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溪是民国时期安徽休宁县的一个集镇，位于皖南徽州之中心，同时又扼皖浙赣之结合部，地理位置极为显要。屯溪还拥有良好的水运交通条件，东由新安江到杭州，可转至上海及外洋;西走婺水经鄱阳湖而入长江，可通达沿江各埠。所以，以屯溪为中心的徽州6县(歙县、婺源、祁门、绩溪、黟县、休宁)以及其他邻县都将商品聚散于此，屯溪遂成为皖南地区重要的商埠，以致商务发展繁盛，故有“小上海”之称。民国时期，屯溪凭借着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成为皖南地区茶叶的加工与集散中心，其茶叶市场地位“甲于皖南”，上海、香港、福州、天津等均是其重要的贸易市场。所以，作为全国绿茶的主产区及外销区，屯溪在国际国内市场上颇具影响力，因而其生存、发展的境况对了解全国茶业概貌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屯溪茶业为例，梳理并探讨屯溪茶业在中国茶业日趋衰败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在支撑抗战情景下所推行的茶业统制及改良措施，概述屯溪茶业在“内忧”和“外患”的环境下，如何采取种种改进的办法，以应对国内外市场变化带来的发展困境并艰难地向近代转型。
上期已经介绍了上篇的内容：一、内销与外销;二、“内忧”与“外患”。本期将继续介绍下篇的内容：三、战时的统制;四、改进的效果。
三、战时的统制
民国时期的中国茶业因为受诸多因素影响，深陷困境，颓势明显，而屯溪茶业不仅是“感同身受”，而且内销与外销均面临着生存危机。面对茶业的困境，民国政府多次商议加强国家对茶业的管控。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实业部创设中国茶业公司，旨在“注重改良生产及制造，在产区设运销合作社推行运销或代理运销”，并计划拟先“在皖省祁门、屯溪等地设立模范茶场，在上海设立复制茶厂，集中各省毛茶，适合各国标准，加以复制”。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1月成立了贸易调整委员会，并使之成为实行战时经济统制的主管机构，领导并组织开展战时茶业统制的统筹运销。财政部还将其原来的官商合办性质的茶场改为纯粹的经营公司，并交由贸易委员会管辖，以负责茶叶生产之增进及技术改良。主要措施有设置新茶场，改良经营，方便茶叶之贷款以及收购和运输，加强茶叶之推销以及对外贸易等等，期望以此推动中国茶业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后，受战争影响，各地物资运输不畅，为此，国民政府又实行了战时经济统制政策，对茶业进行管制。安徽省则在屯溪成立了茶叶管理处，主要办理借贷资金、茶叶产制和收购管理，贸委会则负责运销。在双方的引导下，屯溪茶业进行了战时经济统制下比较系统的改造。其主要措施有：
一是成立战时统制机构，加强对茶业的管理。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安徽茶业响应统制号召并率先实行茶业统制。是年2月，在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茶业技术讨论会上，安徽省政府代表即提出“祁红运销办法”一案，这被看成是茶业统制的先声，其最大目的是意在“打破中间者之剥削制度，而谋茶农之真正利益，从而达到整个复兴茶业之计划”。屯溪茶业响应号召并借机行事，在战时经济统制下通过加强管控力度、努力改良茶质、革新加工技术，并调整和拓展了贸易路线等措施，既扩大了茶叶生产，也提高了茶叶质量，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屯溪茶业的危机。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地处皖南山区的屯溪成为了沦陷区的后方，因此人口倍增，商贾如云，以致商业贸易异常活跃，茶叶销售也空前增加。而为了支援抗战，屯溪乃至皖南茶叶不仅全面实行统制，而且认真执行《安徽省内销茶登记暂行办法》，由中国贸易委员会皖南办事处、中国茶叶公司办事处和安徽省茶叶管理处组成内销茶叶鉴定委员会，办理内销茶的贸易业务。凡内销茶，均须申请、检样和鉴定，合格后发运输证、鉴定证、检验合格证和运茶许可证，方可启运。同时还在歙县街口、祁门坑口等处，设立茶叶验查所，进行出境检查，从而使茶叶运输的统制工作落到了实处并有了实效。
