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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南绿茶哪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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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淑珍的茶树人生

我国的茶叶大多产自南方,处于北纬33°线上的商南,历史上并不产茶。共产党员张淑珍,大学毕业后扎根秦岭山区,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致力于南茶北移工作,成功让茶树在商南生根发芽,并通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让商南茶香飘四方,带动当地贫困群众依靠茶业走向富裕,成为商南茶的“常青树”。

扎根

1961年春,二十多岁的张淑珍即将从西北农学院毕业,这位来自河南省太康县的姑娘,在陕西历经几年的学习后,已经适应了大西北的生活。在她的心里,默默对于中华民族的父亲山秦岭产生了一颗敬畏之心。


张淑珍在茶园指导采茶

毕业分配时,她和恋人焦永才都有机会留在西安工作,不过焦永才却选择了大家都嫌条件艰苦而不愿意去的商洛。“你不是说打起背包走天下,哪儿需要哪安家,最艰苦的地方最需要人,需要我们用自己的所学来改变它。”“祖国的山河无处不娇,关键在她的儿女如何去打扮她?”在焦永才的影响下,他们选择了偏远的陕南山区商南。

初夏,他们从秦岭北麓乘坐一辆拖拉机,经蓝关、穿秦岭、过武关,在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山路上整整颠簸了一天半,才来到他们将要工作的地方。


张淑珍和爱人焦永才年轻时的合影

商南地处秦岭腹地,山大沟深,土地贫瘠,过去当地群众经常用“九山半水半分田”来形容。在县里报到后,张淑珍被派遣到县农林综合站工作,而这里的条件比她想象的还要艰苦。单位安排她的第一项任务便是下乡搞林业普查,所到之处,乡亲一盘腌菜要吃几天,浆粑糊汤是招待客人的稀罕饭,这种极度贫穷的现状噬咬着张淑珍的心。不到一年,她褪去了大学生的模样,完全融入了当地的农村生活。在最艰苦的那段日子,张淑珍与焦永才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在商南安了家,扎下了根。

怎样才能让乡亲们解决温饱呢?既然土地少,那能不能在荒山上做点文章,张淑珍想到了引种,如果能引进一种经济苗木落根商南,把荒山变成金山、银山、宝山。这对改变乡亲们的贫困状况将会有很大的帮助。一天普查回来,她将这个想法大胆地告诉了站领导。

很快,站里专门划分了一亩地让她做引种试验。刚开始,一切都很茫然,也不知道哪些经济树木能在商南生长,她就不断地尝试南树北移、北树南移。从1962年起,她栽种过桉树、油茶、文冠果等,但效果均不理想。

一次,县领导梅光华来站上调研,听说张淑珍在引种经济林木,便问她:“我在安康打游击时看到山坡有很多茶树,老百姓年年采茶卖,收入提高了不少,不知道茶树在商南能不能种植?”

梅光华的话让张淑珍眼前一亮,她决定试一试,并找来一本《茶树栽培学》开始了解技术要点。

春节过后,梅光华到安康开会,就用樟木箱子带回来200株茶苗交给张淑珍。看到这些茶树苗,张淑珍如获至宝,她小心翼翼地将茶苗栽进翻了好几次的试验田里,每天都悉心照料,希望茶苗能很快冒出新绿。然而,200株茶苗竟然无一株成活。

第一次失败了,张淑珍没有气馁。随后,她又托人买了300多株茶苗栽在西岗上。不料那年赶上大旱,也无一株成活。1964年,她又将700余株茶苗栽到捉马沟,茶苗不久也是整片整片地枯死了……。就这样,反复换地方栽种,茶苗反复枯死。她种茶的希望,也是一次次破灭。

“照书移栽,这咋都活不了呢?”历经屡次茶苗引种失败的张淑珍感到很是困惑。

是不是气候的问题?一段时间,她反复到气象局查阅了历史上有记录的气象资料,对当地的最低温度及持续时间、小气候条件等进行了一次全面地了解。然而,记载的数值均没有超出教科书标注的范围。

