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于9月2日至11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及东西雁翅楼展厅展出。本次展览由故宫博物院主办，汇集国内外30家考古文博机构的代表性藏品，展品总数达555件（组），以中国茶文化为切入点，以鲜明的主题、宏大的规模，立体展现穿越历史、连通地域、融合民族的中华茶文明，立体地展现中华文明以茶为媒，交融互鉴的发展历程。
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陆羽《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是说茶作为饮料，发端于神农氏，周公旦作了记载而闻名于天下，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婴，汉代的扬雄、司马相如，三国时期吴国的韦曜，晋代的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等人都喜欢饮茶。饮茶形成风气，在唐朝达到了鼎盛，在长安、洛阳两京以及荆州、渝州一带，更是家家户户都饮茶。
故宫博物院“茶·世界：茶文化特展”展览现场
茶原产于云贵高原，后来顺江而下传入四川。就在王羲之等人在兰亭雅集的第二年（永和十年），东晋人常璩完成了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华阳国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与《越绝书》一起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记载，武王伐纣时，巴国曾经派出军队跟随周武王作战，并参加了在牧野的大决战，为周朝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周王朝建立后，巴国就成了周朝的属国。巴国向周王朝进贡，贡品有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其中就包括了“茶”。此时巴蜀已成茶业生产中心，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梅维恒、郝也麟在《茶的真实历史》中记载，“蜀人制茶在今成都以南100英里（约160公里）的乐山地区”。巴蜀人民对茶的热衷，至今可从成都一带林立的茶馆中得到印证。茶馆各式各样，已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的装修古朴优雅，一壶茶，三两朋友，临窗而坐，谈商务，叙友情，一坐就是一个下午；有的包间里摆着麻将桌，三五好友一边“搬砖”一边品茶；也有的就在公园里，几百只竹椅露天摆成一大片，蔚为壮观，每当太阳好的日子，成都人都会坐满这些竹椅，一边乜眼晒太阳，一边啜饮滚烫的茶水。十多年前，笔者前往成都，与作家麦家等人小聚，第一次体验到这种大众露天茶馆的声威，颇感震撼。四川其他城市的状况，也大抵如此。
四川盆地西南边缘蒙顶山是有史以来世界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早在西汉时期，茶祖吴理真就开始在名山区境内的蒙顶山栽种茶树。唐宋时期是蒙顶山茶的极盛时期，唐玄宗时期蒙顶山茶被列为贡茶。一直到清代，蒙顶山茶一直是给皇宫的贡茶，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依旧收藏着清宫的蒙山茶，还收藏有来自四川的名山茶、仙茶、陪茶、观音茶、春茗茶、青城芽茶、菱角湾茶、灌县细茶、邛州茶砖等贡茶。此外还收藏有普洱茶等来自云南、贵州的贡茶。这些古老的茶叶，都在“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得到了呈现。
普洱茶
但四川盆地四周被群山所包围，使得茶文化的输出成为一条险途。直到东周末年，公元前316年，周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周慎靓王时期，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只用了十个月就攻克全蜀，把蜀王降为侯，任命陈庄为蜀国国相，从而拥有了天府之国的丰厚特产，有了对抗长江中下游的楚国的战略优势。伴随着蜀国并入秦国版图，茶文化才由蜀传入秦。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
三国时期，饮茶之风已由四川等地传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三国魏国张揖所撰《广雅》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荆巴间”，就是四川、湖南、湖北。后面几句，是讲制茶工艺与效用：把茶叶采下来制成茶饼，如果叶子已老，就用米汤来调和，再制成茶饼。每欲品茗时，先炙烤茶饼，使它变成红色，再捣成碎末，放到瓷器内，以沸水冲开，或者加入葱、姜、橘皮，搅拌后饮用。如果用它来醒酒，可以使人精神到难以入眠。
三国两晋，茶的芳香开始缭绕在长江下游。陆玑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蜀人作茶，吴人作茗。”
