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万字的《民国茶范——与大师喝茶的日子》，如28万片上好的芽叶，为我泡出了一大壶味道醇厚、鲜美无比的茶水，一个人躲进书房慢慢啜饮，仿佛是在与书中的16位民国大师一起有滋有味的喝茶，使我跟着茶水进入到了民国大师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感觉这本书为我展开了大师们的一个清澈如水晶的尘俗世界。读着这本浸透茶香的书，喝着杯中的紫笋茶，书里的茶香与杯中的茶香完全交融在一起，我已完全分不清到底是茶香还是书香，但有一点我很清楚，那就是谁想要拜见这16位民国大师，就请先与大师们喝一杯相逢一笑的茶，对于那些不喜欢喝茶的人，估计大师们也不待见，即使见了也会少了许多茶水一般流淌的知心话，可能是见了也还是相逢不相识。
《民国茶范》里的人物，个个耳熟能详，个个都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大师，一页一页的翻阅时，16位民国大师从书中鱼贯而出，依次是茶博士胡适、不喝闲茶的鲁迅、茶人周作人、用功夫茶醒酒的梁实秋、茶大使林语堂、“He茶”的闻一多、逍遥做茶馆蟑螂的郁达夫、将学校命名为“中心茶园”的陶行知、逃课“泡茶馆”的汪曾祺、生前最后喝的是菊花茶的巴金、断食只喝茶的李叔同、茶僧苏曼珠、茶画大家丰子恺、冲泡苦茶的张爱玲、有茶癖的张恨水、失眠也要睡前喝茶的顾颉刚。就在大师们一一登台亮相的时候，大师们那些喝茶的故事、爱茶的故事，、推介茶的故事，、研究茶的故事，也徐徐在我的眼前呈现，那些点点滴滴的历史细节，充满了大师们的智慧和人格的力量，那些细细碎碎的文化真相，闪烁着大师们丰富多彩的志趣与性灵，大师们这些光鲜背影后的真实生活，使我能够真实地去触摸大师们走过的路，使我能够清晰地通过意念和想象真实地体验一把“与大师喝茶的日子”，即便我不是一个民国之人，但大师们在民国时的那些茶事与茶范，值得我认真反复的咀嚼寻味，从而慢慢在这些“文人中的茶人，茶人中的文人”身上，真切地感受着他们的体温、高度与学识、涵养，所以，《民国茶范》就像一壶极品好茶，让我欲罢不能，在酣畅的品读回甘中，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也都沾上了茶的味道，被茶水彻底浸润了。
队列整齐的16位大师，各有各的建树，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专长，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光辉，但每一位大师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喝茶，《民国茶范》以茶为主要的线索，讲述了茶与大师生活的密切关系，点明了茶与文化、与人生、与世态的因缘，用茶这个核心词汇，串联起了大师之间的交往、大师的品位以及那个时代的大师风范。透过大师们手里冒着热气、散发着清香的茶杯，我似乎亲眼目睹了大师们伏案耕耘的身影以及大师们谈笑风生的优雅，我仿佛看见了一杯杯有助大师创作灵思的茶的神奇效果，尤其是大师们一句句充满温情的人间茶话，使我看到了表面风流实则艰难的时世背后的一线曙光和希望，使我看到了时光交错中民国才子结伴而去的茶馆，使我看到了穿行草木间的历史碎片所展现的精彩，见识了中国文人的风骨，感受了中华文化的气息。
一定有很多的路径可以进入大师们的内心世界，以前读过的这一类书，大都是以宏大叙事的政治、经济、思想的视角，来引领读者靠近大师，描写的都是一表人才的大师们的满腹经纶和尽情挥洒的才情，这难免使读者与大师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隔膜，而《民国茶范》选择的观察路径则是“开门七件事”的茶，是大师们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最普通的喝茶人际交往，是笑谈间端起茶杯的清欢，这样独具匠心的一个视角，这样别出心裁的一种侧写方法，我自然而然就会感到大师的亲近和温暖，就会获得一种平行的舒适感，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在我沿着大师们的生活轨迹眺望时，那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就不再高高在上，就不再清冷孤寂，变得愈加平易近人，就算不曾谋面，我也仿佛与那段时光同在，有早已相识之感，不知不觉里因茶而互相信任，互相吸引，我不得不说，走进《民国茶范》，犹如走进了一个乱世中的风雅世界。