一次张淑珍到水沟乡普查,意外地在一家坟园里发现了几株野茶树。“既然生长着野茶树,说明这里种茶还是有希望的。”这个发现让她欣喜的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移栽不行,不妨直接播种试试!”丈夫焦永才建议她换个思路。

当年,她托人买了10斤茶籽,一颗一颗播在苗圃,并小心地在上面覆上一层薄土。白天她经常去地里转转,生怕鸟儿啄走茶籽,晚上她给地表上面盖上一层稻草,生怕茶籽被冻着。在她的精心呵护下,几十天后,疏松的苗圃地里萌出了一棵棵幼苗。“看到茶苗像娃娃一样探出头来,我的眼泪瞬间脱眶而出,真是激动。”2022年10月,谈起半个世纪前的一幕,张淑珍仍历历在目。

萌出土的茶苗对于张淑珍来说,就像是自己的娃娃。她每天早起晚归,到苗圃除草、松土、施肥,详细记录着每天的温度、湿度、光照。在她的悉心呵护下,这些茶苗将根深扎于土,茁壮成长。几年后,也就是1970年春,一丛丛茶树可以采茶青了。

清明前夕,看着茶树枝头冒出的一片片鲜嫩的叶子,张淑珍激动得几个晚上都难以合眼。天刚蒙蒙亮,她就背着筐子来到茶园,趁着晨曦的露珠,小心翼翼地用拇指和食指将一芽两叶掰断下来,生怕弄疼了它。张淑珍说:“采茶时不能用指甲摘茶青,那样会留下很深的颜色,会影响茶叶的品相,也会影响茶汤的味道。”

“明前茶”采回来后,张淑珍借用农民的土灶、炭火和铁锅,开始炒茶,由于担心头发会掉进茶叶里,她做茶时还专门裹上头巾。入锅杀青,出锅揉捻,晾晒烘干,最后又入锅翻炒、提香。对照着教科书,就这样成功制成了3.8斤茶叶。


张淑珍在茶园指导采茶

“那是我第一次制茶,茶叶喝起来有股‘青草味’,苦涩得很,但我的心里比吃了蜂蜜还甜,那一抹特殊的滋味,令我入口难忘。”张淑珍说道。

她满心欢喜地将这些茶叶分成均匀的30多份,用纸包好送到县上。而就是这30多包茶叶,佐证了茶树在商南扎根的艰辛。

发芽

商南也出茶叶了。这则消息在当时的县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张淑珍在茶园

1970年,省上组织全省茶叶技术干部到浙江绍兴上旺大队的500亩茶园进行参观考察,此行给张淑珍的启发很大,她开始思摸着如何进行规模性试验。

1972年,县上派她去参加全国茶叶现场会,在湖南长沙桃江县茶园基地参观考察后,进一步坚定了她搞规模试验的信心。那次回来后,茶叶在县上的支持下开始进行推广种植,张淑珍被确定为该项工作的技术负责人。“试验不等于成功,当时领导把这项任务交给我的时候,心里既激动却又感到不安,激动的是自己即将开始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安的是不知前方的路究竟是否顺利,万一有啥问题,自己将如何面对党和政府?”2023年2月,张淑珍在和记者交谈时回想起当年的情景。

在县上的大力推动下,县城周边的几个人民公社很快行动了起来,而张淑珍则每天奔波于各个公社的生产大队,教大伙儿如何起垄、播种、施肥、管理幼苗。当年冬季,县上组织2万名劳力上山开辟了1万多亩茶园,并成立36个茶场。次年春季,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


张淑珍在茶园采茶

然而,一株幼苗要长成参天大树,注定要经历一轮又一轮风霜雨雪的洗礼,事情也果真同张淑珍所担心的一样。到了第三年,长得好好的茶树苗突然出现大面积枯萎、死亡,之前播种的茶苗,存活下来的不足三分之一。

目睹成片枯死的茶树苗,有人说“南茶北移”就是劳民伤财,有人说张淑珍不讲科学瞎折腾。一时间,各种流言蜚语迅速在县里传开。

“各个生产大队组织了那么多的劳力,占用了那么多的坡地,费了几年的工夫,这苗子说没就没啦,当时思想上的压力很大,面对大家的质疑我一时半会也答不上来,因为还没有找到苗子枯死的具体原因。”一片质疑声中,张淑珍没有选择退缩,她在想为什么有的茶苗没有枯死呢?“一个地方,它的气候是相同的,有的枯死了有的却好好的,我就琢磨着会不会是土壤在作怪呢?”

