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摘绿茶的语言

茶，是种很玄的东西，它静静地出现在你眼前，却默默地教会了你不少东西……

我本俗人，谈“茶”自觉卑微了些，心却是清明的，故而揣着一颗稚嫩的心去接近她，终是虔诚的。看着茶，我却想到了酒，中华的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因为酒，成就了多少英雄的壮举，因为酒，让多少豪杰放浪形骸，失去红尘中的一切……

可是，我不愿去提“青梅煮酒”，酒的刚烈，是不可以与茶坚韧的温柔相提并论的，酒，无意做了铺张声势的号角，而煮茶却是穿越时光的梦想。梦里，是在一个秋天，恍惚间有仙子款款而来，用茶煮着我的人生。仙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茶，该是人间的哪一味呢?“那一定是无量仙影了。”仙子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给出了答案。看到我满头雾水，仙子娓娓道来：“无量仙影(明前春茶)：采用无量山的一芽二三叶古树，为春茶的第一二拨(3月10日到4月6、7日之间)。此时雨水极少，茶叶靠雾气以及茶树自身养分滋养，加上经过冬天的休养，春气萌发，滋味更鲜爽，韵味更好。”心想：无量仙影煮成的香茗，一定能长久地暖心，暖胃，暖一个冬天的回眸。

梦境中的无量山上，古茶树并不多见，芽尖更为稀少。我在景如蓬莱的画卷中穿梭，去采摘那一抹抹嫩芽，这时，才真正才体会到“仙影”难觅!一路寻来，竟也有了收获，发现每棵茶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是相似的，但是每一片叶子又都是不同。芸芸众生，就像古茶树上的叶子，各有特色，尽显不同。茶树上，没有一片茶叶为了和其他茶叶相同而成长，人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为了和别人相同而出生。

神奇的无量仙影充满了诱惑，我无时无刻都想着去寻觅她的味道。渴望着，一杯香茗在小屋内氤氲，淡淡的品一口，回味悠长，让人感到淡而幽香。人生就如这样，淡泊名利，感情真挚，当我们回首往事时，让真情溢满路途，让淡泊书写气节。一缕茶香，可以引领心灵进入清幽的圣殿。此时，我心若茶，淡而悠远。水汽氤氲，茶香清袅，夜色依旧，一杯香茗，袅袅的弥漫着特有的香气飘散在寂静的雨夜里，苦涩而恬淡的味道如一曲绵长的乐符，悠扬，清爽，弥漫我的心季。

坐在这远离喧嚣和浮躁的环境里，周身被一种巨大的幽谧和宁静所包围，恍然身处“仙境”，回到旷古未有的空灵之中。心里的微澜慢慢沉淀，慢慢平静;心里的尘嚣慢慢荡涤，慢慢纯澈。茶水一滴一滴流进身体，那紧闭的心扉，陡然就明亮起来。心里，身体里，仿佛注满了一泓清涟之水，轻盈盈的，如绿山泉边那朵朵静绽的花儿，盈满了生命的清凉和惬意。

呷一小口香茗，任清清浅浅的苦涩在舌间荡漾开来，充溢齿喉。之后，深吸一口气，余香满唇，在肺腑间蔓延开来，涤尽了一切的疲惫冷漠。人仿佛也醉了，朦胧中，久久不愿醒来。

品无量仙影普洱茶，接纳香茗的诱惑吧，不妨让这饱蘸智慧的茶香慢慢浸入我们的生命之中。

天泽圆融之上善若水

或许是大理段氏后裔的缘故，我曾一度痴迷于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在《天龙八部》的开篇中，段誉随普洱茶商马五德来到无量山，误入无量剑湖宫，进入石洞看到神仙姐姐塑像，练成“凌波微步”…… 而这一切的一切，竟让我真正认识了山清水秀，风光旖旎，物产丰富的无量山，品尝到小说里神仙姐姐最钟爱的无量山古树茶。

说到古树茶，我与普洱颇有因缘。在接触普洱之前，曾钟情于绿茶中青山绿水的那份绿的风姿：用一个透明的杯子浸泡它，那一抹绿意是那样的纯，那样的通透;也对汤色浓艳的红茶恋恋不忘。不经意的走近普洱中国的圈子，尝到纯正的普洱茶后，对普洱茶，已经有点入魔的感觉，隐约间，总有一种说不清的茶香缠绕着我的舌尖。记得年少时读张爱玲的《沉香屑》，开篇一句便迷住了我：“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而这一缕沉香，牵着神秘、婉约、富贵、小资情怀，令我心辗转。无意间听茶友说，煮出来的普洱，茶香更浓，我就想：那种味道会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一缕沉香呢?