二是推动茶业外贸增加，给予贷款政策优惠。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贸易委员会颁布《管理全国茶业出口贸易办法大纲》。次年,财政部又对大纲进行修正。其中第七条规定：各省制茶厂及合作社需要资金时，得向贸易委员会订立贷款合约，贸易委员会至多担负十分之八，省方至少担负十分之二。贸易委员会希冀以此来维护茶叶生产，保障农商利益，促进外销。因此，贷款成为了茶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在传统茶业的经销链上，茶叶贷款主要控制在洋行手中，因而容易导致层层盘剥或经销中断的局面。实行茶业统制后，茶业贷款之责主要由贸易委员会及地方政府承担。同年8月中旬，在绿茶运销负责人程铸新的推动下，屯绿贷款办法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具体为：贷款平均每箱二十元，正货与副货之比例标准为2:1;贷款后箱茶须立即出售或起运;申请出售箱茶须堆存本处堆栈。这种以多产多销，速制速运为宗旨，实施见箱贷款的方法，既保障了贷款的安全，又使茶号在出具已成箱茶的情况下贷得现款，从而使屯溪茶况“焕然一新”。根据1939至1940年办理绿茶贷款数量统计，当时，在主产绿茶的几个县中，休宁所获贷款最多，而休宁产茶又以屯溪绿茶为最主要。由此可见，屯溪茶业所获得的贷款资金是相对充沛且安全的，这有助于突破传统茶业经销中因资金不足而导致陷于停业的窘境。另有《休宁县茶叶公会档案》记载：民国三十年(1941年)，“屯绿”出口的规模达到历史新高。这个时期生产“屯绿”茶出口的企业，由1931年的50户发展为183户，茶叶生产自有流动资金达180多万元(洋)，安徽省茶管处登记在册的“屯绿”出口生产量达到13万箱，按每箱65市斤计算，出口能力可高达845万斤。
三是推进茶叶改良，扩大生产及增加品类。在战时茶业统制大纲下，根据贸易委员会的相关通则，各省先后创设统制机构，出台茶业政策，以强化对本省茶业的管制，屯溪亦然。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投资五万元在高枧铁马山筹建“屯绿茶叶改良场”，建场的目的是开展茶树栽培的研究，改进、提高绿茶精制的水平。“改良场”先后买下铁马庙建成办公室、宿舍，还向村民购买土地20亩作为实验地，并向博村林场协商划拔林地390亩，作为垦殖茶园之用。负责筹建的潘忠义首任场长，以后是董少怀、丁符若、余怡生等人担任场长。此后，“屯绿茶叶改良场”隶属关系数度变更，建国后更名为“屯溪实验茶场”。茶业统制实施后，为了扩大茶叶生产，国民政府决议振兴砖茶。由此，相关机构于1941年8月，在屯溪投资成立了砖茶厂，在尝试压制绿砖茶的同时，主要还作绿砖茶研究及推广砖茶之制造。为此，砖茶厂不仅购备大量的原材料，而且还进行青砖制造以及砖茶的若干试验、研究。如在青砖制造方面，工人技术成熟后的效率，经过调整，每小时能出砖24块，每天工作10小时，一天能出240块(即10担)，模型增加更可达300块。而在试验研究方面，经过多次探索和试验，砖茶厂青砖由原定五斤压制一块改压四斤十二两莊，效果较以前更好。此外，在干燥试验、蒸热试验、水分检验等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进展。同时，屯溪茶业改良场为扩大产品销路，还积极试制红茶，在黎阳、隆阜、高枧一带收买民间茶叶，试制夏秋红茶多次，虽然与祁红相比稍有逊色，但也颇具特有色味。
四是改良茶叶品质，规定绿茶评价标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为改进屯绿茶生产，屯溪实验茶场举行了茶种苗培育的试验，包括开辟茶园、测定土力及广集茶品种之实验，初制之炒青试验，焙干之湿度试验，焙茶次数与水分含量试验等，以探茶叶品质改良的最佳方法，且在各项试验后，结果均显示良好。除此之外，改良场还设置绿茶精制工厂，场内购买制茶机器数部，通过着色茶之成分配合比试验，制作上等茶叶并选择最佳的着色方法，(注：“着色”非屯绿茶制作工艺，乃是制作过程中的辅助手段。)并试制箱茶。同时，改良场还筹设实习工厂，开创茶技初训班，并聘请相关专家对学员进行技术和生活指导，以培养制茶的初级干部。民国三十年(1941年)10月，初训班学生就在实习工厂完成了108担绿毛茶的精制，并先后匀堆装箱，总计装箱81件。这批实习茶的制作方式侧重工厂管理与技术运用，其检查结果显示“量虽少，质却较一般为高”。
在注重改良茶品质的同时，运委会驻屯办事处除将样茶编列密号外，还规定了绿茶的评价标准。每一花色，一律划分六等十八级，每级二分，每等六分，计高下相差为三十六分，以六十一分为最低限度，九十六分为最高限度，七十八分为标准分数，依其等级制高下，规定每类花色的最高价、最低价与标准价格。若其收购茶叶中出现品质优异或优劣不堪者，可随时增加或减低价格。而“屯绿”茶的娥眉、蝦眉、宝珠等花色茶类，则由评价委员会临时视品质之优次，给以相当价格。另外，茶政当局还取消了茶叶最高标准的设限，以最低标准作严格限制，在最低标准以下者，一律不收，并采取品质本位方式“依同一性质之茶，不分地域规定，同一价格及标准茶样，务须使之一律”，借此使茶叶评价合理化，以推动茶叶品质的改良
。四、改进的效果
茶业统制政策并没有遏制中国茶叶的外销困境，也没有根本改变屯溪茶业的衰落危机，然而却改变了过去那种茶农-茶商-茶栈-洋行的传统经销模式，推动了传统茶业由手工型向机械型转变。所以，屯溪茶业所实施统制后的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考虑。从外销的角度来看，较之于战前，屯溪绿茶对外贸易并没有因茶业统制而走上正轨，其外销箱量仍呈衰败之势。据统计：1911年，屯绿外销产量为21万箱，而后总是徘徊在10-20万箱之间，至抗日战争前，仍有25万箱左右，然在以后却是逐年下降，至1948年，外销“屯绿”仅有2.9万余箱，着实是惨不忍睹。实际上，受战争环境及国际茶业竞争的影响，中国茶业对外贸易在整体上并没有因茶业统制而改变衰势的局面。统制后1939-1941年，出口数量虽然是时有增加，但是与战前各年出口茶量相比，其产量无疑是呈下降趋势的。可见，屯溪茶业贸易与中国茶业整体的对外贸易具有一致性。但是，从短时间范围来考察，茶业统制政策无疑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应，如1935-1941年，各年份“屯绿”产量涨跌不一，但在1938年却是产量最多，该年仅屯溪一地产量即有102700箱，估算合59090担，占“屯绿”总量的56%。
