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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饮茶习俗与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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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价值意蕴与申遗意义

作者简介

范建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大益智库院长,云南省社科联原主席,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担任国家行政学院、云南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四川大学特约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特约研究员,财政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化产业协作体专家委员会委员。

邓子璇,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乡土文化与乡村振兴。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村落影像文化志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成果,全文转载自《农业考古》2022年第5期

摘要

当前,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已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若申遗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茶为主题的文化遗产。因此,探究其价值内涵及申遗意义显得极为迫切而重要。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拥有种植年代久远、活态保存千年万亩人工栽培型古茶林,是中国西南地区世居民族延续至今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典型例证和人类早期茶种植模式的活化石,拥有以布朗族、傣族为代表的山地民族在充分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基础上凭借智慧凝炼出的独特土地利用技术、村寨建设技艺和传统手工制茶技艺,是生态之真、人文之善、风貌之美协调联动的智慧山地人居新范本。充分挖掘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的意义所在,对于确立中国作为世界茶叶原产地地位、弘扬中华茶文化、充分发挥茶科技水平以及做大做强中国茶产业、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目标,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遗产价值;现实意义

作为当今活态保存最完整的文化景观,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被中国列为2022年首选推荐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全面综合考察研究景迈山古茶林的历史成因、文化价值、生态意义以及现实保护、开发利用等相关问题,无论是对于人类农业发展史还是古茶林自身的文化景观价值以及其隐含在景观表层下的民族植物学、文化人类学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思考而展开的探讨。

一、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的时代背景

茶,与咖啡、可可一样,并称为世界三大非酒精类饮料,在全球消费链中占据着重要的经济地位,据统计,全球产茶国和地区达60多个,茶叶产量近600万吨,贸易量超过200万吨,饮茶人口超过20亿[1]。当前全球已有咖啡、葡萄、龙舌兰种植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以茶为主题的文化景观遗产项目依旧处于空白状态。作为人类和大自然共同创造的杰作,茶不仅是最佳的植物饮料,更是中华文化的媒介符码,它承载着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是中华农业文明对人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中国是茶和茶文化的起源地,茶之于中国,就如同咖啡之于巴西,红酒之于法国,啤酒之于德国,作为一种日常的存在,可谓不可或缺。从上古时期神农尝百草发现茶的药用功能,到唐代饮茶之风蔚然盛行,到宋代茶艺、茶道已成为文人风雅标识和市井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明清时期茶叶通过大航海货船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茶穿越历史,跨越民族和国界,在中华文明与外域漫长的交往进程中扮演着外交使者的重要角色,是我国向世界传递和合文化、展示风雅形象的中华名片,也是以更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方式与世界对话的桥梁载体。

2019年12月,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5月21日确定为“国际茶日”,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茶产业、茶文化的高度认可和赞赏。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园考察时,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以深化茶文化交融互鉴,实现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21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时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是人类文明赓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全面、系统地开展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申报工作,推动古茶树种植园林有机、可持续演进并传承中华茶文化,既是真正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之需,也是筑牢中国茶文化在世界茶种植、制作、品饮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提升我国茶产业竞争力和知名度的内在要求,更是保护全球生态、文化、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重温人类文明记忆的有效路径。

如今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茶树属于山茶科、山茶属、茶组和变种,以及它们之间的杂交后代,是由野生茶树自然演化和人工驯化而形成的茶树类型,据科学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全球著名的古第三纪孑遗植物庇护所,也是山茶属的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2]。在云南澜沧江流域的普洱、西双版纳、临沧一带分布着大量的野生茶树、过渡型茶树和栽培型茶树,该地区栽培型茶树以乔木型、大叶种的普洱茶树为主,而景迈山古茶林就处于该区域的中心地带[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位于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惠民镇,遗产申报区和缓冲区涉及惠民镇下辖景迈村、芒景村、芒云村以及糯福乡的勐宋村,留存着1180公顷的古茶林和15个由傣族、布朗族、哈尼族、佤族、汉族等多民族聚居的传统村寨,被誉为“茶叶天然林下种植方式的起源地”和“人类茶文化历史自然博物馆”。申报遗产区包含5片规模宏大的古茶林、分布其中的5个布朗族和4个傣族传统村落以及古茶林之间的3片分隔防护林,申报遗产区面积71.70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119.28平方千米。当地世居民族在与自然动态调适过程中营建“茶在森林,村在茶林”的山地景观序列,在长期茶业生产生活实践中与族群原生性文化相糅合,形成“和、善、礼、诚”的茶文化体系,以及在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坚守“人、茶、地和谐共生,圆融统一”的美学具象空间,是景迈山古茶林与全球普遍存在的现代台地茶种植园相比所具备的特殊价值特征,也是全球森林生态农业开发、土地和资源利用可供借鉴的活态发展范式。

自2010年启动申遗工作以来,普洱市澜沧县在国家和省文物相关部门的积极支持和业内有关专家的鼎力指导下,开展了大量申遗基础性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初步成效。景迈山古茶林陆续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GIAHS)保护试点”“世界茶源”“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若申遗成功,其将成为全球首个以茶为主题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近年来全球诸多产茶及拥有悠久茶文化历史的地区,如与中国有着茶源地之争的印度阿萨姆和大吉岭茶区、日本宇治绿茶产区、韩国河东郡花开谷茶区、缅甸掸邦高原产茶区等,正在深度激活茶园独具鲜明地域特色的历史和景观资源,纷纷为可持续保护管理抑或申遗做足准备,在国际社会对茶业发展高度重视和投入支持的良性态势下,景迈山古茶林作为茶类文化景观的典型代表申报世界遗产,不仅是对遗产地多元价值的重新认知、传承延续与再创新,也是大力弘扬普洱茶文化、讲好民族故事和中国故事、做大做强茶产业的迫切需要,这于景迈山、于中国乃至全球茶界而言,都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

二、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独特意蕴所在

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文化景观作为新的遗产类型正式列入世界遗产体系,文化景观代表着“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4],与以往单维度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有机融糅以及人地互动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人类将自身生息需求、情感意志、审美趣向、精神信仰建构于真实的自然之中并通过实践参与形成的独特景观物象。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附录中,文化景观被划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其中“有机进化的景观”是指人类对土地及自然资源的智慧利用及催生的产业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5],而景迈山古茶林便是体现人地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内在关联和双向互动关系的有机进化类文化景观的经典案例。其“林茶互生,人地共荣”的自然-文化复合生态系统,向世人展示出原始森林农业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彼此阐发、交相辉映的生动图景,它揭示了世居民族与茶相互依存的真实样态,传递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天人合一”的哲思理念及所蕴含的崇高生存智慧,因茶而衍生的物质财富、精神生活和伦理秩序映射出茶这一灵性植物对当地民族向上向善处世之道、知识系统及美好生活意景的正面形塑,是景迈山古茶林传承千年依旧保持鲜活生命力最本质的写照。

(一)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见证中国作为茶叶种植起源地的重要实物标识

我国产茶区域分布十分广阔,东自东经122°的台湾东岸,西至东经94°的西藏林芝,南自北纬18°附近的海南榆林,北至北纬38°的山东蓬莱山,在气候类型上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个自然特区,涵盖全国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形成了西南、华南、江南和江北四大茶区。各地区广泛种植的栽培型茶树起源于野生茶组植物,是在人工选育、自然和人为杂交以及地理气候差异等诸因素交织作用下由山茶科树木向小乔木和灌木型茶树演变而来,据科学证实,中国西南地区是山茶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和起源中心[6]。第四纪冰川时期,大量物种灭绝,而地处北回归线地带的澜沧江流域的茶组植物得以孑遗幸存,之后逐步被驯化并大规模栽种。在世界茶源的核心地带--普洱市,发现了从茶树始祖逐渐演化为人工栽培茶树的五个重要阶段的典型实物遗存,即茶树始祖(景谷3540万年前的宽叶木兰化石)—茶树远祖(多地发现2500万年前的中华木兰化石)—野生茶树(镇沅县哀牢山千家寨2700年野生茶树王)—过渡型茶树(澜沧县邦葳千年过渡型茶树)—栽培型茶树(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

作为当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年代最久远、成片面积最大的千年万亩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中现存着4条雌蕊花柱的大茶树,与拥有3条雌蕊花柱的普通栽培型茶树不同,其花瓣数、叶形也具有野生茶组植物的特征,其极有可能是景迈山上的野生大理茶与普洱茶的杂交后代,是野生茶组植物曾经生长在此的证据。公元10—14世纪,布朗族、傣族先民迁徙至景迈山时发现这里有大面积的野生茶树,便开始在此建寨定居并人工栽培茶树。明清时期茶叶贸易的兴盛直接推动了景迈山茶树种植规模的扩增,古茶林成为原住民重要的经济来源,19世纪中叶开始,陆续而来的瘟疫战乱导致西双版纳境内的易武、倚邦等清代贡茶山头的茶林资源被焚毁,而由于景迈山地处偏隅,古代交通位置又在茶马古道支线附近,因而侥幸躲避了这些灾难性的意外事件,使得景迈山古茶林得以保存并快速发展。在世居民族历经千余年的共同守护下,时至今日,景迈山依然留存着以大平掌古茶林和芒景山古茶林为典型代表的五片古茶林,被称为世界栽培型茶树的起源地。当前古茶林总面积达1180公顷,茶树种植密度超过1000棵/公顷,估算提名地古茶林内茶树数量超过120万株,其中树龄上百年的古茶树占比为9.8%[7]。景迈山千年万亩古茶林真实而又完整地阐释了茶树物种起源与早期驯化栽培之间的关系,是对从原始野生驯化到人工栽培型茶树形成的世界茶叶演化史的实物见证。

