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名山茶品牌龙叙堂频传捷报！自2016年3月龙叙堂开启为期900天的全国寻茶之旅，到耗时一年的品牌元素多元化的精心打造。蓄势待发的龙叙堂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并于6月份面对全国正式招商。在短短3个月内，顺利签下17家茶叶专卖店、3家茶叶专柜，企业实力与品牌知名度迅速提升，被广大消费者追捧为茶界耀眼新星。
2020年受疫情影响，国内经济受到重创，很多行业举步维艰。在疫情肆虐的上半年，迫使国内各行各业均处于终端市场空白的状态，这一现状，促使下半年的国民消费需求极速攀升。历史证明，危中有机，危机往往与商机并存，多数行业面临洗牌，更多的客户资源将重新投入市场，寻求新的品牌合作。
龙叙堂招商总监童文政先生表示：去年的茶叶市场较低迷。在今年年初疫情下，促使大众“健康饮茶”的意识空前高涨，从6月份开始茶行业被重新激活。多喝茶可以提高免疫力，已然成为整个社会的一致共识。茶叶不止于产品，更可改善大家的健康体质。天天喝茶，人人喝茶，在这个全民饮茶的趋势下，未来将逐步成为我们的生活习惯。
龙叙堂是一家集茶叶科研、茶园开发、茶叶加工、茶叶销售、茶叶加盟、茶叶代理以及中国茶叙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茶品牌。品牌以“踏遍名山·只为好茶”为创立初衷，本着“让世人更懂茶，让世人更爱茶”的发展理念，树立“为盛世寻好茶，为万世传国饮”的宏伟目标，夯实企业根基，稳健发展全国各地茶叶连锁体系。
龙叙堂品牌创始人朱芳女士，自幼潜心习茶，通读古今中外茶史文献，踏遍中国各地名茶产区，对数百种南北奇茗了如指掌。朱芳女士师从中国茶学泰斗张天福先生门下，并荣幸成为其关门弟子。授业以来，朱芳女士时刻不忘恩师教诲，孜孜不倦修行中国茶文化。秉承师命，以创新致敬传承，为中国茶的国际化发展持续赋能。
茶作为中国独有的健康产业，历经千年、辉煌千年。我们生活在繁荣强盛的国家，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茶行业是中国持续收益的投资项目，可以预知，在未来五年内，茶行业将实现全面品牌化和连锁化的集体整合，迎来品牌茶叶专卖店的迅速爆发。龙叙堂欢迎热爱茶行业、具备区域市场运作实力的客户洽谈咨询！一起共襄中国茶界盛世。
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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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茶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起，茶在四千年发展进程中，既产生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世俗，也富于“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高雅内涵。
《制茶图》局部，约1800年，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
王韧
茶益人思，墨兴茶风，正因茶与书画天然的默契，在茶文化发展的同时，以描绘茶事、煮茶、茶具等内容的茶画成为独特的一脉，包括制茶图、茗饮图、品鉴图等。审美活动发生于生活之中，内在于生活之流。从古代茶画之“生活”的原初语境，人们能够领略，一片茶叶从自然生长到加工饮用再上升到艺术的品饮，即从实用层面提升到艺术欣赏层面，所氤氲的生活艺术美感。
【制茶图】
品茗前，茶作为一种劳动产品，是如何被培育种植，又经历了怎样的制作加工工序？不妨通过反映茶叶种植生产、制作加工至包装待销过程的外销制茶图来直观感受
“夫茶，灵草也”。（农学家王祯《农书》）茶自“神农尝百草”传说以来，便由一开始的药用价值渐渐被人们所熟悉，“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神农本草经》），有些药茶甚至加入茶叶作为配料起到补虚提气延年之效，如宁夏回族的“八宝盖碗茶”。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初唐，茶作为食用材料，烹饮方式采用直接采茶树生叶煮羹汤而饮，吴人称之为“茗粥”。至宋代，茶已与饭并提，有“三餐茶饭”之说。“鸡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饭碗与茶瓶”宋代诗人华岳诗中描绘了妇人晨起准备饭与茶的情景。