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元昌最近高举润活技术创新大旗，意欲开启熟茶2.0时代。从2015年以来，熟茶的巨大机会，不光润元昌看到了，其实许多企业也看到了，甚至成为行业的共识，不过润元昌、巅茶等熟茶技术派走在前面而已，引领着时代消费风尚与普洱茶产业变迁。在这些技术先锋型企业的努力下，才落幕的2018广州春季茶博会，以致于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场新派熟茶的狂欢盛宴。
站在2018这个继往开来的关键年份，请上帝喝茶工作室预测，普洱茶从2015年起，已经告别为期十年的追新之绿茶化时期，以中期茶、熟茶的崛起为标志，普洱茶进入了醇化时代。同样是追求越陈越香价值，新时期的醇化是2005年之前追求旧茶时代的升级版，亦即如今的醇化时代是十多年之前做旧时代的升级版——越陈越香2.0。创新技术派做的新派熟茶，其实就是越陈越香2.0的一种体现。
在新旧之间不断摇摆的普洱茶
普洱茶就是不断在追新与求旧之间进行选择的茶类。其实不管新旧，都是普洱茶的民国传统，在当代复兴之反映。民国的普洱茶有绿茶、红茶与生茶三大体系，绿茶就是不发酵的普洱茶，被那个年代的人称为绿茶。红茶就是经过发酵的普洱茶，被民国的云南人称为红茶。而白茶在民国也属于普洱茶体系，被称为生茶。建国后，普洱茶的绿茶传统与发酵传统都得到很好的继承，边销茶与港销茶走的是发酵茶路线，而西南三省人民爱喝没有发酵过的沱茶、方砖与散茶(都是晒青毛茶精制而成)。
上世纪70年代后，诞生了现代熟茶，并攫取了普洱茶的话语权，从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中期，普洱茶都是特指熟茶，普洱茶不但要经过发酵，而且一定要经过渥堆发酵才是普洱茶。没有经过渥堆发酵的云南晒青茶及其精制茶品，不管是发酵茶，还是不发酵茶，都被归为绿茶类的滇青。
90年代中期起，台湾人起来挑战这种“只有熟茶才是普洱茶”之权威，创造出一个生茶体系来。才紧压完成的生茶，其实是民国的不发酵绿茶(黄汤茶)。生茶是个骑墙派，新茶现喝，是喝不发酵的绿茶，长时间仓储，让茶汤变红再喝，其实是喝民国的红汤茶。也就是，生茶通过时间维度横跨了民国普洱茶的两个子品类——绿茶与红茶。
到了2005年之后，普洱茶进入了追新的绿茶化时期，这其实是民国的不发酵普洱茶——绿茶子品类在当代的复兴。
如今有人批判普洱茶的前发酵工艺，其实在民国炒制揉捻后的茶叶，闷黄数小时，甚至到第二天，也很普遍。由此可见，前发酵也是普洱茶的民国传统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以新旧摇摆为依据，普洱茶经历了三个时期：
做旧时代：1950——2004
追新绿茶化时代：2005——2014
醇化时代：2015至未来
目前普洱茶产业处于醇化时代的前期，也就是做旧时代升级版，其将诞生巨大的产业机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云南白茶在历史上长期归为云南普洱茶体系。月光白在2004年前后的出现，并于2006年、2007年大行其道，比福建白茶还火在前面好几年，其实是云南白茶在当代的复兴。月光白在十余年前是当普洱茶卖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民国年间云南白茶归为普洱茶的一种返祖现象。现在我们尊重六大基础茶类的经典划分体系，将云南白茶从普洱茶体系中移出，划到中国白茶大家庭，这是产业规范化的结果，但我们要知道在清代与民国，云南白茶是普洱茶大家庭中的一员。
如果加上云南白茶，就是普洱茶醇化时代的四次超级机会，为避免引起概念混乱，还是将云南白茶单列，宣扬三次超级机会。
熟茶、生茶、湿仓的内生进化，带来普洱茶产业三大超级机会
在消费升级助推产业升级的2.0时代，不光是熟茶被选中，而且恢复与改良提升民国红汤茶工艺——筑茶，将助推生茶进入2.0时代，通过毛茶的充分醇化，让才压成饼的生茶，摆放一年左右，开汤冲泡即出红汤，也就是才做出来的生茶，就有摆放十年左右中期茶的品饮效果。这堪称新时代生茶的一次革命。
同时，湿仓茶也存在巨大的升级机会。我们一方面在批判湿仓茶，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对湿仓茶念念不忘。其原因在于，诚然湿仓将许多茶放坏，或者放得不够好，但有一些放得好的湿仓茶精品，口感与体感俱佳，养生健体效果好。这证明湿仓也能放出好茶。湿仓发酵原理，其实跟熟茶有类似之处，都是高温高湿环境之下的剧烈微生物作用之发酵模型，不过一个是毛茶发酵，一个是成品发酵。熟茶能控制好品质，并升级到2.0时代，湿仓茶为什么不可以?在梳理与构建仓储体系之时，白马非马将技术仓作为湿仓茶的升级版。湿仓茶的2.0，即技术仓时代，经过为期十余年的蕴酿与发展，预计将在未来几年成熟，其将不仅在传统领域，而且还将在普洱茶深加工领域释放出惊人的巨大能量。
熟茶、生茶、湿仓，在各自领域进行内生进化的2.0时代，将构成新时期普洱茶醇化的三大超级机会，投身这三个创新领域的茶企，很可能成为新时代的领跑者与标杆品牌。这三个机会的释放次第为，熟茶率先升级，然后是红汤生茶的机会，最后是技术仓红利期的到来……
当代普洱茶热：一场托古改制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
当代的普洱茶热，其实是一场伟大的，建立在托古改制基础上的文化复兴运动。我们复兴的其实是民国普洱茶，不过按照当代社会的发展逻辑，给民国老物件植入了现代基因与时尚外衣，也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变法最流行的一个套路——托古改制，亦即旧瓶装新酒。沿袭旧体系——旧瓶，但作了改进与再造——新酒。升级版，或者2.0的实质就是，托古改制，基因与形式的改进，甚至再造。
现在的普洱茶有生茶、熟茶两个子品类。追溯到民国时代，普洱茶这个品类里有三个子品类：绿茶、红茶、生茶。民国的绿茶，是炒揉晒干，没有经过发酵的普洱茶。90年代台湾人复兴普洱茶，创造出生茶一词，其实生茶就是民国的绿茶，这是普洱茶不发酵的传统，其在当代的复兴，导致了2005——2014年普洱茶追新的绿茶化时期。当然，台湾人对这种不发酵绿茶，嫁接了仓储陈化概念，让不发酵的新茶，变成越陈越香的发酵老茶。