《茶经》转引晋代卢琳所撰《晋四王起事》的记载说：“八王之乱”时，晋惠帝被司马伦幽禁于金墉城，受尽凌辱，被东海王司马越迎回洛阳时，宦官用瓦盂盛上茶水，献给晋惠帝喝。
瓦盂，就是盛饭菜的土碗，说明唐代以前是茶具与食器混用的，茶具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
这次特展上，展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晋代茶具，有德清窑黑釉鸡头壶、青釉五盅盘等古老的茶具。
除了上述茶具，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安徽的珠兰茶、银针茶、梅片贡茶，来自福建的武夷茶、莲心茶、小种花香茶、岩顶花香茶，浙江的龙井茶、阳羡茶、碧螺春茶、灵山茗茶，以及来自江西、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的贡茶。这些贡茶虽然均出自清代，但从中也可以看到茶叶种植已经由最初的云贵高原、四川盆地，辐射到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
知茶的人
《茶经》中提到的晋代饮茶者中，刘琨位居第一。刘琨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西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音乐家、军事家。他曾与祖逖一起担任司州主簿，二人友情不一般，以至于常常“共被同寝”，而且都心怀建功立业的理想。一天半夜时分，祖逖闻听荒野鸡鸣，叫醒刘琨道：“此非恶声也。”意思是这是在激励我们上进，于是与刘琨一起到屋外舞剑练武。从这个“半夜鸡叫”的故事里，脱胎出“闻鸡起舞”这个成语典故。刘琨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写：“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愦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大意是：日前收到你寄的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都是我所需要的。我心中烦闷时，常要依赖好茶来排解，你可为我多置办些。
仙茶
东晋时，陆纳迁太常，徙吏部尚书，谢安常来串门儿，而陆纳仅以水果和茶水招待。陆纳的侄子陆俶看不过眼，偷摸儿给客人准备了珍馐美馔，他还以为叔父会夸他会来事儿，没想到谢安走后，陆纳把侄子臭骂一顿，说他败坏了自己清廉的名声，还下令把侄子打了四十大板。可见那时，已经有了以茶水待客的事例，饮茶已成为精神清洁的象征。
所以，陆羽后来在《茶经》里写道：“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与陆纳同时代的官员桓温也主张厉行节约，做扬州牧时，每次宴请宾客，只摆出七盘茶和果品，再无他物。这事记在《晋书》里。
但在晋代，最知茶的人，非杜育莫属。杜育是西晋一位天才少年，长大成人后，生得一表人才，被后世人誉有“美丰姿”的雅号，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代男神的意思。他曾官至右将军，又任国子祭酒，但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他那颗俊美的头颅也在“八王之乱”的刀光剑影中被活活地砍掉了，死时大约只有三十岁，以至于在浩浩一百三十卷《晋书》里，连个传记都没有，只是在别人的传记中，才偶尔露个小脸，比如在《刘琨传》中有记：“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也，琨与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在《苟晞传》中，苟晞在上表时提到一句“前司隶校尉刘暾、御史中丞温畿、右将军杜育，并见攻劫”。假若他没有写下《荈赋》，他在历史中的存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留下了一纸《荈赋》，就彻底地改变了他在历史中的地位，足以让杜育这个“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称雄于世，让世人无法忽视他伟大的创造力。《荈赋》全文今已不存，只剩下残编断简，存文如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氤氲馨香，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萧翼赚兰亭图》（摹本，局部）
《荈赋》的伟大，在于它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次完整记述了茶叶从种植到品饮全过程的作品，“文章从茶的种植、生长环境讲到采摘时节，又从劳动场景讲到烹茶、选水以及茶具的选择和饮茶的效用”（梅维恒、郝也麟：《茶的真实历史》，第20页，三联书店2021年版）。有人从这篇短短的文字中总结出八个“第一”：第一次记载茶的种植生长规模；第一次描述高山环境出产好茶；第一次记载采摘秋茶；第一次阐述煮茶的择水；第一次阐述陶瓷茶器宜茶；第一次描述“沫沉华浮”的茶汤特点；第一次涉及初步茶道思想与茶美学；第一次阐述茶的功用。
