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中国普洱茶网 整体品牌升级,更名为「茶友网」

著名的产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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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茶协黄光辉:“茗战”在即,低调的江西茶不想再低调了

茶,如同陶瓷、红色文化一样,是江西响当当的名片。

与江西低调的“人设”不同,赣鄱大地名茶辈出,声名远播,如庐山云雾茶、婺源茗眉、井冈翠绿、宁红工夫茶、狗牯脑茶……正如江西省茶叶协会会长黄光辉所言,“江西,作为我国重要的茶叶大省,拥有深厚的茶底蕴、茶文化。”

赣鄱大地,产茶历史悠久

江西产茶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据《庐山志》记载:东汉时,庐山僧侣劈岩削谷,取诸崖壁间栽种茶。到了唐朝,陆羽的《茶经》中就有江西宜春、吉安产茶的记载,同时江西茶叶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饮茶之风极为盛行。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一诗写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景德镇的浮梁一早就是著名的产茶地和茶叶集散地。当时浮梁、婺源一带,不仅是著名的茶叶种植区,也是重要的茶业贸易区。

到了宋朝,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江西茶产业也进入了飞跃式的发展阶段,江西一跃成为全国的茶叶主产区。隆兴府(今南昌)的双井、西山白露、鹤岭等茶闻名于世,民间茶叶贸易买卖氛围极其兴盛。

在长期的饮茶习惯下,到了如今,江西人已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茶文化。悦耳动听的采茶歌、婀娜多姿的采茶舞、风趣幽默的采茶戏……江西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茶的影子。

江西省茶叶协会会长、古今茶事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黄光辉

在黄光辉看来,江西人对江西茶具有浓厚的家乡情怀。江西人喜欢茶,爱喝茶,茶成为了人们联络感情的中介,他们将茶与生活融合到了一起,在不同的节气与时令,江西人有着不同的茶俗,独特的饮食习惯,也造就了江西人独一无二的饮茶方式。

绿色基底,守正创新

谈起赣茶最大的特点,黄光辉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绿色、健康。”“江西茶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十分重视茶产区的生态环境,也不是追求过度开发。”黄光辉补充道。

按照黄光辉的观点,江西茶的“绿”,不仅体现在土壤里,还体现在生产车间里、在茶室里。从茶树上到机器里,再到消费者的茶桌上,茶叶经历蜕变,但本质不变,都应当是秉承绿色健康的属性。黄会长说,“江西人喝茶,讲究的是要喝一个干净健康的茶。”

绿色健康是基础,守正创新是延续。为了传承发展好赣茶产业,近年来,江西茶产业以科技为抓手谋求突破,在种植端、加工端、销售端创新发展,茶产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拿农机来说,以前在茶园都是靠一锄头一锄头的挖,现在基本都引进了深耕机、开垦机等,在车间里,许多企业都做到了不落地生产,全产业链逐步实现了机械化标准化生产,产能和卫生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黄光辉表示,“在销售端,许多企业与时俱进,摆脱了单一的实体店销售模式,不再依靠传统的吆喝,有人做起了电商,有的企业做起了直播,这也是茶产业数字化的表现。”

赣茶有好的产业基础、消费氛围,也有良好的产业创新能力。作为江西茶产业的带头人、协会会长,黄光辉常跟会员说起,只有发挥好企业内生动力,传承好赣茶文化,产业才有希望。

齐聚大赛,斗出风采

斗茶,又称茗战,以战斗的姿态,互评互比茶的优劣,决出胜负。据载,斗茶始于唐,但入宋后斗茶更盛,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乐极一时。

今年以来,江西景德镇、上饶等地陆续开展了民间斗茶赛等相关活动,斗茶氛围浓郁。

目前,中国首届斗茶大赛暨2022中国十大茶王评选活动正火热进行中,黄光辉认为,举办全国斗茶大赛,有助于茶企以茶会友,以赛扬名,能打响中国茶品牌、繁荣中国茶文化。

他还讲到,希望江西更多茶企茶人参与到比赛中来,代表江西茶与全国好茶齐聚赛场,共同见证这一茶业界的盛事,同时也让更多人认识江西茶、爱上江西茶,打开江西茶影响力,进一步推动江西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撰写】陈坚升

【稿源】南方农村报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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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茶是如何影响古代的社会生活

