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美关系的历史，很多著作都集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的历史，比如二战、冷战、朝鲜战争、乒乓外交、中国加入WTO以及中美贸易摩擦。而对中美最初相遇的历史，却很少有学者关注。王元崇的《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以丰富的细节还原了两国最初交往的历史图景，同时展现了在这最初的100多年“相遇”过程中，晚清帝制中国是如何一度中兴，又无可挽回地走向衰亡的。
众所周知，1853年的“黑船事件”可以视为美国和日本真正接触之始，也是令日本打开国门的“当头棒喝”，但其实当时美国只是想和日本发展贸易。而早在那以前70年的1784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便派出一艘名为“中国皇后”的帆船，前往乾隆朝的大清帝国。为什么中日在面对美国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并走上了各自后来的发展道路？现任教于美国特拉华大学历史系的王元崇，在《中美相遇》一书中全面分析了清美贸易、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交往与互动，以大量生动具体的细节，重构了“天朝”与“外夷”、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开放与封闭的复杂博弈。
王元崇在美国工作学习已有十余年。其间，他从未间断过对中美两国历史上接触、交往和冲突的观察。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的时候，他更愿意与对中国一知半解的美国学生谈论中美关系。这本《中美相遇》就脱胎自他为本科高年级学生写的研讨班讲义。
以清代中国外交史和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为研究领域的王元崇，即便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中，也免不了出于职业习惯，去观察近代中美交往史对当代美国人的影响，并与他们交流对中国的看法。王元崇说，中美两国真正前往对方国家去感受社会文化的人，相对于两国的人口都是极少数。双方自发生交际以来，彼此眼中的对方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诸种话语体系构建出来的想象体，对彼此了解的出发点差别也很大。“就各自的近代历史而言，中国是多灾多难的百年屈辱史，而美国是欣欣向荣的百年进步史，于是近代中国有一种外来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受难者心态，而美国则持有一种文明救赎者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上的差异，使得双方对共同历史的记忆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理解，都有天壤之别。
通过这本《中美相遇》以及他的课程，王元崇希望把中美早期交往的100年历史，以及这100年中，中国因对外交往而发生的变化交代清楚，也让人们对许多事情真正的前因后果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对话王元崇：18、19世纪美国真正的远洋贸易主要就是和中国
第一财经：你书里有一句概括中美交往起点的话，“到中国去，是美国独立初期亡命般的选择，后来成为贸易史的一个传统”。建国初期的美国为何选择了中国?
王元崇：虽然美国1776年就宣布了独立，但直到1783年《巴黎条约》，才正式被中国认可。之后，他们几乎是马上派船到了中国，也就是1784年从美国出发的“中国皇后”号商船。他们从纽约港出发，历时8个多月，抵达了广州黄埔港。这就是中美通商的首航，也是中美贸易史上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事情。
因为受到英美战争的影响，去欧洲做生意对美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另一方面，早在英美战争之前，与中国的茶叶贸易在欧洲就已经利润非常丰厚。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主要的商品就是茶叶。当时的大趋势就是，茶叶在西方流行，而烟草在东方所向披靡。而且，当时茶叶贸易还不光是卖茶叶，还有许多相关的东西，比如茶具、茶桌，也就是瓷器和漆器。美国建国以后，当然非常希望继续茶叶贸易。他们不可能再和东印度公司合作，所以只能自己与中国通商。
第一财经：你目前居住在美国，书中也写到了对一些美国人生活细节的观察。当年围绕着茶叶展开的远洋贸易，在现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留下了怎样的印记？
王元崇：在当年的“北美十三殖民地”，尤其是波士顿、纽黑文、费城、特拉华、纽约和华盛顿，有数以百计的博物馆，几乎每一家都有中国古董收藏。这些收藏都以漆器和瓷器为主，这其实主要有赖于早期的对华贸易。
在特拉华州的杜邦博物馆，有数以万计的瓷器、中国壁画和家具，都是18、19世纪到美国的，这些东西对今天美国的文化意识其实有很大作用。
很多美国家庭都有橱柜，里面摆放了一些青花瓷和漆器，虽然这些东西现在大都不是中国产的了，但却是当年一段历史的体现。最近，英国女王发表了一次疫情期间的演说，背景也有青花瓷盘。当年，谁家能够喝茶、使用中国瓷器，还是一个身份的象征，就像我们贫困年代能够拥有一台收音机一样。不过，现在很多美国人已经不知道家里摆放青花瓷碗瓷碟的习惯是从哪儿来的了。
美国主要消费的是红茶，因为红茶是发酵茶，适合远洋运输，绿茶那样运输的话非常容易腐烂变质。到现在，美国人都习惯于喝红茶。绿茶也有，但是比较少。而且因为一开始养成的习惯，美国人都用茶包喝茶，不会像中国人一样，直接用茶叶泡茶。在美国人眼中，直接把茶叶放在水里泡的做法是不可想象的。
我的邻居60多岁了，一直用的都是茶包，从来没喝过茶叶直接泡出来的茶。我的系里的一位秘书，见到我直接泡茶叶觉得很惊讶，但她怎么都不肯试一下。另一位秘书还是鼓起了极大的勇气后才尝试了一次，说味道还可以。在这些生活的细枝末节中，都可以看到当年那段历史的影子。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说，“到中国去”是一个“亡命般”的选择?
