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普普洱茶

这是五大茶山统一的时期。1927年，普洱道尹徐为光在普思沿边改设县治，第六行政区改为象明县，1929年象明县撤销，倚邦及所属茶山划归普文县，易武及所属茶山划归镇越县。至此，五大茶山的统一时代结束。

象明县印

象明县在历史上的存在仅不到三年，其中第一任县长陈泽勋卸任时因“交代不清，辄乘间潜逃。显系亏空公款”被省政府在全省通缉。第二任县长是邓大治。

晚清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性小说，揭露官场的腐败黑暗。民国初始，除旧布新，大部分官员还是为官一任，服务桑梓。而象明县长邓大治却是个奇葩，其所图与晚清小说中的官员可比高下。

1928年5月，邓大治被省政府委任景谷县县长，但此时普思沿边属普洱道尹徐为光管辖，地方官员的任命还须道尹认可。徐为光自己任命的各县县长省政府也未正式认可，徐为光与省政府的角力还在进行中。在这一敏感的时刻，邓大治从省城昆明来到了普洱要面见徐为光，听候训示，办理上任时相关手续。

到了普洱，奉指示要等候几日才能召见。邓大治多次请传也未得到徐为光召见，也未允许其到景谷县上任。等候十余日，得到的委任是到象明县任职。

邓大治说：

“县长位卑职小，又系属员，何敢违抗，只得遵令含泪张落旅费驶诣象明，接印视事。”

邓大治到了这个他所称“极边远、瘠苦之普思殖边第六区新设之象明县”，看到的是边界连英法，汉夷杂处，该县又值兵燹之后（指徐为光擅自在普思沿边改县后，柯树勋之子柯祥辉两广兵变占领象明县，后又为徐为光部收复），地方要政百端待整，财政困难已达极点。

茶山晨曦

8月，邓大治到象明县已月余，各项要政之事皆无款办理。“一事无成，愧疚至深”，这是他的口头表述，前一句是实话，后一句却未必。他认为他做到的是“凡事推诚相与，士民悦服，地方安静”。

在这“极边远、瘠苦之县”，待了月余，他实在按捺不住于8月24日给云南省务委员会去了一涵，要求还是要到景谷县去任县长。函中所写：

“伏思在省同受钧会任命委之澜沧、镇沅、元江各县长均已到省委之任。惟县长道尹不予到景谷任，竟改委之象明。午夜以思，不禁潸然泪下。也闻现代理景谷县长在任已久用，敢不揣冒昧仰恳钧会严重政府命令，饬普洱道尹赏准县长到景谷县之任。俾得力图报称感戴。”

邓大治的此函汇报了改委象明县县长的经过及象明县的简要情况，提出要严肃省府命令，还他的景谷县县长一职。从面上看似乎是维护省政府权威，其实是将省政府拿在火上烤。徐为光掌控的普洱道此时并未完全臣服以龙云为首的云南最高地方当局，双方的博弈还在进行，只是没有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邓大治信函

在邓大治到普洱期间，徐为光已经就其任职问题给省政府表明了态度。徐为光呈文中说：

“景谷县系著名瘴乡，政务殷繁，年来匪患频仍，尤非精干之员实难胜任。该新委景谷县县长邓大治年逾古稀，精力衰减，并次奉委南来已属毫无政绩，今若任景谷殆有不宜。查有象明县气候和平，政务清简，当经由道权将该员调委象明县县长，该员并属欣慰，并令赴任。窃道尹之酌将该员调任者，并非阿私，实为因地择人。”

文字虽短，含义丰富。文中特别提到“邓大治年逾古稀，精力衰减，并次奉委南来已属毫无政绩，今若任景谷殆有不宜。”但还是给了省政府台阶“由道（普洱道）权将该员调委象明县县长”。注意这里用的是“权将、酌将”，什么意思自然双方都明白。