在《民国茶范》一书里，一个人人都知道都会书写的茶字，成了一个绝美的意象，不会轻易就被岁月的水泡淡，反而像普洱茶一样历久弥香。读完这本书我发现，16位主角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师，不单单是民国时期的文学大师，而是喜欢喝茶的普通茶人，走近这些大师，无需一颗敬畏之心，只要保留着一种虔诚的喝茶姿态就行了。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令我自豪的地方，那就是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和丰子恺都是我的浙江老乡，浙江人占了《民国茶范》的四分之一的江山，而广东的苏曼殊与天津的李叔同虽不是地道的浙江人，可成年后却长时期生活、工作在浙江，与浙江有着深刻的渊源，苏曼殊的墓就在西湖旁边，不远处还有李叔同的纪念塔，这从另一个角度又证明，浙江人历来就爱喝茶，我也是。
一点点走近《民国茶范》，一个个远去的先贤的身影跃然纸上，一个民国的鲜活生活就在眼前，历史舞台上那些大师们优雅的脚步，以及大师们喝茶时的爽朗笑声，尤其是那一颗爱茶的心和一双泡茶的手，构成了民国的一种风度和一道风景，从而让我懂得，在人间、人心、人情交融或者分割的时候，有一杯清茶就够了，在埋头赶路的时候，能够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喝茶就行了，在十有八九不如意的现实里，能够过着有茶的日子就满足了，就可以像睿智的大师们一样，在怀疑、否定、追寻、向往的嬉笑怒骂中自在的喝茶。
这么说应该不为过，《民国茶范》将普天下茶客的情怀指数撩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自然也将我喝茶的兴致推向了一个亢奋的状态，我一会儿放下茶杯端起书本，聚焦那个时代中万千人的典范，聆听民国大师的声音，一会儿又放下书本端起茶杯，在温暖的茶香中轻啜慢饮，不管窗外纷纷扰扰安心喝茶，在放下与拿起这两个相互交替的动作中，书看进了眼里，茶喝进了肚里，书香和茶香都无一泄露的存进了心里，书里的情怀和茶里的情怀交织着融进了我的血液里，我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大师们的茶范，了解了民国的风范，我知道了每一位大师都是岁月的流水冲泡的一片湿漉漉的茶叶，不管时光怎么变幻，依旧芳香袭人，依旧沁人心脾，我明白了大师们如此喜欢茶，是因为茶既是一种物质也是一份精神，哪怕大师们喝过的茶，最后虽然都从有味变得无味了，但无味其实就是至味。
放下《民国茶范》也放下茶杯时，思维清晰的我还在想：既然人生如茶，那就像大师们一样认真喝茶，天天喝茶。
【摘自2018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胡胜光(浙江湖州)】
石屏，一个古色古香，充满文化氛围的古城，有云南唯一的状元公的府第，有延习着古艺的传统豆腐作坊，有静静留下历史时光中的火车站，有全木制古老的走马转角楼和精雕细刻的门窗屏风，有传承百年的文庙和家族祠堂，透露出某种曾有过的尊贵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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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灵人杰之地，石屏历有读书的风习，人物辈出，比如云南仅有的状元袁嘉谷。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袁状元是经济特科状元，事关百工货殖。
说起来，状元家，就和普洱茶大有关系，状元的胞兄袁谦六，就是当年普洱江湖上大名鼎鼎乾利贞宋聘号茶庄的股东。
同庆号、乾利贞宋聘号、福元昌号和同兴号，这四大石屏茶号，早在清乾隆时期，就打下易武普洱茶的牢固基础，共同奠定了使易武后来成为江北六大茶山中心的格局，开创出普洱茶的易武时代。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聊一聊，易武茶与石屏商邦：
石屏，一个滇南小县，一个远离六大茶山数百公里的撮尔小城，它与普洱茶，究竟有怎样的渊源呢？
明代，云南历史上发生过大规模的移民，即军屯、民屯、商屯。大量汉族人口自南京一带随傅友德大军迁移云南并散布在各地，人数约在30万人左右，这也是云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汉族移民，今天云南的汉族基本延续于此。
