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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有关茶叶的记载的著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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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文化——故宫“茶·世界”策展访谈

故宫博物院“茶·世界”大展于9月1日至11月31日对外展出。

本次访谈就故宫此次展览的策展预与目标、茶与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从中国走出去的茶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与影响,乃至茶与当代世界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等,与策展人王光尧进行了对话。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茶(一)展览主题张然思:这个展览是以“茶·世界”这样大的一个命题来命名,我从展览大纲注意到,展览以发现茶之“神农氏”为缘起,这是否表明您在本次展览中既想纵深探索茶在中国的历史,又想横向探索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呢?

王光尧:谈“茶”和办“茶”的展览,想的时候觉得容易,办的时候则很难。展览的名称、内容都特别难定。仅展览的名称,策展团队想了很多。办这个茶的展览不仅仅涉及茶叶,也不仅仅是喝茶的艺术和茶具,我们还想在物质文化史上探讨以茶为关注点的“文化现象”。茶在中国有几千年的饮用历程,并带动茶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点并不是茶叶本身的变化。茶叶本身有变化没有?肯定有,不同时期制茶的方法不一样。制茶技术的改进,因制造方法导致茶叶形状、味道的变化,等等,这种茶叶本身的内容,只是我们关注的点之一。展览关注的茶文化包括更多:为什么要喝茶?喝茶对人有哪些好处?喝茶的习俗是怎么从原产地向其他地区传播的?各历史时期中国不同阶层的人怎么喝茶?茶器何如?以及茶对人民的生活习俗、政治经济乃至国家外交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这些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是我想的展览的内容。这也就决定了这个展览是既不同于办一个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喝茶的“雅事”展览,也不同于讲述如何把茶从中国卖到外国去、茶叶从中国向海外影响的一个展览。更多的是关注刚才说这些内容。是要从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等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喝茶行为本身找到文化的发展模式和变化的内容及原因。对于国内的关注点如此,对于海外茶文化的关注点也同样如此,所以展览关注点既有茶叶本身,又有茶器,还有喝茶人的习俗,以及茶在不同时代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于这个展览用什么题目,既要包含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又要包含从茶叶原产地到中国各地,以及从中国到海外。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不仅仅是当下的,在古代也是如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断面上也具有传播和影响,传播的远近可能又不一样。

除了形而下的茶及相关的物外,还有与茶相关的形而上的内容,我们也想在展览中表现出来。基于此,最后用“茶·世界”作为展览的名称,是因为展览最关键的内容是茶,是人,是全世界内所有关乎茶的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就是世界。通过茶反映这个世界,这里面既蕴含了茶本身构建的世界,也要通过茶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等等,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命名。而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是学习很多年前的一部电影《未来水世界》,以水资源为一个关注点进入到叙事,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用茶叙事的想法,就把这个展览的名字定为“茶·世界”,也就是既关注茶文化本身发展历史,也关注它在不同断面上的普及程度、传播及文化影响等,并思考未来。


“茶出中国”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所以说您对茶的定义是扩大至茶文化层面的,即透过展览讲述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如何看待茶,又将其认识推广至不同历史时期整个横向的世界,针对不同时间同一地区或者同一时间不同地区,探讨人们对于“茶文化”的定义和认识,是这样的吗?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就是茶表现的人文历史和世界的关系,这就是“茶·世界”的内容。不仅仅是怎么喝茶,“怎么喝茶”当然是关键的内容。怎么种茶,同一个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种茶的方法有没有变化?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受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是否有种茶和不种茶的差别?种茶又有哪些变化?怎么把茶从小区域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去种植?这些变化都是我们关注的内容。

这仅仅是说“种”,还包括以此类推的喝茶、卖茶、讲茶,把茶和自己的思想、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放在一起,这才是我们要想展示的,意在通过展览讲透茶和世界的关系。展览是一个既有纵的线,即各种各样的纵叙述,又有横断面的表现,若以年为单位的话,千万年中的每一个年都会是一个断面。

张然思:那么,您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多条纵线和上百个横断面的主题,对于一个展览来说过于宏大了?

王光尧:所以呀,做这种大型的综合性的展览就比较难,看你怎么选择叙事的线条,一个展览可以是一个叙事主线,也可以是几个叙事主线,通过人为的物理空间的分割把它区分开来,可以在某一个空间讲历史,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空间去讲别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如果线条清晰、明白晓畅的话,不怕大,而且大的展览有大的叙事方法,有大的文化内涵,有大的好处!

张然思:您认为“不怕大”这样一种展览形式,或者说以不同空间和不同主题来进行分割叙事,是展览受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形式吗?

王光尧:我想,在文化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的今天,社会和参观者都渴望有更大、更好和更美的展览呈现出来,以便于每一个观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信息化也为参观展览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具有时代特性的便捷:通过现场的观看,加上经由网络提前获取、搜寻相关的知识,是很容易理解大型展览的。换句话说,时代需要宏大的展览,需要精深的展览。

张然思:那么就像您提及的,如果把茶放大到一个文化概念,您认为“茶文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王光尧:这个要先讲清什么是文化。经纬天地谓之文,使人(物)趋同谓之化。简单地说,就是在某一方面或综合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人群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知识影响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在这种影响带动下使其提高到一个与自己(高者)相同的境界,即以自己的文(人为的规划程度)去化(提升)别人。具体到茶文化,指的是种茶、有茶、喝茶的人群用其所形成的文化行为去带动和影响其他人群。即以茶为观察点的饮的文化。

人们发现茶对人的好处以后,作为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成了古代中国人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在这七件事中如果非要分个等级的话,柴和米是人们生存的根本,吃饱、吃熟的东西;油盐酱醋提高到吃香的层面。在吃饱、吃香之后,茶使生活进入了一个保养的阶段,即吃好。

关于茶对人体的好处,上古时期已为人们认识到。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古代文献说茶能止渴、消食,明目、益思,解牛羊毒,饮茶能达到涤烦、致和的效果,即我们现在说的对人有保健作用,而且这是经过现代科学证明的内容,茶叶含茶多酚等,对人体有好处。尽管古人没有能力去化验,但他们通过千百年的实践知道喝茶能解毒。于是人们在吃饱、吃香之后,又利用茶可以“解毒”的功能对生活加以改进,使之更好。

人们认识到茶的好处并不断总结,再制茶、喝茶乃至教人喝茶,把喝茶传播推广到更远的地方,让不同地区的人都能喝茶、了解茶,这也是喝茶的内容。此外,“茶文化”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制茶、种茶的全套内容,以及喝茶的茶具和茶器的改进,对喝茶场景的关注。政府对茶业种植的态度,在茶叶品种开发中的作用,还有历史上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进行的“茶马贸易”,这种制约性的交换又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有关,同样也是“茶文化”要关注的内容。至于从唐代开始茶被运往世界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茶马贸易的扩大化。

张然思:所以说您所指的“茶文化”,实际上包含了以茶为中心的各个层面的知识,不管是经济基础的还是上层建筑的,只要是与茶相关的生活生产活动,或者是文化活动,都在您所谓的“茶文化”里,对吗?

王光尧:对,茶文化包括所有古人和今人与茶相关的一切活动。

(二)展品陈列和展线设计

张然思:那我们回到展品和设计部分。我发现展览开头背板很有特色:展柜中呈现了茶株标本,而背板则是关于茶之“异名”的解释(如来自《茶经》《说文解字》的内容),同时叙述了我国历代茶政。策展团队这样的设计,是否有意将观众引入物质与文化,以引发观众思考茶叶背后的经济或政治因素呢?


茶叶遗存(左下)汉阳陵外藏坑K15出土陕西汉阳陵博物馆藏王光尧: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展览是一种语言,通过“物”的表现辅助一些文字图片,让人看到策展人的思想。大家都知道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茶是怎么和国家政治经济相关的,人们想的更多是种茶、卖茶和收税,很少会去想国家政治、外交、军事与茶的关系等,因为不是专门搞这个研究的。所以需要策展者去启发。张然思:展览中有很多纸质文物,包括茶书或者是有关茶的字画,这些展品需要中途休息,我发现您在策划中也准备了相应的替换品。请问您认为替换品能否给予观众同样的观展感受呢?

王光尧:这个问题特别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按《文物法》规定,宋元书法、绘画展期只能是一个月,不可能几个月一直展下去,文物保护是重中之重。如我们展出宋人录蔡襄的《茶录》,是研究宋代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作为代表宋代茶文化的标志性文物是不能不展出的,但受展览时间制约,又不可能展三个月。所以我们先展出《茶录》原件,而后替换成乾隆皇帝临的《茶录》。虽有真本与摹本的不同,但却从另一个方面让观众了解到真本的影响深远和文化的传承。说明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清代,都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了。


《宋人书蔡襄茶录》卷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的确,您特别注意了替代品与首选文物的承接关系,是否可以说,通过替换品,我们同样可以知道一些深刻的、并未在展览中呈现的茶的知识呢?王光尧:像我们要把宋人《春宴图》撤下去时候,替换了故宫博物院藏明人临的《清明上河图》和今人摹《清明上河图》。为什么拿明朝人临的《清明上河图》与今人摹本对比?有一个茶饮方式对比的问题。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并没有很多喝茶的内容,因为那个时候是点茶、斗茶的时代。明朝则进入泡茶的时代。把两个本子放在一起,早期是《春宴图》上宋人怎么喝酒、怎么喝茶,《清明上河图》中有很多喝酒的描绘。但替换展品之后,还是以宋为切入点,看看宋、明都市生活的对比。通过明人临本《清明上河图》,可以知道明人表现的喝茶,有饮茶风俗的变化,有器物的变化。所以换一个展品,并不是说随便拿一个同时期的文物或同性质的就行,而是有原因的。换下去哪个内容,替补出来哪一件文物,是有思考的。希望这里面传递的是一个对比性的、发展的、让人可以直接看到的变化的历史。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我注意到“茶人茶书”板块内容设计非常丰富,背板中既有产茶地区的文物图片,又有“黑石号”等打捞出水的与茶有关的文物。这样的呈现方式是否也暗含了您“茶·世界”的思考?告诉观众茶叶在当时的中国是“内成规模,外有出口”的?王光尧:展览本来就是想在不同层面说“茶的世界”和“世界的茶”。所以说在每一个板块,明线、暗线上都在做这样的内容。像我们知道长沙窑,是唐代外销瓷器的代表性窑场,长沙窑产品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出口的瓷器,“黑石号”出水几万件长沙窑瓷器里面,有茶器,有酒器,有些瓶子直接上面写着“酒”,还有的瓷器上写着“荼盏子”等。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瓷器的时代是9世纪初(或者是9世纪第一个25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不管是在社会上层还是在市井,在中国内地还是向外输出商品时,茶和酒都是非常普及的内容。产品表现出的各种茶酒器,也和敦煌文书中的《茶酒论》叙述的内容相符,是该时代茶文化普及的反映。


