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攻破对武夷茶史的种种唯心论者的曲解，特写《武夷茶三起三落》——武夷茶起源考证。发表在广东省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的《广东茶叶科技》1984年第四期。还我武夷茶史真实面貌，引起全国茶业工作者的重视。尤其是福建茶叶学会通告全省会员共同研究这篇文章，至今已有十年之久了。
1992年武夷山市成立岩茶总公司，为建立《东方茶城》打基础，1993年又要举办第三届岩茶节，为大力发展岩茶产销，筑成千古不灭的坚固基础。特写《武夷茶四起永不落》庆祝纪念。
陈椽先生手迹
武夷茶起源初释
北宋范仲淹诗：“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表明武夷茶为天下茶之冠，名闻全国。从“仙人古栽”做文章，追根可及源。结合茶树从原产地传至全国的历史研究。早则在汉朝就有。西汉初期，“萧何答汉高祖问，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西汉末年，王褒《僮约》记载，既要家僮煎茶，又要去武阳初级市场买茶市集中的成都中级市场出卖，西汉末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
东汉华陀《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华陀是江淮两岸名医。当时茶叶已是江苏、安徽的普遍饮料了。
迟则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武夷茶最早被人称颂，则在南北朝齐时（479-502年）。清朝闽北蒋衡在《晚甘候传》追述武夷茶史说：“先是森伯之祖，尝于王肃善”。据这篇传记记载：晚甘候是武夷茶之名，表字是森伯。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奥。关于森伯二字的来历，宋朝陶谷的《苑茗绿》说：“汤悦有森伯颂，盖茶也，方饮而森然严乎齿牙，既久，四肢森然，二义一名，非熟夫汤瓯境界者，谁能目之”。从这篇文章体会，森伯之意是来自品饮武夷茶后的人体感觉，森伯是超群的好茶，要能体会森伯之意，非熟练地评茶者不能。
宋朝熟知茶事的叶清臣在《述煮茶小品》说：“王肃癖于茗饮”。说明王肃可算得“熟夫汤瓯境界者”。王肃的父亲王奂在当时（479-502年）齐的国都建业（今南京）任尚书右仆射（中书郎，宰相的助手）很可能得到进贡的武夷茶礼品。由此可表明，武夷茶约在一千五百年前就以晚甘候之名而闻于世，那么武夷茶的起源时期更早于此。
公元二世纪，茶树已从原产地沿长江进入四川的泸州（泸县），然后分路流传到东南各省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到了南北朝，东南各省茶叶生产丰盛，促进佛教的推广，佛教推进茶叶生产发展。俗谓“茶佛一味”是至理名言。
如从“武夷茶”三字考证，则至唐朝的史书中也很少看见。武夷茶始于唐朝之说不可慎也。按我国茶叶生产到二世纪，由西南向东南推进，武夷山早该有茶了。据史书记载，武夷茶在六朝时已颇有名气，得行家尝识。但当时武夷山交通不便，崇安尚未设县，属建阳管辖，离崇安南三十里的武夷山，更为一般人所不知。加之文人的形容渲染，或以误传误，使武夷茶名久未显露。直到宋朝以后，崇安建县，武夷茶的名称才渐渐为人所知。
武夷茶发展时期
唐朝建茶（含武夷茶）未普遍见闻，故陆羽《茶经·八之出》说，福州、建州等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到了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年）孙樵的《送茶焦邢部书》说：“建阳丹山碧水之乡，月涧云龛之品，慎勿贱之”。从此说明，武夷茶在当时已作为馈赠珍品了。
唐天宝七年（748年）封天下名山大川，登仕郎颜行之至武夷山，申采樵之禁，历至五代。限制了武夷茶的生产。唐时，江淮茶区大至发展，交通方便，流通各地。武夷茶区所能提供甚少，自然就无名了。由于这两个原因，所以，武夷茶在唐朝时少闻。
北宋是我国制茶技术变革时期，民间斗茶风俗盛行。名茶很多，仅贡茶就有数十种。当时的建茶、北苑贡茶，以品质日异翻新，而能在“斗品充官茶”的风浪中，盛行北宋半个世纪之久。武夷茶作为北苑贡茶的一部分，虽然被声势浩大的建茶、北苑贡茶所掩盖，但由于北苑茶的兴旺，技术和品质的不断更新，推进武夷茶的发展。所以，至元朝北苑贡茶衰落，而改贡武夷。
明朝王应山的《闽大记》说：“茶出武夷，其品最佳，宋明制造充贡”。表明武夷茶为宋时北苑贡茶的一部分。明朝何乔运的《闽书》说：“宋时贡茶制造品式多端，而皇朝武夷不过贡茶斤耳”。当时武夷茶属建茶的一部分。正如《崇安县志》记载：“宋时贡额尚少”。
武夷茶自宋始渐闻其名。宋朝的苏子瞻说：“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渭）后蔡（襄）相宠加”。这两句话，是说武夷茶专门为贡茶。宋朝的徐珂在《可言》里解释武夷山名的由来说：“相传昔有神人武夷仙居此，故名。”作为“武夷仙人从古栽”的注脚。这些记载说明，由于宋朝武夷茶的发展，武夷茶名声日渐扩大，为人们共同认识，至元朝方才封为贡茶。
元朝武夷蒸青贡茶一起一落
所谓起落，“起”是兴起，“落”是衰落；衰落未必至于灭亡。有的名茶至今尤存，有的名茶，改进制法，尤以新“面目”出现。
宋末，北苑蒸青贡茶衰落，武夷蒸青贡茶兴起接替。元朝大德年间（1302年），浙江省平章高兴始采制充贡，设御茶园于四曲。造喊山台，通仙井在园边。设官采制贡茶。每年到惊蛰，有官为文致祭。祭毕，敲锣打鼓，台上扬声同喊曰：“茶发芽”，井水既满，用以制茶上贡，共九百九十斤，制毕，水遂浑浊而缩。
宋朝贡茶，都是碾碎而揉之，为大小龙团，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茶，采茶芽进贡。其品类有四种，一曰探春、二曰先春、三曰次春、四曰紫笋。宋、元贡茶都是蒸青团茶，到明初，武夷山才罢蒸青团块贡茶，而改芽茶进贡。
在立春以前，采制芽茶进贡，叫探春。立春以前，茶芽未萌发或萌发很少。茶农从早到晚跑山一天也采不到茶芽。受不了压迫剥削，纷纷砍掉茶棵，导致茶园荒芜。贡茶免不了，不得不采制延平（今南平）茶冒充武夷茶。品质低下，武夷真茶久绝。贡茶只能供宫中洗濯瓶盏之用。武夷贡茶至此已衰落了。武夷茶自十三世纪末开始进贡，到十四世纪末一起一落，经历了约一百年的历史。
武夷蒸青贡茶的灭亡，其原因有三：一是，受贡茶之害，使得茶山枯荒，茶农离家外逃；二是，茶久荒。喊山岁犹供祭费，输官茶购自他山，遍采春芽三月内，搜尽深山粟粒雪。官令禁绝民蒙惠。当时的茶农除了每年贡新茶和受地方官吏的敲诈外，还要负担喊山祭费，也不得不购自他山茶，以输官茶。茶山枯荒之原因，遍采春芽三月内，凡岁九百九十斤，大大摧残茶芽生长，久而久之树死山荒，无茶进贡，不得不罢御茶园，改贡延平；三是，炒青技术兴起，品质比蒸青好。这就是蒸青贡茶在中国茶史中的一起一落史。
陈椽先生手迹
明朝武夷小种红茶二起二落
武夷小种红茶，二起于明朝中叶，而衰于清朝初期，历经一百多年，是明朝突出产品。武夷山自从安徽传入松萝制法后，则蒸青绿茶改为炒青绿茶。由于炒制技术和品质都不如国内其它产品，销路不好。武夷山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创制小种红茶，输出国外，扬名国际市场。外国人争购小种红茶。于是全国大兴红茶生产。小种红茶制法，走向绿茶相反，鲜叶杀青改为晒青（萎凋）后揉捻，转色后过红锅，复揉重焙后，薄摊在水筛上过夜，翌早拣梗，簸除碎片，复火后即成毛茶。制法繁复，费时费工。各产区逐渐改进，简化加工步骤为萎凋、揉捻、转色、干燥，创制工夫红茶。简化鲜叶加工，繁复毛茶加工，故名工夫红茶。工夫红茶一经出口，亦名振世界，很快掀起了工夫茶热，于是小种红茶落，工夫红茶兴起，这就是武夷小种红茶在中国茶史中的二起二落史。
据史书记载，约在十五世纪初，武夷山就有炒青绿茶的制法。十六世纪前，就有小种红茶制法了。而盛于十七世纪初。据崇安县令陆廷灿1734年写的《续茶经》中引《随见录》说：“凡茶见日则味夺，惟武夷茶喜日晒。武夷造茶，其岩茶以僧家所制者最为得法……遂选择其背上有白毛者，另炒另焙，谓之白毫，（国外称红茶为白毫，由此而来。）又名寿星眉。据此，武夷山小种红茶约在十六世纪前已兴盛了。
武夷小种红茶极盛时期，大约在1700年前。植物分类学家林奈在1763年再版的《植物种类》一书中，就误认为武夷星村小种红茶是武夷变种（Varbohea），以武夷变种代表红茶的品种。说明当时星村小种红茶在国际市场上极负盛名，人人周知。当然小种红茶创制年代远早于林奈写在书中的年代。
武夷小种红茶的衰落，约在十八世纪中叶。武夷小种红茶制法传遍福建各县。咸丰年间，福安县坦洋村的姓胡者在小种红茶的制法上加以改进，创制坦洋工夫红茶，远销西欧，颇受欢迎，获利甚厚。政和、福鼎相继仿效，改制工夫红茶，大量出口，号称三大闽红。在国际市场逐渐取代小种红茶，著名于世。1876年工夫红茶制法传到安徽祁门，试制成工“祁红”，以其自然条件和品种适制红茶，品质超过闽红，亦扬名于国际市场。自此，“祁红”兴旺，声名大振，大量输出国外，而武夷星村小种红茶衰落。
清朝武夷青茶三起三落
这里所说的青茶三起三落，主要是指武夷岩茶，兼及闽北建阳、建瓯的奇种、水仙、乌龙等茶树品种所采制的成茶。有些人把武夷茶与武夷岩茶划等号，凡历史记载的武夷茶都以为是指武夷岩茶。是食书不化，不会运用辩证法比较分析是非，搅乱茶史特大的二大错误：其一，把小种茶、工夫茶、花香……等等，都误认为武夷岩茶了。其二，根据其一发展到明朝就有武夷岩茶制法。这两大错误都不符合历史事实，不是唯物论还是陷入唯心论的泥坑里。花香是小种红茶、工夫红茶的副产品；又是武夷岩茶的正产品之一，一名两解才是正确的，不容搅乱茶史，此其一也。