1938年以后，虽然亦有涨跌，但是对比前后几年的数字，至少可说明茶业统制对遏制“屯绿”的颓势，推动“屯绿”的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可作参考的数字是“屯绿”在统制前后的趸售价对比。1939年，贸易委员会对屯溪绿茶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所评各叶，中心价格，无一不在水准以上;他如品质优异者，亦莫不破格列等”，且此次评出各优异茶，均超过此前原定的最高价格。1939年，“屯绿”茶价不仅高于1938年，且价值更大。此外，在1939年的评估中，“屯绿”茶评定价位不仅高于战前在上海的售价，而且还高于战后在香港的售价，这足以保证茶商的生产成本及应得利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茶叶统制政策对改良屯溪茶叶品质，提高屯溪茶叶价位以及提高茶农、茶商的收入都可谓是有益之举措。
茶叶统制政策对屯溪茶业的另一影响在于茶叶贸易路线的开拓。从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屯溪外销绿茶主要运往上海销售。抗战时期，随着沪、浙的沦陷，外贸路线则由海道转运香港，由香港富华公司统销。当然，较之于抗战前，屯溪绿茶外销路线不仅是变长了，而且是更为复杂了，具体表现是运输费用更加昂贵。另外，因为政局动荡，战乱频仍，茶叶销路也是时常受阻，只是囿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情况下，屯溪茶能利用茶业统制政策，适时调整自身经营模式，开拓新的贸易路线，作出积极的努力和改进并期望有所改善，至于改进效果也只能是“听天由命”了。然对于其茶业经济的发展来说，不仅是利大于弊，也是“举足左右，便有轻重”的一次变革洗礼!
结语
民国时期,屯溪茶业所面临的危机也是华茶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国民政府推行茶业统制，通过动用国家力量，加强对茶业市场的干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茶农-茶商-茶栈-洋行的传统经销模式。这对于将茶商、茶农从过往层层盘剥的畸形市场中解放出来，应该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个背景下，屯溪茶业利用战时茶业统制的契机，推行一系列改良改进措施，如革新制茶工艺，加强技术培训等。这对提高茶叶产量，改善茶叶品质，增加出口数量，无疑是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从外销的角度看，屯溪茶业并没有因茶业统制而改变衰败的现状，更没能因实现行茶业统制而摆脱产业的颓势，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屯溪茶业的破产。同时，以制茶技术而言，屯溪茶业则是为传统茶业由手工向机械转变并趋向精制化、专业化转型打下了基础。
文/樵夫
(来源/《徽茶》2022年6月刊)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云南省凤庆县以北的鲁史古镇，早已是一个商人云集的茶马闹市。据《鲁史镇志》记载，古镇有七百多年历史，明朝开通的集商道与官道为一身的“顺下线”(顺宁至下关)，必须经过鲁史，方圆百十里地方，唯有鲁史能吃能喝，过了这个镇，往北是黑慧江，往西是澜沧江，真所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些南来北往的马帮就都选择鲁史作为歇息之地，马帮一歇下来，马要吃料，人要吃饭，于是就形成自然的集市。
鲁史古镇是一个农业镇，全镇百分之七十的人家都有地可种，麦收的季节，家家户户垛起的麦杆比房子还高，孩子们在上面筑巢做窝，象一只只小鸟。老人们不论家里活计再多，每天都得蹲在火塘边守那只红土捏制的茶罐，把生活烹调得有滋有味。就在古镇楼梯街一所四合院老屋子里，我有幸拜访了经营茶叶有名的“俊德昌”号后人骆维富。老人年过七旬，仍然喜欢喝浓茶，那一杯浓茶喝下去，便打开他与茶有关的身世。
骆维富祖上是四川人，他还小的时候便跟着父亲骆英才来到鲁史，本来还想走远一些，到所谓的夷方寻生活出路，当他们从下关渡过黑汇江来到鲁史古镇的时候，只住了一夜，便决定留下来。留住他们一家的不是鲁史古镇味美可口的特色小吃，不是这里的山清水秀，而是客商来来往往的生意环境。于是他们一家就在鲁史定居下来，为了生存，骆英才做过很多行当，当他看到南来北往的大马帮运送的都是茶叶，也想做茶叶生意，可是做茶叶生意没大把的资金不行，于是他又萌生出种茶的念头。如果在鲁史把茶叶种出来，那些茶商不是可以省了许多路吗?于是便在离街子约三公里的桤木岭开办了“夹江”地区第一个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俊德昌”号茶叶庄园。聘请顺宁凤山种茶，制茶的技工为指导，制成的成品茶直销下关、大理、昆明等地。