(二)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人类早期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当代缩影

布朗族、傣族先民定居景迈山以后,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大叶茶树耐荫、喜温、喜湿的生长习性,于是他们因地制宜采取了巧妙智慧的“林间开垦,林下种植”生产技术。林间开垦,是指在森林间有限度地片状开发种植茶树,在每片茶树林周围保留一圈森林作为第一道防护带,宽度40米左右,防护带内不得砍伐树木和种植茶树,从而形成连片的古茶林,同时在古茶林片区之间保留一定面积的森林作为分隔带和防护林,以有效防止大风、低温和病虫害传染等自然灾害。林下种植,是指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天然森林资源,在森林中选择性地在林间砍伐部分对茶树生长不利的乔灌木而保留一定的遮阴乔木和芳香植物以后,采用茶籽播种有性繁殖的方式栽种茶树,养护茶林,形成疏密有度、障透有序的乔木-茶树-草本植物群落的立体结构。上层主要生长茱萸、木荷、多衣、红椿等高大乔木;中层是本地种茶树优势群落,同时分布着樟科、杜鹃花科等植物;下层为禾本科和蕨类、药材、野生蔬菜等草本植物。这样一来,既能巧妙提升各层次植物群落对光能和养分的吸纳效率;还可以使自然植物的芬芳沁入茶叶,优化茶叶品质;更重要的是,古茶林自形成至今未施加任何化肥农药,只需充分利用森林生物多样性特性便可实现土壤肥力自我维系和病虫害自我控制,从而有效保持古茶林生态功能的完整性和稳定性[7]。

茶林内不得随意砍伐、拾捡树木、捕猎益虫益鸟和种植其他作物;一年一般仅采摘春秋两季茶叶、人工除草两次,禁止毁林开垦为农田或现代茶园……以政府出台的保护管理规定、传统乡规民约以及世居民族自觉护茶的伦理信仰三方协同之力维系着古茶林纷繁多样的生物生境与蓬勃生机。当地延续千年的林间开垦、林下茶种植传统和高效平衡的森林生态系统,在全球茶园普遍采取“台地化种植、机械化生产、农场化管理”的运作模式以打造现代种植园经济的大背景下尤显独特,展现了世居民族遵循野生茶树生理特性和生长规律栽培茶树的漫长历程中领悟积累的智慧知识,以及依托丰富物种群落之间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来实现森林-茶林良性互动、有机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景迈山古茶林是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上为数稀缺、依旧活态传承早期茶种植方式和原始茶林风貌的特色农业景观,其“林茶并植,物种共生”的复合种养系统,能为现代台地茶园探究原生态立体有机循环发展模式提供可供借鉴的范本,为世界茶叶种植基地提供云南本地古茶树优质种源及引种繁育方案。

(三)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理想山地人居环境的活态范本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形成与发展是世居民族“天人相生,物我合一”以及“取材于地,取法于天”的生态智慧理念落地的表现,是本土原住民在特定的山地生态语境下谋取生产生活和生存繁衍、崇尚自然和审美追求,通过与自然持续互动实践将原始森林缔造成多元性文化具象场域的结果,真实刻画出千余年来傣族、布朗族等多民族求知求善、团结互助,在资源有限较为封闭的小社会中营造的极致与卓越的中华农业文明和理想人居意景。源于世居民族的自然选择、土地利用、环境营造以及山岳神灵崇拜追求,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将山地、森林、河流等自然空间,茶林、耕地、水田等生产空间以及民居、佛寺、茶魂台等生活公共空间纳入和谐统一的整体格局之中,形成了要素自发有序、功能有机融合的山地生态机理。布朗族和傣族先民在聚落选址时注重地域特征以及各空间节点之间的适配平衡,首先根据景迈山地形、水源分布和朝向等自然条件确定神山,作为景迈山一切生灵的保护神和胜地加以保护,如景迈的广景山和芒景的芒景山。其选择均为整个山脉中的制高点和向阳坡,神山既是神圣的宗教祭祀场地,也是村寨水源林所在,受到严格的保护管理;神山确定后便背山面水选择西坡或北坡搭建群落式布局的村寨,而将朝向较好的东坡和南坡留作耕地,村寨在海拔1400米左右,位于连绵云海之上。然后以村寨为中心,在其周边种植茶树以便于对茶林的管护;为避免开垦和种植过程中对古茶林造成的干扰,生产粮食和蔬菜的耕地选在距离村寨较远、水源充足的低海拔的地段。此外,傣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完善的水稻农业耕作技术,同时结合景迈山的地势特点在河谷旁营建山地稻田。当地居民对土地巧妙的垂直利用和平面开发使景迈山形成具有深远延展性的独特文化景观界面[8],呈现出“神山、森林-古茶林-村寨-耕地-水田-河流”自上而下的不同等高线的立体空间序列分布、“村寨-古茶林-森林”由点到面的功能圈层以及“寨心-干栏式民居-佛寺-寨门-神树”由内向外排列开充满信仰寓意的村寨建设布局,有效地实现了生态平衡、生产实践和生活美学的有机融入与完美糅合。从整体格局的营造到细部实物的雕饰,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处处展现着色彩、形态、线条、生物、地质、水文等构成的合规律性所给人的自然崇高美感[9],它赋予了人类与自然一体同源性关系的全新表达并诠释出生态之真、人文之善、风貌之美协调联动的智慧山地人居新范本。

(四)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多民族汇聚、茶文化浓郁的人文福地

景迈山古茶林也是一座以茶为主题、具有鲜明地域风格和多民族特色的乡土聚落景观,遗产申报区内纳入遗产要素的传统村寨共9个,包含景迈大寨、勐本、芒梗、糯岗老寨等4个傣族传统村寨,以及芒景上寨、芒景下寨、芒洪、翁基、翁洼等5个布朗族村寨,还有1个以酿酒而闻名的汉族村寨—老酒房未被纳入遗产申报要素,缓冲区内包括1个水傣村寨—班改、1个佤族村寨—南座以及3个哈尼族村寨—笼蚌、那乃、芒云老寨。作为较早种茶、饮茶的族群,布朗族、傣族等世居民族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与茶相伴,以茶为生,并在共同守护古茶林生态、维护景迈山社会稳定、安居乐业的信念使命和自觉行动的支撑下,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族内和族际和谐关系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方式。当地村落-政府-宗教三方协管的社会治理体系给予了村民充分的民主决策权和公平的交流发言权,例如村委会、村民小组及茶叶合作社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制定村规民约、建立群众性组织和参与遗产地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由村民选举产生的各村落“古茶林保护小组”注重吸纳德高望重、熟知传统文化的长者和宗教人士加入,以负责村落日常事务管理之中,这种和谐参与地方事务治理的共治机制发挥着教育村民、团结族群和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积极效应[10]。传说中布朗族茶祖帕哎冷去世时曾留下遗训,嘱咐后人“一定要像保护眼睛一样爱护茶树”,作为世居民族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茶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地形塑着民族精神气韵、维系着族内族际关系。当地民族在种茶、食茶、制茶、品茶、售茶等一系列与茶日常相处、对话的真实情境中,自然地习得了与茶精神内核相通的包容平和、温良恭俭的品格心性、质朴儒雅和崇尚自然的美学生活态度。村民们秉承茶祖遗训,一代代地守护茶林,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人在草木间,人生于草木,必将还原于草木”的茶文化精神。同时,茶也成为个体与个体、民族与民族之间传情达意、倾心交往、信息共享的灵动媒介,是乡里往来的待客礼物、提亲定亲的爱情信物、婚丧嫁娶的邀请信函以及宗教祭祀的必备净物,它作为物质实体抑或符号象征达成了村民和睦共处、和衷共济的沟通愿景[11],连结起景迈山多民族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强化了群体成员的民族归属感、身份认同感和地方依恋情感。基于对茶的敬仰与崇拜之情,当地村民在长期乡土共同体的生产生活中融入原始宗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孕育出具有鲜明地缘生态特征和民族个性、与传统民俗相联系的茶文化事象,具体包含种茶文化、采茶文化、制茶文化、食茶文化、饮茶文化、品茶文化,以及与茶有关的祭祀活动、文学艺术等(见表1)。茶祖与茶魂(神)树祭祀是景迈山最独特最重要的仪式活动,布朗族和傣族分别将各自的祖先帕哎冷和召糯腊尊为茶祖,并结合民族节庆活动——布朗族山龛节、傣族泼水节在古茶林、茶魂台、茶祖庙等地举办神圣的祭祀仪式,各民族齐聚祭台表达出感恩神灵、祈求茶叶丰收和生活美好的精神夙愿,茶已然超脱出最初的物质功能,成为印入民族血液骨髓的精神图腾和沟通神灵、纳祥祈福的神物象征。