贡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直至清代封建制度的寿终正寝,贡茶才随之消亡。悠悠数千年,贡茶对整个茶叶生产的影响和茶叶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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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它贡品一样,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象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制度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也是封建社会商品。


贡茶是中国茶文化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中国古代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过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延续和发展,中国古代贡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化的体系、一种文化的累积。


贡茶不仅关乎宫廷生活,也对社会经济有重要的影响。历代地方官员为了迎合宫廷,费尽心思培育新的品种,改进制作工艺,逐步形成了国内相对统一又各具地方特色的贡茶体系,推动着中国茶叶不断向前进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几大产茶区。


贡茶文化作为中国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现代中国茶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数量庞大的贡茶,影响着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庞大数量的贡茶使产茶区的经济走向单一化,而且对质量的高要求也对茶农造成了很大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同时,对茶叶的高要求也推动了质量的提升,大量新的茶叶品种出现,又拓展了茶农的经济来源,丰富了茶叶文化的内涵。


由于宫廷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生活风尚,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庞大的贡茶数量,对于贡茶地方的官员和百姓来说,其负担是可想而知的。


正如明代正德年间的官员曹琥列举了贡茶所带来的五大弊端,“有芽茶之征,有细茶之征,始于方春,屹于首夏,官校临门,急如星火,农夫蚕妇,各失其业……及归之官,又拣择去取,十不中一,遂使射利之家,先期采集,坐索高价……


又官校乘机私买贷卖,遂使朝夕盐米小民,相戒不敢入市。”这种繁重的贡茶任务,使得茶农承受着沉重的负担。


许多地方不得不放弃许多原来的产业而改种茶叶,这样一来生产的单一化,使得百姓难以承受天灾带来的危机,一遇荒年,则百姓衣食无着。


在征缴贡茶的过程中,一些官员营私舞弊、低价强买的现象时有发生,且在贡茶的运输过程中各种耗费都被均摊在了茶农的身上,更加重茶农的负担。


由于贡茶带来了各类社会问题,使得当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稳定贡茶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保障茶农的基本利益。


清人陈章在《采茶歌》中记述了贡茶给茶农带来的沉重负担,“催贡文移下官府,哪管山茶芽未吐。焙成粒粒比莲心,谁知侬比莲心苦。”


庞大的贡茶数量,且对贡茶的采摘时间和质量的严格要求,使得产茶区的茶农疲于应对。


清人释超全在《武夷茶歌》中有这样描述采摘贡茶的辛苦:“往年荐新苦黄冠,遍采春芽三日内。搜尽深山粟粒空,官令禁绝民蒙惠。种茶辛苦甚种田,耘锄采摘与烘焙。谷雨期属处处忙,两旬昼夜眠飨废。道人山农难为粮,春作秋成如望岁。”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种茶之苦甚于种田,茶农辛苦一年都难以解决温饱,以致乾隆在看到民间采办贡茶时,也少有地发出慨叹“敝衣粝食真不敷,龙团凤饼真无味”。


虽然贡茶给产茶地方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由于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


各个地方官为了迎合宫廷,在茶叶的选材、包装、加工等方面都着实下了很多功夫。


这种政府机构对茶叶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促进了茶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茶文化的发展。


贡茶扩大了茶叶产区。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如碧螺春,“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岁产野茶……土人曰吓煞人香,康熙乙卯,车驾幸太湖,抚臣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顺,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矣。”


在碧螺春成为贡茶后,原本的“野茶”一跃而成为名茶,其主产区洞庭山产茶区的茶叶产量逐年递增,最多时达到4360斤,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再如普洱茶在成为清宫贡茶以后,普洱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培,制成圆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普茶名重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使普洱茶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收入,并带动了周围商业的发展。


在贡茶产区,一批著名的茶叶商号的出现,标志着该地区茶叶产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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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清末盛产普洱茶的地方,每年在此加工的毛茶达到500吨以上,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普洱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


仇英所绘《斗茶图》,斗茶的场地在山野间浓浓的松荫之下,雅士们在此斗茶比香,赋诗行茶令,一派悠然情趣。


贡茶提高了茶叶的品质。宫廷对贡茶的要求非常严格,皇帝依据自己的口味对进贡的茶叶进行选择,这种有分别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采办贡茶的官员,地方官会根据皇帝的要求精选茶叶,甚至调整茶叶采摘的时间、加工的方法等,这种无形中的间接调控不同程度地提高了茶叶的品质。