明清时，饮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形成了会茶、送茶、赐茶、茶祭等茶俗。可见，茶已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茶究竟发源于中国哪里？云南镇沅千家寨，迄今为止已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野生茶树群落和最古老的野生茶王树，据考证这棵茶树已达两千七百年的树龄。事实上，中国西南川东、鄂西一带都有分布野生茶树。陆羽《茶经：茶之源》也提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巴山峡川”究竟何地，未可知，川滇黔毗邻山区或为一说。因茶叶生产种植受自然条件影响，南方湿润的气候环境适合茶叶的生长，因此，古巴蜀茶叶经中原地区向外传播后主要产区分布在长江以南，唐代茶区有“山南茶区、淮南茶区、浙西茶区、剑南茶区、浙东茶区、黔中茶区、江南茶区和岭南茶区”（陆羽《茶经》）。宋代茶叶重心转移到东南一带。至明清时期，作为经济作物，茶叶的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其中主要产地之一闽粤一带，尤其是广州成为了中西海上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古代只有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我们不禁要问，品茗前，茶作为一种劳动产品，是如何被培育种植，又经历了怎样的制作加工工序？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反映茶叶种植生产、制作加工至包装待销过程的外销制茶图来直观感受。制茶图绘制有从锄地、播种、施肥、茶园采茶，再经过捡茶、晒茶、炒茶、揉茶、筛茶、舂茶等一系列加工工序直至包装入箱待售的全流程。其中有些环节画工因无法亲眼得见，所以在描绘茶叶生产过程时，可能根据本地茶园获得的观感和知识，再参考相关范本绘制而成。此外，制茶图还拓展了装箱、运输、洋商与本地行商交易等环节，突出茶叶销售西方市场的主题，堪为中西茶贸易的图像史。
那么，制茶图最初绘制的动因是什么？中国的茶自17世纪初期传入西方后，东方的生活方式让西人向慕并为之效仿，由此不仅改善了西方社会的饮食习惯，而且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甚至成为西方的一种社会时尚。欧洲人在逐渐接受茶这种新饮料的同时，对茶树的种植和茶叶的焙制亦产生浓厚的兴趣。为了满足他们对中国茶以及制作过程和方法的好奇心理，18世纪，广州出现了以茶叶栽培、加工制作和销售为内容的外销制茶画。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下利用西方绘画技法表现中国文化元素的绘画商品，制茶图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媒介之一，并随着中西贸易的扩大渐而发展为18、19世纪西方最受欢迎的外销画之一。
制茶图由于大部分是专门为欧美市场制作的从出口流传至今，在国外传世量较多。还有些被收藏在欧美各大博物馆，近年国内也屡见不鲜。从现存与茶叶相关的外销画看，大多是成套绘制，以水彩画形式出现，且每套数量不等。从目前藏本看，同绘制于18世纪末期，现藏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的一套12幅《制茶图》与英国私人收藏的一套24幅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描绘从锄地、播种、加工到包装销售的全过程。然私人藏本第18幅图描绘的运茶工宰野马取肉为食的情节，是英国维院所藏没有的内容。美国海事博物馆藏一套13幅《制茶图》、鸦片战争博物馆藏一套11幅《制茶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一套12幅《制茶图》和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一套12幅《茶文化图》内容基本也与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本相似。藏品表现了从茶的栽培、采摘、加工、收购到出口的各环节，画作多着墨于“产”，即产茶、制茶主题，而对“销”的描绘相对偏少。此外，广州博物馆和广州番禺宝墨园等也藏有多幅与茶叶种植和制作相关的外销茶画，画幅大小、内容与形式特征各异，以单幅画居多，描绘一至三个茶叶制作程序。这类外销茶画采用记事性的创作手法记录下整个流程，呈现这一时期制茶行业面貌之余，作为最直接的图像资料提供给西方人，以满足他们迫切想要了解和研究中国制茶工艺的愿望。