三、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阐释

景迈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处于有机演进的历程中,它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中断,主体民族没有发生更替,古茶林的位置及茶树品种未曾改变,茶产业和传统民居建筑发展、原住族群茶树资源利用的每个历史阶段在此都有完整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例证,正是这些真实生动的人文印记、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才造就了景迈山多元化的文化遗产价值[12]。价值辨识是文化景观遗产认定的核心要义[1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符合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简称OUV价值)评估标准中的标准iii和标准v(见表2)。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景迈山的景观内容不断发生动态演化,景观价值也在不断地延续和沉积。全面、准确地厘清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既是深层次地诠释遗产所具备的突出普遍价值的有效方式,也是申遗成功之后实现遗产地长效、有序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所需。

(一)历史见证价值:完整清晰地勾勒民族迁徙、茶叶种植等漫长文明史

景迈山至今仍活态地保留着众多传承民族集体记忆与地方发展历史的民间文艺作品、林木群落和文物古迹,主要包括以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为代表的口传文学,以经文、典籍、诗书为表现形式的叙事文本,以社会风俗、节庆、礼仪为主的民俗传统,以古茶林、竜林、古寨、佛寺、祭台、古道为代表的物态象征,以传统村落为代表的乡土文化载体和人们生产生活的物理空间和文化空间,这些文化样态共同书写了景迈山族群生存繁衍、迁徙定居、英雄事迹、族际往来、茶祖祭祀、茶叶种植和贸易等千百年来未曾间断的文明发展史。当地关于布朗族祖先帕哎冷和傣族祖先召糯腊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也以傣文的形式记载在文本之中。据民族传承人口述和文史资料[14]记载,布朗族祖先最早居住在“勐些”(今昆明滇池一带),后来迁徙到勐卯毫法(今德宏瑞丽地区),因族群间资源争斗的爆发,以帕哎冷为首领的部族便继续往东南方迁徙,寻找生息繁衍之地。茶是布朗族祖先在迁徙途中因流行病侵袭而意外发现的,茶独特的解毒功效挽救了整个族群的生命,从那以后茶便成为布朗族先民神圣的药品,首领帕哎冷要求在迁徙途中,若看到茶树必须做好标记并有计划地将茶树进行人工移植栽培,因此凡是布朗族居住过的地方,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人工种茶的痕迹。经过漫长的迁徙,帕哎冷率族群来到了“芒景汪弄发”(今芒景山),茂密的森林资源和茶树资源让这一族群决定在此安家建寨,开荒种地,在狩猎的同时开始栽培茶树,他们从森林中带回野生茶籽和茶苗,种植在寨子周边、房前屋后,对野生茶树进行人工驯化,茶树从一棵到数棵,再到成片成山,数十代人的辛勤劳作与用心呵护,换来了千年万亩的古茶园景象。足智多谋的帕哎冷还以政治联姻的方式迎娶了景洪傣王的女儿——七公主“喃发”,为当地引入了先进的稻作农耕和纺织技术。这些古老传说后面所隐喻的则是布朗族和傣族两个族群体在景迈山相依互存,互学互鉴,种植茶叶共建景迈山的历史真实。景迈山还流传着傣族祖先的传说,部落王子召糯腊最早与族人生活在勐卯毫法一带,随着部落规模的壮大,食物供应愈发匮乏,召糯腊只好带着部分族人重寻新的生活之地,他们顺着澜沧江而南下,一路跋山涉水来到景迈山。在一次偶然的巧合中,茶叶治愈了妻子喃应腊的怪病,于是召糯腊便召集族人将茶种撒遍山间,世代种植以惠泽后人。虽然各民族信奉着不同的祖先,这些世代口承的神话传说却用生动的语言再现了景迈山世居民族的生存发展历程、漫长迁徙图景、族际结盟和亲以及最早发现茶的药用功效后逐步植茶成林的人茶际缘故事,反映了各族群面对艰苦卓地的生存环境不断调整、平衡与外部自然社会关系的历史实践逻辑。此外,从物态象征来看,千年万亩古茶林与现代有机疏林茶园和谐相融的共生场景,真实而完整地展现了早期野生茶树被人工驯化栽培等过程,同时也记载着20世纪90年代为了片面追求高产而利用现代种植技术在古茶林外围开垦高产台地茶园的历史以及人们在实践探索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台地茶园单一林种结构所带来的病菌感染、农残超标等局限性后,反思性地去模拟古茶树生长环境将其回归至“生态多样性+稀疏留养”模式的茶叶种植发展模式的现代有机茶林建设。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的历史见证价值,还体现在融合佛道教及汉族文化的芒洪八角塔、景迈大寨西侧遗留的石铺茶马古道和过去茶商马帮留宿的撒拉房等文物古迹、遗址遗存,也客观地印证了景迈山早期民族对外文化交流、茶叶商贸往来的繁荣景象。

(二)自然生态价值:原生态的自然基底、农业景观环境以及古朴的自然崇拜生态观

从原生态基底来看,景迈山古茶林的形成离不开当地特有的自然形势和地理形态。景迈山地处横断山南延部分,北回归线附近,属亚热带立体季风气候,巍峨的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阻挡了南下的寒流,因而景迈山气候温暖湿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只有旱湿两季,年平均气温18.4°C,年降雨量1689.7毫米,年均相对湿度79%,最低海拔1100米,最高海拔1662米,平均海拔1400米。由于环绕景迈山的南朗河、南门河输送充分的水汽,特殊的对流条件和气温分层现象让景迈山容易产生大规模云海,每年出现云海的天数180天左右。辖区内雨热同季,纬度低海拔高,昼夜温差明显,再加上常年云雾遮罩,形成了一个水土与水汽生态循环的局地小气候环境,十分适宜茶树生长,出产的茶叶往往翠绿多毫,持嫩度好,茶叶内含的氨基酸、叶绿素和含氮芳香物质更为丰富。从农业生态景观来看,景迈山古茶林是一处完美体现生态链主体性和整体性的农业活态遗产。当地族民因地制宜地利用茶树天然生长习性和森林生物多样性,在原始丛林中做有限度的斑块状开发古茶林,从而创造出一个依靠自身便能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规避生态脆弱环节,以及不断实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具有稳态延续能力和生态韧性的农业生产系统,揭示出物种间正相互作用及资源互补利用的可持续的重要生态学机制。与此同时,原住民在森林里建寨,在村寨四周栽培茶树,营建了“茶在森林中、村在茶林中、耕地和其他生产活动在茶林外”立体复合的山地高效农业和特色人居景观,它深刻阐发了人与自然环境间非凡的和谐关系以及将人的生命、生养、生计、生业融入生态之中的传统农事经验与生存智慧[15]。

从世居民族的生态信仰来看,当地以“万物有灵”“天人合一”为核心的民间信仰和行为指向生动地传递出原住民们在特定生存环境下认识、顺应自然、与天地自然共生共存的集体智慧。世居民族的精神信仰体系是复杂的、多元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以茶为象征符号的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与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相互交织、堆叠,从而促成了一系列对万物生命浓厚关怀、对自然取用有节等维系礼制秩序和生态节律的风俗禁忌、民俗仪式。例如,每个村寨都有着自己的竜林,一般选于寨子背后的一级水源林,竜林是不可侵犯的神灵栖息之地,林内不能随意进入、破坏一草一木,以超自然的神灵权威规范着当地族民对生态保护的实践行为,有效遏制了因水土流失和乱砍滥伐所带来的自然灾害和生态失衡;关门节和开门节是景迈山傣族、布朗族、佤族等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民族的共同节日,7月份关门节开始后人们必须集中精力投入劳动,不得进行恋爱嫁娶、起房建屋,尽量减少社交集会活动,直至10月份开门节到来。节日中有个重要的“苏玛”文化,“苏玛”是向老师、父母等年长者敬礼、道歉的意思,人们通过佛教戒律中强调的断恶修善、节制自律等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向自然过度索取的欲望;此外,限制对资源持续开发的轮耕垦休制度,利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事生产的习俗惯例,种茶采茶前祭祀茶神以及砍树前敬献树神等,都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神性心存敬畏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自觉,对景迈山整个区域的生态平衡、自然运转及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世居民族在长期历史实践中缔造、凝结的传统生态信仰体系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朴素而深刻的辩证关系及生态哲学智慧,特别是其中将“万物平等”“和谐共生”等生态价值理念与民族社会的生活习惯及道德评价融合的诸多举措在当今仍发挥着效用[16],为帮助我们应对伦理危机和生态危机、推动绿色发展和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三)传统技艺价值:智慧的土地利用技术、村寨建设技艺及手工制茶技艺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原始森林农业土地利用的典范,当地居民在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演化和动态适应的过程中,形成了因地制宜而又巧妙独特的土地利用技术,主要包括森林-茶林-村寨相互依存的土地平面利用技术。依据海拔差异高效配置资源空间的土地垂直利用技术以及背靠神山聚居、围绕寨心建寨、适应气候地势建屋的村寨建设技术。

在聚落居住空间布局上,寨心是整个村寨建设的基准点,也是村民进行宗教祭祀、公共集会的中心场地。寨内的佛寺等建筑和民居围绕着寨心紧凑布局,由内向外依次扩展而建,上下成行,左右成排,且每户的道路出口和门口都朝着寨心。排与行之间是整洁的巷道,顺次延伸至每户民居,直通寨心,构成完善的村寨内部交通网络。传统村寨向心式的围合布局,既象征着族群集体同心同德同前行的精神凝聚力,也彰显出先民基于深刻自然体悟对山形地势的巧妙规划和集约设计,其将各类生产生活土地利用功能耦合协调以达成统领空间的作用,通过在民居整体空间之中有规制地设立寨心、佛寺等公共文化空间节点,将祭祀祈福等集体文化活动与村民日常生活亲密联结,有效提升人们对文化功能空间的参与感。

