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周重林《茶之基本：陆羽茶经启示录》，原标题：茶人的修养—— 来自陆羽《茶经》的启示)
陶渊明不懂音律，但他觉得琴雅，家中有一张无弦琴，每次喝完酒，便在无弦琴上来回拔，乐琴书以消忧。对来访的客人，不论是谁，只要有酒，他一定摆酒待客。他如果先喝醉了，就告诉客人说：“我醉了，要去睡个觉，你可以走了。”
自孔夫子倡导琴有助于乐教以来，后世许多不弹琴的士大夫家里，也会摆放琴以体现自己对教养的重视。
苏东坡不解棋，却喜欢听落子声。在古松流水间，听棋敲盘， 自怡自得。吕行甫不会书写，但喜欢藏墨。东坡说，蔡襄老病不能饮茶，但经常烹茶玩玩。
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观看明末清初王铎的书法，胸中会涌起一股和谐愉悦之情。明人作画，多为稻粱谋，祝枝山、唐伯虎、徐文长都把书画换作了酒钱，这可悲么?
也许并非如此。王铎说用自己卖字换的钱，买了米养家，所购之墨却很糟糕，加上写字的时候，孩子在一边玩耍，大哭大闹，就有些烦，但书写还是要继续下去，是不是?
我们总是以为，琴棋书画沾不上半点烟火气息，但王铎的现实却是大部分人的现实。并非在深山、在松涛云影中挥洒出来的才是艺术。想想，现在中年的写作者，哪一个不是在王铎的状态下创作呢?
现实中，还有更过分的： “你所做的事情到底有什么用?” “又不能当饭吃!”
远在一千多年前，《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815—907) 就面对过这样的处境，家人抱怨他为了收藏书画，弄得破衣粗食,做这些无益的事，到底图个啥?
张彦远回答说 :“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能悦有涯之生?” 当代美术史家范景中评价张彦远的这十六个字，并揣摩出非常重要的发现：“似乎是整个文明史上第一次对艺术表达了一种超物质目的的观念，暗示出一种伦理的哲学：艺术是一切人类成就的典范，因此可以修正道德价值的尺度;简言之，艺术由于可以净化身心，因此能够成为对抗野蛮、对抗低俗的解毒剂。”
张彦远从爱好到痴癖，“每清晨闲景，竹窗松轩，以千乘为轻，以一瓢为倦，身外之累，且无长物，唯书与画犹未忘情”。
读书人，正是在俗事缠身之中，才把琴棋书画发展成从器而道的精神史。琴棋书画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更是脱俗的。
青木正儿在考证中国“琴棋书画”起源的时候说：“粗略回顾一下这一自成体系的熟语的变迁，四者都作为文雅艺术，被约定俗 成地暗指为知识阶层的精神史。最早被开始熟用的是‘琴书’一词， ‘书’所指的‘书籍’大约是其原义。读书累了则鼓琴解闷，这一生活常态大概是产生这一熟语的原因。读书本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特 长，作为第二特长，学琴就成了最受重视的风习。这从‘琴书’并称自可窥见。后来，‘琴书’的‘书’意谓书艺，反映了书法成为 紧继琴艺后与知识分子密不可分的生活内容而广受重视。于是同气 相求，琴艺邀请了棋艺，棋艺招徕了画艺，至此琴棋书画并称，一 起代表着知识分子的雅游。”
在唐代，比张彦远早一些年出生的陆羽(733—约 804)，同样在为知识分子的痴癖做努力。然而茶与画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陆羽所面对的困难是，茶在当时还只是某种提神的小众饮品，因为僧人的推广才流行起来。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说，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有位称降魔师的和尚大力提倡禅宗，和尚们坐禅时不能打瞌睡，不吃晚饭，但可以喝茶。和尚们各自携带着茶，到什么地方都煮茶喝。从此，人们互相仿效，喝茶就成了风俗。从邹、齐、沧、棣等州，直到京城，城镇里大都开设店铺煮茶卖，不管是僧道，还是世俗之人，都付钱取茶喝。茶叶从江淮一带运来，运茶的车船接连不断，存放处的茶叶堆积得像小山，品种数量很多。
在陆羽所处的时代，诗人对茶的书写远远不及画的万分之一。陆羽如果要把泡茶、品茶升格为高雅的艺术，至少要做到以下两点：
一、茶作为一种来源很正统的饮品，能被雅文化的主要群体普遍接受。
二、赋予茶教化的意义，能够让人“附庸风雅”。
陆羽首先做的事情是为“茶”正名，从“葭”“槚”“茗”“荼”“荈”这样的称谓中寻找“茶”的家族渊源，使世人相信茶有其历史，而不是训诂学家设下的思维陷阱。紧接着，陆羽追忆了在品茶链上的人，远追神农、伊尹，近溯杜育、王肃，饮茶史也就徐徐展开。
槚，《尔雅》解释说是“苦荼”，郭璞在为《尔雅》中的“槚”作注时，加了一句：“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荼。”小字一行，让茶的身份因时令而明确起来，“茗”是荼的芽，而“荈”是荼的老叶。陆羽对这些字做了详细的区别，“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
历代都有人根据只言片语来寻找茶曾经留给生活的痕迹，但都远远不及杜育《荈赋》所带来的这种格局，不如其令人满心喜悦。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 弥谷被岗。
