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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思茅的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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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贡茶到号级茶:国内国际双循环带来的产业崛起

  普洱茶火了,许多不懂历史与时代背景的人,就以为普洱茶的祖上有多荣光,在做一个天大的产业。其实历史不可细读,普洱茶虽然贵为贡茶,但长期产业化水平极低,其政治地位与产业经济地位极不相称。这是由于普洱茶原产地——滇西南地处边疆,清朝长期以维稳为主,云南参与国内、国际贸易双循环程度低,没有大市场的支撑,带不来包括普洱茶在内的云南茶产业大发展。

  云南茶真正纳入国内国际贸易双循环是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以后,普洱茶由贡茶进入了号级茶唱主角的时代。这标志着云南茶产业的真正崛起。我们也要看到,云南茶虽然纳入了东南亚——大西南——华南贸易大循环,但喝普洱茶的人口有限,导致清末民国普洱茶的产销量不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口热,普洱茶虽然销往香港、日本、法国、德国、比利时、台湾、韩国与马来西亚等众多海外国家与地区,但消费普洱茶的人并不多,导致普洱茶的年生产量才几千吨。

  因此,我们要知道普洱作为历史名茶,其带来的辉煌长期仅是政治与文化意义的,比如作为边销茶稳定藏区民族团结,作为满清皇家贡茶,作为民国政府抗战的战略物资,作为建国后出口创汇的特种茶,但改变不了普洱茶在2003年之前市场容量与产销量低的事实。普洱茶真正大产业化发展还是2003年以后的事,国内大市场的激活推动着普洱茶产业的狂飙突进,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思路。

  从产销量来讲,80年代是属于滇红的,90年代是属于滇绿的,普洱茶在产销量方面只是配角。为什么云南人在2000年不认识普洱茶,是因为云南人喝滇青的传统,在80年代被大渡岗绿茶、90年代被临沧蒸酶茶所改变,老一辈喝滇青三春茶的记忆,已经被70后、80后只喝绿茶所改变。这就是“云南人不喝普洱茶”说法之由来!

  在云南绿茶的黄金时代(1993——2002),我们不会正眼看一下勐海茶与勐海茶厂,当年勐海茶拉到思茅五一停车场交易是低端茶的代名词。这世界变化快!

  2003年之前,普洱茶的产量少得可怜,从来没突破一万吨。八十年代,一年能出口两三千吨就觉得自己很牛了,而且这是1985年才实现的。99年销量因台湾与德国市场引爆而剧增,许多人98年99年2000年淘到普洱茶第一桶金,然后成为什么普洱茶教父……

  一个几千吨的小市场小产业,被过度包装成大经典大神话,浪费了多少祖国宝贵的纸张。

  然后说民国、清朝有多牛,这么火,为什么茶叶种植面积、产量、运销量这么低!为什么低?因为种多了卖不掉!说老字号有多牛,我跑到易武见那些老字号的老宅,很小家子气,证明当年不会做太大生意。商人、文人为名利喜欢拔高历史,但我们要尊重历史……

  本文将首次从国内国际贸易大循环的角度讲云南茶的历史……

  解释一下,为什么普洱茶贵为贡茶,在有清一代种植面积、产量与运销量又那么小?这种产业化规模小,是与福建茶区、两湖茶区、安徽茶区与江浙茶区相比较的,云南边地茶与内地主产区的产业化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宁洱不产茶(困鹿山原属景谷,不能证明宁洱产茶),其实道理很简单,茶叶种多了卖给谁?没有大市场支撑,宁洱人种茶动力不足。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南茶产业,在清道光年间以前形成商品化的产茶区很少,以思茅厅古六山最为出名。道光以后,尤其是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以后,商品化茶叶种植基地才开始遍及澜沧江中下游两岸,与之对应的是民间私商茶叶经济的兴起,普洱茶由贡茶时代进入了号级茶时代,才真正使云南茶在清未民国进入了规模产业化时期。翻历史资料,云南许多产茶县,大面积种茶都在光绪年间到民国,赫赫有名的老字号,大都成立于1870年之后。

