、北非为主。茶叶专家程启坤、姚国坤在《绿茶金三角及其优势》中指出;清代以松萝茶为代表的徽州茶出口量很大，清光绪年间其出口量约占全国茶叶出口量的90%;而早期输入欧洲的中国茶，是以绿茶为主。
依据英国东印度公司1702年的订单来看，其中松萝绿茶占了三分之二。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数字也可以看出，在1721—1730年间，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武夷茶为336万磅，松萝茶为458万磅;因此可以认为，欧洲人早期饮用的茶叶是以松萝茶为主的炒青茶;如“熙春”、“贡熙”茶等。
1740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茶叶的账目中，就将进口的茶叶分为武夷、小种、松萝和“熙春”、“贡熙”茶等10种;而与松萝茶一同出口的“熙春”茶也是声名鹊起并风靡世界。在英国伦敦茶叶经纪人协会印发的报告中，有一种表格叫“伦敦茶叶进口、存货及提货之非正式估计中所用之平均重量”，就是对各种茶叶进行非正式估计时，所用之每箱平均重量。
如下表所示：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收购订单中关于红茶绿茶的分类统计，在1741年至1750年间，绿茶中的眉茶进口量是8029616磅，“熙春”茶进口量是1320166磅，珠茶和其它绿茶的进口量分别是161646磅和9338磅。通过这个分类进口统计，我们清楚地知道“屯绿”茶以及眉茶、珠茶和“熙春”茶其时的贸易情况，同时也表明了它们在茶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1750年瑞典“卡尔亲王号” 商船来华，随船牧师为瑞典博物学家彼得•奥斯贝克，他在《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一书中，对于茶叶有着详细生动的记述;他在书中提到了十余种茶叶，并详细地记述了“卡尔亲王号”返航时运载茶叶的清单：如武夷茶(红茶)共 2885箱，1030642磅;工夫茶 1071大箱和288小箱，共96589磅;“熙春”皮茶共140箱，7930磅;“熙春”茶共31桶，2206磅;其他各种茶1720罐，3557磅。由以上资料可见，当时瑞典商船的运输货品中，茶叶所占份量之重。 而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所签订的1778年各船舱货合约中，购茶情况如下：从广州“十三行”潘启官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瑛秀那里订购的屯溪茶和松萝茶2000担，贡熙茶200箱;从浩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从石琼官那里订购的茶为贡熙茶100箱。另外，英国东印度公司对1773年3月至1782年9月的10年中，公司在英国市场上所售出的茶叶进行了统计;屯溪茶、松萝茶1832474磅，贡熙茶218839磅。当时，英国市场的茶叶销售价格是：属于红茶的白毫每磅15先令，工夫茶每磅14先令，普通武夷茶每磅12先令;属于绿茶的熙春茶售价为每磅36先令，珠茶售价为每磅18先令，普通绿茶每磅15先令。
1784年，由于英国对茶叶的需求较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卖给本国茶商的茶叶价格也开始走高：如武夷茶每磅44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121便士;此时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的走私茶价是：武夷茶每磅19便士，松萝、“熙春”茶每磅69便士。而在当时英国伦敦的市场上，松萝、“熙春”茶每磅售价十先令六便士。1820年以后，“熙春”茶开始销往英国、俄国和美洲;到了1862至1874年间，“屯绿”和“熙春”茶外销竟多达十万引。
茶学专家陈椽在《茶叶通史》中说：“屯绿”茶自明末开始产生后，就成为主要的外销茶，至1821年至1850年时，“屯绿”茶每岁外销至五、六百万引(每引旧秤120斤)，这还不包括走私茶和贡茶。到了1845至1846年期间，茶叶价格不断攀升，以绿茶“熙春”和小珠最高，每担可售银46两左右(含出口关税);其次是雨前绿茶，每一担约售40两，最低是屯溪茶和工夫红茶，每担约售24至27两。当年，茶叶平均售价为37两，其中“熙春”茶的售价比屯溪茶高出约一倍。
1751年，广州出口茶叶的价格为松萝每担20.66担，贡熙每担41.13两。至177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两艘商船所购的贡熙茶竟然高达每担58两白银。
而到了1790年，英国伦敦皮卡迪利大街212号售茶价格表明，红茶价格已经明显低于绿茶，所售价格最低的“绿茶每磅5先令6便士至6先令”，最低的红茶为“武夷茶每磅4先令4便士”，质量最优的绿茶为极品熙春茶，标价为14先令到16先令。