徐为光、邓大治的呈文都到了省民政厅，地方官员的任免是由民政厅负责，民政厅自然明了个中曲折。

在向省政府主席龙云报告情况时，民政厅写到：

“徐道尹前以省委景谷县长邓大治，年老无为不合赴任，嗣委以道设并奉核准之象明县，其意已属从宽。至景谷则由道委朱联第，省政府并曾加委。该邓大治不知事势，当欲求到景谷任。即使省政府照准，试问处在徐道尹权力之下岂能安稳。现在普属政权尚难统一，该县案并未定，拟指令从缓议。”

又说：

“该员虽系省委之景谷县县长，然本管徐道尹以其年老不能罔治，调任未经核准之象明县，尚属不幸中之幸。殊不知省政府即予照准，而道尹必致加以梗阻，甚至籍词更换，将奈之何？拟录徐道尹前番考语，令其稍安勿躁，警醒之。”

这是民政厅报省政府内部的行文，所以情况讲得直截了当，还要将徐为光对邓大治的考语发给邓，令邓“稍安勿躁，警醒之。”

省政府在10月给邓大治的命令没有那么直接，命令说：

“该管道尹对该员之任景谷早有微词，呈请更调，乃为行使其职。该员调任盖体恤赴边之不易俾得借枝栖也。仰即善会此意，并任循分供职，稍安勿躁。切切此令。”

用白话说就是，道尹对你去任景谷县长是有意见的，在此局势下，你能得到一个县长职位借枝栖也已是不易，要善会此意，供好职，稍安勿躁。

邓大治能够“善会此意，警醒之”吗？

没有，邓大治不管什么道尹与省政府的关系，就是大火漫天那也是你们的事，我就是要到景谷县任县长。他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

1929年2月，邓大治再次给省政府、省民政厅厅长写了一份长文，标题是《呈明下情恳请改委救济而免赔累事》，中心意思是你们必须让我到景谷县任职，否则我会赔钱。

他在文中说：

“地方改为县治必须是种大烟的烟户众多。财力丰富，地方官行政经费有盈无拙乃能于地方各要政次第办理。象明系倚邦茶山即普思沿边第六区，四面崇山峻岭，纵横数百里皆荒山旷土，由县到漫乃、整董百十里无人户居住。人民种山度日，迁徙无定。山脚河边箐沟纵有田地，烟瘴甚大，无人敢去耕种，皆尽荒芜。只有整董平坝，田地亦多。论地面之辽阔改两三县尚有余，而人民稀少，财政之困难，难设一县而不足，钱粮赋税俱无，设行政区时，只能抽收门户作行政经费。此全县人民只三千户左右，除鳏寡孤独赤贫不能上纳门户外，历年门户收入只有二千数十元，勉强敷衍行政员经费。一经改县行政费用仍按照门户来收，不敷甚巨。”

设县的经济基础根本没有，怎么又搞起来了？这是谁的责任？邓大治说：

“前县长员陈泽勋想做县长之心甚切，经道尹提议改县遂花言巧语欺饰，耸动道尹不计地方人民财政如何，骤然改为县治。该员复粉饰铺张，委任财政、教育、实业、团保、警察各局局长，呈报道尹五局三科均已成立。自谓这些人员均系精明谙练之员，能振兴县治。其实一样款项未有，一事皆未成立。捕风捉影，贻害后任，诸事难以办理。”

邓大治文述前任陈泽勋所为应该不谬。

倚邦茶马古道遗址

邓说，我本来是奉省政府命令委署理景谷县长的，景谷地方富裕，各项政务皆可振兴，经费宽裕，用度不愁。没想到徐道尹遂将我改调代理新设县治之象明县，属下何敢违抗。我私下揣摩以为只有在象明代理到任数月，俟景谷县长朱联第任满可再求到景谷县任，谅无不准。接到省府指令后才知道徐道尹将本人改调象明县是指不许到景谷县任，我是虚受省府的委派了。邓大治感到冤啊，比窦娥还冤。