王元崇：当时，海上海盗猖獗，英国又在想办法封锁美国的海路，远洋通商的航路需要重新开辟。而那时候美国还处于赴华远洋贸易海路的探索阶段，到中国做生意对他们来说十分艰难。
另一方面，美国当时没有几个人到过中国，他们对中国是完完全全陌生的。但最后这艘商船十分幸运，他们携带的北美货物被采购一空，还从中国带了一大批货物到美国去。一番买卖，他们赚了37727美元，利润率25%。如果当时“中国皇后”号失败的话，情况就不会那么乐观了，很多美国人会裹足不前。这次成功的航行让美国人看到了商机，一大批商人接踵而来。当时，美国真正的远洋贸易就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主要是在中国。
第一财经：第一艘由美国抵达中国的商船为中国带来了哪些货物，又带了哪些货物回到美国?
王元崇：“中国皇后”号是360吨重的三桅船，船只制造成本加上航行置装费用，总计12万美元。从美国纽约港出发时，他们带了棉花、铅、胡椒、羽纱、皮货和人参。最后，他们回国时，在广州13家商行采购了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丝织品490匹、肉桂21担。
清代中国一直处于对外交流进程中，只是被后期的剧烈变更覆盖了。
第一财经：你也提到，后来的美国人失去了“到中国去”的劲头。这种转变是怎么会发生的?
王元崇：这种转变还是因为到了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中心，他们逐渐没有了当年这种“到中国去”的想法，其实也不一定是中国，可能是所有不被他们所认可的他者。
《时代周刊》创始人亨利·鲁斯，在1941年写过一篇小短文《美国的世纪》。他的大概意思是，20世纪会是美国的时代，美国有责任去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当年，这篇文章并没有太大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美国开始成为历史上的中国，万国来朝，但自身不需要再去其他国家。我书中写到1871年清朝派出幼童到美国留学。这种公派留学的事情，是自秦朝建立到清朝同治年间，两千年来绝无仅有的。这是因为，在整个东亚，中国一直占据着政治和文化的主导地位，有很强的优越感。
但是另一方面，1960年以后，美国有非常好的移民政策，可以说，全世界最好的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了美国。美国的学术话语、金融话语、科技话语都是全球性的。所以，他们自然丧失了去外国“取经”的动力，也没有了当年这种“到中国去”的精神。
说到底，美国是否丧失了“到中国去”的精神，这不是我特别关注的，因为移民可以补充这一点。但我们中国，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不能关起门来，我们需要一个对外开放的状态，需要有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到非洲去的精神。我在书里也写到了亚丁湾，郑和舰队第一次去了那里以后，中国舰队再次到那里已经是2019年，等于说，在这之间的600年里，我们放弃了探索这片区域的机会。
第一财经：过去，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写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清朝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但在《中美相遇》中，你写到了许多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英国、法国、荷兰的贸易，并与越南、暹罗、琉球以及俄罗斯等商贸来往频繁。你是否希望重新审视中国近代的这段“对外交流史”?