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
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
水则岷方之注，揖彼清流;器择陶拣，出自东瓯;酌之以匏，
取式公刘。
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烨若春敷。
若乃淳染真辰，色清霜，□□□□，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慷除。(□为佚文，选自沈冬梅《茶经校注》)
《荈赋》完整的叙述，奠定了陆羽茶学的基础，《荈赋》记载了茶的生长环境、种植的地理条件、采摘时令、泡茶的人群、茶具、茶汤的颜色以及品茶的感受，最后以茶的功效结尾。
晚摘为荈，吃的是叶子，而不是茶芽，这是时令。《荈赋》为饮茶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强调天然地理环境的重要(灵山、卷阿、丰壤、甘霖)、泡茶工具的选择(陶简、公刘匏)，细致描写了茶汤的特点(华浮、积雪、春敷、清霜)，择水(岷方之注、清流)，功用(调神和内)。
唐之前的饮茶史，陆羽耗费了很多时间去考证，但那些只言片语只能缝补出一个小章节。杜育是开拓者，而陆羽是集大成者。《茶经》甫一面市，就获得了极大的关注。陆羽还在世的时候，就被尊为“茶神”，被卖茶人供奉，与他的偶像、厨神伊尹一道调剂着华夏饮食的神经。
陆羽对茶的第二大改造在于工具。因为艺术依赖于工具，工具又会在不同的人手中发挥出截然不同的效果，这些工具就是后世总结的“陆氏二十四器”，也是陆羽真正的创造。
茶之法皆在二十四器中，这是封演在唐代的认知，也是我们今天的认知。这些器具来自厨房、酒桌、祭台、书房，但经过陆羽的改造后，都只有一个名字：茶器。这太容易理解了，书画需要笔墨纸砚，对弈需要棋子与棋盘，弹琴需要琴与琴台。传闻琴亦是神农所作，长三尺六寸，象征三百六十日;上圆下方，法天地。《白虎通》说：“琴以禁制淫邪，正人心也。”陆羽规制茶的器具，以饮茶来倡导君子之风，“精行俭德”，“目击而道存”。
二十四器的规模就足以令普通家庭望而生畏，注定了这只能是大户人家的配备。这些全新的茶器，因茶而生，是为把茶从世俗的吃法中解放出来。具体说来，《茶经》里记录的各种饮茶法，都可以简单归纳为两种：混饮与清饮。混饮，就是把茶与其他吃的混在一起煮，是谓“茗粥”，吃茶是为了补充热量。清饮就是只饮茶，茶是唯一的主角，饮茶为了提神。
在饮茶之前，陆羽会把绘有茶源、茶具、制法、茶器、泡法、茶事与产地的挂画准备好，让来的人知晓茶的来源、茶器的用途， 引导大家去欣赏茶饼，教大家体会茶味层次。听起来很耳熟，对吗?这个场景就像今天的人去参加的某场茶会，陈列展架、产品以及产品手册都会告诉你茶产自何处，主持人会引导观众充分感受茶滋味……这些方式方法，其实都是陆羽的遗产。如今产茶地多了很多，制茶法变了很多，但核心的仪式从未发生过变化，这当然是陆羽了不起的地方，他贡献了一整套认知茶的方法论。
《茶经》是什么?就是茶的秩序。陆羽说某地的茶好，我们便说某茶地的茶好。陆羽说喝茶最好三四人一桌，我们便三四人一桌。
他说要先赏茶，于是我们赏茶。他说要赏器，于是我们赏器。他说要鉴水，于是我们鉴水。他说茶有回甘才好，于是回甘成为我们品茶的重要感受。
陆羽生在一个酒气冲天的唐代，他的同道并不多。与他唱和最多的皎然，是个和尚。和尚爱茶，最根本的动因是寺院禁酒，茶这种比中药药饮更有瘾头及品饮价值的植物才被空前放大，喝茶可以使人坐禅的时候不打瞌睡。
皎然宣称：“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俗人饮酒，雅士喝茶，这是新名士论。郑板桥有一副对联说 :“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这都是对陆羽茶道艺术的有力回应。封演在《封氏闻见记》里说，士大夫阶层饮茶之风，始于陆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
陆羽之后的“茶”，确实变成了一门艺术，成为与“琴棋书画”相匹配的雅文化。扬之水在《“琴棋书画”图演变小史》里说，“琴棋书画”四事合成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风气肇始于宋代宫廷。王明清在《挥尘录》中提到，皇宫会宁殿有八阁东西对列，每阁各具名称，分别是琴、棋、书、画、茶、丹、经、香，宋高宗以雅文化怡情养性，并在宫廷教授相关技术，宫女的基本修养全在“八术”，正所谓“伊朱弦之雅器，含太古之遗美”。
“喝茶便雅”是宋人常见的观点，宋徽宗号召有钱人多喝点茶，脱脱俗气，“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竞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喝茶指南《大观茶论》。
明皇子朱权，为了喝茶，专门发明了煮茶灶台，同样写了一本茶书，在南昌大兴茶道。明代江南的士大夫，则在美轮美奂的私家园林里，专门修建了精舍品茶。如今去逛苏州园林，昔年泡茶的场景犹在。清代的茶馆发展成遛鸟看戏的游乐场，曹雪芹不得不安排妙玉现身，教一教贾宝玉这样的世家公子，怎么喝才不糟蹋茶。但品味又怎么能短时间内培养得起来?