邓大治说：

“象明接壤法越，汉少夷多，衙署竹篱茅舍，东倒西歪，办事科房、监狱、税卡全无，实不成一县体制。而地方穷苦，人民刁顽，事务之复杂，财政之困难，全滇首屈一指。不惟新设县须应办各要政不能办到，即开支收入亦属不易，惟有循分供职尽心力而为之。至于行政经费地方钱粮赋税一项未有，只能指望抽收户折作县署俸公，象明县历年户折收入实只有二千零数十元，原来道尹训令新设各县政费可月支二百元，后又出尔反尔，说只能照三等县实支。照三等县支出，月只一百三十元，这怎么能够，就是月支二百元亦所不够。地方百物昂贵，署中伙食、灯油及科长、书记、司法办公各费月需三百元。呈请道尹设法补助，奉令碍难照准，饬其就地设法，这势必向人民索取”。

他说：

“地方人民穷苦万分，既遭兵燹，又值岁歉。米珠薪桂日食尚且难度，即按每年每户上纳户折一元八角亦难收得，何忍再事苛求。是有县之名无县之实，就地解决实无可设法。”

从以上文字看邓大治反映象明县设立后的窘迫，也是当时五大茶山的客观反映，茶山已经衰落，设立县治其实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邓大治好歹还心存怜悯，不忍对人民下手，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邓大治的目的不是要反映这些情况，而是落在他到象明县任职亏钱，而到景谷可大捞一笔的点上。请看他的下文。

他说，我被省政府任命状委署景谷县县长，景谷地方丰富，这个官职差事甚好（缺分甚优），借贷旅费亦属容易。我当时由景谷在省商号借贷旅费千余元启程赴任。普洱道尹系主管长官，我作为属吏者应当晋谒后再到景谷接任。我已查明到景谷是个好差，除开支费用外，每年还可经常结余一万数千元。奉省府任命委署景谷县县长这是我际遇。我已经抱定到任后“清、慎、勤三字官箴”，爱民为本宗旨，地方应兴应革各要政，振刷精神，认真办理，以期报答上峰厚爱于万一。在民国，邓大治如此赤裸裸地将官差与金钱勾连，实属罕见。还谈什么“清、慎、勤三字官箴，爱民为本宗旨”，看来“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才是他的座右铭。

倚邦老街

邓大治最不愤的是，怎知徐道尹要关顾自己换帖兄弟朱联第在景谷发财，遂鄙视省府命令不许本人到任。他说，用人之权操之于上，纵要将本人更调何处亦当体恤我由省跋涉远来，花费夫马旅费不匪，委任一个政费无缺，不使赔钱的县方合公理，缠足以服人。

他说，“我在普洱所等候徐道尹召见二十余日，资助与挑夫伙食旅费又多耗费二百元左右，道尹特选一个新设县治极边远、穷苦，政费又不敷支出的象明县让我去。”

“彼时由省来之旅费业已用完，进退两难。欲不到象明又不许到景谷，坑在普洱何以了局，只得借贷旅费驶赴象明。”

本人不敢不服从，只得含泪又向普思商号借贷旅费驶赴象明接印视事。本人业已负债二千余元。到任至今由省来之旅费尚不能清偿，到任期满了还在负债真不堪设想。

邓大治说，景谷本是地方富厚，政费有余之县，十个象明县也不抵一个景谷县！而道尹不讲公理，任用私人，竟将本人改调政费不敷之象明。想道尹系一方面大员，用人行政应秉公处理，就因关顾私人关系，将我无辜更调陷害，这让我实难缄默。

“现在共和时代，不平则鸣，是以不避斧钺，冒昧渎呈，仰恳钧府俯念跋涉远来设法救济，或改委我任一处厘金厘员或调一盐务差事，以免本人因负债流落于边隅之地。”

邓大治对徐为光的一腔怨气终于喷发。

邓在文中最后说：

“自设行政后所有委员皆委思普人来署理以其临近而省旅费也。……今到象明县已十阅月，由省来之旅费尚不能还清……呈请钧府念由省远来垂怜救济，俾免赔累庶使（本人）残年余生得回省城。”

此封长信发出后，邓大治意犹未尽，又在四月三日单独给省民政厅厅长又写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意。