一个晴天,她叫上同事一起拿着?头和铁锨,连续跑了几个生产大队,在每个地方的茶园分别挖了不同的土,枯死茶苗根部的土装在一个袋子,成活茶苗根部的土装在一个袋子。然后带着这些土,再次翻越秦岭来到省城西安,请大学的老师给帮忙化验。

几天后,结果出来了,影响茶树生长的主要因素是土壤酸碱度问题。

原来,商南土壤种类多,成土母质极为复杂,一道梁、一面坡上的土壤厚度和品质都不尽相同。而茶树是嫌钙植物,土壤中石灰质含量过大,它就无法成活。

“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我再次流出了泪水,是激动,是辛酸,是感激,还是高兴,自己都说不清楚,无法用语言来描述。”

次年,县上同意了她新提出的“避钙就酸”的茶园发展思路,一改过去连山连坡大面积种植的路子,而是顺应“鸡窝子”特点,宜茶则茶、宜林则林、林茶相伴、适者生存。

“一过春节,我就和几个同事反复在各个生产队跑,主要的工作就是检测土壤的酸碱度,凡是有高钙物的坡地,就叮嘱大伙儿绕开,凡有麻骨石土的坡地,就叮嘱大伙儿合理密植,几个月就忙这一件事。”那段时间,西北大学和省植物研究所的教授,一见到张淑珍,就知道她又是来化验土壤了。


张淑珍在茶园查看茶叶

那年,大伙儿重新播种的茶园相继萌发出新芽。1976年,商南县全县播种茶园面积超过2万亩。

然而,接下来事情也并不是一帆风顺。1976年11月,商南县遭遇了历史上少有的低温天气,当年新种植的茶苗几乎全被冻死。看到原本精精神神的茶苗,一下子耷拉着脑袋,张淑珍手握着茶苗,两眼泛着泪花,心疼地坐在茶园里一声不吭。

已经借调到省城工作的焦永才听说爱人整天没精打采,便回来安慰她要相信自己,不要因为一次极端天气的影响而灰心。看到张淑珍想像茶树一样决心要扎根商南,焦永才就再也没有回到省城,而是选择在商南留下来继续陪伴爱人工作。正是由于爱人焦永才对她长久地默默支持,才造就了她与茶叶的一生情缘。

次年春,张淑珍和大伙儿又重新补种了茶苗,而那次低温之后商南再没有出现类似的极端天气。短短几年工夫,商南便建成36个茶场。当时,一盆茶叶鲜叶能换一袋面,茶叶有了收益,大伙儿种茶的积极性也逐渐热了起来。

1979年,张淑珍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天,她庄重地在笔记本的第一页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并在内心萌发出誓将一生奉献给商南茶业的坚定信心。

飘香

茶树的栽种仅仅是茶业发展的第一步,要想产出真正的好茶叶,制茶环节相当重要。在绿茶、红茶、乌龙茶、白茶、黄茶、黑茶这六大茶类中,每类都有其不同的工艺流程和技术要领。


张淑珍在茶园

那时初生的商南茶,既没有传统的制茶经验,也没有现代制茶技术的普及,单就杀青这一关,就很难跨越。刚开始,炒制出的茶叶青草味总是很浓,口味也不是很好。如何突破制茶的技术屏障,让商南茶能为大众所接受并能够走向市场,成为摆在张淑珍面前的又一道关口。