红茶，就是民国红汤茶，这是普洱茶的发酵传统。民国的红汤茶，很大程度是建立在毛茶充分醇化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民国的史料记载，才做出来的普洱茶成品，冲泡就有红汤，其秘密在于包括毛茶醇化在内的三次发酵。民国普洱茶的发酵茶传统之复兴，肇始于50年代的香港。熟茶与湿仓茶，都是复制民国红茶(红汤茶)研制出来的。不过香港人做的红汤茶，加了大量自已的理解，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民国云南红汤茶。香港人的篡改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让毛茶渥堆快速陈化，这就是如今熟茶之原型。另一方面增温增湿让成品快速陈化。这是民国所没有的。民国的毛茶堆积发酵，是筑茶工艺，其微生物作用远没有熟茶激烈。民国的成品茶醇化，也没有湿仓一说，还是以自然仓储为主。由于民国普洱发酵茶的醇化模型，跟现代的不一样，故风味也大不相同，比如西藏人喜欢喝云南紧茶(心脏沱)，长有黄霉。藏民特爱有黄霉的普洱茶。现在的普洱茶好像不怎么长黄霉。
我们现代人做的普洱茶饼，含水量控制得较低，而在民国成品茶的含水量较高，在长途运输与自然仓储过程中，含水量较高的紧压茶遇见密封的包装环境，会在湿热作用下产生微生物反应，再加上毛茶阶段特有的筑茶工艺，蒸压之前的毛茶潮水工艺，等综合因素造成，民国普洱茶的发酵机理跟现在的不同，参与发酵的菌种不一样，所以长黄霉。
最后是民国的生茶，其实是如今的白茶。民国的云南人将鲜叶直接晒干的，叫生茶，其实就是白茶的日光萎凋工艺。云南白茶其实很早，清代上贡给朝廷的普洱贡茶中，就有白茶工艺制成的茶。民国的生茶，就是云南的阳光白茶。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经过一年的努力，从民国到现代普洱茶的演变体系终于构建完成，让我们见证一场伟大的民国云南传统茶的复兴运动!
历史记载与民间口述透露的民国普洱茶真相
1、红汤黄霉茶之真相
(1)普洱茶的多次发酵模型与黄霉
李拂一著的《佛海茶区概况》记载有：
佛海茶叶制法，计分初制、再制两次手续。土民及茶农将茶叶采下，入釜炒使凋萎，取出竹席上反复搓揉成茶，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别品质装入竹篮。入篮须得湿以少许水分，以防齑脆。竹篮四周，范以大竹蘀(俗称饭笋叶)。一人立篮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行干燥。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叶，通称为“散茶”。制造商收集“散茶”，分别品质，现加工成“圆茶”、“砖茶”或“紧茶”，另行包装一过，然后输送出口，是为“再制茶”。
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底茶之外曰“二盖”。黑条者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高品”须先一日湿以相当之水分曰“潮茶”。经过一夜于是再行发酵。成团之后，因水分尚多，又发酵一次，是为第三次之发酵。数日之后，表里皆发生一种黄霉。藏人自言黄霉之茶最佳。……印度茶业总会，曾多方仿制，皆不成功，未获藏人之欢迎。这或者即是“紧茶”之所以为“紧茶”之唯一秘诀也。
佛海一带所产茶叶，品质优良，气味浓厚，而制法最称窳败，不规则之多次发酵，仅就色泽一项而论，由绿而红以致暗褐，印度之依制无成，或以此耶。
通过李拂一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出：
首先，民国红汤茶是经过多次发酵而成：毛茶醇化——筑茶(一次发酵)，蒸压前的潮水(二次发酵)，成团(紧压成型)后水分多(三次发酵)。而且采用筑茶工艺的散茶，在蒸压成型之前，已经是“暗褐色红茶”。也就是毛茶经醇化后，已经是红汤茶了。
其次，普洱茶会长黄霉，很受藏民欢迎(藏人自言黄霉之茶最佳)。现代的普洱茶好像不怎么长黄霉，可见民国的普洱茶后发酵模型，跟现代普洱茶后发酵模型有很大区别，至少产生风味的菌种有区别。
(2)三到五年的老料拼配压制
《太和街史料探考》(作者为镇沅地方志办毛锐锋)一文中提到：
太和茶：太和街的毛家、李家、周家、黄家等户以加工茶叶(散茶)为主，使用石质模具手工压制茶叶，称紧压茶。一般以当年春茶和存放时间3—5年的上等春茶及独特的原料配比等进行加工，产品类型有茶饼、茶靛(似金元宝)、茶砖、茶沱(又称茶粑耙)等，加工出的茶产品用料纯、真，外观偏红、黑圆润，汤色红浓明亮，香味清香，回味甘甜，享有“太和香茶销四海，马帮功绩颂千秋”的美誉。
太和茶为云南省镇沅县的历史名茶，在民国其做茶：“以当年春茶和存放时间3—5年的上等春茶及独特的原料配比等进行加工”。这表明，民国做普洱茶，有用老料的传统。毛茶充分醇化后再制茶，是当时从业者的共识。
2、民国的云南白茶与前发酵真相
褚守庄84年前在《云南之茶业》中写道：
澜沧：该县年产茶八百五十四担，约值滇币一万零五百六十元。每年思茅普洱一带商人，到该县购买粗茶——又名生茶，系仅将茶叶采取晒干，不加焙制之谓——运回焙制，除销昆明市外，缅甸、西藏均销焉。
(白马非马注：看来景迈山日光白1934年就有。在民国，白茶被称为生茶)
其制法系将茶叶用甑蒸，或用锅炒，炒或蒸至叶瘪。取出於簸箕上，用手揉搓，俟略凉，放于屋内干净地面，使地面吸收其水分，其时间为数小時或达次日，再移于簸箕或蔑席之上，于日光下晒之。随晒随揉，揉至四五次放于篾筐，是即粗茶。
(白马非马注：民国的普洱茶工艺，有前发酵的闷黄与复晒复揉工艺)
3、民间口述的古六山红汤茶真相
我一位朋友，资深茶人净庐居士如是说：据易武老一辈的人口述，不使火制的茶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就是今天的白茶(生晒)茶，还有基诺族也有老人家证实过他们在传统的竹筒茶中有拼进去陈年生晒茶(因为陈年生晒茶容易出红汤)，其实杨凯所描述的“汤色红艳而芳香自然”这一相悖的现象是可以实现的，要么拼进陈年白茶，要么拼进陈年晒青(筑茶)，发水筑茶是民国更后面的事情了，或者说是熟茶工艺的试验版
我觉得专注易武茶醇化研究的净庐居士，总结强大，还原了部分历史真相。
文/白马非马
请上帝喝茶工作室出品
《经典熟茶产业发展白皮书》节选文章之二
普洱茶属于后发酵茶，生产出来往往是半成品，需要花数年甚至十多年来养熟。长期仓储养熟需要另外增加开支费用，就构成了茶叶经营者的成本。这个养熟的成本，由谁来承担?从香港市场的反应来看，香港茶商一直不想承担太多的仓储成本!