毋庸置疑，诞生于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西贸易发展大背景下的制茶图，不仅见证了中国茶文化的西传，还为西方人提供学习具有实用价值的茶叶生产技术，更对西方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绘就了18、19世纪辉煌的中西商贸及文化交流图像史。
【茗饮图】
作为古代文人画独特的符号，茗饮图从最初的记事题材逐渐发展为偏向于体现作者的精神追求，内容演绎饮茶风俗的历史变迁之余，更蕴含绘画语言对中国茶文化的精神诠释
饮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一件事，亦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经过各时期文人雅士以及百姓的推动，饮茶之风已被广泛普及，随着品饮方式不断演变，饮茶的层次也逐渐得以丰富，成为一种带有强烈人文意蕴和生活审美的活动。我们可以从历代流传下来的茗饮图像资料管窥。
现存最早的茗饮图，是距今约2100多年前汉代帛画《敬茶侍女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一号墓出土），描绘了汉室皇族烹煮饮茶的情景。乃后历代均有典型品茗作品，如《萧翼赚兰亭序》（佚名）、《烹茶仕女图》（张萱）、《烹茶图》（周昉）、《十八学士图》《文会图》（传宋徽宗）、《斗茶图》《茗园赌市图》（刘松年）、《品茶图》（沈周）、《烹茶图》《品茶图》（文徵明）等，这些作品作为古代文人画独特的符号，从最初的记事题材逐渐发展为偏向于体现作者的精神追求，内容演绎饮茶风俗的历史变迁之余，更蕴含绘画语言对中国茶文化精神诠释。
“煮茶”与“煎茶”是唐代的主要煮饮方式，盛行于文人、僧道之间。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藏本《萧翼赚兰亭图》所绘相近，画中皆描绘唐代儒僧间煎茶、品茶的场景。画面右方绘唐太宗所派御史大夫萧翼正与辩才和尚谈论王羲之《兰亭集序》，中间侍立一旁的是辩才助理。画面左方则绘一年长司茶者，左手持带柄茶铛置于风炉上，右手持一双茶箸正在搅拌茶末；另一侍者双手捧持黑漆茶托，上置白瓷茶碗，准备奉茶待客。这阶段的茗饮图重记事而未有特殊的精神指向。
到了宋代，茶已成为“国饮”，喫茶主要以“点茶”为之，与唐代“为饮而赏”相反，其时茶事“为赏而饮”。宋人好尚品茶的日常生活情景在绘画作品中表现为文人雅集茶宴与“斗茶”。雅集对于宋代士人而言，是日常交往的形式，在这一交往的共同体中消弭了士人内部阶层这一社会关系，让雅集交友之日常“事”具有了审美意蕴。传宋徽宗的《十八学士图》卷依笔墨画风虽为明人仿宋之作，但内容所绘即为文人品茶、饮酒聚会的典型。画卷中所现三组人物“烹茶备酒”“聚饮”与“二人偶语林间”情境，亦可在其《文会图》中见极相似画面，如二图的侍童烹茶治具情景，无论人物动态或茶器的摆设，可谓完全相同。《文会图》不仅是文士雅聚的真实写照，更是人才云集的象征。画面的右上角宋徽宗题诗中写“入彀”一词，似有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之意。图中所绘九位文士围坐桌案四周，有的凝神思考，有的正举杯品饮，有的在相互交谈，还有的正和侍者低声说着话；离案桌不远树下，还有两位文士正在交谈；案桌的前方，侍者们正在备茶。这一宏大场面的作品堪称中国日常品茗文化纪实性白描。传宋刘松年所绘《撵茶图》亦为小型文人雅集，而画中呈现的喫茶形式正是“点茶法”。作品右绘草圣怀素挥毫作书，学士钱起、戴叔伦围观；左绘两位司茶人正在碾茶准备烹茶，一人专心撵茶，一人注水点茶。三两知友，谈书作画、啜茗点茶。可见，宋代流行于士人雅集交友之间的品茗，在茶图中显现为饮茶行为的精致化与宋代士人情感体验的丰富性，为茗饮赋予了情感的形式，从而让生活成为艺术化的表现形式。
此外，刘松年《茗园赌市图》《斗茶图》诠释了宋代另一日常茗饮主题——“斗茶”活动。斗茶始于晚唐，盛于宋代，是品评茶叶质量高低和比试点茶技艺高下的一种茶艺“游戏”。《茗园赌市图》描绘了市集里站立聚集的五人正在品评茶汤的滋味和香味，一旁卖茶的茶商急切地等待着评判，画面右侧则为一妇女牵着一小童回望身后竞技者正欲离开的场景。人物神情生动，画面极富戏剧性。《斗茶图》在情景上与《茗园赌市图》有相似之处，其中一人烹茶煮水，另三人细品茶论茶。至此，宋时的饮茶活动真正下移到普通士人阶层，作为一种生活的“游戏”，茶本身的功能性让位于艺术性与审美性，成为寄托士人的高妙意趣，亦成为一种精致的生活艺术。而茗饮的画面内容作为宋代士人生活美学的实践表现，构成了宋人休闲生活的审美化潮流。