这八个第一，足以令杜育和他的《荈赋》被铭记于史，千秋不朽，因为他是“站在人类茶学文明的原始荒原上，视野之内，再无他人”。
正是有了《荈赋》，人们才把西晋视作中国茶文化的起源时代。
“这分明是甘露啊”
西晋以来，中国茶文化悄然开启了它的旅程，然而，一直到隋唐以前，中国人的主要饮品依然是酒，茶还没有占据主流的位置。《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则记载，是说东晋初年，司徒长史王濛喜欢饮茶，所以他每次都用茶水来款待客人，然而，那时很多人不习惯喝茶，接受不了茶水的苦涩寡淡，但王濛却热情无比，这让他们感到很痛苦，每次去王濛家之前都会说“今日有水厄”——今天又要体会喝茶的厄运了。
蒙山茶
关于两晋之间酒与茶的双重变奏，邓子琴先生在《中国风俗史》中把魏晋清谈之风分为四个时期，认为前两个时期的清谈家多好饮酒，而第三、第四时期的清谈家多以饮茶为助谈的手段，故认为：“如王衍之终日清谈，必与水浆有关，中国饮茶之嗜好，亦当盛于此时，而清谈家当尤倡之。”
到了南北朝，江山变得更加不可复识。在一片刀光剑影之中，茶的命运细若游丝却绵延不绝，饮茶之风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在上层社会和僧道阶层影响越来越大。陆羽《茶经》从古文献中引了这样一条，“《宋录》：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
《宋录》中的“宋”，是指南朝宋。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都是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之子。他们一起前往八公山，寻访昙济道人。昙济道人不是道士，而是著名佛教徒，“道人”是对修道之人的泛称。昙济道人用茶水来招待他们。刘子尚饮后，说：“这分明是甘露啊，怎么是茶呢？”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甘露具有某种特殊的意涵。《老子》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甘露是天地合一的结果，是“因德治而出现的祥瑞”。西汉贾谊《过秦论》说：“甘露既降，朱草萌芽，心不枯萎，绝处逢生。”有了甘露，才有万物滋生，才有人世长寿。莫非这超脱尘俗的茶水就是传说中的甘露吗？
南北朝时期，皇帝王公对茶的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齐武帝萧赜临死前在遗诏中说：“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就是要求人们不要在他的灵位上置放杀牲作祭品，只需摆上饼果、茶饮、干饭、酒脯就可以了。
精美绝伦的茶具
犹如暴风骤雨之后是晴空丽日，历经三百多年混战的中国，终于走向了统一和繁荣。三百多年的战争，刺激了这片东亚大陆上的物质与文化的交流，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把都城从北方苦寒的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迁到黄河边的洛阳，参照南朝典章制度，改革北魏政治制度，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推行汉文化，同时也在中原文明的精耕细作、细润绵密中，吹进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旷野之风、雄悍之力。“北方的辽阔粗犷、狂放的生命激情，与南方发展得纤细精致、缛丽委婉的情思，忽然得以合流。”（蒋勋：《美的沉思》，第152页，湖南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
邛州茶砖
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让中国的河流成为一张彼此交错、可以互相抵达的大网，将曾经破碎的版图，通过漕运经济紧紧连接在一起。在这种物质大流通中，茶文化也获得了向北发展的契机，和姜、橙子、荔枝等“新鲜事物”一起，出现在北方人新奇的目光中，茶这种清淡的饮品逐渐为北方人所接受，“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茶叶市场的大增，带动茶叶生产的大发展。《茶的真实历史》一书中说：“唐中叶以前，蒙山茶因稀而贵，一匹绢丝甚至买不到一斤茶。随着北方对茶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蒙山茶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数十年后，蒙山新茶在集市上随处可寻。据说，‘关隘而西，山岭而东’的村民可以数日不食，却不能一日无茶。当地有民谚云：‘一个茶芽七粒米。’茶叶质轻，便于运输，不易变质，是很好的经济作物。”
1987年，考古工作队在清理法门寺佛塔时发现了地宫，打开了这座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佛塔地宫，不仅发现了世上仅存的一枚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还出土了多件金银茶具，其中就包括了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有茶笼、茶碾轴、茶碾子、茶罗子、茶炉、茶匙、茶盆、茶碗、茶托等。“茶·世界——茶文化特展”上展出这些精美器物，重现了公元9世纪中国茶文化的流光溢彩。