盼望中的雪终于款款而来，谁说红泥小火炉只配豪放煮酒?我横坐火盆之前，小心打开丁香姐寄来的天泽圆融，切一小块放入土罐之中，不横笛，不抚琴，只有烟雾袅袅，暗香阵阵。比起张爱玲的沉香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身心如烟似雾，在冰天雪地中翩翩起舞，思绪在苍茫宇宙中驰骋，脑中留下的只有“天泽圆融”。

思绪回转，端起茶杯，此时抿一口煮出来的香茗，香入茶味，茶附香魂，便有了禅意的味道。谁谓茶苦，其甘如荠。几千年前，《诗经》就用优美的文字记录了茶的美好。而今一茶入口，唇齿芬芳，浸入体内，润泽肺腑，身心舒展，心静如莲。忙碌的生活，难得拥有如此清宁的心境。世事匆忙，我们可有闲暇去触摸一棵古木的脉搏?

“茶”字拆开即“人在草木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几度冷暖，几许纷繁，人与茶之间有着禅意的相联。中华茶道，源远流长，却被忙碌浮躁的现代人所怠慢。红尘滚滚，沧海逐浪，人生，总值得在这样一个清静的黄昏，停下疲惫的脚步，用一壶普洱茶，雕刻一段美好的时光，于满心的欣喜里，慢慢品味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

如若空闲，不妨来一次煮茶!人生如茶，或充满希望，或浸透苦涩，或冲动难奈，或淡泊宁静，个中滋味，只待我们亲身体味。也只有在亲身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之后，才会有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悠然心得。那些过眼云烟的浮华，追名逐利的情愫，都在沸水中慢慢沉淀，在茶香中消散。

闲看落花静听雨，品“天泽圆融”，用一饼熟茶与世界和解，去领悟上善若水的真谛!

陈皮普洱之舌尖上的舞者

周末，收到普洱世界寄来的普洱陈皮茶，恰逢冬季，我决定煮茶。将土罐放在碳火上烧热，隐约有土块破裂声时，撬一块普洱放入罐中，上下颠簸，左右晃动，让茶均匀受热，再放在火上加热、升温，继续颠簸、晃动。如此数次，直至一股奇香传来，在罐中加入冷水，刹时，烟雾翻滚，香味弥漫整个房间，马上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一会儿，温度让水欢腾起来，咕嘟咕嘟中，再一次把茶香催成一股白气，袅袅盘旋。我急忙起身，把白气全部吸入鼻中，闭上眼，让精华在腹中跑遍身体每个角落。倒入杯中，加一勺蜂蜜，在又苦又甜的茶里，领悟着生活的本质和哲理，竟然有“把茶冷眼看红尘，借茶静心度春秋”之感。呷一口香茗，在口中滚动数次，让等得心焦的味蕾得到充分释放，再缓缓咽入肚中。忽然，脑中灵光一闪——这茶，犹如舌尖上的舞者。

农村人对舞蹈的不屑和排斥占据着我的童年，“舞者”这个字眼，在我的记忆里，一直和伤风败俗相提并论。直至一次不经意全程欣赏了邰丽华的《千手观音》，当时除了惊愕，就是震撼，而后又在朋友的建议下，在网上看了本土舞蹈家杨丽萍老师编排主舞的《云南映象》后，对“舞者”油然而生敬意，那种感觉不亚于从山谷一蹦直上云端，心里装满虔诚。“舞者”能用肢体语言一切抽象的东西在你眼前逐渐具体，令你痴狂，在想象中欲罢不能。而陈皮普洱茶，就是舌尖上的舞者。

一般茶品，尤其是新鲜的茶，总是寒性、伤胃，且容易引起失眠、醉茶等，而普洱茶却有温性、暖胃、安神、补气的高贵特性。普洱茶是唯一的后发酵型的茶，它的茶碱、茶多酚等在长期后发酵过程中被分化掉了，因此品性温和，对人体不刺激，还能促进新陈代谢，味道不是绿茶的清香，也不全是红茶的淳香，它以陈淳为主，特别是加了陈皮的普洱茶，口感上略甜，醇厚中有一丝果香，嗅之就让人生津。

三毛说过：茶，第一道苦若生命，第二道甜似爱情，第三道淡若清风。而我饮一口普洱，任其在舌尖上跳舞，把思绪收进口中，跟随水的滚动，渐入忘我之境。脑里不再去思考生命，不去和爱情关联，更不去招惹一切俗事。呷一小口普洱茶，任清清浅浅的甘醇在舌尖荡漾开来，充溢齿喉。之后，深吸一口气，余香满唇，在肺腑间蔓延开来，涤尽了一切的疲惫冷漠。人仿佛也醉了，朦胧中，久久不愿醒来。