王元崇：其实清代中国一直处于对外交流和兼收并蓄的进程之中，只是前半期的作为被后半期的剧烈变更覆盖了。鸦片战争以剧烈的军事和外交手段加剧了这个融合过程，而非这个长久进程的开始。今天我们越是推崇林则徐、魏源等人，越会强化我们对鸦片战争这一突发历史事件的种种后发解释，越发执迷于长枪大炮和高楼大厦的近代化理解之中，越会强化鸦片战争之前的所谓“中国闭关锁国”论以及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分流的全球史理解模式，越看不到更大的、更长远的中西交通和大合流的历史背景。林则徐、魏源我们要讲，之前的也应该讲。
曾经跟随父亲和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的英国人小斯当东，后来成为了东印度公司的一名文员。他虽然热爱中国文化，是一名汉学家，但是他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所以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不如英国的国家，有这样想法的不止他一个人，当时很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这么认为，包括黑格尔都把蒙古人、中国人的文明划为一个没有到达成年阶段的文明。欧洲文明是最为成熟的文明。这种想法当时是非常流行的。19世纪欧洲思想界的重要转变之一，就是对帝国海外扩张的支持，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比较支持帝国海外扩张的战略，其中一个因素就是以自身的文化去开化所谓非自我的野蛮人，有这样一种文明救赎的心态。
19世纪，中国遭遇了百年屈辱史，但在更长时段来看，这只是一个很短的非常时期。现在，我们回到了安定、繁荣、统一的环境下，还是应该反思一下非正常时期的认识，反思一下一元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论。这方面的任务比较艰巨，我们总在很多地方不自觉地表露。
第一财经：你在书里写到慈禧太后展开“夫人外交”的种种有趣细节，还给予她比较积极的评价。在此之前，很少有近代史著作从政治和外交的角度直接写慈禧太后本人的作为。
王元崇：在她之前，中国还从来没有类似“夫人外交”的做法。不光没有，这还是被严格禁止的。但具体到慈禧太后当时的处境，她已经经历两次逃难，一次是随着咸丰帝一起逃到热河，另一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她和光绪帝狼狈逃到西安。两次逃难给她的屈辱，整个国家风雨飘摇的境地，都让她要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被动的局面。
她把很多外国公使夫人请到紫禁城，拉着她们一起坐在炕上，拿着一杯茶自己喝一口，再递到对方嘴边，让她喝一口，嘴里还说着“一家人，一家人”(one family，one family)。我看到这个细节，就想到了我家乡的老太太们就是这样在火炕上拉家常的。这正是一个老太太用一种日常路数来和外国人沟通，发挥幕后优势，来缓解朝廷的困局。
我之所以写慈禧太后，也和这几年轰轰烈烈的女性运动有关。我们整个近代史，几乎没有谈到过妇女。过去，我们对慈禧太后的印象也比较单一。其实，她还是一个能够适应时代大趋势的人，也很能屈能伸。没有她的支持，洋务运动、新政、取消科举、洋学堂，等等，都很难搞起来的。事实上，这些举措为之后民国的近代化打下了一个基础。我想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看法还是应该从人物面临的具体历史环境出发。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
王元崇著
文汇出版社/新经典·琥珀202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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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国的茶叶，影响了世界...
中国是文化大国，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着悠久而详细的文字记载历史的传统。所以，最终，中国成为“最早发现和利用茶树的国家”，被称为茶的祖国。
唐代的陆羽（733—804）是一个关键人物。和唐朝的很多读书人一样，他喜欢写诗，但是，他更大的兴趣是喝茶，并且写出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
陆羽品茗图
和一般文人只品茶不同，他对茶叶有浓厚的兴趣。他长期进行调查研究，熟悉茶树栽培、育种和加工技术，实在难得。他奠定了茶的地位：在《茶经》之前，中国还没有把汉字“茶”和那种可以饮用的树叶联系起来，更经常用的是“荼”。
陆羽之后，方将荼字减一画而写成“茶”，这才固定了“茶叶”这种搭配。如今我们普遍说茶文化起源于唐代，这个说法也没错。
出走到日本