晚清时候，“打茶围”已经成为找妓女的代名词，民国年间胡适不得不在“打茶围”后，做出特别解释。去茶室喝茶不再是雅事， 周作人只好把自己喝苦茶的家命名为“苦雨庵”。流浪在湖南的闻一多，写信抱怨说连日都在喝白开水，没有茶的日子难熬。到了台北的梁实秋，再也喝不到自己心爱的龙井茶，他摇头离开茶店。在北京的时候，梁实秋与闻一多到冰心家做客，发现连茶烟都没有， 于是出门买。梁实秋意味深长地告诉冰心，一个读书人的家里，不能没有烟酒茶。这听起来，有点陶渊明在家置琴的意思。
在唐代，陆羽的茶艺还是前卫艺术，但在现在，品茶艺术已经深入人心，重提陆羽，是重拾断了很久的茶雅传统。因为，眼下的茶室几乎都变成了麻将馆的代名词。数年前，父母听说我开了茶室后，居然一夜都没有睡好，非得来昆明亲眼看到没有麻将桌才安心。
日本美学大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1906)里批评说，近代中国茶不过是一个很美味的饮品而已，与人生理念毫无关系。中国人长久以来苦难深重，已经被剥夺了对生命探寻的意义，他们变得暮气沉沉，注重实际，不再拥有崇高的境界，失去青春与活力的想象，失去了唐代的浪漫色彩，宋代的礼仪也没有了，庸俗不堪。
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遭遇的质疑，与一千年前张彦远遇到的并没有什么不同。
“喝茶不过是小事一桩，与灵性境界有什么关系?”
“喝茶与令人讨厌的玄学思辨有何联系?”
“茶就是茶，还能是什么?”
“把茶变成某种奇怪的艺术有什么意义呢?”(《禅与日本文化》)
铃木大拙反问说，我们都知道有生必有死，那么何必那么隆重地搞葬礼、搞婚庆?
为什么要小题大做?我们视为庄重之事，为之举行隆重仪式， 是因为我们想这样做。那一个个场景，有些让人激动，有些让人沮丧。
“当我坐在茶室喝茶的时候，我是把整个宇宙喝到肚子里，我举起杯子之刻即是超越时空的永恒。谁说不是呢?茶道所要告诉我们的，远比保持万物的平衡，使它们远离污染，或者单纯地陷入宁静深思的状态要多得多。”
然而，从生命内在意义来说，一秒钟和一千年都一样重要。
陆羽说，天育万物，皆有至妙，人能做的，非常少。到了他那个时代，已经有人盖了最好的房子，缝了最好的衣服，酿了最好的酒。他还能做什么呢?
茶是上天留给陆羽的，他自然就要做到最好。
他一口气说了九个“非”，茶有九难，茶不在这一边，在另一边。
另一边就是工夫，就是修养。
来源：茶业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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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茶去》杂志)中国民间有句俗话，叫“浅茶满酒”，主人待客时茶要浅倒、酒要满杯，客人饮茶要细品慢咽。这样的平常生活场景中就包含了中国茶道的一个基本精神取向：在闲中返隐并取乐。中国古代文化是在本土自生式缓慢生长出来的，茶文化更是在从容、闲散的生活处境中孕育出来的，所以，中国茶道在品茗论茶时延长了个人独处或者与友人相处的时间，同时也放大了狭小场所(茶室)的空间意义，强调细细品味杯中茶汤，同时把玩手中器皿、与周遭环境共处同安，在场者的内心交流无需言语，仅仅因为共处一室、共饮一壶茶而得以完成。传统中国茶道提出的四境说对此有较好的揭示，本文将进一步对此作出现代诠释。
一、 中国文化传统孕育下的中国茶道
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容及其特征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这样的讨论还将继续下去，因为中国文化传统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就不会停止。本文的重点不是阐述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或者其中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于概要说明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总体结构是“一体两用”，即以儒释道一体为骨架，中医和茶道构成其两翼，这两翼是儒释道之体的巧妙运用和成功渗透。对传统中国人来说，中医医身、茶道修心，身心和合及其价值追求都体现在儒释道一体的学统上。早在魏晋之时三教合流的倾向就已经出现，隋唐产生了众多三教合流的文化成果，如建筑风格、学术教义、生活样式等，中国茶道就是代表性的重要产物。
饮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何时出现的呢?郝懿行在《证俗文》中提到，“考茗饮之法始于汉末，而已萌芽于前汉，然其饮法未闻，或曰为饼咀食之，逮东汉末蜀吴之人始造茗饮。”这是有关中国人将“茶事”作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的较早记载。此时，茶事已经脱离初期的药用、食用阶段，进入到饮用的阶段。即便进入到饮用阶段，饮用方式也在不断变化，隋唐时的煎茶(煮茶时要添加一些佐料，如盐、香料等)到宋代的点茶(茶要烘烤并碾成粉末，倒入热汤时还要不断击搅)，明代时放弃饼茶、团茶改用散茶，出现了泡茶这样的饮法，这种饮用方式能够完好地再现茶的本味、茶汤的本色，大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还留有食用式饮茶法，宋代的抹茶和点茶法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成为了他们的代表性文化传统，在中国大陆则因泡茶法的一统天下而被遗忘。