水的温度主宰了浮沉，温水冲的茶，茶叶轻浮在水上，没有浮沉，又怎能散出它的香，它的味。所以，面对普洱，我一般都选择煮茶。茶叶随着水温的不断升高，在土罐里浮浮沉沉，逼出了春雨的清幽、夏阳的炙热、秋风的醇厚、冬雪的清冽，其实，它的千滋百味何尝不是人生百态。只有在沸水里不断翻滚，茶叶才可以尽情舒展，在它的天地里舞蹈，奏响那一曲生命的挽歌。煮茶，也煮着我的人生。

对于舞蹈，我是地道的门外汉，即使欣赏时有朋友在旁边加以讲解，我若有所悟的点头附和，过后照样是一知半解。后来我想：欣赏舞蹈是一种享受，不必刻意去懂!这样一来，竟有隔空和舞者对话的空灵“舞蹈是享受，本着享受和放松的心态欣赏舞蹈，暂时不必去弄懂它，反而会越看越懂。”和朋友谈茶，我也经常笑着说：“茶是一种享受，不必刻意去懂，只要觉得好喝就行，不懂茶并不影响茶带给你味蕾的感触!”茶不是功课不是束缚，不是只有“懂”的人才有资格爱好。

炕茶、煮茶，有很多懂茶的人都觉得多此一举，有朋友听说我用普洱煮茶，更是瞠目结舌，大呼浪费。他们不知道，那是一个平心静气的过程，不去想世俗纷争，不去管柴米酱醋，只有茶水沸腾，白雾茫茫。把身份放在一边，把虚荣放在一边，把贪欲放在一边……把罐子承受不起的那些东西全部在沸水中过滤，就是修心的过程。平静的人用一颗平静的心，才能从煮茶中寻到惬意时光。

陈皮普洱茶，舌尖上的舞者，你可知道，我就是冥冥之中，用土罐为你喝彩的那个看客?

无量玉璧之守望

无量山，绵延百里，雄奇险峻。无量山，一片神奇美丽的土地，在这里，有壮美的万亩茶山、有奇秀的独树成林、有亲近百灵的凤凰山;依偎在千年古德茶树王的怀中，似乎可以尽享江湖侠客的剑胆琴心，仿佛段誉和王语嫣漫步的身影就在眼前——时间回倒宋朝末年，在这南陲边远之地，大宋王朝触及不到的乐土，生旦净末丑，跟随茶商马五德，陆续粉墨登场，刀光剑影悄然展开，茶香也开始弥漫。

这一切，还得从无量山的玉璧说起。

那幅神仙姐姐的画像，历经了多少岁月的轮回，饱含了多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无奈。我想：画像下面，一定不是香、烛和酒的供奉，因为那样，只有追思和祭奠，不见侠骨柔肠的儿女情长。弥漫在四周的雾气，定是从香茗里飘出，一定会有人来诠释“守望”，见证守望后神仙眷侣的神话。当一切对武功秘籍的窥视和占有，欲望的膨胀和权利纷争通过明争暗斗，武力厮杀过后，这片纯净的天地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那历经劫难，相守相望的人儿，终能放下一切，闻稻香阵阵，品醇香的谷花茶，令苍山俯首，洱海微波。——这就是无量玉璧的魔力!

一幅画卷徐徐铺开：晚风拂，稻花醒，这是守望的季节，也是谷花茶丰收的季节。守望，那是心与心的约定，段誉对神仙姐姐的一见钟情，让他的守望坚若玉璧。让他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纨绔子弟，变得侠气冲天。玉璧就是一个见证，是一份信物，是在水伊人，对练剑侠客的等待。等待是漫长的，也是苦涩的，如若遇到对的人，它便是甜的。就像无崖子和两个师妹，空有缘分，却未能相守，陷入桃花劫，只能化爱为恨，在此恨绵绵无绝期中孤独终老!而有情人却能品出甜味，谷花茶，让一切等待之人，只要守望，都能品其香，得其甜。

人间沧桑，世事纷扰，有谁真正想过，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来自心底的那一份宁静和纯真。古语说：懂茶者，必是“精行俭德之人”。品一杯香茗，人生悠远。品一杯香茗，人生回味无穷。半盏清茶，观浮沉人生。一颗静心，看清凉世界。饮下一壶人生的禅茶，回归本真，找到最初的自己。前尘往事，馨香依然。一盏清茶，徐徐散发出幽幽的芬芳。

