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美日封锁，茶叶助力中华崛起

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无过于生乎吾国长乎吾地的植物也会被无端地改变国籍……在学术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实在无过于此了！

——中国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吴觉农

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就是“20世纪的新《茶经》”。如果说陆羽是“茶神”，那么说吴觉农先生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陆定一

导语

茶运关乎国运，当中国茶叶称雄世界的时候，大清帝国成为了世界GDP第一，从事茶叶出口生意的伍秉鉴成为世界首富；当英国人盗走中国茶种、宣布（英属）印度才是世界茶叶原产地，中国茶叶出口一落千丈。如果你认为，中国国运和茶叶的纠葛就到此为止了，那就太小看这种绿色黄金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了。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茶叶成为中国从其他国家换取军火的重要物资，当时的茶人就把重振华茶出口和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外贸公司，就是直属中央的“中国茶叶出口公司”，茶叶的种植、生产和销售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成功突破了美国对新中国实施的封锁禁运，为国家创造了大量外汇。一片小小的树叶，就这样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反美封锁的利器。

一、25岁单挑英日学者，为茶的祖国正名

距今整整一百年前，一位出生于浙江上虞县的年轻人，正以官派留学生的身份，在日本农林水产省茶叶试验场从事茶叶研究，周围的人不明白，这位一向聪慧有礼的学生，为何突然变得异常气愤，他们更不会想到，这个拍案而起的年轻人，将会成为新中国的首任农业部副部长，领军中国茶叶复兴。

晚年吴觉农

上述青年学子就是后来的“当代茶圣”吴觉农，原名吴荣堂，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庭，因上虞县自古以来就是茶乡，吴荣堂从小耳濡目染，对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时，吴荣堂考入了浙江省甲种农业学校（浙江农业大学的前身），开始研习茶学，他立志要献身农业（茶业），因此改名觉农。这个时候，他已经清楚认识到，曾经享誉全世界的中国茶叶，已辉煌不再，大英帝国正式取代中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的产茶国和出口国（当时的印度和锡兰都是英国属地）。

位于日本静冈县的牧之原台地，是日本大茶园所在

1919年，吴觉农抱着实业救国、科技兴茶的强烈愿望，官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农林水产省静冈县“牧之原”国立茶叶试验场专习茶叶科目，他孜孜不倦地研究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搜集和研究世界各产茶国茶叶的栽培、制造、贸易等方面的史料文献。

结果，他看到了什么！

·1838年，英国少校布鲁斯（R·Bruce）印发一本小册子，声称自己于1824年驻印度期间在阿萨姆省（Assam）的皮珊（Beesam）发现野生茶树，并在之后数年陆续在阿萨姆省发现了108处野生茶树，据此来证明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并妄下结论称中国茶是印度茶的后代。（这引发了关于世界茶叶原产地的百年“龙象之争”，后面我将单独用一篇文章详细讲述正本清源过程。）

·1877年，英国人贝尔登（SamuelBail-don）印行《阿萨姆之茶叶》（TeaInAssam）一书，主张“印度是茶树的原产地”。

·1903，英国植物学家勃莱克（JohnH.Blake）在《茶商指南》里提及“有许多学者……主张茶的原产地为英国而非中国。”

·英国植物学家易卜生（A.Jabbetson）也在《茶》一书里说“中国只有栽培的茶树，不能找到绝对的野生茶树，只亚萨（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曰Theahaqmh……植物学家都视为一切茶树之祖。”

·1911年出版的《日本大辞典》里说“茶的自生地在东印度。”

看到以上种种荒谬言论，吴觉农异常愤怒：“一个衰败了的国家，什么都会被人掠夺！而掠夺之甚，无过于生乎吾国长乎吾地的植物也会被无端地改变国籍……在学术上最黑暗、最痛苦的事，实在无过于此了！”

为了对这种歪曲事实的行为进行回击。吴觉农查阅了大量中国古籍有关茶的记载（包括诗词），引述了大量的历史证据，同时将国际上的资料也做了辨析和梳理，写了《茶树原产地考》一文，刊发在1922年第一期（总第37期）的《中华农学会报》。吴觉农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我国茶树的发现和利用要比印度早上几千年，中国才是世界茶叶原产地。

他的这一篇文章是我国首篇系统驳斥外国某些人有意歪曲茶树原产地的专论，也是一篇声讨殖民主义者进行经济文化掠夺的檄文。吴觉农的文章引起了当时中外相关领域的学者广泛的关注。才华初显的吴觉农也在当时的茶业领域崭露头角。