“熙春”茶在美国也有销售。美国华茶输入早期多为低级的茶，后来发展到输入较高级的茶;尤其是19世纪后，品类高的绿茶，如“熙春”、雨前、副熙茶的输入量开始增加。到了1837年，“熙春”等绿茶占进口茶总数的4/5以上。中美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所以中美茶叶贸易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鼓励，并制定了有利于茶叶输美的税收政策。1789年，美国开征茶税，红茶每磅15分，圆茶及珠茶22分，贡熙、雨茶(珍眉)55分。至1900年，广州尚有一部分“贡熙”及副熙茶输运出口。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清光绪年间徽州歙县知县何润生，在1896年撰写的《徽属茶各条陈》报告中说：“徽属产茶以婺源为最，每年约销洋庄三万数千引(一引为一百斤);歙、休、黟次之，绩溪又次之。这四县每年共计约销洋庄四五万引，均系绿茶。绿茶内分三总名，珠茶、雨前、熙春;皆为洋庄，均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箱分三名：二五双箱、连罐计重不过一十一斛有奇;三七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二斛有奇;大方箱，连罐计重不过十五斛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阔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码，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码。胥有准式，每箱可装细茶四十余斛，粗茶三十余斛。徽州内销茶不及十之一二，专用篓袋盛储”。
四、熙春美誉
“熙春”茶叶底嫩匀，卷曲嫩绿，茶叶入水慢慢舒展，口感淡雅青涩;而上品“熙春”茶在谷雨前采摘，汤色金亮，色泽绿润，香味醇浓;其内质与相应品级的绿茶相比，具备味厚汤清，汁浓耐泡的特点。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风味和良好的品质，使得“熙春”茶出口到国外以后，不仅是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其身影和名声也在国外的文学作品中屡屡出现，以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和文字记录。
“精艳彩瓷播清馥，青翠熙春注享客;诗人浸润玉液里，华堂满飘习习香”。这是爱尔兰每年举行的盛大“诗节”中无名氏的一首“品茶”诗，辑在1752年刊行的诗集中。这首诗出自于美国威廉•乌克斯所著的《茶叶全书》第488页(中译本漏译，是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翻译的)。从那以后，英国名诗人如霍谷森、拜伦及荷美思等诗人，都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留下了关于“熙春茶”的吟诵和赞美。
1773年，苏格兰浪漫主义诗人费格森在赞誉熙春与武夷名茶时，写道“爱神永其微笑兮，举天国之芳茶而命之，沸煎若风雨而不厉兮，乃表神美之懿微……，女盖为神致尔虔崇兮，彼因胜之甘液，唯熙春与武夷”。而在艾默生的作品《色诺芬尼》第一节中，也有关于“熙春茶”的记载。
1785年，美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记载：英国保守党政客Rolle为英国自由党员数人所作的(《THE ROLLIAD》鲁里之流)诗中有一首云：“茶叶本多色，何舌犹能穷?熙春与武夷，此绿彼又红;松萝与工夫，白毫和小种，薰花真芳馥，麻珠更稠浓。”由此可知“熙春”茶在国外的影响。当然，“熙春”茶能作为外国诗人吟咏的对象，可以想见在它们成诗之前，已经是在当地社会流行得相当普遍和久远了。
16世纪末，许多欧洲人写的关于东方的著作中都述及中国茶叶的知识。当时，英国文化艺术界以茶为题材写了许多的作品，如1663年，瓦利向查理二世饮茶皇后卡特琳祝寿时写的一首茶诗，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雅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 1771年，英国爱丁堡发行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一版“茶”条下有这样的记载：“经营茶的商人根据茶的颜色、香味、叶子大小的不同把茶分成若干种类。一般分为普通绿茶、优质绿茶和武夷茶3种。其它品种的茶似乎也都可以分成这3种。……“熙春”茶和珠茶等高价优质绿茶都属于此类。武夷茶比以上两种叶子都小，颜色比其它品种更深，有时发黑，口感、香味均宜，口感似乎是涩中带甜，绿茶好象都是紫花地丁的香味，而武夷茶则带有蔷薇花香。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提及的是“熙春”茶、珠茶都是“屯绿”，而文中所指的普通绿茶和优质绿茶，应该是指“屯绿”茶和松萝茶。