理由很简单。香港寸土寸金，房价高租金贵，建个小仓库，存一点茶可以的，大量存茶不现实。所以，民国以来，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香港茶商喜欢进醇化过的普洱茶。民国进的是红汤茶。建国后，先是香港人自己做发水茶，后来进广东发水茶，云南产的现代普洱熟茶，青饼进得少。当然，90年代中期以后，仓储升值概念兴起，港商开始大量存茶另当别论，而且其建仓往往在香港以外，比如广东肇庆等地，以降低仓储成本。
民国红汤茶的醇化成本，往往由滇西南普洱茶主产区的茶农来承担。就跟现在的东莞自有物业存茶一样，农民住自己的房，毛茶可堆积在空闲的空间醇化，存茶成本可忽略不计。茶农采鲜叶，做成毛茶，可以当年卖，也可以摆在家里几年后再卖。香港人喜欢喝陈茶，云南的茶庄商号投其所好，在收茶农“百家茶”的时候，有意识地抬价收老料，并采用老料拼新料的方式压制普洱茶。这样也会鼓励茶农将毛茶醇化了再卖。于是，民国云南的茶庄与茶农已经形成生产醇化的红汤茶供香港市场的传统。
民国红汤茶的醇化制程，其实含有前发酵工艺(类似黄茶闷黄工艺)。茶农制晒青毛茶，有两种工艺：一是杀青揉捻后，堆积起来轻微发酵，再晒干;另一种是杀青、揉捻后，直接去室外晾晒，没有堆积轻微发酵工序，这是典型的绿茶做法。轻度前发酵过的晒青毛茶，青味减退，适口性好，加上毛茶醇化与茶庄商号精制期间的醇化工艺，以及长时间运输途中的进一步醇化，到了香港就变成广受市民欢迎的红汤茶。毛茶堆积醇化，如果采用筑茶工艺，会加快转化速度，一年半载就有大变化。
建国初期，云南没有自营出口权，只能供原料给广东公司，让其生产普洱茶出口香港。这时，云南的茶庄商号，要不是老板跑到东南亚、香港等地，留下来的也公私合营，从而退出历史舞台，云南普洱茶由私商经济、老中茶体系，进入了新中茶、供销社的国营时期。普洱茶的民间醇化传统被现代西化的学院派斩断，他们把普洱茶归为绿茶，认为前发酵后发酵制程都是过去落后不规范的产物，绿茶化制茶方式统治普洱茶生产。
广东公司出口香港的普洱茶，自然受这种新派制茶思潮影响，做得太青，为香港市民不喜，香港茶商也不愿意承担绿茶化普洱的长期仓储成本。老字号、老中茶退出江湖，红汤茶断供，绿茶化普洱茶没市场，造成香港的红汤茶不多的存货价格飙涨。在暴利驱使下，卢铸勋等澳门、香港茶商研制出发水茶工艺，可以将毛茶迅速做“旧”，在香港用新工艺仿制云南红汤茶，就地供应香港市场，获利颇丰。
但香港地价贵，生产成本高，一直作为生产基地不现实。这时，广州就发挥了“前店后厂”的比较优势，以港为店，以广州为厂，创制出广东发水茶，凭借成本优势，取代香港发水茶占据了市场。广东发水茶，早期以云南原料为主，后来以广东、广西、越南料为主。云南在普洱茶领域的话语权，进一步弱化。
香港茶商虽然选择了广州作为“后厂”，但精明的香港人并没有将广东发水茶作为唯一选择。其也向越南、泰国等地输出发水茶制作技术，用越南青等更便宜的原料生产普洱茶。鉴于广东生产的普洱茶，受低价越南青严重冲击，中国外经贸部决定让云南省茶叶公司用云南原料生产普洱茶，直接供应香港市场。因此，云南人从1973年起就获得了自营出口权。
于是，省茶叶公司从昆明茶厂、勐海茶厂与下关茶厂抽调7名工作人员，前去广东省茶叶公司下属的第二茶厂考察广东发水茶工艺。回来后，分别在昆明茶厂、勐海茶厂与下关茶厂试制普洱茶，于1975年试制成功，并技术定型。1976年，开始唛号化生产(昆明茶厂尾号1、勐海尾号2、下关尾号3、普洱茶厂尾号4)。勐海茶厂的7572饼、昆明茶厂的7581砖、下关茶厂的销法沱(7663)，开启了熟茶的饼砖沱传奇与经典。1979年，熟茶渥堆发酵工艺，形成技术文件——云南省普洱茶制造工艺要求《试制办法》，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八十年代有更多的茶厂投入熟茶生产。
熟茶生产，深受原料与气候条件影响。云南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不同的产区，茶叶原料风格迥异。这也是云南山头茶一山一味迷人之处。在主张原料拼配的年代，经典产品都有多年不断调试总结与改进而传下来的经典配方。这些配方，除了等级拼配、季节拼配、年份拼配外，对不同地区的原料拼配也有讲究。比如，昆明茶厂喜用临沧料，下关茶厂也有自己的传统原料产区。这也会形成不同厂家不同产品的风格化差异。
熟茶的渥堆发酵，需要微生物深度参与。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与种群消长，与温湿度息息相关，气候条件则决定了各地温湿度的不同以及季节变化。现代熟茶开天辟地的三大茶厂中，昆明茶厂地处滇中，海拔近1900米，属云贵高原，气温较勐海低，干燥，冬季有时还很冷;勐海茶厂地处滇西南，为横断山区中的坝子，海拔1000米，气候温润，有版纳春城之美誉;下关茶厂，位于滇西的洱海盆地，海拔2000米，气候干燥，并有强劲的下关风吹拂。三地地理环境差异很大，故其利用微生物将茶叶渥堆发透，做出高品质的熟茶，自是要因地制宜，以找到最适合当地的熟茶生产技术模型。
