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茶路是“一带一路”重要的组成部分。20世纪以前，中国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作为贸易产品通过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当时，中国是茶叶的唯一供给国，故有“海上茶路”一说。
海上茶路从宁波港启航有3条航线：一为北上高丽，二为东渡日本，三为南洋航线，经温州、福州，到广州，然后分两路，一路去东南亚，东北非，一路去波斯湾及地中海沿岸诸国。
茶路上的舟山
舟山与宁波山水相连，是宁波港对外贸易的海上门户和通道。
日本、朝鲜来华贸易的形式有“朝贡贸易”“勘合贸易”。无论哪种形式，日本、朝鲜商船都把舟山当作过往通道，并要在普陀山逗留数天，休整一番，瞻仰佛殿金身，祈求观音菩萨保佑他们旅途平安，财源广进。
《普陀山志》说：“诸番入贡，洋贾贸易，无不系泊是山，瞻仰告酬，方始张帆远达。”明代张邦基《墨庄漫录》一书中也写道：“三韩(朝鲜)外国诸山在香冥间，船舶至此，必有所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朝鲜)商贾送赐者，多刻彼国年号，有外国留题，颇有文采。”朝鲜产铜，朝鲜商人送铜物给寺院，还有给寺院题字的，而且颇有文采。清代裘琏编的《普陀山志》有“贡舶浮云”一景，明清时，到普陀山来靠泊的外国商船多得像天上的浮云一般络绎不绝。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日本商人将番薯传入普陀山，然后由普陀山流传到江南各地。这事见于嘉兴人李日华(万历二十年进士)所著《紫桃轩又缀》一书，书中说，普陀山普济寺住持性海大和尚送给他一种样子像萝卜而色紫的食物，煮食味道甚甘。李日华惊叹说：此物是“世间奇药，唯山僧野老得尝之，尘埃中何得与耶!”李日华说的“世间奇药”，其实是番薯。
元代帝王重视对外贸易，于至元十五年(1278)，朝廷诏告诸番国：“列居东南岛岸者，往为互市，各从所欲。”于是外国商船纷至沓来。舟山的岑港与宁波镇海口相距仅一衣带水，而岑港口岸宽阔，三面环山，是避风良港。外国商船到宁波贸易，常在岑港靠泊，或直接在岑港交易。一时间，岑港海舶穿梭，舟航鳞集，岸上司前街外货涌入，商族云集，成为闹市，被誉为“六国港”。朝廷以昌国“海道险要”，于至元十八年(1281)，升昌国县为昌国州。
清代康熙年间，正值“海上茶路”南洋航线开通，东印度公司进口欧洲茶叶迅速增加的年头，浙海关监督张圣诏认为“定海岙门宽广，水势平缓，堪容外国大船，可通各省贸易，海关要区无过于此。”在定海道头建红毛馆，作为宁波浙海关分关，定海红毛馆直接行使浙海关的职权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才终止。
英国人看到，在宁波港的海外贸易中，舟山的位置很重要。
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800余人的庞大使团，带着600余箱丰厚礼品，经过9个月海上航行到中国。1793年9月14日，马戛尔尼在热河避暑山庄觐见乾隆皇帝，提出5点要求。其中2点提到舟山：一是要求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贸易;二是要求租借舟山的一个小岛，供英商使用，停泊船只，在那里居住，存放货物。
乾隆皇帝断然降谕：“皆不可行。”乾隆皇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出于礼貌，乾隆皇帝给乔治三世写了回信，送了礼，使团所有人员都有赏赐，并允许装回去满满一船免税的货物。马戛尔尼无功而返，但英国想得到舟山的贼心不死，以致50多年后悍然发动鸦片战争，武力攻占定海。
舟山的茶由佛教传入
舟山的茶是跟佛教一起同步传进来的，佛教传入舟山很早，所以舟山茶的种植历史也很悠久。
佛教在舟山未建翁山县之前的东晋时期(317～420)开始传入，一个名叫韶的高僧在今定海龙峰山下创建舟山最早的寺院观音庵(后改称普慈寺)。到隋唐、五代期间，普陀山不肯去观音院、金塘化成寺、干石览隆教寺等相继建成，封建皇朝的统治者信佛，按规定对寺院和僧侣有所优待，地方政府要拨给寺院一定土地当作“法产”。田供僧侣们种粮食，山则主要是种茶。
寺院的正常运作离不开茶。因为佛教戒律森严，僧侣忌食荤腥、美食，不准饮酒，按此规定，荤腥、美食、酒类都不能进寺院，那么敬佛、待客该用什么?僧侣们想出一个办法，就是用茶。茶不是荤腥，不属美食，茶是纯天然、易操作，有益身心的饮料，用它来敬佛，待客，再合适不过。再说，僧人每天要坐禅、念经，坐禅、念经姿势要端正，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这样坐久了，自然会感到疲惫困倦，需要喝茶。
大的寺院都设有茶堂，备有茶水，僧人到茶堂喝两盏茶，兴奋提神，消除疲劳。如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言：“使人神恩阖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寺院要像储备粮食那样备有足够的茶，用最好的茶敬佛，用次等的茶待客，余下的茶“自奉”。为此，寺院要在山上建茶园，种茶、采茶、制茶，维持日常所需。
