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代表茶

　　“茶无好坏，适口为珍”，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茶叶品种更是数不胜数，不同的茶叶品种之间我们不可以进行横向比较，更不建议用“好坏”去评价，毕竟每个人一定都有自己偏爱的一款茶。建议大家，只有品尝过才知道自己的喜好，不同茶类和品种之间，不要进行横向比较哦~下面一起来了解下蒸青、炒青、烘青、晒青的代表茶有哪些？

论近代中国的洋茶进口

(三)

三、洋茶进口的影响(上)

吴觉农、胡浩川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注意到洋茶进口的影响，并作了初步研究。他们说：“国人谈茶业的，无不注意于外销的逐年减少”，而对洋茶进口的影响视而不见，“我们看了外国茶叶大量的踊入，国人嗜好外国茶及咖啡、可可的心理的转变，这该抱怎样的态度?如果没有办法与这大量输入的外国茶在国内作竞争，又怎样能和外国茶在国外去竞争?国内连固有的国茶都在厌弃，又如何可以去提倡爱用国货?”这几个反问说明一个道理，即洋茶进口影响大。具体说来，主要有三大影响，即：挤压国内市场，削弱产业发展，影响国家安危。

1、挤压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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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茶在中国市场的销售，是一个驱逐中国茶的过程。至民国时期，洋茶对国内茶叶市场的挤压已经产生相当明显的恶果。在中国最大的市场上海，“外国的百货店糖果店，不必说都有大小各种的印度锡兰及爪哇装罐或装锡包的红茶，就是国人所经营的大百货店乃极小的面包店，也都在替其贩卖，陈列装潢，都在国产的红茶之上”。

表面上看，进口茶主要外侨供消费，实际上中国“各界招待外宾之时，或自相饮宴时，亦饮舶来茶叶为荣;甚至于中国火车、饭店、茶馆中，中国茶叶各不易见”。国人几不知有中国茶叶之事。美国使馆人员安得利说：“华人不仅不求改良华茶，又好购用洋茶，即以1915年而论，洋茶之输入中国者，已值500万元以上，余尝旅行乘中国铁路，欲求华茶为饮，车僮答曰：‘车上所备者，仅有西伦(即锡兰，今斯里兰卡——引者)茶而已”。

1935年，美国经济考察团人员游历广州时建议，复兴中国茶业，“谓最好先使中国茶叶在中国畅销”。中国茶在国内都不能畅销，后果确实严重。“国民嗜好舶来饮料，致一般消费量减少。此层只须一看近年外茶、咖啡、可可等巨额之输入，便易明了。生产优良饮料的国家尚有如此巨额之输入，内销贸易自然大受影响”。

以东北市场为例，即可知洋茶进口挤压国内市场的严重后果。印度、锡兰、日本等洋茶已侵入东北市场。日本红茶“其香味及色泽不让中国，而略带涩味，且茶瓣一煮全开，此其不及中茶之处也”，因而销路不佳，“可望为参合茶”。印度、锡兰红茶“香味亦佳，惟泡后过于浓厚，稍滞涩味，故亦不适俄人嗜好”。哈尔滨及东清铁路沿线的茶叶市场状况实为东北茶叶市场之缩影。俄国在关东省同样占据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继承了沙俄的侵略特权，大肆向关东州推销日茶。1905年日本派藁科喜作，1909年派海野孝三郎，1915年派静冈农业试验场技师来中国调查茶叶产制及销况情况。1917年又派清水俊二赴东北、张家口、天津等地调查，以便扩大红茶、砖茶销路。经过一番“努力”，日茶输入东北“关东州”及中国其他地区数量有所增长。