明代的垦边制度加快了云南土地及农作物的开发进程(那时候的云南许多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的时代)，石屏县的汉人在明末大规模进入易武茶山，除了生计问题之外，更多在于那个时候种茶赚钱，而他们的勇敢勤劳，也为后来易武茶山的繁荣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清代阮福《普洱茶记》里记载：入山制茶者数万人，这个数字是惊人。因为他们，也才有了后来的哪些我们熟知的普洱茶老字号。
当时，第一批石屏人赶着马帮，跨越红河哀牢山、无量山，抵达易武，他们与当地少数民族进行茶叶贸易。在两百多年前，茶叶作为国家的重要物资，与盐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必需品。
而后，更多的石屏人，先后到达了易武、倚邦地区，在这里站稳脚跟后，许多人举家迁入，从此定居在雨林深处。
他们是第一批除少数民族之外，真正定居易武地区的内地汉人。这些群体在易武创立的商号，大多为当时的清政府制作贡茶，经由茶马古道运出山高险阻的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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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当年台湾的眷村一样，在近一百多年以后，当年这些到达易武制茶的石屏人被后人称为“石屏商邦”。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无论从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乃至心理认同上，很多人都把当时石屏人的聚集地称为“另外一个石屏”。这也正是今天的六大茶山的核心地区——易武。
我们把历史的车轮再往回调一些，易武的先民是石屏人，其实石屏人的祖先也并非本土云南人。
早在明朝初，大批的中原人就开始移民云南，一部分中原人觉得石屏气候温和，又处于相对丰饶的盆地，于是开始到这里定居。
据说石屏一词并非汉语，而是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转音。民国以前，石屏曾一直被称为“石坪”。当大量移民先后进入这片多石的地区之后，他们带来的先进内地文化，也得到完整继承，并被发扬光大。
而到了清朝雍正年间，由于大量的人口涌入，石屏的物资毕竟有限，僧多粥少，于是石屏人穷则思变，他们必须踩出一条穿越宝秀的小道，前往传说中财富遍地的西部去，去创造财富养家糊口。
当时正好赶上了清朝皇帝痴迷于普洱茶，勤奋的石屏人靠着茶叶生意，如果运气够好，兴许还能衣锦还乡，盖上一座深宅大院，光宗耀祖。
我们也可以从石屏会馆的分布情况了解到当年的景象：石屏人在京师有彩云别墅，省城、思茅、蒙自、个旧、元江、普洱、他郎（墨江）、磨黑（普洱）、丫口（易武丫口寨）、茶山各有会馆，上述除外，还有阿迷(开远)、河口、易武、勐腊等会馆，石屏人在省城昆明建石屏会馆之后，又在文庙街购得房屋一院建石屏茶邦，实际上就是石屏商会馆。
应该可以看出来，石屏会馆的分布，与普洱茶密不可分，大部分会馆设立在普洱茶产地、普洱茶道中和普洱茶中转地、普洱茶销售地，而在普洱茶中心产地易武及其周边，石屏会馆多达数个。
以石屏一地的人力，就有如此多与普洱茶有关的会馆，由是可见，石屏人对普洱茶的贡献，不可不谓之劳苦功高。
而茶马道重要的一条，就是从易武走江城下元江进石屏，几乎南下国外的茶叶，都有石屏人在主力操办。
石屏茶人，与澜沧江—湄公河水系的易武茶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用力何其沉，用心何其诚，用时何其长，需要一点一点掀开历史堆积起来的迷雾，慢慢看过去。
石屏山歌唱到：石屏彝女健腰脚，出门大笑男儿弱，而今远作茶山行，茶叶尖如妾命薄……歌声渐行渐远，落入远山。
编者按： 陆溁先生一生中，创办了“江南植茶公所”，以此吹响茶业科技变革的第一声号角;振兴安徽、云南茶业，编辑审定相关书籍，其中《种茶浅说》以通俗易懂的文字让老百姓真正看得懂学得会，以此对云南茶叶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改进“雨花茶”的炒制工艺，在其中融入“搓条”手法，成为近代南京雨花茶奠基人;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受中山先生启发，推动 “雨花茶”机械化制茶。陆溁，是我们不能忘却的民国茶界泰斗，更是令我们敬仰的怀有强烈民族情怀和国家意识的茶叶革命者!