  云南茶产业不发达,首先是远离销区,云南多山,产业效率极其低下的马帮运输极大阻碍了云南茶的产业化进程。内地的福建茶、两湖茶、皖茶、江浙茶,不但处于内销腹地,而且纳入了国际贸易大循环,而且可以利用江河湖海搞低成本的内河与海洋运输,在运输效率与大市场接轨方面,是云南茶不可想象的。

  茶马古道,其实是云南古代近代的商路,茶叶运输量其实很小。比如,滇缅贸易量最大的商品——棉花,许多搞茶文化的都不知道……

  云南的茶文化就是,当代普洱茶荣光,祖上就一定无限荣光。云南的茶走山路,靠马帮,运输成本高,影响了大规模商品化。看看两湖江浙安徽福建茶区,全部是江河湖海运河运输,水运比马帮运输成本低多了,茶叶商品化远超云南,而且福建、两湖、安徽、江浙茶区纳入了国际贸易,而云南……

  看下古代近代中国茶叶主产区发达的通航水系。以武夷茶为例,到广州,到福州,到上海,除走一小段陆路外,全是水路……

  在中国东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全部被支流与运河连通,成为一条河。所以,中国有古代世界最发达的农业与繁荣的工商业。一条被黄河夺道消灭的古济水,从北到南,将黄河与淮河连在一起,加上吴国开邗沟,连通江淮,这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江淮黄河已沟通成一水。

  四川雅安茶虽然也是人背马驮,但其离藏区比滇西南、滇西产茶区近得多,故以雅安茶为代表的川茶输藏量远超云南茶,以至于今天雅安茶被称为“藏茶”。

  云南周边长期没有茶叶销售的腹地,要超远距离拉到藏区卖,这是清朝严控边疆产业与贸易政策造成的。

  宋元以降,明清两朝不以贸易立国,相反对海疆与边疆的对外贸易极为警惕,比如东部沿海走私集团带来了倭寇,出身海盗的郑成功父子长期盘踞台湾,所以朝廷要海禁,生意只能到广州十三行去做。清朝的中缅关系决定了朝廷对滇西南的开发极为保守,以稳定为主,不出乱子就好,发不发展关系不大。

  明代,前有“三征麓川”,后有缅甸东吁王朝的崛起。乾隆年间,爆发了中缅战争,虽最终和平解决,但中国吃了大亏。云南的西部与西南部边疆战乱不断,经常出现危及国运的大事件。中缅边境有明遗民问题——桂家、敏家集团,朝廷担心,内地汉人跑到边境土司地开矿垦殖,会形成数万人聚集的大银厂,这些武装银厂再跟缅甸、边境土司与明遗民勾结起来造反或武装割据,成为大清国的边患,故只主张在边地实行有限度的拓植。桂家首领宫里雁在缅甸木邦开发波龙银厂,石屏人吴尚贤在葫芦王地开发茂隆银厂,成为聚众上万,与缅甸及边境土司的关系盘根错节,有雄厚财力支撑的政商军事集团,为朝廷所忌,最终想方设法除去,以消弭边境心腹之患。

  古六山允许发展茶叶经济,是因为江内改土归流,江外宜土不宜流,古六山属江内(澜沧江以北),在雍正朝改土归流,朝廷有统治基础,可以大力发展茶产业,而不担心汉人来多了,与境外势力勾结生乱。不过总量还是要控制的,可以发展,但不能太过于发展,以至于尾大不掉。中缅关系紧张,加上边境土司与明遗民问题复杂,清朝将滇西南视为严格控制开发的地区,云南与东南亚没有形成繁荣贸易的条件,云南茶除了本省消化以外,只能远距离卖藏区。交通不便,没有深入参与国内市场大循环,更没怎么参与国际贸易大循环,导致云南茶发展缺乏大市场驱动,长期产业化水平低。

  接下来,讲讲清朝中叶的人口大爆发、杜文秀起义与中缅棉花贸易圈对云南茶规模产业化的决定性影响。

  我们知道,康雍乾盛世也是中国人口爆炸性增长的一百多年,到了乾隆晚年中国内地已经人满为患,越生越穷,过剩的人口就向人口少的边地移民,甚至移民东南亚与美州。清廷在人口压力下,也只好松驰边地严控移民的政策,对大规模的自发移民睁只眼睛闭只眼睛,只要不太过份,保持容忍态度。于是,从18世纪晚期起,出现了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而云南内地也“穷走夷方急走厂”,出现了石屏人大规模向滇西南移民拓殖——走西头。古六山的茶叶经济,就是石屏人拓植的一个重镇,通过小本经营完成原始积累后,纷纷开茶庄办商号搞多种经营,从而将普洱茶从贡茶时代推向号级茶时代。

