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一夜长灵芽。又是一年的春暖茶萌!
繁忙的茶季，早已在江南地区缓缓铺开，而武夷山却还在绵绵的春雨里沉睡，等待着谷雨后的厚积薄发。
这个以出产武夷岩茶和正山小种而闻名海内外的古老茶区，历代有无数文人墨客为之搜尽诗肠。而在77年前，因为一个人的到来，变得更加与众不同。
他，就是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
虽然只有短短3年多的时间，但在近代中国茶业史上却深具里程碑意义。
在这里，他创立了中国首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开启了“实业救国，科技兴茶”之路。他始终倡导“爱国、奉献、团结、创新”的茶人精神，带领科研人员对武夷茶的栽培、采摘、制作、化验等领域开展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并编撰了《武夷茶讯》《茶叶研究》《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等学术专著，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茶业的发展与振兴指明了方向。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闪烁着思想与智慧的光芒。
时光蹁跹，茶香依旧。就在他离开我们的第30个年头，在他曾生活工作过的碧水丹山间，建起了一座纪念馆。除了延续茶缘，寄托思念，还承载了一段值得铭记的峥嵘岁月。当我们回望、走近这段岁月时，能真切感觉到他的身影及思想与精神，从未走远，且历久弥新。
从万川说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让“二战”的硝烟弥漫到大半个亚洲及南太平洋地区。随着香港的沦陷，抗战大后方的出海口也被封锁。此时，由吴觉农、孙寒冰等人创办的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才刚刚迎来一周岁的“生日”。
然而，愈发艰难的时势，加之日益险恶的政治处境①，重庆恐怕不宜久留。
海上通道的堵塞，茶不再是“那些无止境地贪婪地发国难财的官商们的争夺对象了”。销路阻滞，茶园荒芜，茶业凋敝，不论目睹，还是耳闻，对于视茶业为自己“第二生命”的吴觉农来说，心情是无法平静的。时任民国政府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邹秉文正拟筹设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和茶叶、桐油、蚕丝三个研究所，为战后扩大外销奠定基础。邹氏曾为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与吴觉农亦师亦友。吴觉农在商检局工作期间，就深得邹的赏识。无疑，筹建茶叶研究所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在邹氏的鼓励下，吴觉农将复旦大学茶叶系(科)托付给胡浩川②后，就动身离开重庆，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施展他“振兴华茶，造福农民”的抱负。
其实，早在1941年春天，吴觉农就曾带领他的技术团队，一路跋涉到浙江衢州，在一个叫万川(今属柯城区航埠镇)的山村里设立了“东南茶叶改良总场”。他们的到来，给这个美丽宁静的浙西小村庄带来了勃勃生机。技术人员一边开展茶树更新运动，一边联合“中茶公司”③、“国家银行”茶贷部门开展制茶合作运动，让茶农们实实在在地受益。
也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吴觉农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东南茶叶改良总场已获准改组为财政部贸易委员茶叶研究所，由他担任所长，所址就设在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武夷山麓的企山。
青年时代的吴觉农
天赐“良缘”结武夷
偌大的中国茶区，为何独钟武夷?
殊不知，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所址，吴觉农也是煞费苦心。当时，作为抗战后方的云、贵、川西南三省都有生产少量茶叶，云南的佛海(今勐海县)、顺宁(今凤庆县)及四川灌县已设有茶厂，贵州湄潭县还设有茶业改良场，而且以大叶种制作优质红茶的技术也颇为成熟，因而后方是较为理想的选择。然而，当时出口茶几乎来自东南各省，而佛海、顺宁又地处边境，交通很不便利。更关键的是，盘踞一方的地方军人势力也不允许设置中央性质的机构。几经比较权衡，吴觉农还是把目光转向了东南茶区。
都说一泡好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与人和，茶叶研究所也不例外。1941年，当他再到东南接洽推行茶树更新计划并联系勘定所址时，一个机遇的出现，让困扰已久的所址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其时，正值崇安“福建示范茶厂”改组。该茶厂成立于1939年9月，由福建省政府与中茶公司联合创办，张天福任厂长，庄晚芳任副厂长、吴振铎等任茶师，林馥泉王学文和陈椽分别任武夷所、星村所和政和所主任。下设岩茶制所2个、内山岩厂12个，并建有机械初、精制茶叶加工厂。
这，无异于天赐良机。
武夷山产茶历史悠久，自唐代起，就产有腊面茶，宋时成为北苑贡茶的主产区之一，元代朝廷曾在此处设“御茶园”。明清时代，以武夷岩茶为代表的乌龙茶、以正山小种为代表的红茶也是在这里滥觞。而且，这一带茶场众多，奇种、名丛品种资源也非常丰富。
望着巍峨的厂房、散落于山的岩厂和企山广阔的茶场，吴觉农的心中早已有了明确的答案。经省府同意，茶厂厂址及所属茶场、设备均由茶叶研究所接管。“在烽火遍地的当时，确实是一个十分理想和非常适宜的所址。”回想起当年的情形，他在字里行间仍掩饰不住欣喜之情。