世居民族为了适应气候炎热、潮湿多雨、山势崎岖等特殊自然地理环境,就地取材充分利用木竹草等天然建筑材料创造出极富地域特色的传统干栏式民居。屋顶被巧妙地设计成双斜面的“人”字形,即歇山式屋顶,防止积雨所造成的对建筑物的损坏。底层为架空层,过去一般用以堆放杂物或者饲养牲畜。二层由前廊、火塘、堂屋、晒台等组成,是一种与自然环境内外交融并集居住生活功能和茶叶晾晒、加工等生产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式民居形态。从先民定居景迈山至今,传统干栏式民居经历了从一代草木结构干栏式民居,到二代瓦木结构叶檐干栏式民居,三代瓦木结构高楼干栏式民居再到四代砖混结构高楼重檐干栏式民居的演变过程。虽然建筑材料、干栏层和二层板壁的高度、空间功能利用有所改进,但民居的整体风貌样式和空间肌理依旧能清晰反映民族和地域特征。当前芒景村、芒景村翁基村寨以及景迈山糯岗村寨已被列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传统民居(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建筑及新建的木构干栏式建筑)及与环境协调的现代建筑栋数占总民居建筑数量的80.35%,其中保存最好的糯岗老寨传统民居比例达100%[2]。

在制茶工艺方面,景迈山传统手工制茶技艺被列为市级非遗项目,其手工制茶的古法仍传承在族群记忆和生产实践之中。早期当地族民制茶方式较为简朴,将鲜叶用手揉搓后去涩味,再晒干或用火烘干即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尤其是明代茶饼制作技术传入后,典型的景迈山普洱生茶加工方式以手工制茶饼为主,流程包含采茶、摊凉、杀青、炒茶、揉捻、晒茶、拼配、筛分、压制等多道工序,火候的大小、炒茶的时长、揉捻的力度都很讲究,要靠制茶师傅的口传心授以及徒弟的悟性和长期实践才能掌握。

(四)艺术美学价值:诗意栖居的乡土景观和投射情感的文化表象

在传统村落日趋空置离散,乡土传统与记忆逐步消解的普遍现实景象下,景迈山古茶林仍呈现出一派“绿意盎然,鸢飞鱼跃,烟火人家”的生机之美,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样本。也正是茶为当地村民构筑的丰裕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让村民们始终秉持着回归自然、简朴素雅的美学理念以追寻“诗意地栖居”这一审美化的生存境界。景迈山古茶林的核心气质是天人合一,体现为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内在同构,人文与自然的交融互动[17],它是将真善美和谐地渗透于乡土肌理之中的大地艺术。“真”体现在林田、村舍、屋宇、古道、佛寺等节点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形和势协调契合而展现出柔婉流畅的整体灵动性和韵律感;“善”体现在当地敦睦友邻、崇德向善的淳朴民风以及在尊重生命、善待万物等朴素生态伦理观滋养下所造就的生物多样性之繁盛;“美”体现在葱茏茶林与缥缈云海、万道霞光、静谧古寨交相辉映呈现出如诗如画、田园牧歌般的乡野图景。深邃幽远的茶林意境、青瓦木墙的民居样式、拜神祈愿的宗教信仰、弹性有序的空间布局以及原始质朴的风格基调,构成了景迈山隐逸出尘的独特神韵。从生活美学意向上看,景迈山古茶林可谓是一座“浓翠蔽幽径,花深掩柴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理想人居之境。

景迈山古茶林还留存着诸多叠加喻义诉求的文化景观物象和意象,当地族群将自身的审美意趣、情感体验、品格意志、倾注心灵的期冀以及对天地的感恩等主观意愿投射于自然之中,通过场所构建和文化内容填充等持续性的实践行为,形成了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精神外化形式[18](参见次页表3),包括芒洪八角塔、哎冷山茶魂台、翁基古寺、萨迪井等历史遗迹,竜林、蜂神树、茶神树等神化自然表征,节庆、舞蹈、音乐、文学等民俗艺术以及屋顶装饰、室内火堂等细部雕饰物……作为族群记忆保存和传递的载体,这些带有温度的物态空间和符号表征着特定的文化意义,如布朗族屋顶上的一芽两叶装饰映射出茶已然成为族群的精神图腾,同时也表达了他们祈福生活像枝繁叶茂的茶树一样蒸蒸日上的心愿;民居室内中心的火堂是家庭内部进行煮饭等日常活动、商讨事宜、招待客人的重要场所,其承续了保佑氏族繁衍兴旺的神圣意义;泼水节将傣家人对水的挚爱与崇拜之情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互相泼水以表达对幸福生活的祝愿和对生命的礼赞。这些凝结着时间厚重感、交织着多样化精神与情感认知的珍贵见证物,便构成了景迈山古茶林文化艺术价值表现的主要内容。

四、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的世界意义

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是一座以古老的林下茶种植传统为鲜明标识、以多民族聚居和多文化交融为特色标志,被全世界公认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自然和人类的共同作品”,作为全球首个以茶之名申遗的茶山,景迈山古茶林肩负着中国茶与世界不同地域文明交融互鉴的神圣使命,其申请世界遗产不仅能提升人们对遗产地多元价值的认知自觉、文化自信和保护实践,推动古茶林所承载的自然、文化与历史生命的当代延续,而且能为世人认识真实全面的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展现悠久的中华茶文明和民族精神风貌提供独特而生动的窗口,更能填补茶叶种植园地在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空白,为世界茶树种质资源多样性、特色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维护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千年万亩古茶林、极具魅力的传统村落、干栏式民居建筑群、佛寺金塔、茶魂祭祀台、手工制茶技艺、节庆民俗等不同内容和形式的自然与人文历史文化遗存,共同构成了景迈山独具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这些举世瞩目的生态和文化瑰宝,不仅仅是景迈山的,也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一)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创新发展模式的有力探索

1.是对遗产地保护的延续与创新。申遗本身就是一场不断深化对遗产价值的理解认知、探索如何可持续地保护传承遗产的创新过程,也是一场需要科学谋划、统筹推进、分步实施的漫长系统性工程,景迈山古茶林从2010年启动申遗工作,到当前被批准为中国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在申遗的10年时间里有序推进着如下工作:遗产突出价值和核心要素的提炼辨识、遗产地保存管理现状评估等勘测规划工作,以及古茶林和森林管护、民居古迹修缮、环境综合整治、地方性知识推广、风险监测预警等保护实践工程以对标世界遗产评定标准;景迈山古茶林的原始生态风貌、精神文化面貌以及乡土社会容貌也在有机持续更新之中,焕发出新的光彩与活力。伴随申遗而介入的现代知识理念、现代管理体制与传统的经验智慧、规制习俗之间交融互构、彼此共演,从而能够有效维护茶林生态建设、产业经济发展与乡土社会治理之间协调有序、高效统一的关系状态,有效推动景迈山地域内涵记忆和文化符号更深层次地凝炼、更广维度地传播,还能有效规避古茶林文化景观被遗忘、被边缘化、被解构的风险,以实现遗产地在当代情境下的传承延续并让其成为当今人们日常文化生活中熠熠生辉的鲜活成分。

另外,申遗凝聚着政府相关部门、当地社区民众、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等多元社会主体的智慧力量,其能在科学实现景迈山遗产地可持续保护与传扬大众美好愿景的同时,兼顾协调不同层面社会主体多样性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例如传统干栏式民居的历史风貌延续与村民现代居住需求之间的适配平衡、地域文化形象建构传播与民族传承人断代、稀缺的矛盾化解等。申遗过程中所给予当地民众的充分独立权、主体权、话语权和精神关怀,也能够鼓励和引导当地民众感知申遗意义、体验高远理想和增进族际认同,充分激发各民族的创造潜质和奉献热情,并有助于树立崇高的民族自豪感、文化认同感和时代责任感,从而通过申遗的不断探索,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华文化之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2035年文化强国的建成,提供景迈山实践的创新发展之路的展示与经验。

2.是对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景迈山古茶林是一个蕴含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完整的传统知识与系统、独特的生态与文化景观的农业生产生活体,其传统的林下茶种植便是遵循大自然法则的农业生产方式,完全依靠茶林内物种群落之间的能量流动和养分输送,而无需喷药施肥便能实现茶林自我生态的良性循环,这是对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绿色发展农业的完美阐释。它对于当今以追求产量导向的单一化育种为显著特征,以喷洒农用药剂、重施化学肥料为常态的现代种植业而言,具有特殊而珍贵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从维系生态稳定的视角来看,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能够活态保护与传承这种绿色有机、低碳环保、循环可持续的传统农耕方式,引导生态环境继续向“提质增绿”的良性方向延伸递展。其申遗不仅是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美丽乡村建设、做实做强国家绿色经济试验示范区和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重要抓手,也是对新时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决策部署和“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总体要求的生动性实践。