唐长沙窑“茶埦”铭文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黑石号沉船的瓷器是要卖出去的,别人买这些瓷器是干什么用呢?从中怎么传播茶文化,这个值得思考。唐人煎茶的时候,经过烤、碾成粉,过箩筛、育华等步聚,制成一碗茶。确切地说就是一碗茶末煮的稀粥,再加上姜、盐等。我们在印度喀拉拉邦、阿联酋拉斯海马地区考古时候发现:喀拉拉邦、拉斯海马两地人请我们喝茶,都说“chaaya”,发的还是茶(chá)的音,我在印度喝的茶,可以肯定是稀茶煮,里面也可能加入姜和香料;在阿联酋拉斯海马喝茶同样是稀茶粥,加有糖、可可粉(可能有?)和香料。而这样的茶粥,很难不让我们想到唐人喝的茶,如果把这条线连起来,会理解为什么在唐代有茶器出口。因为唐朝和阿拉伯世界的交往、甚至之前和波斯世界的交往,是很多的。这个时期,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中的茶器,是不是可以表明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南亚的斯里兰卡人、印度人等,在进口中国茶器的同时,也把这些茶器和茶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学习并传播呢?被他们称为“chaaya”的稀茶粥是不是更多地保留了唐代茶的原貌和喝法?中国有句话“礼失而求诸野”,那么从南亚到西亚,印度、阿拉伯人喝的茶粥是不是属于此类呢?那里面应该是唐人的茶法。而日本的茶道中,基本是抹茶、点茶,那是宋人的茶法,同样可以说明传播。所以这就是刚才提到的,通过器物应该看到的是“茶文化”的一次世界性普及,是一个历史的断面。虽然我们对印度的茶、对西亚的茶还没有搞清楚,但它们一定有引入、发展的逻辑,这个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能把印度称为“chaaya”的这种茶和阿拉伯世界的茶搞清楚,弄明白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煮这种茶粥,是不是在唐代?如果能搞清这一点,我想就证明了展览中暗含的一个线条和一个断面。


“茶道尚和”单元说明张然思:第二板块的“茶道尚和”,主流展品既有器,也有表现喝茶方法的图画,这和第一单元的茶事有什么区别?您想如何从中表现茶道?王光尧:茶事讲的与喝茶相关的内容,形而下的更多。而茶道讲的理、法、真谛。展览中说的茶道,不同于日本的茶道,后者是从中国引进茶之后重于表现茶事规程的仪式之法。中国的茶道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从认识茶开始,逐步让茶更多、更好、更便捷地服务于人,并追求茶与水、与器的协调,追求在生活必须之中茶事意境代表的天人合一、人文和自然的和合。这种和合既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协调,也讲以茶饮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趣同。

考古发现宣化辽代墓葬壁画显示的辽人在饮茶习俗中表现出的辽人茶事,既有承自唐人的文化因素,也有辽人与五代、宋不同时期的汉人交流互动中发展的内容,最后表现着辽人的茶事与宋代基本相同,这种茶文化的相同正说明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和以汉人为主体的宋分别在继承唐和五代旧有文化、在相互学习过程中最终走向文化统一的过程,如此可以肯定无论是辽还是宋,都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主体,二者并不能区分出法统与否,辽、宋是在自有法统和传承中又因共存和互动而实现文化的统一。关于这一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论及宣化辽墓壁画所见茶事图像的价值时所说:茶虽小事,但反映的是历史大端,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茶文化在各民族之间的普及、交流和发展,由此带动的融合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还有我们的展品中有描绘乾隆皇帝喝茶的《是一是二图》,关于该图,以往研究者很多,研究的关注点也不同,当我们把它作为茶文化展的展品,即以茶、饮茶和饮茶环境为关注点思考,我们发现该画构图是学习宋人画法,乾隆皇帝汉装像,喝茶的杯子是宋代的定窑,装茶的壶是明代青花军持,周边陈设的器物从早到晚有新石器代的玉璧、商代的青铜觚、王莽的嘉量、宣德时期的青花梵文“大德吉祥场”出戟盖罐、受西洋家具影响的圆桌,等等。喝一杯茶,用宋明时代的名瓷可以理解,但其陈设全用历代礼祭器、佛教法物和从西洋来的文化内容,极有可能是要表现乾隆皇帝代表的清朝对中华文化的法统性继承、典守,代表清代中央对佛教的支持,对西洋文化的吸收与了解。如果我们再把乾隆编纂《四库全书》、西清诸鉴和收集典藏历代文物的文化活动统一思考,就会发现这是清代康雍乾三帝百年文化、政治建树的内容,是作为满族的乾隆皇帝实现了由满洲的汗到大清——中华皇帝转变的政治、文化追求和表现。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展览现场至于茶事,则是通过各种形而下的内容表现。考古最新发现战国时期邾国墓地出土原始青瓷碗和茶叶,因为有原形的茶叶团在碗内,让我们知道战国时期饮茶可能是通过煮或泡来实现。至于这碗茶是药用还是食用?现在一概不知。但是可以确定喝茶的这个原始青瓷碗,是“天下第一茶盏”,最早的饮茶器。同时,在该单元重点推出的还有唐代的《托盏侍女图》,是新疆出土的,保存了1000多年了。这个画上有一个关于茶盏和盏托组合的细节——用托端着盏喝茶。为什么用盏托?因为盏太热,烫手。文献记载茶盏托是唐朝崔宁的闺女发明的。可是考古发现茶盏在南北朝时期都已经流行了,这个线条也就通了:战国时期就拿一个碗喝茶,没有托,不晚于南北朝有了茶盏、盏托的组合,到唐朝茶盏和盏托的组合已见于文献和图像,新疆出土这幅画说明当时在大唐疆域内茶文化的普及程度。


原始青瓷碗战国邾国墓地出土



唐《托盏侍女图》阿斯塔纳墓地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张然思:展览第一板块和第二板块的文物各成线条,而展品的时代则有穿插或交错,比如先展示明清再展示宋,请问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王光尧:这都是根据展场空间和展示内容设计,有时候是要选一个或几个点,让展览叙事有起伏感。像“茶道尚和”板块,从早期喝茶的方法,如战国时期怎么喝茶,汉代至六朝开始有记载,战国时期没记载,仅靠考古发现。到唐朝煎茶、宋代点茶,时代特点很明显,但是煎茶也往后传很远,点茶在前面也有,往后也传很远。现在日本人喝抹茶,也是传承了。至于元代喝茶,有煎有煮、有抹茶,还有一般泡茶法,很乱也很随意。随意与协调本身也是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故宫院内办展览既受古建筑场地的制约,也受故宫建筑群大美的降维式压制。所以我们在思考时既要考虑到展览本身的内容,又要与故宫建筑和环境的协调,展览的实际需要因展场的条件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小的变化。这一次的我们设计的展线,进了第一展室看到茶、生产茶和喝茶,在第二单元讲2000多年间喝茶方法的时代性,以及对茶文化的发展,从中的感悟,和人们喝茶时的心灵追求,以及心灵追求在茶器、茶场景上的体现,喝茶之中传达的中华文明的内涵,等等。但这个时代性是没办法按时间线分期的,它是有交叉的。

张然思:所以说您想要展示的是某类茶饮(点茶或煮茶)的流动,比如说从宋朝传至明清,一直有一部分在保存和传承,您想以一个线条为主来展现一个完整的时期,然后再考虑整体的大时期,是这样的吗?

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展览里面有两个线条:一个线条是历史逻辑;另一个线条是以备茶方法为根据——煎茶的时代、点茶的时代、煮茶的时代和泡茶的时代。再接着下面是因为喝茶带来了哪些不同。人们在早期喝茶时可能对意境没那么多追求,宋人开始把茶上升到生活美学层面;明代开始,人们一定要讲茶的空间,要么是融于自然,在山间林下,要么是在自己家里营造专门的饮茶空间。实现陆象山所说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所以展览设计中前面讲备茶方法,后面通过场景讲茶的意趣,讲喝茶时的心性,相对来说是讲人怎么融入茶,茶怎么引导人融入自然,茶怎么和不同群体的人共处在一个和谐的世界里。从中体悟茶道的精髓:和、统、同,思考从扫一屋直至扫天下、烹小鲜而悟治大国之道。在这方面茶与酒表现的“杯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又异曲同工。

张然思:在“茶道尚和”板块中,还呈现了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南宋《五百罗汉图》之《备茶图》《吃茶图》,在此我还想岔出去提个问题,展览中并没有提到饮茶与佛家的关系,请问您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或者有所研究吗?可否给我们深入讲讲饮茶与佛家的渊源?

王光尧:考虑肯定有。但我对佛教不仅说不上研究,而且是基本上一点也不了解。不过有一句话“茶禅一味”,以我的理解,没有佛教,也会有茶的发展。茶并没有因为佛教而决定它有无,反过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把茶事和参禅结合在一起,是佛教引入了中国的茶。佛教徒的修行与中国士人追求的茶境、意趣结合,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我们讲佛教华化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造像上从薄纱透体到褒衣博带的变化,更要看它的法器,看其经典的转变如何更加符合儒教和中国伦理,看它和我们生活习俗的结合。茶正是我们观察佛教中国化的切入点之一。当然,“天下名山僧占多”,茶大都产在南方山地,佛家弟子自然有得到茶的便利,传说最有名的大红袍茶和佛教徒有关。但我个人认为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佛家虽有贡献的,但并非居功至伟、不可替代。茶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优秀内容之一,把茶引入佛教只是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三)展示与互动

张然思:所以说您是想通过陈列形式将观众带入到与茶相关的文化中来?

王光尧:就是这样。博物馆的展览应该是以可能的最大量的文物,通过不同的线条让观众从中理解、获取自己想获取的内容;而不是把一个美术的线条放在这里,突出展示某一个东西的美与历程。不需要过度强调要关注哪些东西,反而应该让观者顺着线条自己去观察文物,自己去发现历史,在历史中获取自己要获取的内容。

张然思:在“点茶成画”这个板块,通过背板和器物的组合呈现了宋代点茶艺术。对于想要更具体了解点茶的观众来说,策展团队是否考虑使用视频、三维成像或是装置的方式,使观众在展览空间获得沉浸式体验呢?

王光尧:对,我们努力办成一个沉浸式的展览,有制茶、喝茶的一些场景出现。我们拍摄了很多种视频,企图通过各种现代的影视和三维效果,让观众看到更多情形。

张然思:也就是说,本次展览充分考虑到了与观众的互动,那展览设置与观众互动的点是随机性的还是刻意的?或者观众可以因为一个偶然的思考,进入一种交互体验?

王光尧:我们这里面展示说到茶,有哪些点,例如什么时候开始种茶?考古发现最早的茶是什么?有没有传世的老茶?古人怎么喝茶?喝茶时用什么样的器物,有没有改进?喝茶时是否追求一种由场景表现的意境?是否追求一种形而上的感受?历史上最有名的茶人是谁?判断茶人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但凡能发散想到的问题,我们尽可能通过实物和其他展览语言把它们拿来放在这。

张然思:就是说,您在替观众想到尽可能多的点去呈现,以展览语言或文物的呈现去为观众的思考,并且提前预想到观众可能会产生兴趣的点?