如蒙顶茶,“名山之茶美于蒙,蒙顶又美之上清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异,谓曰仙茶,每岁采办三百五十叶,天子郊天及太庙用之。”


正是在宫廷的干预下,贡茶地方官员和茶农精益求精的培育和制作茶叶,客观上促进了茶叶质量的提升,出现了一些影响至今的著名茶品。

贡茶带动了茶叶包装的进步。除了对茶叶本身的影响外,各个地方为迎合宫廷,在茶叶的包装等方面也不断提升。


清代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这样描述:“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圆,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签丹印封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贡茶主要是用银瓶和锡瓶包装,特别是锡瓶,更是被广泛的使用,这主要是因为锡瓶的密封性好,可以长久保持茶叶的原味。

现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茶叶文物也基本上是用锡瓶包装的。这些贡茶文物基本沿袭了前代贡茶的包装风格,材质以银、锡为主,锡器采用铸、錾等工艺制作出各式各样的花纹图案,主要有龙凤纹、暗八仙纹、八宝纹、水仙纹及花鸟纹等,造型有如意云、花瓶等各式。

容器外一般包有黄色的布套或者黄缎套。此外还有一些大的包装盒,将茶叶放置在其中,这些盒也基本上以黄色或明黄色为主,显示出皇家独有的特性。这些贡茶的包装很多至今沿用,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贡茶对茶产业的影响实际上是政府机构对茶业的干预和引导作用的结果,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


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代表着一切,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生活背景和审美情趣,决定了一个时代的产品特别是宫廷特殊消费品的品种和艺术风格。


宫廷在对贡茶的评价、反馈和使用数量等都对茶叶生产技术和质量的提高带来了一个竞争和促进的机制。通过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交流,贡茶在保证宫廷使用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的品质,使其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鲜为人知的安茶消亡与复兴史

安徽祁门物华天宝,属于古徽州的一府六县之一。它不仅是景德镇高品位瓷土的供应地,而且有屯绿中最著名的凫绿、红茶中最香的祁门红茶,还有一度曾销声匿迹、少为人知的安茶。

祁门安茶,原产于祁门县的芦溪乡一带。它的起源和消失,与祁红的创始人余干臣的后半生一样神秘,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载,竟然谜一样的消失了。

走进芦溪,我在做过充分的安茶调查,查阅过大量的有关史料以后,猛然醒悟,要想真正看穿安茶的真面目,一定要如实地把它还原到产生它的时代中去,有必要把它与同时期的同类茶细心比对,如此,便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想明白安茶是怎样起源的,首先,必须探讨清楚它是怎样消失的。

关于安茶的凋敝消亡,共同认可的准确时间,应在 1940 年之前。如果把祁门安茶和梧州六堡茶做一对比,便会惊奇地发现,安茶的销运路线艰难而漫长,其运输行程,大约要历时 3~4 个月。安茶在祁门的芦溪制作,由阊河运至饶州,出鄱阳湖后,入赣江而达赣州。更换小船后,逆水在大庾(南安)登陆,穿越大庾岭(梅岭),入粤界南雄,而至广州、佛山一带销售。

从安茶的销运过程可以看出,祁门人只是完成了茶的制作,然后运输到广东佛山等地。这点与六堡茶的销售类似,原产地的茶农根据要求做完茶后,只是批发给了广东茶商,并没有解决成品茶的零售问题。而广东茶商买到批量的茶以后,经过存放陈化,又转手把茶零售到两广地区,但大部分的安茶,还是销售到了港澳和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手里。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以后,战火纷飞,安茶的运输路线变得更加艰难,茶运之路充满着更大的凶险,这就意味着安茶的运输成本,必然会成倍地提高了。而此时的安茶,又同时面临着与六堡茶的同质化竞争问题。更令安茶雪上加霜的是,当安茶的批发价格不能提高到可以抵消巨大的运输成本与生命风险赔付的时候,远在祁门的安茶生产商只能被迫停产,这是最合乎情理的推断。此起彼伏,在安茶衰亡的同期,也就是 1935 年,我们还能查到一组重要的数据,梧州六堡茶的销量,就在这一年创了历史新高,达到了 80 万斤的产量。这个突然出现的产量,是否可以合理地解释为:当安茶停产以后所形成的产量缺口,是由相类似的六堡茶来弥补的?这个论断,显然是成立的。何况在安茶的身边,品质优异、馥郁高香的祁门红茶已经兴起,在红肥绿瘦的产业窘境中,当地的很多茶号纷纷开始绿改红,这也是符合历史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枝上小虫,助茗瓯春色。