接下来的事件，就更充分地证明了吴觉农的慧眼独具。1942年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铁蹄踏遍了浙西，金华、衢州等地相继沦陷。万分危急之中，研究所的人员、资料与设备都已安全地转移到了武夷山而免于战火。
6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终于在武夷山落地。
王泽农
困难重重
场地有了着落，人才引进与设备购置这两个问题又摆在了吴觉农的面前。
1941年，张天福与崇安福建示范茶厂部分职工登上大王峰(右二为林馥泉，曾任示范茶厂武夷山制茶所主任)
设备尚可因陋就简，而人却是万万不可缺。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险阻的情况，从各方邀请各学科的专家来建设研究所根本不可能。
就当吴觉农为此一筹莫展时，许多师友、学生纷纷向他伸出了援手。譬如，浙大老教授蒋芸生，在吴觉农的敦请下，毅然辞去福建永安园艺改良场的职务，来崇安任副所长。曾留美的农学界老前辈，也欣然前来加盟，担任研究员。还有叶作舟、汤成、王泽农、朱刚夫、陈为桢、向耿酉、钱梁、刘和洲、庄任、许裕圻、陈舜年、俞庸器、尹在继等一大批有志于复兴中国茶业的专家、教授，在战事日渐扩大、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来加入研究所的科研团队，令吴觉农甚为感动。曾是科研骨干之一的钱梁在追忆这段经历时，将吴觉农比作“三顾茅庐”的刘备，其求贤若渴之心，可见一斑。
茶树是任何一种茶的最初形态，也是最令吴觉农魂牵梦萦的嘉木
研究所创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推行茶树更新运动。茶树是任何一种茶的最初形态，也是最令吴觉农魂牵梦萦的嘉木。早在1922年，他就对国外学者信口否认“中国是茶的原产地”的谬说表示愤慨：“在学术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事情，实在无过于此了!”他还深情地说道：“茶和中国是形异而义同的，中国当然是一个无可辩驳的茶的国了。”(《茶树原产地考》)
武夷山“中央茶叶研究所”纪念亭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其目的有二：建设现代化茶园和救济茶农。尽管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战事吃紧和经费缩水两重困难，但茶树更新还是在浙、闽、皖、赣4省的11个茶区，20多个县的147个乡镇得到了推广。3年时间里，共更新茶树1000多万丛，培育茶苗200万株，并完成4省外销茶区的土壤调查。然而，这项计划终因负责经费的中茶公司当局的贪腐与漠视而不幸夭折。
点燃科技的星火
《茶叶研究》
从研究所创立的第一天起，吴觉农对它就充满了信心：“讲到本所所负的使命，比较别的更有前途。因为别的研究机构和业务机构都没有配合，工作都是单独进行，我们的事业则在中央实施茶业编制以来，已形成了直的一个体系……现在则是集体研究，一有结果，便可交各省的研究及业务机构推行，所以这是最进步的，最合乎联系性的。”(《茶叶研究所的工作方针》，1942年9月28日)
吴觉农的自信来自他背后那批总是默默支持他的老战友们。在吴觉农主持下，科研骨干们卯足了劲，拧成了一股绳，在战火纷飞的危境中点燃了中国茶业科技的星火。1942～1944年，研究所从栽培、制造、化验和推广四个方面展开，在武夷茶区名丛培育、新品种推广、茶园建设、土壤化验、生产制作等方面成果颇丰，为武夷山乃至中国近代茶业科研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 (1)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 (2)
1943年，吴觉农在走遍武夷山山水水后，撰写了《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书中，他对武夷茶区的环境、武夷茶业兴衰进行系统的概括和详致的阐述,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武夷茶区整理的目标与实施办法。对于武夷山茶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他还高瞻远瞩地提出“光大武夷”的构想。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可谓相当超前，且鲜活依旧，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如倡导茶与旅游相结合(“修建胜迹”、“招揽游客”)、保护茶园生态(“培养林木”)等等。
副所长蒋芸生带领研究人员，通过品种观察、单株选育的方法确定了不少茶树品种和名丛，以杂交、压条、扦插等方法繁育了多个茶树良种，并针对茶树遗传因子及茶花杂交方法等做了大量工作。
茶叶研究所出版发行的学术刊物及专著
武夷所主任林馥泉经长年调查、走访、收集资料，编写了《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1943年)一书，成为研究武夷岩茶的经典力作。
茶叶研究所的学术成果，《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武夷茶岩土壤》、《武夷山的茶与风景》
吴觉农还组织土壤专家王泽农深入武夷岩茶产区对土壤进行了调研。王氏的研究成果《武夷茶岩土壤》，至今对武夷茶岩土壤、茶树生长、岩茶品质差异等方面的研究仍有重大的学术价值。陈舜年、徐锡堕、俞庸器、向馨合著《武夷山的茶与风景》(1943年)，则以优美的语言向读者们展现了武夷山水茶交相辉映的风采。
研究所创立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推行茶树更新运动
在武夷山工作期间，吴觉农还请钱梁、陈舜良筹备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美国威廉•乌克思著)的翻译工作