据明朝徐渤《茶考》、清朝周亮工《闽小记》的记载，改贡延平半岩茶也是武夷蒸青团茶，不是武夷岩茶。明朝朱元璋洪武二十四年，禁止蒸青团茶，改贡芽茶，很明白说明不是武夷岩茶。
据《闽小记》和《鼓山志》以反徐渤《灵源雨茗》和谢肇制中的《采茶曲》记载，鼓山半岩茶都是炒青绿茶。总之，岩茶不冠武夷，武夷不连岩茶都不是现在所指的武夷岩茶。如以字论史，未加分析考证，指鹿为马，就不是历史唯物论的史观。此其二也。
陈椽先生手迹
青茶起源，据长期在安溪县政府工作的黄志农说，县府内部档案记载，安溪如创乌龙品种青茶，是在雍正年间（1723-1735年），这与安溪人苏龙始制乌龙的记载相符合。（注：没有提供史料根据，只是“黄志农说”。）
唐永基、魏德端合编的福建调查统计丛书之五《福建之茶》上册（福建省政府统计处，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出版的。）说：“乌龙茶发源地安溪，以铁观音驰名海外1868年，仅从厦门出口，为35721担，翌年增至85967担，1872年达83170担，1877年突升至九万担，为闽南茶叶出口达到最高水平。
《福建之茶》都以青茶归类。庄晚芳说：“按福建所产乌龙茶，商品名称未见以‘青茶’命名。”是看不见这部书和在福建茶管理局局长时，庄晚芳主编的《闽茶》季刊，以及任农林公司总经理编印的《闽茶》月刊等，亦是以青茶归类是出尔反尔的自打自己的屁股，是一贯的作风。《闽茶》月刊第一卷第四、五期，“香港茶讯”文中说：“本港茶叶价格，目前以岩茶为最高，且缺货，每担一千元港币，其次为水仙每担五百元港币、乌龙每担三百五十元港币。据此香港茶叶市场，亦以岩茶、水仙、乌龙之名，总称为青茶，岩茶与乌龙价格相关天渊，如以乌龙归类，岩茶也属乌龙，则岩茶价格跌至35%，岂不是茶价自杀政策吗！？
从福州出口的茶叶以工夫红茶为主，最高输出量为1878年。自从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大兴红茶输出后，侵占我国红茶市场，中国红茶逐渐衰落，茶农、茶工、茶商三者大受影响，于是不红不绿的青茶应时而兴。
咸丰年间，外国纷纷侵入，国内大乱。内地土匪到处兴起，尤其是福建闽南的土匪最为凶狠，民不聊生。由是安溪农民，纷纷逃难，有的向东过海到台湾，有的向北到漳州而达广东潮州，有的向闽中沙县而达武夷山。安溪人逃到那里就在那里发展茶叶生产，如安溪乌龙制法。所以台湾、漳州、潮州、沙县先后生产茶叶都叫青茶。
据《沙县县志》载：“沙邑茶有两种，一名乌龙，一名红边。制乌龙则用火烘，制红边则日晒，制法略异。”一名乌龙是指青茶，一名红边是指小种红茶，当时红茶是日光萎凋，日光晒干的。这两种制法确略异。庄晚芳未深入研究分析，两相混淆，张冠李戴，搅乱茶叶分类。
青茶兴起是在咸丰年间，工夫红茶衰落，同治年间（1862-1874年）继起大量发展生产出口外销。1868年厦门就出口8596担。光绪年间就逐渐衰落至1千多担，民国初年只剩数百担。因此，促发劳动人民努力奋斗，改进技术，提高品质，而创制武夷岩茶。
历史上所记载的武夷茶都不是指武夷岩茶，武夷岩茶是青茶的发展。武夷岩茶的创制是从闽南安溪居民先逃至沙县而后逃来武夷山定居后。沙县很早也生产青茶。当时，武夷山仅有庙寺和尚，居民很少。安溪难民就定居武夷山岩上，至今岩上的农民仍是安溪人，也是制岩茶的能手。武夷山可耕地不多，一部分安溪难民无以为生，又迁居到江西上饶、广丰乡下定居，到了茶季才来武夷山做茶。武夷岩茶采制都是安溪人。凡是到武夷山的人都知道的，事实胜于雄辩。（注：没有提供史料根据。）
武夷岩茶采制的茶工，除定居的安溪人外，大部分均为逃难到江西的闽南人后代。于春茶前，由上饶、河口一带来崇安，茶季终了，除了留少数长工外，余均清算工资返回江西，现在还是这样不变。
安溪难民来武夷山定居后，在闽南青茶和闽北青茶的制法基础上，结合武夷山小种红茶制法，创制发明武夷岩茶的高超的制茶技术。如安溪铁观音午后晒青，改为早上晒青。两晒两晾是小种红茶的复式萎凋，先日光萎凋而后阴处萎凋，控制萎凋程度。安溪大笳篓摇青改为水筛摇青制法，控制“发酵”程度，制成三红七青的红绿茶的高超品质。双炒双揉改进小种红茶红锅的炒揉不匀，半红半青的花青，小种红茶毛火后即筛分拣梗，岩茶毛火后摊放过夜，把叶梗的液汁分散叶面，增进岩茶的香味。然后去梗，简化加工技术，并使复火均匀。最后低温久烘的炖火，是提高岩茶香味突出的技术措施。近来生产高香红茶都到武夷山学习岩茶的制法。武夷岩茶创制技术，独一无二，为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无与伦比，值得中国劳动人民雄视世界。
武夷岩茶制法，是取烘青、炒青和小种红茶的精华，去红、绿茶不科学的技术措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鲜叶适制性的基础上，采取细致地、复杂的技术措施。因此，色香味吸收红绿茶之长，扬去红绿茶之短，品质优美，为红绿茶所望尘莫及。
摇青和厚摊静放交叉进行，是岩茶做青关键过程。边促进内质变化，边限制水分继续蒸发，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紧密结合，是质量互变与互相制约的过程，是决定毛茶品质好坏的主要关键。作者曾同研究生、毕业学生三次到武夷山各茶厂实习，每过程都有详细记录，运用制茶的科学理论，分析其优点，公之于众参考。在此从略，请参阅《中国名茶研究选集》中，《武夷茶三起三落》的拙作。
武夷岩茶起源于清末而盛于民国初年。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最盛时期年产五十万斤，1914年还达四午五百斤。后受世界大战影响而减产。到1924年只剩二千五百斤。除内销年平均一万二千斤外，余均销于南洋各地，如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菲律宾、仰光、泰国、安南、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美国旧金山等地。经营运销者，都多为闽南侨商。每年茶季时，汇款委托赤石茶庄代为收购毛茶加工、包装。或者携款来赤石临时设庄，自行收购毛茶加工，拼配为各种茶名牌号，装运出国。
崇安自从1908年后，迭遭匪患，茶园被破坏，房屋圮废，居民背乡离井，外出谋生。武夷岩茶受害严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战争造成劳工缺乏，经济枯竭，运输阻滞与市场消失，种种不景气现象，因而使岩茶生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岩茶侨销中断，致茶园荒芜，厂舍圯颓。1935年匪患虽告平靖，正待苏醒，而战争发生，海口封锁，外销茶无法出口。1941年，南洋沦为战区，岩茶侨销告绝。建国前，武夷岩茶一落千丈，产量只剩一万斤，不及全盛时期的五十分之一，落得可怜。
当今武夷岩茶四起永不落
武夷茶三起三落经历元明清三朝数百年历史，跟着历史向前推进，制茶技术三次革命、创造三种新茶类。制茶技术登上世界最高峰，为任何产茶国所望尘莫及。炎黄子孙的劳动人民，为世界人类作了突出贡献，真了不起！
元朝一起，蒸青贡茶，虽然到明朝改贡芽茶，但蒸青技术还未消沉。如著名绿茶：恩施玉露和日本玉露都是蒸青技术的产品。传到日本逐渐机械化、连续化生产，获得成功后，为苏联、印度生产绿茶的模范。八十年代初，我国曾从日本进口大小不同五套蒸青机具，分给福建松溪郑墩、浙江余杭、江西河口、安徽宣郎广等茶厂，生产蒸青煎茶，畅销日本。后因机具陈旧，加以蒸青技术未加研究，品质下降，先后要求停产。最近西南农业大学刘勤晋教授应用蒸青技术生产生产竹叶青外销绿茶。据寄来的样茶看，可作外销绿上品。蒸青技术值得深入研究，可再创新奇迹。
明朝二起小种红茶，到了清初，虽被工夫红茶取代，但依制法的不同，自然或人工形成的松木或枣香的香味，有独特的风格，为个别国外人民还难忘。武夷山桐木关仍继续少量生产，供应国外市场。
清朝三起青茶，推广迅速。产区扩大出口到福建、台湾和广东三省地区，都以生产青茶为主，由青茶再发展为武夷岩茶。由于民国初年，战乱影响，受了挫折。但建国后，产地人民积极改进技术，采用机制，扩大生产，虽然品质不够稳定，但保存风味，也畅销国内外。
陈椽先生手迹
现在武夷岩茶四起，有很多优越条件，为三起所未有的，预测永不落，略述于下：
一是，过去三起都是劳动群众自发的，未有组织领导，现由政府组织武夷岩茶总公司，有坚实的领导，制订武夷岩茶生产规划，指导向国内外销售，农茶、工茶、商茶三者，没有亏损的风险。
二是，建国前后，设立武夷山茶叶研究所。开展选育优良品种，深入研究栽制技术。育种专家们选择育优良肉桂品种成功后，扩大栽培面积，采制肉桂商品茶，扩大生产有足够的产量，供应市场的需要。1992年参加农业部举办的展览会，获得首批金奖。名声四溢。加以扩大茶王大红袍生产，供不应求。茶叶研究所继续选育良种，也获得新品种成功。
三是，时任的育种专家们又在星村协助建立示笵茶场（厂）。一方面培育新品种，如金锁匙、黄龙等；另一方面研究岩茶初制新技术和新机具缩短做青时间，一次重摇青，可相当三次摇青的效果，正在继续试验，如试验成功，可大大缩短生产时间。
以上优越条件，为岩茶四起奠定坚实基础，为今后发展岩茶提供有力的保证。但是为了四起永不落，必须解决以下的问题。
一是，外形的选定：原来岩茶的条索，一般要求壮大勾结，卷曲结实沉重，大小一致。条索松偏轻飘的不合格。大叶形的品种，如水仙，条索粗大疏松，与最低级的红绿茶类似。
二是，创造如筛摇的机具，仍能控制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相适应，制成优美的内质。岩茶分大岩和小岩。一般岩茶条索粗大，色泽青翠，鲜润有光泽，香气馥郁，滋味醇和。大岩汤色深而鲜艳，香气高而长，愈嗅愈香。小岩香气高而短，与大岩不同。