哲学与艺术之饮
在唐朝，酒和诗是那么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酒的唐朝，就像没有诗歌的唐朝一样寡然无味。王维诗曰：“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杜甫说：“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李白诗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青春、诗歌与酒，那么完美地契合在一起，这才是大唐气象，那么的雄姿英发、洒脱张扬。
珠兰茶
李白与杜甫的相识，就是在洛阳的一次酒局上。那时的李白，已经名满天下，而杜甫，还只是李白的超级粉丝、一个没有名气的文艺青年。酒局开始后，没有人介绍杜甫是谁，杜甫只能敬陪末座，一言不发，还是李白注意到这个被人冷落的青年，见他风清骨俊、气宇不凡，就向旁人打听此人姓名，听说是杜甫，就主动端起酒杯走到杜甫面前，说：“让我借花献佛，向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作者杜子美敬上一杯酒。”一句话，令杜甫感动得几乎流泪，由此开启了二人之间终生不渝的伟大友谊。
在唐代，茶宴也在僧人、士人中逐渐流行。唐朝《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与酒比起来，茶的素洁清淡更能体现精神上的清雅脱俗。唐代画家阎立本绘有一卷《萧翼赚兰亭图》，只是真本已不见踪影，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是三件宋代摹本，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的画面上各有五人，分别是辩才和尚（左侧执挥尘坐于禅榻）、萧翼（坐辩才和尚对面的长凳上）、一名小僧人（在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中位置不同），重要的是，在辩才身后，辽宁省博物馆本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本都有两名仆人正在专注地烹茶，这个烹茶的场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本中是没有的。其中，画面左下有一老仆人蹲在风炉旁，炉上置一锅，锅中水已煮沸，茶末刚刚放入，老仆人手持“茶夹子”正要搅动“茶汤”，旁边的童子则弯着腰，手持茶托盘，小心翼翼地准备“分茶”，然后向宾主敬茶。
春光明媚、清风逐人的日子里，曾任左拾遗、以侍御史身份出使吐蕃的吕温与朋友们在一起修禊共饮，客人中有南阳邹子、高阳许侯，还有二三才子，所饮之物，也不再是曲水流觞里的酒水，而是以茶代酒，煎茶分酌，沫浮素杯，色如琥珀一般。吕温信手写下一纸《三月三日茶宴序》，成为流传千古的散文名篇，《全唐文》中，描写茶宴活动的文章，仅此一篇：
三月三日，上已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憩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指青霭，坐攀香枝。闲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座右才子南阳邹子、高阳许侯，与二三子顷为尘外之赏，而曷不言诗矣。
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吕温对茶宴的优雅气氛和品茶的美妙韵味都作出了生动的描绘。在唐代，人们对饮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仪程都已经非常讲究，有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仪式。文人们通过“不令人醉，微觉清思”的品茗活动来修身养性、品味人生，达到“中澹闲洁，韵高致静”的心灵境界。
唐代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皮日休、杜牧、孟浩然、刘禹锡、陆龟蒙等诗人都写过茶诗。宋代欧阳修、蔡襄、苏轼、苏辙、梅尧臣、黄庭坚、秦观、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等也都写过许多茶诗。有学者指出，魏晋至南朝的急遽演变中，华夏道释儒开始融合，茶与主流文化开始融汇，茶宴也正式成型。而到了唐朝，才是茶饮大步迈进的重要历史阶段。于是，在皇皇大唐的风华中，茶从普通饮品升华为高雅与文化之饮，从解渴之物升华为哲学与艺术之饮。
（展览和展品图片均由故宫博物院提供。） 作者：祝勇（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光明日报》（2023年10月18日16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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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者，养生之仙药，延龄之妙术也”