俊德昌树自己的品牌。在茶园的栽培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上，骆英才通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有自己的一套成功经验，生产的茶叶春夏秋各个季节，各有品味特色，也因此可以制出不同类别的茶来。通过实际操作，俊德昌号较有名的当数“西露谷花”。所谓的“西露谷花”是在夏末秋初，也就是水稻扬花的季节采摘的鲜叶制成的茶，当地人把它称作谷花茶。在这一季节，骆家茶园早晨露水多、土地，空气润湿，午后阳光充足，湿润的水气开始挥发，温度上升，在这一气候环境下，生长的茶芽鲜嫩肥胖，制出的茶叶，条掌白毫峰好，吃味、汤色都为上等，而且比明前春尖茶味持久。
他家生产的茶叶，各个季节制作的都严格分装，不混杂。消费者喜欢那个节令的茶叶，就是那个节令的茶叶，这样就满足了懂茶艺，喜欢茶道的消费者对茶叶品质的要求，而且价格合理，于是，只要是俊德昌号的茶叶，商家都争相购买。骆家因此获到丰厚，骆老板出了名，成了鲁史殷实富厚之家。
其实，开设茶庄“俊得昌”号之前，骆英才老人并不是从事茶叶生意的，他看到地处茶马古道的鲁史街，人马客商流量大，先是开起了经营马帮粮料，钉掌等杂货小店。骆老板性格温和礼让，深受顾客的信任，渐渐地一些大商帮都喜欢到他家购物、投宿。当时一些商帮都带有现钞(银元)及货物，都放心地寄存在他家。顾客来了骆老板都要亲自接待，然后才叫家人安排吃住，事情做完之后，还要陪客聊天，让客人们有家的感觉，他也就此了解一些商场行情信息。这样一来二往，顾客到他家就觉得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气氛，也就推心置腹地把外地行情，信息介绍给他，有的客商还给他出主意拓展经营，开拓新项目。就像开辟茶叶庄园，也是一位内地老板给他出的主意。当时骆老板也想搞这一项目，但苦于资金不足，当他把困难告诉经常来往的朋友后，那些客商都愿拆借资金相助。有了资金的骆老板，马不停蹄地立即开始置买荒山，当时鲁史镇上的很多人还搞不清楚骆老板想干什么，他把大片的土地廉价买够以后开始种茶。别人知道后，也跟着动手，荒山地价开始飞涨起来，先机已被他占了。
他先后还办起了家庭副食品作坊，如生产酱油，用本地土烟加工烟丝等。酱油每年生产一二十吨销往邻县，烟丝则随那些客商朋友的马帮销到了大理剑川等地。民国20年，骆英才在楼梯街脚盖了一院四合大院，建筑十分气派、雕花门窗，壁画大墙，楼房客厅全部高规格装修，三层的正房在当时算是古镇标志性楼馆。临街都是清一色的铺面，经营大米、杂粮、盐巴、酱油、烟丝。每天铺子开门，骆老板必须到拒台坐一会，和来往顾客打招呼。他要求店员凡买他家的货称足后，还要额外加一点做为人情。每当年节骆老板都要在柜台前的街面上摆上一箩米和锯成小块的盐巴，让自家人站在哪里，看到十分困难的赶街人，每人给一至二瓢米，半斤左右的一块盐巴。骆老板个人生活很简朴，日常粗布旧衣、粗茶淡饭，除了那顶瓜皮小帽不补，衣服上或多或少都缀有补丁，但对街邻遇上难事则慷慨相助。有一年街上一户人家房子失火，他主动让出家里的一间屋子给那户人暂住下来，给吃给喝不算，还借钱让其开了一间小铺子，维持生计。
俊德昌号茶叶庄园从1920年以后开始开发，到30年代的以后已初具规模。东起桤木岭村边，西北至水磨河，南起现在的凤鲁公路山下，都是俊德昌号的茶园。茶园中间是制茶场，建有两幢土木结构，一楼一底的瓦房，房前是用青石板镶成的，约100平方米的晒茶场。房屋楼层是竹蔑巴楼板，用来萎凋下树鲜叶，楼下安装有12口大铁锅，以及杀青灶。通过杀青的茶叶运到石板晒场上揉捻，摊晾晒干。骆老板规定，茶叶不能直接晒在石板上，为防异味蹿到茶叶里面，晒茶全部采用竹编的毯夿，并且离地面近一米。
在制茶房四周，种植有桃、李、梨、枇杷、核桃等果木，晒场四周则栽培花草。按现代的庄园建设标准，骆老板的俊德昌号鲁史茶园，应该就是那个年代标准的庄园经济。每当春季桃红、李白、梨花飘舞、满山的采茶始娘散布于葱绿的茶丛间，欢声笑语平添了生活的意趣。入夏累金叠翠的一树树黄枇杷，一株株紫李红桃，房前屋后摆着的一桶桶蜜蜂，蜂群在花间穿梭，杀青灶飘出一阵阵茶叶的清香，制茶人忙碌于揉捻翻晒茶叶，来自街上的闲散人慢步于花间和果林，悠闲地欣赏骆家茶叶园的花草和果木，称赞骆老板家茶庄赛过别墅山庄。
其实种茶之外，有经营头脑有骆老板还经营其实项目，搞综合经营。他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种茶前为使开垦荒地充分熟化，广种苦荞、旱谷一类的粮食作物，苦荞旱谷解决了部份雇工的口粮，间种在茶园里的黄豆则是酱油优质原料。在茶地边种上种靛叶，设置了四口大靛缸，生产靛青卖给染坊，当时鲁史染坊很多，靛青供不应求。俊德昌茶叶庄园，长年雇工10多人，季节请工上百人。骆老板对雇工热情守信，长年雇工多来自蒙化(今巍山)一带的少数民族，在国民党统制时期，少数民族受歧视，但是骆老板对他们很关心。他们离家较远，有时年节回不了家，骆老板要让家人安排多准备点年节货给他们送去。有时回家想预支点工钱，骆老板就叫掌拒预支，已做的工钱就更不会少，这些人很感激骆老板，干活十分卖力，对待茶庄上一草一木都象自己的一样尽心。骆老板茶庄的人气很旺，别家雇工难，他家要多少有多少，有时来多了一时没有活儿，骆老板知道后，总是叫管工的多找点活计给人家做。