“我们先从绿茶制作工艺入手,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组成试制小组,从杀青到揉捻,再从揉捻到干燥,三道工序一次次反复地试验,每制一包都对锅温和杀青的时间做了详细的记录,然后再泡上一杯,逐个进行比较。”一天下来,张淑珍的10个手指头常常被烫起“亮泡”。

“后来我们就发现杀青是制茶的关键,茶叶口感好不好关键在杀青,而杀青一方面是要控制好锅温,另一方面就是要控制好时间,时间长了也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

十次、一百次,一千次,……仅仅杀青这一个环节,她反反复复尝试,不断在实践中摸索总结,终于找到了适合商南茶的杀青手艺。而一番苦功也终于研制出韵味久长、浓香回溢的商南名茶——商南泉茗,并在中国西部名优茶促进会上获得“陆羽杯”大奖。

1980年,张淑珍走上商南县林业局茶叶站站长岗位,作为全县茶业的领头人,她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时值改革开放初期,茶叶的销售还延续着计划经济的老路子。供销社茶叶卖得好,茶农得到的利润却不多,茶叶卖不动,供销社就没有了收购的积极性。

1984年,商洛地区供销社春季收购了20000斤商南茶叶,到冬季还积压在库中。茶叶价格走低,茶农挣不到钱,很多人开始打起了退堂鼓。这一切让张淑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后来,张淑珍找到供销社,折价回购了积压的20000斤茶叶,带着全站职工,用报纸卷装成筒,走街串巷卖茶。不料,两个星期茶叶就全部卖出了,除了上缴国家600元税金外,站里还净赚了5000元。这件事给了张淑珍极大的触动和启发。

“通过这件事儿,我发现商南的茶叶卖不动的症结是产销脱钩,当时就想如果能成立一个茶叶销售公司,把农户的茶叶组织起来直接面对市场,不就减少了中间环节,增加了茶农的收入。”

张淑珍很快便把这个想法交给茶农,征求他们的意见。几天后,36份要求加入茶叶销售公司的申请书接踵而来。1985年3月,商南县茶叶联营公司成立,开始探索茶农种茶、茶场初制加工、联营公司精选包装销售的茶业发展新模式。


张淑珍在茶园指导茶农采茶

同一时间,张淑珍和茶业站20多名职工自愿丢掉铁饭碗,将茶叶联营公司和茶场、茶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大胆地走向市场,和农民们一起种茶、制茶,寻找销路。

为了引导当地农民制好茶,每到采茶季节,张淑珍都事必躬亲,一个茶场挨着一个茶场,给乡亲们示范操作,教大家制茶要点。收获季节,她披着晨露钻进茶林,亲自采摘,以身施教,炮制时刻,她站在高温炉前,动手操作。

听村干部说村里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学种茶,富水镇茶坊村赵力本的爷爷做出了一个决定,将自家田里的小麦挖掉,种上了茶。此后,他们一家三代都成了种茶人。

起初由于不懂种茶,赵力本家收获的只是稀稀疏疏的茶苗。听说张淑珍在村子里搞培训,赵力本爷爷就成为了培训班的一员。

改革开放前,农村条件比较简陋,各方面工作都是纯手工制作。赵力本说:“没想到,张站长是真的教,从播种到采收、摊晾到揉炒,再到包装,一遍一遍地讲解和示范,后续还有源源不断的‘随问随答’。”这也成了当地农民学习技术的保障。

村里的茶园可以承包后,赵力本家便把承包的茶园从100多亩扩大到200多亩。现在每年都在承包的茶园里采摘春茶,然后包装好后自主销售,一年净收入10万元左右,家里的经济更宽裕了。