  乾隆晚年兴起的边地大移民过程中,汉民不敢过多深入持敌意的边境土司地,但杜文秀起义造成的战乱将边地土司政权摧毁,汉民随汉军与流官政府深入边地——夷方,在汉文化的推动下,澜沧江中下游两岸纷纷种茶,云南茶产业在光绪年间进入了产业化大开发时期。杜文秀起义军多回民,回民善贾,起义失败后杜部回民大量逃往边境与缅甸、老挝、泰国,这些会做生意的人牵扯了一张东南亚与云南乃至大西南的庞大贸易网,其中茶叶是重要商品。这样一来,云南茶除藏销与瑞贡京城外拥有了东南亚——云贵川藏统一大市场,这对云南茶在1870年以后的崛起功不可没。

  1885年,英国攻占上缅甸,吞并了整个缅甸,缅甸以殖民地经济的形式纳入了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缅甸掸邦高原产棉花,但缺生丝,云南产茶,四川产丝,但缺棉花,于是以中缅棉花贸易为主的“缅甸——中国西南贸易网”形成,云南的大商号,比如永昌祥、茂恒等,到缅甸进棉花卖给四川,将四川生丝卖给缅甸,再顺手将云南茶卖到云南内地、四川、贵州、西藏、广东、香港与东南亚。这样一来,云南茶就纳入了国际国内贸易双循环。

  滇西南第一次淘金热,是盐银,带动了澜沧江下游古六山的兴起。这是石屏帮的贡献。第二次是中缅棉花贸易的淘金热,云南的腾越帮、鹤庆帮、喜州帮、玉溪通海帮,乃至四川商帮参与,以棉花纺织业构建了西南三省之商业贸易版图。

  这些商帮除了经营棉花、棉布、丝绸之外,也做茶叶、玉石、毛皮、大烟、日用品、土特产、五金生产生活工具等赚钱生意。为什么西南三省喝不发酵的沱茶、方砖、散茶,就是这些商帮的功劳。从缅甸进口棉花,川销滇茶,缅销川丝,是当时一些大商帮的经营重点。

  下关沱茶的创始人为大理喜洲“四大商帮”之首的严子珍(镇圭),他于1902年与江西商人彭永昌、北城商人杨鸿春合资创立了“永昌祥”商号。在国内主要做滇藏、滇川贸易,在国外主要做滇缅、滇印贸易。其经营方针是:滇茶销川藏、川丝销缅、缅棉销滇、滇藏药销川。主要靠长途贩运,调剂余缺获利。

石一龙在中国茶膏博物馆的演讲

云南普洱茶最后的一片净土:“德宏味”

——2018年10月24日在中国茶膏博物馆的演讲

演讲人:石一龙

首先非常感谢中国茶膏博物馆崔怀刚馆长,正是他的热诚邀请,给了我这次演讲的机会,并有幸与在座诸位进行交流。

各位在座的朋友!我们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重建外界对德宏州普洱茶的认识,重塑茶作为“德宏味”的新形象,重估一切价值,回到以茶的生态为核心的原点。我们将共同开启德宏普洱茶乃至云南普洱茶全新的历史进程。

芒市问茶路上,我们遇到许多困难,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但我相信,德宏普洱茶与生俱有的原生态品质,将会支持我们迎难而上,完成这项伟大而利益民生的事业。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一直坚持不懈,为德宏茶的发展和推广奠定基础的人,感谢他们日以继夜,爱茶、敬茶,不因薄利少销而放弃茶业;感谢那些披星戴月的茶农,为德宏茶的生产提供了可能性,不因山高路远而背井离乡、逃离茶山。他们在制茶之路上,慷慨地将汗水和辛劳献出,给予我以热忱的帮助。他们非常淳朴、善良而出色。