武夷水仙条索比一般的岩茶粗大，色泽青翠黄绿，而鲜润有光，汤色深金黄色而鲜艳，滋味浓厚醇正，入口爽快，浓郁生津，叶底明净清沏。这种优良的内质，都是筛摇工具所形成的。要恢复岩茶原有的香味，筛摇工具的创造极为重要。否则，仍以手工生产，则产量不大，成本高，阻碍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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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第28届上海国际茶文化旅游节作为上海旅游节的重要品牌项目，聚焦上海、辐射全国、着眼全球，今年首次以“一场市集、四项评选、全城有茶”作为核心内容，联结全国、全城发动、共建共享，着力将上海城市资源优势，转化为文旅赋能“大产业、大民生”的全新范例。活动将于9月15日-10月4日举办，并于9月17日在静安区吴江路休闲街举办开幕仪式暨茶文化市集。
今年的活动全面创新突破，推出浙江景宁慧明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景宁“惠明茶”和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作为活动的两款“指定用茶”；聚焦上海对口支援工作，推出“卓玛泉西藏天然雪山水”作为“指定用水”；聚焦品牌合作，与上海老字号雷允上分别合作“指定用水”——薄荷盐汽水、“指定茶礼”雷氏匠茶茶固体饮料；与潮流茶馆T9Tea推出指定茶礼——午后伯爵冰咖，不断提升节庆品牌的海派特色辨识度。
“指定用茶”——
福建福安“坦洋工夫”红茶
（一）
或临崖傍水，或在水行舟。
闽东山河的主色调大都是青绿的，即所谓青山绿水。
福安更是如此，也因为给它的排位是闽头浙尾，所以最重要的地理标志便是鹫峰山脉，夹杂于太姥山脉与洞宫山脉之间，从北而来，如一个矫健的登山运动员，一路拾阶而下，向南奔往春暖花开的大海。而一路依偎着鹫峰山脉的则是长溪，她如窈窕淑女，朝雾夕岚，芳颜叠翠，婀娜多姿间，曲流百折如风吹罗带，经赛江，义无反顾地投向三都澳的蔚蓝。
一路开疆拓土的长溪两岸便是狭长的谷地，社口的坦洋便在其上游的冲刷中，成就了一块如板一般坦坦平平的溪坂，民间俗称：板洋。早期有可能产竹子，又称：竹坂里。又因村后山多桂花树，香飘四溢，也称：桂香山。“坦洋”的正式村名则出现在1762年官修的《福宁府志》。
一抹秋阳把这条流经的坦洋溪照得透绿。
农耕时代，水运便是高速公路。那时，长溪水系溪河密布，皆可行船，沿溪村庄都有码头。坦洋的码头就在真武亭桥下，虽然现在已是水平面下降，只象征性系泊着一艘乌篷船，但在那时却是可以驶着1吨左右的小溪船，装载着货物，从坦洋码头出发，运到社口的溪口村，再沿长溪干流顺溪而下，朝发夕至赛江码头，过驳出洋。
南方有嘉木。这样的青绿山河，必定藏着奇珍异叶。
人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植物而生存。因为植物，文化和文明诞生了。因此，植物的机遇也是一种文化的机遇。
坦洋也因为一片树叶的枝繁叶茂而迎来了机遇与挑战。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诡异的朝代。农民出生的朱元璋不仅是权术大师，而且是中国最懂茶的制茶大师。从某种意义来说，没有他的“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诏书，或者就没有了后来的“工夫茶”。
在他执政的第四年，第一次将茶贸与政治挂钩。
自唐宋以来，茶叶一跃成为国家战略物资。边远的夷族需茶，中原文明缺马。“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茶马贸易由此成为中央王朝掌握华夏边疆地区的命脉。
1371年，也就是明洪武四年，朱元璋执政才四年，他便在户部设置"茶课司"与"茶马司"，确定以陕西、四川茶叶易番马，于是在各产茶地设置茶课司，定有课额。明代的茶马政策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成为"制服西戎之术"。
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坦洋的桂香山漫山奇香，茶香与桂花香成天作之合，桂香茶由此得名。
而一位叫胡有才的村民在野生丛林中发现一株神异的古茶树，它可以从清明一直采到白露，时历三春，平均亩产鲜叶近七百斤。因为这种茶树叶大如菜叶，所以当地人就称为“坦洋菜茶”。于是在那年开始，“坦洋菜茶”在这个小村落的溪流两岸蔓延。
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九月，朱元璋体恤民情，认为唐宋制作龙凤团茶为贡茶，制作程序太过繁杂，费工费财，却只能喝那么一点点茶，劳民伤财，于是下诏罢造团茶，改革制茶技艺。
那时，朱元璋的儿子朱权也是个品茶大家，他助力父皇推广制茶新工艺：“废团改散”与“废蒸改炒”，即把团茶变成散茶，把蒸青法改为炒青法。以烘焙团揉方式制茶；而在泡法与茶具上，喝茶的工具从碗变成杯，热水冲进茶壶里，茶叶在壶中闪展腾挪，叶瓣的舒展，叫醒了白灼似的茶之原味。
唐宋时期的“煎茶”“煮茶”和“点茶”的饮法在明代褪去了繁花似锦，散叶茶回归质朴，撮泡法亦日渐流行，而“工夫茶”便以撮泡法为主，也因此成就了“工夫茶”在明清走向鼎盛。
撮泡法成为主流，身在中国南方的坦洋菜茶也迎来了升级版的新贵。
从地图上看，12.4万平方公里的东南沿海省份就像一枚嫩绿的茶叶。茶之于闽粤也如这片嫩绿的茶叶一样，已是叶脉相连。
北宋的时候，在闽粤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饶平，潮州人非常喜爱福建武夷的乌龙茶，因此闽粤茶商便在此交易。交易时，彼此用小盅来品茶鉴定制茶之工夫、泡饮之工夫，“工夫茶”一说就在这地方叫开了。因此，工夫茶在北宋源于闽粤是个大概率的说法。
关于工夫茶的缘起，有闽粤之争，但较为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源于福建，盛行于闽南、广东潮州和台湾乃至东南亚一带，并由此形成闽式、潮式和台式三大派系。
福安坦洋工夫虽算是后起之秀，但福安茶史其实也大部和中国茶史同频共振。
茶叶在商周时期，由于限量生产，还属于贵族的享受。到了两晋北朝，茶才开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现在文人雅士的聚会中。只有到了隋唐，茶叶在四川大规模种植，茶不再是显族的独有，而进入寻常百姓家。
无独有偶，1972年，在福安一个叫溪北的小村挖掘出一个墓葬，券顶砖上刻有“大业三年”字样，也就是隋炀帝执政第三年。在出土的随葬品中有3件青釉茶托杯。福安有1400年的饮茶史就这样坐实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隋炀帝为了打通西域，派出裴矩为黄门侍郎，常住张掖，主持与西域的联系，兼管与西方各国的通商往来，而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三卷，记载着以敦煌为总出发点，到地中海的三条大道，其中的中道和南道正是到达伊朗、罗马等西亚、欧洲各国。这便是后来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茶叶与丝绸、陶瓷一并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角，一路高歌，经由阿拉伯人到达西欧，以及借由蒙古人到达俄国。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人的文化品位、生活质量恐怕是世界地标。像喝茶，也非常精细繁复。
到了唐朝，喝茶以烹煮为主，以蒸青方式处理茶叶，烘焙碾碎，研磨后筛滤成粉状，放进容器里保存，然后煮水放进盐巴、生姜调味去苦味。
唐时的福安人则将饮茶叫为“食茶”。那时，福安的茶品也即为蒸青饼茶和蒸青紧压团茶。所谓的饼茶和团茶，即是将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米粉制成。要喝的时候，和着葱、姜、橘皮、薄荷、枣及盐等调料，再烹煎食用或汤饮，故有“食茶”一说。
宋代人的煮茶比唐人的煎茶更加讲究。唐人该有的工序一样都不少，还多加好几道工序。他们将茶叶压缩制成团，然后再取下茶叶烘焙磨粉，将茶叶研磨的更细致。唐人多把茶叶加入水中煎服，而宋以后则烧开水后再注入茶叶。北宋贡茶“龙凤团茶”更是装饰极致，茶饼上印有龙凤形的纹饰则是用纯金镂刻而成。
1986年，在苏阳村先后出土了两块专供斗茶用的宋代建窑黑釉兔毫盏残片。可以想见，那时的福安人也有了点茶、斗茶。“七夕，乞巧。是日俗以桃仁、米糕点茶”（明万历《福安县志》）。
到了元明时，北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统治者与中原农民出身的朱元璋都不喜欢这种过于精细委婉的茶文化。士大夫和平民百姓又没有能力和时间品赏。他们更喜欢的是新工艺制作的条形散茶。于是，散茶渐渐融入中国人的生活。
元时福安，也出现了冲泡茶，茶香也随之在里巷漫溢。这一简单直接粗暴的饮法改革，激发了民间对茶叶的大量需求，种植面积随之蔓延，依山傍海、山河青绿，鹫峰山脉、长溪两岸优越的自然条件更是成了东方神叶的种植天堂。
到了明万历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608年，按谢肇淛游历闽东后所著《长溪琐语》所记：环长溪百里，诸山皆产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随着量的增加，福安的茶质也得到提升，得到朝廷的垂青，福安的贡茶时代来了。公元1522年至1566年期间，明嘉靖版《福宁州志》记载：福安县常贡芽茶67斤8两，叶茶50斤9两。