赵力本说,茶厂平时固定工人有十来个,采茶旺季需要招工40多人,每人一天100到200元,他不仅自己挣到了钱,还可以帮助乡亲们,一举两得。

看着茶农腰包越来越鼓,许多群众坐不住了,纷纷拿出自家承包的荒坡,到茶业联营公司要求“入伙儿”,家住富水的柯长江便是其中一位。

乡亲们愿意种茶,这当然是好事儿。张淑珍专门去他家承包的坡地里化验了土壤,给柯长江提供了茶籽和技术,还配备了技术员,当年他家承包的110亩荒山光茶苗就种了60亩。

“茶树到第七年开始大量采摘茶叶,采摘好后,联营公司派人上门来收购,我们种起来放心,一年利润八百多元,收入非常可观。”柯长江说。

后来,柯启林接了父亲柯长江的班,将110亩承包山都种上了茶树,每年下来能赚七八万元,效益非常明显。此外,每年到采茶时期需要雇60多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附近的群众,一个采茶期下来有的家里也能挣上一万多元。

“在张阿姨的帮助下,我们一家子都学会了种茶,在自己家门口有了稳定收入,日子越过越好。”柯启林说道。


张淑珍在车间指导工人制茶

不到10年时间,原来和张淑珍一起丢掉“铁饭碗”的职工年收入超过万元,多数人住进100平方米的家属楼,与商南县茶叶公司联营的茶场达到120多个,公司产值一下子由原来50多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与此同时,茶农们在茶叶联营公司的带动下,人均增收达到了5000元。跟着张淑珍种茶挣了钱,群众心里个个乐开了花,而张淑珍的名字,也同商南茶一样,口口相传,香飘万里。

常青

眼看茶业发展越来越好,不幸却突然降临到张淑珍身上。

1989年10月,张淑珍去汉中调购茶籽的途中突然感觉身体不适,结果被查出患了右卵巢浆液性囊腺癌。面对诊断报告,她一下子惊呆了,内心简直无法接受。

在丈夫的安慰下,她的情绪逐渐恢复平静,开始正视这无情的事实,思考治疗事宜。手术后,大量的化疗药物带来的不适和副作用,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张淑珍的身心,尽管如此,她还是以坚强的意志撑了下来。

彼时,正值种茶高峰期,张淑珍还一直放心不下商南县茶业站的工作。有一天,副站长刘保柱带着同事去看望张淑珍,刚走进病房,她就坐起身急忙问道:“茶籽发放了吗?地块选好了没?”看着眼前因为化疗,头发、眉毛都掉光的老站长还在关心工作,刘保柱眼眶瞬间湿润。

出院时,医生反复叮咛回家后要静养,可是张淑珍一回到商南,就一心想着去茶园看看。儿子焦岩飞急忙出来阻拦:“你现在还需要静养,先别操心茶园的事。”但张淑珍执意要去。实在没办法,焦岩飞只好和姐姐搀着母亲一起上山。

1994年,张淑珍又遇到人生另一个打击,爱人焦永才被查出肝癌晚期。她陪老伴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79天。“我走后,你就把我埋在你种的茶园旁吧,你这一辈子把种茶这一件事做好就行。”临终前,焦永才给张淑珍留下的这一句话,支持她走完了余生。

丈夫离开后的时间,对茶叶的研究成了张淑珍的主要精神寄托。

2001年,她带领茶叶科研小组成功研制出了“商南仙茗”,2008年“商南仙茗”获得中国(西安)茶业文化博览会金奖。为了进一步提高商南茶的品质,她多次带着同事到福建、安徽学习乌龙茶、白茶的栽培技术,在试马镇建立无性系大棚育苗基地,大大地提高了茶叶产业化水平。


张淑珍在茶园查看茶叶萌发情况

商南乌龙研制上市之后,张淑珍已经70岁了。为了适应市场的多种需求,特别是为了给中老年人研制一种保健类茶,她再次带人到泾阳学习茯茶制作技术,经过7年的努力,产品终于研制成功并远销上海、广东等地,受到中老年消费者的好评。