在日本，茶道已经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日本的茶道，甚至传回了中国，在一些城市里，还有讲授日本茶道的沙龙。但是，和很多事物一样，日本原先根本没有茶树，也没有饮茶的习惯，日本人是从中国学到喝茶的。
唐代，日本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崇尚唐朝文化的嵯峨天皇（810年—824年，年号弘仁）就非常喜好饮茶。他不仅下令种植茶树，而且还像唐朝士人那样品茶作诗，抒发雅兴，留下了“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弹”的诗句。
日本屏障画《四条河原图》。描绘四条河原娱乐场的歌舞伎、妓女、玩偶剧、珍奇动物表演、戏曲等从事各种经营的小屋排成行列，街上走着游僧、卖茶的小贩
当时日本人饮茶的方式，也与陆羽在《茶经》中所介绍的一样，即先将茶叶加工成茶饼进行保存，喝茶时将茶饼碾成粉末，放入沸水中烹煮，而且往往要加入盐等调味品。所以诗中有“捣香茗”之句。
在嵯峨天皇的大力推动下，日本贵族中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后人称其为“弘仁茶风”。嵯峨天皇去世后，饮茶之风就在日本急剧衰退了。
300多年后，一个名叫荣西的日本僧人来到宋朝统治下的中国。
此时的中国，不仅饮茶之风已经广泛普及，而且饮茶的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不再将茶叶放在水中直接烹煮，而是采用“点茶”的方法，即先把茶叶末放于茶碗中，然后注入沸水，再用茶匙搅拌。此外，社会上还流行品评茶叶质量及烹茶技艺的娱乐活动，称为“斗茶”。
在这样的背景下，荣西于1168年、1187年两次渡海入华，到过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天台山等地。他离开中国时，将中国的茶种带回日本，种植在好几个地方。荣西晚年还用汉文写了《吃茶养生记》一书，其中许多内容引自宋朝的《太平御览》。
许多学者认为，现代日本茶道中所用的抹茶，最初也是由荣西从中国引入的。在荣西等人的大力推动下，饮茶之风在日本的僧人及贵族中再度兴起，并且不断向社会下层扩散。
日本抹茶
中国的茶、饮茶方式、斗茶风气、茶具等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结合。到了16世纪，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茶文化——茶道。茶道追求“和、敬、清、寂”的精神境界，数百年来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一个象征。
不管是抹茶还是茶道，都是日本人把茶与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对中华文化吸收和再创造的结果。
英国人爱上茶
欧洲人是在16世纪开始获知茶叶的，但最初向欧洲介绍茶叶的并不是那些初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而是一位名叫拉木学的意大利学者——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见过茶叶。
拉木学在1559年出版的一部书中写道，根据一个波斯人的说法，中国出产一种被称为茶的植物，用水烹煮，可治多种疾病。而最早将茶叶输入欧洲的则是荷兰人，时间大约在1610年。
茶叶引入荷兰后，饮茶随之而起。到了17世纪中期，饮茶在荷兰已经比较流行。
17世纪的中国南海，是西方各国垂涎的地方。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始，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国，都对这里存有野心。后来居上的英国，更看重的是这里生意。
19世纪的英国东印度公司
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人通过翻译其他欧洲人的著作而开始认识茶叶。16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日本的一位职员，写信给澳门的一位同事，请他代购“一罐上等好茶”。这可能是最早提到茶叶的英国人。
17世纪中期，茶叶已通过各种途径输入英国。1657年，英国伦敦的一家咖啡店打出这样的招牌：在英国，由于茶叶“非常稀罕，十分珍贵，每磅售价高达6—10英镑，所以一直以来都被视为高贵奢华的象征，只有王公贵族才能享用”。
这块招牌还说，中国茶叶“有益健康，老少咸宜”，并且列出了茶叶的10多项功效。正因为如此，伦敦的一家咖啡馆于1658年9月30日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时，强调茶叶是“所有医生推崇的美妙饮料”。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则登在报纸上的茶叶广告。
19世纪初，英国商人将中国茶叶装船