一个地方产业的兴起必定是和它的经济基础相关联。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乾隆接手时，康乾盛世达到了真正的顶峰。人民安居乐业，人口达到1.5亿。国库存银从乾隆即位之初的3453万两，到乾隆三十九年则增长到了7390万两。但这期间，欧洲已经开始工业革命，而大清王朝的财政收入依然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茶叶的贡献更是大宗。
康乾盛世也外溢到了南方黄金海岸。清乾隆中期，福安的商业经济随之起舞。不仅商贸市镇在长溪两岸星罗棋布，而且水运码头镇镇不缺。随着水运交通的崛起，早期的商帮也应运而生。他们在各市镇码头将土特产品装上船舶，出白马门，或北上温州、宁波，或南下省城福州。他们用转手的差价利润再采购家乡所需。福安会馆也在福州占有一席之地。商人、商船、商帮与会馆，一条成熟的茶贸流通链已然形成，实为坦洋工夫的后继勃发历练了一支见多识广、人脉通达的营销团队。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以后，英国人捷足先登，于1644年将福建茶叶运到英国。英国政府为了保证国内有一定量茶叶库存，便令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商务处，组织闽茶运回英国。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海禁开放后，茶叶输出逐渐增多，促进各地开荒种茶，茶叶生产得到快速发展，手脚勤快的福安坦洋人也赶上了开荒种茶的热潮。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遍瑜香船，嗣后口岸决定于广州”，同时还规定茶叶出口只能茶商行代办，禁止民间交易。由于福安水路可通达广州，茶叶运销对远销有利。头脑灵活的坦洋人，纷纷改开荒种茶为试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茶行的生意。他们以“坦洋菜茶”为原料，细制桂香茶，打开国内外市场。
1850年正月丙午日，道光皇帝去世，他的第四个孩子爱新觉罗·奕宁继位，第二年即1851年改年号咸丰。
在这一年，中国的茶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这一年，英国伦敦举办首届世博会——伦敦世博会，长期在江浙沪经营茶叶、丝绸的广东籍商人徐荣村寄出12包“湖丝”参加展览，经博览会评定，公推为第一名。维多利亚女王赐金、银奖牌各一面，并赐赠“翼飞洋人”执照一份，允许“湖丝”进入英国市场。这是中国产品首次在世界博览会上取得金奖，1853年之前，中国茶出口的茶叶主要是红茶和绿茶，并由广州口岸输出，广州茶商控制了闽茶贸易。因此，由广州茶商带到这届世博会亮相的白毫茶、工夫茶和乌龙茶实为出自武夷山。《英国伦敦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如此记载：“中国茶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品种齐全，品质卓越，含有罕见的和昂贵的成分，还具有不小的科学研究价值……展出的各种品种的白毫茶，有一些能卖到50先令一包……工夫茶或宁阳茶主要出口到美洲市场。乌龙茶在加尔各答（印度城市）是最好的饮料。”
这一年，“茶叶间谍”英国人罗伯塔·福琼从武夷山桐木关带走23982株茶树苗、17000粒茶树发芽种子、1000多件制茶工具和8位中国茶师，通过海运从福州、广州、香港到达印度加尔各答，这才有了后来中国红茶的强劲对手：印度、斯里兰卡红茶产业。在此之前，全世界的茶叶生产几乎都是中国垄断，而茶种与制茶技术也是常年封锁，不准出口。此后，英殖民地印度成功培育出茶叶，罗伯塔·福琼开始污蔑中国茶有毒添加，中国茶在国际市场走向衰弱。
1851年，对中国茶界来说是个喜忧参半的年份，但对坦洋菜茶来说却是开天辟地的好年份。
明洪武四年（1371年），当地茶农将在野生丛林中发现的那株神异的古茶树母本原株移到家园中，经悉心培育分离选育出有性群体小叶种，即“坦洋菜茶”。在一般条件下，“坦洋菜茶”三月中下旬萌芽，四月上旬开始采摘，全年生长期220天，枝繁叶茂萌发四至五轮次。易栽培好管理的栽培特点令福安茶乡遍莳小叶种菜茶。制工夫红茶，条索紧结细秀，色泽乌润，香气清高鲜爽，滋味醇和甘甜，是制坦洋工夫的主要原料。
有了坦洋菜茶的好胚子，那么，坦洋工夫的创制与崛起也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关于它的创制有两个版本：
一说是清朝乾隆版。
坦洋早期的茶商有胡姓、施姓、王姓、吴姓和郭姓等，他们将细制的桂香茶通过水运通达广州，销往海外市场。期间，胡氏家族不仅在明末清初赶上了开荒潮，在坦洋周边开辟了许多茶园，而且研制新茶，开设茶庄，做起了通过海运到广州的茶叶生意。有一年，胡氏第四代——胡福四（1722—1791）在前往广东探亲途中发生了意外，与他同船的人都淹死了，胡福四死里逃生，遇一过往船只搭救，这船的主人是一对母女，恰巧是广东某英商洋行买办的眷属。买办得知胡福四来自茶乡，便告诉他英国人喜欢喝红茶，或许是为了下一步的合作，买办把发酵红茶、加工红茶的技术教授给了他，并嘱咐他返乡后如果能做得出来，便可运抵广州，由其洋行销往英伦。胡福四回村后，立即以本村的“菜茶”为原料，将买办教他的红茶制作技术反复改进，终于制造出一种风味独特的红茶，因为其制作工艺繁杂，要花时间、见工夫，他便把它命名为“坦洋工夫”。
另一说便是1851年的清咸丰版。
这一年，也是胡氏茶商外出，在一客栈遇见一位建宁茶客身患痢疾。
胡姓茶商便以坦洋茶，加生姜、红糖泡冲为药，叫那人服下，即康复。
感激之余，建宁茶客即与胡氏结拜为兄弟，并传他来自崇安桐木关的“正山小种”的自然萎凋、手工揉捻、室内发酵、炭火烘焙等制作技艺。后胡氏以坦洋菜茶为原料，制作工艺如法炮制，更有所创新。更因颇费工夫，胡氏有感而发，称之为“坦洋工夫茶”，其产制的茶庄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万兴隆”茶庄。
这一说法，我们在陈宗懋教授主编的《中国茶经》得到了佐证：“产于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星村镇桐木关的小种红茶称‘正山小种’”；而“外山小种”指的是政和、坦洋、屏南、古田、沙县及江西铅山等地所产的仿制正山小种品质的红茶，或称“人工小种”。
就这样，以坦洋菜茶鲜味做原料生产出来坦洋红茶，在万兴隆茶庄的包装下，最早以茶标“坦洋工夫”运销荷兰、英国、日本、东南亚等二十余个国家与地区，年创收外汇茶银百余万元。而它特有的鲜红呈金边的汤色，则开启了一段闽红的传奇。
一时间，坦洋商贾满镇，而茶船则遍于长溪，一溪流水香。
（二）
每年二月初二，“土地福”刚过，手脚利索的吴庭元便乘船从坦洋出发，赶往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栈”，向老客户收取茶银定金。等到当年的春末秋后，再给客商发去一船船“坦洋工夫”茶。
那时，银元是用桶装的，每千块银元装一桶。几十担茶银用船运送，进入黄崎港后，沿长溪逆流而上，直达社口的溪口码头，再雇挑夫从陆路挑回坦洋。那时，坦洋有民谣唱着：银桶比冬下的番薯担还多。
吴庭元将收取的茶银第一次运回时，一队挑夫挑着银元桶，穿过热闹的坦洋街，迎着的都是一张张喜悦的笑脸，闻着的都是“吱呀”的扁担声与“啧喷”的称赞声。而在吴家大宅里，吴庭元的老母亲看到那一桶桶白花花的银元，还以为儿子当了劫匪，心都要跳没了。
银元多了，自然招来匪患。坦洋街有70多家财主。为了保坦洋平安，丰泰隆茶行老板、武举人施光凌获福安知县特许筹办团练。施光凌身先士卒，多次击溃山寇。清末民初，到了吴庭元继承祖业时，社会更是动荡，吴庭元等茶行老板便组织村民自卫，筑起一道十余里的城墙，每道栅栏门都建有四方形的炮楼，12座炮楼环绕坦洋周围。武装自卫队最多时有360多人。“坦洋工夫”的始创家族——胡氏家族，经营着25家茶行，是坦洋开设茶庄最多的家族，因此，殷实的茶资和显赫的茶界大佬地位，令胡氏在安全保障上更是耗资巨大：胡氏大院高墙连接着两座炮楼，防护门、弹药库、粮仓和秘密水井样样俱全，易守难攻。
1903年，“坦洋工夫”正火。接下父亲吴步云、叔父吴步升的茶叶生意，吴庭元打出一连串的“组合拳”：在坦洋开起了“元记茶行”商号；在福州开设茶栈，挂英国人的牌照，专接老外的生意；在香港注册“元记”商标，用自己头像做LOGO，凡“元记茶行”茶品都会贴上中英文“元记”商标。这样的营销手段，发生在1907年，开了福建省茶界之先河，放到现在也不落后。
吴庭元之所以有这样的底气，那是因为他在坦洋街上拥有铺面36间，伙计百余人，茶山4座，精制茶厂1家，拣茶工、制茶师傅两三百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2000余件、200多吨，远销英国、俄国等地。
接下祖业的那一年，吴庭元才20岁。少年得志，便成为闽茶界之巨商。
从1851年坦洋人创制红茶开始，到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澳设立福海关，三都澳便成为闽东茶区天然的航运中心。从赛岐港启运的茶叶不再走飞鸾岭官道，而是到三都澳过驳，经过6个多小时的航程，直达福州口岸，再出口欧洲。
早期，福建茶区产的茶都是贡茶，衙门不发茶引（指运销执照），不许外销。但外地茶商可以到福建茶区购茶。后来，中国与各国通商，但清政府禁止茶叶从海路出口，闽茶只能水陆兼程，运入江西，再辗转广东，由广州十三行进行收购，再转口出洋。行程1450多公里，耗时近2个月，其运输成本与苦累可想而知。
1899年，福海关的设立，闽东茶叶到福州比到广州的货价至少可以下降25%，运输时间也大为缩短，这令“坦洋工夫”出口销量倍增。随着财富水涨船高，茶区家族兴旺，茶商南来北往，坦洋茶街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那时的坦洋茶街上，最靓丽的是茶商家的女孩。穿着旗袍与时装，打扮时尚不亚于大都会。她们自信款款地走在坦洋茶街上，引来各地茶商回头追光。长达一华里的茶街有茶行36家，主人大多为本地人，也有外地的茶商。仅雇工就有3000多人。外姓的大量迁入，人口猛增，市井兴隆。