兹见下表(数量单位：千公斤，价值单位：千日元)。

从上表可知，日茶输入“关东州”数量有较大增长。可以推断，日本输送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茶叶也以东北为多。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中国“主权丧失，华茶贸易，自不免要受好多阻碍”。日本国立茶业改良场报告赤裸裸地宣称：“‘满洲国’独立以来，日本茶新得着进展的机会，实在是茶业界一大福音……该‘国’从来无间断的饮用中国茶，立即用素无渊源的日本茶，驱逐中国茶，本是至难的事。但是精密考察该‘国’的饮茶习性，能够供给适合满蒙人嗜好的茶叶，决不是什么难事”。这一段文字充分暴露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其“处心积虑，固已露于言表”，对“经营不遗余力”，以求“对此广大之销场，自以一手包办为快”。日本为达此目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步骤。

一是“累遣专家实地调查，并从事各种宣传”，做好舆论准备。1932—1935年就多次派人来中国东北调查，1935年1年内就派池谷桂作和小泉武雄视察东北茶市。派清水俊二调查华北及蒙古茶叶市场情况，“并大事宣传台湾茶叶如何精美，价值之低廉”。

二是“雇用中国技师，制炼东北人所嗜之茶叶”，以逐渐改变消费者之消费习惯。如东北所销安徽产大方、毛峰，浙江龙井，深受消费者欢迎，为抢夺市场，“自东北失陷后，日商复以重金引诱徽州茶工，设厂仿制大方、香片等茶，以投东北同胞之所好”。日本又请福州熏花茶师和杭州龙井茶师赴日制造毛峰、大方，把产品发送大连，请大连、营口、哈尔滨茶商代表品评。又把茶运入台湾熏花再输东北。

三是“累向‘满国’提出免税要求”。而对华茶进入东北征收30%的入口税。为适应日本“对于台湾茶叶关税之减低”要求，伪满所定“茶叶税连同附加，共为五成五分，如台湾茶之加税标准，价格为五十八元，中国华南茶叶则为七十七元五角”。日本人“对此仅有十九元五角之差额，仍认为不满足，必须再增高华南茶叶之关税率，并必须再减低台湾茶叶关税率，始足以将华南茶叶绝迹东北市场”。对这些要求，伪满组织当然“予以许可云”。“日人为谋独占东北贸易，使伪组织坚设关税障壁”，结果是“惟日茶可受最惠待遇，利于倾销”。

四是大量输入台湾茶、日本茶。抗战爆发后又把从敌占区搜刮来的茶叶大量运销东北。“日商经营茶叶者，初以台湾茶叶五十万斤输至东北为样品，次年即运往一百六十万余斤”，1935年左右，东北茶叶市场“在日本把握之下，全为台湾茶叶所代替”。1937年抗战爆发后，江浙皖相继沦陷，三井洋行勾结汉奸，在产区大量掠夺茶叶，一部分供出口，“一部份运往东北，同时在苏州提倡制造花茶运往华北东北销售”。

五是健全营销组织。在大连设锦记洋行、大信洋行，设支店于长春、奉天、哈尔滨、抚顺、昭盛、锦州，营口设盛性洋行，设支店于洮南、安东。受其影响，安徽茶“东北销路顿告断绝”，中国茶输出大减。

兹见1934—1937年东北茶销总量及中国茶、日本茶、印度茶输入数量和比重表(单位：斤)。

陈椽《茶业通史》提供的材料说，1933年日茶销东北为127000磅，1934年升至284000磅。这比上表所示数量略少。而据国际茶叶协会的报告，1931—1939年日本茶叶输入“关东州”、东北地区的数量也比上表少许多。

兹见下表(单位：千磅)。

虽然这样，从1932年日茶输入关东州及东北752千磅增长到1937年1832千磅，增幅1倍多，也可概见日茶销东北发展速度之快。至于说统计数量偏少，可能是没有包括销东北的台湾茶在内所致。1938—1939年，日本茶叶输入中国数量为1420万磅，1939—1940年增至1700万磅，砖茶销量亦从160万磅增至220万磅。显然，日茶很大部分是销往东北的。