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经由纽约开往广州，开始中美茶叶的直接贸易，此后华茶源源入美;当松萝和“熙春”茶进入美国市场后，同样也是留下了值得我们回味、重视并研究的茶叶文献史料。
1803年，美国纽约晚报上刊载了一则茶的广告：“新到二百零五箱上等贡熙茶，华脱街182号Elljsuane公司启。”
1816年，在美国纽约报纸上又出现了茶叶拍卖广告，名松萝茶区所产者，由John Hone主持拍卖，地点在自由街Astor码头”。
1817年，清朝廷命官蒋攸锬在奏折中说;“闽、皖南人贩运武夷、松萝茶叶，赴粤省销售，向由内河行走;”禁止“出洋贩运”。
1836年，在美国菲列特尔菲亚市，报纸上又刊出一条关于中国茶叶的广告，全文如下：“茶叶——兹有大帮(文中的“大帮”是指“大帮官堆绿茶”。)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说：“成品茶中各种形态的花色组成过去称大帮，就是产品结构”。)各种包装之贡熙、珠茶及圆茶出售，品质优良，如蒙光顾，请至Soutn Front街十三号，Osamuel M.Kempton公司启。”
美国医生、作家赫漠兹在《波士顿茶会谣》中，也写道了“熙春”茶;他说“……犹辨得熙春香气，自由之茶杯依然充沛，满常新之奠灵甘醴……。”
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以至历史学家普里查德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而1915年，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徽州“贡熙”茶获得了博览会金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尤其是徽州的松萝茶和“熙春”茶，在长达几百年的中西茶叶贸易活动中，一直是拥有良好的品质、美好的声誉和绝对的话语权。
五、专家阐述
中国茶叶专家钱樑先生《论贡熙》(兼论外销绿茶的产品结构和发扬品质优势问题)文中，专门介绍了“贡熙”茶的溯源、演变以及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等等。1983年12月，中国茶叶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钱樑先生《论贡熙》这篇文章作为学会提供大会的论文之一;1984年，这篇文章还载于商业部杭州茶叶加工研究所、全国茶叶加工科技情报中心站第2期的《中国茶叶加工》杂志。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文中指出：1843年五口通商后，上海外商云集，不久即超越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尤其是因为上海接近产茶省区，就成为了茶叶对外贸易中心，出现了如1886年的空前大发展。经过长期积累的产销实践经验，外销绿茶已大都在生产集散地设立复制茶厂(茶号或称内栈)收购茶农毛茶，通过分类分档装箱后运到口岸，经过洋庄茶栈卖给洋行出口。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外销绿茶的货源已基本形成两大系列：一是路庄系列，称为路庄茶，另一是土庄系列，称作土庄茶，不论是路庄茶或土庄茶，长形茶或圆形条的产品结构中，都有贡熙或熙春、付熙等花色品类。
钱樑先生在《论贡熙》一文中还阐述了“贡熙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的地位”，他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主要是指精制厂收购的毛茶原料，按其不同形态，通过复制作业(或称精制、精加工处理)，分别大小、长短、粗细、厚薄、轻重，汰除杂劣，并分门别类，提取出来的整齐匀净的成品茶(或称精茶)。钱樑先生还明确指出：“贡熙或熙春这个花色，在外销绿茶产品结构中，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为任何地区的毛茶，不论是圆茶或是长茶地区，毛茶总是毛的，不可能纯净的。为整饬好长茶必须分离出团曲的原料;同样做圆茶也必须分离出长扁形和粗松的原料。不然，也用不到“精制”这个环节了”。“例如产制眉茶的皖南地区1938~1939年的路庄大帮构成，整个屯绿为抽珍(特别珍眉)占18%、珍眉占31%、抽贡(特别贡熙)和普通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8%。祁门枭溪口大帮的构成为抽珍占17%、珍眉占37%、抽贡和贡熙占33%、正副针眉占16%;歙县大帮为抽珍21%、珍眉41%、抽贡和贡熙16%、正副针眉20%、虾目2%;婺源大帮为抽珍14%、珍眉22%、抽贡和贡熙38%、正副针眉26%”。 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因为钱樑先生认为：“解放前的这段时期，因没有上海土庄茶的干扰，茶批最正常，且是钱樑先生在1938~1939年间亲自参加收购评价和在港主持外销的情况。成品茶品质较好的屯婺祁大帮，抽贡、贡熙产品都占30%以上，多到38%;较差的歙县大帮、抽贡、贡熙则只占16%。这说明抽贡、贡熙提取多的，眉茶质量也随之提高，而在总的价格上也有裨益。当时各花色收购价格都分五等九级，抽珍按品质高低中准价为每50公斤95元，高到120元，低限60元，不及格的还可降低;珍眉中准价为65元，高可到90元，低到49元;抽贡中准价为70元，高可到92元，低可到52元;普通熙春中准价为40元，上可到51元，下可到29元，有不少内质好的大帮中的抽贡、熙春价格比内质差的大帮中的抽珍、珍眉价格还要高”。