没有查到邓大治的履历，不知道其是如何被委任为景谷县长的，如此赤裸裸的将任职与可挣钱多少紧紧挂钩，并不知廉耻地反复提出，实属罕见。还知道是“共和时代”与晚清之腐败官吏有何差别。

对于如此不知廉耻的官员，省民政厅和省政府在他的呈文上留下了这样的批字：

“卑鄙至此何以临民！”

“专从缺分之优劣计较，其治绩可想而知！”

“该县长不明政局，不读试章，惟以个人缺分之肥瘠为言，殊属无可开导！拟置不答。”

对于邓大治及前任陈泽勋的治绩，1929年6月，象明县第四初级小学卸教员康馨有过痛心的记载：

“倚邦公益要政则教育完全废驰，实业不行振兴，义仓消缩，道路茅塞。凡历任苦心之所经营创办者皆退化于无，何有之乡矣。种种流弊指难胜屈，曾几何时又復前清之黑暗矣，而地瘠民贫则又过之。”

……

“且二三年来倚邦人民充饥者皆苦黄精，董梭粉，象耳果，民国草山药，包谷等杂扮而食。鹄形菜色，黯然可掬。”

1929年8月16日，省民政厅拟文将象明县撤销，这固然有其经济基础不敷原因，而几任腐败、昏庸的县长也是重要的因素。

李路

2021年8月24

本文基于民国时期档案，勾勒出“六大茶山奇葩县长郑大治”的一段往事，呈现了当年思普沿边行政管理的一角。当时的行政管理极度混乱，且官员素质参差不齐，同时对茶山管理极其糟糕，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茶山的发展。通过此文可了解民国时期真实的普洱茶六大茶山管理情况。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

▲石屏文庙，图片由作者提供

石屏人很早就有“走西头”的说法。所谓“走西头”就是“走夷方”。由石屏去元江、去宁洱、去普洱、去六大茶山、去普思沿边，甚至去越、老、缅、泰等国。

康熙《石屏州志》载：“在州西八十里往元江路旁，万山中立一大石，广丈余，上有马迹数印”，称为“龙马古迹。”可见石屏人闯荡天下的精神寄托。

清代，属普洱府思茅厅管辖的“六大茶山”即早期记录的“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漫撒（后为易武取代）六茶山”是石屏人较早开发的一个区域。不迟于清雍正年间云南的普洱贡茶即由“六大茶山”采摘、制作，贡于皇家（关于六大茶山山头名字变化详见笔者《六大茶山文字记载之源起》一文）。

▲古六大茶山茶园，图片由作者提供

道光十八年（1838年），易武《断案碑文》记：“张应兆、吕文彩等均系隶籍石屏州。吕文彩等叔父辈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前由土官招到易武栽培茶园，代易武赔纳贡典，给有招牌已经多年。”这是较早记录石屏人在六大茶山种茶的记录，而去茶山贩运茶叶的经营活动应该更早。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六大茶山的漫撒茶山石屏会馆建成。世袭管理茶山一带地方部厅曹氏土司，世袭管理易武一带地方司厅伍氏土司都捐银不少。赐进士出生蒙化厅郡人卢錞在碑文中记：“今圣德天威所到，过去荒陬僻壤，人迹罕至的茶山，现在已是“肩相摩，毂相击，趾相错也。”滇省僻处天末，石屏是其南郡，茶山又是其远郡，漫撒又是茶山之小者也。然而石屏人往来于兹如履坦途，无瘴疠之忧，无虎兽之患。空手而来，满载而归，实在有不少这样的人。这不仅仅是圣治之德威，其中亦有神助吧。然而离乡背井出入于蛮烟瘴雨之乡，栖息无定，客舍未安，不能使同乡亲善和睦、共同发展。岁丁未，石屏人相聚而言，在内，石屏大商贾有商会，在外，远至普洱各县皆有会馆。漫撒虽然简陋，但怎可无之？今经各方捐金若干，会馆已初建成。会馆有大殿、陪殿、厢房、厅堂，巍然可观。大殿中供神武大帝，陪殿左为财神殿，右为山神土地祠和灶王爷，其他杂物陆续置备。今后石屏人往来可得憩息之所，而四时更换之时，祈祷、酬愿者，敬於斯、饮於斯，无异在乾山异水之间也。扬圣治之威，托神灵之佑，和睦乡谊而安旅人，一举而众善备焉。