在英国，茶叶最初是在咖啡店中出售的。1717年，第一家专门的茶馆在伦敦诞生，名为“金色里昂”。与兼售茶叶的咖啡馆不同的是，“金色里昂”同时招待男女客人。一位作家曾这样写道：这家茶馆“淑女云集，细细品尝小杯中的美妙饮料”。
此后，类似的茶馆纷纷出现，吸引了更多的男女。1722年，一个英国人赞誉说：“在我国引入的所有食品或药品中，茶叶是最令人愉悦、最安全的植物。”
18世纪前期，茶叶已由奢侈品转变为大众饮品，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饮茶成了英国人的日常习惯，英国因此而成为“饮茶王国”。19世纪中期，饮用下午茶的风尚在英国蔓延，最终发展成英国人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
不过，由于自然及文化的原因，英国人更偏爱经过发酵的红茶。他们还喜欢在茶中添加糖和牛奶，从而调制出别具英伦风味的茶饮。
英式红茶
法国人对咖啡的热情，演变成典型的法国现代性，热情、激烈、论辩、革命……而更爱饮茶的英国人，则更温和、安静、保守，最终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英伦风。
点燃美国独立战争
喝茶也并不必然温和，茶在美国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茶叶逐渐成为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日用消费品，英国政府因此将茶叶视为重要的税源。1767年，英国议会通过《汤姆逊税法》，决定在北美各港口对众多从外国进口的货物进行征税，其中包括茶叶。
“五月花”号
该税法引起了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激烈反抗。1770年，英国议会被迫废除《汤姆逊税法》，但保留对进口茶叶征税。结果导致茶叶走私的猖獗，大量茶叶从荷兰被偷运到北美殖民地。
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库存的茶叶大量积压。为了挽救东印度公司，英国议会于1773年通过了《茶叶法》，允许东印度公司不通过中间商，直接向北美销售茶叶，并对每磅茶叶仅征收3便士的进口税。
《茶叶法》出台的目的，是要降低茶叶在北美市场的销售价格，从而击败来自荷兰的茶叶。但北美殖民地人民却担心，英国东印度公司以垄断茶叶销售为开端，进而逐步垄断其他商品在北美的销售；更加重要的是，英国议会通过诱使殖民地人民接受《茶叶法》，进而加强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立法权和征税权。
这样，《茶叶法》引起了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纽约、费城等地民众建立起“自由之子社”之类的组织，以抵制从英国进口的茶叶。各地严禁茶叶，人们即使是想购买一点茶用作药物，也需要得到“自由之子社”的批准。根据保存下来的一份档案，一位妇女“由于年迈体弱”而获准“购买1磅武夷茶”。
当时纽约的一个商人甚至写道：“人们宁愿购买毒药，也不愿购买茶叶。”无辜的中国茶叶，不幸躺枪，简直成了英国政府的替罪羊。
1773年12月16日夜，一群波士顿居民化装成印第安人，登上三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船上所载茶叶全部倾入海中，使波士顿港成了“茶海”。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
波士顿倾茶事件
其他城市的民众纷纷仿效波士顿的做法，或拒绝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上岸，或焚毁船上的茶叶，从而将反英斗争推向新的高潮。波士顿倾茶事件点燃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
总结茶叶贸易
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主要商品是丝绸、瓷器和茶叶。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茶马古道有着悠久的历史。
茶马古道有三条，第一条是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内地茶叶西行并换回马匹的主道。第二条是陕康藏茶马古道（蹚古道），主要是陕西人开辟的。《明太祖实录》“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
第三条滇藏茶马古道大约形成于公元六世纪后期，它南起云南茶叶主产区西双版纳易武、普洱市，中间经过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和丽江市、香格里拉进入西藏，直达拉萨。
滇藏茶马古道
据史料记载，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传播，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但是，所有的茶马古道，中国的影响力都到边界为止，这种以物易物的形式，主要是用茶叶换取游牧政权的马匹，称不上是有规模的贸易。