在她的推动下,商南茶陆续研发推出绿茶、红茶、白茶、黑茶、乌龙茶五大类多个品种,使昔日的商南绿茶一下迈入“名茶”之列。商南也因茶而闻名,成为中国茶叶百强县。后来经张淑珍提议,商南首个“茶叶节”应运而生,成为陕西省第一次以茶叶命名的节日。四年后,商南县推出了“旅游茶叶节”,“商南茶”成为商南县旅游的一大品牌。随后,一条积淀着茶文化的茶艺街出现在商南县城,成为商南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16年,79岁的张淑珍从茶叶联营公司退休。虽然卸下了她担任了30多年的总经理职务,但她对于商南茶的研究却没有因此而停止。次年,张淑珍筹备成立商南茶叶研究所,虽然精力日渐衰退,可她的热情并没有衰减,历经一个甲子的茶叶研究,使她成为商南乃至商洛茶业发展的核心人物。


尽管已年过八旬,张淑珍依然坚持学习茶学知识。

“为人民服务不讲年龄,我年龄虽然大了、身体老了,但我还是要跟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使群众能在茶叶生产中更快地提高经济效益,更多地富起来,享受幸福的生活。”退休后,张淑珍将几十年来研制的商南泉茗、仙茗、双山白茶、商南乌龙、商南茯茶的制作工艺整理成册,加快制茶技术的传承与推广。

上茶山、进茶场,释茶道、解难题。耄耋之年,在人们的搀扶下,张淑珍还时常在商南县大大小小的茶场、茶叶公司走动,不遗余力地为茶农们传经送宝,为茶企把脉问诊。她将自己毕生的务茶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后生晚辈,惠及后人,许多茶农、茶企都因张淑珍的指导而增收增效。


张淑珍向记者讲述种茶的故事

历经60年的发展,昔日的荒山上早已满山茶绿,如今的商南茶已经在全县大部分乡镇普遍开花,茶产业已成为商南县产业脱贫的支柱产业、观光旅游路线上的一张新名片、当地群众增收的重要来源,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目前,商南县建成茶园25.5万亩,年产茶叶8000吨,产值达到12亿元。

2024年元旦,张淑珍在她热爱一生、扎根一生、奉献一生的商南县走完她最后的人生路。

择一事,精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匠心。

60多年,在秦岭大山里,张淑珍种的是茶,献的是心,留的是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则好比这常青的茶树,永远根植于当地群众的心中。

(记者:张永罡孙黄荣张矛王秦禹)

张淑珍同志简介

张淑珍,女,1937年出生于河南省太康县,1961年在西北农学院毕业后参加工作,1979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商洛市茶叶研究所名誉所长,商南县茶叶站原站长。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全国三八红旗手、国家星火科技先进工作者、“三秦楷模”等荣誉,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2024年1月1日因病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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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所及,再说说茶博会中的陕西馆

  第六届西部茶博会结束以后,我个人根据在此次茶博会上的见闻,进行了一次小结。我的专业是读陕茶,身居秦地,爱我陕茶,小结难免切到了行业的痛点。文章发布后,在业内形成了强烈的反响。文末评论中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了每年茶博会“陕西馆”的问题,可见有识之士对茶博会“陕西馆”设置的集体诟病。“陕西馆”是个行业痛点,折射出目前陕茶发展的若干问题。茶博会就是聚光灯,舞台越大,看的越清晰,让这些问题暴露的很清楚。所以抓住大事件,做认真的反思和总结,我认为是值得的。

  01

  但有一个认识我很清楚,“陕西馆”不是终极问题。终极解决之道是陕茶精神。“陕西馆”设计不合理,是我们欠缺“陕茶精神”和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本文既然说“陕西馆”,那我们就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先从技术角度谈谈陕西馆为什么这么遭受诟病。

  当然,一定要了解,终极的解决之道一定是陕茶精神和文化自信。如果上下各层不从这个层面解决问题,陕茶发展的步子不会太快。要说陕茶精神,肖云儒先生为《始翠山》撰写的序言《陕茶树立文化自信必须注重三个转化》,就是确立陕茶精神的纲领性文件。这篇文章希望大家有机会都能读一读,文化资源不等于文化自信,我们资源多,自信少,肖云儒先生的这篇文章就是指路明灯。《始翠山》被多少人读过,我说起来可能有点寒酸,但这次茶博会让我对这本书的价值又有了新的认识,希望大家能仔细读读,一定会从历代先贤和当世大儒身上找到答案。