原料拼配风格与熟茶生产技术模型的不同，最终形成了熟茶界最负盛名的三大经典风味——勐海味、昆明味、下关味，并成就了以7581、7572、7663(销法沱)为代表的数十款经典茶品，构成了普洱熟茶1.0时代的经典谱系。
随着70年代末云南沱茶出口法国，普洱茶出口日本，普洱茶的海外市场在1980年代初爆发。以前仅作为土特产供应香港价廉物美的普洱茶，华丽转身，开始以保健良药的形式，与西方主流健康价值接轨。在日本，普洱茶被称为减肥茶、窈窕茶，在法国甚至摆在药店卖。这标志着，普洱茶进入了健康时代。普洱茶的海外热使得订单剧增，推动着普洱茶在8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技术大升级，并加大科研投入，展开微生物与医学临床试验研究，实开科技普洱之先河，并针对国外市场的特点，生产袋泡茶等小包装与小沱茶，开启了普洱茶历史上的包装与产品形态革命。沐浴欧风日雨的普洱茶，不再灰头土脸，变得科学、时尚与洋气起来。
在这场80年代初中期的熟茶产业大升级革命浪潮中，三大茶厂又起到中坚作用。昆明茶厂与云南大学微生物研究所合作，搞清楚了普洱茶微生物发酵的机理，让普洱茶从制茶师傅的经验阶段进入了科学实验阶段。勐海茶厂与香港蓝天公司合作，缩短了发酵时间，解决了堆味重等问题，生产出高品质的8592紫天饼供应香港市场。下关茶厂的欧洲总代理商甘普尔，则在法国与昆明做了临床医学试验，证明了普洱茶极具保健价值。结果一公布，在法国等地引起轰动，引发了欧洲人消费沱茶的热潮。
随着技术升级与科研手段的深入，普洱茶在80年代中期完成了品质大跃升。这标志着，熟茶技术经70年代的研制与定型，80年代初的系统性改进与完善，十年磨一剑，于1985年左右终于技术成熟，能生产高品质茶品。香港、日本与法国三大市场都非常认可云南产的普洱品质，于是出口量自1984年起剧增，在普洱茶的出口省份中排在广东之后，居第二位。
凭借得天独厚的原料优势、技术优势、科研优势、设备改进优势与包装文化优势，云南普洱茶对其他生产与出口普洱茶省份的碾压，是全方位的。在香港、日本、法国等地，消费者形成了云南普洱茶最正宗的观念，往往认为“普洱茶只能是云南普洱茶”。这个认知很关键，为九十年代市场形成“普洱茶等于云南普洱茶”之共识奠定了基础。
在民国，普洱茶的产销权控制在云南的商号与中茶云南公司手里，可谓全产业链的品牌企业在云南。但是，建国后两岸三地分治，普洱茶产在大陆，销在香港，文化兴起在台湾。一个完整的产销市场，一条完整的种植、加工与销售全产业链，被分治与斩断，变成云南人、广东人、香港人与后来的台湾人各行其是，各做全产业链的一段。
由于，云南远离香港销区，广东省茶叶公司凭借“前店后厂”模式，收云南、广东、广西、越南原料，加工普洱茶，就近销往香港。云南没有自营出口权，只能供原料给广东，偶尔在计划调拨下供点青饼，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广东公司用云南料很少，更多用的是两广与越南青。云南这个普洱茶原产地被边缘化，普洱茶成为了一种后发酵茶工艺的代名词，不但香港能生产，广东也生产，更气人的是，香港人跑到东南亚教泰国人、越南人做普洱茶，这导致“边境普洱”盛行不衰，普洱茶不再是中华独产，更遑论云南独有了。1974年，国家将茶叶出口权下放到各省，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海南、江西等省借普洱茶出口热的东风，也于80年代生产普洱茶。
所幸的是，1973年云南取得自营出口权，普洱茶的制造数十年之后重回云南，并在80年代兄弟省份出口普洱茶的热潮中，赢得“普洱茶只认云南普洱茶”之市场美誉。消费者眼中最正宗的普洱茶——云南普洱茶，在九十年代再经台湾人的经典茶文化构建之手，通过邓时海《普洱茶》之类的著书立说，举办交流探讨活动与各种文化行销，建立了普洱茶的号级茶、印级茶与七子饼茶道统，从茶文化的高地上，将原料与生产满世界跑的普洱茶，搬回了云南，而且只认云南，以捍卫普洱茶的道统秩序。
21世纪初，普洱茶热遍神州大地的同时，云南的政府主管部门、协会、茶企与茶人投身于普洱茶标准化建设，相继于2003年出台地方标准，2006年出综合标准，并于2008年争取到普洱茶国标出台，最终让普洱茶永久花落云南：以地理证明商标的形式，普洱茶只能在云南11个地州生产，省外生产的均为非法。
由于普洱茶变成了厂在云南的独家生意，在原产地保护大旗的感召下，才能产生产业聚集于云南，尤其是勐海之现象。广东资本重仓云南，品牌集群众星闪耀。在滇粤深度合作的推动下，云南的资源、加工力量与广东的资本、消费市场相结合，催生了一大批全产业链品牌。自此，普洱茶的产销不再分离，全球市场一盘棋，品牌能纵向掌控整个产业链条，平台能横切服务整个行业。回顾从民国到如今，普洱茶的百年发展，无疑走过一条品牌在云南，原料在云南，制造在云南，公共品牌在云南，全产业链品牌在云南的轮回之路。
从原产地到边缘化，再由边缘到正宗，由正宗到经典，再在经典茶文化的引领下，各种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最终聚合为大产业链开发。这就是熟茶白皮书将要深入揭示的主题：历史机缘形成经典茶文化，经典茶文化引领产业大发展!