在距今八百多年前，日本茶祖荣西禅师曾赋予茶最美好的神奇功效。
如果您想青春永驻，您渴望长命百岁，那就端起您面前的这碗来自中国的茶吧！
茶者，可健身，可清心，可雅志，可怡情。一杯好茶，不仅可以康健我们的身体，更能愉悦我们的心情。
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常常不会认识到生命无常，人生苦短。却喜欢沉浸在过往事件的无奈和忧伤之中。
当你忧郁苦闷之时，我们的心也似乎被不明物件，强行堵塞。不敢大力呼吸，生怕更深的触痛。
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办法，安放我们暴躁、忧伤、郁闷、纠结等情绪。我们会发现年龄越大，我们就越不开心。纵然偶尔的欢笑，也是苦中作乐，强颜中夹杂淡淡忧桑。
茶，独品得神。
我们尝试能借助这杯茶，来抚慰我心忧桑。静心，专注的冲泡一杯茶：备器，择水，侯汤，点茶，静品。每一个环节，无不需要你内心澄净，安然当下。也只有这样的时刻，你才能如此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心感受。内心的喜悦，抑或是忧伤，都真实而深刻的在那里。
茶，从来不是让你忘记，而是让你更好的面对自己的内心。
茶道，亦从来不是让你的烦恼消失，而是在不完美的生活里，寻求片刻的完美。在人生道路之上，若您能领悟茶的智慧，她便最能给予你温暖的慰藉和前行的力量。
茶，是可通往你内心的饮料。茶样的温暖，茶样的怡情。
茶，犹如在白雪皑皑的苍茫大地，内心的空无，却被石缝里透露出的青青草色所打动。
我想，借助研修茶道的过程，你一定也能找到这般的经验和感受：
一饮涤昏昧，情思爽朗满天地；
二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
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
茶饮三道，烦恼皆消。
茶可入心，茶可雅志。
一杯茶重拾一份平和喜悦的美好情怀。茶，难道不是通往我们内心，洗涤我们心灵的最佳饮料？
借助茶道修行的过程，一个人通过对每一个茶道动作的精益求精，对茶道环境的理解和布置，对茶道流程的关注和反复练习，尤其是对茶汤入口之后，在喉吻身心的种种观照。
当这种自己的大脑对身体的观照，成为一种习惯之后，也许您就能明白，所谓世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在你身体的感受，亦如同一杯茶在你身心的种种感受。比如听到悲哀的事情，心里会发堵、会疼痛，当你的大脑不去思考或者想通了之后，你的这种疼痛的感觉也会减轻，甚至消失。又比如当你听到快乐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纵然此刻屋外阴雨绵绵也是充满了各种诗情画意。
其实任何一件关乎你或者你在乎的事情，在你的身体里，都会有情绪的积压或者直接的反应。道家养生认为，我们要活着像一个孩子，悲而不伤，就算非常悲伤的事情，当时哭完也就完了。这也是一种不让自己不良的情绪，在你的身体里积压的表现。
所以，借助茶道的过程，对自己的身心的情绪和意识，作自我的感受，并能接纳之。纵然是一些被误会、被抛弃、被伤害，也能如同一个孩子哭了一场般，在茶道的过程中，学会省视自己的这些情绪，并释放之、接纳之。
今生别无所求，只愿可以永远浸润在茶中，任心灵幸福的舒展……
一旦每天都有茶喝，不只百病不侵，而且精神飒爽，因此对于茶叶有身心的助益我是深信不疑的。
有时候不能静定下来喝茶，只能因地制宜，以热开水泡大杯茶，但觉有茶就好。如果是在家，从早到晚，日饮百杯，对我也是常事。茶对我不只是水、是饮料，也是日常保健的药。
茶在中国，最早不是饮用，而是药用。最早关于茶的神效之传说，是神农氏爱民如子，为了救治百姓的病，亲自采药，遍尝百草。
有一次，神农氏尝了一种青绿色的滚山珠中毒，昏死在树下，树的汁液滴入他的口中，因而得救。那棵树就是茶树，神农从此发现茶有解百毒的神效，采药时常携带茶叶随身，每次中毒都靠茶来解毒。 最严重时，神农氏曾一天中毒七十二次，全依茶渡过险关。
还有一个传说，神农有一天在野外以釜锅煮水，一片叶子落入水中，芳香四溢，神农喝了之后，发现了茶的神效。
最后，神农尝到一种剧毒的植物叫“断肠草”，连茶也不能解，就丧命了。
神农与茶的传说，记载在《神农本草经》里。这本书作于秦汉年间，因此至少在战国时代，我们的老祖先就知道喝茶，以茶作药了。
茶，起先是用于药，慢慢从医疗的功效转到精神的层面。
东晋时代，以“闻鸡起舞”留名青史的志士刘琨，在给侄儿的信中说： “前得安州干姜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
刘琨每次有郁卒之气，都仰赖茶的效用，我们或可以想见，他在天色微明之际，舞剑之前，先饮“真茶”一杯的情景。
由于茶可以治体中的溃闷，才逐渐与禅的修行结合，因为与修行结合，饮茶才提升了艺术与生活的境界。
关于茶与禅的结合也有一个传说： 达摩祖师东来中国，在少林寺面壁，誓言无眠禅定九年，以警醒世人，但到第三年就常打瞌睡，羞愤的达摩遂把眼皮撕下来丢在地上，结果地上长出一棵树，双叶并生，有如眼皮，弟子们采了叶子来饮用，发现能益神醒脑，就开始了禅寺饮茶之风。
传说当然是无稽之谈，达摩祖师何许人也！然而，在唐朝的禅寺饮茶之风大盛，则是真的。莫说赵州禅师“吃茶去！”的公案流传千古，降魔大师教禅时也要弟子喝茶省睡。
百丈禅师设立《丛林清规》时甚至设茶座、茶头，有的大寺院光是泡茶的茶座就有十几个。