来源：茶道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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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复（1554～1630），名彝宣，字元长，又字心其，号寒山子，又号病居士；明朝苏州昆山(今属江苏)兴贤里片玉坊人。张大复是明代著名戏曲作家、声律家；从小聪慧过人，诗文名重乡里并在34岁时考中秀才，然遗憾的是终与科举无缘。史载张大复“年十七，赴乡试，不售，至中年则弃之，以诸生设管授课，后多以病止。”他初患青光眼，却凭微弱的视力坚持写作、教书；然原本殷实的家底，只因请江湖游医、铁鞋道人医治眼疾，花费甚多；最后只得典卖祖传字画、良田，可眼疾却是越来越重，至40岁时竟然失明。在这期间，他一度还患有偏头痛、伤寒、肺炎等疾病；虽然是贫病相交加之身材矮小，所以他自称“病居士”。但是，他也并非是别人想象中的那么愁绪满腔，怨天尤人；他常常闲坐在家乡小西门的城墙上，或是摇头晃脑哼着昆曲；或是与各界朋友聊天长谈，他用耳朵去“观察”，用心去感知纷繁的大千世界……张大复除了短时间在朋友的衙署里担任幕僚外，主要是以口述的方式让人记下自己设馆、作幕、出游的见闻，包括著名人物言行、家乡风土人情以及昆曲的兴起与发展等；他之所以活得比常人还豁达、潇洒，是因为他的一生有茶水与昆曲的滋润……

“茶痴”著书

张大复博学多识，为人旷达，兴趣独特；他潜心古文，犹重东坡文章且获其风骨；他广交士林，与归有光，王世贞，陈继儒等当时名儒相与交接，结社论文；他还“广搜虞，昆山先贤事迹”编纂成书。生平著述有《张氏先世纪略》、《昆山人物传》、《昆山名宦传》、《嘘云轩文字》、《闻雁斋笔谈》以及《志遗》、《灵荟》等等；尤以《梅花草堂笔记》著称于世，亦以《梅花草堂笔谈》闻名于世。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以随笔形式写日常见闻与生活琐事，文笔清雅简洁，灵动且有韵致；正如其友陈继儒在《梅花草堂笔谈》序中所说：“元长贫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买书而好读书，老不能询世而好经世，盖古者狷狭之流，读其书可以知其人矣；”与张大复交往较多的汤显祖，在一封信札中也说：“读张元长先世事略，天下有真文章矣。”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一书共八百五十三则，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庶僧侣，树木花草，飞禽走兽，尘世梦境，春夏秋冬，皆在笔谈之内，从中可以领略到时代人物的风貌和社会习俗，清新人们的耳目，由于其间记有钱谷、屯田、漕河、海运的经世之事，故亦足备考史之资。尤其是书中的论茶、论水、论松萝情节，更是让人领略了一位明代“茶痴”的痴情，也让人领略了一位资深茶人于茶的专注与专业……

“茶痴”论茶

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多言及明代茶事，而且文字很有特点，值得品读；只是由于未能够得到普及，故世人多有不知，茶人少有人知而已……张大复《笔谈》中的一些篇章，虽然记录的是日常生活，却是极富有生活情趣，如“料理息庵，方有头绪，便拥炉静坐其中，不觉午睡昏昏也。偶闻儿子声书，心乐之，而炉间翏翏如松风响，则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竟扃其门而以缸器相遗，何来惠泉?乃厌张生馋口，汛之家人辈云:旧藏得惠水二器，宝云泉一器，丞取二味，品之由令儿子快读李秃翁《焚书》，惟其极醒极健者，回忆壬寅五月中，著屐烧灯品泉于吴城王弘之第，自谓壬寅第一夜，今日岂能此耶!”