“点茶成画”板块说明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想法肯定不是说能够包罗所有观众的所有问题,但我们尽可能地用现有的文物来更多地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又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把文物展示出来,让观众在不同的线条中看到答案,从而有一种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伊人的喜悦!观众来参观时候,一般都会预设几个问题或多个问题,会在展览中找到答案,或尽可能多地得到解答,但我想肯定不会是全部,我们没有能力通过展览解答参观者的所有问题,但我们会争取去做好展览。张然思:那么作为一个博物馆人,您认为一个不能找到全部答案,或者说不能让观众知道预期的所有答案的展览,是成功的吗?

王光尧:任何一个展览都有它成功的地方和闪光的亮点,但是所有的展览都不能让所有观众满意、让所有观众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说一个展览只要能做到线条明确、主题思想突出、能把想说的问题说明白了,同时在学术层面,展览内容在办展览的历史时期内,能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都算是成功的展览。

张然思:我发现展厅的多个部分都设置了方便观众自行学习的“二维码扫描区域”,您认为针对不同知识层面的观众,这些链接能够达到您所期望的关于茶文化的教育或传播吗?

王光尧:办展览本身就是基于教育或传播知识的目的,这一点是通过欣赏完成。按展览的逻辑来说,展览的语言就三个要素:第一是文物,第二是主题说明(包括单元说明和文物说明),第三则是辅助性的说明即展览中所用的背板。现在的辅助性说明,借助二维码可以在背板文字外多层次地实现,这些是过去技术手段所不能完成的。至于说能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观众来看了,评价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实现传播了。观众关注到这个展览,来或者不来,或者从网上查到这个展览,从中找自己关注的某一个点,也是达到传播的目的了。但不同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关注的程度也不一样。

张然思:就是说策展人在设置这些二维码的时候,是尽可能多地把相关知识提供给观众,或者像您说的,尽可能提前想到观众感兴趣的点?

王光尧:是这样,二维码的设置是刚才我说的展览辅助性内容。所谓展览的语言就是文物、主题说明和辅助性说明,三者间是一个组合性说明关系。例如,文物本身的标签,出土墓葬的说明,相关背景知识,这在过去传统的展览中就够了。因为现在有信息化的二维码扫描,可以辅助更多的知识,注入更多的展览以外的链接点,包括展品上游和下游的关联、存在的历史背景等。所以我们是在尽可能把相关的知识点连接起来。

张然思:除了影视频的这种形式,还有可以让观众亲手操作的这样的设计场合吗?

王光尧:在展室内、外的互动的空间里面都有。

张然思:那么您可以具体谈谈给观众的互动空间是怎样设计的吗?

王光尧:互动空间我们初步设计在午门东雁翅楼展厅最南端即展览的第四板块,以及北边的东北崇楼,既可以在里面看到不同的茶和茶具,也能体验到坐着喝茶的方法,还能通过展示了解不同茶、不同的饮茶方法。我们的初衷是定期地讲不同的茶,不同备茶方法,茶的理论和今人研究茶的成果,对茶的发展等等。大家既有知识上的交流,也有备茶、制茶方法的互动。故宫博物院相关单位还准备开辟几个可以体验的茶空间,欢迎大家参与其中。

张然思:就是说一边喝茶一边来学习和体验这样的互动形式?

王光尧:对。因为喝茶的方法有很多,一个地方是讲不清的,所以就希望通过更多场所让观众了解这个展览、了解茶文化。单独开辟茶文化的互动空间是故宫博物院这次“茶·世界”展览实现展场外溢的一个实践,也可以说是一个亮点。

(四)关于展览其他的思考

张然思:在展览最后一个板块“茶香绵长”中,您特别提到了我们今天茶叶的饮用和生产,那么,您希望通过展览带给观众对于当代茶文化怎样的新的理解呢?


“茶韵绵长”单元说明王光尧:千百年的发展使喝茶越来越便利了:从煎茶、点茶、煮茶到泡茶、袋茶,发展茶文化的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茶的种植面积更大,茶的品种更多。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很多地方种茶,南茶北移是科学技术支撑的结果,全世界种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希望科学技术的介入,让茶对人体的好处达到极致。通过世界范围内对茶的历史、茶的作用的研究,让茶更好地成为全世界广域文化的内容。我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茶会更多更好更便利于走进人们的生活,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张然思:我发现2023年与茶叶相关的展览比较多,前半年的就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饮食文化展”中将茶作为传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展出;还有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茶和天下典籍里的茶”,侧重于茶叶相关的著作。故宫博物院此次“茶·世界”展似乎是主题范围最大、囊括历史最长的一个展览,可以请您说说本次展览相较于上述展览不同的特点吗?

王光尧:茶,这么美好的东西,是大自然的赐与和中国古人智慧创造相结合的产物,可以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个代表,是世界的三大饮品之一。现在有一个契机,在2022年中国的制茶工艺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习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茶场考察时指出要从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个方面讲好茶。这给我们研究古代文化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指导:文化是讲传统,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讲好,用现代科学技术让茶更多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让茶的产业更大。更大才能更好,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所以,更多人来办茶展览,宣传茶文化是应该的。

我们想办这个展览,屈指算来也有快10年了!到现在才能办成。能办成“茶·世界”展览这不仅得益于故宫博物院领导的支持,也得益于故宫博物院珍藏了大量和茶相关的文物,除器物外,还有大量的书画类的文物、图书和老茶叶,甚至有清代宫廷的茶室建筑,这是故宫博物院办展览时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们通过展览关注了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明代也好,清代也好,甚至更早的唐宋时期,中国人喝茶,再把茶卖出去。中国以茶影响他国文化的同时,跟茶相关的外来文物也开始进入到中国宫廷,如明末清初来自琉球王国的茶器。到清代,乾隆宫廷里有来自英国的茶器,也有来自俄罗斯宫廷的茶炊等,还有来自琉球王国和日本王国的器物。这些东西都反映着当年茶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亮点。要把一个文物的展览办出很多线条,首先是要有文物支撑,如果没文物全写成文字,那就是一本书,那就不是展览了。展览还是要有物的,和写书不同,让人能看到东西,可以更直观地来解读这些内容。


明唐寅《事茗图》卷展览现场



铜雕花卉纹茶和咖啡用器俄罗斯19世纪中期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张然思:茶与世界的关系的确是近年博物馆比较偏好的主题。比如2021年茶叶博物馆的《绿色黄金——17-19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海上茶叶贸易》展览,注重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交流;再早如20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院的“芳名远播:亚洲茶文化”常设展,侧重的是亚洲范围的茶文化。这些展览都关注到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那么“茶·世界”展览对于展现茶叶在中西方交流与贸易上有什么特别之处?王光尧:这次展览第三单元就叫“茶路万里”,讲茶怎么让外国人喜欢上,讲历史上有哪些贸易路线输出茶叶,不同地区“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反过来说就是,历史上其他国家地区与中国的互动是什么?“丝绸之路”上的商品流动并不是谁家施舍给另外一家,文明互鉴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共同交流的结果,试图以自己有的东西去易换别人有的东西,以物易物获取能更加美化自己生活的内容,这是人与人交流的本质和原始目的。所以通过“丝绸之路”也好,“茶马古道”也好,不管你讲茶、讲茶马、讲丝绸,都是拿自己优秀于别人的东西出去换钱换物。像茶叶是天生具有这种特性的东西,所以别人就买,中国也不停地在买别人的东西,就是在以物易物的过程中让所有人的生活都更加美好。毫无疑问,茶和丝绸、瓷器一样,代表着当年中国人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辛劳把这种美推向世界,也有可能是我们主推,也有可能是别人来了买走的,这个无关紧要。美美与共,实现了以茶为美好的世界大同。


“茶路万里”单元说明



“茶路万里”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好像您的意思是说茶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共赢的效果?王光尧:是这样的,所以说美美与共。我们在“茶路万里”里面既讲从原产地从内地往边陲地区走,就是水乳/茶乳交融。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奶茶、酥油茶等,就是茶与乳交融。茶从中国走出去,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到欧洲、美洲甚至非洲,他们怎么看待茶和我们怎么理解茶,是不一样的,但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Tea,来自中国方言的闽南话,另一种是茶、chaaya,来自我们中国官话,都源自中国的茶。所以说历史上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别人也接受了,就是因为茶对人的身体好。我们输出茶叶,然后买回别人家的玻璃器等商品,双方都是在得到美化我们自己生活的物品。

张然思:那么您在展览中是如何体现站在他国角度看待中国茶呢?

王光尧:在展览的“茶路万里”板块,关于俄罗斯人怎么喝茶,英国人怎么喝茶,并没有强调是我们怎么传给别人,而是把他们喝茶的风格放在这里。我们还在同一单元列出“宫廷洋茶风”展出了清朝皇帝使用的来自俄罗斯的器物、来自英国、来自日本、来自琉球等不同国家的茶器,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展现的文化互动。


黑漆描金山水图海棠式盘日本故宫博物院藏



蓝釉描金寿字纹茶具法国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所以说它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和交流互惠,而不是一者强加给另一者,是一种茶传播史的客观呈现。张然思:茶的问题已经问了很多,那么策划定义如此广泛、规模如此宏大的展览,而且在我国最重要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展出,是出于怎样的特殊考虑呢?

王光尧: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展览呢?这也是我做展览多年慢慢思考、发展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们办一些小的瓷器展,后来因为在景德镇搞考古,发现景德镇御窑场出土的瓷器和故宫传世的瓷器有完全一样的,也有故宫有收藏而景德镇没发现的,还有故宫的藏品中没有而景德镇烧造却没烧好的实验性的产品??我想做一个对比展才好,于是在2002年就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江建新先生一起,策划了一个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明代御窑瓷器和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御窑瓷器的对比展。最初还想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拿来,并与南京功臣墓的东西放在一起,实现在明代语境中产、用和赏的多维合一,但有一些难度,最后只能做到把故宫和景德镇的东西放在一起对比了。有一个跳出物的思考,不满足于只展一个小点。同时,因为我们参加了“指南针”课题“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影响”,要把课题成果转化成以龙泉窑青瓷为观察点筹办了“天下龙泉”展。为什么叫“天下龙泉”呢?以龙泉青瓷和全球化为关注点,不仅龙泉青瓷走出去了,而且以13到15世纪为观察点,还可以看到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影响的深度和远度。海外的消费者虽然买了龙泉瓷器,但他们对龙泉青瓷的认识和中国人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同时别人也在仿龙泉窑瓷器,不会烧瓷器的人用其他材质仿。而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我们的瓷器学习了别人的器物造型,也为了当地人的生活方便烧造了当地人专用的一些器物。像越南、泰国等国的窑工不仅仿烧了龙泉青瓷还把产品投向世界市场,这种交流是深远的,不仅仅是卖几个产品,而是包含了广泛的文化互通互鉴,龙泉瓷器只是透视“天下”一个观察点。

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是“天下龙泉”展的观察还是聚焦在瓷器本身。然而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这个时候我就想找一个生活必不可少的点来观察,以它的流变作为主线,纵向观察其几千年的变化,和对生活美学的引领,横切面观察同一个时代世界人民的生活与我们的聚焦点表现出的不同。也就是观察一个点,看看历史上几千年的变化,同一个断面上不同区域有哪些差别,怎么去互相影响,怎么传播,怎么共同发展?最后就发现“茶”太切合这个点,能不能办一个茶的展览呢?茶又是我们常说的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世界性的饮料,现在世界上三大健康饮料之一。茶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人民最好的内容之一,所以我们能不能把有关茶的物放在一起办这个展览,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关注的点。

作生活的必需品,不仅汉族饮茶,其他民族生活也离不开茶,要不是怎么会有“茶马贸易”和中央王朝的以茶治边呢。不光中国人喝茶,外国人也喝茶,人们太关注茶了,都需要茶,于是就想以茶为关注点,看至少6000年之内其在中国的一个变化情况:喝茶引起的哪些变化?影响了国家军事政治哪些内容?人民的生活和审美习俗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在世界传播的一个情况,不同时期的传播的情况,对于世界产生了哪些深入的影响?现在能不能抛弃茶?以后又会如何发展?所以就想抓住“茶”。

张然思:不能抛弃茶,就是说茶很符合您刚才说的想要的一个点——一个日常生活的点,切入整个纵向的世界史,并产生一个丰满的横切面这样的条件?