紫砂壶则是禅僧云水行脚时，为了便利随身携带而发明的。历代寺院附近都是名茶产地，每年春天在寺里“斗茶”提升了茶的品质……这都说明了茶与禅有不可分的关系，但这是后话，我们再回到茶的功效来吧！
汉代《神农本草经》：“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睡、轻身、明目。”
汉代《神农食经》：“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东汉神医华佗的《食论》：“苦茶久食，益意思。”
梁代陶弘景《杂录》：“苦茶轻身换骨。”
唐代《唐本草》：“茗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热渴，令人少睡。”
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茶久食令人瘦，去人脂。”
唐代陆羽《茶经》：“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从这些文献里，我们就知道唐朝以前的人就认识到茶的功效不少，不仅可以使人省睡、明目、有力气、精神愉快，还可以减肥，增加思想的敏锐，甚至不输于“醍醐与甘露”。
唐代刘贞德把这些好处总合起来，称茶有十德： 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 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 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 以茶可行道。以茶可养志。
宋代以后，对茶的研究也更深入了，我们举一些典籍来看：
宋代苏东坡《茶说》：“浓茶漱口，既去烦腻，且苦能坚齿，消蠹。”
宋代吴淑《茶赋》：“夫其涤烦疗渴，换骨轻身，茶之利，其功若神。”
明代顾元庆《茶谱》：“人饮真茶能止渴，消食，除痰，少睡，利水道，明目，益思，除烦去腻，人固不可一日无茶。”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茶苦而寒，最能降火，火为百病，火降则上清矣！温饮则火因寒气而下降，热饮则茶借火气而升散，又兼解酒食之毒，使人神思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
李时珍到底是一代大师，在他的《本草纲目》里，首次提到茶的缺点，他说：“虚寒及血弱之人，饮之既久，则脾胃恶寒，元气暗损。”
清代黄宫绣的《本草求真》更进一步说到，为什么虚寒血弱的人不能喝茶，他说：“茶禀天地至清之气，得春露以培，生意充足，织芥滓秽不受，味甘气寒，故能入肺清痰利水，入心清热解毒，是以垢腻能降，灸眶能解，凡一切食积不化，头目不清，痰涎不消，二便不利，消渴不止及一切吐血、便血等服之皆能有效，但热服则宜，冷服聚痰，多服少睡，久服瘦人。空心饮茶能入肾削火，复于脾胃生寒，万不宜服。”
这也是首先提出了“空腹不宜饮茶”的见解，以免伤害肾脏和肠胃。
除了虚寒、血弱、空腹不能喝茶之外，茶是有百利的。在《旧唐书》宣宗纪里有一则记载：
东都进有一寺僧，年一百三十岁，依然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唐宣宗知道了，很觉奇怪，传他进宫去问：“你如此长寿健康，是不是吃了什么仙丹妙药？”老僧答道：“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唯嗜茶，凡属至处，惟茶是求，或饮百碗不厌。”
一天喝一百碗茶，活到一百三十岁，这使我想起苏东坡的两句诗：“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由于饮茶的这种神效，日本“茶祖”荣西禅师到中国求禅法时，一边研究佛法，一边研究喝茶。回日本时，在行囊里带了大量的佛经和茶树的种子。
荣西返日后，把茶籽种在肥前(现佐贺县)的背振山，同时把茶籽送给拇尾(现宇治县)高山寺的明惠上人。现在，佐贺的嬉野茶和宇治的“玉露茶”都是日本名茶，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荣西对日本茶道的贡献除了带回茶籽，还写了一册《吃茶养生记》，可以说是日本茶的理论先驱。他一开头就说： “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山谷生之，其地神灵，人伦采之，其人长命。”
荣西禅师把茶说得更神奇了，说是只要能长出茶的山谷，那个地方一定有神灵守护，而能采茶吃的人，一定能长命。他不只这样相信，还这样实践，当时曾亲自用茶叶治好大将军源实朝治久治不愈的糖尿病。
荣西禅师说：“贵哉茶乎！上通诸天境界，下资人伦矣！诸药各为一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
自此，喝茶风气在日本也为之大盛，但这时日本茶道只在寺院流行，有药用倾向，一直到四百年后千利休提出“和静清寂”，茶道才算大备。
日本名僧明惠上人，也倡导茶有十德之说，我们可以和前述刘贞德的十德互相参看：
一、诸天加护。二、父母孝养。
三、恶魔降伏。四、睡眠自除。
五、五脏调利。六、无病息灾。
七、朋友和合。八、正心修身。
九、烦恼消减。十、临终不乱。
明惠上人的十德虽然宗教性强，却不免偏于形上，许多是“想当然耳”。
到了近代，茶的研究更科学，功效也更明确清晰，除了古人所知的功效，还有防治坏血病、抗癌的功能，还能治疗糖尿病、胃肠炎、黄疸型肝炎、皮肤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等，甚至还可以防治辐射的伤害哩！