茶实嘉木英,其香乃天育。

通过安茶的消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安茶和六堡茶收购以后的销售路线与消费群体,是高度重合的,都是由广东人完成收购,然后再由广东茶商完成茶的仓储、陈化、拼配甚至是再包装,最后销售到同一个地方,即两广、港澳和东南亚地区。安茶的突然消亡,消亡得很绝情、很彻底,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当时,安茶是全部外销的,产茶之地的祁门人,并不习惯品饮安茶。假如在祁门或周边地区,存在着安茶的稳定消费群体,那么,一定会有一两家安茶的老字号,能够苟延残喘地活下来。然而,残酷的历史现状,也同时证明了这一结论的可靠。

明清俗话说「无徽不成镇」,早在东晋时期,徽人就已远赴异乡,其后,在盐、茶、木、典四业中,叱咤风云。尤其是明清时期,茶叶贸易已经成为徽商经营的巨业。从上文的历史事实可以推测,安茶的起源应该是模仿了六堡茶的制作工艺。当时,在广东经商的安徽茶人,从六堡茶的制作和经营中,管窥到了巨大的商机,他们联想到家乡芦溪有着与六堡镇相似的地理结构,都具备群山连绵、两河汇聚这样适宜茶树生长的良好条件,并且,芦溪特有的槠叶种洲茶叶厚味浓,枝粗叶大,价格低廉,尤其在春尾以后,茶梗依然持嫩、柔软,非常适合陈化。正是兼具了这些得天独厚的制茶条件,勤劳精明的徽州人,从粤商手里拿到订单之后,便开始模仿六堡茶了。

令人更为吃惊的是,《六堡志》里记载:「六堡镇的文记茶号,曾根据市场需求,生产过六安篮茶和普洱茶。」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我目前无力再去做进一步的考证。如果能够证明,作为六堡茶中五大茶号之一的文记第一个生产了六安茶,那么,祁门安茶仿制六堡茶的历史疑问,马上会迎刃而解。如果暂时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去证明这一点,也至少说明广西梧州的六堡茶商在历史上是生产过一定数量的祁门安茶的。并且,二者之间的工艺、设备、技术、包装、成品茶的滋味等,都具备了一定的相似性。

六堡茶的初制情况,也是如此。茶农只是完成了毛茶的制作,在六堡茶的后期制作中,关键的渥堆、陈化、仓储、拼配等环节,基本是由不同的茶号自主完成的。因此,当时的六堡茶生产,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产品标准。在祁红问世之前,以生产绿茶为主的祁门,是无法接受发酵茶的,之前,也不可能具备生产发酵茶的技术和条件。拿到了产品订单的芦溪人,为了做出汤色黄红的发酵茶,便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他们在春尾完成了毛茶的杀青、揉捻和干燥后,到了白露节气,把毛茶堆在室外,采取夜露的方法,以提高茶叶的含水率。为了使茶叶发生氧化红变,在白天,他们又把茶叶薄摊晒干。茶农们在反复的堆放、薄摊过程中,无意识完成了茶叶的渥堆过程。当堆温升高后,他们就会去翻堆降温,如此反复的夜露日晒,通过湿热作用,破坏了茶叶中的叶绿素,待茶坯变软,色泽呈黄褐色,便进入干燥环节。在包装上,也仿制了六堡茶的竹篓装。毛茶在装篓前,也像六堡茶一样,用木甑蒸软,压入箩筐,然后晾置、陈化,烘干后,运出祁门。因为安茶的运输路线漫长,需要多环节的船载、车运和人扛,所以,过去安茶的小竹篓,每篓重 3 斤,每大篓装 20 小篓,总重 60 斤。其重量,便于装卸,明显小于六堡茶 100 斤的大筐装。