陆溁(1878-1969)，又名陆滢，字溪莆，号澄溪，江苏武进人。1905年随郑世璜等人赴印锡考察茶务，自此躬耕茶业近60年，为民国茶界泰斗、近代雨花茶的奠基人，中国近现代茶叶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01
“江南植茶公所”创办人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世界茶叶贸易出口中占有绝对性地位，但随着1838年首批印度茶叶出口英国，尤其是当英国在印度、斯里兰卡成功引种茶树并建设大批茶园后，印度茶叶的出口量逐年增加，至1875年中国茶叶出口量开始停滞而印度出口量却猛增，与此同时自1876年起，近代另一个茶叶出口大国锡兰也开始向英国出口茶叶，并在其后十余年间出口量迅速增长，“华茶”在英国市场节节败退。1886年是中国海关统计茶叶出口最多的一年，此后我国茶叶出口便开始锐减。
1905年，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周馥派郑世璜、陆溁等人赴印锡考察茶业。经过130多天的考察得出，应先学习别国先进做法再动手实验的启示，并撰写了一份详细的《印锡种茶制茶暨烟土税则事宜》条陈。此外，陆溁还写了《乙巳年调查印锡茶务日记》，对印度锡兰茶务进行介绍。
▲ 乙巳年调查印锡茶务日记
周馥上报朝廷准奏后，江南商务局在南京紫金山霹雳涧设立江南商务局植茶公所，由陆溁担任所长。作为国家经营机构的江南植茶公所，将“以树表式、机器制茶”为创立宗旨，结合茶叶的试验与生产，吹响了茶业科技变革的第一声号角，是中国近现代茶业发展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标志着中国近代茶业科技的建立与开创。
02
安徽、云南茶业振兴者
1914年，陆溁任北洋政府农商部佥事 ，兼整理全国茶业事宜。受北洋政府农商部派遣，去安徽及湖北汉口地区调查茶务事宜，为次年创办“农商部安徽示范种植场”做调研。调研结束后，陆溁将调研情况进行总结撰写了《安徽汉口茶叶报告》，并结合多年事茶经验归纳了《茶叶整理办法》，制定了《茶叶检查条例》，这是我国第一个茶叶标准。1915年，受北洋政府农商部部长周志廙的派遣，陆溁前往安徽省祁门县南乡平里村建立“农商部安徽示范种植场”并任场长，开启了我国红茶改进工作。陆溁在祁门的七八年时间里，为祁门红茶的复兴及振兴作出了杰出贡献。前辈陆溁的艰苦卓绝，也为吴觉农、胡浩川等一大批中国茶界泰斗们日后开展的茶业工作打下基础。
1924年，陆溁被调往北京在农商总长兼署国务总理的李根源手下工作，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这为陆溁之后到云南腾冲工作埋下伏笔。1939年，陆溁受云南省政府之邀担任新成立的“云南茶业技术人员训练所”教导主任，负责办理教务以及训育事宜，为云南培养年轻有为的茶叶技术人才。1940年冬，陆溁受李根源的邀请到云南腾冲考察。通过深入各乡镇调研发现，当地的地质、气候非常适宜茶树生长，但是茶叶产量太少。现存不多的茶叶几乎都是封维德父子在那时的近30年里引种的茶树所产。陆溁对封氏父子代代相接的植茶传承敬佩不已，由此针对腾冲茶叶现状写了《腾冲茶叶概述》的调查资料。
继陆羽著《茶经》以后，国人疏于记载种茶、制茶史，因此由封维德编著，陆澄溪审定的《种茶浅说》就显得尤为珍贵。全书共有六章二十三节，一万七千多字，书中条理清晰地讲述了自然环境与茶叶的关系，以及茶叶的生长繁殖、管理、采摘、制作等。该书文字通俗易懂、表述清晰明了，是云南茶业发展史中的珍贵资料，对云南茶业的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03
近代南京雨花茶奠基人
1949年5月，陆溁回到离别多年的南京，在南京军事管理委员会工作。1951年，已经74岁的陆溁再次回到中山陵，担任“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面对他曾开拓的茶业事业，虽已荒芜残破，但已有张猛、范良、邱有、查伍寿等后辈茶人。于是，在中山陵园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梅花山、东沟等区域开始恢复并再次扩大茶园种植，为1959年雨花茶的正式命名以及工艺改进奠定了基础 。
1958年对于“雨花茶”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江苏省农林厅的俞庸器调到中山陵园管理处，第一时间拜访了陆溁。一位是民国茶界泰斗，中国近代茶业科技先驱陆溁;一位是建国后江苏省第一代茶叶体系开拓者，中国当代著名茶学家俞庸器。两位茶人在钟山脚下相遇，这次相遇对雨花茶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两位年龄相差40多岁的茶人，也由此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 俞庸器先生