除开展试验研究外，吴觉农亦是笔耕不辍。由他衢州创办的《万川通讯》，迁往崇安后更名《武夷通讯》半月刊，成为向全国介绍茶界新动态的信息窗口。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茶叶研究》《茶叶研究丛书》《科研报告》等学术刊物刊登最新科研成果，并有不定期刊物6种、研究报告7种、调查报告12种，宣传小册子6种。应特别指出的是，1944年秋，他邀集了全所研究人员对战后茶业建设进行了深入研讨，在建设方针、生产、制造、贸易、茶业经济和茶业金融、茶业行政、茶叶研究与推广七个方面做出了全面细致的规划，写成5.4万字的《战后茶业建设计划草案》，刊发在《茶叶研究》第3卷上。这为后来新中国茶业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让武夷山及武夷茶在中国茶业复兴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这也再一次突显了他思想、行动之超前，令人钦佩。此间，吴觉农还请钱梁、陈舜良筹备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All About Tea》，美国威廉·乌克思著)的翻译工作。
武夷一家人
虽然日寇肆虐，但崇安还是颇为安宁的。除本所职工和少数家属外，日常生活几乎被科研所占据，可在茶研所这个大家庭中一起生活工作，大家并没有什么落寞之感，更何况搞科研本身就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
身为茶研所一把手的吴觉农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非常关心职工的业余生活。据吴觉农次子吴甲选回忆，因为生活单调，吴觉农规定，全体职工每两三周就组织一次晚会活动，并邀家属参加，“清唱京剧、越剧、说笑话讲故事及其他的即兴表演，欢歌笑语各显其能。在这战火纷飞，颠沛流离的年代，有这样一处祥和安定的‘世外桃源’，大家‘相濡以沫，相煦以湿’，形成了一个友爱的大家庭。”
吴甲选在参观纪念馆时，在一张老照片前凝视了许久，照片勾起了他当年在武夷山生活的美好回忆
在照顾“大家”的同时，他也不忘“小家”。自抗战开始，夫人陈宣昭和吴家四兄妹④就跟着吴觉农四处奔走，居无定所。吴觉农在崇安建所安定下来后，家小也从上海出发，通过无锡、溧阳一带日军哨兵林立的封锁线，经安徽屯溪等地抵达，团圆。
这个坐落在碧水丹山间的新家，给吴甲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母亲带我们到达崇安后，我们同叶作舟伯伯同住一座房，房屋前有一条小溪，后面竹篱笆外是通往赤石镇的小路，房屋旁的山岗上有一棵百年的大松树，山风吹来，松针哗哗的响声，发出像潮水一般的松涛。我们很爱这个重新团聚的家。”
吴甲选张素娟夫妇在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像风景那样田园牧歌，尤其是在战时，条件还是颇为清苦的。且不说伙食简单，还缺医少药，一般的头疼脑热都要到赤石“供销总社东南分处”去看。如果遇到大问题，就要跨省去医治了。1943年，在邵武中学读书的吴甲选放寒假回家，不小心被狂犬咬了。吴觉农深知，这片刻都不能耽搁，立即动身带儿子搭车去桂林治病。返闽时，吴觉农把两个儿子托付给了学生陈君鹏。临别前夜，他对儿子们说：“抗战就快胜利了，但日寇必然要做最后的挣扎，不排除他们会大举进攻广西，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后来，果不其然，日寇一路向西逼近，兄弟俩随着陈君鹏沿漓江下游逃避，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上海。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响彻了全国，而茶研所及如火如荼进行的科研却在喧腾的凯旋歌声中戛然而止，曾二度更名的《茶叶研究》(前身为《武夷通讯》，再前为《万川通讯》)也宣告停刊。短暂的武夷岁月，令“大家”和“小家”的所有家庭成员都难以忘怀。在《茶叶研究》的暂别词中，吴觉农依然热情饱满地说：“本所结束了，但不是死亡，而是更新。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不会停顿的，我们这个刊物也不会终止的……这不是永别，我们还会相见的，我们一定会重见的。”
后记：不止于怀念
位于星村镇的吴觉农纪念馆
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开馆仪式
中日韩茶道联合会咨问为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开馆题词
2019年3月18日，历时三年的筹备，当代茶圣吴觉农纪念馆武夷山馆在星村镇福莲生态茶庄园正式开馆。吴甲选张素娟夫妇同沪闽两地的茶人，出席了开馆典礼。这是位于上海的吴觉农纪念馆在全国开设的第一家分馆。
晚年的吴觉农
上海吴觉农纪念馆馆长许四海说，“在中国，至少有三位与茶有关的人物被当之无愧地誉以为圣者一一神农、陆羽和吴觉农。他们分别引领着源远流长的中国茶叶文明之历史进程的三个阶段——茶的发现、茶的兴盛和茶的现代化。”
纪念馆里的吴觉农塑像
纪念馆内景
展览馆设了武夷山专区，来呈现吴觉农及科研人员在武夷山的峥嵘岁月
诚然，以吴觉农为代表的现代茶人展示了与以往传统茶人不一样的文化面貌，是他们开启了中国茶业的现代化进程，而“科技兴茶”正是茶业现代化的标志与核心所在。
92载的馨香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页页被缓缓打开，供我们细细品读
反映吴觉农事茶人生的重要节点时间轴
循着吴觉农一生的时间轴，漫步纪念馆。92载的馨香人生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一页页被缓缓打开，供我们细细品读。当读到武夷山这一“章”时，仿佛时空发生了错落交织：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吴觉农和他的战友们也一定走过!