漫撒石屏会馆建成标志着易武漫撒茶山兴盛的开始。

六大茶山道路艰难，自古是穷崖绝献，蛮烟瘴雨之乡。为兽蹄鸟迹之所经，其间山谷之溪间，成为崎岖险阻者。由易武至倚邦中间隔着磨者河。此处峰险谷深，每当夏秋雨季来临，连续五六个月的大雨、山溪河谷波涛泛滥，飞流迅湍。这时只能靠两岸的绳索将船拉过去，这是无奈之举。

▲石屏袁嘉谷旧居，陈云峰摄

道光十六年（1836年），磨者河上的永安桥经官绅集资终于建成。碑文中捐款的石屏人有：石屏王乃强捐银壹佰两；石屏贺策远捐银壹佰两；石屏何镛安捐银陆拾两；石屏何超地捐银拾伍两。

道光三十年（1850年），茶山又修圆功桥，并立碑记事。碑文为石屏人张理堂题，刻碑为石屏人武绍竟。

桥梁乃交通之咽喉，古往今来，架桥修路都为大功德。

民国二年（1913年）五月，袁嘉猷等向云南都督府呈兴建石屏小河底河桥。袁嘉猷说：“石屏、建水往来元江、他郎、思普茶山的大道中隔一河，距城九十余里为小河底河。冬令水涸时褰（撩起的意思）裳可涉，一逢夏令大雨滂沱则山水暴发，行人到此惟有望洋兴叹。欲退则无旅店可投，欲进又无船支可渡。露宿风歺，染瘴而歿者时有所闻。间有情急势迫，刻不能待，冒险过渡飘流淹死者则又屡屡有之。以前屡经提议在此建筑铁桥以利行人，然一苦于无人牵头负责，再苦于无钱进行，议了又停，停了又议，建桥几已成为套话。我等念切家乡，责所难辞，因邀集同人筹商，仍按照前议，于此处建造铁桥一道，大致估计约需款二万余元。”

民国二年，蔡锷等刚刚推翻清朝在云南的统治，百废待兴，当然不可能为一个县的建桥进行拨款。袁嘉猷等提议建桥所需款额向个旧，石屏，建水及思茅等处凡于此桥有关系者，量力劝捐，虽非咄嗟（很快）可办，也不致落为空谈。

袁嘉猷为袁嘉谷的三哥，其书法称为袁家之最，可惜今已罕见。此时袁嘉谷已回到云南，在省城任参议员。

袁嘉猷等还提出，建桥之事若无一人总揽全权，则形同散沙，很难进行下去。他们建议，现任石屏县知事周汝釗热心公益，办事实在且又熟悉工程，由他充任总理，我等绅士再协同襄赞，则此桥之建成试目可待矣。伏乞充准即日加给委任令，俾得筹商一切。

袁嘉猷等的建议很快得到云南军都督府的批准。

云南民政长下达了指令第三百八十一号：“令石屏县知事兼建小河（底河）桥总理周汝釗；内务司案呈据石屏县绅士袁嘉猷等呈称为工艰费巨筹画需人，恳请委任总理以专责成事。……当经批准令委。应仰该总理会集正绅筹措款项，妥订办法，尅日兴工以期早日告成，是所厚望。切切此令。”

民政厅的内部办文中还有这样的批语：“即函驻省城个（旧）、蒙（自）各绅为协理，竭力劝捐，并请函建水、他朗（今墨江）、思普各茶帮捐助及呈请都督、民政长发起募捐事宜。”省里给的这个力度是空前了。