坦洋茶行规模最大的也是元记茶行。后面依次是宜记茶行、福奎茶行、冠新春茶行、裕大丰茶行等。茶行都是临街的铺面，房内有宽敞的天井、厅堂和两边厢房，楼层或二、三层，也有四层的，底层专收购茶叶，二层为精制茶作坊，三层做仓库，四层则是雇工宿舍。一律的通间木结构，三面三合土墙，一面店门板。为防贼（火），门皆包铁皮，内衬巴掌大的竹叶。
与茶街一溪之隔的商业街，140余家酒肆、饭馆、客栈、布店、鱼货、药铺、京杂比邻相肩，妈祖庙、真武桥、戏台点缀其间。福安税务局，当时叫“厘金局”，设在坦洋也是自然在理。
就在吴庭元担任福安县商会会长期间，1915年，“坦洋工夫”红茶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和贵州茅台同获金牌奖章。消息传到坦洋小村，犹如投下震荡弹，瞬间又将坦洋蝶变为周边茶区巨大的虹吸平台。这一年，经三都澳出口的红茶比1912年增加了43%。
因此，每到茶季，政和、寿宁、周宁和泰顺的茶商连夜把毛青茶装在布袋里，再雇挑夫透夜挑到坦洋，制成工夫红茶。那时的挑夫为了赶夜路，都要跋山涉水，凭着一双铁脚板，每人备一盏蜡烛灯笼装在长竹蔑一端，照着前方起起伏伏的夜路，另一端则别在挑夫后背固定着。一到茶叶旺季，坦洋周边茶区的山间小路，常有火龙在崎岖山间蜿延，往坦洋方向赶路。第二天早上，坦洋茶街便迎来各个茶区的挑夫长队，满街的“吱呀”声，满街的茶青香。
吴庭元的“元记茶行”便也寄托着茶区茶农的希望。男人们除了下田种地，就是到“元记茶行”等茶行打工，而女人们就是在茶行当拣茶工，实实在在赚些银元过日子。在茶季最繁忙的季节，“元记茶行”还会雇外地人帮工。村里住不下了，这些外地人就在村旁的山脚搭起草寮栖居。到最高峰时，“元记茶行”年雇工百余人，拣茶工二百多人，年产精制“坦洋工夫”干茶2000多担，利润5万银两。每年发放“茶银”时，“元记茶行”则需要七十多人挑着140多桶（每桶装1000块银元）银元，从坦洋挑到产茶基地岭下村，发给当地茶农。
采茶、拣茶、制茶，各个生产环节雇的工人多了，便需要小额银币支付，但当时小额银币流通量不足，吴庭元等茶商便开始各自发行小额“茶银票”，用于支付雇工的工资。现存最能体现专为支付拣茶工发行的“茶银票”是坦洋“振泰兴”茶行发行的“茶银票”：票面为横版印刷，“茶银票”正中间为一闽东古民居依山而建，疑似“振泰兴”茶行全景。左右两边竖直印“壹角”，钱币上方为坦洋“振泰兴”字号名称，中间下方横书：民国二十二年印，底部注：整拾角换通用大洋壹元，各竖印“拣工”“暂用”二字，证实当时“振泰兴”茶行发行“茶银票”只为支付工人小额工资。
有了银元，吴庭元便在临街的茶行后盖起了五座连环大厝：一仙堂、二仙堂、三仙堂、四仙堂和五仙堂，每座“仙堂”都有六间堂屋和八间厢房，雕栏玉砌，宽敞的天井、大厅、回廊、鱼池、花坛气派之至。吴家宅院旁还建起了一栋小洋楼，二层土木建筑，红漆门窗，半圆彩色玻璃，旋转楼梯，扶手雕花。后院还有橘园，可远眺坦洋茶山。小洋楼专门接待外商。1910年，有一俄罗斯茶商来考察“元记茶行”，便住在这座洋楼里。
闽东虽然依山临海，临海但少有腹地，依山却沟壑纵横，因此大多的村庄都选在谷地中临溪的冲积小平原，地貌是狭长的，往往是临溪一条街逛到底，没有纵深。那时的坦洋茶街也是如此，热闹，但街道很窄。为了给俄罗斯客商留下好印象，他便以生意很忙为由，躲得远远的，并交待家里人要把客人留在家中，好生招待。直到俄罗斯客商要走了，吴庭元才露面陪着他到街道上逛了一圈，还说，这里只是坦洋的小街，你匆忙要走，后面的大街我就不带你看了。这位俄罗斯茶商不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听得一愣一愣的，反而还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最后，俄罗斯商人和“元记茶行”签下一笔50吨“坦洋工夫”茶的大单。吴庭元的这一大手笔，在当时的福建茶界也是掷地有声。
早期，福安坦洋运往福州的茶叶除了全程走水路，还有一条是水陆兼程，“坦洋工夫”茶运到白马门后，再过驳轮船运到宁德飞鸾码头上岸，然后要雇挑夫翻越飞鸾岭，循官道经罗源、连江，到达福州口岸，远销欧美等。这条路也是充满艰辛。在崎岖的山路上要走上两三天的路程。吴庭元的父亲吴步云热心公益，为人仗义。不仅出资修通了晓阳往福安城关的咽喉要道岭头亭和宁（德）罗（源）交界处的五福亭，而且还与福安茶商一起出资重修飞鸾岭官道。这一善行基因也传给了吴庭元。
民国初年，有两个女人找到设在福州苍霞洲的“元记茶行”避难。一听说这两人是被通缉的革命党人杨正国的妻女林秀钦、杨云英。吴庭元二话不说，就把他们藏匿起来，还盛情款待。吴庭元的豪气令杨云英心生恋意，后来和吴庭元结合，生一女，名：桂珠。1938年2月，其女桂珠成婚，吴庭元以每年三百担稻谷田租、还有洋楼、花园作为陪嫁。女婿高诚学是当时的福安县长，又用这些嫁妆在福安溪柄创办了“归田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宁德市农科所。
民国23年（1934年），也就是吴庭元31岁那年，正是“元记茶行”最红火的时候，铺面突遭大火，全部被焚。吴庭元连死的心都有了，但他心有不甘，想重建“元记茶行”。他到村里瓦匠家订购瓦片，而那瓦匠却和他说：“吴老，这些钱不多，您先拿着，等来年茶银发放时再还吧。”
乡人对他的信任，这又给了他重振雄风的信心。
终于，拥有12个铺面的“元记茶行”重建起来了，并以十二生肖逐一标注铺面门板和茶具。
吴庭元雄心勃勃，但战争烽火却又阻断了通往东南亚和英伦的海上茶路，“元记茶行”和吴氏家族再度门庭冷落，拥有30多家茶行、各类店铺140多家的坦洋茶街，也顿别车水马龙，仅剩11家茶行。“坦洋工夫”产量由10万箱降至4万余箱。
虽然不景气，“元记茶行”产量也锐减至二三百件，但心气甚高的吴庭元还是坚持了6年。后来日本人投降，吴庭元把关停了2年的“元记茶行”传给了儿子吴奇玉。
吴奇玉虽然不付重托，让“元记茶行”重新开业，最高峰时，也曾生产五六百件“坦洋工夫”红茶，但已是日暮西山。解放前夕，“元记茶行”香陨人散。
1982年，“元记茶行”第3代传人吴润民在社口镇区复出，他垦荒山，种茶园，办茶庄，做绿茶，希图唤醒吴氏家族的百年茶梦。但一次生意的失败，却让吴润民退出茶界，只能每年做上几十斤的“坦洋工夫”红茶，面上是为了打发生计，其实他是不想让祖上传下来的传统手工制作“坦洋工夫”技艺在他这一代消逝。
2018年开春，坦洋村里的茶商又多了起来，好的“坦洋工夫”红茶每公斤能卖到四五千元，这让吴润民看到“坦洋工夫”的新希望，心一热，便收了40岁的侄儿吴高峰做徒弟，还一起合办了“坦洋工夫”菜茶育苗场，复垦了三四十亩老茶园。
作为村里沿用传统手工技艺制作“坦洋工夫”的几位老茶人之一，吴润民还重操技艺，亲手制作了200多公斤“坦洋工夫”红茶，没想到销路还很好。这又让他重燃“元记茶行”复兴之梦。他和族人商量，要将在别人手里使用的“元记茶行”买回来……
现在，“元记茶行”已重回吴氏家族，由吴润民弟弟的儿子在经营，只可惜，吴润民老人已经去世……
茶带给人缤纷的愉悦，但茶叶的历史却充满着无尽的痛苦与欲罢不能的奋斗。
（三）
这是一段一百四十一年前的文字记录，最真实还原了福建茶区的茶季，那些挑夫在古官道上长途跋涉的辛苦——
“这个地方在福州北部的北岭，走半天就可以到。坐两小时的轿子到山下，再沿着陡峭，但铺得很好的花岗石板的山路拾阶而上，直到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清晨5点即可看到三四个苦力结帮成伙地下山，每个人都挑着两个大布袋装着的茶叶，约有120斤重。天越亮，人数越多，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人流，蜿蜒通向港口。许多大树参天的地点挤满了吃饭、睡觉的苦力，小路上都是竹扁担和茶包。这苦力不全都是从北岭来的，因为这条路通远方各产茶区。这些苦力要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走二、三天，在5、6、7月份间，这里喧哗吵闹，充满了生机。”
这一段文字写于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间，作者是闽海关税务司爱格尔。那年的茶季尤其的旺，经闽海关出口的茶叶达663000担。闽海关已然超越上海、汉口，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春风得意的爱格尔到福州北岭茶区视察，那笔调也是轻松，内心的喜悦也跃然纸上。
泛船埔天主教堂
至民国时期，福建茶区东西南北四路是以福州为中心划分的，北路茶区基本等同于今天的闽东地区；西路茶区就是闽北地区；南路茶区以安溪为中心，涵盖了今天的闽南闽西区域；福州掌领东路茶区。
福州北岭是当时福建北路茶运的主要通道。也正是这一年，福安一县茶叶出口42000担，产值100万大洋，创下历史记录。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是由此进入福州港。
这段文字被爱格尔记录在了《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因此，把《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当做福建茶史来读也未尝不可。
那么，在《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中，我们可以依稀闻到“坦洋工夫”的余香吗？
有的——
1856年（清同治四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首次提及福宁府生产红茶和银针白毫。