上海吴觉农纪念馆馆长许四海向武夷山馆馆长魏莉宁赠送珍贵的《茶叶研究》
吴觉农当年用过的随身钢笔
吴觉农的茶学思想与茶人精神，具有跨时代甚至跨国界的影响力。武夷山馆馆长、“80后”茶人魏莉宁在接过吴甲选馈赠的吴觉农随身钢笔时说：“吴觉农在武夷山生活工作过四年，这段历史恐怕鲜为人知。我们创设纪念馆的初衷不只是为了呈现这段历史，让人们去了解去铭记。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让他的茶学思想和茶人品格，在这里得到传承，并且发扬光大。”而远在法兰克福的“茶道——中国茶与艺术中心”创始人、德国中国茶文化国际交流会会长盖哈德·塔姆也在第一时间发来的贺电中满怀崇敬地说：“在推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我深深地被吴觉农先生的思想所吸引，被吴觉农先生的精神所鼓舞。”
茶人精神，代代相传。
吴甲选夫妇同武夷山茶人在纪念馆前合影留念
链接1：吴觉农隽语
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会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罢!——《中国茶业改革方准》(1921年)
茶叶在中国，是具有最大前途的，不要说世界的茶叶，我们是唯一的母国，而我们生产地域之阔、茶叶种类之多、行销各国之广，以及特殊的品质之佳，是各产茶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复旦茶人的使命》(1941年)
要养成科学家的头脑，要有宗教家的博爱，要有哲学家的修养，要有艺术家的手法，要有革命家的勇敢，要有对自然科学、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综合能力。——1942年11月30日在茶研所的演讲
链接2：“当代茶圣”吴觉农人生的九个“第一”
1921年，撰写《茶树原产地考》，首次权威论述了中国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1921年，撰写《中国茶业改革方准》，首次提出振兴华茶的改革方准1931年，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标准《出口茶叶检验标准》1940年，在复旦大学设立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系科1942年，在武夷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1949年，自费出版了世界茶叶巨著《茶叶全书》的中文版1949年，出任新中国第一家国营专业公司——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1979年，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研究《茶经》的权威著作——《茶经述评》1987年，首倡创建了中国第一家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
注：①吴觉农对共产党一直很拥护，这种“左派”作风为国民党所不容，孔祥熙曾怀疑他是共产党。②胡浩川(1896-1972)茶学家、制茶专家，中国现代茶业奠基人之一。曾参与筹建祁门茶叶改良场并任场长，助推祁红国际市场，并与吴觉农合著有《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他也曾任复旦大学(重庆)茶叶系教授和系主任，培养了首批茶学高级技术人才。③即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37年5月，是我国最早的官商合办公司。吴觉农曾先后任该公司协理、总技师及技术处处长。④吴觉农陈宣昭夫妇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吴重远，次子吴甲选，长女吴谷茗，次女吴肖茗。两个女儿皆以“茗”取名，可见吴觉农对茶的深爱。
(注：本文为“只此青绿 觉农·翠茗，一杯新茶敬茶圣”主题征文活动三等奖作品。)
来源：茗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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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道的精神内涵大致可分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务实派，以及“琴棋书画诗歌茶”的务虚派。务实和务虚，在这里是中性词，没有特别的褒义，也没有特别的贬义。但反映的是目前中国茶文化的两个走向。
2020年10月初，一句“我在福建时，我主要喝工夫茶”。将工夫茶再次推到热点上。大家在讨论工夫茶的起源、形式时，都忘了工夫茶的精神内涵是什么。队长以土生土长的闽南人和多年的茶业经历看，中国茶道内核，不仅是务虚层面的精神享受、自我探索，更是务实层面的——以茶为媒，茶和天下。
说起工夫茶，大家会想起的是闽南工夫茶、潮汕工夫茶。根据历史资料，潮汕人多数是从闽南迁徙过去的，可以说是闽南人的根，所以在探讨共工夫茶精神内涵时，我们不妨再去闽南地区走走。
闽南工夫茶的范畴，与现在的行政范畴有点不一样，它以福建省的泉州、厦门、漳州为主，也包括莆田、三明的部分区域。工夫茶，历史上也是一些武夷山红茶、乌龙茶的商品名。这里主要指的是一种有讲究的的泡茶方式。
队长认为，这与18世界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有关。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知名的海外华人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专家庄国土介绍：
在18世纪以后茶叶成为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时闽南商人是国内生产和营销出口茶叶的主要组织者。清代闽南海商不仅活跃沿海和远东水域，赴闽北经营茶叶贸易的还是闽南商人。清代中期闽北崇安茶市中“负贩之辈江西、汀州及兴泉人为多”闽南商人将茶销往苏州、粤东、厦门等处。
茶叶出口贸易的兴盛，使得产业分工更加细化、专业，当时从事茶叶贸易的有负责对接产地的农户、有负责对接外国买家，还有赚取介绍费的中间商，以及办理金融贷款、担保等一系列环节和工种。
东京大学博士、台湾淡江大学副教授陈慈玉在《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里提到两个细节，一个是福州商人在采购时采用惯例预付款模式，先只交一部分货款，而厦门的商人则预先支付茶款（全款）与武夷山的茶户，一个是买办者需要迎合购买者的口味选茶甚至是合作生产。