1941年5月16日，日本飞机炸茶山。当时整个桤木岭有10多家茶地都在使工，骆家用工也有几百人，飞机投弹后炸死骆家雇工2人，伤了数人。骆老板闻讯后马上来到茶山处理善后事宜，在茶山办伙食安埋死者，给受惊吓的雇工设祭叫魂。这一天，是他家的雇工，不是他家的雇工都到他家茶庄吃饭，都给当日工钱。俊德昌号茶叶庄园，开创了鲁史地区规模化种茶的先河，富了骆老板一家，在三四十年代也解决了部份雇工的就业生活。
1952年土地改革，骆家茶叶庄园被分配到一家一户经营，多者一二亩，少者几分。经营者不合算管理，不善管理，只采不管，一两年之后渐渐成草林，甚至被野火烧，茶树多被烧死。骆家用来作制茶和住人的房屋被拆去盖粮食仓库，晒茶场的青石板被人撬去镶自家院场，花木、果树无人照料自然死亡。当年俊德昌茶叶庄园，茶地荒芜，制茶场志为一片废墟。进入七年代集体才进行垦复，重新种植茶树，才有今天滇红集团的鲁史茶叶初制所。制茶场废墟附近残留的几株核桃树历尽沧桑还顽强地活者，而今又成为新主人的财源。
俊德昌茶叶庄园已成为历史不能再现，每当茶余饭后，闲坐在街边檐下的三五老人还在侃当年俊德昌商号的“早春雀舌”，“西露谷花”，“深秋金蝶”，都在谈几个品种在下关、昆明销售抢手的佳话。骆老板开鲁史大面积种茶先河，他艰若创业，诚信为人，成为一代儒商的典范。
【摘自2015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许文舟(云南凤庆)】
近代中国历史上，那长达十余年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比起诸多刺痛或振奋人心的历史证据，那一片片青青的茶叶显然是毫不起眼，无关轻重的，然不能忘记的是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小小的茶叶也曾背负着时代的重大任务。
上期刊物中，我们刊登了《抗战时期的徽州茶业经济概述（上）》，文章从抗战前夕的茶业概况和抗战时期的茶叶损失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本期我们将对此篇文章继续连载。
三、抗战时期的茶叶发展
抗战爆发以后，随着大片国土的沦陷，我国茶业的贸易和有关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以积极地应对抗战带来的种种困难和危机。因此，尽管其时环境艰苦，我国在这个阶段的茶叶贸易、生产、科研、教育等，仍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提高。
如上海沦陷后，徽州茶叶出口市场转移香港。尽管运输成本有所增加，但是出口贸易依然是有序进行。1938年6月，财政部颁布了第一次战时产业统制的“管理全国茶叶贸易办法大纲”，由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办茶叶的对外出口业务，在全国推行茶叶的统购和统销。这一改革结果，不但革除了过去茶叶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诸多陋规，减少了中间剥削和洋行延期付款扣现等旧弊，使广大茶农和茶商得到很大好处，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徽州茶叶出口贸易。
到了1939至1940年期间，徽州茶商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市场竞争中，能够看到自身在商品竞争中的差距，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在生产方式、产品质量、商品品牌等方面吸纳和借鉴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成功地将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因此，徽州茶叶生产与出口都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主要原因是政府改变了茶叶出口的无序竞争状态，国家经营的茶叶出口主渠道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政府维持了出口茶叶价格的相对稳定，这样既有利于出口茶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出口茶叶的生产。另外，政府支持金融资本贷款给茶叶生产企业，也有利于茶商将商业资本加快向产业资本转移，这无疑在客观上促进了茶叶生产企业的快速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外销茶运输受阻，茶叶滞销，茶园纷纷荒芜。中央茶政当局委托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拟定拟定《东南各省外销茶区茶困更新工作计划》，这个计划后经中国茶叶公司董监会议修正通过，筹拨专款，交由茶叶研究所负责规划办理。