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

张然思:那么进入到本次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按理是属于第二部分的,但我还是想把它留在最后,请问本次展线设计的亮点是什么呢?

王光尧:展览团队在形式设计上尽了最大努力。如果我们在展室里面不能体现美的茶饮空间,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个一个小的茶饮空间,也是我们的失败,等于我们开了一大堆小茶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通过形式设计,通过空间的分割,通过文物的摆放,让观众既能看到每一个空间的美,又能看到一个历史的贯穿和美的演变,一个美的、协和的、茶文化发展、传播历程。以茶为代表的,在展示空间突出美的发展与转变,这就是本次展线设计的一大亮点。

此外,我们希望通过展览,既让观众看到茶的历史,看到茶的形,也能闻到茶的味,甚至你可以去摸一摸茶叶,闻一闻它的香。具有真实性和体验感。文物展览向来都给人以冷冰冰的面孔,隔着玻璃,而我们这一次看文物,你去观察文物美的同时,还有现代茶叶让你去闻,感受不同茶叶的不同香味,你甚至可以在展室里面捏一点、嗅一下,没问题。在展室之外的互致动空间,还可以喝到茶,体验历史上不同的备茶方法,通过视频了解制茶的过程。

我们展览结语的最后三个字是“喫茶去”,是闽南方言,意思就是“吃茶去”!这一方面是想突出闽南方言的人群在茶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想带动观者一起去喝茶、去亲自体验。扫一下这三个字旁边二维码,既可以到故宫博物院为配合这次展览开创的多个茶空间去互动,又可以真正地品味不同的茶,参与到体验茶文化和发展茶文化的行列之中。

最后,谢谢你的采访。

(本文作者单位:张然思,英国约克大学文学硕士;王光尧,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图片摄影:王琎;原标题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文化——“茶·世界”展览策展访谈》,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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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晓: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早期传播

陆羽《茶经》书影

茶,是中国对世界贡献的最重要的饮品。关于茶叶和饮茶习俗西传的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已有研究表明,唐代茶已传入吐蕃和回鹘,五代宋辽金元时期,汉人周边的西夏、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人民也逐渐形成了饮茶的习俗。最迟至15世纪时,茶叶已较大量地传入中、西亚地区了。17世纪以后,欧洲人将茶叶作为饮品原料大量地从中国进口。中国茶向西传播的历史虽然大体能够勾勒出脉络,但15世纪以前茶叶在西域以西地区的流传情况还缺乏明确的证据,只模糊地知道,波斯、阿拉伯人接触茶叶的时间是很早的,但饮茶习惯的形成则要晚得多。本文将利用中古时代波斯、阿拉伯文文献,同时结合汉文史料记载,考察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早期(10—15世纪)传播历史,兼论契丹、吐蕃和蒙古人在茶叶西传过程中所起的媒介作用。

一、关于中国茶的最早记载

目前已知波斯、阿拉伯史料关于中国茶的最早记载是9世纪成书的阿拉伯文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Ṣīn wa al-Hind):

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ākh)。此种干草叶比苜蓿的叶子还多,也略比它香,稍有苦味,用开水冲喝,治百病。〔人头税、〕盐税和这种植物税就是国王的全部财富。

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条记载仅能代表穆斯林旅行家苏莱曼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并不能证明当时茶已经西传到波斯、阿拉伯地区。其中记载的“茶”的名称sākh,语源不明。

除了这条文献外,长期以来为学者所知晓的就只有10—11世纪波斯大学者比鲁尼(Abū Rayḥān Muḥammad b. Aḥmad Bīrūnī)关于中国茶的记载了。20世纪初欧美东方学家引用他的记载时,多利用德国文献学家克伦科(F. Krenkow)编辑的比鲁尼《中国见闻录》(Nubadh fī Akhbār al-Ṣīn),其中将中国茶称作jā。我国黄时鉴先生后将此“jā”与藏语“茶”的读音ja联系起来,尝试构拟藏语ja > 阿拉伯语jā的假设,同时指出亦有语言学家认为阿拉伯语的“茶”是从波斯语借入的。笔者认为,比鲁尼笔下的jā并非阿拉伯语,而是用阿拉伯文书写的波斯语chā。比鲁尼的著作虽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但他本人却是波斯人,因此他对两种语言都十分精通。由于阿拉伯文中没有ch这个字母,会经常把波斯文ch写成j。因此,比鲁尼用阿拉伯文记载的jā,完全等同于波斯语的chā。

20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学者对波斯、阿拉伯文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比鲁尼的集大成著作《医药书》(Kitāb al-Ṣaydana)被整理刊布出来,其中有一条专门的词条对中国茶作了介绍,在这里“茶”被清楚地写作chā。

茶(chā),大食人用阿拉伯语读作ṣā。这是一种生长在中国(al-Ṣīn)的植物。

〔据说茶是汉语词汇,指生长在当地高海拔地区的一种草本,在契丹(Khaṭā,即北中国)和泥婆罗(Nipāl,即尼泊尔)也有种植。根据颜色的不同,茶可分为:白茶、绿茶、紫茶、灰茶和黑茶。白茶是最上等的,它的叶片细长而芳香,比其他所有种类都更有益于人体,白茶极为珍稀而难得。其次是绿茶、紫茶、灰茶和黑茶各种。〕

人们烹煮茶叶,晒干后贮存于方罐中。需要的时候放入热水中制成舍里八(sharbat)饮用。舍里八还是一种药物,但没有药物的害处,很有益处。它可以当水喝,但犹擅解酒。因此它被贩运到了吐蕃,因为当地人有酗酒的习惯,没有哪种药比茶更能解酒了。那些贩运茶叶到吐蕃之地的人,只愿意用麝香来交换。

《中国见闻录》(Akhbār al-Ṣīn)一书记载,〔30包茶叶价值1迪拉姆(dirham),其味甜而酸。煮沸后,酸味就没有了。〕茶叶比红豆草细长,味道也更佳,但有一点苦。当把它煮沸后,苦味就出来了。茶叶在鲜嫩的时候放在一起搓揉、捣碎。放入热水中,空腹喝下,能够降火清血。

有人去过中国出产茶叶的地方,说那个国家的君王住在扬州(Yanjū)城,城中有大河穿过,如报达(今译巴格达)城中的底格里斯河一般。河两岸遍布酒坊、烧窑和店铺。人们聚在那里喝茶,就像在印度人们在特定的地方饮食大麻一样。〔那里的国王收取人头税,〕人民禁止买卖茶叶,因为茶〔和酒〕皆归国王所有。他们的法律规定茶叶为专营,若有人未得国王许可贩卖盐或茶,就会以盗贼论处,而在那里盗贼会被处死,他的肉要被吃掉。

那些地方的税款纳入国库,其利润可比金、银矿之所出。

《药理学》(Qarābādīn)记载说,茶是一种植物,出产自秦(中国)。在那里茶被制成圆饼,贩运到周边地区。这些药学著作还记载了茶叶的起源:秦国的君主对一个侍臣发怒了,遂将他驱逐出城,赶到荒山中度日。侍臣〔感发高烧,〕脸色苍白、身体虚弱。一日,他拖着虚弱之躯在山谷中跋涉,饥饿万分。他见到的只有茶树,便把茶叶吃了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发烧痊愈了,〕他的健康状况和脸色都有所改善。就这样坚持下来,他的力气增强了,脸色变好了。

君主的另一位近侍偶然经过,看到了他身上发生的显著变化,就向君主汇报了此事。君主对此甚感诧异,召回这位被流放的臣子来到御前。当君主看见他时,由于他展现出的巨大的变化,君主〔一时〕没有认出他,直到问他的情况时,才认出是他。〔君主看到他跟被驱逐之前一样健康,非常高兴,便询问他是如何康复的。〕于是这位侍臣就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并介绍了茶叶的神奇特性。〔君主随即下令查验这些茶叶,〕医师们用它来试验,弄清了茶的益处,并开始用它制作药物。

比鲁尼的这条记载向我们展现了10—11世纪的波斯学者对中国茶的了解程度。比鲁尼关于茶的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前人记载,二是源于他自己的见闻知识。很明显,其记载后半部分的逸闻故事是引自前人著述,作者也标明了出处;而前半部分记载则更像是他自己的见闻知识。首先,他记载了茶叶的产地,除秦外,还有契丹和泥婆罗。比鲁尼的时代,契丹已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政权,如果这条记载抄本上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知道当时中国南北分治的政治格局已然为波斯、阿拉伯地区所获知。

此外,引文中关于吐蕃与中原王朝茶叶贸易的记述格外值得注意。这段描述反映的是宋朝与吐蕃之间茶马贸易的情况。汉蕃之间的茶马贸易自唐代就已经开始,到了北宋时尤为兴盛,吐蕃是宋朝实施茶马贸易的主要对象。而波斯人比鲁尼得闻这条信息的渠道颇含深意。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吐蕃诸部通过向宋朝进贡方物来换取茶叶,仔细检看吐蕃诸部的贡物种类,便会发现其中含有许多非吐蕃土产的域外之物。如熙宁十年(1077)西蕃邈川首领董氈向宋朝进贡珍珠、乳香、象牙、玉石、马匹;元祐元年,董氈又贡乳香。珍珠、乳香、象牙、玉石,皆非吐蕃土产,其中的乳香则是波斯、阿拉伯的特产香料,这说明吐蕃与波斯、阿拉伯地区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贸易往来。结合比鲁尼记载的吐蕃信息,证实了两地区间存在的交往交流。那么,波斯、阿拉伯的乳香如果能通过吐蕃进入中原汉地,那么理论上,汉地的茶叶也完全可能通过吐蕃传入伊朗。

《宋会要辑稿》载:“光尧皇帝建炎三年(1129)三月七日,宰臣进呈张浚奏:大食国遣使进奉珠玉宝贝等物,已至熙州。上宣谕曰‘:大观、宣和间,茶马之政废,川茶不以博马,惟市珠玉。故马政废缺,武备不修,致胡虏乱华,危弱之甚。今若复捐数十万缗贸易无用珠玉,曷若惜财以养战士?宜以礼赠贿而谢遣之。’”黄时鉴对这段记载中北宋茶马贸易的对象“大食国”是否指波斯、阿拉伯表示怀疑。笔者认同波斯、阿拉伯与宋朝直接发生联系的可能性较低。从比鲁尼的记载亦可看出,10—13世纪东西陆路交通阻隔,波斯、阿拉伯地区对中国少数民族政权的了解,要超过对汉族政权的了解。比鲁尼关于“中国茶”的记载表明,他掌握的契丹、吐蕃的知识是“新鲜”的,而对中原王朝情况的记载则全是抄袭前人的“旧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茶知识的西传,更多得力于汉族周边少数民族的贡献。

在比鲁尼的这条材料之后,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似乎又消失了,劳费尔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但笔者认为,关于茶的记载一定是存在的,按照比鲁尼所言,在他之前的阿拉伯医学书籍就已经记载了茶叶的功效了,这表明关于茶的记载不会少。那么这些记载无迹可寻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波斯、阿拉伯人另有其他的称谓来称呼茶,致使我们没有辨认出来呢?