第一个细节说明闽南人为什么可以成为茶叶生产和营销出口的主要组织者，第二个细节则说明茶叶出口贸易与现在的销售形式基本一致，需要试喝。前面说了，清朝的袁枚原本不喜欢喝武夷岩茶的，觉得浓苦似药，后来尝试过僧人用工夫茶泡的岩茶后就“黑转粉”，爱上了武夷岩茶。这种工夫茶泡法简直就是为当时的茶商量身打造的，不但有助于提高销量，还方便多人共饮，闲时又能借茶解闷。
不妨大胆联想，18世纪中期的某个洋人来到泉州，想要采购一批乌龙茶，但是面对中国人都分不太清楚的茶类，他觉得还是直接喝喝看再说吧。此时闽南人已经习得工夫茶泡法，一番骚操作后，洋人怀揣着对茶叶的无比敬意，小心翼翼地捏着精致的茶杯，啜一口后，连连夸赞好喝。忙碌了一天后，这位闽南茶商瘫在椅子上，一手夹着烟斗，一手抓起紫砂壶给自己也泡了杯茶。周边的同行陆续汇集过来，边喝茶边分享今天的生意心得。就这样，这种画面像是基因复制一般，一代代传了下去。
工夫茶作为一种形式、一种媒介（工具），本质是追求和气、合作。
在现代，工夫茶泡法也主要用在商业场合里。队长小的时候，家里并没有工夫茶具，甚至不少朋友家里也没有。真正户户有茶具的，是做生意的人或者事茶者。这也是队长认为，闽南工夫茶的兴起与盛行是以经济层面的需求为主的原因。这种需求并不是务虚的文人风雅，而是务实的做生意兼顾休闲。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知名的海外华人研究和东南亚研究专家庄国土认为，闽南人文精神特点包括：重商、务实。
闽南地瘠民稠。戴云山之东南至海多为丘陵山地除漳州平原外多为赤土黄沙。严酷的自然环境，移民的生存意识，孕育了闽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在中国帆船与荷人之间从事茶叶交易的多是当地闽南籍华商。乾隆24年清朝实行广州一口贸易制度，茶叶需从广州出口，行商独享茶叶出口业务。当时著名的广东13行中，闽南籍占半数以上，包括两个最著名的行商伍浩官（Howque）与潘启官（Punkgeque）。清代闽南商人组成了内陆茶商、行商、海商、海外华商的贸易网络，在19世纪中期以前控制了中国茶叶输出。
只有先活下来，才能谈别的。闽南工夫茶正是秉持着这种务实的生存理念，从18世纪的茶商手上一代代传下来，并形成一种精神特征。
直到今天，闽南人开店，即使不是茶叶店，也会设置一张泡茶桌，繁或简、奢或陋因人而异，但一定会有。不论是街边店铺还是5A写字楼，几乎每个店铺（公司）里都能看到工夫茶具。即使是曾经不爱喝茶的年轻人，一旦自己做生意了，慢慢就会接触茶并爱上茶。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十有八九会回答：“客人来了才能泡茶啊。”从这里你就能看出，不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工夫茶都是闽南人做生意的必备道具。那为什么要用工夫茶？因为工夫茶作为一种媒介、工具，具有很强的社交属性。
心理学研究表明，通过一系列有序的动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平整情绪，从而得到放松。初次见面，或者不太熟悉的人，彼此坐下来先喝喝茶，拉近了心理距离。再聊聊天，聪明的商家从聊天内容就能捕捉到顾客的喜好、诉求，有了这些铺垫，再谈生意就更容易成功。即使生意没做成也没关系，“买卖不成仁义在”，你出门时店家还会热情地送到门口说：“有空来泡茶。”
这就是闽南人追求和气、合作的精神折射在茶道上的具体表现。
（在闽南地区，很多商铺都摆设有工夫茶具）
中新社曾发文：茶是中国文明的象征，“茶”字解开就是人在草木间，处在草木间的人，难免会有磕碰有摩擦。但只要存异尚和，秉承“和而不同”的理念，就可以找到最大公约数。因此茶之道也象征着中国人崇尚的与世界相处之道，“以茶为媒、以茶会友”，恰是交流合作、互利共赢诚意的一种表达。
这种文化的诚意表达恰恰与闽南工夫茶的务实、合作精神不谋而合。
链接：
关于工夫茶泡法的起源资料
1766年，永安知县彭光斗，在其《闽琐记》中记载：余罢后赴省，道过龙溪（今漳州），邂逅竹圃中，遇一野叟，延入旁室，地炉活火，烹茗相待，盏绝小，仅供一啜，然甫下咽，即沁透心脾，叩之，乃真武夷也，客闽三载，只领略一次，殊愧此叟多矣。
1786年，清代袁枚在《随园食单·茶·武夷茶》提到了武夷山僧人冲饮茶叶的情景，虽然没有明确提到“工夫茶”但其特点与工夫茶基本一致——泡饮、小杯、乌龙茶。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然.丙午秋,余游武夷,到漫亭峰天游钥者处,僧道争以献茶。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之后,再试一、二杯。令人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
明确提到“工夫茶”的是嘉庆年初（约1801年）俞蛟所写的《梦厂杂著·潮嘉风月》：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嘴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夕!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志,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唯杯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档、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档,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
施鸿保的《闽杂记》（写于1845-1858年）写道：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茶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曰孟公壶，杯极小者名若深杯。茶以武夷小种为尚，有一两值番钱数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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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9日的清晨，我同梅先生到了北京，住在李铁拐斜街远东饭店。那天晚上，晚风透进了纱窗，把一天的暑气都吹散了，使我们恢复了旅途的疲劳，感到头目清明。我们两个人对坐在沙发上，沏了一壶东鸿记的茉莉双薰慢慢地喝着。”
这是许姬传先生写于《舞台生活四十年》书中的一段话。文中的“梅先生”，就是京剧大师梅兰芳。二位聊天时喝的茶，是东鸿记的茉莉双熏。东鸿记茶庄的旧址，位于前门外大栅栏东头路北。想当年，那可是北京城最高档的茶庄之一。像梅兰芳先生这样的社会名流，买茶时的首选必是这一家。现如今，北京城知道“东鸿记茶庄”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至于老二位喝的茉莉双薰，恐怕京城爱茶人也很陌生了。
旧时繁华的大栅栏，曾经茶叶店吴德泰、张一元、东鸿记、西鸿记均位于此。何大齐绘
喝茉莉花茶是粗鄙?