无量玉璧，属普洱茶.生茶，是无量山古树谷花茶。经品鉴：无量玉璧乃黄条白芽，香气高，比春尾还要好，但没有春茶耐泡。无量玉璧，外形饱满，松紧适中。汤色黄亮，滋味纯和，回甘，香气如蜜糖，叶底匀整柔嫩。这种古树茶，因汲日月精华，沐春秋洗礼，也就有了山魂水魄的灵性。

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将汹涌不安的岁月，喝到水静无波?又有多少人将浑浊纷纭的世象，喝到纯净清朗?品无量玉璧谷花茶，守望岁月，守望真情，守望人世间的一切!这种茶，茶水洗心，心如明镜，一个人只要看清楚自己，即可辨别无常世界。懂得守望的分量，在心池注入一份安然和静好，在时光的流连中，守得一份从容和淡然。

【摘自2018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 段国云(云南陆良)】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武夷茶（Bohea）一直是全球市场上最成功的商品之一。从产地闽北山区至海外的主要消费市场英国，随着武夷茶的跨洋流动，其对应的商品知识也在产地、通商口岸和消费地之间流通，并随之造成了武夷茶在不同时空中的意涵转变。武夷茶之所以能在早期的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既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其廉价耐泡的“物性”，同时也得利于在其价值链生成的各个阶段，不同的中间人对知识的选择、筛选和编辑，以及这些知识流通与消费者的需求之间互动调适的结果。

  

  

  

  

  

  

  

  

摘 要：

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武夷茶(Bohea)一直是全球市场上最成功的商品之一。从产地闽北山区至海外的主要消费市场英国，随着武夷茶的跨洋流动，其对应的商品知识也在产地、通商口岸和消费地之间流通，并随之造成了武夷茶在不同时空中的意涵转变。武夷茶之所以能在早期的国际贸易中取得成功，既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其廉价耐泡的“物性”，同时也得利于在其价值链生成的各个阶段，不同的中间人对知识的选择、筛选和编辑，以及这些知识流通与消费者的需求之间互动调适的结果。

引言：跨国商品贸易中的价值链

追溯武夷茶从闽北山区向海外的传播路径，从茶树上采摘下的嫩叶到最终抵达英国人的餐桌，中间经过了无数双手：武夷茶的茶农、制茶工人、茶栈和茶行的验货人、十三行的行商、东印度公司的大班、码头装卸工人、英国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等。随着茶叶横渡印度洋和大西洋的流通，中国与茶叶相关的知识也随之传播到西方国家。正如阿帕杜莱所指出的，商品的长距离跨文化流动是由相互关联的、小规模的、同质的、低技术的地点之间的商品流动组成的。虽然不同人群对此类商品的知识总是可能不均衡，且随着地点之间距离的增加，人们对特定商品的不同了解(或“无知”)造成了必须商谈的张力。这类知识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关于商品生产的知识(技术、社会、美学等)，一是关于商品流通中的如何“正确”消费的知识。这两类知识之间的差距随着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空间、时间和社会距离的增加而差异更大。因此，知识、信息和无知不只是从商品生产和消费的两极来界定的，它们也展现了在流通和交换的实际过程中的特征[1](P41-42)。同时，武夷茶作为一种在早期世界贸易体系中广受欢迎的商品，其价值的实现涉及商品在跨印度洋和大西洋的不同地理区间的交通运输，因此，本文借鉴了价值链这一概念，追溯了商品贸易中涉及的三个阶段，即商品的原材料、生产与组装和流通[2](P456)。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武夷茶在长途贸易中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首先是在武夷茶的产地福建闽北山区;其次，茶叶经由水路、陆路运输以后到达沿海的通商口岸，在这里经过装箱由各国东印度公司——尤其是早期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及18世纪以后崛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行商之间的磋商对茶叶进口有重要影响;最后，本文讨论了海外市场，尤其是英国人对武夷茶的消费。研究表明，尽管武夷茶具有多种特征，但它特殊的“物性”是促使其在跨文化流通中成为一种成功商品的关键因素。