“茶”原本有多个同义字，包括荼、槚、蔎、茗、荈等，最后统一定为“茶”字，根本原因是“茶”的字形最接近中国文化传统所设定的天地人关系的构想。“茶”，“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陆羽《茶经》)其义为“人在草木间”。苍天之下，人为万物之灵长，敬天尽地利以利人。茶本为自然界一介植物，被人发现、采用、加工，茶从万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的宠爱;同时，人因茶而获益、满足，茶所集纳的日月精华、水汽凝结和山岳含育均被人做出了极大开发，人成为茶的受益者。
应当承认，至今仍然有学者明确反对“中国茶道”的提法，认为中国只有茶文化(包括茶俗、茶礼、茶艺等事业)、茶产业(包括茶叶生产、制作、贸易等活动)，但始终没有发展出系统、严谨的“茶道”。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完整的茶道理论，也无明确的茶道流派传承，但这只能说明中国茶道有其特殊性。决定是否有茶道的关键是有无对茶事活动所内含的精神性价值(与人相关)和思想性价值(与知识相关)做出有意识的总结或概括。有无总结是一回事，总结的深浅、广窄是另一回事。通过饮茶获得身心安宁、精神愉悦并对此做出思想升华，这显然不再是生理活动，它已经进入到自我实现的境地，肯定这一内容就可以视为茶道，关于这方面认识的总结就是茶道研究。将茶的生命比拟人生，将饮茶体悟引向对自然万象、宇宙世代的洞察，并将之理解为天道、真理的具体化，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思想对茶的总体性把握。许多文人、僧人、思想家对此都留下了富有启迪的独特见解、深刻体悟，如陆羽、苏轼、朱熹、周作人、林语堂等。茶道广泛存在于文学作品、画作之中，并对中国陶瓷工艺、美学设计等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笔者之所以主张中国茶道真正形成于宋代而非唐代其原因就在于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物的深切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所有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从字义上说，茶道意指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和对人身心的益处，在此之上关于茶所展开的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才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构建了诸多包含信仰、文学、哲学、艺术之内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传统所推崇的精神世界主要体现在乐生、天命、义理等重要命题上，茶道正是以茶为载体在品茗中以茶说事、以茶喻理、以茶论道。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角度上看，中国茶道的具体内容可以表达为如下三个方面，即闲、隐、乐。三者统一到人，媒介是茶。“闲”是中国茶道的心理基础，“隐”是中国茶道的社会主张，“乐”是中国茶道的价值追求，就三者的内在关系来讲，“闲”是前提条件，“隐”和“乐”是刻意营造或试图表达的精神状态。
“闲”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重含义，负面的是指不事稼穑、游手好闲、吃闲饭;正面的是指从容、优裕、散淡、豁达，正面的含义中既包括品质方面，也包括生活方式。与茶道关联的“闲”显然是指后者。“闲”就是有工夫，并且肯在茶上下工夫，茶因闲得以成就，闲因茶得以充实。时间上的闲只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心理上、精神上的闲，要点在于一种生活态度，即从容应对，等闲看过苦难沧桑、视荣辱或声誉为身外物，置之度外，心中只有茶，将我融于茶，将茶化作我。这样的“闲”正是精神成长、自我发掘和自由意志伸张所必备的思想品质，得闲之真谛的人才会在意向内观照，求取独立的个体我。
从价值论上说，“隐”的消极含义是保全其身，明哲保身;“隐”的积极含义则是脱俗、淡泊、精俭、洁身自好，这不是被动的退让、逃避，而是在知其不可为或者无力改换他人/社会时、仍然顽强保留自身的处世原则、固守内心的道德律，这是以一己之力抗争凡俗世界、庸常大众的随波逐流，不做犬儒，放弃世常的名利而求取个人的精神圆满。如范仲淹所言，“居庙堂之上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身”。因此，茶道中的“隐”揭示的是茶人饮者在生活、社会中如何立身的大问题，隐后返本，身处闹市求心安，身处高位知进退，隐与显是一对相互依托的对立统一，隐后再显的是本真的我，不忘初心，为人处世不忘己身。“隐”要有强大的内心支持才可持久，避喧嚣而处落寞，离繁华而安清贫，这非一般人可为。陆羽在《茶经》里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他不是说喝茶后，人就自动获得了“精行俭德”，相反，那些本就“精行俭德之人”是最宜饮茶的，陆羽的意思十分明了，那就是人选择了茶，茶的德行是人的德性之外显，饮者之品性投射到茶这一实物上。禅茶一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立言的，佛家弟子之所以选择茶来解经悟道其缘由也基于此。