生活之物需要启发主体的审美知觉，生成审美经验，方为审美物象。因此，生活之物往往具备形式美特征，宋代茶画中造型和釉色上精益求精的茶具就是如此。我们可以从《风檐展卷》（赵伯骕作）等作品中精致的茶具发现，茶具作为物质载体，以其清丽淡雅的美学追求完美地呈现出宋代士人的生活品位。
元代的茗饮图大多反映强烈的民族性和对宋代茶事艺术兴盛的向往，饮茶所特有的文化内涵逐渐体现在作品中。明清的茗饮图则多体现以饮茶来反省人生等主题，注重品茗场景，人物常与山水相结合，作品融入了文人的审美意趣。许次纾在《茶疏》中指出品茶应与自然环境、茶人心态联系，把茶饮作为高雅的精神享受，强调“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我们亦可从“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陈洪绶、丁云鹏、金廷标、金农、王翬等传世诸多茗饮图的普遍特点感悟，文人对于品茗环境的高雅追求，有着与日常饮茶决然不同的趣味。
由此想见，中国古代茗饮图体现的美学内涵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创作者往往能体悟到生活本身的美感，并能在适当的地方上升到美学高度。
【品鉴图】
品茶观画，蕴藏的是作者的心境、观者的审美品位和艺术修养。这一综合性的茶事活动，在古代茶画中得到栩栩如生的展示，尤其是在明代文人画家笔下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品茶自宋代以来就和挂画结合，挂画被称为宋人四雅之一，是文人书斋里和雅集中的时尚活动。啜茶观画，“尝茶看画亦不恶，问法求师了无碍”，可以说，挂画成为一种与茶文化生活相伴随的日常逸趣。试问，何为挂画？茶事绘画如何表现品茗鉴画这一情境？
一般而言，将自己的诗词画裱于卷轴上，悬挂于室内，供自己清赏；或是在文人雅集中，各自将得意之作或是收藏的字画拿出来，互鉴交流，均可称为挂画（亦称“挂轴”）。挂画内容广泛，可以是诗词、人物花鸟风景等。品茶观画，蕴藏的是作者的心境、观者的审美品位和艺术修养。挂画的讲求，是与品茗等其他生活艺术（插花、焚香）融合为一个互为依存和影响的共同体，从而构筑和谐的美妙图景与文化体系，以更好地表达茶道思想和茶艺内容。这一综合性的茶事活动，在古代茶画中得到栩栩如生的展示，尤其是在明代文人画家笔下。
以明四家为例，沈周《品茶图》、文徵明《茶事图》、仇英《煮茶论画图》《蕉林清话》《东林图》等皆见二三侍童忙于提取书画卷轴、备茶、焚香等，主客们则悠然自得，把卷论画，尽收品茗趣味。仇英《煮茶论画图》中部，近水坡地二老对坐，展卷观画，旁有二童，一汲水，一烹茶。边品茗边观画，尽享这悠然自得的世外桃源。《十八学士图》轴（原画题《宋人十八学士图》四轴）也体现了文人所追求的品茗理想境界。此作与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人绘《春堂琴韵》《夏墅棋声》《秋庭书壁》《冬室画禅》四轴及日本名古屋德川美术馆藏传赵子昂所画《琴棋书画图》内容与构图相仿。画面均可见茗茶与挂画的结合。其中第四幅描绘了槐荫下，四人共读一画，一执尘尾、一执扇、一侧立、一盥手。画中有二童伫立前方，一持画叉挂画供赏，一捧画轴在侧准备更换。虽未置茶几，与其余三轴茗事与诸艺情趣结合的情境有映带之美。明代《杏林雅集图》则描绘丁巳春三月（1437）朝廷官员在少府杨荣府邸杏园里雅集的场景。画中士大夫或看画、或弈棋、或焚香、或弹琴……，侍者各有所司，或持画、或煮茗……尽显朝廷勋贵的清赏雅兴。从这些品鉴图中可以感受古人品茶的雅兴逸趣，重趣味疏形式，自然地与生活相结合，毫无突兀之感。正所谓，闲日知友相会，品茗鉴画，此为何等闲雅情趣？
无独有偶，受到明代文人茶影响的日本煎茶道（随隐元和尚传入日本）亦有描绘品饮空间情境的作品。与中国多描绘室外、山水间品茶的景象不同的是，日本对于屋内陈设、饮茶流程有细致记录，可以带我们领略真实的古人品茶赏画之境。如明治时期的《青湾茶会图录》（田能村直入及其子所绘），很明显令观者感受到“中国风”元素和儒释道相统一的审美追求。图录以白描写实手法对1862年在大阪淀川周边举行的青湾茶会中煎茶席陈设进行了详细描绘。书中第一个煎茶席“喉润”，室内有专门供装饰、挂画的下床座，墙上挂《陆羽煎茶图》（明周臣作）。第五席“肌清”，绘有前席（挂画、装饰、香具等）、煎茶席（茶器具煎茶处）和挥毫席（文房具），客人进入后先参观前席观赏书画，后进入煎茶席品茶，最后入挥毫席写字留念。图录记录的这些对饮茶空间氛围的营造，正是古人基于生活审美实践而形成的具体要求。可以说，生活审美活动的发生离不开生活情境，不能离开人的参与和诸对象之间构筑的整体氛围。
来源：文汇报，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