石屏县知事兼建小河底河桥总理周汝釗确实是个办实事的人。他首先在袁嘉猷等人的襄助下开出了在全省各地石屏绅商人士的劝捐名单，人数超过百人，可见这时石屏商帮的实力。

在此名单中我们看到了在清末民初思茅及六大茶山最赫赫有名的几个大茶号。这些茶号的老板当然都是石屏人。

雷朗然——清末民初思茅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茶号“雷永丰”的老板。《思茅镇志》载，雷逢春（字朗然，号雨峰，石屏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雷永丰”号从石屏迁入思茅。雷逢春生于1853年（清咸丰三年），他的大部分经历是在清代。民国二年（1913年），他被选举为思茅商务分会总理。同年6月，雷辞去总理，告老还乡，回到石屏。1921年，雷逢春当选为云南省第三届议会议员，1926年去世，享年73岁。其长子雷恩溥曾任云南总商会公断处处长，1921年左右任过云南总商会副会长。“雷永丰”当时在思茅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从下一个文档中可窥见一斑。民国四年（1915年）九月十一日，思茅海关监督在给省财政厅厅长刘钧文中说：“三年公债全省认购者惟思茅一处，除息银339元已据思茅富滇分银行拨兑，于七月二十七日照数收訖外，现公债票已到省厅，相应备文，赍请贵厅烦将带到三年公债票点交，托雷永丰号给领，解回以便转发。”公债票的领取，本应由官方行为，海关委托“雷永丰”号到省城解回足见对其的信任，也可知其当时的社会地位。

▲“雷永丰”档案，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国十年（1921年）十二月，思茅县知事张舜镛向省府报送本地茶叶产销情况及样品时唯一上报的样品就是“雷永丰”加工的“元茶”和“紧团”。在民国二十年代前，思茅茶业以“雷永丰”为代表是没有疑问的。（详见笔者《雷永丰茶号的盛衰》一文）。

刘向阳——即易武“同庆号”的老板刘葵光，石屏宝秀吴家营人。“同庆号龙马商标”上的文字写“本庄向在云南久历百年字号，所制普洱督办易武正山阳春细嫩白尖。”以此结合刘氏家谱判断“同庆号”开办的历史大致可追溯到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左右。刘向阳的父亲刘顺成不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已在易武做茶。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刘向阳与杨吉三合伙后“同庆号”资产得到迅猛发展。到民国初，其“同庆号”茶品在香港及滇省已声名鹊起，成为假冒的重点。1917年六大茶山修筑磨者河上的承天桥，工程耗时两年，其建桥所需银两的一半为刘向阳所捐，这可看出“同庆号”资金的雄厚。刘向阳在易武经营茶庄几近五十年，1942年11月10日，刘向阳就任镇越县易武镇商会主席。其子刘鹤年石屏中学毕业，1942年任易武镇镇长，1944年底被选为镇越县临时参议会会长，1945年被评为镇越县公正绅士。

向质卿——即易武“同兴号”的老板，石屏定心寨人。其1935年后销香港茶叶的大票中有这样的文字“相传五世、历年壹百五十余载。”按这个推算，“同兴号”大约在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左右开办。向质卿1875年（光绪元年）生。清末，他所制的贡茶是迄今为止唯一仅见留存在宫廷中打有私人名号的贡茶。

现仅存唯一的一块向质卿制茶由故宫博物院调拨给杭州中国茶叶博物馆收藏。茶为方形，长宽均为12.3厘米，高3.5厘米，重约250克。茶的正面是汉文的“向质卿造”4个字，文字向上凸出，背面则盖着满文印戳，茶色已成栗红。