“乐”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主张，甚至也可以说是它的一大特点。孔子曾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西方哲人提出了德福一致，中国文化传统更加倾心于“德乐合一”，如助人为乐、乐于助人、乐善好施，都是将行善、助人与快乐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快乐是一种因所认同的价值得到实现而产生的内心愉悦，是一种精神快乐，体现了“众乐乐”般的精神快感。“乐”使中国茶道明显有别于日本茶道。日本茶道生发于佛教寺院，最初由出家人阐发和传承，以后形成的茶道流派“三千家”，也严格维护了师徒授受关系，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因此属于小众文化或雅文化，在其精神内涵上突出的是施茶、吃茶过程中的寂、静、敬的成分，走向了纯粹形式化的理念体悟。中国茶道之乐重申了对此世的投入和对人身处其中境遇的关切，因此，中国茶道具有更加平实的表现形式和更加生活化的现实关怀。无数的历史事件表明，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多数中国人都易于快速接受现状，这与中国茶道乃至中国文化中的乐观主义是分不开的。
二、 茶道四境说的提出
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题是人生哲学，中国哲学精神也脱离不开对人/人事/人情的考量。他还根据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立场概括出四种人生境界，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前两种境界都是非哲学的，只有后两种境界与哲学有关，并且是哲学关注的对象，冯先生还指出，只有借助哲学的反思省察，人生才能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冯友兰先生所概括的境界说看似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归结，其实是接受了西学影响、采纳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的尝试，例如，冯先生所讲的“自然”就不是儒家的原初含义，同样，他明确地划分出可以成为哲学对象和不可以成为哲学对象两种不同的层次，这也是有别于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世间道”的做法。中国茶道无法划入冯先生的哲学对象之中，因为它不是形而上学的观念构建，没有正面回答知识论问题，它只与日用生活相关，只在民间风俗和日用生活中寻找意义，却力图将日常事件变为情趣、乐事，从而获得恒久性。
然而，传统中国茶道也讲境界，很早就提出了四境说，分别是：物境、艺境、人境、心境，并认为四境俱美才是至上状态。明代的书画家徐渭(1521—1593)被世人称为“茶痴”，他最明确提出了宜茶境界说，认为物境、艺境、人境、心境俱美者乃宜茶最高境界。物境指饮茶的环境，主要指不是人为建造的居室、楼宇，而是自然天成、幽静清雅的场所，如竹海、梅林、泉边、湖畔等;艺境指使用器具的造型、冲泡或饮用之法的得体、抚琴弄箫的声乐等共同构成的雅致脱俗的氛围;人境则指嘉宾来客与主人的融洽关系，专心于饮茶，彼此声气相投、趣味相和;心境指在饮茶中忘却世间万象，人与茶、茶与人合二为一，一心悟道，由此求得心胸的物我两忘、豁然开朗。
茶道四境之间并非简单的高低替代关系，相反，四境是相互补充、缺一不可的连带关系。物境和艺境提供了实体性基础，人境提供了人际交往沟通的条件，心境则受到前三者的引导，反过来又纯化、提升前三者的存在方式。宋人提出的饮茶“三点”——饮茶环境、水质和茶具、品饮者的修养三个方面，讲的是同一个道理，也可用看做是茶道四境说的前身。
茶道四境界不是人生境界，也非道德境界，它只是对生活情趣的关注，在匆忙、庸常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情投意合的同道，在刻意营造出的人为环境中折射当事人的思绪和体悟，这就是生活的闲、人生的隐和现世的乐。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1597—1679)有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茶道四境在匮乏经济时代显得有些铺张或矫情，对俗世凡众来说它显得过于高格调和雅致，通常会被不谙茶道的人视为“茶疵”、“饮癖”，然而，恰恰是这些对茶情有独钟、不改初衷的人成就了茶道，使茶事成为风雅，使茶人有了品味。
中国传统茶道的四境说所讲的茶道不是在用时间来衡量，相反，只在乎空间，中国人喝茶可以从早到晚，时间似乎停滞了，时间的意义消逝了，重要的是喝的什么茶、用的什么茶具、所处怎样的环境和心境，这些都是空间要素。中国茶道弱化了时间维度，突出了空间维度，饮者或主宾饮者们共处的空间性存在的属性得到充分阐发。中国茶分产地、产区;但各地的饮茶方式也有地区差别，茶室、茶馆的陈设在理念上大多刻意滤去了时间的向量。据说真正谙茶者在头三杯不事任何言语，静静品茶，全身心关乎茶主泡茶的一举一动，用心体会茶汤之味、茶器之美、茶艺之精、茶席之雅，等等。品茶过程中茶者(包括茶人、茶客、茶主)的思想沟通不是靠语言传递，而是靠共感，情感共鸣，这样的情感分享与特定的场景及其要素相匹配，它是以彼此共在、身心在场为其表现形式的。西方人则非常不同，他们用时间来度量茶，喝的是晨茶、上午茶、下午茶、晚茶，茶就像钟表一样提示人正处于作业或行为的某个阶段，所凸显的是茶外之人的所作所为。茶只是工具性存在，茶为人所用，仅此而已。
令人遗憾的是，茶道四境虽然关涉空间，但只是十分狭小的范围，往往只是设茶席、茶会的那块空间，或者仅仅关联案桌、茶几的空间。饮茶者之外，即便在同一室内(如茶室、茶馆)仍然可能垃圾遍地。中国茶道只提供了十分有限的悟道体验，却没有成功扩展、延伸开来，成为“新民”乃至“新生活”的源头动力。蔡元培在写于1916年的《华工学校讲义》中说道：“华人素以不洁闻于世界：体不常浴，衣不时浣，咯痰于地，拭涕于袖，道路不加洒扫，厕所任其熏蒸，饮用之水，不加渗漉，传染之病，不知隔离。小之损一身之康强，大之酿一方之疫疠。”推己及人、由此及彼这些中国文化传统倡导的“类推”在茶道中未被生根、发扬。中国茶道创造的洁净世界只局限于当事人的精神领域，却可能无涉于周遭环境，更未激发出行动的意志。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坐而论道”、缺乏行动力的劣根性也大抵与此相关。