中国名茶种类繁多，老茶庄的包装上动辄就是“兴国岩茶”、“密云翔龙”、“太平嘉瑞”、“洞庭碧螺”、“景谷普洱”等等不一。可实际上销得好的，不过是花茶、清茶与红茶三类而已。这其中，自然还是花茶最受欢迎。梅兰芳先生，祖籍本是江苏，口味上也偏向南方。北京淮扬菜的老字号玉华台，就是梅先生经常光顾的饭庄。可别看他吃饭口味清淡，但喝茶还必须是花茶才行。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北京水质偏硬所致。就是再上等的龙井香茗拿北京的水一沏，也是汤色黯淡、索然无味了。只有茉莉花窨制的香片，开水一沏真是沙口解渴，醒酒提神，一时愁尽，两腋生风。再加上茉莉本身清香无比，本身就有开窍醒脑的功效。所以茉莉花茶提神明智的功效，比一般绿茶要强很多。
民国时期东鸿记茶庄铁皮茶叶罐。(作者自藏)
现如今，有些人总认为北京人爱喝的茉莉花茶粗鄙，这其实是一种偏见。要知道，老北京茶庄的茉莉花茶制作相当繁复。含苞待放的茉莉花，一层层搅拌进上等的绿茶当中。一到夜里，茉莉花苞依次绽放。而那一股股清甜的香气，则就浸入了茶坯当中。所以茉莉花茶香入茶骨，绝非香精茶能比得了。
像梅先生光顾的东鸿记，最拿手的茉莉双薰就更讲究了。所谓“双薰”，即表示此茶是加倍熏制的工艺，就像中药里的“双料”是一个意思。今人常常将“双薰”解释为熏制两次，那可是大差离格了。要知道，上等的茉莉花茶熏制五六次都不算新鲜。只熏两次，那可不是东鸿记茶庄的出品要求了。
现如今的北京人，大都对东鸿记茶庄非常陌生，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东鸿记便告歇业，过早退出了北京的茶叶市场。但提起东鸿记的资方瑞蚨祥，想必就是人尽皆知了吧?话说至此，也许会不禁引起大家的疑问：瑞蚨祥是鼎鼎大名的绸缎庄，位居老北京“八大祥”之首，什么时候又改卖茶叶了呢?其实您有所不知，卖茶叶还真是瑞蚨祥的老本行,瑞蚨祥绸缎庄与茶行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瑞蚨祥西鸿记绸缎店广告
瑞蚨祥孟家的百年茶缘
老北京曾有“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的说法。这几家老字号，在旧京都极其出名。尤其是瑞蚨祥绸缎庄，影响更是遍及京津冀乃至华北各地。那时“瑞蚨祥”三个字就和如今的奢侈品牌差不多，穿在身上既高贵又时尚。
瑞蚨祥的东家，是山东章丘旧军镇的孟氏家族。孟家在晚清民国开设的绸缎庄很多店名都有一个“祥”字，如瑞林祥、瑞生祥、瑞增祥、庆祥、谦祥益、益和祥、隆祥、瑞蚨祥等。时人通称为“八大祥”。据说孟家的先祖，早在明代就是大富商。但年代久远，已无法考证。新中国成立初期，据两位在瑞蚨祥服务了五十年以上的老员工谈，清代嘉庆年间孟家在山东的买卖已很成规模。当时的字号是“万蚨祥”，一个门脸里有五个柜，经营铁锅、棉布、丝绸，还附设金店，经营钱庄业务。
在清嘉庆年间，孟家分为四房，即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矜恕堂。原先祖上的土地是共有的，周村万蚨祥的买卖也是共有的。随着财富的积累，孟家四房就开始各自向外发展。按今天的商业用语说，就是在总公司的基础上再开设若干子公司。首先是三恕堂在济南开设了庆祥布店，以后又在天津、保定开了分店。接着其恕堂和容恕堂在济南、北京、沈阳开设了瑞生祥钱庄、瑞增祥布店;矜恕堂在济南开设了泉祥茶店和瑞蚨祥布店。以后三恕堂、其恕堂、容恕堂相继衰落，只有矜恕堂一枝独秀大发财源。
所以矜恕堂孟家的商业版图，一直就是分为瑞蚨祥与泉祥两个系统。其中瑞蚨祥系统主营布业，而泉祥系统主营茶叶。泉祥茶庄，并不是一家茶店，而是一个庞大的商业系统。我这些年陆续收到过几十件泉祥系统的茶叶包装罐，根据上面的信息，大致梳理出了泉祥的商业版图。首先是泉祥茶店，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开设在山东济南西关估衣街。后来买卖越做越大，泉祥也就走出了齐鲁，逐步进军京津冀。
孟家先是在天津锅店街设立了泉祥鸿记总店，又在天津英租界设泉祥鸿记分店，目的是与天津大茶庄正兴德分庭抗礼。在北京最繁华的前门外大栅栏，泉祥又设立了东鸿记茶庄、西鸿记茶庄两个商号。至于泉祥的大本营山东省，开的店铺就更多了。例如在青岛市高密路设立了泉祥茶庄，在烟台设鸿记栈茶庄，在周村设泉祥茶庄。在济南除西关估衣市街有泉祥茶庄老号外，还在院东大街设泉祥鸿记东号，经二路纬三路设泉祥西号，院西大街设鸿记茶栈(日伪时期迁移至经二路纬五路，改称泉样鸿记茶庄第一支店)。以后，在经二路纬九路西购妥房产，准备再设纬九路分店，终因“七七事变”爆发而被搁置。由此可见，孟家其实相当善于经营茶叶。只是瑞蚨祥后来成了享誉京城的“八大祥”之首，以至于孟家的茶叶生意反而渐渐为人所遗忘了。