1875年（清光绪元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最早提及坦洋红茶的官方记载：“板洋红茶比初期也提价3两”。
而正式出现“坦洋茶叶”提法的是1883年的《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特别应当提一下两个最重要地区，坦洋和邵武的茶叶。坦洋茶叶火候不到……”但随后的大多数年份，《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还是以“板洋茶”相称。
坦洋工夫首创于1851年，其实也是正当时。在此之前，福州口岸虽然开放，但清政府仍禁止闽茶从海路出口。曾任福州的英国领事卫京生在《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早期情况》中回忆说：“1852年叛乱分子（太平军）蹂躏江西全省，使该省境内一切贸易和交通等活动陷于中断，结果使原来通过江西陆运到广州出售，再由广州运去欧洲的福建茶叶，那一年竟无法运到广州市场……福州这时已成和各产茶区维持交通的唯一口岸”。
福州港旧照
英国人是率先到达福州的。1844年，英国人驻福州领事到达福州，开设了第一家领事馆。英国人坚持要开放福州，但清政府认为已经开放了厦门港，没必要再开放福州。清政府为此和英国人展开了近十年的拉锯战。太平军的侵入，茶叶的大量囤积，迫使清政府最后同意开埠福州。但开放后的商机却被精明的美国商人抢了先机。
这时，美国第二个在福州设立了领事馆，美国旗昌洋行也瞧准了商机，派员携款到武夷茶区大量收购茶叶，然后包租船运到福州口岸出洋，至此，福州口岸不准出口茶叶的禁令被打破。1854年，清政府开放茶叶贸易。到1855年，在福州专事茶叶贸易的洋行已有五家。
1861年，闽海关新关正式成立，而闽红新锐坦洋工夫正借此机会，水陆与水路并进，向着福州口岸进发。
仓山老街区图
走陆路的，一般都是“京庄绿茶”所用的毛茶，挑夫用布袋包扎，每袋五六十斤，袋内衬白竹叶防潮，扎紧的袋口加盖印章，挑到福州后再窨花精制成茉莉花茶，销往北京地区。福安坦洋也产绿茶，每年也有几万袋的销量。
走水路的，有两类。一类是苏庄红茶，多是茶梗、茶末等精制红茶的下脚料制成，每件一二百斤，用篾篓包装，船运到苏州，再转华北、蒙古、西藏等地。
另一类就是洋庄红茶，也就是工夫茶，主要销往海外市场。这类茶全用木箱包装，每箱有五十至七十五斤不等。箱内套转锡箔纸防潮，再内衬扣纸。茶叶转箱后，钉箱、外贴棉纸、加盖商号、再刷桐油，包装十分考究。
水是茶的红颜，更是茶的手足。
福安的长溪水系和蕉城的霍童溪水系是闽东的两大水系，它们不仅为茶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水资源，也是茶叶运输的重要航道，连同两大水系出海口的众多天然良港，也构成了得天独厚的茶叶运输枢纽，这是其他茶区无法比拟的。
坦洋下街
坦洋溪上有一种船叫溪船，一吨左右，类似江浙的乌篷船，便是长溪上的“速递小巴”。每到茶市，坦洋溪上的真武桥便是最繁忙的茶市，来至寿宁武曲的茶农挑着茶青到这桥上和坦洋茶行交易，而桥下流水潺潺，便是“速递小巴”抢生意的好时光。此时，溪船密密麻麻的停满坦洋溪，等候着茶叶成品的外运。桥上熙熙攘攘，桥下溪船穿梭是透夜的。所以夜晚的真武桥也是热闹着。挑夫柱杖的敲地声和船夫启运的吆喝声相交融，此起彼伏。茶市一般时的照明工具是松明灯、煤油灯和竹篾火把。夜幕降临，真武桥上下彻夜交易或搬运，也是一线如萤火闪动，格外兴旺。除了十一、十二月日子清淡，剩余的十个月，坦洋都因茶热闹非凡，普通采茶女都能赚得“白银三百两”“衣衫三十箱”。
溪船大约能装载10担的洋庄红茶。从真武桥下启运，二个船夫，前者撑篙，后者操桨，一路顺流而下。坦洋到赛岐31海里，赛岐到马尾98海里。坦洋溪船到赛岐码头，朝发夕至；再过驳大船运往福州口岸，也是一潮可达。
1899年，清政府在三都岛设立福海关，生产于闽东北的工夫红茶都要在三都福海关完税后，由航行三都至福州之间的轮船公司与各茶帮签订装运合同后，再过驳轮船运往福州口岸出口。1918年，福安实业家王泰和购买轮船，开辟了三都至福州的航线，从赛岐出发的北路茶运到三都后即过驳到王泰和的“江门号”轮船，再直抵福州口岸。到了1927年，坦洋茶商胡修诚在赛岐创办了“裕通轮船公司”“裕泰来茶叶有限公司”。随后，福安茶商又合资成立了“福寿轮船公司”，实现了用轮船将茶叶从赛岐经三都福海关报税后，不再过驳，而直接运往福州口岸的梦想。
三都港到马尾的航线距离仅74海里，按当时的普通轮船每小时20至25千米航速计，6个小时即可到达。而武夷山的茶叶沿闽江水系顺流而下到福州却需4天。海运交通的优势令以北路茶逐占先机。虽然三都澳福海关在福建茶叶出口贸易中，只充当中转港的角色，但1899年至1949年，从三都港中转出口的茶叶占福建出口茶叶的47-60%，甚而占全国茶叶出口的6.422-30.19%却也在情理之中。
那么，福州的茶港设在哪里呢？
最早在仓山的泛船浦、海关埕一带，后来随着茶市的欣荣，便渐渐外延到了台江，在闽江及其周边水域建了大量简陋的道头。但泛船浦一带始终是茶港的核心区域。欧美建筑也是翡翠于此。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四日，由洋人介入的闽海关新关在仓前山泛船浦宣告成立。随后，闽海关税务司公署在此建了一座两层的西式办公楼，这地方因此被称为“海关埕”。闽海关也随之成立了“闽海关俱乐部”。怡和洋行大楼更是矗立在海关边。许多洋行也趋之若鹜。随着洋人和华人员工暴增，仓库、验货厂、码头、员工楼房也是雨后春笋，密布泛船浦。
每到茶季，泛船浦人潮如蚁，一派繁忙。坦洋工夫茶从赛江出发，顺着潮水，一船船的运到泛船浦。由于泛船浦属于内港，许多外国商船多位大吨位船舶，无法驶入内港航道，只得将商船停泊在马尾罗星塔对岸的伯牙潭水域，所以通关后，坦洋茶商还要雇佣闽江上络绎不绝的舢板、乌篷船，将茶叶过驳，泛船浦码头的岸边搬运工人则忙着卸货，分类包装，再装到舢板、乌篷船，运到停泊在罗星塔海域的外国商船。清政府为便于管理，干脆在伯牙潭设置了闽海关伯牙潭分关，建起了办公楼、住宅楼、瞭望台等，大量洋人在此生活和办公。
罗星塔
文章在工夫之外。坦洋工夫茶在福州口岸的异军突起，其实也靠更广义的“工夫”之外的“工夫”——
茶叶，是清朝的经济支柱产业。鸦片战争之前，茶叶长时间占据中国出口商品的榜首。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茶叶“代购”，帮外国人购买中国茶叶。此后，在通商口岸陆续开设了专门和外国人进行茶交易的茶栈，数百家茶栈成了内地茶商和外国洋行交易的中间人。
坦洋茶街最热闹时，大茶行就有36家，都有很成熟的公司化运营。商号、商标和茶银票家家皆有。从发放银票、收购茶青、精制出厂和售后服务已经形成完整的营销链条。甚而到了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更接上了运输的链条。从这层面看，坦洋茶商应该是闽东最早的实业家。坦洋工夫之所以能远销海外，和坦洋茶商对茶贸的踔厉试水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36家茶行在福州口岸都有自己的茶栈，专门负责和外商、洋行接洽。
茶栈，茶栈亦称箱茶帮。茶叶运往福州后，箱茶(红茶)即放在茶栈出售，茶栈处在采制商(内地茶庄)与出口洋行之间，专事介绍输出贸易，从中抽取佣金。此外茶栈常贷款给茶商，利率为一分六厘半，茶栈本身资本也不雄厚，多转向福州钱庄告贷，定期还款，谓之期票，以一分或一分二厘为利率，利率相差，即茶栈之利益。
茶栈品茶室
福安茶商在福州口岸的茶栈还运用了记账的营销手段。
当时，在上海和汉口购茶都要付现款，其中在上海购进茶叶每包过磅后第二天就得付款。而在福州，包括福安茶商开设的茶栈，货款是可以记帐，茶商还允许有大笔结欠，可拖延几个月甚至跨季节付款。年成好时，这些欠款得以清偿；年成不好时，就转到下一年支付。有的不需要贷款的商行，还利用汇率进行投机，即在汇率高时按市价赊购茶叶，到发货量下降以致汇价出现下跌时再付款，从而使他们能够获得一笔额外的财富。灵活的金融运营方式，令福州口岸超越上海、汉口两大茶港，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第一大贸易港。
而这种记账的营销手段却是以诚信为根本，更是福安坦洋工夫异军突起的重要推手。
清朝后期，福安茶商“旭哥”开设了“旭记茶行”，平时靠收购茶农的茶叶后，与别人“拼件”雇船或跟“顺风船”运到福州贩卖。据说有一次，旭哥运三十袋茶叶到福州茶行，其中10袋为精茶，20袋为统货。帐房先生开出银票后，旭哥也没细看。当夜，旭哥回客栈，掏出银票认真一看，帐房先生将三十袋不同等级的茶叶记反了，变成了精茶20袋和统茶10袋，要知道，精茶和统茶的差价是很大的，这让旭哥一夜翻来覆去没睡好。第二天黎明，旭哥就怀揣银票，直奔茶行，向老板道明缘由。茶行老板顿生信任，当即交待店伙计：以后旭哥送来的茶叶，其等级和重量，一律就按旭哥自己的帐单计算，免检入库。从此，旭哥茶行因为诚信而在福州茶商界扬名，生意也如旭日东升！
这些茶栈还吸收了西方经营方式。茶栈里专设评茶室，所有盛茶的玻璃瓶上都有编号，茶客可以闻香气，辨茶色，挑出心仪茶品，据编号点茶。坦洋茶香之所以绵绵不绝，与其顺应中外交流是分不开的。
随着出口茶贸的兴隆，报关业也愈加发达。最兴旺时，仓山区有六十多家报关行。开关后仅仅两年，1863至1864年的茶叶旺季，由闽海关出口到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茶叶总计达到5800万磅。再过12年，到1886年，闽海关出口茶叶达到45000吨。其中一半出口英伦。六年后，俄罗斯茶商就直接在泛船浦开办阜昌茶厂，福州和汉口成为中国最早机械制茶的城市。
那么，以坦洋工夫领衔的北路茶是如何乘风破浪到达英伦呢？
金秋时节，泰晤士河口何时出现来自中国的茶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关心的话题。从19世纪的50年代开始，为了更快地将茶叶从福州运到英国，伦敦茶店的货主们便重金悬赏，看哪艘运茶船首先到达泰晤士港，于是从中国到英国的万里海上茶路上，就出现了运茶船之间争夺锦标的竞速比赛。