中国茶道具体内容——闲隐乐——正是通过“四境”得到充分体现的。茶道的物境在于野趣、雅致，在世间却又脱俗清新，这就是闲和隐;茶道的艺境强调合于时令，契合仪规，烘托出寂静、清和的空间，这就是闲和乐;茶道的人境突出的是同坐茶席中人一期一会，以情相交，以茶传情，这就是得一知己而足矣的至乐;茶道的心境关注当事人反躬自省，向内心观照，以茶喻人生、事业，涤除内心的不满、怨恨，成就自性的伸张，这就是“大隐隐于市”的真谛。可以说，茶道四境说从不同角度全面解读、深化了中国茶道。
换句话说，中国茶道虽然也强调由茶及道、茶中见道，但并不追求道外世界。一句话，中国茶道的本质是道茶一体。日本茶道援佛入道，突出了“孤”、“寂”、“清”的品味;中国茶道引儒入道，强调的是“闲”、“隐”、“乐”。中国茶文化在唐代兴起时就是雅俗共赏，宋代出现茶道时，也是同时存在士大夫、寺院、宫廷、世家、平民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佛门、道观、儒家的祠堂、学堂、孔庙等都依据各自有关天、人、物的理念预设而发展出了不同的茶礼、茶艺乃至各自有别的茶道。茶文化流布广泛，是因为吃茶人都接受了其中的乐趣。周作人曾在《喝茶》一文中有极好的概括，“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话来说，可以称作‘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中国茶道具有深切的现实关怀，本着及物、依人、乐生的原则将茶道落脚在生活情趣上。
三、 茶道四境说的现代诠释
新中国建立后，全面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传播了社会主义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对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文化的诸多具体形式都做出了彻底否定，既根除了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也对民众一般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冲击，其间茶道研究、茶文化样式几乎停滞，仅仅保留了单纯物质性内容的茶叶种植、加工、买卖，因为茶叶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出口创汇产品。然而，饮茶、品茶的过程而产生的悠闲生活方式，散淡人生态度和追求精致、雅致、品味生活的志趣都被无情扫除，茶文化不再传承，茶道研究被迫中止。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也给中国茶文化复兴创造了条件。许多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茶叶贸易，鼓励围绕茶叶而进行的各类文化事业，各地纷纷成立了茶协会，茶馆也雨后春笋般繁荣起来，茶事活动频繁，并且参考和吸收台湾经验，开发出各种茶艺表演，茶事相关的茶产业，如茶服、茶器、茶具、香、古乐器、国画等都得到了蓬勃发展。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茶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赋予茶各种积极、正面的价值。饮茶者(无论是在自家独斟自饮还是与人同泡茶馆)都不再被视为游手好闲的人，相反，经常被看做是有品位的风雅之士。
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例如奢靡之风盛行，茶的包装过于精美，造成大量垃圾，增加了环境负担;茶具和茶器过于昂贵，离普通人的生活越来越远;茶艺表演出现了许多不雅或庸俗内容，冲淡了饮茶本身的乐趣。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茶生产商、经销商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使用过多的化肥和杀虫剂，加工过程中添加了过多干扰茶性的有害物质，这些行为导致许多种类茶叶品质的退化，这种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传统茶人应有的职业操守，也与茶道追求格格不入。
当代中国茶道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匮乏经济时代，茶仍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一般平民百姓买茶只是备着待客之用，平时是消受不起的。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士大夫、文人之间雅致生活的追求。虽然只有占总人口极少数的人饮茶，但他们大多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思想的创造者，他们不仅维持了茶文化，也推动了茶道的传承和深化。然而，今日的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叶的种类层出不穷，饮茶的方式不断翻新，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即任何一个“涂之人”，此时，茶道何存?跨越全部阶层、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