(一)云南普洱茶产业发展断代
贡茶/老字号：清朝中叶——1950
老中茶：1939——1950
出口原料基地：1950——1973
出口成品制造基地：1973——1993
公用品牌形成期：1993——2008
全产业链品牌崛起：2008至今
品牌在云南(民国)→原料在云南(外贸出口，1950—1973)→制造在云南(1973—1993)→公用品牌在云南(“普洱茶等于云南普洱茶”之共识形成时期，1993—2008)→全产业链品牌在云南(2008至今)
公用品牌在云南(云南普洱茶形成时期，1993—2008)：
1993—2003，政府搭台，民间唱戏，以民间推动为主，在港台形成共识：普洱茶等于云南普洱茶。政府搭台：思茅地区举办中国普洱茶节，召开普洱茶首个国际学术会议。
2003—2008，云南省政企协会推动，先后出台地方标准、国标，强制保护，普洱茶在法理形式上属于云南。
(二)从产销分离的市场到统一大市场
民国普洱茶是产销合一的。商号、老中茶公司其实相当于现在的品牌企业，因为他们收茶农百家茶(一至三四年的毛茶，许多经过筑茶工艺)，精制出成品，然后打上自己的牌子(商标)，运到销区去卖。做成品，有自己的牌子，并在重要销区城市设有分支办事机构，直接开拓市场，可谓如今掌握整个全产业链的品牌茶企，其产销是深度衔接的。
建国后(1950—2003)，普洱进入了产销分离期：产在云南，销在香港，文化兴起在台湾。香港人管仓储和销售，云南人只管生产，所以香港人掌控市场，后来台湾人掌控文化，云南人只是原料提供商，后来是生产商。
并且，内销、边销与外销分治，云南失去外销话语权。云南的成品出口被拿掉，只能供原料给广东公司，加工成品茶供香港。云南生产的成品，只能供边销与内销市场。云南省公司也不直接对香港市场，何况云南的普洱茶生产厂家。
建国后至90年代中期之前，普洱茶有三大销售体系：边销——滇青，内销——滇青，外销——普洱茶。
现代普洱茶源自普洱茶外销。90年代初，在台湾人的推动下，将自然陈化的滇青纳入普洱茶谱系，给云南青取了个全新的名字——生茶。生茶这个概念，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为市场接受，2008年被国家标准事后认可。
当时的普洱茶全产业链是分而治之的，大陆香港台湾各负责一块：云南厂家(原料、制造)+香港藏家与商家(仓储、销售，销为主，藏为辅，藏是喝旧茶消费习惯的需要)+台湾文化茶人/茶商(文化、收藏、行销)
两岸三地的体制不同造成产销分离：形成大陆产、港澳藏销、台湾茶文化赋能之格局。当年，政策不兼容，没有统一的交易市场，信息、物流、人员流动、技术与文化交流等不畅，加上信息不对称，信息滞后，造成云南厂家不懂仓储与市场，香港与台湾不懂生产与原料之源头，只能通过外贸出口主管——中茶公司作为中介机构来沟通协调，按计划经济统一安排生产与经营活动。即云南厂家→中茶公司←香港商家。
这时不但外销格局分离，而且普洱茶外贸、边销、内销分离。计划经济年代，中国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内市场。因为只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交易，让价格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香港茶商，早在70年代中后期就与云南联系，并为云南省公司引荐了日本与法国客户，引发了80年代普洱茶出口海外热，并在七八十年代为提升云南熟茶厂家的生产技术做了巨大贡献。两岸三通，尤其是1992年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台湾人才于1993年起深入昆明、易武、勐海等产区。
其产业路线图是：统一的市场(民国)→不同体制下的两岸三地市场(1950—1993，国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形成统一的市场(1993—2003)→国内市场的崛起(2003年以后)。
从产销一体，到产销分离，再到产销一体，百年的普洱茶贸易史(商业史)完成一个循环。
文章节选自《经典熟茶产业发展白皮书：如何做大康养文旅时代的中国茶》，云南省普洱茶协会&佳兆业茶业集团出版，作者李国标(笔名白马非马)，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中国人自古擅于修史，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史官，然而普洱茶这个远在云南边地的小茶种，显然是不入史官法眼的，在清代以前的正史里难觅普洱茶的踪影。关于普洱茶的记录也只散见于一些文人的风物文章里，直到清代才有阮福的一篇小文《普洱茶记》为普洱茶命名。所以，我们很难系统地去学习普洱茶的历史，当然这并不妨碍大家热爱普洱茶。我们从普洱茶的历史长河里拎出一些关键词来，让大家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厘清普洱茶历史的脉络，当然这些脉络都是粗线条的，笔者在此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普洱茶的历史做出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明代：“普洱”两个字出现
普洱茶得到命名，是在明代。
普洱茶的出现，和普洱建制的设置直接相关。今普洱市中心地区思茅区、宁洱县一带，宋代大理国时期称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元代改“步日部”为“普日部”;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改“普日”为“普耳”，属元江军民府之车里宣慰司地，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称“普洱”。因普洱产茶，这里的茶，就被称为“普茶”或者“普洱茶”。
地理标识的出现，虽让普洱茶获得了最初的身份证，但仅仅凭借一个原产地的“普洱”名号，尚不足以让普洱茶成为名茶。明代是我国古代制茶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一个重要时代。这一时期，茶叶在技术革新、茶种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废止了过去的一些蔽制，在茶业上立诏置贡奉龙团，这对制茶技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明代，通过一系列统治制度的建设和大规模移民政策的实施，明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云南的直接统治，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在此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这一时期，也是云南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云南开始出现了一比较有名气的茶类，如昆明的太华茶、大理的感通茶和湾甸茶、永宁“剪刀粗茶”、车里的“普茶”和昭通的“乌蒙茶”。
这些茶中，普洱茶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盖过了其它茶类，成为云南茶的代表。万历《云南通志》载：“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还只是简单说明车里的“普耳”一地产茶，而万历年间博学广识的谢肇淛在《滇略》一书中则已经提到云南“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说明当时在云南流通全省，销量最大的当属“普茶”。而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更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的重要记载。这里的“西番”就是指西藏。这说明在明代，普洱茶除了行销云南全省之外，主要销售地点就是藏区。此外，方以智的记载还值得留意——这是“普洱茶”一名最早见于文字的记录。