钱樑先生还根据自己保存的资料，披露了熙春茶在当时的卖价;他说：据我手中存有的资料，“贡熙中上级(抽贡)每50公斤111.25元，中级80.20元、中下级59.50元、普通级42.25元，而珍眉上级140元、中上级111.25元(以上为抽珍价)、中级82.50元(包括部分内质差的抽珍)、中下级71元、普通级53.75元，价格基本与抽珍、珍眉差不多。而当时的平水一号珠茶为60~82.5元，二号、三号珠茶为38~50元，就是说比平水珠茶的价格要高得多”。
钱樑先生说，“贡熙类产品50年代的价格也是最有利的，当时眉茶出口换汇率一般平均已在3元以上，珠茶为2.7元左右，但贡熙类产品都在眉茶、珠茶以下，特贡不到2元，是经济效益最高的出口绿茶品类”。
后 记：
“熙春”茶自诞生以来一直是身价不菲，并和“松萝”、“屯绿”茶一起创造了风靡世界的奇迹。也正是“松萝”和“熙春”茶厚重的历史积淀，让“松萝”和“熙春”茶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茶，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茶叶品类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这无疑值得人们借鉴和学习。 对于时今的茶人来说，如何把茶和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节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让国饮成为世界之饮，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综观“熙春”茶风靡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巨大荣誉，我们应该从“熙春”茶中传承什么、得到什么、弘扬什么?想来，一方面是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和敬畏之心，恢复、保护和尊重传统的中国茶叶;另一方面是应该利用人类创造出来的科学技术，瞄准现代生活需求，打开创新思路，理性取舍得失，真正让茶叶这个天地灵物致富茶农、造福人类!
【摘自2016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 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江西宁都的窨制荷花茶
中国茶就如中国菜一样，品类繁多、众口难调。虽称宝典，其实也只能是一些经验之谈。
如何选择口粮茶，对于老茶客来说如同自己要穿多大的衬衫喜欢什么样的内裤一样娴熟。
而对于那些一只脚刚踏入门槛说起茶还一头雾水、一脸懵懂的茶小白们；或者那些装了半桶水到处摇晃遇到棘手问题还要靠百度的茶小红们。如何选好口粮茶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毕竟茫茫人生总是波澜不惊，还要靠茶续命。
口粮茶口粮茶，入口之粮，内涵第一。选口粮茶不是选女（男）朋友，颜值并不是最重要（当然既有颜值又有内涵的谁都喜欢）。
选择口粮茶的第一要素，就是选择自己喜欢喝的。选择自己喜欢的香气，选择自己喜欢的滋味，最后还要掂量一下自己的钱包。
选喜欢的女（男）朋友我们要选有气质与品味的，选茶也一样，茶叶一定得有“气质”与“品味”，“气质”是香气，“品味”是滋味。
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香气、自己喜欢的滋味。
定好“择偶”标准后，我们再理一理很容易犯的错误。
黄山猴坑的猴魁
1、一般来说便宜没好货，但也不绝对。按市场照角度来说成本越低卖价才越低，但不乏在市场源头遇到一些质优价廉的好茶，市场信息总是不对称的时候多，很多源头好茶经过一层层流通环节才能到消费者手里，价格自然水涨船高，如果你掌握了源头信息，就有可能找到便宜的好茶。
2、一般来说贵的一定是好货，但也不绝对。茶叶的贵分为两种，一种是物以稀为贵的原料贵；一种是获过XX奖、XX十大名茶之一等外在荣誉与知名度的高附加值的贵。两者商品价值都有泡沫，但前者毕竟是有贵的理由，后者只是拿个茶样去参赛，获奖了与他家其他茶品无关，但他家出厂的都会打上“获得XX大奖"等字样。
3、相信原产地，但不迷信。我以前总感觉只有重庆的火锅最好吃，出了重庆哪里的都不地道；现在去吃海底捞感觉哪里的都一样。谁都知道龙井要选西湖龙井、毛峰要选黄山毛峰、岩茶要选武夷山正岩、单从要选乌岽山、普洱茶要选知名山（寨）。没错，这些地方都出一流的好茶，但并非一定全都是最好的茶。如有新昌产地的龙井胜过西湖产区的、有祁门产区的毛峰胜过黄山风景区的、我喝到过比同级别岩茶品质更好的邵武岩茶、好喝的鸭屎香雪片乌岽山上根本没有、很多产地不知名的普洱茶与知名山（寨）茶不相上下........