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呢?笔者认为，中国茶道所主张的闲隐乐三种精神不仅仍然具有意义，而且在今日获得实现变得更加可能，主要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度闲和求乐变得唾手可得。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紧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这是今日茶人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这就必须强化茶道中的四境功夫。返归自然，按物之本性行事，顺物理尽物力。茶本是自然一物，饮茶之益来自于茶性的最佳发挥，茶道的初心就是保持对茶性的尊重。茶道四境必须依此茶性自然主义原则加以展开。艺境虽是人所造环境，也应以模仿自然、接近自然为原则，将艺境融于物境之中，饮茶者无论身处何处其心境和人境都应返璞归真。质言之，虽然心境重在个人独处的内心观照，人境强调以敬待人求得声气相投，但人境的出发点是心境，有独立人格和自处自律的人才会与人平和相处，茶道四境其实就可以化约为二境：物境和心境。茶人的举手投足是自身心境的外化，所使用的器具、营造的环境皆由心性外发，洞察物之本性以尽物力，对茶事中的一切皆抱持恭敬、谦和的态度。二境皆出于一心：这就是奉茶之心，易言之，敬茶之心。
中国茶道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俗世生活中返本归真，在庸常世界中寻找优雅品位。在此，重要的不是茶、茶具或茶室，而是茶人，或者说是饮者在品茗中全身心投入所获得的自悟自省。道在茶中，悟道就在品茗的过程中。物镜、艺境、人境都不需刻意选择，随遇而安，因为象由心生，心境才是根本。在当代，拜市场经济和技术革新之所赐，茶相关的器具极大丰富、陈设越加奢华，茶室随处可见，茶叶唾手可得，然而，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外壳，真正有意义的是饮茶者求放心，将心安置于事关大问题的事物上，用宏大叙事去除生活中的繁杂，用普遍价值提升人生的关切，饮茶让人安静下来，生起敬意，卸去多余的欲望和无谓的冲动，一句话，品茶就是赴一场心灵之约，从这个角度上看，茶道四境可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信仰依托。
【摘自2016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董鹏(陕西安康)】
太残酷了
今年最流行的一个词叫作“内卷”，勤劳善良勇敢的中国人民通过长期坚韧不拔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天下何处不内卷之局。茶，也不例外。
内卷和内卷不一样。在有的领域，你有点壁垒，有个门槛。不管是资金，技术，文化，还是什么壁垒，抗内卷能力就强一些，至少有个护城河能坚持一段时间。但是有一个领域，传播学上专业术语称为CNB，这个领域因为毫无壁垒可言，有张嘴就跨过了门槛，而且不管怎么卷都不上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早就发现了这个传播学规律，总结为一句谚语：CNB不上税，这一规律目前仍然适用。
在茶领域，真正修内功的少，玩概念的多，茶学慢慢就变成了玄学。看似云山雾罩，门槛却低的不能再低。门槛有多低，内卷就有多残酷，本文将回顾逐步内卷的历史进程，剖析其中原因，进而为消费者提供应对策略。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
茶领域靠立什么flag来向鄙视链顶端冲锋呢?
靠包装?你花一年研究出来的，肯定有人一天就给你仿出来了，大多数人根本不关注细微差异，仿品成本低得多。
靠工艺?大师们用几十年攒下的功夫换点收入无可厚非，问题是换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个领域也越来越内卷了，大师的脸皮快速贬值，对产品加持有变为负值的风险。
弟兄们，有没有更简单粗暴一点的?
有啊，前面不是说了吗?传播学理论现在不就用上了吗!
茶界传播看普洱，普洱传播看古树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要来就来粗暴的，别整那些没用的。
茶叶三根本：原料、工艺、藏养。工艺大家看不懂喝不明白，藏养得几年才能出效果，这些都太不粗暴了，最粗暴的就是原料。原料一是树龄，二是山头，这两件事上把传播学理论用上了，就可以闯荡江湖;用好了，就可以打遍天下。
树龄的内卷
在树龄领域，本来过去没有古树的概念。早些年说百年古树，大家都觉得高山仰止，倍加珍惜。经过多年内卷，一个月卖的茶还不够门口停车费的小铺，拿出一饼茶拿都是千年起步。你拿一饼两百年古树，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最有意思的是，有的还给你说的有零有整，好像当年刨坑种茶籽的时候，他就在场，你说这穿越上千年，不为大富大贵，不为山盟海誓，就为了卖你一饼1280年的古树茶，你说这容易吗?
树龄普遍内卷之下，各地茶树王的树龄就成了敏感话题，你定低了，对不起乡亲父老，对不起地方经济;你定太高，变成其他地区的眼中钉，遭人嫉恨。
这个时候，掌握传播学理论就非常重要了。莽夫角力，习惯先发制人;高手过招，却最忌先亮底牌。你要是定了八百，别人就可以定一千;你要是定一千，别人就可以定一千五，这个时候你再改，就露怯了。
但同在江湖，多少还是要留有余地，别人八百，你定三千，这就欺人太甚，坏了规矩，也无法长久。卷来卷去，大家卷出一个相对平衡的生态，卷出一个有里有面的江湖，也别说普洱茶，商业社会，不靠套路靠什么?