1866年5月，一共有16艘装满闽红的英国运茶船停泊在罗星塔下，等待着5月末开始的西南季风，以便开始运茶船的竞速比赛。
运茶船“爱丽儿”号模型，英国格林威治博物馆藏
5月28日17时，第一艘运茶船“爱丽儿”（Ariel，铁胁木壳船）携带550余吨闽红茶，沐浴着晚霞，沿着波光如绸的闽江缓缓而行，经闽安江峡，过五虎门。一进入公海，“爱丽儿”便鼓起风帆，向着万里之外的伦敦飞剪而行，也揭开了运茶船竞速比赛的序幕。
这些运茶船的航迹便被现代人称为中国海上茶叶之路：全程超过22500公里，从罗星塔出发，经台湾海峡进入南中国海，穿过爪哇岛附近的巽他海峡，横跨印度洋，再绕过非洲大陆南端的好望角，驶入大西洋，最后从英吉利海峡转入泰晤士河，到达目的地伦敦。这条航路虽然一路惊涛骇浪，是人类航海史上最惊心动魄的航程，但也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苇贯通的黄金通道。
但关于茶叶出口贸易，并不仅仅是牧歌式的诗与远方。
坦洋茶也和其他闽红一样，常常在茶叶中加入少量茶末，可以使茶叶在海上长时间运输过程中能够保持一定的香味。
但闽茶商在出口茶中掺杂大量茶末，从而引起洋行反感，为此抑价，双方打起价格战，常常也是硝烟四起。
1876年《闽海关年度贸易报告》:“北岭茶和板洋茶价格与上年差不多，但质量差于往年……继则有一些极品板洋茶和一些普通茶叶启运伦敦，价目不明。”“本年的茶质很差，除第一批茶叶，包括板洋茶在内的某些数量外，质量低劣，掺有大量茶末，这已成为老规矩。”
板洋（坦洋）茶一开始，就充当了福州口岸输出茶叶中最重要的角色，有“极品板洋茶”和“普通(板洋)茶”之分别。但是普通板洋茶是欧洲普通市民的饮品，价格低，市场广阔，需求量特别大，所以价格反而稳定。但板洋茶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品牌”，因为集中了福安、寿宁、周宁、柘荣、宁德等地生产的众多工夫红茶茶源，来源广泛复杂，改造起来也就特别不容易，所以不时有关于板洋茶质量的差评。
茶商弄虚作假，严重影响到了外销茶叶的质量，并进而导致了出口量的下降及茶叶贸易的衰退，并为印度、锡兰等国茶叶排斥福州茶叶市场提供了口实和机会。
这样的贸易战年年开撕，常常令华商与洋商两败俱伤。据1866-1908年福州海关贸易报告和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中对中、外茶商经营状况统计，在20个有关华商的记录中，获利者有6个年份，损失者有14个年份；洋商亦有20个记录，获利者仅4个年份，损失却有16个年份。
19世纪70年代，英商退出汉口茶市，转而发展印度、锡兰等地的殖民地茶业，在国际市场上排挤中国茶。至1902年，中国茶出口萎缩到占世界茶叶市场总量的6.5%。与中欧贸易联系疏远相对应的，是中俄贸易联系的加强。1880—1914年间，中国输往俄国的茶叶增加了近两倍，占中国全部出口茶叶的一半以上，中国茶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加深。
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坦洋工夫更因为繁重的关税和运输费用，也被迫收缩国际市场。
1899年，三都澳福海关的设立，再次为坦洋工夫东山再起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茶品质的挑战，全省第一家地方性茶业研究机构——福安茶业研究会成立，专事改进茶品质的研究。
1905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精明坦洋茶商再次抢占了商机。1908年，俄罗斯茶商第一次大批采购坦洋工夫红茶，开启了坦洋茶进入俄国市场的历程。坦洋茶从福州口岸海运到大连或符拉迪沃斯托克，再经西伯利亚铁路运输到俄国和欧洲。
1915年2月20日12时，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旧金山市，一场全球大派对在这里举行——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盛大开幕，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到会致辞，副总统托马斯·马歇尔和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前来助兴。当天有超过20万人参观展馆。中国政府仿照宫廷建筑风格搭建了中华政府馆，亭台楼阁，雕梁画栋，飞檐拱壁的“中国风”吸引了8万之众参观。
1866年运茶船大赛航路示意
主办国美国从各参赛国中聘请了500名审查员组成这次大赛的评委会。中国由于展品最多，获得了16个席位。审查分为三步，第一步为分类审查，将参赛品分细类，如丝、茶、油、麻等各为一类。第二步为分部审查，将参赛品分大部，如工艺部、教育部、食品部等。最后为高等审查，由分类、分部审查长会同各参赛国赛会委员会代表组成专门审查组，对某参赛品提出申请的得奖说明，进行评定，再由最高审查长派专员复勘，确定是否给予各等奖章。
由福建实业厅选送的福安商会茶（坦洋工夫茶）参加茶叶类展赛，这其实也是对坦洋工夫茶品质的严峻考验。在赛会上，印度的红茶和日本的绿茶因由机器制造，色香具佳，规格整齐，几乎夺去中国市场。
最后根据《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记载：“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中国茶叶获得金牌奖章共21个，分别是江苏江宁陈雨耕雨前茶；上海茶叶会馆三星牌红茶；上海茶叶协会祁门红茶；福建福安商会茶……”
折桂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坦洋工夫几乎可以说是茶界的黄袍披身，一洗之前的“茶末”之耻，确立了民族品牌的王者之尊。但一战恰此时如火如荼，坦洋工夫折桂之后潜在的市场空间恰被硝烟战火弥漫。到1921年，跌倒谷底，根据当年三都澳福海关统计，全年仅出口茶叶4622担，不及1915年的6.4%。
到1922年，欧洲逐渐从战后的重建中恢复了元气。生灵涂炭的世界被舌尖上的世界替代。红茶，再次成为东西方文明邂逅的“红颜知己”。闽东茶叶，尤其是坦洋工夫茶也随之迎来了黄金蜜月期。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坦洋茶商胡兆江后人印刷了茶行防伪标志原件（每一箱出口茶叶箱内均附上一张“防伪标志”，随茶同行）。这张“防伪标志”的最上端是以大字体中文正楷写着“胜大来茶公司”，随后以英文写着“中国茶是最好的茶”“我要采最好的茶青，由最好的制茶师傅，做出最好的茶供给你们……”又承诺“我坦洋的茶要从好做到更好，要从更好直到最好。”
一溪流水香的坦洋，三百年茶路，漂洋过海，去者如逝，敢问路在何方。
坦洋茶人世代都有一个执念：我香，故我在！
来源：闽东日报 新宁德客户端
作者：郑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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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世界茶源”，山清水秀处处是茶园，家家户户世代以茶为生；这里是实至名归的“中国茶都”，凭着一片绿色小茶叶名动天下。一杯蒙顶山茶、雅安藏茶，感受“世界最美茶乡”茶香氤氲、文化底蕴。而今天的主人公，就来自这里--散发着茶香的“一座最滋润的城市”。
在四川省雅安市茶界，活跃着这样一位茶人，他的工作既与茶息息相关，又与文化密不可分。打开百度，搜索他的名字，一些他撰写的茶文章、茶诗歌就会跳出，一些茶事活动都有他积极参与的身影。
与他一起品茶，是在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明发祥地、世界茶文化圣山蒙顶山麓的“蒙山天下雅茶文化体验中心”，一种平和淡远的心情油然而生。陈开义坐在我的对面，大方儒雅，言语徐徐，从容平和。和他对话，你能深刻感受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中国文人胸怀，以及作为茶文化传承者的责任和担当。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蒙顶山人，陈开义从小就在“山与茶”这个独特环境的熏陶下，耳濡目染，与茶结缘。他从小的梦想就是能够脱农皮、跳龙门，文学和茶对他而言是八杆子打不到的事情。然而，命运无常，世事变迁，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名山县第三中学、县政府办、县招商局、百丈镇政府、省政府驻福建办、永旺硅业、雅安市委政研室、名山县文体局、县体育局、区统计局、区文联等岗位工作和担任主要领导。在每一个岗位，他都做足茶文章，自觉做蒙顶山茶文化的传播者，为雅茶产业茶文化鼓与呼，为提升蒙顶山茶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默默奉献。
2014年以来，雅安茶产业茶文化宣传工作开展的风生水起，他是其中最重要的推手，最“铁杆”的宣传员、策划者、执行者。央视、四川电视台、“今日头条”“品牌频道官方号”“天天快报”、《茶博览》《茶周刊》《亚太茶业》《中国茶文化》《四川政协报》、等40多家中央、省市级媒体，都时不时看到他的名字、作品或者有关他的报道。
2016北京茶展上陈开义推介雅茶