4、跟对人，多喝茶。小时候跟乡下的土拳师学武，当时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长大后才知道他们太三脚猫；小时候只认得家乡的龙井茶，以为天下只有这种茶是最好喝的，以后才知道天下好喝的茶多了去了。跟对人是让你能够喝到更接近高品质的茶，不至于尚未入门就被带歪；多喝茶是为了增加你的视野和经验，不至于坐井观天、牖中窥日。
有人问，口粮茶有价位区间吗？其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人分三六九等，各有喜好恶憎。年薪百万的跟年薪十万的消费观肯定不同、我和杰克马的消费水准肯定不同。所以，口粮茶也应人而异，应口感喜好而异，应财务自由程度而异，应各种条件影响而异。
以当下的物价指数和普罗大众的消费水平来看，只要每市斤售价在100到1000之间的茶叶我们都可以将它纳入口粮茶范畴。当然，如果你是996，也不妨碍你去买30一斤的茶；如果你是高富帅，也不阻挡你喝3000以上一斤的茶。
所以，什么价格区间的茶算口粮茶其实是没有绝对定义的。
既然说是口粮茶选择宝典，那就得学会认识茶叶，认识的越多选择才不容易出错。万物皆有规律，规律与事物的结果成正比，虽然也没绝对。茶叶也一样，任何茶叶的选择（包括口粮茶）都以季节、产地、品种、工艺这四个标准为参照。
湖北秭归的群体种
一、季节春花秋实、夏茂冬眠，每一种植物生长都有自己的生长时令，茶叶也是如此。我国地域辽阔，从北纬18度到38度横跨几千里间都产茶，最早的海南白沙绿每年腊月间就可以品尝了，传统意义上的春天都没到，当然海南也没有春天；最迟的崂山绿至少要五月初才开采，都到立夏了。
每一个地方名茶都有自己的采收节气，早了或迟了总有不妥和不好的地方。
如西湖龙井群体中正常在三月底清明前几天才上市，如果你三月初就买到了那肯定不对了。
如武夷山正山小种，桐木关上气候寒冷，正常每年的茶青采摘要到五月上旬和中旬，如果清明时节有人向你推销正山小种新茶那肯定是假的了。
如有人跟你说这是乌岽山顶的雪片，那他一定是在撒谎或是无知，乌岽山上的茶树深秋后早就休眠了，哪里还有茶叶可采，雪片只有海拔较低的地方才有。
我们会发现这些年的采茶季节已经变得越来越早，这是因为一些江南茶区的特早生品引种到了西南茶区，如今年立春前就开始采摘的贵州六盘水、立春日开始采摘的四川筠连，都是浙江引过去的乌牛早品种。
请大家记住一点，茶叶的“早”与“品质”未必成正比，每个产茶地都有自己的产茶季节，超出当地正常产茶季节的茶品尝尝鲜可以，但不宜选择作口粮茶。
二、产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茶。农产品讲究道地，茶叶当然也是，所以才有原产地理标志，才有各地名茶的产地特色。
如同样的品种，浙江新昌本地的龙井茶外形扁平、光滑，芽叶粗壮、色泽黄绿，炒豆香明显。而从四川、贵州等地过来的“龙井茶”外形似扁平却不光滑，芽叶略显干瘦，色泽暗淡，香气不显，工艺水准天差地别，放在一起一眼就能看出云泥之分。
浙江新昌的龙井茶
四川名山的“龙井茶”
如桐木关出产的正山金骏眉都是以本地菜茶茶芽为原料，干茶外观特征芽头紧瘦、微微卷曲、黑色居多，一些芽尖上略带金黄、通体油润。而那些全黑、全褐或全金黄的芽茶肯定不是桐木关的。桐木关金骏眉香气为天然的果香、花香、蜜香、玉米甜香，且持久悠长，闻起来是一种让人心情愉悦的感觉。