1942年10月，茶叶研究所又设立祁门、屯溪两处茶树更新工作站，以实地推行茶树更新运动，由安徽省茶叶管理处主办。（注：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设在屯溪）茶树更新工作站的主要工作是策动茶农去除枯老茶树、留存幼小茶树、保育健壮茶树、移植或归并零星茶树。同时设立祁门区和屯溪区，前者包括祁门、至德、贵池等县，后者包括休宁、歙县、黟县等县。由于距离较远，茶树更新工作站的初期工作侧重于宣传调查，到1943年春才开始积极办理登记，设立示范区，核发补助费奖励金等。1944年祁门、屯溪两站改组合并为祁屯区茶树更新工作站，由皖南行署主办。直到1945年春，祁屯区茶树更新工作站的活动才宣告结束。
徽州所属各县的茶树更新运动共推行了三年，成效显著，但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仅在产茶量最大的祁门、休宁、歙县推广，其他各县都没有涉及到。1939年，安徽省建设厅在屯溪设立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负责管理和指导茶区茶叶产制、运销事宜。同年5月，茶叶管理处设茶叶合作指导团，指导茶农组织茶叶合作社，试图将茶农自产的毛茶联合加工精制，再联合运销出口，取消中间剥削。当年歙县组成87社，因进展速度过快，成分复杂，作用微弱。茶叶管理处又于1941年7月调整为15社，并分片组成大坑口、岔口、洲川3个合作联社。基层社专门从事茶叶栽培、采摘、初制，联社则设厂加工箱茶，每社各制箱茶1500箱[10]。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是全省的茶叶管理机关，规范了茶叶的产销事宜，尤其是茶叶合作社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生产规模的扩大。总之，在茶业管理机 构和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抗战时期徽州的茶业加快了发展，茶叶的产量也是逐步增加，茶业经济在抗战初期达到鼎盛，之后才逐渐衰落。茶叶的出口还换取了外汇，这无疑是有力地支援了抗战。为了加强徽州出口茶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建立了屯溪茶业公会，从而使众多茶叶生产企业有了一个共同的服务平台，也将众多小型茶叶生产企业凝聚成一个产业规模巨大的产业集群。屯溪茶业公会还从众多会员生产企业中，按茶叶出口量提取一定比例的资金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研究开发，用以提升徽州茶叶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改进出口茶叶的产品质量，确保了徽州出口茶叶产业的效益，促进了徽州茶叶产业集群的发展。
1939年9月11日，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皖赣办事处部分箱茶过秤单，从单据第262号至270号表明，9张过磅单统计有37000多斤出口茶叶是从深渡过磅装船交运的，这也说明了新安江船运是民国时期徽州“屯绿”茶叶出口的主渠道。这一时期，祁门红茶出口量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1940年《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民国)29年各县制茶者登记一览表》中，“祁红” 生产企业达350户，“祁红”出口茶叶生产能力达近85000箱，红茶生产企业自有流动资金达230多万元(洋)[10]；这一时期徽州茶商出口茶叶生产达到规模化是有其原因的。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国际贸易的需要，徽州茶商将生产茶叶的商号全部改为茶叶生产企业[11]。
抗战时期的屯溪是皖南第一大镇，属于休宁县管辖。屯溪因位于江、浙、沪沦陷区的后方，苏南、上海、南京等地的大批党、政、军、特机构相继迁入，京、沪、宁、杭、芜各地的商贾也纷纷前来经营，大量居民来此避难，一时人烟稠密，商业繁荣，成为皖南及浙西、赣北一带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抗战时期的屯溪，市场性质已从商品集散交换中心转变为消费型城镇，呈现畸形繁荣，被誉为“小上海”。随着众多机构、商贾、难民的迁入，屯溪的各种服务业大量增加。众多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的内迁，使得报纸、书刊的需求上升。