由于对蒙顶山这片故土的热爱，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他把更多的精力投放在蒙顶山茶产业发展，积极为复兴蒙顶山茶文化献计献策，为振兴雅茶产业建言献策，得到好评。他撰写的《雅安茶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思考》《从安溪铁观音看名山茶产业的发展》《从历史名茶迈向现实名茶----将蒙顶山茶打造成川茶核心品牌的思考》《一片茶叶铺就致富之路》《雅安茶业转型升级战略思考》《雅安茶业的优与忧》《打造蒙顶山茶品牌的文化思考》等20多篇茶产业茶文化方面的调研文章先后刊发在省委政研室《调查与决策》、省委农工办《农村建设》、省统计局《四川省情》、雅安市委政研室《雅安调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政务参考》等10余家省、市级以上刊物上。他利用业余时间，总结提炼雅茶产业发展成效与经验，撰写的《名山县茶业特色产业驱动县域经济跨跃发展》刊发在经济日报社《统计工作实务全书》；《坚持五大发展理念 实施三换行动 雅安茶产业在转型升级中快速发展》刊登在《中国茶叶》（2017年第2期）；《绿色小茶叶，促进乡村大振兴》刊登在《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2018年6月12日）；《一个产业再造一个新区》分别刊发在《四川三农》（2017年6月）、《县域经济》（2017年7月）等刊物，有力宣传了雅安茶产业。
陈开义和茶界专家刘仲华合影
四年来，他先后陪同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浙江、江苏、湖北、广东、云南、贵州等十多个茶区领导、专家和广药集团、网库集团等千余人次考察雅安茶产业，积极宣传蒙顶山茶文化；参与央视财经频道、央视农业频道、国际频道等中央级媒体《养生藏茶的奥秘》《少年茶博士》《温性的蒙顶山茶》《神奇的雅安藏茶》《千年贡茶，香飘万家》《滋润雅安寻趣味》和四川电视台《雅安：熊猫家源．世界茶源》《雅安：一片绿色小茶叶，促进乡村大振兴》等雅安茶业专题片的策划和统筹，完成了《千年非遗，雅安藏茶》等雅茶专题片和宣传画册的制作。牵头开展蒙顶山茶在央视一套新闻联播前黄金十分钟时间段的品牌广告宣传工作，有力提升了雅茶知名度；积极创办《蒙顶山茶》双月刊和雅安电视台“茶源”栏目以及“雅安市茶产业”微信公众号；扩版《雅安日报》“茶之源”专刊，改版“华夏茶业网”。认真投入蒙顶山茶申报“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前期工作，精心策划组织“蒙顶山茶”荣获“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宣传工作，社会反响好。
近些年，他参与了蒙顶山茶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2010年，在他的牵头组织下，建成千米茶文化体育景观长廊，成为名山城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年10月，他率蒙山派茶技茶艺表演队赴北京参加马连道全国首届茶艺大赛，在全国40多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第四名，仅次于北京的老舍茶馆、张一元和更香茶业；赴上海积极争取上海世博会四川组委会的大力支持，为蒙顶山茶和蒙顶山“龙行十八式”茶技茶艺走进上海世博会奠定了坚实基础；参与策划组织报纸副刊研究会茶祖故里行活动，积极呼吁出版了名山历史上第一部公开发行的茶文集《茶祖故里行》；多次参加省、市、县举办的茶文化研讨会，广交朋友，先后与世界茶王李瑞河等茶界大咖以及舒婷等文化届名人面对面交流。他还建立了蒙顶山文艺创作微信群，里面聚集了在中国文联第六期地县级文联负责人培训班上认识的各地文联主席和部分中国文联、省文联下属各大协会的会员近百人，全国各省、市茶叶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程启坤、姚国坤、于观亭、林治、陆尧、刘仲华等国内外知名的茶界专家学者都与他建立了微信联系。他的qq取名“老家就叫蒙顶山”，微信取名“蒙顶甘露，”从中都可以看出他对蒙顶山茶的一往情深。进入他的qq空间和微信朋友圈，就仿佛进入了茶的世界，几千张展示蒙顶山茶历史文化的照片以及文字，让你对蒙顶山茶文化一目了然，可以及时洞察雅安茶产业发展的动态。
陈开义在第五届长春茶博会上主持雅茶推介会
作为名山区文联主席和雅安市茶办副主任，他始终践行“文化兴茶”战略，引领和发动他所认识的来自全国的文艺人士，努力通过多样的文艺表现形式把博大精深的蒙顶山茶文化写出来、唱出来、表现出来，为营造雅安良好的茶文化氛围尽心尽力。2014年4月，他率先在名山区解放乡成立了四川省第一个乡镇文联，创新了基层文联组织机构模式，得到高度认可。四川省文联指出：解放乡文联的成立开启了我省文联组织落户乡镇的先例，为四川文联基层组织建设走出了探索性的一步，成立的示范意义将会是深远的。《四川文艺报》头版头条报道，很多媒体转载宣传。同年
因为热爱文学，他先后主编过《蒙顶山》文学刊物、《雅安日报．名山报》蒙顶文苑文艺副刊，编辑为中小学生量身打造的文艺小报《名山文苑》，策划《雅安日报．茶之源》“雅安茶苑”文艺副刊和《蒙顶山茶》刊物，大张旗鼓宣传雅安茶产业茶文化。近年来，他先后在《蒙顶山》文学刊物上开辟《茶言观色》栏目，在《蒙顶山茶》刊上刊登大量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讴歌蒙顶山茶和雅安藏茶的文学作品，在茶文化界口口相传；积极参与主编或编辑《蒙顶山丛谭》《蒙顶山史料》《蒙顶山茶文化读本》《名山茶业志》《蒙山茶飞跃历程》等著述，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
陈开义与著名诗人舒婷在蒙顶山合影
诗人、茶人、策划人，这些听起来毫不相关的词，在陈开义身上浑然天成，作为中青年诗人，在他身上看到的，不仅仅是茶文化的魅力，还有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传承之美。20多年来，工作之余，陈开义一直孜孜不倦地潜心创作，坚持用文学作品宣传蒙顶山茶和雅安藏茶，先后在《蒙顶山茶》刊卷首语刊登《中国茶都，雅安实至名归》《古道乡愁》《雅茶如斯》《雅茶绿天下》《雅茶初心》《川茶复兴，蒙顶争先》《扛起川茶振兴大旗》等文章；创作的《蒙山茶，从唐诗宋词中走来》《行走的雅安茶马古道》《雅茶赞》《天下大蒙山》《蒙山天下雅》《蒙顶山“甘露”考》《唐诗宋词里的蒙山茶》《蒙山茶，就在沉浮之间》等作品，先后刊发在《中华茶文化》《中国茶叶》《茶博览》《中华合作时报．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四川政协报》《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四川茶叶》《四川旅游》《县域经济》《茶缘》等40余家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被今日头条、茗边、世界茶旅、一点资讯、新浪四川、中华名茶网、新茶网、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光明文化网、凤凰网四川、四川新闻网等媒体转发，有力提升了雅茶知名度和影响力。2015年6月25日《汴梁晚报》以《陈开义的茶文化情结》为题，2015年7月30日《四川政协报》以《一片杯中修行的茶叶----对话政协委员陈开义品味蒙顶山茶文化》为题，对他个人近年来在弘扬蒙顶山茶文化、加强雅茶品牌建设上所做的工作做了专题报道。他著有个人诗文集《杯中岁月》，在《蒙山茶，从唐诗宋词中走来》中这样写道：“冲泡一杯蒙山茶/泡开春秋冬夏/推开唐诗宋词/敲开秦砖汉瓦/姑且让我做一回心有灵犀的茶人/即使我已无法分辨哪是甘露哪是黄芽/都请把千年的茶文化融入到我的血液/根植到我的骨髓/苦涩也好 甘甜也罢/寂寞也好 快乐也罢/恨不能痛饮/恨不能沉醉/哪怕会用饮酒的姿势痛饮一种孤独……”从字里行间，可以品味出陈开义对蒙顶山茶深入骨髓刻骨铭心的痴爱。
因为酷爱茶，他业余还担任了很多与茶和文化相关的社会组织的社会职务，包括雅安市作协全委会委员、雅安市茶业协会和茶叶学会常务理事、四川雅安现代诗歌学会副会长、蒙山雅韵诗社副社长、吴理真茶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活跃在雅安乃至全省茶文化活动的舞台上。
为了让更多人分享蒙顶山茶和雅安藏茶，陈开义坚定了做一个茶文化的推广者和实践者的人生目标。他说：“我的老家就在蒙顶山，蒙顶山这一方水养育了我，从小耳濡目染，与茶叶结下不解之缘。茶余饭后，热心于茶语探索。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一定要紧跟时代的脉搏，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最现实的作用就是为蒙顶山茶产业发展献计献策。”
在陈开义看来，雅安的山水像茶，清逸而又脱俗，秀美而又挺拔；雅安的文化像茶，隽永而又绵长，枝繁而又叶茂；雅安的人民像茶，秀外而又慧中，无华而又留香；雅安的未来像茶，兼容而又并蓄，厚积而又薄发。陈开义说：“我想把一些心路历程记载下来，玩味经历的苦乐年华，人生就是一片茶叶在杯中的修行，在冲泡、翻滚、沉浮、聚散中散发出淡淡的茶香……”
在茶文化研究和宣传推广这条路上，陈开义走得坚定并且深入。交流中，他透露，另外一本专门写茶的诗文集正在统稿之中，拟于明年正式出版。我们真诚地祝福他的文集尽快面世。
与茶产业茶文化同行，陈开义一定会走出一片不一样的天地。
我们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