两宋时期，中国的茶叶贸易也最为兴盛，除了陆地向西的茶马古道外，更可以通过海上直接运到东南亚、西非与北非。泉州成为一个重要的港口，从宋代开始，茶叶大量外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有学者认为，在宋代，中国的茶叶就远销到58个国家。
但是，中国古代的外贸，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体现皇恩浩荡，却没有形成像英国东印度公司这样政府和民间结合的贸易公司，这样的外贸是不能持久的。
来源 / 看历史
编辑 / 茶资讯小皮
印度，本是不产茶的。可是就是印度，终结了中国垄断世界茶叶贸易长达200年的霸主地位。那么印度是怎么完成这个惊天大逆转的，并将中国的产业逼入了绝境？
偷茶的人
19世纪，英属印度当局发现中国出口茶叶可以获得高昂的利润，便开始从中国全面输入茶籽、茶树、茶工与种植技术，开始大力发展印茶。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锡兰红、大吉岭、英国红、阿萨姆，都是那个时期从中国引进的茶种、茶苗。
大吉岭茶
1835年，英属印度当局派遣茶叶经济间谍潜入中国内地，偷购大批优良茶籽、茶苗，并用高薪挖走中国多名成熟茶工。随后在加尔各答、阿萨姆省、喜马拉雅山古门、台拉屯以及印尼尼尔吉利山开始试种。然而，除种植在了喜马拉雅山一带的茶树长势喜人，其余均以失败告终。
在茶叶市场的暴利面前，英印当局并没有放弃。他们在阿朔昔州（即阿萨姆省）兴建数所茶苗埔，开设小制场，并在中国茶师的努力下，利用塔克区土生茶树嫩芽试制样茶成功。
1838年，阿萨姆省将一份精心制作的茶叶寄到东印度公司，并声称，阿萨姆茶叶即使现阶段不能超过中国，也会与中国相等。这一消息大大刺激了英印政府的种植茶叶的狂热，为此英印专门成立了负责发展茶叶的阿萨姆公司，并不断引进茶籽，配合阿萨姆土地进行试验。英印当局决定再次派遣经济间谍福顿潜入中国内地，偷购优良茶苗、茶籽。1850年到1851年之间，福顿向加尔哥达运起20余万株茶苗及大批茶籽，培育成新茶树1.2万株。
此时，福顿还窃取大量茶业情报，完全掌控了中国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然而，由于没有考虑到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别，对中国制茶工具及各项制法，一一仿照，造成未谙种制之法，以致出产无多，且货色不佳，所值亦为有限。
印度茶农
1853年，阿萨姆经理威林生大力提倡减少3-4月的采摘量，调整制茶工具，扩大种植范围，避免气候对同一地区茶树造成绝收影响。至此印度茶叶经济才走上正常发展轨道。随着印度茶园面积不断扩大，阿萨姆种也日益代替中国茶种。制茶公司日益增多，1858年已有30多家。印度茶稳步增长，成为一项重要产业。
借助科技革命弯道超车
19世纪70年代始，是印茶蓬勃发展的开始。植茶公司逐渐向机械化过渡，引发一场技术革命。1872年，杰克逊第一次制成揉茶机并在阿萨姆茶叶工厂的希利卡茶园中装置使用，以此为起点，掀起了机器制茶的热潮。1877年，另一位茶主沙弥尔·戴维德逊发明了西洛钩式焙炒机，以热气焙炒取代炭炉炒茶，他的工厂也由7名工人的小厂发展到拥有千人以上的大厂。
多年后，杰克逊将原来的压卷机升级为快压卷机，统治市场达二十年之久，而戴维德逊的焙炒机，也发展为上下通气式的西洛钩。此外，其他茶机也不断出现，至19世纪末，印度已实现了揉茶，切茶，焙茶，筛茶，装茶等各个环节的机械化。机械化推动了茶园不断扩大。此后二十余年，英属印度的茶业迈入科学时代。
进入20世纪，印度利用更加科学的手段开展茶叶研究。1900年，加尔哥达源茶业协会成立科学部，在阿萨姆省设立实验站，专门研究茶叶生产制作，1911年迁至托克雷附近的托格拉，成为著名的实验场。1909年南印度马德拉斯邦的加罗尔也设了科学站，科学站专门负责品种改良，产制改进等事项，为印茶长期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茶叶新王国的崛起
除此之外，印度在政策上对茶业给予了大力扶持。1903年，印度通过了茶税法，所征茶税用于印茶对外宣传推广、奖励茶叶输出及登广告。并开设茶样陈列室，调查他处茶叶等费用。印度奖励宣传茶叶不遗余力，在英国与美国为开拓市场更是不惜用重金宣传，更加促进了印度茶业高度繁荣，茶叶的种植区域日益扩张，产量大增。
1913年，印度茶园面积增至610104英亩，每英亩产量增至503.6磅。除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印茶有一定冲击外，其他年份均保持蓬勃发展势头，其产量和出口量均占世界50%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茶叶王国。
印度茶园