孟家经营的茶庄，到底是如何成功的呢?原来泉祥在创业初，实行两条腿经营的思路，既做茶叶生意，也经营杂货。由于杂货业竞争激烈，毛利实在太薄，所以后来就专心于茶叶板块了。早期的泉祥主营来自皖西地区的黄大茶、绿大茶等品类，非常受老百姓的欢迎。泉祥茶庄竟然靠黄茶起家，今天的爱茶人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的确，时至今日黄茶被人视为珍品，价格更是动辄几千元一斤。其实黄茶分为三类，即黄芽茶、黄小茶和黄大茶。像君山银针、蒙顶黄芽这样的黄芽茶，历来产量极低，价格更是不菲，绝非寻常人家享受之物。但像皖西黄大茶、广东大叶青等黄大茶，物美价廉，适合大壶闷泡，早年间就是百姓的口粮茶。尤其是山东地区，一直保留着饮用黄大茶的习惯。
当然，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孟家茶庄经营的茶类也越来越多。笔者收藏有一份上世纪三十年代天津泉祥鸿记茶庄的价目表(长270mm，高210mm)，其中罗列经营类目为：“茉莉香茶小叶”、“茉莉香茶大叶”、“清素嫩茶”、“珠兰花香茶”、“红茶杭菊花”、“苜莉香茶末”六大类共计129个花色品种。而在另一张泉祥鸿记茶庄的价目表中(长225mm，高210mm)，更是分为了“茉莉香茶小叶”、“花碧螺类”、“茉莉香茶大叶”、“茉莉香茶大方”、“茉莉香龙井”、“清素嫩茶”、“素碧螺类”、“素六安茶小叶类”、“素六安茶大叶类”、“细珠兰香茶”、“珠兰大方茶”、“细红茶类”、“大红茶”、“普洱茶”、“菊花类”、“苜莉香茶末”十六大类，共119种花色。茶类齐全的程度，就是今天的一般茶庄也望尘莫及。
孟家茶庄的成功之道
这么多的好茶，都是哪找来的呢?其实不管是泉祥的价目表还是茶叶罐，都会在醒目处表示“自设茶厂福建、浙江黄山、竹岭、六安”的字样。这不起眼的一行字，就揭示了孟家茶庄的成功之道，即深入产区把控货源。我曾听山东、北京两地茶界的老前辈们，聊起过不少孟家茶庄里高手的故事。例如当时孟家请来负责南方业务的经理叫李竹轩，常驻福州南台制茶厂，亲自指导收购、加工、调运等事宜。李竹轩对窨制茉莉花茶经验丰富，技术高超，在同行中久负盛名。他经营上素有稳准的特点，所以孟家经营的花茶不但成本低质量高，而且货源丰富稳定，从不会脱档断供。众所周知，茉莉花茶是华北最受欢迎的品类。把控住了花茶的生产，茶庄的生意就算成功了一半。另一经理马镇南也是能人，他对选购素茶坯有丰富的审评经验和极高的鉴别能力。他对茶叶春采或秋采，产地和茶质，一经观察和冲泡品尝，即可准确地判定好坏。泉祥派马镇南常驻杭州，当地茶行经纪人知道他的水平高，从来不敢稍有欺骗。因此泉祥在江浙总能收到正路货色，而且价格合理，利润空间较大。
孟家旗下的各大茶庄不仅茶叶种类齐全，而且价位也涵盖了高、中、低不同的档次。从上文提及的价目表中我们可以获知，其中既有售价二十四块大洋一斤的顶级龙井——狮峰奇品，也有售价大洋九角六分的口粮花茶——双窨毛峰。换句话说，泉祥鸿记既能满足高档消费的需求，也乐于做平民百姓的生意。您说这样的生意，能不红火吗。现如今一些茶店，茶叶价格标的愣贵，动辄就是大几千甚至数万元一斤。您要找几百一斤的茶叶，人家会淡淡地回复您一句：我们家不做那种给大众喝的茶。言外之意，人家的客户非富即贵，咱们老百姓就不该进门。殊不知，不立足大众，不回归生活，这茶叶生意是做不长久的。单从这一点来说，老茶庄有太多值得今日商家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了。
激烈的商业战斗
孟家的茶叶生意，全盛时遍布京津冀乃至华北各地。其中孟家在北京的茶叶生意，又是起于何时呢?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孟家在前门外大栅栏中段开设了鸿记皮店，主营皮货新衣，同时兼营茶叶。笔者收藏有一只“鸿记茶庄”的铁皮贴纸茶叶桶，上面写的地点与鸿记皮店相同。由此可见，瑞蚨祥孟家在北京最早的茶叶店应叫“鸿记茶庄”，是附属于鸿记皮店的门市。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事，北京亦人心惶惶，很多企业都不敢经营，甚至倒闭。唯独瑞蚨祥，不只照常营业，而且还在大栅栏尽东头开设了鸿记茶店。1918年，孟家又扩充了皮店生意，并将原先依附于皮店经营的茗茶业务分离出来，又新开了一个茶店。这样一来，孟家在前门外大栅栏就有了两家茶店。为了加以区别，位于大栅栏东头的便称东鸿记，而位于大栅栏西头的则称西鸿记。人们从东口进大栅栏，马上能看到东鸿记。若是从西口进大栅栏，便能遇到西鸿记。您瞧，合着只要逛大栅栏，就一定会从孟家的茶叶铺经过。大栅栏是老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孟家的茶叶店也就占据了最好的商圈，生意自然红火。