在茶产业已成为景迈山实现乡村振兴的支柱性产业的现实背景下,申遗能大幅提升景迈山茶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进而有助于依托地域生态环境、文化景观资源并围绕普洱茶这一核心主题,探索多功能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科普研学产业、健康养生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多元化的衍生产业,在最大限度激发产业造血功能的同时能规避因过度依赖单一茶叶售卖而造成的经济风险,形成产业有序发展、生态优美宜居、百姓生活幸福、走向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新景象。

(二)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弘扬中华茶文化、突显中国茶产业、提升中国茶科技的有力抓手

1.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对“茶,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这一科学结论的有力佐证。现代作物学把特定作物近缘物种最多的地方作为该作物所属物种的多样性中心和驯化、起源中心,经多国专家的理论推演和实地证实,中国西南地区被认定为山茶属的现代分布中心、起源中心以及最早开始人工驯化栽培茶树的地区。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居民延续至今的“林下茶种植”传统的典型样本和当前世界上发现的连片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人工栽培型古茶园。景迈山古茶林是古茶树天然基因库和茶文化资源宝库,它提供了研究茶树的起源、演化、人工驯化与传播以及理清茶树物种起源与早期驯化栽培之间关系的真实而强有力的证据,完善了中国作为茶树、茶文化发源地以及云南普洱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中心地带的物证链,其申报世界遗产既是有效加深世人对云南澜沧江流域作为世界古茶树资源富集区、优质普洱茶原产地和集散地认知程度的重要途径,也提供了充足理据回应国际茶界关于茶树原产地的偏见及驳斥否定中国茶树在世界上产销的光荣历史等种种谬论,捍卫了中国在全球种茶、制茶、饮茶等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的客观需要,对复兴中国曾经拥有的辉煌茶叶软实力、盘活底蕴深厚的中华古茶文化,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2.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弘扬中华传统茶文化、彰显民族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景迈山世居民族在与茶相伴、与茶对话等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充满地域生活气息和民族艺术情调的茶事、茶礼、茶宴、茶俗、茶艺等茶文化样态,尽管自身拥有独特的文化特征和宗教信仰,与中华传统茶文化一脉相承的景迈山茶文化,同样承载着以茶雅心、以茶养性、以茶待客、以茶行道的社会功能,饱含着糅合了中国传统儒、道、佛诸派思想、以“和、敬、怡、真”为核心的茶道精神[19],涵养了宁静致远的茶境、含蓄内敛的茶修和敬意浓浓的茶情。借助申遗这一媒介窗口,可以跨越国界的藩篱、种族的隔阂和语言的障碍,充分激活茶在国际公共外交中的特殊使命和重大担当,既够将中华文化之国粹——茶文化更绵长而有力地播散和传扬,发挥其沟通心灵、开放共享、传递美好的独特价值,向世界传达仁爱、友善、谦逊、包容的中华礼仪精神和自信豁达、团结开拓、厚德载物的传统民族精神,也有助于提升中国茶产业和茶文化的国际视野和世界价值,拓展中国同世界各国茶文化交融互鉴的空间,让传承千年历久弥新、千姿百态各具风采的中华茶文化之花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尽情绽放。此外,“以茶为媒、以茶会友”的中华茶文化还承载了中国人所崇尚的与世界和谐相处之道,因此通过申遗讲述中国茶故事的同时还能传递“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1],将热爱和平、务实负责、追求共赢的中国形象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以不断增强中国外交话语的国际公信力、感召力和影响力,为纷乱的当下世界提供一剂润心静气的良药,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服务。

3.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不断提升茶科技水平,做大做强茶产业的重要抓手。中国是茶叶生产的原产地,是世界茶叶种植面积最大、茶农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由于长期形成的粗放式生产加工、农残超标严重、生产技艺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品牌产品稀少、市场竞争不足等问题,在国际茶叶领域的地位远远落后于中国作为茶叶生产大国的实际。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正是我们认真吸纳国际先进茶叶生产技术,引进茶类研发技能人才,借鉴国际市场营销模式,树立自主国际品牌,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与世界茶发展同步接轨,从而真正做大做强茶产业这篇大文章,使中国茶叶重振雄风,全面走向世界!这次申遗是个难得的良好契机。

(三)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是维系世界生物多样性、坚持绿色和谐发展的有力支撑

1.它能为世界茶种资源多样性、民族文化多元性的维护以及人类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首先,作为漫长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相互交融、彼此互动下诞生的伟大杰作,景迈山古茶林呈现给世人最好的礼物不仅仅是传统手工揉制的普洱茶,而是一个包含物种资源、农耕技术、民俗文化、生态哲理等在内的可供全球农业借鉴经验的生态人文复合系统,是充分体现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元性的经典范本。其申报世界遗产,不仅能实现对人类早期林下茶种植传统模式的原真记录和现实功能的活态延续,还能保护、利用优质罕见的云南本地群体种古茶树资源,以维系世界茶树种质资源多样性、特色生物多样性;传承赓续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多姿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艺术瑰宝,以维系人类文化多元性。其次,申报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遗产时,从系统性和整体性视野来进行遗产申报区和缓冲区面积及内容的界定、遗产突出普遍价值和核心要素的提取辨识等前期规划筹备工作,以及从景迈山古茶林成为全球重要农业遗产保护试点,到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民族文化保护区,再到被批准为2022年正式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完整申遗轨迹,均能为全球茶产区和具有活态遗产特征的文化景观申报世界遗产而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最后,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所具有的生产、生活、生态三生一体的智慧农业体系,自然、经济、社会协同演进的内在文明形态,人与自然相感相通、和谐共存的生态伦理规范,自洽合一、节制有度的人地和谐关系,有助于为全球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各地解决遗产环境保护和开发利用之间的矛盾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2.它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景迈山的世居民族在与自然环境及万物生灵相处过程中一直躬身践行着“道法自然,万物平等”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念,认为在天地人关系中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办事,顺应自然,以至诚的态度去理解自然万物的本性和规律,所以他们从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通过一系列以真善美、有序和谐为旨归的神灵崇拜、民间信仰、禁忌规制和自觉行为,维系着千百年来古茶林的葱茏绿意和景迈山自然秩序的中正平和。近年来,世界范围内资源环境问题加剧,新冠疫情、蝗虫肆虐、洪涝灾害等突公共卫生危机和生态危机,促使人类重新反思自身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申遗能向世界分享以天人合一理念为基础、以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为主体的东方传统智慧,能为建立兼具环境责任感和关怀感的全球生态意识、建设互动共生的全球生态文明贡献注入“源动力”;对转变近代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思维定式,协调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以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具有极大的当代启示价值。此外,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多民族相互依存、温情和睦的相处样态,多文化彼此交汇、求同存异的真实格局以及茶本身的质朴、内敛与温和,生动地诠释出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高尚精神和处世哲理,对各国之间建立和衷共济、共建共赢的合作关系、以互利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交流互鉴消弭文明冲突,形成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远的历史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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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益智库 范建华、邓子璇 ,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六堡茶的百年历史是什么

一百年来,六堡茶几经兴衰起落,最鼎盛时几乎六堡乡里家家做茶,年产数十万斤,日本侵华期间,千里茶园荒芜,民生维艰。六堡茶的百年历史见证了中国近代茶业发展的曲折与艰辛,也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沧桑。

第一回 广信梧州 饮茶源远流长

梧州有着很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汉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赵佗建南越国。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赵佗自称“南越武王”,定都番禺(今广东广州),独据岭南,又建苍梧王国,封其族弟赵光为苍梧王。“高后五年,佗以其族赵光为苍梧王,治广信”。

赵佗的弟弟赵光即位后,便开始着手兴建王城,取“苍梧”(亦写作仓吾)族之名,称“苍梧王城”。岭南文化至汉代开始崛起,广信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一度成为岭南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中心。

在陆羽引用的《桐君录》“而交广最重,客来先设,乃加以香?辈”的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西汉乃至更早的时候,岭南、两广人民就已经有了喝茶的习惯,也有了以茶奉客的习俗。只是当时的喝茶方式不是我们现在的泡饮法。

《晋书》中有“吴人采茶煮之,曰茗粥”的记载,《尔雅》中,“苦荼”一词注释云“叶可炙作羹饮”就是说当时是将茶叶煮着来喝,《桐君录》更注明加入一些姜桂香料。?(máo)指可供食用的水草或野菜。而这种“加以香?辈”(加入香菜配料)做法,在现在梧州周边县市的“打油茶”流传下来的做法中,还可以依稀追溯当年的“吃”茶“烹”茶之法。

第二回 客来奉茶 最早崇茶之风

据大量史料显示,喝茶之风是最先由名流士绅阶层兴起,并逐步向社会各个阶层普及的。而且,这种崇尚饮茶之风,最先是由南方开始的,之后渐渐向北方影响。有学者研究,在西晋衣冠南渡之后,北方豪门过江,建康(南京)成为当时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建康的上层社会崇茶之风才渐渐开始盛行。

而早在两汉、三国时期,在当时作为“岭南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的中心”的古广信梧州,受中原战争影响甚少,乃名流雅士经学家等汇聚之地,饮茶之风兴盛,甚至已经向社会各个阶层渗透,进入到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形成“客来奉茶”的习俗。