抗战时期是屯溪新闻出版业最繁荣的时期，但多数报刊的寿命不长。如安徽省茶叶管理处主办的《茶声》以及《安徽茶讯》刊物，分别于1940年、1941年在屯溪创刊。由于屯溪又是当时通往陪都重庆的主要中转站之一，官僚政客、豪绅富贾穿梭往来不断，酒楼、旅社应运而生。截止1943年，屯溪老街注册的商店有320家，登记的摊贩有126户，行商约有70户，涉及40多个行业[12]。茶市方面，抗战初期曾再度繁荣。自从1936年实行茶叶统制后，中央政府、安徽省政府和产茶重点县政府先后在屯溪设立10余处茶叶机构，以歙县、婺源、休宁三县为主的茶商纷纷来此开设茶号。1938年屯溪茶号有86家，遍及城区和黎阳、阳湖、柏树、长干磅、牌楼前和罗汉松等镇郊。这些茶号中制茶千箱以上的有23家，其中最大的两家是吴茂记和怡新祥，分别制茶2406箱和1990箱[13]。吴茂记开设在屯溪镇后街，经理是吴子安。恰新祥开设在观音山7号，经理为孙友樵。茶市的繁荣，推动了祁红、屯绿产量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分别在1939年和1938年最多。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抗日战争的继续，茶叶出口口岸先后被日军占领，加上长江水道被阻断，外销几乎断绝，屯溪茶市遂逐渐冷落，茶号也纷纷倒闭。总之，抗战时期徽州商业尤其是屯溪商业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畸形繁荣状况，是整个徽州经济发展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主要得益于抗战的特殊环境，如抗战爆发后，众多人口流入徽州，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商业走向顶峰，从而使徽州商业呈现出异常繁荣的状况。徽州地区的最大商业重镇是屯溪，因此，屯溪的商业达到历史顶峰的状态，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徽州整个经济的发展进步，如屯溪在当时获得“小上海”之称，也确实是因为它的商业繁荣。此外，黟县渔亭镇、歙县临溪镇的商业也比较繁荣。
四、抗战以后的茶业兴衰
抗日战争以后，徽州茶业经济是处于衰落的境地，茶业复兴工作进步不大，实际成绩不多。尽管广大茶叶工作者在抗战期间对战后充满一种美好的憧憬，可惜事与愿违，抗战的烽火才息，内战的枪声又响，当局先是忙选址接收，接着考虑运兵打仗，不久搞搬迁逃亡，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实在没有也无心考虑什么茶业复兴的计划。至于祁门茶叶改良场、屯溪试验茶场等，基本都是处于无领导状态，只有收缩，没有什么发展。至于徽州各地茶场、茶厂，至1948年下半年，到处都呈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动荡状态。
（一）茶叶种植由盛转衰
徽州的经济作物主要是茶叶，其产量在抗战初期仍然持续增长，1939年为35.08万担，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1940年以后，国内外市场销路受阻，茶农弃茶种粮，茶园大片荒芜，茶叶生产日趋衰落，产量只占以前的十分之二、三[14]。徽州茶叶包括祁红和屯绿，其中祁红产于祁门县，在1938年出口66000箱，1939年，祁红出口91000余箱，1940年则因茶季遭到了日军骚扰，出口有所下降，但仍有83818箱。屯绿产于休宁、歙县、祁门等县，自1938年开始由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统制运销，当年运出屯绿14万余箱。1939年，红绿茶改由贸易委员会安徽办事处收购，同年安徽省又设茶叶管理处协助办理，共收购红绿茶176000余箱[15]。具体而言，徽州各县均以茶叶为大宗，虽然也都有各自的经济作物，但茶叶经济情况却是大致相同。歙县1939年茶园面积有46.9万亩，产量达117500担[16]。1941年产珠兰花约40万两，主要运销沪、杭等地。菊花为歙县传统名特优农产品，因清代曾作贡品，又称“徽州贡菊”。
1944年，歙县徽州贡菊产量为500担[17]。黟县在1938年时期，茶叶产量达28万公斤。后由于内销减少，国际市场绿茶需求降低，再加上捐税加重，茶叶生产急剧跌落，大片茶园荒芜[18]。祁门县以茶叶为大宗。茶园面积在1939年为8.4万亩，1945年降至3.4万亩。茶叶品种以红茶为主，1939年时产量有4.99万担，为民国时期的最高水平。后来产量波动较大，到1945年仅产红毛茶1756担[19]。
（二）徽州绿茶概况
据统计，抗日战争前，外销“屯绿”年产量30万箱，抗战以后沪杭沦陷，外销产量遂逐年下降。1939年11月，休宁县茶叶同业公会统计茶叶产量有12.21万余箱，至1941年只有3.77万箱。1938年茶号（收购毛茶，精制后外销，产销一体）达287家，1941年则只剩29家。抗日战争以后，徽州绿茶外销市场转移于香港，至皖茶输出概由温、甬两海口。虽然政府为提倡生产，推展外贸，籍资易货还债，充裕资源。主要措施是由贸易委员会统制运销，并于产茶各省设立茶管处，主持茶政，四年的时间以来，皆为就地收购茶叶，然后在厂商方面制造完成，即由收购机关评价收买，然后运港出售。至于运销方面,数年以来，交通梗阻，运输延滞，销售停滞，茶农茶商交困已达极端。当时徽州绿茶售价，主要是由收购机关规定标准价格，给予正当利润。农商两方固感稳定，但如本年所定毛茶中心价格仅86元，而实际上食粮一项，当采茶时价为120余元，通盘计算农人采茶100斤，必须30个工，每工工资伙食等项约须法币4元，即采茶百斤实需成本120元，试与中心价相较，茶农必致亏本数十元之巨。如绿茶收购之中心价现定185元，较上年虽已提高，然亦不能适合其他工料骤昂之指数。与此同时，市场物价日高，资本势须增加，虽蒙政府明令举办茶贷，但每箱贷款数额仍系依照几年前的贷款额度，而近年来物价之飞涨，何仅超越所增数字，加之办理收购给发茶价莫不延滞，更不能若战前之随运随售，故资金周转大感艰难。总之，茶农茶商都处于劣势且利益得不到保障。