二、茶在波斯、阿拉伯文献中的别称

12—13世纪波斯植物学家伊本·拜塔尔(Ibn al-Baytār)在他的《药草志》中摘引10世纪末的伊本·卢德万(Ibn Ruḍvān)的记载,介绍了一种名为shāh-i Chīnī的药物:

我们得到的这种药,呈片状,黑而且薄,是用某种植物的汁配制而成的。该药似降温剂,能治疗发烧引起的头痛和发炎肿块。根据这种情况,人们常常将其研成粉剂,撒在病灶。

14世纪初波斯史学家拉施都丁(Rashīd al-Dīn Fażl Allāh Hamadānī)在其《史集·忻都、信德与怯失迷儿史》(Jāmiʻ al-Tavārīkh: Tārīkh-i Hind va Sind va Kishmīr)中也提到此物:

在马八儿地区,由于空气污浊,食物容易变质,人如果吃放了半天的饭,就会死亡。因此,人们把饭和shāh-i Chīnī、大麦壳一起烹煮后食用。

同时代地理学家迪马士基(Shams al-Dīn al-Anṣārī al-Dimas̲hqī)的《陆地与海洋的奇迹》(Nukhbat alDahr fī ʻAjāʼib al-Barr wa al-Baḥr)记载,在中国海域的一个岛上,有大量的肉豆蔻、核桃、丁香、肉桂和shāh Ṣīnī。shāh Ṣīnī的叶片类似蒌叶,它的汁液类似爪哇香的汁液。

以上几种文献中出现的Shāh-i Chīnī(波斯语)和Shāh Ṣīnī(阿拉伯语)的字面意思都是“中国之王”,那么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呢?前人学者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但笔者在拉施都丁的农学著作《迹象与生命》(Āsār va Aḥyāʾ)“茶”词条中,找到了线索。

关于茶树的知识

按照我们这里的医生〔的说法〕,它被称作“中国之王”(shah-i KHLQ),蛮子话和契丹话称之为“茶”(cha)。

它生长在蛮子——也就是秦(Chīn)的一些地方,在QM jū地区的所有山林荒野中也都生长。树木大小与桃金娘树相似,叶片形似石榴叶,但较之略小,全部为绿色。采摘茶树叶片,将其放入锅中以蒸汽焙炒,再放在太阳下晒干。如果能使它免于受潮的话,其功效可以保持好几年。

茶叶作为商品被运至秦和契丹各地,〔那里〕人们饮茶甚多。茶是一种大宗贸易品,从茶叶贸易中可获取丰厚利润,但在忻都斯坦人们很少饮食。

在属于契丹之地的秦州(Chīn chīū),有另外一种茶,其树木更加高大,叶片也更大,只比橘树的叶子略小,厚度则差不多。在那里按照租契的规定,〔承租者〕每年要向官府纳税。人们不能随意出售茶叶。每人允许贩运的茶叶数量,以及根据租契需要交纳的茶叶数量,都有规定。

根据泡出的汁液的不同,茶叶可分为:御茶、中档茶和普通茶。御茶是将麝香、樟脑及其他配料与茶叶混合在一块压制而成的,有专门的官员监制。将茶叶用磨石碾碎,像〔碾磨〕海娜花(ḥanā)那样,然后用筛子筛好,再用纸卷包裹起来,在上面盖上官印,以缴纳商税(Tamghā)。任何人不缴税就不能贩卖,违者获罪。就这样茶叶用纸包着被运往各地,它是一种大宗商品。它的口味和功效〔能一直保持〕。

有一种我们称为“茶”的最早的茶(chāy-i avvalīn),是一种野生的茶叶,那种茶也要缴税。但生长在荒野上的茶无需租契,任人随意采摘。

忽必烈合罕下令将茶树运至契丹之地,栽种在花园中,茶树长大后,任何想栽种茶树的人皆可移植。茶树不论在热带还是寒带都能生长。合罕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城种植茶树,那里就属寒带。这种茶树开黄色的花朵,大小如桃花,种子如鹰嘴豆般大,呈黄色。

栽种此树,可通过播种、扦插和栽种幼苗的方法,每种皆能成活。用浴室排出的污水浇灌其根部,能使树木快速、茁壮地成长。

在生长“晚茶”(chāy-i ākharīn)的地方,生活着能产麝香的麝鹿,它们以芳香的树枝和草料为食,如甘松等。

这段记载第一句就指明,波斯医生称为shāh-i Khitāy的东西,中国话称为cha。这表明,茶除了音译cha之外,还有另一个称谓,叫作shāh-i Khitāy,而这个shāh-i Khitāy才是波斯人称呼茶的更加常用的名字。shāh-i khitāy字面意思也是“中国之王”,这显然是一种意译,反映出波斯人对中国茶的价值的总体评判。外来物品同时拥有音译和意译两个名称的现象很常见,例如在现代汉语中,“芝士”(cheese)和“奶酪”、“扑克”(poker)和“纸牌”都是这样的命名逻辑。

无论是波斯语shāh-i Chīnī和shāh-i Khitāy,还是阿拉伯语shāh Ṣīnī,其含义都是一样的,所指的事物也应一致。且根据前文所引文献对“中国之王”的描述,很像是一种茶叶的加工品。伊本·拜塔尔描述说,它是黑色的薄片,可以碾碎外敷,功效是清热消炎。唐宋时期中国流行一种叫做蜡茶或蜡面茶的茶饼,是在茶叶中加入香料膏油后压制成饼。《证类本草》中记载了皮肤上生疮,可以将蜡面茶研磨成粉末后外敷于疮口的方子,与伊本·拜塔尔所述颇为契合。而《史集·忻都、信德与怯失迷儿史》和迪马士基的描述皆指出“中国之王”在热带地区的应用,这与茶清热降火的性质有关。

三、蒙元时期中国茶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流传

波斯农书《迹象与生命》中关于茶的记载代表了蒙元时代波斯、阿拉伯人对中国茶知识最全面的了解。其记载主要包含五方面内容:

第一,该书首次将茶的音译和意译两种称谓联系起来,把新旧名称作了勘同。

第二,该书首次较详细地记录了茶叶在中国的产地:蛮子田地(南中国)的QM Jīū和契丹之地(北中国)的Chīn Jīū。

QM Jīū,从对音上判断,可与“甘州”“剑州”和“赣州”(kam tʂiəu)对应。但从产茶角度来看,甘州可以被排除,剑州和赣州皆在元代产茶区内;但拉施都丁指出此地属于蛮子田地,那么剑州就也应被排除,因为剑州地处四川,元时属于汉地,即拉施都丁所说的契丹之地,而不在蛮子地区内。因此,只有赣州较为符合。

若从元朝茶叶生产的实际情况来看,QM Jīū也有可能指的是建州(kiɛn tʂiəu),只是在对音方面,不太契合。建州是唐代的地名,元时称建宁路。波斯语文献记录中国地名时,常常只取第一个字,再加上一个“州”字,所以将“建宁”简称作“建州”亦为合理。此地自唐代至元代,一直是中国最著名的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有“建茶”之称,也是朝廷指定的主要贡茶品种。元朝在此设有“建宁北苑武夷茶场提举所”,“掌岁贡茶芽”。

Chīn chīū,王一丹教授认为是“秦州”,秦州元代属陕西省,宋代在此设榷茶司,明代设茶马司,控制对西番的茶叶贸易。川陕一带出产的川茶可由秦州贩运至西番,可能就是Chīn chīū之所指。

第三,该书详细记载了元代的茶法。拉施都丁对茶场租契、凭引买卖、贡茶、“官印筒袋关防”包装等细节作了细致的描述,与元代的茶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第四,该书记载了忽必烈汗下令在汗八里附近的中都栽种茶树一事。中都,是指营建元大都以前的旧中都,即过去的金中都。蒙古人占领金中都后,改称其为“燕京”;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五年(1264)又将“燕京”改为“中都”,并在中都附近大力营造新城,即后来的元大都(汗八里)。而忽必烈下令在汗八里附近栽种茶树一事,就发生在营建元大都之际。此事在《史集》中也有记载,说忽必烈下令修建元大都之际,“从每个地方运来了各式各样的果树,栽植到了该地的花园和瓜园中”。同时代的马可·波罗也证明了此事之真实,他的行纪记载说“:此处有一山,百步之高、方圆逾一哩。山上植满美树,皆不落叶,四季常青,冬夏皆有果实,芳草鲜美。当伟大君主听闻某地有佳木,便命人将其连根带土一同掘出,驱大象负载运来,栽植于山上。不论树之大小,皆如是移植。由此一来,那里便聚集了世间最美的树木。”爱尔森(Thomas T. Allsen)指出,蒙古人视树木为新生和长寿的象征,因此蒙古统治者们都很重视植树事业。

值得注意的是,伊利汗国的合赞汗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他曾下令将伊朗各地的植物移植到他的都城贴必力思(Tabrīz,今译大不里士)去,此事也同样记录在了《史集》中。忽必烈和合赞高度相似性的举动,不能不令人感到合赞汗是受到了忽必烈的影响。而拉施都丁在这一事件中,恐怕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很可能是从汉地过去的孛罗丞相那里了解到忽必烈的这一政策,进而向合赞汗建议也这样做。至少拉施都丁对合赞汗这项命令一定是大力支持的,甚至移植树苗的具体工作也是由他负责实施的。因为他对农学、植物学的浓厚兴趣使他不可能不对这样的工作抱有热情——他在自己的拉施特镇上开展植物栽培的举动就证明了这一点。正是拉施都丁对此事的认可和推崇,使他在自己的两部著作中多次记载了元朝和伊利汗国的植物移植行动。