老茶的醉人汤色。

按照以上工艺做出的茶,茶的汤色加深了,滋味浓厚醇和,苦涩味降低,其产品质量自然能够达到粤商提出的要求。当然,在那个时代,六堡茶和安茶的主要消费群体,还是中下层的劳苦人民,基本用于解渴祛暑之用,消费者对这类价廉耐泡的粗茶,也不可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仅如此,茶在渥堆的湿热条件下,产生了大量的微生物群,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茶汤由苦涩逐渐开始向醇滑甜厚转变,并有独特的槟榔香产生。独特的槟榔香,后来成为品质优异的安茶的审评标准之一。1988 年,安徽省名优茶评审委员会对安茶的鉴评标准为:「色黑褐尚润,香气高长,有槟榔香。「2015 年 11 月,在安茶的传承人汪镇响先生的办公室,我见到一个他珍藏的早年老安茶的竹篓,竹篾已红变,体积明显大于现在安茶的茶篓。其中的茶叶虽在近几年喝完了,但细嗅一下,竹篓里剩余的老箬叶上,还保留着淡淡的槟榔香气。

在 1949 年之前,还没有六大茶类的分类标准,所以,当地人习惯性地把安茶作为绿茶,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我们明白了安茶的制作原理,及其需要陈化的后发酵事实之后,把祁门安茶归类为黑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六安和祁门虽然同属安徽,但在交通不甚发达的古徽州,山路弯弯,感觉还是相距甚远。因此,祁门产的安茶与六安茶,根本就是品质殊异的两种茶类,风牛马不相及。但是,为什么祁门安茶又能被刻意称为六安茶呢?

个人认为,是因为当时的六安贡茶名气太大了,茶商们售茶攀龙附凤,沾点名气,也在常理之中,古今亦然。六安茶,从唐代到明代名扬天下,妇孺皆知,清初又贵为贡茶。

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记载:六安茶「品亦精,入药最效」。农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写道:「六安州之片茶,为茶之极品。」嘉庆九年,《六安州志》云:「天下产茶州县数十,惟六安茶为宫廷常进之品。」清代李光庭的《乡言解颐》里,也多次提到过六安茶,「金粉装修门面华,徽商竞货六安茶」,「古甃泉逾双井水,小楼酒带六安茶」,所以,身在祁门的茶商,为了提高安茶的身价,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便称他们的安茶产自著名的六安贡茶之乡,故意把安茶和六安茶搅和在一起,鱼目混珠。因为当地人不喝安茶,也不会在意茶票上究竟印了什么。

当时的安茶,价格低廉,购买和消费安茶的人,大部分为流落南洋打工的下层劳苦华侨,他们更不会去深究茶的产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安茶大号,如孙义顺、胡矩春、汪厚丰等,茶票上均明确标注了「六安采办雨前上上细嫩真春芽蕊」,「惟我六安茶独具一种天然特质」,「在六安拣选雨前上上芽蕊,不惜成本」,等等强调之语。另外,还有「六安贡品、六安名茶」等字样,这些类似的虚假夸大宣传,无非都在假借六安之名头,多赢一份利润而已。

当我们明白了安茶的出现是在两广茶商的商业需求以及安徽茶商的利益驱动下,共同催生的仿制茶品之后,对于安茶在包装和宣传上,自称为六安茶,就会更容易理解。他们普遍假托六安茶,是因为六安茶与六堡茶,都具备一个共同的「六」字,从读音上和功效上,更靠近与之相似的六堡茶。

一个冬日的清晨,我与合一园茶业的晓辉和旺鑫,从祁门县城驱车 40 公里,来到群山深处的芦溪乡。在孙义顺茶厂,就安茶的有关疑惑采访了对于安茶振兴功不可没的汪镇响先生。

汪老开明健谈,他说:「1918 年以后,黟县古筑乡孙家村的孙启明,带着茶叶和制茶技术来到芦溪,用谷雨以后的成熟茶青,与芦溪人合作生产安茶。孙启明看重的是芦溪有成片的原生槠叶种的洲茶,土地肥沃,不用施肥。」

当我问到「软枝茶」的时候,汪老的回答,印证了我的思考,他说:「软枝茶,不是一个品种,曾在孙义顺老茶号工作过的汪寿康告诉过我,所谓软枝茶,就是茶农完成鲜叶杀青后,把揉捻过的茶青摊晾在竹席上,晒至半干状态,然后卖给芦溪的茶号。很多茶农或背或挑,翻山越岭,一路上,那些半干柔软的茶青,在太阳下、在皖南湿热的天气里、在布袋里,在人体有温度的肩背上,自然会完成部分的湿热发酵,茶青的枝梗,便会变得更加柔软。当路人问起背的什么茶时,茶农们常常会说:『这是软枝茶』,天长日久,『软枝茶』的称谓,便约定俗成了。也就是说,杀青揉捻后晒至半干的茶青,才是各茶号的收购标准。若太干了,肩挑背扛,茶青容易挤碎;太湿了,茶青的含水率高低不一,茶号不好定价。类似的收购行规,在其他的红茶产区,也同样存在着。各茶号每天收完茶青之后,便立即在自己的作坊里,集中完成毛茶的干燥,以及后续的日晒夜露、蒸压、包装等关键工序。祁门的秋冬季,是深山里的枯水期,临近过冬才能制作完毕的安茶,要堆在山里,自然陈化半年,等春天来临,小溪里涨满春水时,安茶始可借着水流,用船运出芦溪和祁门。」