此外，在明代，普洱茶还形成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制作工艺——“蒸而成团”的团茶。也就是说，在明代，普洱茶工艺初步成型，成为压制茶。这一工艺，一举改变了明代以前普洱茶的粗糙样貌。而普洱茶的主要原料——大叶种茶，也是天然最适合制作紧压茶的茶种。普洱茶若以散茶、绿茶的形态出现，在早已被内地茶、江浙、福建茶定义了的中国茶谱系中，作为大叶种茶的云南茶毫无优势可言，不仅形态粗陋，而且霸气的味道也很难让人接受。而一旦蒸压成紧压茶，原先的劣势就成了优势，不仅形态美观，而且味道通过蒸压工艺和一定时间的陈放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始甘爽可口了。正是因为紧压团茶的制作工艺展示出了普洱茶的优点，普洱茶开始成为贡茶，受到朝廷赞赏，除了藏区之外，每年还有少量普洱茶销往内地，天启年间达到了每年400多担。
正是在明代，普洱茶得到命名，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证，惊艳亮相。但普洱茶得到命名后，直到清代，才进入自己古代时光里的黄金时代。
清代：“普洱府”的设置
清代在云南建立更加巩固的统治，茶叶市场进一步扩大，普洱茶获得了更大发展。清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同意五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在北胜州(今丽江永胜)建立茶叶市场。清乾隆十三年，丽江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丽江建立茶市，商人领引后赴普洱府买茶贩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其时，贩茶入藏，每驮抽税银四钱五分，年解银三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相当于八百四十三驮。藏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普洱茶开始作为大宗商品开始大量进入藏区，进入内地。为了规范市场，清政府规定云南藏销茶为七子饼茶，每七圆为一筒，重七七四十九两。据《清朝通典》记录，当时政府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卖茶一担，则每年卖茶3000担，每担是100斤。清代每斤重是596.82克，则每年由政府课税后销往内地和藏区的茶叶有179吨。普洱茶商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到六大茶山种茶、贩茶。其中石屏人很多到了易武茶区，他们的后裔现在仍在易武茶区种茶、制茶。
清代普洱府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普洱茶的生产和贸易，极大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背景下，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雍正同意，于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设立了普洱府。普洱府辖宁洱县、威远厅(今景谷)、他朗厅(今墨江)、思茅厅(管辖今思茅区及六大茶山)、车里宣慰司。车里宣慰司本来管辖十二版纳地，设普洱府时将江内六版纳归普洱府直接管辖，车里宣慰司辖区只剩下江外六版纳。普洱府成立的同年，还在思茅设茶叶总店负责管理六大茶山茶叶贸易及相关贡茶事宜。普洱府的设立，扩大了普洱茶产区，尤其是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江内六版纳，也就是今日版纳州勐腊县境内所谓的“古六大茶山”地区划归普洱府思茅厅，使普洱府成为茶叶的集中产区，也使普洱府的政治中心普洱府城(今宁洱县城)、思茅厅一带成为普洱茶最重要的集散地。
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的命名之作
在中国，一种真正的名茶，是离不开诗词歌赋的。一种茶，如果仅只停留在普通人的生活日用层面，而得不到社会上流阶层，尤其是文人雅士的认可和青睐，并进而将其镶嵌在诗文里面，是不可能获得精神文化的因子，真正成为名茶的。普洱茶成为名茶，同样走过了相似的道路。清朝中叶之前，虽然有过明代谢肇淛、方以智、清代檀萃、曹雪芹等著名文人的书写，但他们的书写是零散的，影响力尚较为有限。名重天下的普洱茶在期待着一位有心的著名文人，为它写下第一篇专门介绍的文字。道光六年丙戌(公元1826年)，25岁的阮福写下《普洱茶记》这篇800余字的小文，奠定了普洱茶成为名茶的基础。
普洱茶在当代复兴之后，各类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书籍大量出版，可谓汗牛充栋，阮福的《普洱茶记》一定是被引用最多的，尤其是开篇第一句“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既是为普洱茶定位，也是对普洱茶在清代中期时在中国茶格局中的真实地位进行描述。在清代，普洱茶已经以贡茶的身份跻身上流社会了，故宫博物院的仓库里保存上百年，至今仍然外观完好并具备品饮价值的人头贡茶、普洱茶膏等不仅真实见证了这段历史，而且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普洱茶是可以喝的古董的独特属性。
贡茶，普洱茶名重京师
清代，普洱贡茶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大大提高普洱茶制作工艺，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普洱茶的品牌档次，使普洱茶开始成为中国的著名茶类。普洱茶成为贡茶，开始于明代，但没有形成完善制度，影响力有限。清代康熙年间，普洱茶再次成为贡茶，到雍正年间普洱府设置之后，进贡普洱茶成为云南的“成例”，也就是云南总督府的一项固定的政治义务。由于长期进贡皇宫，普洱茶成为皇帝、王公大臣的喜爱之物。皇室除了自己品饮之外还将普洱茶赏赐功臣及外国使节等。宫廷的喜好，在京城时尚潮流中具有引领作用，于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普洱茶就开始“名重京师”了。
那重到了什么地步呢?重到了连皇室都要把普洱茶作为宝贝，赠送给外国使节，以显示皇恩和炫耀天朝地大物博，盛产各种珍奇玩好的地步。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噶尔尼勋爵和副使斯当东爵士为首的800多人的使团访问大清帝国。对普洱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重要插曲。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宴待英国使节团，并按照惯例在接见之后赠送了大批礼物，以显示天朝的富有和恩德。
在所赐礼物中，最多的就是普洱茶，其中有普洱女儿茶、圆茶、普洱茶膏等，由此可见普洱茶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到18世纪末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799年，清人檀萃撰写《滇海虞衡志》时提到普洱茶，这时的普洱茶已是“名重天下，……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的一种盛况了。此时的普洱府城，已经是一座砖砌的大城，清政府在城中设有茶局，专办“茶引”(茶的营业执照)、茶税及督办贡茶等事务。每年三千担的交易量(这只是官方法定的合法交易量，实际上交易量远不止此)，吸引着来自秦陕西、山西、两广、四川、江西、两湘，以及石屏、腾越、下关、玉溪、通海、思茅等地的茶商纷纷在普洱府署宁洱城建立茶庄和商业会馆，对普洱茶进行收购、加工、精制、包装、运输等业务。