而仿制的闻起来不是火功香、就是薯香或者焦糖香。不光品质，而且价格也是差的很多，桐木关的金骏眉光茶青就要七八百一斤，四斤多茶青做一斤干茶，成本就要3500多块，高成本就要高利润，一般没有五千来块起是买不到的，不到这个价格能买到的肯定不是正山菜茶品种。
而广西三江产的“金骏眉”都是以福云六号品种为原料，干茶可能一两百一斤都能买到，差别不是一般的大。
但以颜值论茶的小白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下图2金毫满披的“金骏眉”。
600多一两的桐木关正山金骏眉
248一斤的三江“金骏眉”
三、品种有茶友会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同一棵茶树上采下来的茶青可以做成任何茶呢？理论上讲是没错的，但是每个茶树品种都有自己的适制性，比如龙井43适合做绿茶；福鼎大毫适合做白茶；柿大种适合做太平猴魁；肉桂适合做岩茶；鸭屎香适合做单从；云台大叶适合做安化黑茶......这些茶树品种的适制性是几百年来各地茶人们摸索总结出来的经验。
所谓一个品种的适制性就是它加工成某类茶的最佳品质表现。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创新茶，反其道而行之未尝不可，但如果难以得到最佳的品质口感，作为口粮茶并非最佳选择。
四、工艺工艺分采摘工艺和制作工艺。绿茶界有个顽固的通病，那就是以貌取茶，不管是制作流通环节、还是消费群体，都是要好看的，芽叶要越小越好，色泽要越绿越好。红茶大多数时候也是芽叶、条索越小越好卖，口感如何再说。
茶乃饮品，要入口的东西肯定是香气和滋味的内涵第一，而非以形和色的外在取胜，当下这种本末倒置的取舍风气或习惯非常不利于茶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会让人们在选择口粮茶时产生误区和误导。
如同很多美女的颜值与内涵不匹配一样，很多茶叶的颜值也与内涵不成正比。但凡颜色绿翠欲滴、鲜活漂亮的基本不好喝，又苦又涩又锁喉，空有一副好皮囊。这样的茶基本没有做干，含水量偏高，也不适宜保存。倘若干度做到4%（含水量）以内的绿茶会呈黄绿色或墨绿色，只有这样的干度才能泡出炒青绿茶应有的香气和滋味。
外貌丑陋却兰花香四溢的舒城小兰花
颗颗芽头、绿翠欲滴的名山蒙顶石花，干茶含水量很高，青涩、寡淡毫无品饮价值
最后，讲几点去茶店、市场选购茶叶小技巧：
1、抓一把茶叶哈一口气，立马去闻茶叶有没有香气，如果是绿茶一般做到位的茶叶会有火香、板栗香、豆香、花香等香气，如果能闻到烟火味、馊味、青臭味无需再看。如果是红茶只要原料好工艺到位会散发怡人的花香、果香，一般的泛薯香、薯蜜香，再次焦糖香，如果有酸馊味或者闻不出气味就别再看了。
2、拿起一片（根）茶叶放到门牙上咬，酥脆的合格，外酥里韧的干度还不到，有点韧劲的含水量较高（如上图蒙顶石花，就是典型的金宝其外败絮其中）。这样的茶叶哪怕闻起来有很好的香气也是表香，所以最好还是冲泡一下来确定是否真的好喝。但晒青类茶叶除外（如普洱生茶、晒红这些茶含水量会高一点，达不到酥脆的程度，太干了反而不易转化）。
3、如果干茶闻起来尚有香味，开汤后却香气消失，而且滋味寡淡有水青气、或稍有沤味的则要怀疑是否是雨天采摘制作的，不选择。
4、同样的日期、天气、品种和工艺的茶类低海拔的香气平淡、滋味苦涩或寡淡，高海拔的则香气悠长、滋味甘甜鲜爽。但也不排除用创新工艺提高香气与口感的绿茶和红茶。
以上检测方法适合一切绿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