饮茶的功效如此，不喝茶的人损失可大了。
但是，喝茶的人如果老是想到功效，那境界就低了，茶给我们身心的利益可以说是“犹其余事”。正如铃木大拙说的：“茶与禅之所以相通，全在一个纯字。” 纯的心喝纯的茶，是最好的。
黄庭坚曾在一只茶碾上写过《茶磨铭》，是我时常写在茶罐上的句子：
楚云散尽，燕山雪飞。
江湖归梦，从此祛机。
古人评价茶叶的方法我国发现利用茶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药用时期。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到陆羽《茶经》的问世，茶叶一直是一种“瀹蔬式杂煮”的汤叶，在煮饮的时候常常在其中加入葱、姜、橘皮等其他植物，那时期的茶叶是一种“复方茶”，我们也叫混合饮。
陆羽《茶经》向世以后，茶的利用发生了重大变革。陆羽将加入茶叶中的葱、姜、橘皮等其他植物抛弃，使茶叶独立成为一种单纯的饮料。陆羽自己把这种煮饮的方法称之为“天然煎烹法”，陆羽的“天然煎烹法”其实并不天然，因为他还在其中加了盐巴，但并不妨碍陆羽的伟大贡献。他把茶叶从“复方”的茶转向了简单化的“单方”茶，过度到了今天的清饮。
沿着这个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认识茶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茶的药用价值，二是茶的饮用价值。药用价值的茶肯定要评价它的功能性，饮料价值的茶肯定要评价它忺用的愉悦性。
于是我们可以把古代对茶的评价方法总结出六个方面，就是评功能、评产地、评原料、评工艺、评外形、评内质。
评 | 茶的功能
评功能体现在大量的古代医学著作中，延续到今天发展成为数以千计的茶疗方，成为我国中医宝库中的一个瑰宝。在古代遗留下来的许多茶叶专著和大量的文学作品、诗词歌赋中，茶的功能还赋予了另外一种功能性，就是它对精神的愉悦性。
人们把它称为“仙人草”“清人树”“不夜侯”“窈窕菜”“长生茶”等等，赋予了许多人格的美好，充满了文学的想象。这些都是我国古代对茶的植物功能性和精神作用性的评价，我们可以将它视为茶的功能性评价。
评 | 茶的产地
陆羽《茶经》问世以后，茶的评价体系逐渐地完善起来，人们开始把目光聚焦到评产地、评原料、评工艺、评外形和评内质，开始了在享受茶的精神世界的同时，对茶的植物性、客观性的研究。
在《茶经》中有三篇开启了茶叶评产地的先河。在《一之源》中，陆羽说“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在《七之事》《八之出》中，陆羽将三十二个州的茶分出了三到四等，形成了用产地来衡量茶的评价方式。
大家知道，陆羽是湖北天门人，在他的一生中主要游历在湖北、江西一带，而且在浙江和江苏都居住过。在沿途中他应该还接触到安徽和湖南两省，用心的朋友都会发现，陆羽《茶经・八之出》中，他主要叙述的排的等级等次主要是以山南道的茶区为主的。
由于他没有到过福建和贵州，对当时的黔中茶、江南茶和岭南茶没有太多的记录，这也是陆羽的局限性。但是陆羽按产地评价茶叶的思维方式也影响到了宋代及其之后的时间。
在《大观茶论》中，在《东溪试茶录》中，在《北苑贡茶录》中有大量的关于福建茶的记录，它们都按产地论优劣。明清时期大量的著作也是按照产地来分别茶的优劣的。在云南《徐霞客游记》中记录了当时他经历凤庆的时候，喝到了梅氏给他煮泡的茶以后，他说“滇茶以此为最，不输杭之龙井”。
我们熟知的关于普洱茶的六大茶山的记录等，这些习惯，都是评产地的缩影。我国许多历史名茶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名的。习惯延续到今天，在云南普洱茶中，班章、冰岛、昔归、易武、忙肺、景迈等等产地的推崇，也是这种习惯的延续。
至于盛名之下，这些产地是不是会出现名不符实，已经是另外一个命题。口碑相向，众说一致是我国传统的评茶习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评 | 茶的原料
要强调的是，在我们评产地，评天时地利的同时，还要学会古代评茶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评原料。
在陆羽《茶经・三之造》中，他说“茶之牙者发于丛薄之上，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选其中枝颖拔者采焉”，说明陆羽已经注意到了原料选用．提出茶树上生长的三枝四枝五枝的枝条，选择其中肥壮的枝条采摘的主张。
“笋芽”
在《一之源》中陆羽又说“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上，叶舒次”，他还注意到了叶色与品质的关系。注意到了同为芽头的笋者和芽者，即肥壮的和瘦弱的茶芽与品质之间的关系。他也注意到了叶片背卷和叶片展平的叶龄与茶叶品质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芽头肥壮的比芽头瘦弱的品质好，叶片背卷的比叶片舒展的品质好。这些观点到今天都是经得住检验的。至于他所说到的“紫者上，绿者次”，可能受到当时顾渚紫笋的影响，也可能是唐朝煮茶而饮的习惯，让陆羽觉得紫色芽头这种味道浓的茶是好茶。无论如何，陆羽对原料的在意，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整个中国茶叶行业的发展方向。