二、茶叶换军备

留学回国后，吴觉农在国民政府实业部担任职务，他开始将自己复兴茶业的理想付诸实践。1931年，时任上海商品检验局局长的邹秉文因器重吴觉农的才华，邀请他筹办茶叶出口检验事宜，并委任他为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监理处处长。

吴觉农在上海商品检验局担任技正时的实业部委派其视察训令

在商检局的7年时间里，吴觉农编制了中国第一部出口茶检验标准，首创了我国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他同时还在浙江、安徽、江西等产茶省成立茶叶试验场和茶叶改良场。

吴觉农在商检办公

当时，是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的低谷期，特别是红茶的出口直线下降，呈现出空前的惨淡景象。针对这一情况，1934年秋到1935年11月，他先后到日本、印度、锡兰、印度尼西亚、英国、法国和苏联考察，对有关国家的茶叶生产和销售情况，以及茶叶的国际市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回国后写出了《印锡之茶业》《荷印之茶业》《华茶在国际商战中的出路》《华茶对外贸易之瞻望》《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等论著。1937年，吴觉农与范和钧（记住这个重要人物，我们将在下一篇介绍勐海茶厂的文章中详细讲述）合著出版了《中国茶业问题》。

紧接着，抗日战争爆发了，吴觉农积极投身抗日救国运动。抗击日寇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茶叶的贸易收入便是抗战军费的主要来源之一，吴觉农在这期间从事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的茶叶产销工作。在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后，他努力开拓茶叶对外贸易。

1938年，吴觉农率领一批茶人去武汉着手筹备对苏贸易，以茶叶同苏联换取抗战急需的装备武器。同年，吴觉农提出并由国民政府颁布实施了《管理全国出口茶叶办法大纲》，实行全国茶叶的统一购买、统一销售。

早期勐海茶厂，原称佛海茶厂

同样是在1938年，当吴觉农在武汉和苏联代表商谈的时候，曾和吴觉农合著《中国茶业问题》的范和钧奔赴云南，带领90余人建成了勐海茶厂，这批茶人建厂的初衷是生产红碎茶出口国际市场，以换取外汇和军火支援抗日战争。

1939年，华茶外销跃居当时中国出口商品第一位，不仅超额履行了对苏易货合约，还从西方国家换回一定数额的外汇，为支援抗日战争做出巨大贡献。

三、在战火中培育茶叶人才

也许是中国茶业在学术上的吃亏经历给吴觉农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影响，他对于培养中国茶叶后继人才格外重视。

1939年，抗日战争正打得激烈，时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处长兼中国茶叶公司协理和总技师的吴觉农就建议，在复旦大学创立茶叶专业（当时呈报为茶业系，经教育部批准，改称“农学系茶叶组”），内含四年制大学本科、二年制茶业专修科及茶叶研究室。

战争对本来就处在低谷期的中国茶业来说是雪上加霜，为了“使贫弱的中国茶叶界稍稍有点生气”，吴学农在此期间组织人手翻译美国人威廉·乌克斯的茶叶著作《茶叶全书》。这是中国茶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的一次思想的革命，有人认为是“中国茶叶改革途上的一个里程碑”。

为进一步培养更专业的科研技术人才，建立专业的茶叶研究机构势在必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对外贸易口岸全部被日寇侵占，茶叶出口停顿，茶叶生产一落千丈。在财政部贸易委员会的委派下，吴觉农临危受命，带领蒋芸生、叶元鼎、王泽农等一批专家学者，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茶叶研究所——武夷山茶科所，并由吴觉农任主编、出版了《茶叶研究》《武夷通讯》等优秀的茶叶学术期刊，为我国茶业复兴培养了一批拥有较高水平的茶叶专业技术人才。

广东省茶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广东思普贡茗茶业有限公司·茗六福茶行创始人王蓝指出，当时，为了防止因外贸中断，茶叶无人采摘，以至茶树老化，吴觉农发起茶树更新运动，推动由政府向农民发放更新贷款，确保茶园常整常新，这为战火中处于奄奄一息的中国茶业保存了希望的火种。

四、绿茶改制红茶，成功突破美国的封锁禁运

时间来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吴觉农站在毛主席的身后，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也成为了中国农业部首任副部长。在经历了上百年的战乱后，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刚刚走马上任的吴觉农，会同时任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办公厅主任林海云等同志讨论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对外贸易公司——中国茶业出口公司（归中央贸易部领导），他兼任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