产地：武夷茶的起源与外国买家对茶商业知识的搜集

在18—19世纪的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清单中，武夷茶对应的英文名为Bohea，但这一名称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却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在印度及其周边产区，Bohea指的是等级最次的粗老叶。即使是在18世纪进口和消费中国茶叶最多的英国，很多英国人至今也并不知道“Bohea”到底指的是什么。而在中国，“Bohea”意为“武夷”。由于当时中国出口欧洲的茶叶大多为红茶，因此一般翻译为武夷红茶。但现在的武夷山同时生产两种不同的茶类：岩茶(乌龙茶)和正山小种(红茶)。因此，对于Bohea究竟是乌龙茶还是红茶是存在争议的[3]。红茶并非中国人的饮茶传统，国内生产的红茶一般都是出口外销。关于中国最早的红茶正山小种的起源一直缺乏文字记载，在武夷山当地依然流传着关于正山小种起源的传说：约在明末时期时值采茶季节，一支北方军队路过星村桐木村，见天色已晚，路边有一座茶行，士兵们直接睡在了茶行中的茶青上。当时茶行老板和雇工都逃到附近山中躲藏，待军队离开后，茶青发红，老板心急如焚，把茶叶揉搓后，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块烘干，烘干的茶叶呈乌黑油润状，并带有一股松烟味。因本地人一直不习惯喝这种做坏的茶，老板只好将茶叶挑到星村茶市贱卖。没想到荷兰商人收购去了以后，对这种带有烟熏味的茶叶味道特别喜欢，还愿意出2～3 倍的价钱第二年订购这种茶。从此，当地人就专门生产这种红茶专供外销[4]。

在当地广为流传的正山小种的起源故事很可能是杜撰出以“证明”红茶与英国之间的历史联系。黄华青的研究表明，桐木关当地加工正山小种的“青楼”是在集体制时期才形成的[5]。但它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茶的判断标准以及中国人想象的英国对红茶的狂热。当地人将正山小种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归功于一系列“意外”。当代史学家将明末出口的武夷茶明确归为红茶的一类：“明末崇祯十三年 (1640)，红茶(有工夫茶、武夷茶、小种茶、白毫等)始由荷兰转至英国。”[6]在这个传奇故事中，中外市场对这种茶的质量有不同的看法。正山小种(红茶)的价值实现得益于长距离贸易中的消费者对商品知识的“无知”和“误解”。外国人对茶叶这一中国特产商品的知识的缺乏使得中国本地的茶农和负责出口的行商在中间赚取了高额差价。经过中间人的间接反馈，武夷山当地的文人以“西方主义”式的想象描述了英国人对武夷红茶的“符号消费”：“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红如玛瑙，质之佳过印度、锡兰远甚。凡以武夷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7](P590)

在国际茶叶贸易中， Bohea和Lapsang Souchong 的交叉性或替代性使用，以及Bohea这一名称反映了武夷茶的原产地与出口港口城市(厦门)之间的联系。“Bohea”为“武夷”的闽南语发音，而武夷山在闽北，位于福建省与江西省的交界处，但这个流传于全世界的发音却是闽南人贡献的。这其实也反映了历史上闽南人曾大量涌入武夷山区贩茶的情况。此外，1684年，清政府解除对海上贸易的限制，厦门成为对外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大量武夷茶通过厦门港流入世界市场。因此，外商以闽南话将武夷茶叫做Bohea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任何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有两个因素对中间采购商和消费者都至关重要，即价格和质量。外商总是抱怨广州行商提供的茶叶质量差而价格高。为了突破清政府对内陆产茶区的封锁和行商对茶叶供应的垄断，东印度公司雇佣一些具有非凡胆识的冒险家和植物猎人深入中国内陆产区，企图和产地直接建立贸易联系，其中包括著名的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8]和塞缪尔·鲍尔[9]。他们都曾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到达过武夷山并进行了专业的商业考察。有许多原因值得他们深入茶产区冒险：首先，外商需要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茶叶的专业知识，能够在与行商的谈判中获得一些主动权，而不是完全依赖中间人进行交易。其次，一些洋行希望与当地茶叶供应商(茶栈)或茶农建立直接的业务联系，从而避免利润流失到通商口岸的代理机构。最后一个也是最具挑战性的原因是，东印度公司企图将茶树移植到英国殖民地——气候条件与中国茶产区类似，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西南边疆接壤的印度。罗伯特·福琼对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武夷山发现了红茶和绿茶原来来自同样的茶树，只是加工方法不同而已[8]。实际上，早在福琼考察武夷山之前，1836 年就有一位法国旅行家到过武夷山，他也发现绿茶和红茶是产自同一种植物，二者只是通过叶子干燥的时间长短来区分。同时他还提到，炒茶的方法是一种国家机密。作为一个好奇的外国来访者，他记录了红茶加工的方法，包括在最后一步加入硫酸钙和靛蓝以加深颜色(靛蓝用于增色，而硫酸钙用于固色) [10](P102)。尽管这位法国冒险家将其记录为一种常规操作，但茶叶贸易链中的掺假行为显然从源头就已经开始了，随后在武夷茶的整个生产和销售的不同环节都有类似情况。