第五,该书描述了茶树的培育方法。王一丹认为,拉施都丁关注到了茶在中国的情况,但没有告诉读者伊朗是否成功繁育了茶树,以及波斯人是否习得了制茶的工艺。笔者认为,波斯人当时应该尚未学习制茶,因为制茶工艺与饮茶风气相辅相成,饮茶风气未形成时,制茶也没有存在的理由。但在当时,茶的药用价值已为伊朗人所熟知,对于热衷医学事业的拉施都丁来说,在他自己的试验田中培育茶树是非常有可能的。拉施都丁在介绍茶树栽培法时,特别提到用浴室污水浇灌可助其成长。这种方法不像是来自中国。中国的各种农书中,皆未提到过这种方法,在中国常用的方法是利用便溺蚕沙类肥料进行施肥。而利用浴室污水增肥的手段,更像是拥有发达的浴室体系的波斯人自己的实践经验。由此可以推断,茶树在伊朗是得到了栽种实践的。

在知道shāh-i Chīnī/shāh Ṣīnī就是茶叶之后,再来翻检有关它的记载,便能很快找到蒙元时代中国茶在西方传播的踪迹。《拉施特书信集》(Mukātabāt-i Rashīdī)中收录了一封忻都的灭里·阿老丁寄给拉施都丁的信,信中除表达对拉施都丁的问候之外,还附上了一份礼品清单,言明这些礼品将通过巴士拉的商人送给拉施都丁。在这份礼品清单中,罗列了各种类型丰富的物品,包括织物、宝石、香料、动物、珍馐、器物以及建筑材料。其中就有大量来自中国的特产,包括20曼的茶叶(shāh Ṣīnī)。而在阿拉伯半岛的也门,1304年拉苏勒王朝曾向马穆鲁克赠送了一批礼物,其中有中国的麝香、锦缎、瓷器以及茶叶(shāh Ṣīnī)。

梅维恒(Victor H. Mair)、郝也麟所著《茶的世界史》,是关于中国茶的世界传播史的新作,其中第12章“征服新世界”是对茶叶在伊斯兰世界传播的论述。其中对于蒙古西征军最早为伊斯兰世界带去了喝茶习俗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诸多材料都反映出一个史实,即茶早期传入伊朗时可能是作为一种药物而非饮品。一方面,中古时期能够运送到伊朗地区的茶叶数量想必不会太多,因而不可能供饮茶所用;另一方面,相较于苦涩的口味,茶叶的治病功效显然更能受到异域人民的欢迎。因此,传到伊朗的中国茶最早被那里的医生、药学家所关注和了解。可以说直到蒙元时代,茶叶的医药效用都是它在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最主要用途。

可以看到,蒙元时期波斯、阿拉伯文献中关于中国茶的记载多了起来,这无疑要归功于蒙古西征带来的东西交通的畅通。尽管西征时的蒙古人还没有饮茶习俗,但其构建起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为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地区的物质交流、信息交流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最佳的通道。茶叶作为古代中国最有特色、流行时间最长的特产之一,没有理由默默无闻甚至销声匿迹。9世纪沉没的阿拉伯黑石号商船上发现的写有“茶盏子”长沙窑瓷碗,就反映出中国茶文化向海外无意识地输出。相信随着新材料的不断被发现,茶叶在伊斯兰世界早期的传播历史会越来越清晰。

来源:“西北大学伊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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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仲华:让茶叶科学熠熠生辉

茶以悦己,茶以贵人。

刘仲华:让茶叶科学熠熠生辉

——《中华茶人》对话刘仲华教授

文 | 李倩 郑博文

刘仲华在研究黑茶功能饮料

刘仲华,1965年3月生于湖南衡阳,现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茶学学科带头人,国家植物功能成分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茶叶产业技术体系加工研究室主任、教育部茶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中心茶叶分中心主任、湖南省植物功能成分利用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先后获得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湖南省科技领军人才等荣誉。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一千古名联悬挂于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内,用它来形容中国茶行业中来自湖南的中坚力量也恰如其分。从1956年开办茶学系至今,湖南农业大学茶学系已为中国茶行业在教育教学、科研开发、生产加工、企业管理等多个领域输送了大批人才,湖南农业大学也以此成为中国茶产业发展的几大摇篮之一。

刘仲华教授极具学者气质,为人谦和幽默,与他交谈让人如沐春风。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茶学系的刘仲华师从中国黑茶泰斗施兆鹏教授,几十年来一直从事茶叶的科研教育工作,在茶叶深加工与功能成分利用、茶叶加工理论与技术、饮茶与健康等方面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40余个,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湖南省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三等奖4项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50多件,发表学术论文380多篇,SCI收录40多篇,主编、参编学术专著和教材15部。他通过“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方式使研究成果有效推动了中国茶叶深加工产业及黑茶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为健康元素驱动茶叶市场与消费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2008年和2016年,刘仲华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先后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对此,刘仲华表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任何奖项的背后都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故事,而茶叶科学工作者取得的科研成果必须推动中国茶业走向规模化、高效化、标准化、国际化和大众化,这也是未来中国茶产业的发展方向,科技将令‘茶’焕发新生。”

刘仲华2017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家科技奖励大会

中华茶人:您带领科研团队研究的“黑茶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项目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请您谈谈这项研究成果对黑茶产业发展的现实意义。

刘仲华:这个项目是两代茶学科研工作者近三十年努力的成果。上世纪80年代末期,正值中国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科研条件比改革开放前有了很大的提升,我的导师施兆鹏教授从1988年开始带领我们研究黑茶,那时候主要进行黑茶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黑茶加工中主要化学物质的变化规律色香味品质形成的机理等内容。我们当时旨在从科学原理的角度完整、系统地研究和梳理黑茶加工理论,那也是国内科研团队首次对一个茶类的品质形成机理进行系统的动态研究。1991年我们将研究成果以“黑茶制造化学”专辑的形式发表在中国茶叶科学最高学术期刊《茶叶科学》上,这一研究可以称得上是黑茶加工理论技术的经典之作。

90年代初,国际茶叶市场格局发生突变——中国红茶的传统市场(前苏联)一蹶不振,绿茶内销市场又跟不上,这一变化导致中国茶叶尤其是中低档茶大量滞销,解决中低档茶叶的出路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当时,以欧美、日本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对茶叶功能成分提取物的需求开始逐渐展现,所以从1992年开始,我的老师施兆鹏教授指导团队开始调整研究方向,将研究重点从传统茶领域转向了茶叶深加工领域。我们研究茶叶中茶多酚、儿茶素、茶氨酸、茶黄素、咖啡碱等功能成分的提取分离纯化技术及速溶茶的提制新技术,致力于利用深加工理论与技术的突破来科学解决我国茶叶滞销及行业效益问题。从1992年到2005年,我们用了十几年时间的理论研究与技术创新,对茶叶深加工——这个当时刚刚起步、几乎空白的领域,从理论、技术到产品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使其从实验室成果走向产业化,从中国市场走到国际市场,从跟踪日本、欧洲、美国到主导国际市场,这项研究成果在2008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刘仲华教授在哈萨克斯坦推介安化黑茶

2005年,属于黑茶大家族一员的普洱茶开始兴起,这一现象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第一,它预示着黑茶家族未来将有很好的市场发展机会;第二,黑茶,包括普洱茶在内,从产业发展和现代消费的角度还有很多内容需要进行研究探索。于是,我们率领团队从黑茶的健康属性研究入手。湖南黑茶是一个大家庭,茯砖茶、黑砖茶、花砖茶当时在我国边销茶版块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是,2006年以前,黑茶的总产量并不是很大,全国约2万吨(湖南省的产量约1万吨)。那么,如何让西北边区以外的人们开始饮用黑茶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找到让消费者饮用黑茶的科学依据。黑茶当时的饮用人群主要是在我国西北如新疆、内蒙古、青海、西藏、甘肃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的人们几乎每天都会食用羊肉、羊奶、牛肉、牛奶,但是,长期高蛋白、高脂肪的饮食结构竟出乎意料地没有太多的影响他们的健康状况:通过调研数据发现,他们之中患有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群体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反而长寿群体却很多。如果按照现在的食品营养理论来看,他们是典型的营养过剩与营养失衡人群,我们就思考这是否与他们长期大量饮用黑茶有关。为此,我们团队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南大学和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医学研究团队合作,采用体外实验、动物实验和人体临床,从化学物质组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水平上揭示了“金花”黑茶可有效调节糖脂代谢,具有降脂减肥、调降血糖、调理节肠胃、降低血液里面尿酸含量等作用。因此,在我看来这项研究成果的首要作用就是给了消费者一个饮用黑茶的科学依据。

刘仲华在日本静冈参加国际茶叶学术研讨会 

我们关于黑茶与健康研究成果的发表在一定范围内对驱动黑茶消费产生积极的影响,但真正将黑茶的健康价值研究成果释放出来,是源于另外两个机会。第一次是2006年在湖南农业大学举办的“中日茯茶与健康学术研讨会”,当时日方来了30多人,包括科学家、企业家、文化人士以及黑茶爱好者,中方代表主要由湖南农业大学研究团队、湖南茶业集团以及几个黑茶企业代表组成。这次学术研讨会给双方提供了交流、分享黑茶与人类健康研究成果的平台,双方还就黑茶将成为健康饮茶突破口这一预判达成了共识。交流结束后,日方代表立即赴新疆考察,对新疆当地的饮茶方式、饮茶习俗以及饮茶群体的健康状况等诸多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当了解到当地的生活环境、饮食结构以及黑茶的饮用情况后,他们十分震惊!在新疆牧民每天吃羊肉牛肉、喝羊奶牛奶的高脂肪和高蛋白饮食背景下,坚持饮黑茶赋予了他们健康的提质。这次考察更加坚定了日本同行对黑茶的信心,同时推动了中国茯砖茶对日本出口量的快速提升。第二次是2007年在长沙举办的国际茶业大会,当时中国作为主办方,湖南农业大学是大会主要协办单位之一,组委会提出要我做一个报告,我欣然接受并作了题为《湖南黑茶——人类健康的新希望》(Hunan Dark Tea——New Hope of Human Health)的报告,我将黑茶对人体健康作用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个国际会议平台传播给全世界,由此掀起了一股黑茶消费热潮,撬动了黑茶产业发展。

刘仲华与日本著名茶叶专家原征彦博士在探讨茶黄素的研究进展

当黑茶消费趋势形成了,但回头来看黑茶产业发展其实存在很多问题,可以简单总结为:产品原料粗老、包装简陋、传统作业、品饮不便、安全隐患等几方面问题。我们深知在这种问题重重的背景下不可能将产业做大,必须通过现代黑茶加工技术创新研究,在吸取黑茶传统加工技艺精髓的前提下,从传统茶叶生产体系向现代茶叶生产体系转移。我们研究的重点聚焦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解决黑茶的品质稳定性问题、安全性问题以及品质高档化和多元化问题。黑茶的发展要实施“四化”,即方便化、高档化、功能化、时尚化。研究突破了传统黑茶“只有粗老原料才能发花、只有压制成砖才能发花、散茶不能发花、砖面不能发花”等技术瓶颈。举个例子:诱导调控发花,就是能实现任何时候产品中的微生物生长(发花)都茂盛饱满,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再比如砖面发花技术,就是让茯砖茶砖的表面长满金花——金花原本是只生长在茶砖里面,现在我们攻克了这一技术壁垒,茶的表面也可以发满金花了。黑茶还需要实施高档化,粗枝大叶不可能高档化,所以我们让天尖、贡尖、生尖这些散茶也可以发花。功能化主要是从健康的角度开发黑茶功能产品,通过现代技术提取黑茶的活性成分,使传统茶的健康价值得以突显开发成功能性产品。时尚化就是解决“黑茶是中老年人专用茶”的误区,通过赋予黑茶时尚的、便捷的内涵,改变黑茶以往老套的形象,吸引年轻一族、时尚一种、职业精英饮用黑茶。至于黑茶的安全隐患,主要是有害微生物风险以及氟含量较高的问题,对此,我们针对茯砖茶研究发明了“高效综合安全降氟”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这一系列科研成果突破了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瓶颈,提升了黑茶品质、降低了生产成本、保障了质量安全,实现了黑茶产品的多元化。刚才提到,传统的手工作业很难做成大产业,所以要做大黑茶产业,首先要逐步推行机械化作业。这里面也要完成“四化”,即加工过程清洁化、机械化、自动化、标准化。