而且,茶叶原产南方,岭南利于种植,资源丰富,较易获得。可以推测,岭南地区特别是当时的岭南名郡———古广信梧州估计是全国最早流行喝茶的地方之一,并且,“客来先设”的接待客人的奉茶的做法也远远领先于中原地区。因此,《桐君录》中方会在此重重的写上一笔。

第三回 六堡产茶 历史甚为悠久

六堡何时开始种茶产茶,尚未有确切的考据。从当地茶农世代流传下来的说法,六堡在很早的古代就已经开始种茶了,可以说,六堡制茶产茶的历史相当的悠久,而且,以品质优异独具特色,在很早的时候(起码在清朝嘉庆年间)就闻名遐迩了。因此,很多资料显示,六堡茶在清嘉庆年间被列为二十四大名茶之一。

有一种说法是“六堡茶在200多年前从湖南江华、道县,通过广西八步传入……在安化等地产的黑茶。其加工方法与六堡茶大同小异”并得出六堡茶的树种和工艺均传自湖南云云。不过,笔者觉得这种说法有待商榷。从六堡镇现存的有数百年、直径达三四十厘米以上的老茶树来看,其种茶产茶的历史相当悠久,应该远远不止两百年。

据六堡镇茶人黄超、黎林和六堡农家茶协副主席陈伯昌介绍,在六堡镇的九城现在仍然保留着相当部分的老茶树可以考据。黄超说:“现存还有许多老茶树,有的长成了大树,估计有三四百年以上。”

而说到“在安化等地产的黑茶加工方法与六堡茶大同小异”,只能够说明其两者由于比较接近,相互间是有一定的联系,但也不排除树种和工艺由六堡往湖南传播的可能,毕竟,世界茶树发源地在云南,通过水路传播下来的可能性。而六堡茶确切的原生茶树品种的来源和工艺形成的过程的考据,仍有待专家学者去进一步作科学论证。

第四回 战前盛况 家家户户产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港、澳、南洋久负盛名的六堡茶一直以来得到华人华侨的推崇,非常畅销。而且水路运输畅顺,运输费用低廉,主销区港、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较和平安定,因此六堡茶的发展很快,在六堡乃至周边地区,种植面积非常大,产量很高。

据六堡镇老茶人陈振东回忆:“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茶,人人都做茶。”而且,老人还说当时流传有这么个说法,说要分辨一个人是不是六堡人非常容易,只要看看他的脚,“脚黑”的一定是六堡人了。陈振东老人接着解释,说由于当时家家户户都做茶,以前的工艺做茶的时候,用锅杀青之后,要揉捻,那时多用脚踩搓揉,由于茶叶汁液的浸染,久而久之便人人“黑脚”了。

据资料显示:《广西特产志略》(1937年)载:“在苍梧之最大出品,且为特产者,首推六堡茶,就其六堡一区而言(五堡,四堡)俱有出茶,但不及六堡之多,每年出口者,产额在60万斤以上,在1926~1927年,每担估价三十元左右。”从这个记载上,我们可以想像出当年的产茶盛况。



据六堡镇87岁的老茶人李旭秋回忆,其实,当时产茶制茶的多是农户,收茶的多是商户茶庄,很是分散,缺乏准确的统计,很多小茶庄看到有利可图,都在开秤收茶。估计真正的产销数量可能还不止呢,老人说,有说最多那年是收茶80多万斤。

据《广西农业通讯》(1945年)载:“苍梧茶尚多,尤以六堡乡为最。六堡茶,颇负盛名,其余所产品质亦佳,战前(抗日战争前)交通便利,所产茶除本县饮用外,全部销售港澳等地……六堡乡占全县面积之半,全县面积11455亩,年产茶5450担……”

第五回 规模空前 漫山遍野茶园

六堡87岁老茶人李旭秋回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六堡里面很多人种茶,漫山遍野都是茶园。即使是三几个人一户的小户人家,往往也会种有相当的茶树,产不少茶。当年,六堡的几个茶乡里,家家户户种茶做茶,景象非常壮观。 老人回忆,那时候,要揉捻的茶青量很大,大都是用脚踩揉的。一般是攀扶着门头或廊道的一根横木,用脚踩揉茶青。老人说,那时候,几乎每家之中都可看到有这种的横杆、茶灶和其他制茶工具。说起那时候的踩茶工艺,老人还津津乐道说,说那时候踩茶还是很讲功夫的,有技术的茶农大大一堆的茶青可以揉踩成为很大很圆的一团,不会散开。

第六回 茶船古道 见证兴衰沉浮

由于六堡茶品质优秀,当时在港澳和南洋等地名气逐步大起来,销售情况非常好。更多大商家、茶庄进入到六堡开设分庄收茶。据87岁的李旭秋老人回忆,他听祖母说过,当时已经有如香港天顺祥茶庄等多家大茶庄进入到六堡收茶,广元泰茶庄就是其中最有名一家。老人回忆道,他最深印象的是当时在广州骑楼外砖柱大大的茶庄字号和当时运茶装茶用的箩筐都扫上了统一的“唛号”。

据资料显示,清初广东航海贸易被禁止,那时往来外国的商船很少,也没有什么外来贸易。到了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开海贸易。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粤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这是我国政府最早设立的海关。

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清廷见西方在中国沿海地区非法贸易活动猖獗,便封闭了福建、浙江、江苏三处海关,只留广州一个口岸通商,于是十三行便独占中国贸易。从此,广州的对外贸易发展非常迅速。

一直以来,在中国出口的商品中,以茶叶为最大宗。大量的茶叶通过这里加工、包装,然后再运往世界各国。而六堡茶则主要以销往南洋诸国为主。得益于当时兴旺的水路运输,商人们凭借着西江这条黄金水道将华南、西南的丰富物产以最低的成本运达广州,再从广州转口外销。茶叶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每一个产茶季节,六堡产出的大量优质茶叶,从六堡的合口街码头装上尖头船,经梨埠换大木船,进入贺江,经封川江口,进入西江之后再经都城装卸到大船中,运送到广州,再转口南洋和世界各地,这就是当年六堡茶著名的“茶船古道”。这条熙熙攘攘、舟楫来往的“茶船古道”,见证了六堡茶的兴衰沉浮。

第七回 百年老号 更以六堡扬名

据老人回忆,香港天顺祥茶庄和广元泰茶庄都是当时很有名、规模很大的茶庄,而且,都是省港都开设有分店的百年老号,广元泰在南洋怡保还开设了分号,至今其后人仍在经营着茶行。

广元泰茶庄始创于清朝乾隆年间。原来开设在福建泉州。创始人原籍广东三水,其父以文取仕,做了几年官后心灰意冷,无心官场退隐回家。并告诫子孙专心营商,不得参加科举,并举家往福建泉州开设茶行。

后来由于清政府关闭了福建海关(1757年),便将广元泰迁址到广州,在十三行开设茶行,专门经营茶叶贸易。由于品质卓越,经营有方,至清末已经是远近驰名,先后在香港、南洋开设分号,生意做得非常大。广元泰的茶畅销,在省港澳等地很受欢迎。之后,广元泰茶庄便推出一种“内飞”,有“天宝物华 名茶世家 省港联号 百年制茶 广选精作 元度细茶 泰和顺雅 品质尤嘉 爰凭印鉴 谨识无差 毋致伪假”字样,以文中以嵌有“广元泰”三字的记,并盖上其图形及印章以辨真伪,这种做法在时甚为领先,引来许多茶庄竞相效仿。

据说,广元泰后来在六堡设庄收茶,并经其特有工艺加工出来的六堡茶,风味很独特,并以其所产六堡茶特有的“泰和顺雅”品质而赢得市场的一致认可,扬名海内外。

第八回 交易畅旺 茶庄云集六堡

关于当时黑茶收购的记载,散见于存世的各地地方志及文献:“采办黑茶,在进山办茶前作好准备工作:‘先要择点应用什物家具器皿以及篾器、木器,……再要择选(茶)行内先生、管楼、管厂、管行人等’;要从色、味、形等方面辨别茶的真伪,‘重条紧、色顺、纹直、沉重、味佳、外乌油色……’;其时,粤港茶商尤其注重茶叶质量,绝不以次充好,强调‘以质论价,靓茶好价’,申明‘勿惜价,贪便宜,岂有好货。’”

一直以来,茶商与茶农、茶行的关系非常密切。据笔者向当地多名老茶人了解,当时收茶多是茶商在六堡合口街(当地口音读“鸽”口)开设分号、分庄(或称子庄),在采收季节,由茶号派人进六堡按级别定好价格后,直接开秤收茶。毛茶经分筛、分级后,统一用大箩筐装好,通过六堡河这条“茶船古道”,经梨埠、封川运回广州总号,加工精制后,踩箩或制成饼茶,装箱销往海外各地。这种做法多数是广州外来的大茶号,如万生茶庄、广元泰茶庄等。

六堡镇中至今尚存的收茶点——“茶亭”依稀可见当年的风貌。

据80多岁的老茶人陈振东回忆,当时收茶和开设茶庄的很多,有英记、万记、同盛、公盛、源盛、盛发等等,非常多,大多是广东的茶商,如生记的老板是鹤山的,一个姓温一个姓梁。盛发茶庄是附近旺甫人所开,姓梁。据李旭秋老人回忆,最多时,十多家大的茶庄云集六堡,其他小的商贩就更多了。茶庄的多与少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