从汪老的谈话中,我们能够进一步印证,安茶的制作技术,确实是从外地传过来的,这也基本符合上文、我对安茶起源的考证。孙义顺老茶号的创始人,应该详细考察过,芦溪的茶园与六堡镇的相似性,当时,孙启明不只是引进了茶的制作技术,同时,也带来了六堡茶的成品茶、和竹制包装,以供参照。因此,传统的老安茶,从出生开始,身上总有抹不掉的六堡茶的历史印痕。

在孙义顺茶厂,我看到了一份珍贵的手稿资料,它是解放前负责运送最后一批安茶的程世瑞先生的口述笔记,程世瑞先生也是早期成批量安茶的最后见证人。他笔记中写道:「安茶,是一种半发酵的红青茶」,陈化了八年的王德春号安茶,「呈青黑色,没有发霉变质,尚有清香味」。

当他把茶运到佛山的兴业茶行,用开水冲泡这款茶的时候,程世瑞口述说:「味稍苦涩,茶汁乌红色,叶底呈青色,另具一种茶香味,不同于祁门的红茶和绿茶,与六安茶的差别更大。」这段话,是在安茶消失之前,前人留下的唯一的文字记录。从口述中可以读出,陈化八年的安茶,茶汤呈乌红色,而不是橙黄色或橙红色,它是黑红浓醇的典型的黑茶类汤色。这种汤色,是只有经过了前期渥堆,在湿热条件下才有可能出现的汤色。

现在的安茶工艺,存放八年后,是不可能出现乌红汤色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叶底呈青色,这里的「青」,应该是深绿偏黑,说明这批茶的活性很足。一款良好的陈茶叶底,随着冲泡次数的增多,其色泽会黑中泛青,慢慢变得新鲜而明润,而非做旧茶的碳化与胶着不散。程世瑞描述的安茶,既不同于绿茶,也不同于红茶,另具的一种茶香应该是渥堆与后发酵产生的醇和陈香。如果当年的老安茶工艺与现在的安茶工艺近似,那么,陈化八年后的安茶,其汤色是不会醇厚黑红的。

这些珍贵的信息,反而证明了现在的安茶制作与 1940 年之前是不尽相同的。在老安茶的核心工艺断代以后,现在的大部分安茶厂家,尚停留在相互模仿阶段,还没有真正把握安茶的传统工艺。

程世瑞先生的口述笔记原稿。

在芦溪,我参观过几个安茶生产厂,也品过数款不同类型、不同年份的安茶,说实话,我找不到黑茶类所具备的醇、厚、甘、爽、滑、红、浓的特点,大部分的安茶,仍偏苦涩,青味重,还保留着绿茶的火香,以及陈年绿茶的绿豆汤味道。个别的茶,会有淡淡的箬叶香和竹青味,这与安茶的箬叶竹篓包装有关,并不是安茶陈化后真正的醇厚滋味。

现在的安茶工艺,基本选择谷雨至立夏前后的茶青,杀青、干燥后做成毛茶。等白露过后,白天在竹甑中,把毛茶烘干,等晚上把干燥后的毛茶摊匀到竹席上,承接秋夜的露水。露过一夜的毛茶,次日在太阳下晾晒一天,然后蒸软,压入衬有新鲜箬叶的竹篓,最后烘干和陈化。

安茶在历史上素有「圣茶」之名,茶性温凉,清热祛湿,可作药用。因此,安茶的复兴和传承,显得尤为必要。作为一个爱茶之人,我希望更多的祁门人能从旧时安茶兴盛的大背景里,结合黑茶的制茶原理,去追寻和探索安茶最初的制作技术。果真如斯,安茶的未来不可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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