《品泉》则是在文字的开篇几句，就描绘出一副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画面：在沸茶的咕咕声中，父亲昏然欲睡，忽然听见儿子朗朗的读书声，不由“心乐之”；接下来作者却笔锋一转，回忆起和友人在吴城“烧灯品泉”的“壬寅第一夜”……想来，与古代高人雅士赏花饮酒、煮茗品泉，谈诗论画，是张大复和许多名士一样，不仅是有所向往，而且是有所倾心……张大复在《笔谈》中的《言志》篇中，则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愿望：“净煮雨水泼虎丘，庙后之佳者连缀数缸……坐重楼上望西山，爽气窗外，玉兰树初舒嫩绿，照月通明，时浮黄晕，烧笋午食，抛卷暂卧，便与王摩诘、苏子瞻对面纵谈，流莺破梦，野香乱飞，有无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陇麦翻浪，手指如水，不妨敞裘着罗衫外，敬问天公肯与方便否。”这恐怕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人生画面的最高理想，但究竟能否真正实现?！又有几人能够实现呢?！那真是只能“敬问天公肯与方便否”了！张大复以为，饮茶如鉴赏金石彝鼎、欣赏书法名画一样，是一门独特的审美艺术，绝不能由他人代劳；只能是由自己亲自操作，自己用心去体验、品味其中的浓情妙趣；而这与苏轼的“从来佳茗似佳人”之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总之，古人在品茶之时，抚摸着或精美或朴素的茶具，凝视着澄碧青翠的茶汤，鼻嗅着如兰似梅的茶香，品味着茶汤甘芳鲜爽的滋味；这样，便可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高雅美妙的茶道艺术境界，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使精神得到陶冶，思想得到升华。

张大复还在《梅花草堂笔谈?茶说》中，于茶的个性给予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天下之性，未有淫于茶者也；虽然，未有贞于茶者也。水泉之味，华香之质，酒瓿、米椟、油盎、醯罍、酱罂之属，茶入辄肖其物。而滑贾奸之马腹，破其革而取之，行万余里，以售之山栖卉服之穷酋，而去其膻熏臊结、止膈烦心之宿疾，如振黄叶。盖天下之大淫而大贞出焉。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饮其韵。甚矣，夫世人之不善淫也！顾邃之怪茶味之不全，为作《茶说》，就月而书之。是夕船过鲁桥，月色水容，风情野态，茶烟树影，笛韵歌魂种种，逼人死矣。以贞与淫比喻茶性，初看似乎新奇怪诞，但阅后深思，又觉不无道理，不失为奇思妙想。淫者，乱也。茶性极易吸气，遇梅则香，逢鲍则腥。如封藏不严，百味皆杂，难守其本真之味。从这一角度来看，天下没有一物如此轻佻。贞者，正也。”

茶不仅解荤腥，能祛除烟酒之毒，更被誉为“百病之药”；明代李时珍等历代医家对茶都有较高的评价。尤其是茶于头昏脑涨，精疲神倦，百节不舒，饮之皆消；令人神清气爽，身心舒泰等等……。所以，“茶痴”张大复认为饮茶“去其膻熏臊结、止膈烦心之宿疾，如振黄叶”，效果犹如秋风扫落叶那样明显。由此可见，大淫只是茶的表面现象，大贞才是它的内在本质。茶既是如此大淫大贞之物，品茶行家就应该明其淫而就其贞，不仅能品味其色、香、味、形，更要看重它的非凡功效和神韵。这篇新奇优美的《茶说》，是张大复在一个美好迷人的月夜写就的；“是夕船过鲁桥，月色如水，风情野态，茶烟树影，笛韵歌魂种种，逼人死矣。”想来，张大复能在黑暗与贫病中，潇洒地活到77岁，其中的秘密是：茶水与昆曲不无大功矣！

“茶痴”论水

对于煎茶的用水，在古代则是被重视到无以复加的神圣程度，各界人物纷纷出来做茶事表演；以彰显煎茶用水的重要或意义。水为茶之母，中国茶人历来讲究泡茶用水。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欧阳修《大明水记》、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等，都对茶与水的关系作有精辟的论述。