陆溁在紫金山脚下不仅留下了他创办的茶叶科研机构，也将钟山云雾茶的炒制工艺加以改进，融入了“搓条”的手法，使钟山云雾茶由卷曲类茶变成直条类茶。正式“搓条”手法的运用，使钟山云雾茶向现代雨花茶的演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俞庸器夫人钱月得曾回忆：
关于雨花茶的命名，澄溪(陆溁)对于'纪念在雨花台牺牲的革命先烈，寓意革命先烈精神万古长青'的想法非常赞成。
关于雨花茶形状的由来，澄溪曾说为达到具有象征意义的目的，做成类似于镰刀斧头形、花瓣形等都会碰到诸多工艺难题，便提出在原有的直条形钟山雨雾茶基础上进行工艺改进，使直条形更加紧细圆浑，犹如中山先生墓道两旁雪松的松针。这样做既能使其区别于国内现有茶叶的外形特征，又能使其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澄溪的提议，为雨花茶工艺的突破性改良奠定了基础，最终形成紧、细、圆、直，形似松针，锋苗挺秀的外形特征。
▲ 1958年，参加全国茶叶评选的雨花茶样品
澄溪27岁时，参加印锡茶业考察团，在南洋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才真正认识到先生的革命是由“大同主义理想” 出发的革命。中山先生主张制茶机械化，主张每行每业都要革命。中山先生对他们(印锡茶业考察团)去实地考察甚是欣喜，还指导他们随时随地唤起国人革命精神。澄溪受到中山先生的启示，从此决心投入革命行动，致力于茶产业革命工作。澄溪曾对俞庸器说过近40年来，无论在哪里，都始终不能忘记“江南植茶公所”和“中山陵园茶叶”的事业。因此，澄溪在古稀之年时仍选择再次回到南京，回到中山陵园，继续为陵园及南京茶叶事业奉献余光。同时他也期望俞庸器今后能尽快实现中山先生所期盼的机械化生产雨花茶。
▲ 陆溁手稿《我难忘的中山先生革命事迹》
04
陆溁对振兴近代中国茶业的影响及贡献
(1) 注重茶业调查考察
以茶叶生产实际，得出详尽的调查数据，并将这种方式薪火相传，使其成为民国期间以及解放后的社会共识。自1905年参加印锡茶业考察团，到1910年赴九江湖北调查茶业，完成《调查国内茶务报告书》。并于1914年赴安徽、湖北汉口调查茶务事宜，撰写了《安徽汉口茶叶报告》《茶业整理办法》，制定了中国第一个《茶叶检查条件》。在1940年，撰写了《腾冲茶叶概述》的调查资料等。
(2) 兴办教育，培养科技人才
于1907年建立江南植茶公所及南洋茶务讲习所;1915年建立安徽农商部示范种植场，标志着中国最早从事红茶改良工作的开端;1939年成立云南茶业技术人员训练教导所;1943年加入复旦大学茶叶专修科。为培养现代中国茶业科技人才，作出了伟大贡献。他鞠躬尽瘁，实践着中山先生所教导的茶叶革命。
(3) 雨花茶的奠基人
1907年在钟山云雾茶的制作工艺中融入 “搓条”手法，使其由卷曲形成为直条形，为钟山云雾茶向现代雨花茶演变奠定了关键的基础。晚年的陆溁再次启发了俞庸器创造性地融入了“抓条”的手法，使直条形的钟山云雾茶更加紧细圆直，光润挺拔，为1959年雨花茶的正式命名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陆溁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中国近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时代，目睹了封建帝王、反动军阀、国民党反动派各个政权的腐败无能，更见证了中国近现代艰辛曲折的百年革命历史，他的人生似乎注定要与这个躁动又变革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他曾经漂洋过海考察了印锡和南洋，搞过洋务，办过教育，给清朝廷和北洋政府出过不少“富国强民”的建议。陆溁，是民国茶界泰斗、雨花茶的奠基人，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追随者，更是一个怀有强烈民族情怀和国家意识的茶叶革命者!
陈盛峰
高级农艺师，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雨花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南京工匠。
来源：中国茶叶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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