通商口岸：武夷茶的掺假与西方商人的应对策略

1757 年到1842年，由于清政府实行海禁政策，广州是唯一一个保留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这一时期也被称为一口通商时期。这一时期，外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与中国垄断制度下的行商成为中西茶叶贸易中的两个关键性角色。

虽然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具有异国情调的奢侈品相当有利可图，但这种商业活动同时也是一种高度依赖专业知识的商业投资冒险。一方面，自18世纪以来，国外的茶叶采购商在与行商的反复交涉和经验积累上，逐渐学会了如何辨别不同茶叶品类、如何检验茶叶品质。另一方面，对西方消费者而言，茶完全是一种陌生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茶叶不仅是直接向零售商和家庭主妇销售一种终端产品，还涉及教购买者备茶和饮茶的一系列知识。作为中间人，洋行的大班不仅负责从中国采购茶叶，还起到了传播专业知识的作用。洋行买家不得不向行商和茶行学习茶叶生产涉及的各个流程，以培养自己评估茶叶质量的能力，并仔细判断和选择哪些专业知识是必须局限在内部圈子中，哪些信息可以传播到货船之外(例如，某些涉及常规性掺假的拼配和打包的做法必须在公司内部保密)。这种学习并非单方面对知识的被动吸收，大班们也参与到了生产对(东印度)公司有利的茶叶相关知识的过程中。这部分知识是他们经过筛选后需要传递给终端消费者——通常是英国的家庭主妇。大班作为公司在每次航行中的代表，负责执行双方协议的条款，并由公司董事对运输货物细节的变化负责。一口通商体制对外商不利，但对可以直接获取茶产区信息的中国行商有利[11](P41)。通商口岸的外国买家既不了解中国市场也不了解这些茶叶的供应商(茶行)，对茶产区只有道听途说的非常模糊的概念[12]。这使得东印度公司在讨价还价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负责与中国行商打交道的大班，在处理一些非常情况时，必须表现出外交技巧，不仅要有勇气抵制苛刻的要求，还要有在有求于对方的前提下进行交易的能力[13]。因此，大班必须要掌握相关知识和对茶叶质量进行仔细评估，以便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茶叶中决定哪一种更有利可图，更值得购买。

1842 年 《中英南京条约》 签订后，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也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每年春天，无数满载茶叶的船只从武夷山出发通过内陆河道网络到达港口城市。随着西方国家对武夷茶的需求增加，一些外国公司不再满足于从中国中间商那里购买茶叶，开始向茶叶产区派遣商业间谍。受东印度公司雇佣的罗伯特·福琼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除了向英属印度运送茶苗，他还带着合同制的几位中国茶工来到印度[8]。他敏锐地意识到，要把中国茶树移植到英国的殖民地，除了茶树苗以外，茶叶的栽培和加工知识也是确保成功的前提。因此，他的任务不仅仅是搜集植物，还包括搜寻、雇佣和运送那些带着专业知识的人横渡印度洋。

福州在1853年成为中西茶叶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通商口岸以后，一些外国公司，如旗昌洋行，开始派中国员工到武夷山直接从种植者那里采购。这种“内陆”系统很快成为大公司的标准程序。在内地产区直接购买的茶叶可以在“市场茶”上市前几周以较低的价格装船[11]。外国公司青睐武夷茶的关键原因当然是它的低价。1780年的数据表明，Bohea是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购买的所有茶类中价格最低的。1780年，交易量占总交易量64.27%的Bohea价格仅为每磅0.36～0.5盾，而交易量仅0.12%的珠茶价格高达每磅2.16～2.23盾。从1757 年到1783年，与从中国进口的其他8种茶相比，每年只有武夷茶的订单是没有限额的，只是简单地描述为“越多越好”，而其他茶每年都有一个推荐预购量[14]。英国东印度公司1793年的合同还显示，与每担27两白银的工夫，每担25两白银的屯绿、和每担57两白银的熙春茶价格相比，武夷茶的价格仅为每担13.5两白银[1](P198)。来自西方世界的两大进出口公司的这些数据表明，吸引西方茶叶买家的主要是武夷茶的低廉价格和可观的利润空间，而不是其质量。乔治·西格蒙德在其广为流传的茶叶普及书中将武夷茶划分为低等级的茶，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经济合理性[15]。