  郜随印先生也经常对茶企老板说,陕茶发展不要有汉中思维,安康思维,商洛思维,更不用说西乡思维、宁强思维、平利思维了。今天其实还要补充一个词,陕茶发展也不能只有“农业思维”。陕西的茶企,无论从战略还是战术,如果站不到“陕茶”这条起跑线上,都不会有大的发展空间。我们有充足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先看成功的案例,这就是泾渭茯茶。不在于它生产什么茶,而是这个品牌真正成为了“陕西名片”。不成功的,各有各的原因,比如绿茶,我不点茶企名字了,你们可以自问,目前这些绿茶茶企代表的是哪个区域?它代表汉中?它代表西乡?它代表紫阳?答案很清楚了吧,这些绿茶茶企在公众场合的表现不是代表陕西,所以总是差强人意,成为不了陕茶的旗帜。当然绿茶之前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午子绿茶。虽然有绿茶茶企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自己说和市场接受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差,这就是品牌的工作。

  02

  看评论里,每个人对陕西馆都有不同的观感,虽然同为诟病,也有不同的角度,我仅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

  每年茶博会,“陕西馆”是一个例行的设置。这一设置已经保留了十来年。在茶博会中,“陕西馆”是特装中的特装,如果要评选每年茶博会中的“创意和人文”大奖,非“陕西馆”莫属。陕西馆的设计,用地产上专业的术语说,叫“低容积率”,都赶上别墅的享受了。同比展会其他地方馆,也奢侈不少。但毕竟我们为东道主,或者主场,设计比别人好点,占地比别人大点,并不为过,这是个优势。但我们不可忍受的是,这种诗意的设计却对参展商极不人道。参展商的展位往往依景而设,纯粹成了景观的配饰,或者被划成鸽子笼,展位极为狭小,过道极为逼仄。参展的游客很难容身,更不用说慢慢品一杯茶了。

  去年的茶博会,我从b1馆穿到b4馆,这个有当时的文章链接。我不在这儿赘述了。印象非常差。我当时也逛很长时间了,也很累,到达B4也都两点多了。我专程来看一款“茶花茶”。接待的工作人员扑闪扑闪着大眼睛,就是不说话,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当时就想,天哪,他到底经受什么样的蹂躏了。过道逼仄,空气闷热,工作人员稍微把腿一伸,你就别想过去了。这个情况,你还好意思去看茶吗?所以茶博会有陕西的参展商说卖的不好,这种情况你还指望它能卖的好吗?还有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年商南的展位,本来地方就不大,六家茶企紧巴巴地挤在四周,展位设计的茶台竟然还席地而坐。让顾客席地而坐!这么小的面积,中间竟然还做成了舞台。看到这种情况我非常气愤,这种妖蛾子的表现全馆仅有。我不禁想问,你们副县长,茶叶局长来是不是也要席地而坐?我向来宽厚,但这个问题容不得姑息,一定要明确指出。这种布展,设计者自己可能觉得还很美,汉服,矮几,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超越了服务的底线。这和《人民的名义》中那个需要蹲的信访窗口有什么区别?设计者不换位思考,不服务群众,不以喝茶便利为首要条件,错把虚妄当创意,错把泥古当复古,错把不作为当低调,这给产业带来的危害非常大。消费者用脚投票,你还指望展会能出业绩吗?

  如果作为文化研究,呈现汉唐风貌,即使坐到地上,虽然不舒服也不美观,倒也只能影响一个小圈子。但产业的主导者去做这种事情,就一定要审慎了。

  不为泡茶而设的展位怎么能叫茶博会?不为喝茶便利而设的展位怎么能叫茶博会?