普洱茶得名于明代，鼎盛于十八世纪的清代中叶，并在这个时期登上中国名茶的文化殿堂，繁荣了百年之久。十九世纪中叶后，近代中国开始衰败，到十九世纪末，曾是中国“茶瓷丝三位一体”，代表和象征着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地位之一的整个中国茶都开始衰落，消退了昔日的无限荣光，失去了在世界茶叶贸易上的主导地位。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普洱茶又何能幸免?光绪十三年(1908年)，云南地方混乱，盗匪蜂起，贡茶运至昆明附近被匪徒抢劫一空，而早已焦头烂额苟延残喘的朝廷也无暇追究，云南地方政府也因此借机停止了交纳普洱贡茶这一事项。从此，普洱贡茶绝。而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古代的普洱茶，开始成为一个必将日益远去的传说。
民国，老茶号的黄金时代
民国年间，云南的传统普洱茶商号在继承古老传统的同时，注入了崭新的现代商业意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国三年(1914)， 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为传统普洱茶产业的中心。据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仅在思茅城区就有雷永丰、同仁利、信和祥、裕泰丰、 乾利贞、李衡记、裕兴祥、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瑞丰号、谦益祥、复和园、钧义祥、鼎春利、同和祥、恒泰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1万担左右(旧衡制100老斤为一担)。众多茶庄商号中，“雷永丰”最负盛名，位列思茅八大茶号之首。
民国年间，普洱茶产区扩大，特别是今日所谓“江右(外)六大茶山”，也就是勐海茶区的崛起(那时叫“佛海”)，开始和传统的“江左(内)六大茶山”，也即勐腊易武倚邦茶区并驾齐驱，并大有超越之势，极大改变了普洱茶产区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变化，加上民国十五年(1926)，思茅暴发瘟疫，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众多商号茶庄也陆续迁往倚邦、易武、江城、勐海，开始把制茶场所设在原产地，只在思茅设置经营总部。
民国年间普洱传统制茶业的兴旺，还“制造”了一批著名的制茶师傅，当时最有名气的就有刘渭成、朱根林、燕益庆、余长福、周小舟等人。这些制茶师傅们，开始对茶叶分级，把晒青毛茶分为“春尖”“谷花”“细黑”“老黄叶”四个等级，再用各等级毛茶掺内飞揉制成专销藏区的紧茶、专销省内外各地的砖茶、圆茶，不经揉制的春尖、谷花两种散装生茶，则运往昆明代销的茶庄，再加精选，分别加入茉莉、菊花等，再销往省内外各地，是为一等茶。那时的普洱“一等茶”，竟然用来做花茶，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但却说明，那时的消费者心中，还是绿茶为王，只有最好的普洱茶才有资格做绿茶里的花茶。
四大茶厂
普洱茶现代产业之滥觞
民国年间，除了大批传统茶庄商号之外，一批现代机制茶厂的建立和运作，是普洱茶产业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1938年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成立，冯绍裘、范和均、郑鹤春等著名内地茶人来到云南，和云南地方政府一起建立了顺宁(凤庆茶厂前身)、佛海(勐海茶厂前身)、康藏(下关茶厂前身)和复兴(昆明茶厂前身)等云南中茶公司旗下的民国云南四大茶厂。四大茶厂和云南中茶公司近十年间的成功运作，极大推动和整合了云南的现代茶产业，也使普洱茶的现代产业意识相比民国之前有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而这批现代茶厂的建立和运作不是偶然的，这说明，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古老的普洱茶产业已经具备现代产业性的根基了。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产业物质根基，即原料基础初步建立了。
从晚清政府1908年大力倡导现代茶产业开始，云南各地开始了又一个茶叶种植的浪潮。1908年前，相比清中后期，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有极大缩减，但从1908年开始，特别是民国初年，不仅原来的普洱茶主产区普洱、版纳等地的茶叶种植面积开始回升与扩大，临沧的凤庆、云县、镇康等地区和保山腾冲等地区的茶叶种植也开始发轫壮大。正是在民国年间，今日普洱茶区的资源开始得到整合，开始逐渐恢复昔日的荣光;正是在民国年间，以勐海为中心的“江右(外)六大茶山”迅速崛起，超越传统的普洱“江左(内)六大茶山”，成为云南茶的重要主产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原来绝对边缘的江外临沧、缅甸边境范围茶区发展壮大为与普洱、版纳云南茶三大茶区并列的重要茶区之一。总之，民国年间云南现代种茶业的兴起，奠定了云南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原料基础。
正是在云南茶叶种植业极大扩张的基础之上，一批具有现代性的茶厂、茶业公司实体建立了。特别是云南中茶公司和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的成功建立和有效运作，使云南第一次具有了一个现代性的茶业公司和几个初步现代化生产的茶厂。现代茶业公司的建立，是现代性的资本、原料、设备等物质因素的聚集与整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说明这些因素都已成功聚合了。这在云南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而这一成就，成为了民国年间云南茶留给后人的巨大遗产。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现代管理、运作、技术基础，也就是人才基础初步奠定了。现代性茶业公司的建立，除了原料、资本、设备等物质因素的有效聚合外，离不开管理、运作、技术等智力资源的聚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是民国云南茶业具备开始现代性茶业智力资源的重要标志。虽然云南在现代茶产业的智力投入上起步较早，派出了朱文精、陈洪畴等最早的现代茶业留学生，并且，他们回国后也在云南地方政府支持下做了大量努力，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很少取得实绩。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方面的努力，为云南茶准备了一批技术上的人才。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范和均、冯绍裘、郑鹤春等一大批现代茶业技术和管理的著名专家来到云南。他们到来之后，又在内地招募了一大批成熟的技术工人来到云南。这批内地专家和成熟技术工人的到来并与云南本土的专家与技术人才相结合，使云南的现代茶业具备了人才智力上的初步基础，使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得以顺利运作。而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的顺利运作又促进了大批云南现代茶产业技术人才的产生，为日后云南的现代茶产业生存与发展打下了更加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
“八中茶”