于是我们在宋徽宗所写的《大观茶论》中，就见到了这样的记载，他说：“凡芽如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一旗一枪为拣芽，一旗二枪为次之，余斯为下”。宋徽宗把雀舌和谷粒者的茶芽视为斗品，是最好的，认为一旗一枪次之。这种习惯在那个时候可是“皇帝诏曰”啊。
我们现在的许多评茶活动，许多消费者购买茶叶，都受这种习惯的影响，见嫩就是好的，龙井的价格始终比旗枪高。
在熊蕃所写的《北苑贡茶录》中，也有类似的话，他说“凡茶芽数品，最上曰小芽，如雀舌、鹰爪，以其劲直纤锐，号曰芽茶。次曰拣芽，乃一芽带一叶者，号一旗一枪。次曰中芽，乃一芽带两叶，号一枪两叶。其带三叶四叶皆渐老矣”。可以看出，整个宋代对茶的评价是以嫩为好的。甚至出现了《北苑贡茶》当中剥去鳞片，只留笋丝的水线银芽。
凡此种种不难看出唐宋时期对用料的选择，一直影响了中国茶叶一千多年的价值观。这种以嫩为好的习惯或者是判别标准，究竟好不好呢？
唐宋饮茶习惯
我认为我们得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去判断，因为江浙地区的饮食都是偏清淡的，主流社会对清淡饮食的偏好，使整个宋代制茶出现了“出膏惟恐不尽”的加工习惯。
“出膏惟恐不尽”就是要把茶叶里面的膏汁（即汁液）挤干、榨净。甚至还有将揉捻叶、揉坯用清水漂洗，以获得好看的外形的加工。这类加工方法在我们今天看来确实有点儿匪夷所思，因为将茶汁都挤出了，还有什么营养价值呢？
宋代点茶
但是宋代的饮茶习惯是以抹茶和点茶为主的。就是将茶叶碾碎了以后，茶粉与沸水搅拌在一起，直接连茶渣一起饮入的这么一种消费方式，类似于今天日本的抹茶。这种饮茶习惯显然不能太浓，浓了就像喝药，浓了就肯定受不了，所以有它的合理性。
宋代的制茶和唐代的制茶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唐朝制茶是“畏其流膏”的，就是要尽量的保持茶的汁液。而宋代的制法是“出膏惟恐不尽”，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挤走茶汁。
这两种相反相左的加工方式，就是因为唐朝是煮着喝的，宋朝是点茶喝的。煮着喝的，茶水比例很大，茶少汤多，它肯定要追逐味道浓的东西。而宋代是直接将茶碾成粉打匀，点茶而饮，所以不喜欢太浓，它必须将茶汁挤出去。
唐代煮茶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习惯，不同的习惯引导着不同的加工方式。我们不评论这些时代谁对谁错，谁是谁非，我们只有敬重的义务。但是古人对用料的选择，对用料的重视是我们要重视的。
我们要学习的是在评产地的同时，评价原料的等级。历史进步了一千多年，我们不能不如古人。购买龙井也好，铁观音也好，碧螺春也好，黄山毛峰也好，云南普洱茶也好，不能只是盯着产地而去，而是要在产地的基础上，学习古人的评价方法，重视对原料的评价。
评 | 茶的工艺
不仅如此，古人还对茶叶加工的工艺有着严格的考核标准，评工艺也是中国茶叶历史上重要的审评品鉴指标。
在陆羽《茶经》中《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这些章节中，都有对工艺的考量，有对生产工具的要求，有对采制时间的要求，有对蒸压技术的要求，也有对煮饮过程中茶具茶艺用品的要求。
唐代制茶
宋徽宗《大观茶论》甚至对采茶工人的洗手、剪指甲等许多很细很细的环节，都提出了要求。宋代黄儒写的《品茶要录》指出了茶叶的八病。赵汝励的《北苑别录》依然盯着的是茶叶的加工工艺。
《品茶要录》和《北苑别录》这两部书中，有一点非常相似，它们各有一段话都重视到了杀青，即蒸汽杀青的时候的工艺水平，都分别记载了三种工艺情况下的品质特点：
1.如果蒸青不足、不熟、不透，会出现成品的色青、易沉，味有桃仁之气，草木之气等，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生青，青草气；
2.如果过熟，杀透闷着了，就会出现色黄，粒纹大而味淡；
3.如果适度则味甘香。
时间过去了一千多年，我们不得不臣服于我们古人的伟大，无论是陆羽的“茶有九难”，还是黄儒的“饼茶八病”，还是赵汝励的对制茶工艺的辨别能力，都是我们要学的。
古为今用，向古人处讨消息，在传承之中谈发展，是我们学习茶叶审评品鉴的捷径。因为，茶叶审评品鉴是评价茶叶的好和坏，而好和坏是一种价值观。那些千古不易的价值取向，一定是经典所在。
徐亚和
楚天茶道培训中心首席普洱导师。
云南普洱知名专家。
著有《解读普洱》、《中国普洱茶文化大观》、《石介茶》等茶学专著。
他在普洱茶的栽培、加工工艺、审评等方面积累了30年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他也是云南优良茶树品种——冰岛长叶、邦东大叶种及漭水大叶种的发现者、命名者与推广者之一，影响深远。
《亚和说茶》以作者长期实践经验为基点，以作者对茶叶最质朴的理解作杠杆，撬动的是茶的科学、文化、知识的核心，是商业的密码，是开启茶学脉络的钥匙。书中处处都在讲解常识，也处处都在展示新知，《亚和说茶》让每一个人能更贴近茶、走进茶，与茶相知，与茶相伴。它让学茶者洞见光明，以最浅显的解读，获取最大的收获；它让爱茶的人观照自我，从中悟出精髓与规律；它让懂茶者明心见性，找回茶之本源，走进茶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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