  但也不能太过于苛责这些设计者,这是这个时代的通病。如果只是展位设计者职能的缺失,我倒不用写这篇文章。这种缺陷其实反映了从业者整体精神和意识的缺乏,很多人无意间都是认同的。“看上去也很美啊”,“好像少了点什么”,“好像哪儿有一点点不舒服”,少了什么?很多人其实来不及思考。但这正是要命之处,把“美”和“实用”本末倒置。

  林治先生不愧是“大茶人”,见微识著,洞见了这一现象。他在茶博会最后一天就发出一篇谈茶艺的文章,呼唤茶艺表演回归“茶汤”本质。目前茶艺表演吸纳了声光电的元素,利用科技的手段,借用了其他艺术形式,而忽视了泡茶的功能。同样的道理,陕西馆的特展也吸纳了先进的布展思想,只是忘了“茶”,忘了这是一场“茶”博会。所以,不能不说,这是个时代病。

  03

  汉中、安康、商洛三地市不愿意在“陕茶”旗下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是有意营造一个“小陕茶”的局面,分散了陕茶的整体资源,这对陕茶的整体发展会损害很大。如,红绿黑白齐步发展,没有产业规划的长远目光,茶企产品研发不站在陕茶的大局,而是指望填补当地县政府的空白。政府也沾沾自喜,以政绩邀功,忽视产业配套。还比如安康市运作汉阳陵世界第一茶的考古发现。汉阳陵发现的茶叶是陕茶共享的成果,为何要落到安康,落到紫阳,地方政府以学术研究的“推论”来实现这一“据为己有”的目的,窃以为实在不可取。所以,综上所述,你看出这里有“陕茶”一盘棋的思想吗?看不出来,各自为战。这是问题的本质!

  更糟糕的是,目前没有一种力量或者机制能协同这些地市的发展。

  以后的茶博会的陕西馆,能不能淡化地方行政区划。比如,把优秀的茶企都打散到其他馆,展位我们陕茶先挑,政府对茶企的补贴同样享用,让茶企直接去和国内一线品牌去竞争。其实很多来逛展的人对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喜好,只就简单的一点,陕茶比很多茶价位都低,可以抢来一部分市场。

  比如,建议在茶博会不要设陕西地市的茶叶推介会,比如像这种,泾阳茯茶推介会和泾河新区茯茶推介会,这能不打架吗?对消费识别又有什么好处?这是典型的窝里斗。其他汉中、安康、商洛的专场推介会也尽可不设。同一内容占用三场资源,同一番话,陕茶首席肖斌教授要讲三场,有必要吗?茶博会陕西馆可以做这种推介会,如陕西绿茶推介会,陕西红茶推介会,陕西茯茶推介会,诸如此类,还能更好的服务于专业买家。

  我这个建议能否实现,看来还是很难。这需要意识层面去解决。

  04

  但最后一个设想,你一定会认为我捅破了窗户纸,说到了点子上。陕西这么多文化大家,哪一个站在了陕茶宣传的主舞台上。如果这场茶博会的论坛,请来肖云儒先生做主旨演讲,请来贾平凹先生做主旨演讲,那会是什么盛况?我在今日头条发了平凹先生一篇文章《茶事》,平凹先生对陕茶也是一知半解,只是提到了陕青和毛尖,于是很多读者纷纷问,陕青是个什么茶,我要喝喝。陕茶与本土文化大家的距离竟如此隔膜,所以一定要检讨我们高层的胸怀。目前茶人的圈子太小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先把陕茶全面系统正式地介绍给陕西文化艺术领域的名人,那么陕茶就厉害了。

  陕茶这片叶子已经很好了,但是欠缺宽度,欠缺厚度,欠缺和城市文化、城市建筑、餐饮美食、文化艺术、工业设计、文博会展等领域的交差,所以导致很多陕西的文化资源不能在茶上落地,唱不响陕茶,这是产业主导者一定要注重的问题。这应该是“陕西馆”和“丝路陕茶文化节”要做的正事。

  所以最后一个请求,请认真阅读肖云儒先生《陕茶树立文化自信的“三个转化”》一文。这篇文章是《始翠山》序言的首篇。

  注:本文来源:始翠山;原创:奚斌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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