各位在座的朋友!百年不可期,我们相聚于此,缘分使然,殊为不易。让我们共同对芒市的茶,乃至整个德宏州的茶叶产业发展进行一次历史性的探讨。

今天的演讲,就像一次哲学的盛宴,从苏格拉底到福柯,从孔子到李泽厚,都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就在今天,我不仅会对云南普洱茶最后的一片净土——“德宏味”作一次史诗般的阐释,打破外界对普洱茶的局限视野。而且,将把普洱茶的“生态话语权”交给大自然,交给懂茶的人,交给德宏古茶山的人民,交到你们的手中。而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和广告宣传。

从有限的历史看,普洱茶行业及其消费者的视域都主要被局限于普洱(思茅)、西双版纳、临沧、保山“四大茶区”,这些茶区代表了云南普洱茶的一切价值。普洱茶的产出为产地居民带来根源性的发展,堪称造福一方百姓。但也因此,人们忽略了一些传统而重要的普洱茶产区,这些普洱茶产区因为交通不畅,制茶历史不够久远,工艺欠佳,价格低廉,名不见经传,造成无人问津的境况。然而,正因如此,这些地带的普洱茶恰恰是天生丽质,生态第一流,茶品斐然,茶农不会沉溺于利益的驱使,抛弃人伦,对那些生于沃土,根于万木的嘉良之树无度施肥喷药,以次充好;茶商亦绝无可能在这些地方收购到那些鱼目混珠的干毛茶。

德宏就是这些生态茶产区的杰出代表。

德宏州的普洱茶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名噪一时。多番考察下来,德宏的原生态古树茶,品质并不输其它任何普洱茶产区的茶,德宏茶的品质毫无问题,生态自然,是天地造化。要输就只输在茶的制作工艺上,这是因为德宏的古树茶,历史以来,主要以制作红茶为主,缺乏普洱茶制作经验,工艺不精。但各位朋友,缺少技术、工艺的东西,我们可以引进,只要肯花时间,肯费心思,肯动脑筋,就不是什么难事。“德宏味”的诞生势必领导这一切的改变与发生。

各位在座的朋友!

今天的普洱茶业异常繁荣,绝大多数人却没能分享到繁华所带来的幸福。一些垄断企业及投机倒把者以蚓投鱼获取暴利,坐庄炒作,好的普洱茶却越来越少,无数爱茶者难求一饼好茶,甚至散尽财帛只换来一些以名山之名和大名牌产出的拼配的台地茶、小树茶。

大多数茶商只会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茶的生态是好是坏,无关紧要。他们的财富和成功不属于我们,他们只需要我们买单,买他们口中的好茶。当他们在为我们的愚昧和无知暗自窃喜时,普洱茶这片土地上无数渴求生态茶、好茶的人却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但这所有的一切都将改变,现在,在德宏这块有25万多亩古树茶山的地方。

因为属于“德宏味”的时刻到来了,这一刻更属于“德宏味”。属于一直关注德宏普洱茶的茶人,以及为德宏普洱茶竭尽身心的所有茶农兄弟。这是属于德宏人民的一天。这是你们的丰收的起点。“德宏味”所在的厚土,是你们的家园,你们永远的靠山。

最重要的问题并非由谁来命名“德宏味”,而是“德宏味”如斯存在于大块之间,却不为世人知觉。2018年10月24日,这一天将被云南普洱茶史铭记,未来会被德宏人民当做节日来庆祝,“德宏味”的横空出世,必将成为普洱茶界一个风向标。

曾经被轻视的德宏普洱茶将不会继续被忽视,是金子总要发光。因此,对德宏州原生态古树茶的探寻,以别开生面的姿态转向新的路径显得更加坚定而靠谱。“德宏味”由此出场,数以万计的人通过我的文章见证着这个命名,而在座诸位是其中重要的一员,“德宏味”首先进入你们的视野。

各位在座的朋友!