中国与西方的茶叶买卖通常包括5个程序：谈判合同、签订合同、检验茶叶样品、包装茶叶、茶叶装箱和搬运上公司的船[14](P79)。合同程序是基于大班和行商之间的相互信任和长期合作(尽管来回谈判可能持续数月)，并且在合同中明确描述了交易条件。掺假行为通常发生在茶叶包装和装箱时。此外，船只的装载顺序也表明了武夷茶是作为廉价茶叶运输的，有时甚至用作压舱货[13](P364)。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每艘船都装载了一定数量的武夷茶作为压舱货，这些压舱货甚至只是为了保护更好的茶以“填补”空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也采用了类似的装载顺序：价值较高的瓷器被装在底部，其次是最便宜的武夷茶，用于填充装瓷器的箱子的空隙以保护瓷器。大多数时候，茶叶在港口装船时就已经被压碎，因为装运工人毫不关心，因此这些茶很难达到合同规定的质量。1764年11月3日的一份大班每日记录记载的装船过程显示，茶叶装箱的任务委托给了茶叶供应商雇用的中国“苦力”。装箱时，工人粗暴地用脚践踏茶叶，将茶叶塞进箱子里。“那些在码头装箱的负责人每天都在不断惊叫：‘不要把茶叶压碎了，要竖直地放!’”可能有100个已经装了一半的箱子被扔回到了尚未打包的茶堆上，因为这些茶已经被碎成渣了。”[14](P168)

西方的茶叶买家经常面临中国商人的掺假。西格蒙德指出，武夷茶的假货很多：有两种武夷茶都是从中国运来的，一种是来自福建的武夷茶，一种是在广州当地生产的劣质茶，因此被称为“广州武夷”。是一种将没通过验收的工夫和一种名为“Woping”的劣质茶混合在一起[15]。一份1830年的资料显示，该公司三分之一的武夷茶实际上产自粤北的Woping[16](P37)。这种商业欺诈在中西贸易早期更为频繁，当时西方负责采购茶叶的大班对中国茶知之甚少。然而，当西方买家逐渐掌握了判断茶叶质量的专业知识，就开始以错误打包、人工染色或没达到合约的质量标准为由，将大量茶叶退还给中国商人，并要求更换。在1783年，就有不少于1402箱的茶叶(其中包括很多武夷茶)，以1781年的货物的形式退回[13](P88)。

海外市场：包装武夷茶成为一种成功的商品

虽然武夷茶的进口价格是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所有茶类中最低的，但海外的消费者对茶叶却一无所知。潜在的消费者对茶叶的生产、品鉴和挑选的知识高度依赖于茶叶公司的广告和零售商的解释。这些中介机构不仅销售产品，还筛选、编辑并有选择地与客户分享已获知的茶叶知识。人们也期待他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指导家庭消费者如何正确地选择茶和泡茶。

18 世纪早期，武夷茶与松萝、大珠茶为英国主要向中国进口的三大茶类。与其他茶类相比，武夷茶有两个明显的优势：更能容忍长途航海(经过一年的航海，绿茶的新鲜口感几乎消失殆尽)，并且在备茶待客时被认为具有更多操作空间。绿茶只能用沸水冲泡一次，但武夷茶相对粗老的叶子可以承受重新加热甚至反复地煮[12]。对于普通的消费者，包括新兴的工人阶级，武夷茶更经煮耐泡，而且价格要比绿茶便宜得多，这些优势自然也带来了商业上的成功。此外，18世纪英国在加勒比群岛的殖民扩张直接导致了糖供应量的增加，也极大地刺激了红茶的消费。对于英国民众来说，“一杯好茶”需要两种必不可少的物质：茶叶和蔗糖。这两种商品都依赖于海外种植园的发展和全球贸易的兴起。正如明茨富有洞察力地指出的那样，英国人对糖和茶的依赖并不是“自然”口味偏好的结果，而是茶和糖的全球贸易为帝国带来的巨大财富所驱动[17]。

“Bohea”一词于1696年首次出现在西语世界中，约翰·奥文顿在1689年出版的《苏拉特航行》中，描述了三种茶：瓜片、松萝和Bohea[18]。前两种都是绿茶，只有Bohea是“红”茶。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在他编撰的词典中将Bohea定义为“一种特别的茶，比绿茶有更深的颜色和更涩的口味。”[19]1838年，查尔斯布鲁斯在《红茶生产报告》中虽然没有提到“Bohea”一词，但首次描述了红茶的制作方法，证明这种茶产品在当时最受英国人欢迎[20]。