我是你大爷
树龄这个东西就是个数目字，有点过于直接了，可操作的空间非常有限。真正操作空间大的是山头。
这方面的打法就又不一样了。讲究的不仅是先入为主，更要一招毙命，不留余地。本来易武茶历史底蕴摆在那里，占了很大的先机，但是这方面疏忽大意了，有一个“易武为王，班章为将”的slogan，但是没怎么花力气宣传，留了活口，结果后来被班章的一句“班章为王，易武为后”给彻底碾压了。
如果说普洱茶领域有什么经典营销案例，“班章为王”估计要拔得头筹。你想想易武和班章的关系，本来是你是大哥，你的小弟现在出来要自己干，这也可以;小弟现在也想当大哥，这也能理解;但是他非要把你娶了，而且还要昭告天下，无人不知。什么TMD叫营销，这就是营销。
传播学领域就是一招毙命，一旦形成认知，那就是霸权，你茶有多NB没用，传播上你必须跟着我来。虽然冰岛、易武小产区大把的顶尖好茶，但是给你们留下的位置只有后、妃、嫔、才人、答应……，再往下就剩太监了。昔归茶虽好，一开始推广的时候，只能跟人说：俺们被誉为临沧的老班章，其实口感风格完全挨不上，有点死皮赖脸蹭热点的意思，这就是认知的力量。即便冰岛比班章贵几倍，你问问不懂茶的人冰岛贵还是班章贵，80%还是说班章贵，“班章为王”嘛。
这就跟茅台一样，认知在这里，不要求多好喝，只要口感别差到难以忍受，那就是首选。按我们的详细品鉴打分，就老班章现在的品质，在类似规模产区里面恐怕前十都进不去，但他在认知里面就是王。有没有不服的，有太多不服的了。
世界茶王所在的镇沅第一个不服。班章算什么，我们有2700年的哀牢山千家寨茶树王啊。但是班章为王这个认知要怎么破呢?形成多年了，牢不可破啊。有了，我们年龄比你大，你班章为王，那千家寨就为爷!爷号普洱茶应运而生!
你就是皇帝，也不能不认老子，不认祖宗吧!虽然没法撼动王者地位，我占个大辈我也不吃亏。既然千家寨是爷，那镇沅其他山头也是爷，于是干脆推出了八大山头——镇沅八大爷!
镇沅的茶人朋友说送我一套八大爷做个纪念，我委婉谢绝了，我们家上有老爷，下有小爷，我每天都伺候不过来，我再请八个爷供着，我怕吃不消。
内卷何时尽
老子(老聃)说，名这个东西是公器，一定要慎重，要是为了私利占公器，大家在这上面内卷，这后面就麻烦了。你是王，他是爷，后面再来一堆祖宗，这不成了郭德纲的相声了吗?
曼松几百年贡茶，历史底蕴深厚，茶也没得说。但是在这么内卷的时代下，也必须来点狠的。某些人把slogan变成了“普洱十分好，九分在曼松”。这就过分了，你一个人占了90%，让那么多人争剩下的10%，这有点赶尽杀绝的味道了。
问题是刚说完这个slogan，一看卖的是一公斤的大茶砖，而且得意洋洋给大家看不知道多少吨的库存。曼松古树春茶一共几十公斤，有实力的人早就内部预定瓜分了。你要造假好歹做得靠谱一点啊，顶级古树现在谁会做一公斤大砖啊。
可见真正对CNB传播卖力的人，往往是卖假的人，真东西数量有限，根本不用传播就分完了。老班章的人根本就不关心班章是不是王，古树本来就不愁卖啊，只有压了一大堆货卖不出去的人，才会在CNB方面铤而走险。
你说反正都是不懂的人瞎BB，既不会影响真正买老班章的人，也不会影响买冰岛、易武的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不然，真正名山古树毕竟是少量，这些人可能坏不了名山古树的圈子，但是可能对普洱茶的产业生态不利，限制行业的发展维度。
如何破局
其实内卷这个词来自于人类学领域，本义和现在大家说的意思有点区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
因为系统封闭，没有真正的突破、创新，大家只能进行低层次的，低效率的竞争，自己竞争的异常残酷，在更高的维度看，毫无意义。换个场景，真正拉出去，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几十年过去回头看，一地鸡毛。
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最好的解决方案，那就是打破封闭系统，进行真正的突破和创新，这里面不管你是借鉴红酒还是咖啡，或者能真正立足中国茶产业的特性，扎根于中国茶文化的特质进行创新，都能拓宽发展的维度，都能改变内卷的局面。
这个说起来话长，非一人之功，非一时之力，也非本文一文所能穷尽。我们再来说说消费者应该如何应对。
应对内卷的最优策略，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躺平啊。
别管是什么大师，什么树龄，什么工艺，什么价格，也别管云山雾罩的故事，我就是一个喝茶的，你跟我说这些没用。
喝就完事儿了，我觉得喝着舒服，对我胃口，价格能承受，就ok了。如果想再深入一点，那我就可以细品品，香气、滋味、口感、体感，在我心目中就会有一个大致分级或分数，分数高的我喜欢我买单，不及格的你说破天我也不贪便宜、我也不当韭菜。
最简单的一件事，往往不那么容易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