提出“德宏味”,核心在于我对茶深沉的爱,也算是茶人的一种信念——我们坚信喝茶是以生态健康为第一位的。普洱茶行业要为消费者提供原生态的健康茶品,为茶农谋求幸福、增加收入,为行业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尽应尽职责。

这些是茶人,消费公众的基本愿望和合理诉求。但是,当下流行于世,占据市场的茶品,却与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

今天,我所做的演讲是对所有爱茶之人真切真言。同处云南边陲,同生古树茶,“德宏味”原本就该是云南普洱茶的一大杰作。它默不作声,是因为它具有“厚积薄发”、“后来居上”的品质和潜力。让我们共同见证属于它的历史,享受属于它的独特韵味。

我提出的“德宏味”,推崇德宏的原生态茶古树茶、德昂族酸茶等等,是对德宏州古茶树资源客观事实的认知。

我曾多次实地探访云南各大茶产区的名山名茶,写有不少关于各地普洱茶及其生长环境的批评文章。最近又三番五次深入德宏芒市古茶树群落、梁河古茶树群落各大茶山,跋山涉水,亲临茶园,考察调研。所见之处,无不生态自然。

我了解到德宏五大古茶树群因历史、工艺、交通、地域、市场、茶群分布等诸多原因,目前绝大部分古茶树处于无人管理的原生态生长状态,受市场经济的硝烟影响甚小,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和云南原生态普洱茶的黄金区域。

朋友们!在这里我与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考察所得。

德宏茶区的古树茶素有“一座山头一个味儿”的美名,各县市的每山每叶皆有独特的芳韵。各地茶园周边森林覆盖率高,生态佳良,绿色有机。例如芒市坐拥茶园15万亩,呈点带状分布于海拔1200米到2100米之间的山区半山区,其中以中山乡的茶园面积最大,超过两万亩,古茶树比例超过百分之六十。这个乡的官寨茶久负盛名,历史上就是勐板土司的私家茶,茶种优良,芽头粗大,叶片厚实,汤色饱满,黄浓透亮,口感甜润。但因条索过于粗壮,较难出汤,新茶低香,涩味稍浓。然而这些口感并非一成不变,存储半年左右,茶味会有转变,香气渐扬,蜜香花香交伴,涩味转甜,甘滋余长。

其它产茶乡镇如勐戛古树茶、三角岩古树茶、江东老树茶、五岔路古树茶、西山古树茶、东山古树茶、三台山古树茶、芒海镇古树茶、风平镇古树茶、芒市镇古树茶等各有千秋,和而不同,具有明显的市场竞争优势,拥有无限开发发展的潜力,拥有无限的盼头。

毫不避讳地说,滞后于其它普洱茶区的制作工艺,这是德宏普洱茶的缺陷所在。因此,对其制作工艺的改观将决定“德宏味”的发展前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种工艺水平的成型,需要漫长的积淀,日积月累,方可熟能生巧,形成人民共同的智慧。德宏州普洱茶的研制历史及其经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制茶工艺的水准。由于茶区一直不受商机重视,好的工艺难以进入处于分散状态的各大茶山。

目前来看,普洱茶在德宏需要改进的工艺有很多,除了茶叶本身的品质,从茶园管理,采摘技术、鲜叶标准,杀青技术,揉捻技术,晾晒情况,干毛茶收存,精加工方法,包装及材料,临时仓库质量,加工的卫生条件,长时间储放仓库的大小、质量、地点坐标、卫生状况,仓库座向、气温、空气湿度,储存管理习惯,再加工压制情况等,都对普洱茶的发酵和生产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一切都是德宏普洱茶在接下来要竭力思考、摸索和改进的,想要快速成长、成就,就必须引进先进的制茶工艺和方法,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原生态普洱茶资源,发挥民智,完善工艺水平。

2004年德宏州中山茶区古树砖茶

各位在座的朋友!

我们曾经致力呼吁各大名茶区改善茶品生态,生产生态好的普洱茶,却忽略了以德宏茶区为主要代表的,尚未被市场经济侵略透彻的普洱茶产地。

我们曾将厚资巨才投入到生态状况有待考察的茶品上,却从未发现还有生态更佳、品质更优,物美价宜的“德宏味”。

这是莫大的悲哀和不幸,但这种悲哀和不幸也将终结,就在此时、此地。

各位在座的朋友!

我们帮助其它普洱茶产区的人民上了富裕之路,而现在的“德宏味”正处在一个起点。特别是德宏州的爱茶的人,我们是否需要思考,需要重新审视故乡的价值,发现家乡的味道——“德宏味”的深刻与滋美,它首先需要我们的关注和热爱。

今天,我们聚集在此,就是为了开启并见证“德宏味”的历史,让它在中国的每个城市,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世间的每张茶桌上散发属于德宏的清新韵味。

从今天起,“德宏味”将怀抱新的远景。从今天起,每当提起普洱茶,我们将只会优先想到“德宏味”。在普洱茶业发展的新阶段,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作为云南普洱茶的最后一片净土,“德宏味”将后来居上,赢得口碑和市场,取得前所未有的名气。而且永远,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

各位在座的朋友!