六堡茶的兴衰沉浮。

当时,六堡所产的茶交易一直以来都很畅旺,据李旭秋老人回忆,不同的时期,在收茶的季节,六堡的合口街、马连坪等多处专门都设过茶叶收购“集市”,部分茶商茶农则聚集在合口街大樟树下(当地称为“樟木根”)开秤收茶。而广元泰、万生、英记等最有实力的茶庄则在六堡专门开设有分号,由茶农上门交茶。

第九回 竞争激烈 茶商频出奇招

当时收茶的店铺大多已不复存在,唯一完好保存至今的是当时的称之为“茶亭”的一个屋子,青砖所砌,是当时收茶的一个交易地点。这个“茶亭”是当年六堡最为富有、最大的地主韦景平所开设。“茶亭”位于路边,大门外有青砖柱支撑起宽阔的檐廊,看来估计是方便茶农们交茶时等候歇息而设。

另外,据原六堡乡乡长老茶人邓兆明回忆,有部分茶农直接挑茶到合口街上的茶庄进行交易。也有部分茶庄是通过熟悉六堡当地情况的“二老板”到直接各个村寨,与茶行的人一起看茶定价后,由茶农挑茶到合口街“樟木根”交茶,而“二老板”则分别向茶农、茶商收取一定佣金。后来,精明的六堡人出现一些专门跑村进寨收购毛茶贩运到广东牟利的群体,后来渐渐发展到当地或附近乡镇的茶人自己开设收茶的茶庄。

由于当时在合口街收茶的客商、茶庄很多,竞争甚是激烈。为了保证收到更多更好的六堡茶,很多茶商各出奇招。有的是依仗当地雇来的“二老板”的人脉和资源,“掌握”部分茶区的茶农的毛茶;有的与茶农协商长期订货,特别是一些著名的如黑石、恭州所产的茶,这个有点类似于现代的模式。

据对六堡茶掌故颇为熟悉的邓永斌说,当年,六堡的交通很不方便,地处深山之中,只是靠六堡河运茶叶出去后,回来时载回所需的日用品,物资非常匮乏。而且,山区茶农大多生活很苦,寅吃卯粮。一些精明的茶庄茶商就推出了茶农记账“赊”去日用品,等来年茶季时交茶来抵扣的做法,既帮助了一部分的茶农,又保证了收购毛茶的数量

中国茶叶惹的祸?茶叶贸易对早期美国史的影响

【原书作者】王元崇,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清代中外关系史和近代中国国家的形成与变迁,相关研究作品发表于《清史问题》(Late Imperial China)、《通报》(T’oung Pao)、《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专著《重塑中华帝国:1616-1911年之满韩关系》(Remaking the Chinese Empire: Manchu-Korean Relations, 1616-1911,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荣获美国CHOICE杂志 2019年杰出学术著作奖。

中美浮梦录︱都是茶叶惹的祸

文 I 王元崇

四年前,我从纽约州搬到现在的小镇工作,拜访邻居的时候,我每家送了一小包日照绿茶作为礼物。两天后,其中的一位邻居琳达女士兴奋地告诉我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喝到用茶叶泡的茶,以前几十年都是用包着粉碎后的茶叶的茶包。我十分惊讶,因为此种遭遇在我们中国,不啻天方夜谭。恐怕没有哪个喝茶的中国人,会用类似的茶包几十年,而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也得随之大打折扣了。

中国在唐宋之时流行煎茶,茶叶也是碾成粉末,细筛浸泡后配以姜、桔皮等物,然后入口,这种习俗东传日本后,便是今日所见到的日本茶道,其步骤颇多,礼节也颇讲究。茶道在元朝以后在中国已然式微,最终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明代以降兴起的用加工后的茶叶直接泡茶,这个习惯一直到今天仍旧保持着。

在今日美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茶包是最常见的饮茶消费方式,从立顿红茶到静冈绿茶,品牌不一而足,它们可以和速溶咖啡一样迅速溶解,从一定程度上说充当的是咖啡替代品,适应现代生活节奏和欧美生活习惯。此外,这种彻头彻尾被包装起来了的茶包,还有一个潜在的好处,就是美国本土的消费者们看不到茶叶的本来面目,这在完全没有中国日本那样悠久的茶文化以及中药文化做铺垫的社会中,也可以说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高明手法。真用茶叶沏茶的美国消费者,不能说没有,总归是寥若晨星。

不过,美国人饮茶的习惯,可谓历史悠久,始自英国殖民地时期,是欧洲向美洲拓殖以及亚欧国际贸易的结果。最早将中国茶叶贩卖到北美殖民地的,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英属东印度公司于1698年获得了茶叶进口垄断权,成为对北美殖民地销售茶叶的唯一机构,具体由公司去中国广州购买茶叶以后,先运回英国,然后通过北美的中间销售商分销到北美殖民地,公司并不直接到北美售卖茶叶。

茶叶,茶党,革命

东印度公司旗下的茶叶因为课税的缘故,终端售价较高,导致了从荷兰、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向北美殖民地走私茶叶的利润很高,进而刺激了走私贸易,对东印度公司的北美茶叶市场构成了莫大威胁。在1760年代后半期,新英格兰地区每年消费的茶叶总量在100万到200万磅之间,较高的估计达到600万磅,而这些消费额中间大约三分之二或者十分之九的茶叶都是以非法手段进入北美殖民地的,直接从英国贩回来的只占一成左右。

1773年5月10日,英国国会通过《茶叶法案》(Tea Act),授予财政吃紧的东印度公司对北美殖民地的茶叶专销权,允许公司直接将茶叶贩售北美,这个法案对北美殖民地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有关《茶叶法案》的漫画

有关《茶叶法案》,一般的正统解释,是英国国会继1767年的《唐森德法案》(Townshend Acts)之后又在茶叶上做文章,而且没有在议会中给北美殖民地相应的政治权利(即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最终引起了北美殖民地的反抗,造成了美国独立革命。

人们通常不太注重或者直接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在这个法案出台以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价格开始下调,甚至比走私茶叶价格还要便宜。以当时风靡北美市场的中国武夷山红茶为例,在法案通过之前,东印度公司的售价是每磅3先令,其中包括3便士的关税(1先令=12便士),从荷兰等地走私的红茶的售价是每磅2先令1便士,虽然走私茶在质量上比东印度公司的要次一些,但足足便宜11便士,占尽了价格优势。然而,《茶叶法案》通过以后,东印度公司的红茶售价大幅降到每磅2先令,比走私茶价还要便宜1便士。

英国国会通过这一法案的本初目的,并不是想压榨北美殖民地,而是要采取一种温和的手段解决东印度公司面临的资本危机。他们曾经天真地认为,殖民地的消费者一定会倒向东印度公司的便宜的茶叶,这样对公司和消费者都是双赢模式,然而北美的反应与英国国会和东印度公司的理想背道而驰。

当时,东印度公司手中持有大约1700万磅重的茶叶亟待出手,相当于北美市场两到三年甚至四到五年不等的茶叶消费总量,一旦这批茶叶以比走私茶叶还要便宜1便士的价格源源不断地倾销到北美市场的话,足以把那些直接从英国贩茶回美销售的北美茶叶销售商以及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走私茶叶的商人逼上绝路。这促使后者迅速联合起来反对《茶叶法案》,最终波士顿茶党以“自由之子”的身份于1773年12月16日夜制造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被毁的茶叶总计340箱92000磅,包括很多中国福建武夷山产的正山小种红茶。

波士顿倾茶后两年不到的时间,美国独立革命就爆发了。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当然是一个相对狭隘的角度,美国独立革命的兴起,实是一批茶叶分销商和茶叶走私贩子的商业造反。

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倾茶事件,“自由之子”们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模样,但仍旧被认了出来;整个倾茶事件进行地十分有序,而且没有破坏船上的瓷器等其他物品

茶叶,灵魂,猎巫

与此同时,配合这种商业造反行为的,还有一种让人倍感心神不安的针对中国茶叶的解释:茶叶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种出来的,而中国是一个可怕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经过中国那些苦力之手种出来的茶叶,复经英国东印度公司这种仗势欺人的垄断公司运到新英格兰来,则喝了这种茶叶沏的茶的话,东方专制主义便会潜入北美殖民地居民的体内,摄走他们追求自由的灵魂,让他们永久匍匐在英国君王的脚下,就像中国种茶的奴役匍匐于他们的专制皇帝脚下一样。

这种理解,自然是极其可怕的,听上去就跟同时代中国清代社会中流行的剪辫叫魂一样,总能让人不寒而栗(有关剪辫叫魂之事,请参见已故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孔飞利的代表作品《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两位先生已译有精彩的中文版)。当然,这种对茶叶的主观臆断在中国人看来不外是笑话一则,因为在中国,上至宫廷下至阎闾,没人会把茶叶和灵魂联系起来,又怎么可能联系起来呢?需知即便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英格兰老家,也没人这样做。

然而,这种联系出现在了新英格兰殖民地,而且恰恰出现在了殖民地开始风起云涌地对抗英国接二连三的征税法案出台的过程中,是在北美独立革命前夕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社会中的一股不当忽视了的潮流。近年来有一位研究美国物质文化的学者凯洛琳 佛兰克(Caroline Frank),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在笔者看来这个角度可以补充我们对中美关系开始篇章的一些认识,也有助于理解茶叶作为全球历史中的一个很有代表意义的篇章。