从宏观角度来看,科技创新推进黑茶产业发展可以归结为四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研究黑茶加工的基础理论,第二层面是突破黑茶产业升级的技术瓶颈,第三层面是利用技术创新实现产品的多元化,第四层面是推进手工作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升级为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的现代黑茶产业。从理论、技术、装备、产品到标准的层层推进,有效驱动了黑茶从小茶叶变成了大产业、由边销变成了内销、外销同步推进,由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饮用茶变成了国内大部分区域、各年龄段都开始饮用的大众茶。所以,黑茶产业的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循序进行推进的过程。

刘仲华在研究黑茶中的优势微生物

从2006年至2016年的十年是科技创新推进黑茶产业快速发展的积累期。期间,不仅在科技领域有了诸多的积累,例如在国内外发表了80多篇学术论文、授权了30多件发明专利、13件实用新型专利或设计、制修订了6项国家标准和13项湖南省地方标准等等,而且产业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以中国黑茶之乡安化县为例,2006年的产业规模在5000万以内,涉茶税收30余万元,2017年实现了152亿的黑茶综合产值,涉茶税收2.8亿元,预计今年茶叶税收将突破3.5亿元。安化因为黑茶由国家级贫困县华丽转身为中国茶叶税收第一县,并由此带动35万涉茶农民增收脱贫与发家致富。在安化的核心产区,茶产业的规模和效益都形成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增长。我们湖南省主要有四大茶类,绿茶、黑茶、红茶、黄茶,而黑茶如今已发展成湖南茶叶的标签。很早以前,湖南的君山银针、古丈毛尖、石门银峰、高桥银针等茶在全国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但现如今走进机场、高铁的礼品店,外地游客都会选择黑茶作为伴手礼。更欣喜的是,现在黑茶消费正在全国范围内全方位的扩展,越来越多习惯喝绿茶、红茶、乌龙茶的区域都逐步开始喝黑茶。所以,从科学、产业、消费者的角度看,黑茶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有序的产业链,这一切的源头都要追溯到1988年黑茶研究项目的开启和2007年湖南省重大科技专项的再次发力。所以,任何奖项的背后都描绘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故事,我们两代茶学科技工作者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才将它修成正果。

中华茶人:在黑茶的大家族中,安化黑茶、雅安藏茶、六堡茶、普洱茶、泾阳茯茶、湖北青砖茶,它们在渥堆发酵的工艺上具体有怎样的区别?

刘仲华:黑茶家族的概念是我在2009年提出来的,在黑茶家族内部,主要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原料采摘嫩度的标准和要求不同。在传统加工中,普洱茶、六堡茶的原料嫩度相对较高,四川雅安藏茶、湖北和湖南的青砖茶原料成熟度相对较高,湖南黑茶中“三尖”(天尖、贡尖、生尖)原料相对较嫩,而“三砖”(茯砖、黑砖、花砖)和千两茶的原料相对成熟;第二,产品的核心工序即渥堆发酵的工艺技术参数不同。因为渥堆压制环境所给予的温度、湿度和透气性三个指标在黑茶家族中各有区别,所以微生物菌群演变规律和优势微生物也各不相同,比如湖南黑茶、泾阳茯砖茶是以冠突散囊菌(俗称金花)为优势微生物群的,而普洱是以黑曲霉、酵母菌为优势微生物群。由于品质形成的优势微生物菌群存在差别,所以品质形成的微生物酶促动力不同。第三,产品形态不同,这一点很好理解,暂不赘述。所以,这些茶都属于黑茶家族,都经过了渥堆/发酵或压制过程,具有类似的品饮属性和健康属性,但它们的色、香、味、形都存在一定的差别,它们的品质成分和功能成分组成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因此,黑茶家族由于加工工艺不同、产品形态不同、特征品质风格不同,最终合力形成了不同的消费区域和消费群体。

刘仲华与云台山大叶种

中华茶人:请您简要介绍黑茶的出口现状。

刘仲华:黑茶家族目前的出口量不大,在中国茶叶的出口占为1%左右。六堡茶和普洱茶在东南亚华侨中有较普遍的传统消费习惯,普洱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及日本、美国、韩国的消费量逐渐增长,青砖茶主要出口蒙古和俄罗斯,茯砖茶、黑砖茶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前苏联国家及日本、韩国有少量销售。目前,黑茶家族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德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黑茶出口遇到的主要瓶颈有:一是有害微生物问题。黑茶的微生物发酵是其品质形成的核心,但作为食品微生物,国际上有严格的食品质量监测标准,对有益的微生物菌群数量及有害微生物污染均管控得很严。二是农药残留问题。黑茶的原料相对成熟粗老,夏秋茶的茶园中农药的使用量相对较多。我要强调的是,农药并非不能打,只要是使用国际国内允许的农药种类、残留量控制在国际标准限量范围内的就没有问题。但是,作为原料成熟度比较高的黑茶,难以保证每一位茶农都有严苛的生产管理方案、都能确保不打农药,所以,这是黑茶出口必须面对的国际绿色壁垒和质量安全隐患。黑茶,尤其是湖南黑茶、四川藏茶、湖北青砖茶原料相对粗枝大叶,从茶园管理到加工环境、加工过程质量完全把控都是今后需要加强的。三是黑茶的口感风味问题。国际上以饮用红茶为主流,黑茶的口感风味可能很多外国消费者不容易接受,这就一方面需要慢慢培养国际消费群体饮茶习惯和消费方式,逐渐改善这一局面。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生产环节不断优化调节黑茶的风味和产品形态,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因此,黑茶出口目前主要需解决质量安全问题和口感风味的适应性问题。

中华茶人:您认为应当如何推进茶叶的标准化建设,有何具体推进的举措?

刘仲华:中国茶叶的标准化道路已经走了很长时间。早在1985年,我的导师施兆鹏教授就开始承担商业部的研究任务,参与边销黑茶的国家标准的制订工作,其中涉及茯砖、黑砖、花砖、青砖、康砖等,中国第一批发布的茶叶国家标准就是边销的紧压茶系列。现在,中国茶叶国家标准覆盖了六大茶类及茶叶深加工制品。所以,中国并非茶叶标准缺失,客观地说,中国过去制订了很多茶叶质量标准或品质标准,也制订了不少的检测方法标准,还有一些操作技术规程或规范。关于标准我希望大家能明确三点:第一,标准化和标准是两个概念,标准化包含了茶从生产、加工、贸易、贮藏、流通到品饮的全过程,所有环节都有标准的约束,而不单单是一个产品标准。只有实施标准化,行业才能健康有序发展;第二,我国茶叶标准制订工作,过去发布实施比较多的是生产技术标准或品质标准,这些标准对于消费者而言属于复杂难懂。所以很多消费者和贸易流通环节的人,要么说中国茶叶没有标准,要么说标准太复杂;今后,我们还要加强流通与消费环节的标准制订,让消费者可以清晰明了。第三,我们要注意如何将茶叶的“标准化”工作做好,也就是说,让茶叶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都有标准可循。

刘仲华向美国和俄罗斯茶叶协会主席介绍中国青砖茶

中国的黑茶家族也必须进一步加强实施标准化。黑茶近年来快速兴起,出现了故事满天飞,过分追求产品差异化而远离标准化基础的现象。但我认为,一定要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追求产品差异化,如果没有标准化作前提,整个黑茶家族将成为一盘散沙,令消费者无所适从。现在黑茶产品的生产工艺过程五花八门,在市场上流通的产品更令消费者眼花缭乱,中国之所以没有形成大品牌的核心问题不是缺乏标准,而是缺乏“标准化体系”的建设。黑茶家族的成员很多,所以黑茶产业链的全过程都要实施标准化,这是黑茶发展的必然方向。在标准化的背景下,我们提倡企业形成自己的差异,也就是标准化基础上的差异化,但如果没有标准化作为前提的差异化就只会沦为一种无序化的混乱。

今天,我们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标准的体系是完整的。未来,我们要让茶叶的品质标准、生产标准简单化,让流通领域和消费者可以清晰的理解。这样,标准的实施和贯彻才会更好地推进产业发展。所以,中国不缺国家标准,也不缺茶叶标准,缺的是真正能够引领产销两端、有实用价值的标准。今天,最具约束力的标准是茶叶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因为这是国家强制执行、具有法律约束力标准,如果茶叶质量安全有问题,就会被一票否决。所以,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格外关注农药残留、重金属、有害微生物、外源污染物等问题。茶叶品质标准相对而言基本上属于推荐性标准,缺乏对企业的绝对约束力。总之,我认为中国茶产业要树立标准意识,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

刘仲华担任中国科协年会16分会场主席

中华茶人:自1992年您开始进行茶叶深加工的研究已有二十余载,其间成果丰硕。请您谈谈我国茶叶深加工产业目前的情况与未来发展,以及终端产品的研发推广情况。

刘仲华:上世纪90年代初,湖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浙江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在进行茶叶深加工研究。当时,日本的深加工研究与产业化都是做得最好的,德国、意大利、美国也有茶叶提取物做得非常出色的几家企业。一路走来,我国茶叶深加工从九十年代初的跟踪国际、仰望星空,发展到2000年前后与发达国家技术并跑,2010年以后,我国在茶叶深加工研究与产业化领域已经处于领跑世界的地位,这是一段令人无比自豪的成长史。如今,茶叶深加工产业分为两个板块,其一是茶的活性成分和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纯化,即茶叶提取物产业,目前这一板块中国已经主导了整个国际市场;其二是利用茶叶提取物进一步开发终端产品,即大健康产品,如天然药物、保健食品、功能食品、功能饮料、化妆品、动物饲料等,目前在这个板块上做得最好的还是日本和美国,尤其是日本在终端产品研究领域依然是全球最领先的。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茶叶深加工研究与产业的发展历程,就是我们通过20多年的努力完成了两个转型:第一,茶叶提取物从跟踪日本、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到引领国际市场的跨越;第二,从茶叶提取物向茶叶深加工终端产品开发转型——这是未来中国茶叶深加工研究的重点,也是产业推进的重点方向。