普洱茶最经典的品牌LOGO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品牌意识开始觉醒。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品牌系列得以拓展。民国以前，云南茶的主要品牌是“圆茶”(今日所谓的传统“七子饼茶”)，民国年间，在“圆茶”的基础上，云南茶又出现了碗形紧压沱茶，并开始成为消费者广为认可的云南普洱茶又一种重要茶品。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云南红茶又以优异的质量获得极大声誉。与此同时，云南宝洪茶也有一定声誉。也就是说，民国年间，在1905年贡茶消逝之后，表面上，普洱茶走下宫廷的神坛，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更为广大的民间，云南茶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品牌系列也有极大扩展，走出了普洱“圆茶”单一系列的格局，成为普洱“圆茶”(七子饼)、普洱沱茶、滇红三大品牌系列并驾齐驱的格局，极大增强了云南茶的品牌实力。与此同时，云南中茶公司的建立和其对自己品牌的管理与维护，极大地提升了云南茶的品牌意识。
遗憾的是，民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一个时代，政局极不稳定，这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一系列事业的发展，普洱茶自然也不例外。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兼之疟疾流行，道路不靖，商旅裹足，通货膨胀，茶叶销售跟不上飞涨的货币，加上众多商号和茶厂为资金困扰，生产更为困难，导致普洱茶产业衰落，各种茶庄商号和茶厂公司纷纷歇业。1948年，苦苦挣扎的最后一家普洱茶传统商号——以何璞生为庄主的鼎春利茶庄也歇业，传统的普洱茶庄就这样拉上了最后的幕布。与此同时，民国云南四大茶厂的勉强经营也接近尾声，1950年3月，云南中国茶叶公司及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从此，云南中茶公司进入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时代，民国普洱茶时代正式终结。
1951年12月“中茶牌”商标注册成功，1952年7月，当时的中国茶叶总公司下发通知，启用“中茶牌”商标，也就是八个红色的“中”字围绕着一个绿色的“茶”字，俗称“八中茶”，这也是云南普洱茶最经典的商标。从1952年起所生产的茶叶包装的文字最上面是倒读的“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中间是“八中茶”商标，下方是倒读的“中茶牌圆茶”繁体字。由于“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是手工加盖，因印色之别而有红印、黄印、绿印之称，这期间所生产的茶俗称为“印级茶”。
从1972年起“中茶牌圆茶”停用，开始改称“云南七子饼茶”，上面文字为“云南七子饼茶”下有英文，中间仍是“八中茶”商标，下面文字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下面同样有英文，“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同样是手工加盖，因印色的不同有红印、黄印、绿印、水蓝印之分，从此开始了“饼级茶”时代。如今，“八中茶”商标是中粮集团下属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茶叶产品的专属商标。
1976年为出口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规范普洱茶商标号，饼茶用4位数字，头两位是该产品创制年份，第3位是毛茶等级，第4位是茶厂编号。当时1是昆明茶厂，2是勐海茶厂，3是下关茶厂。
当代
渥堆发酵技术，普洱熟茶诞生
从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普洱茶古茶园遭到破坏，产销量大幅下滑，最致命的是失去了普洱茶的品牌意识和价值，沦落为茶的原料产地，堪称普洱茶觉醒之后的迷失年代或者黑暗年代里。但事物的发展却是复杂而奇妙的，正所谓否极泰来，正是在这个所谓的黑暗年代里，现代普洱茶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技术突破——人工渥堆发酵技术诞生了。
为了满足香港人喝老茶的需求，1973年昆明茶厂在厂长、勐海茶厂、下关茶厂分别派出技术骨干组成考察小组赴广东学习发酵技术。后来在借鉴香港、广东做湿仓加速发酵方法的基础上，成功试制出了普洱熟茶。20世纪70年代末，云南终于实现了普洱熟茶的大规模批量生产。人工渥堆发酵技术的发明，是普洱茶黑暗年代里的巨大突破，它开创了普洱茶熟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不仅如此，在1979年2月，云南普洱茶界还由吴启英女士领衔，制定了《云南普洱茶制造工艺要求(试行办法)》，详细制定了普洱茶生产质量标准，生产工艺以及各大厂家的代码(现市场上广为流行的茶唛号都源于此。如：7581的含义为75年、8级茶，昆明茶厂出品的茶砖;7552的含义为75年、5级茶，勐海茶厂出品的饼茶;8653的含义为86年、5级茶、下关茶厂出品的沱茶。)，由省公司下发到各大茶厂，成为全省普洱茶试行生产的规范。从此，云南普洱茶产业在生产工艺上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为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复兴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21世纪初：四大国有茶厂改制，普洱茶全面复兴
普洱茶在1984年之前，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以外销为主，生产普洱茶的茶厂也都属于国营企业。改革开放后，沉寂多年的普洱茶开始缓慢苏醒，但前行的步履一直无比艰难。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正式确立。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营茶厂纷纷改制。现在普洱茶的四大茶厂，都是起身于原云南省茶叶公司，由国营茶厂改制而来的。2004年，下关茶厂、勐海茶厂和普洱茶厂相继完成改制，而中茶公司旗下生产普洱茶的企业只保留了昆明茶厂。昆明茶厂在1994年停产，直到2006年才恢复生产。改制后，这四家茶厂目前分别是：昆明茶厂(现名：云南中茶茶业)，下关茶厂(现名：下关沱茶集团)，勐海茶厂(现名：大益茶业集团)，普洱茶厂(现名：云南普洱茶集团)。
民营资本的强势注入，让这些曾经一度面临倒闭的茶厂获得了新的生机，同时，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民营茶企诞生，完全根据市场需要生产产品，普洱茶逐渐恢复生机活力，开始走上迅猛发展的道路。1996年，普洱茶年产量不到1万吨，2006年，已经扩展到8万吨左右。在短短10年里，普洱茶的年产量几乎年年翻番。2007年，狂飙突进的普洱茶经历一次价格大跳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之后直到2015年度的7年里，在全国茶市普遍不景气的背景里，普洱茶却逆势上扬，价格和产销量都大幅增长。据统计，2015年云南省茶园面积已经扩张到近600万亩，年茶叶总产量达36万吨，其中普洱茶12.9万吨，茶叶综合产值达600多亿元，其中普洱茶的产值也超过了100亿元。
也是乘着中国茶文化全面复兴的东风，普洱茶在21世纪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普洱茶这个特立独行的茶类，“越陈越香”“百年古树”“收藏投资”等等概念，不断颠覆着人们对茶叶的固有思维。在短短10多年间，普洱茶从一个鲜有人问津的小茶类，发展到如今产值过百亿的大茶类，在此过程中，也因普洱茶不断创造出一个个创富奇迹，云南数百万的茶农因为普洱茶实现了脱贫致富。
和产销量的增长相比，普洱茶品牌影响力的强势崛起更加引人瞩目，成为近十余年里中国茶叶界最热门的话题。如今的中国大地凡有茶台处，必饮普洱茶。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17年2月刊
作者|杂花生树
图|段兆顺 李一波 樊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