明代人田艺衡的《煮泉小品》是一部茶之水的专著，它分为十个部分：从“源泉”、“异泉”一直说到“江水”、“井水”等，不少议论怪异到出人意表的程度。而“茶痴”张大复则是来得更猛，他甚至有点“喧宾夺主”地将水提高到胜于茶的地步。他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以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贫人不易致茶，尤难得水。”这是“茶痴”张大复泡茶试水时的体会与感悟。他的意思是，泡茶的重要性在于水。茶发于水，水乃茶之母。所以，好茶还需好水沏……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试茶》文中关于水的经典论述是说得最透彻的；看来好作惊人之语的文人习气，用在茶事酒风上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和认可……因为水不仅承载了茶之色、香、味，而且实现茶的养分和药理功能，所谓“精茗蕴香，借水而发”就是这个道理。与他同时代的茶人许次纾，也曾在《茶疏》一文中写到：“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然而，张大复的高论比许次纾等所有名人行家更加淋漓尽致；在张大复看来，品茶同时也是品水，好水不仅可以掩饰茶之不足，更可以使茶锦上添花；而水品不足，不仅是茶性难显，还会减低茶的品质……能透彻、经典地评说茶水关系的张大复，可谓是识得茶之真滋味。

“茶痴”论松萝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的30多篇记述茶、水的文章，除了有《试茶》、《茶说》外，还有《天台云雾茶》、《天池茶》、《紫笋茶》等篇记；说各地特色茶的有《茶菊》、《乞梅茶帖》，不失为高士饮茶图的有《此坐》、《煎茶》，述说各地名茶和品饮心得有《饮松萝茶》等……然令人遗憾的是，张大复的《饮松萝茶》一文未见原著；只知道他在《闻雁斋笔谈》中说：“松萝茶有性而韵……初泼时，嗅之勃勃有香气耳……”张大复品饮并赞美松萝茶，是因为松萝茶的名气还是因为松萝茶的品质，抑或是与松萝茶的缘分，不得而知；然他对于松萝茶的那份倾心和热爱，却是跃然纸上；“饮松萝茶，松萝茶有性而韻，正不堪与天池作奴，况介山之良者哉。但初泼时，嗅之勃勃有香气耳。然茶之佳处，故不在香。故曰虎丘做豆气，天池作花气，介山似金石气，又似无气。”而在《梅花草堂笔谈》（卷十三?茶条）中，张大复更是情深意长的评论松萝茶；他说：“松萝之香馥馥，庙后之味闲闲，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想来，张大复的“然其妙在造”几个字，却是一语道破了明代松萝茶的制作技艺……

中国的制茶技术，由唐宋时期占主导性的“蒸青”制茶法，至明代已为“炒青”制茶法取代，并逐渐成为占主导性的制茶技术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个创新的制茶技术，就是以松萝茶为代表的炒青技法，因为炒青技法的独特和领先……所以，松萝茶获得了“炒青始祖”之誉。作为明代茶苑的一枝奇葩，松萝茶的崛起和盛行，体现了制茶工艺的精湛与茗饮文化的内涵丰富。同时，伴随着松萝茶技法向湖南、福建、浙江、江西等茶区的传播,各大茶区实现了中国茶业史上由蒸青向炒青转变的技术革命；“松萝”之名亦传遍天下并成为清末以前徽州茶的通称。而在技术革新作为发轫契机的同时,引领消费时尚的文人雅士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想来，张大复不仅是一位雅士中，亦是一位喜茶爱茶并懂茶的资深茶人；称其“茶痴”亦是理所当然……晚明时期，色、香、味俱佳的松萝茶大行其道后，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讲究“至精至美”之境；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品饮松萝茶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亦是松萝茶之“道”。

明人张源首先在自己的著作《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他说以松萝茶为代表的明代炒青制茶技术是“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张源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所以，张源的观点很明确：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现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因此，张源的茶道是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而有着“炒青始祖”之誉的松萝茶，因其茶的色、香、味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则是真正体现了茶之“道”。然张大复则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张大复想告诉人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达到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也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化境，更是达到一种天、地人心融通一体的境界。茶痴张大复对于饮茶之“道”的认识，可以说是明代时期的茶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

张大复的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富有生活情趣及理想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他的小品文《泗上戏书》里，有着绝妙的描述：“一卷书，一尘尾，一壶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绮，一奚奴，一骏马，一溪云，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然后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处名山，随缘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真的是不枉了“茶痴”的美称啊！

【摘自2018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毅（安徽黄山），作者系茶文化学者、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