(三)祁门红茶概况
当时的红茶生产与销售情况均不乐观，主要是生产成本过高，以祁门红茶销售利益分配为例，主要有收茶成本，茶叶精制费用，税厘费用，运输费用，茶栈洋行收费等等。首先是红茶生产成本较高，需要费用为10858银两，占总成本53.326％。其中：毛茶成本（包括评茶人、登帐、秤租、房租、搬运费等）为10228银两，占总成本50.147％；其中子庄开支0.63银两，占总成本3.089％。
其次是茶叶精制费用，据统计，茶叶精制需要费用为3.139银两，占总成本15.390％（其中茶业员工费用1.712银两，占总成本8.394％）。另外，户租、材料成本1.427银两，占总成本6.996％（包括房租、柴炭、修理器皿、纸张、铅罐、木箱等费用）。三是税厘费用0.928银两，占总成本4.550％（包括厘金、常关税、附加捐、关税耗银等费用）。四是茶叶转运费用，需要0.618银两，占总成本3.030％（包括祁门至饶州，饶州至九江，九江至汉口等段费用）。五是洋行费用，需要3.419银两，占总成本16.763％（包括打藤钉裱、扣用扣现、修箱、每字补茶、样茶、压磅、税亏等费用）。六是茶栈费用，需要1.434银两，占总成本7.031％（包括钉裱、栈用出店、贷款利息、售茶代表旅费伙食等费用）。支出费用总计需要20.396银两，占总成本100％。如祁门红茶每箱售价为22.5～40.5两，茶商售茶成本每箱20.396两，茶商仍然是有利可图[20]。
再次是红茶销售成本：茶叶销售成本主要分为六大类，利益要在茶农、茶业员工、茶行、政府、运输人员、茶商、洋行、茶栈八大类机构人员中分配。茶商购买茶农毛茶成本虽有10.228两，占总本的50.147％。但是，茶农的收益很差，甚至是没有得到实惠，如果除去各种成本后，许多茶农会“亏巨”。因为该年祁门茶产量低，茶商收茶标准高，含水量少。同时，一担毛茶首先要打七五折，还有样茶2斤。另外，普通22两秤折合18两秤，一斤又被侵占了4两；一担毛茶被侵占了22.2斤。再加上出秤时每担毛茶又要扣5斤。这样，一担毛茶就被茶商扣去了45斤左右，折合每箱是26斤，合银4.603两[20]。这还不包括暗扣，付现抹零，高利贷剥削等等。
后记：流逝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早已拂去了战争的硝烟，但是，却无法平抑中国人民心中的巨大伤痕。因此，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忘记中华民族这部饱含血泪的屈辱史。
【注释及参考文献】
[10]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农业》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第41页。
[11]胡武林：《歙县洋庄茶经营概述》，《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黄山卷》，13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52页。
[12]周筱华，程秉国，《民国时期徽商与茶叶对外贸易》黄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1期第4页。
[13]汪瑞琦：《抗战时期的屯溪茶市》，《安徽文史资料全书·黄山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
[14]袁益诚：《皖南茶树更新全貌》，《复兴日报》，1945年4月,第4期。
[15]《皖南战时经济报导》，《安徽政治》，1942年,第23期。
[16]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农业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17]歙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歙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71页。
[18]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黟县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256页。
[19]祁门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祁门县志》，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7页。
[20]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农的经营状况(1840～1917)》《中国农史》2003年,第1期。
来源/《徽茶》2023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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