到19世纪中叶，来自中国的茶叶变得比以往更加便宜实惠，产生的结果是茶叶消费从英国的上流阶级蔓延到千家万户。为了满足对中国茶还缺乏基本知识的普通英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大众出版物和指南。西格蒙德的《茶：它的功效、药用和道德》以对进口的主要茶叶商品的详细描述的形式提供了辨别和认识茶叶的实用知识。该书成为19世纪在英国广为流行的茶叶消费指南。由于武夷红茶是当时销售最广的茶，因此西格蒙德用了比任何其他茶都更多的篇幅去描述Bohea。在承认中国人是茶叶行家的同时，他指出Bohea在其原产国(中国)并未被广泛消费，即使是最卑微的阶层也不会购买[16]。这种特别说明与武夷红茶/正山小种的起源故事是一致的。当武夷红茶刚出现在伦敦的市场上时，由于其稀缺性和更浓郁的味道使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并使其能够以高价出售。但此后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大茶商利用较小的零售商及其客户相对缺乏经验，开始销售从其他地区收购而来的假冒伪劣武夷红茶，尤其是广东Woping产的Bohea大量进入市场，从而导致武夷茶的声誉逐渐衰落。在18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Bohea逐渐作为一种红茶的特殊发酵方法固定下来，并传播到整个中国。在名称使用上，Bohea逐渐与红茶同义，乃至代指所有华茶。在17世纪90年代，茶商只在广告中将他们最好的产品描述为“极品特级茶”，但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茶名。然而到了18世纪的头10年，东印度公司的销售开始标明不同的“优质松萝茶”和“武夷茶”，并且对“绿茶”和“武夷茶”进行了区分。到1712年，销售记录将茶叶分为5类：武夷红茶、白毫、瓜片、工夫和松萝。这些对来自不同产地和不同加工方式的茶的区分，以及越来越复杂的口味、香气和外观的描述，反映了茶市场的日益复杂细分和消费者对茶的种类以及品鉴方式的专业知识的增加[12](P78)。这些知识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和零售商手里层层筛选过滤。尽管他们通过分发说明书和发布广告来引导当地消费者，但这种“知识共享”显然是必须有所保留的：茶商只愿意分享对他们的业务有益的知识，而不是公司内部的定级、拼配和包装的商业秘密，因为他们必须要比消费者更为博学和更具技巧性。

在Bohea跨洋贸易的价值链上，从源头中国武夷山到终端的西方消费者的茶杯，掺假和造假在各个阶段都有发生。中国的茶工、茶栈和行商，负责进口的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么将其他杂质混进茶叶中，要么以其他方式欺骗下游的中间商。荷兰的国内进货商抱怨在拍卖会上，经过东印度公司粗包装的茶叶混入了大量尘土，但与此同时，这些批发商又把这些掺假的茶卖给零售商获利，零售商可能会在出售前进一步掺假再卖给终端消费者。

结论：跨国商品的价值链的生成

本文追溯17 世纪以来武夷茶从中国原产地到海外主要市场的流通路径，认为武夷茶之所以能够在早期国际贸易中成为一种成功的商品并非由于其声称的质量和口感，而更主要是来自它有利可图的物质性：武夷茶的叶子比其他茶叶采摘得更粗老，更能经受反复冲泡甚至可以煮，对于英国的工人阶级来说，它比任何其他茶都便宜得多，正是这些工人阶层逐渐成长为英国茶叶的主要消费者。作为一种真正的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区域的商品，武夷茶不仅仅是一种来自中国的饮料。它是一种与中国风潮、贵族品位以及东方生活方式的物质体现紧密相关的产品。武夷茶的商品价值是通过各种代理与茶叶本身之间复杂的“纠缠”和“依赖”关系，通过社会构建而实现的。

武夷茶的本真性源于人与物之间的关联和依赖，而不是源于人类赋予的“事物的秩序”[21](P19-36)。正如阿帕杜莱所强调的那样，生产奢侈品所需的知识是无法标准化的，因为这些知识涉及到更主观和更具争议性的品位、判断和个人经验标准[1](P42)。武夷茶的价值链中涉及的中间人数量越多，对知识的解释的弹性就越大，获利机会也就越大。因此，不同层次的中间人通过收集、选择、编辑和传播茶叶的相关知识，在建构这种来自遥远国度的、异域情调的商品的价值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由于武夷茶的产地和消费地在地理和语言上的隔离，筛选和传播有关知识至关重要。最终出现在西方国家商业海报上的信息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编辑后呈现的。武夷茶的流行显然远非一场意外事故——中国产地对正山小种起源的解释，而是一系列精心构思的促销策略的结果，该策略特别强调了武夷茶廉价和耐泡的优势。武夷茶在海外的商业“包装”成功是在中国供货商和海外进口商之间、质量和价格之间、新兴工薪阶层消费者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向往、普通家庭的购买能力与零售商的精准定价之间的博弈平衡的结果。在武夷茶的整个价值链生成涉及的诸多因素中，口味似乎一直是最不重要的因素。(作者：肖坤冰)

文章来源：万里茶道研究院

。原文刊于《贵州民族研究》2022 年第 5 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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