茶庄贡茶在历朝历代均有，不足为奇。但打有私人名号的贡茶确实罕见，这是皇家的认可和高度的荣耀。向质卿这样的底蕴确实是唯一。

袁嘉猷发起修建小河底铁桥的劝捐名单上还有：易武的黄荣发、朱平安、黄家珍（同昌号）；倚邦的宋慎安。由于历史的久远和史料的缺乏还无法将这些人物与相应茶号一一对应。

捐款到位后建桥也拉开了序幕。铁桥位置最终选择在距石屏县城40多公里的邑胡寨山与阿乔寨山之间，是石屏跨越小河底河进入元江、普洱、思茅等地的唯一通道。冬季水枯，铁索桥的建造开始动工。在河两边已砌好的岩石上，石匠们按照要求在两岸岩石上分别把十一个石洞凿好，并在北端固定死铁链。铁链另一端用棕绳牵引，由骡马拉至对岸。当十一根铁链都被连接好以后，再用绞盘绞紧铁链。为使铁链牢固，再在两扣铁链间用铁榭连接。最后，铺上坚硬如铁的黄杨木。铁索桥建成于1913年，跨度38.7米，由11条铁链，每条铁链299扣环联接而成。其中9条铁链平行作为桥道，2条铁链作桥道两边的扶手。桥面宽3米，上铺黄杨木板。西北向桥墩面阔22米，进深14米，高11.5米，全为青石所砌，并有暗榫联嵌。东南向桥墩面阔10米，进深11.8米，高8.7米，基础建于河畔巨岩之上。桥墩上建桥头堡，铁索桥上建木结构走廊，廊顶上铺青瓦。此桥中部拱起，两端下垂，状如长虹，人称"铁索锁狂蛟，长虹挂廊桥"。一九一三年，铁索桥正式使用。

▲石屏小河底铁索桥，陈云峰摄

铁桥建成，险水变为坦途，雨季也可通行，石屏与普思沿边的联系更加紧密，石屏商号在六大茶山和石屏两地制售茶叶的活动也进一步发展。

1917年10月，官方对石屏县茶业调查中记录：“仿普茶办法而经理者在（石）屏已有商十余号。”并说“茶叶一宗就屏揉造者填之，而普茶入境批发者未列。”这十余家在石屏仿普洱茶制法的石屏商号自然不包括那些已在六大茶山经营多年的商号。

仿普洱茶制法的石屏本地商号并不是仿冒别家的品牌，而是学习普洱茶制法，他们也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官府记载这时的石屏茶号商标名牌有“双燕”，“长春”，“同源祥”等

这些茶号就住址居屋招工揉造，就揉址批发或发归省茶行批发，代售。出名的经理人有何楚珩，余凌轩等。石屏所制茶叶计每担三十筒，又每筒七元重四觔。

▲石屏古建筑，图片由作者提供

此外，官府还记录了石屏茶商的一条重要信息，说：“近二十余年由普洱易武山传种于元江之猪羊街乡，其地与屏毗连，多为屏商做之，近已销出香港，百色等处。”从1917年前推二十余年大致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易武茶叶传种于元江猪羊街。石屏与元江毗邻，元江茶叶多为屏商做之，学习了普茶制法后，在1917年前已销出香港，广西百色等处。石屏茶商带动了元江茶叶的发展。

清代就在六大茶山开拓的著名茶号也同时在茶山及石屏两地制售茶叶。如：

向质卿的“同兴号”。在其筒茶的大票中有这样的文字：“(一)专办易武倚邦正山同兴向质卿上印茶庄元茶；(二)专办蛮松正山同兴上印荷花纸包凤尾茶；(三)兼办易武同顺祥向绳武茶庄元茶；(四)向庆记向寿山督造；总发行云南石屏同源利西正街。”

刘向阳和杨吉三的“同庆号”茶叶内票文字上曾有“总发行云南石屏同庆号制造厂易武同庆号刘向阳”。杨吉三与刘向阳在石屏总号的房屋占地800多平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米，五天井，至今留存。

1917年7月，“乾利贞”、“宋聘号”的商标申请书中提到其在“易武茶山”，“石屏太史巷等处”都设有茶号。

清末民初，“乾利贞”商号已由石屏袁嘉谷家族掌控。

民国六年十二月，蒙自道尹繆嘉寿给石屏县知事聂培煋的训令提到“奉省长公署第1066号指令，实业员袁丕训办理实业年限成绩一案呈悉，即经该道尹查明该袁丕训历办棉茶实业达八年之久，目充商会职员达三年以上，均克尽厥职。”袁丕训为袁嘉谷二哥袁嘉谟的儿子，省长公署下文对其评价为“历办棉茶实业达八年之久，目充商会职员达三年以上，均克尽厥职。”这是很高的荣耀了。