英印茶叶经济崛起不仅改变了印度传统经济结构，为茶叶资本家和殖民当局带来了巨额利润，更重要的是对世界茶叶及国际贸易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中国茶业经济冲击巨大。改变了世界茶叶中心原有位置，加之日本绿茶迅速发展，中国垄断世界茶市场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1891年印茶外销销量不断增加，中国茶在印茶激烈竞争下出口量迅速萎缩，1903年仅占世界茶叶出口量总量33.09%，1921年又减至8.79%，年输出量及比例比30年前减少四倍，已经丧失世界一流茶叶大国的地位。
英国下午茶
随着南亚东亚茶叶在世界市场展开激烈角逐，世界茶叶座次表重新排定，印度锡兰高居第一，第二，第三，中国却已降为三流茶叶国家，仅与日本相仿。
中国茶的黄昏
中国茶的固步自封正是衰落的起源。
印度茶叶从一开始就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对世界茶叶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了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各国争相效仿，印度茶叶生产方式种植和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及贸易方式。
而当时的中国作为世界茶叶鼻祖，只因长期在世界茶市中占有绝对优势，便盲目自大，对现实置若罔闻。当印度已经使用机械制茶时，中国在工艺上仍是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甚至印度人对茶树的照料，在中国茶人看来也可笑又多余。
然而，当宣传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国茶叶的文章传遍大街小巷，终于有人察觉到了一丝危机，开始主张改良茶叶以挽回颓势，并在申报等许多报纸不断宣传机械制茶的优点，刊登售茶机械广告。只不过此时的中国机械茶厂很少，规模不大，设备陈旧，同时存在大量手工劳动之余，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式茶园更是凤毛麟角。
传统炒茶
随着差距的越拉越大，印茶开始大肆收割中国茶叶固有的消费市场。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市场，每年进口与复出口茶叶在百万担以上。而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自然千方百计地驱逐中国茶，扶持印茶进入本国市场。
全面崩盘
1890年起印度、锡兰二国的输英茶已超过中国，三年后是中国的三倍，中国茶几乎完全丧失英国市场，昔日的垄断地位被印锡茶夺去。印茶在英国市场地位得到巩固后，极力向美国市场渗透扩张，针对美国人的饮茶习惯，在美销售的印茶均是小罐装茶，一磅一罐，售卖便利，深得美国民众喜爱。作为中国茶第二大市场，美国市场紧随英国之后被印茶攻陷。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后，中国茶受多种因素影响，迅速丧失俄国市场，印茶却见喜而入，一举拿下俄国市场。俄商在汉口福州九江制造砖茶需要大量茶末，清政府规定茶末入口制砖复出口可免税，这就为印锡茶末入口提供了极大便利，俄商在砖茶制造贸易中更占主动地位，而中国商人则限于财力运输等因素，生产贸易更加困难，只好收购价格昂贵且加税之茶末做茶砖。由此可见，清政府对经济的无能，致使中国茶在国际市场江河日下。
印锡茶不但在国际市场与中国茶进行激烈争夺，且分三步倒灌中国市场，使已衰落的中国茶业受到更加沉重的打击，表面上进口茶仅供外侨消费，但中国各界招待外宾之时或自相饮宴时均已饮泊来茶业为荣，几乎忘记还有中国茶一说。
西藏人民嗜饮茶，平日皆食牛肉，不饮则腹胀也，四川云南所产边茶大量运销西藏，历代统治阶级对茶叶销藏都非常重视，实行专卖，以充盈国库，加强政治统驭。1904年英国武装侵入西藏，饮茶随之侵入。由于不合藏民口味，印茶打不开销路，但英国不甘心，专门派专家入藏调查，立仿中国边茶，通过低于茶价三倍的廉价倾销，并通过赠送茶叶、无息贷款、迟付货款等手段扩展销售，加上运输便捷印茶终于占了上风。
藏族酥油茶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印茶外销基本进入稳定期，而此时的中国由于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茶区沦陷，交通阻塞，1939年中国茶仅出口4971.2万磅，占世界茶市比重仅为5.66%，抗战后期外销基本中断，中国茶几乎从世界茶叶市场消失。
印茶在种植、采制、贸易等诸方面与世界茶叶鼻祖中国的区别，归根到底是科学生产经营管理贸易方式与小农经济体制之间的根本不同，茶叶经济崛起对世界茶业产生了深刻影响，最终确立了以印度为中心的世界，茶业新格局，极大冲击了中国传统茶叶。
时至今日，中国茶虽奋起直追，重归产量和出口的茶叶大国行列，但是在世界市场上，茶叶的质量和品牌的建设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于头条号：浦江寓客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