对中国茶叶有毒的宣传高潮,恰恰发生在东印度公司急于通过殖民地市场摆脱资本危机的敏感时期。东印度公司这个时候开始被视为四处压榨被压迫地区的不仁公司,而在茶叶法案之下这家公司将击垮北美的每一个生意人——确切说来是每一个茶叶分销商和茶叶走私贩子,并把这块土地带到压迫的深渊之中。早在东印度公司满载茶叶的船只还在大西洋上朝着北美航行的时候,纽约一家报纸就满腔悲愤地指出:“一艘满载茶叶的船此刻正在朝着我们这个港口驶来,它是被派来奴役和毒害我们所有美国人的。”随后,宣传矛头开始指向茶叶本身,特别是东印度公司正在贩往北美的中国茶叶,而中国茶叶会把专制主义带到灵魂之中的舆论也开始抬头。

茶叶,而且不再区分什么时候、由哪家公司贩到北美的茶叶,立刻成为这场热爱北美殖民地的运动的目标。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四天之后,《波士顿公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说:

“莱克星顿的爱国居民们欣慰地通知我们说,他们在最近的一次集会上一致通过了反对消费任何种类的武夷山红茶,无论是荷兰还是英国进口的。为了表示他们的真诚,他们将镇上的每一磅茶叶都收集起来,然后付之一炬。”

紧随莱克星顿之后的,是查理斯镇,也正在忙着将中国茶叶销毁。这两个小镇,都在“茶党”运动如火如荼的波士顿的外围,而莱克星顿更是1775年4月19日打响北美独立革命的第一枪的地方,然而也正是在枪响闹革命的一年半以前,此镇已经先一把火革了中国茶叶的命。

1775年4月19日莱克星顿之战,美国独立革命的开始。在这之前,此镇已经一把火革了中国茶叶的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茶叶迅速成为众矢之的,众多的小镇、社团组织甚至个人,开始销毁茶叶,展示他们对茶叶法案的出离愤怒。这里,茶叶已经不再是茶叶,倾茶也不再是倾茶,而成为一种在东印度公司代表的君主暴政来临之前为寻求自身经济、政治、权利的自由而进行对抗的手段。在茶叶可以把专制主义带到你的身体内的论调的渲染之下,对抗又平添了一份恐慌的神秘色彩。

在欧洲启蒙运动开始兴起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形象逐步被贬低,这恐怕也不能不对北美妖魔化中国茶叶的舆论产生思想上的连带影响。启蒙运动的反对专制主义,恰好与妖魔化中国茶叶背后的主要政治信息即反对专制主义合拍。如果说在法国的孟德斯鸠仅仅将中国等同于专制主义的代名词的话,这种北美殖民地的茶叶摄魂论就更“技”高一筹了。

另外,这种恐慌也具有社会心理上的铺垫。自1450到1750年间,欧洲进行了长达三百年的猎巫运动,即所谓witch-hunt,很多无辜的人死于这一运动之中。随着欧洲殖民进程,猎巫运动也延伸到了北美殖民地,在北美殖民地约有5000多件审判女巫的案件,大约2000多人因之丧命。猎巫运动存在宗教、社会、精神上的很多歇斯底里,而茶叶有毒论抛出之时,距离此种运动的结束不过短短二十年时间,整个猎巫时期遗留下来的北美殖民地的社会氛围,自然会给这场我们姑且也可以称为“猎茶”的运动做好了若干的铺垫,就连莱克星顿的焚烧茶叶的路数,也和猎巫运动中烧死被指斥为女巫的女子的行为毫无二致。上文提及的美国学者佛兰克,并未在其研究中将猎巫的背景引入进来,但这一背景在笔者看来当是不容忽视的。

再审“中国风”

就实际生活而言,这种妖魔化中国茶叶的做法到底对多少北美殖民地的公众产生了多少切身影响,是值得怀疑的。在独立革命之前的北美殖民地,从上到下都十分迷恋中国茶,连麻省的长官们也参与到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荷兰方面的茶叶走私生意之中,以茶会友的社交尤其是下午茶大行其道,而在像纽约这种都市之中,下午茶聚会也在妇女之中也非常流行。从波士顿往南,到纽约,再到费城,这一东部沿海走廊地带早已被中国茶的迷人魅力所折服。相应地,就会出现一些反对茶文化的声音,开始流行是在1730年代,比波士顿茶党倾茶早四十多年。

比利时画家约瑟夫 阿肯[Joseph van Aken,1699-1749年]于1720年代创作的画,描述英国下午茶聚会的场景,中国青花瓷风格的茶具清晰可见

例如,1731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纽约人在一份报纸上忧心忡忡地写道:

“只有我能够说服你们改变现在这种在我们中间非常流行的带有致命后果的习惯(亦即喝茶的习惯),我才能感到快乐。……当不仅仅他们的财富,而且他们的身体和快乐也面临危险的时候,我想这是我的责任去警告他们并阻止他们遭到毁灭。……[在喝茶的习惯下]不惟身体本身要遭罪,灵魂的行动自由也将受到阻碍并且会发生紊乱。”

这位要做醒世良民的作者,还担心喝茶这种行为可能会对喝茶者死后留下的身边的家属也产生致命的影响。在这位作者看来,喝茶这种习惯,是来自遥远的不可知的东方异域,其结果也就可能是非常可怕的。无知往往造成恐惧,而恐惧则会带来谣言,进而造成群体性恐慌和歇斯底里,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

如果我们从中国人对吸食鸦片烟的态度的角度来看的话,汉维对欧洲人喝茶的担忧程度之深、所认为的危机程度之大,就不难理解了。汉维的书在英国各殖民地也流传甚广,他的观点对北美殖民地而言,就不免会有茶叶导致阴盛阳衰进而使北美继续为英国所控驭的延伸理解。在此,我们也不得不再次回到同期欧洲在启蒙运动的影响去观察汉维的这种评论。当时欧洲已经开始批评中国形象太过虚弱、女性化,中国男子的形象也开始被刻意扭曲,法国也已经由路易十四的中国热时代急转直下到了路易十五(1715-1774年在位)的丑化中国的时代,而汉维的看法恰好是这种再审“中国风”的具体表现之一。

汉维1756年出版的《茶叶论》的封面

在北美,和欧洲一样,一边是茶叶、茶具、喝茶礼仪和社交活动的风靡,一边是一些人忧心忡忡地对这种非本土的东方式的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的渗透表示警惕甚至反对。正因为抵制喝茶习惯的声音在北美殖民地一直都有,所以这种舆论才能够在茶叶法案前后得到放大,在新格兰地区走到了风口浪尖。

茶开始被一些人视为“瘟疫”即plague,而且这种比喻也一再出现。例如,就在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停留在抵波士顿港口等待出售,而茶党计划推进倾茶行动的前几日,一位作者匿名在《波士顿公报》上大声疾呼说这些英国船“不仅带来了瘟疫(茶),而且带来了天花”,不免更给这种反对东印度公司贩茶到北美的爱国者们的心头蒙上一层阴影和增加了要与英方抗争的决心。茶在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革命的对象,被视为东方专制主义的载体、东印度公司的工具、继续把北美殖民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手段、让北美阴盛阳衰的可怕之物。

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独立革命之前的美国社会生活资料而言,这种妖魔化茶叶的声音并未占据社会舆论的主流,即便是波士顿茶党倾茶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人打算私自拿一些茶叶,结果被发现并予以申斥。而且这种反对中国茶叶的舆论,并没有扩大到抵制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例如,1773年12月16日晚倾茶之前,一群就要在晚间行动的茶党骨干来到《波士顿公报》的发行者本杰明 伊兹(Benjamin Edes,1732–1803)的家里,用一只中国的海碗轮流喝了一圈朗姆酒,而这只海碗上清楚着印着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所以反对中国茶叶的声音,不过是充当了这一时代背景之中北美殖民地抗争手段的一部分,并没有扩大化。除了茶叶之外,来自东方的一切货品,仍旧在北美大行其道,供不应求,而且以中国风风格为主要标志的漆器、瓷器等等,依旧抢手。

1773年12月16日茶党骨干喝朗姆酒所用的中国海碗

1775年4月19日,一年前已经将镇上的中国茶叶悉数焚毁的莱克星顿,打响了北美独立革命的第一枪,对中国茶叶的妖魔化开始让位于对英国国王的武装斗争。独立革命结束之后,曾经要被革掉命的中国茶叶,也在这块土地上一夜之间含冤得雪。

1784年1月14日,美国国会批准了在巴黎交涉的对英和约,确立了美国在国际上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战后独立的美国,外围上遭到英国经济封锁,英国禁止美国商人前往西印度群岛贸易,为了打破这一封锁,远航开展东印度贸易成为美国的目标。

1784年2月22日,即华盛顿总统的生日这天,新生的美国派遣“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启程,前往中国广州贸易,而贸易的大宗不是别的,恰是茶叶。此时,茶叶是毒药、瘟疫、专制主义的化身的说法,统统地销声匿迹了,在美国商人和走私贩子革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命以后,茶叶重新回到了它的起点:资本、财富与国际贸易。美国,也就此成为北美茶叶生意以及其他一切生意的正统操作者。

注: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转载自“视角学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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