但孟家开设东西鸿记茶店，可不单单是为了卖茶，更是为了击垮谦祥益绸缎庄。茶叶铺，怎么能挤倒绸缎庄呢?原来当时和瑞蚨祥竞争最为激烈的商家，就是谦祥益。谦祥益也是八大祥之一，东家也姓孟，而且同属山东章丘旧军镇人。就全国范围来说，这两号的实力势均力敌。因此，两家之间的商业战斗也就更为激烈。晚清时期，瑞蚨祥开设在大栅栏，是北京商业最好的地段。谦祥益开设在背街上，为了争取更大的发展，便也企图挤进大栅栏来。瑞蚨祥看到这一点，所以就步步为营，使谦祥益无法插足。例如当谦祥益正想买大栅栏西头的地皮时，瑞蚨祥先下手为强，在该处开设了西号;谦祥益正想买中段的地基时，瑞蚨祥又先走一步，开了皮店;并把车场也买了下来盖起了西栈。以后开设的茶店，目的也是用来堵谦祥益的扩张。
东鸿记茶庄茶叶罐上的广告语。(作者自藏)
东鸿记茶庄全英文价目表。(作者自藏)
鸿记茶店成往事
那时候的前门大街一带，可谓是茶庄林立。像森泰、永安、庆林春、张一元等，都是东鸿记的竞争对手。为了竞争，东鸿记运用独家的熏制技术，让顾客还没走到茶叶铺，老远就能闻到茶香。那不但是茶的清香，更有花的甜香。谁要是打门口一过，就能舌底生津。真可以说比广告招牌都管用呢。
值得一提的是，东鸿记茶庄的广告做得格外文雅。笔者收藏有一只民国时期东鸿记茶庄铁皮贴纸茶叶罐，其正面有着这样一段广告语：
“盖闻茶之为物也，云蒸霞蔚得宇宙之精华，玉垒金沙挹山川之灵秀。烹鹤岭之雪芽，汤泛竹叶。瀹蒙顶之云英，香浮乳花。一瓯资舌，宿酒顿解。三盌啜罢，齿颊余香。诵东坡之诗，鼎鸣松雨。读玉川之句，腋生清风。古之文人韵士，莫不嗜此。诚以茶性清洁，有悦志怡神之功，涤烦醒睡之益。近世以来，茶乃大备。本庄业此有年，于焙制之决颇有心得。非敢自诩出色，而货精味美差堪自信。世有陆卢之癖者，当以先尝为快。”
一份广告，愣是看不出丝毫铜臭味。反而引经据典，并请书法家抄写，处处透着文雅。这样文绉绉的遣词用句，可绝不是为了打动贩夫走卒，而旨在吸引社会上流人士。另外笔者的收藏中，还有一份东鸿记茶庄全英文价目表。由此可见，当时东鸿记的客户人群已经扩展到了旅居北京的外国人当中。
一方面，有瑞蚨祥的资本为后盾。另一方面，孟家又是经营茶叶的行家里手。因此，东西鸿记两家茶店的生意蒸蒸日上。据《北平市茶叶同业公会职员表》记录，东鸿记用工多达30人，西鸿记用工为28人。这样的经营规模，在北京百余家茶庄中无出其右。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瑞蚨祥旗下的东鸿记是老北京最大的茶庄。
1952年茶柜亏损业不抵债，于11月间停止营业，资方想遣散职工，又怕遭到公会反对，遂提出五柜大合并，拟利用合并后职工内部矛盾分化职工。情况反映到上级公会，当即指示瑞蚨祥基层公会在职工中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取得全体职工同意，通过劳资协商会议向资方进行说理斗争，由资方保证不解雇职工，遂于1953年3月间实行五柜合并。
五柜合并后，改编企业组织形式，由独资改为合伙，统一领导。原瑞蚨祥东号改为北京总店，原西鸿记(即西号)改为第一门市部，原鸿记皮货店改为第二门市部。三号皆经营布呢绒皮货业务，全部资产归总店统一登记，会计、货物由总店统一掌握，人事统一调配(包括资方劳方)。东鸿记、西鸿记两茶店歇业，人员合并到三号，房屋出售作为投资，加速资金周转。自此，东西鸿记茶庄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东西鸿记的故事，也就成为老北京茶业史上的一段传奇往事了。
编辑：晓林
来源：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北京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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