1917年7月，“乾利贞”的商标申请书附粘的商标纸样上加盖有“袁谦六”的印记。袁谦六即为袁嘉谷大弟袁嘉壁。直至1940年，袁嘉壁还以“乾利贞”负责人的身份代表茶业公会参加了石屏商会的改选。“乾利贞”在易武茶山的经营活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

1940年4月，“乾利贞”的袁嘉壁；“同庆号”的杨吉三（杨同庆）、刘向阳（刘同庆）；“同兴号”的向质卿和“协盛祥”的杨华庭代表石屏茶业公会四十八家茶号和个人出席商会改选。这是石屏茶业的鼎盛时期。一个县在同一时期有四十八家茶号和个人做茶，这在全省十分罕见。

民国时期从石屏到易武的路线大致为，石屏至杨武、元江、他朗（墨江）、通关、普洱（宁洱），由此转向江城方向。由普洱到江城勐烈街420华里，计6个马站：江城勐烈街一三家村一丫口寨一曼兴一铁厂河一草皮街一宁洱县城。由江城到镇越县易武镇350华里，计5个马站：江城勐烈街—阿树一漫滩一漫乃一漫撒一易武。

也有直接从墨江到江城县的路线。墨江——哪喊——三星街——龙塘街——曼心——半边寨——大路边宝藏乡——坡脚——江城。

靖国战争后，云南进入各派不断争夺的年代，对地方管控力大大削弱。三迆大地上不法宵小乘势集啸山林，结帮为匪，抢劫商旅。这时横行于滇南一带有名的土匪团伙已有禹发启、杨友堂、龚铁匠、小李自洪等十多伙，而吴学显匪帮更是显赫一时。滇南土匪抢劫商旅已成常态。

石屏商人“走西头”已成危途。这一时期我们看到残存史料中记载有：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宝秀吴家营商民刘兴宗（商号荣春和）因往易武贸易，随带有毛瑟枪二杆，子弹一百发。请县长发给护照。”

“民国十七年（1928年）十二月四日，商号乾利贞商民刘培元因赴元江进易武一带贸易，随带有一字改枪三杆，子弹三围，以图自卫。恳请发给护照而免沿途盘查阻滞。”

▲石屏商号进茶山带枪呈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民国十八年四月一号，商号瑞和祥宝秀商民佘万清赶马往思茅茶山等处贸易，携带有九响枪二支，土造一字枪二支，土造五字枪一支，子弹各五拾颗。窃恐沿途关卡阻滞，特请发给护照，以便耑行。”

这些历经百年各种变动后残存的史料当然只是当初石屏商号进茶山的一角。

不管前面有深山激流，还是瘴烟蛮雨，匪患重重，民国时期，石屏人对普思沿边，对六大茶山的开拓始终没有放弃。

百年后当来到袁嘉猷倡建、周汝釗主修的小河底河铁桥时，十一根粗大的铁索依然静静地横亘在幽静的山谷中，而桥亭木廊早已灰飞烟灭。寂静的山林，人迹罕见，百年的等待难道是为你今日要留下一个印记？

山风袭来，百草丰茂，虫鸟争鸣，耳边突然响起石屏人王毅写的词句：“千余年普洱，成名尤记石屏邑。八百里云烟，老马梦回易武山。”

石屏古城，那一座座明清老宅里还尘封着多少不为人知的传奇。

本文部分所引史料由石屏县档案馆提供，在此深表感谢！

2020年9月8日定稿

本文是关于石屏商号与古六大茶山的研究，对“袁嘉猷倡建小河底河桥”这一历史事件，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还原了当时石屏各大商号在六大茶山的经营情况。

文章对古六大茶山的发展历史，及石屏商号对古六大茶山开发的历史事实进行了阐述，也对石屏商帮开发古六山的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度还原，是一篇了解云南普洱茶古六大茶山历史的精彩文章。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

来源：兴屏号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