今天,中国茶叶深加工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益:我国用大约20万吨的茶叶原料,生产了2.5万吨左右的茶叶提取物,打造了1200亿左右的茶叶深加工产业。终端产品包括茶饮料、茶食品、茶化妆品、天然药物、茶日化用品、动物饲料与兽药等。这就意味着,价值15~20亿元、20万吨左右的茶叶原料,从提取、分离、纯化变成茶叶提取物,到开发成终端产品,形成了几十倍的增值。茶叶深加工是把传统茶业通过现代技术延伸到大健康产业,即把相对廉价滞销的茶叶资源通过现代技术转化成为高附加值的大健康产品——这是中国茶业向规模化、高效化、高技术化发展的基本趋势。

刘仲华与陈宗懋院士在中国科协年会茶叶深加工论坛上

今天,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产茶国,但中国不是茶叶第一强国。问题主要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中国缺乏世界级的茶叶大品牌,二是深加工终端产品在国内还未形成大规模。深加工是以高技术为依托,以大健康产业为基本背景,形成的“无形之茶”(产品虽然不呈现茶之原叶外形,但内涵却都是茶之精华)。我国茶叶深加工生产的提取物销售到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被他们加工成大健康领域的终端产品返销到了中国,并在这个过程中将大多数利益收入囊中。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终端产品研发与生产环节下大功夫、开足马力,形成我们的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和效益优势。

我们研究团队最初进入到茶叶深加工研究与产业领域是基于一家法国化妆品公司的茶多酚产品需求,对方希望利用茶多酚研发一款具有抗皱、祛斑、美白等功效的面膜、日霜、晚霜等产品。当时,我们意识到这将是一个机会空间无限的产业发展机会。我们研究构建了茶多酚、儿茶素、茶氨酸、茶黄素、咖啡碱、茶多糖等茶叶功能成及速溶茶的绿色高效综合提制技术体系,为廉价滞销的中低档茶和夏秋茶资源找到了高附加值的利用途径。1996年到2006年这十年间,我们研究团队与日本三井、德国Medigene公司合作,破译了茶多酚密码,助推了世界上第一款采用高纯度茶多酚(Polyphenon E)研制的天然药物(Veregene)问世。这项研究的成功也首次敲开了日本在农业领域向中国购买技术的大门。目前,我们还在与美国辉瑞公司合作,采用儿茶素单单体EGCg研发一款治疗前列腺癌的新药。2008年,我主持的“茶叶功能成分提制新技术与产业化”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在终端产品开发方面,我国在茶饮料上快速实现了规模化。我国茶饮料最高峰时曾超过1000亿的规模,现在还保持在900亿左右。从1997年到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茶饮料规模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茶叶深加工终端产品发展空间最大的领域分别是茶饮料、茶食品、茶保健品、茶化妆品等。茶叶深加工将会催生一个巨大的产业,下一步我们将重点研究如何利用提取的活性成分转化为终端产品,因为面对消费者的终端产品才是深加工的终极目标。

(编者注:2008年,刘仲华教授主持的“茶叶功能成分提制新技术与产业化”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6年,“黑茶提质增效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文刊载于《中华茶人》第83期 。)

中国只有一个秦岭,只有一个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在中国茶文化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更为中国茶文化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陕西是中国最早的茶产地之一;陕西是最早主导贡茶制度化的地方;陕西出土的文物,弥补了唐代陆羽《茶经》记载的不足;陕西饮茶习俗丰富了中国茶俗的内容;陕西是茶马交易的重要地区,留下了许多宝贵文献;陕西是中国“茶马古道”和“茶叶之路”的重要枢纽之一。陕西不仅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起始之地,也是当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腾飞之地。

“始翠山”是本书的倡导。茶始于翠山,高山云雾,是山孕育了茶,也是山孕育了人类。始翠山也是山的名字,它是秦岭,它是巴山,它是茶树生长的任何地方。始翠山是父亲山,汉水是母亲河。山比河更有力量,比起依赖天时,比起农坊制作,茶业发展还要更依赖产业发展,包括科技和规模企业。始翠山是嵯峨山,也是黄帝陵的桥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每个企业都在筑一座山。杯口茶汤,生态为基;大鹏高飞,始于翠山。

“诗词”是本书的入口。通过名家推荐和挖掘史料,同时根据不同的主题侧重,推出了42篇文章,有诗有话,有评有议,集中从一个点揭示了陕茶之美,古为今用,与时俱进,把历史落到现实,呈现一个别开生面的陕茶世界。

“发现陕茶之美”是这本书的宗旨。从人,从产品,从地域,从文化等各个角度去发现陕茶之美。

“精简如诗,宏观远照。“这八个字是对这本书最准确的评价。这是一本博物学的著作,和你平时见到的茶书有大不同。如果被蒙蔽于”诗词“和”陕茶“两个字,那我们就会错失一段茶缘了!

中国的陕茶,陕西和陕茶,陕茶和中国茶,这三个命题才是对陕茶的完整表达,这也是本书的创新之处。

把陕茶融入秦岭渭河,融入人文始祖,融入当代陕西的发展,融入陕西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融入职场商务和民众生活,夯实陕茶文化自信,挖掘陕茶有趣又有用的事儿,为您所读,为您所用,全方位多维度解读陕茶,诠释陕茶文化,提炼陕茶精神。

本书中收录的诗词,每一首每一句,都是在陕西这块土地上流淌的茶文化传奇,这些人,这些事,这些风情,这些感受,不光记录着历史,也给区域茶产业发展提供着反思和启示。道不远人,茶道归根结底也是人的精神,古往今来的这些陕西茶人给了今天的我们鼓舞和鞭策。

“发现陕茶之美”的完整表达

我的专业是读陕茶的,关于发现陕茶之美,我们细化为三个命题:

一、中国的陕茶

这个命题主要研究茶叶发展史,把陕茶放到中国文明史的进化过程中,去研究它的地位,寻求文化自信。李三原先生的“秦茶始祖论”是我们持有的基本观点。神农炎帝,不是炎黄二帝的炎帝,在为部落找食物时发现了茶,这是人类用茶的开始。春秋时期周原文化是对远古时代的延续,以茶为贡品、祭品已经流行。汉景帝阳陵在存放各种粮食的墓坑中发现独立存放的茶叶,距今2150年,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茶叶,这个研究成果是对秦茶始祖论的强力支撑。最起码,直接锁死了学界对“吴理真为中国茶祖”的争论。李三原先生《茶为真国饮,知者为最高》一文,高度概括了陕茶发展史,高屋建瓴的构造了“中国的陕茶”这个命题。其中关于陕茶发展的概括性论断,如“陕茶源于神农、载于商周、盛于隋唐、繁荣于明清,秦巴所出贡茶三千年不辍,泾阳所产官茶六百年辉煌。密藏法门寺之唐宫奉佛茶具皆为稀世珍品,宋之孔雀化茶亦为千年遗珍。华夏茶史五阶段独秦地全,五千年药茶,四千年巫茶、三千年王茶,一千年民茶,六百年官茶。”已成为陕茶推广的金句。

二、陕西和陕茶

这个命题研究区域文化,把陕茶填进秦岭渭河之间,一方水土养一方茶,茶是山水的精灵,是人文的写照。落实陕茶文化自信,和区域文化的对接必不可少。以往我们这一方面做的有欠缺,研究茶仅关照了茶的生产种植,考古历史。尽管“茶为陕西五个支柱农业之一”,但茶怎么和当代陕西的发展使命深入结合,更高级的关系,还是说不清,说不透。所以,陕茶文化呈现的状态往往是边缘的,非主流的。研究茶的就专注于茶,研究区域文化的就专注于区域文化,油是油,水是水。为什么形成这种状况?因为前人也是这么研究的。研究茶的归农业科学,研究地域的归社会科学。据新闻报道,浙江省松阳县和我省汉中市的茶茶产业比较,我们茶园种植面积远远高过对方,但茶业产值却逊色不少。为什么呢?这个现象显示的就是这个命题。对区域经济和文化而言,茶需要做横向链接,“功夫在茶外”,融合起来,才会发挥更大的效果

三、陕西茶和中国茶

这个命题横向研究陕茶和外地茶的比较,优劣强弱,为我们争取市场提供行动策略。在研究陕茶文化的过程中,“唯陕独尊”也是我们批判的思想。研究陕茶和中国茶的关系,把陕茶纳入中国茶的体系,主要是学习现代的茶生活方式。用林治老师的话就是构建“健康诗意时尚的生活新方式。林治老师的文章《茶的新三纲五常》就是讲这个命题的。

我认为这三个命题才是陕茶文化的完整表达。基于此,才有了《发现陕茶之美》的内容框架。

《始翠山,诗词发现陕茶之美》这本书在陕茶文化自信的转化上做了有益的实践,古为今用,把历史落到了现实之中。我想这会给其他的文化附属产业一些启迪——肖云儒

此书的境界高,格局大,眼光远。所选的诗文都紧扣主题,辞彩飞扬,不仅彰显了陕茶之美,而且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地诠释了茶文化的发展,不偏不倚,恰当地体现了“陕茶和中国茶”这个命题。

——林治

作者站在现代人喝茶的立场,古为今用,相互映照,对这些诗词逐一进行了详尽的赏析和点评。从这些诗词中,我们能收获系统的陕茶发展脉络,获得活生生的陕茶故事,获得对陕茶的文化自信,获得饮茶做茶的乐趣,无论对于陕茶从业者还是普通人群,都有很好的启示和乐趣。

——郜随印

作者引诗百余首,一诗一题,一题一议,内容切实广泛,别开生面,或有所褒贬,或有所建言,无论是研究者、管理者、经营者,开卷必有益。这也是我极力推崇这部书的主要原因。

——丁文

《始翠山,诗词发现陕茶之美》从众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领域人物的诗词中,追索陕茶的发展历程,关键节点,重大事件,及丰富多彩的茶品牌、茶器、茶文化,检索出陕茶的前世今生。但值得欣慰的还是要数斌锋先生本人在其前言里,对陕茶的认识和设想了。尤其在做大做强陕茶品牌和销售上,他像似一个茶叶大家指点迷津,开出良方。由此可以断定他关注陕茶已经由来已久了,也能看出他对当下陕茶发展的几分忧虑与急切。

——王国龙

有这么一本书,它叙述了陕西自神农炎帝至今五千年的茶史,历数了古今近百位体悟陕茶的诗人,盘点了周原、终南山、法门寺、蓝田四吕、汉阳陵、山南茶、紫阳茶、陕青茶、商于古道、陕甘茶马古道等宝藏,古为今用,茶器人融合,从诗中去找寻陕茶之魂,它的名字叫《始翠山,诗词发现陕茶之美》。

这是一本特别的#诗词# 书。诗词是一扇门户,穿过这道门,可以看到茶背后的人,以及人的精神。茶、器、人三者构架了一个地方的茶文化。最重要的,它古为今用,能给今人以资源,能给今人以力量,能给今人以自信,帮助今人找到精神支柱和发展之魂。

微信开机画面为什么要从大洋彼岸更换到中国位置呢,难道不都是一样打开世界吗,这本书#始翠山发现陕茶之美# 也一样,说的是中国茶,茶始于翠山,人类也是,陕茶仅是一个坐标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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