寺院种茶的习俗很快蔓延到民间。舟山气候温暖湿润，岛上丘陵又多，非常适宜茶树生长。农民种茶当作副业来经营。
据元大德《昌国州图志》载，自宋代起，茶已当作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历代志书“物产”一节都把茶列为“货之属”，并加注说：谷雨前者曰雨茶，谷雨后者曰春茶，立夏后者曰夏茶，五月时重抽者曰二乌。茶产桃花山者佳，普陀山者可愈肺痈血痢。民国《定海县志》说，舟山的茶以黄杨尖芽茶、普陀山佛茶和岱山的蓬莱仙芝最佳。民国4年(1915)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黄杨尖芽茶获三等奖。普陀山佛茶明清时是贡品，到光绪年间才裁撤。1982至1984年，普陀山佛茶连续3年评为省级14个名茶之一。
元代实行茶叶专卖，茶商要向官府领取“茶引”，茶引分长短两种，凭茶引才能经销茶叶，并于至正十七年(1280)开始征收茶税。茶商们凭茶引在舟山收购茶叶，然后通过宁波海关出口到国外。
英国人来舟偷盗茶树
18世纪30年代起，英国因为茶叶大量进口，不可避免地成了对华贸易的赤字国，巨额的白银源源不断地从英国流向中国，当时中国聚集了世界最多的银两。为了改变茶叶贸易上所处的不利地位，英国采取的策略首先是增加走私到中国的鸦片数量，获取暴利来补偿茶叶贸易的逆差。鸦片市场的急剧扩大给英国带来的利益已经远远超过茶叶贸易。
英国人的另一个策略是派遣植物学家到中国来偷盗茶树、茶种。
康熙四十年(1710)，最早到中国来的是詹姆斯·肯宁哈姆，此人采集了一些茶树、茶苗就回去了。
一百多年后，人称茶叶大盗的罗伯特·福琼受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派遣，两次到中国来窃取茶树、茶籽。他首次来中国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当时，舟山被侵华英军占领，福琼把舟山当作他主要的盗窃地。他在《两访中国茶乡》一书中以较多篇幅写到当时舟山的茶业。他看到岛上“到处都栽种了绿色的茶树，每年所产的茶叶，除了一小部分出售到大陆上去——宁波以及临近的几个乡镇，绝大部分都是当地人消费掉了”。1848年他第二次来华，去了金塘，他写道：“岛内广泛栽种绿茶茶树，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希望采集到一些茶树种子。因为这个原因，我把两个仆人都带在身边，一路上查看各个茶园。”福琼这次来，盗采去大批茶树、茶籽，其中1851年一次，就运走盗采来的茶树12000株，刚发芽的茶苗14箱，同时从中国带去6名茶树栽种、茶叶制作技工。
茶树、茶种运到印度，栽种在东印度公司开设在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等处茶园。他们运用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方式，导致如今印度及斯里兰卡茶叶生产兴旺发达，20世纪之后，中国出口茶叶数量则大为减少，从此结束了中国对世界茶叶市场的垄断。其实，印度和斯里兰卡生产的茶叶，其最早的茶苗、茶籽来自舟山，它有我们舟山茶的基因。
茶文化的影响力
“茶叶从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个国度款款而来，以其独特的口味和顽强的生命力扎根并生长在新的帝国。”这是美国作家汤姆·斯丹迪奇在其所著《上帝之饮，六个瓶子里的历史》中开头的一句话。中华茶文化以实物为载体，以商业贸易为手段，通过“海上茶路”传播到“一带一路”沿线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宁波是“海上茶路”的起航地，舟山作为宁波港的门户和通道，且是浙江省内茶叶产区之一，与“海上茶路”关系密切。
孙中山先生指出“茶为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绿茶为六大保健饮品之冠。茶文化是最具中国元素的世界名片。
各国的饮茶习俗有所不同。日本人长期饮茶形成了特有的茶道。中国的茶宴主张饮茶要静要缓，体现生命本真，注重一个“雅”字，早在宋代起，就把茶宴跟焚香、插花、挂画一起称为“四雅”。西洋茶会则注重情调、环境要美，要有乐队伴奏，洋溢着精致生活的情趣与欢乐。尽管饮茶的习俗各有不同，但都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通过饮茶，彼此增进互信，建立互尊互爱、互惠互利、温馨和谐的人际关系。通过中华茶文化的传播，把我们崇尚以和为贵文化的优越性和魅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从而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来源：舟山学习平台、舟山晚报、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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