一个名字的诞生、一种事物的兴起,只有在沿途不断进取,才能生生不息。我们不仅要大胆的去想、去做梦,也要敢于执着、敢于实践探索。只说不做、抱怨不止,永远没有善果。

空谈只属于那些不务正业的投机者。“德宏味”对应的是勤劳勇敢的行动。

这个时候,我们共享“德宏味”,我们一起向往明天,憧憬未来。

所有的爱茶之人,不管你们在美国的纽约,在茶道兴盛的日本京都,还是在中国的香港,我们都将仰望到同一颗明星——“德宏味”。

各位在座的朋友!

梦想的声音,由远而近,让“德宏味”空谷传响、金声玉振。而用一生挚爱着茶的人们,你们也要记住:“德宏味”将再也不会被轻视,再也不会被忽视。

谢谢!

旧时历史上的普洱茶老茶庄

民国时期,是茶庄大发展的时期。这种发展得益于茶叶产地的扩大,得益于茶叶新形制(沱茶、红绿茶等)的诞生。但是,整个民国到底有多少茶庄,由于时间久远,统计不完善,档案的缺失等很多原因,很难说得清。

当然,尽管有这么多困难,我们还是可以利用某一时期某地的茶庄数,大体掌握那一时期当地茶庄的情况。从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民国后期,昆明的茶庄大约维持在四十五家左右;思茅茶庄在民初为二十多家,民国十二年仅剩十二家;易武如果算上当年整个县境内的茶庄或小作坊,大约三四十家;下关在1945年前后为四十家左右;勐海(含当时佛海、南峤两县)和景洪(当时叫车里)最辉煌时约三十家。至于景谷、石屏、猪街、顺宁(凤庆)、鹤庆等地,虽然也有很多茶庄,但由于很多是分号,因此很难统计具体数字。

这里,我们所说的茶庄不是茶铺,茶铺只有固定门面,零售茶叶;不是茶馆,茶馆则主要销售茶水;茶庄应该是自己做茶、卖茶同时有自己商标的茶叶生产或销售企业。

茶庄可以说是民国的一道风景。从清末到公私合营,是云南茶庄(茶号)风起云涌的时代,众多的茶庄围绕着普洱茶,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的活报剧,一直影响到现在。下面,笔者按地区划分,在众多的茶庄中挑选出十个,做一个简略的介绍。

勐海

洪记茶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茶庄,它的总号是云南赫赫有名的大商号洪盛祥,老板是腾冲董家,主营业务是石璜和大烟。1923年,由于从勐海经过缅甸、印度进入西藏的新茶路的发现,腾冲董家决定到勐海(当时叫佛海)成立茶庄,他们聘请同乡叶安年为茶庄经理。

那时的勐海还是蛮荒一片,到处是原始森林,老虎、豹子横行,虽然茶叶产量很大,揉茶的茶庄只有两家,一个是张棠阶的恒春茶庄(1910年创建),另一个是李云生创建中的云生祥,两家的资金都不充裕。洪记茶庄挟着总号资金的优势,一建就是勐海最大的茶庄。他们两盘灶(后增加到六盘灶)同时蒸压茶叶,主要产品是藏销紧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班禅紧茶,少量生产方茶。

同时,他们在缅甸景栋、仰光、印度加尔各答等地都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因此他们可以用资金优势和渠道优势操纵印度、缅甸和勐海的市场,挤压勐海的中小茶庄,逼迫他们以低价将自己压制的茶叶卖给洪记。洪记的产量很快就达到每年四五千担。

洪记茶庄的示范效应带动了资本的进入,随后,鹤庆张家的思茅恒盛公、边地的各土司以及其他各种势力的资本也冲进勐海,到1937年,勐海茶庄达到二十多家,洪记的产量也达到每年七八千担。

抗战时期,日本占据缅甸,交通阻断,洪记在印度大吉岭建立茶厂,生产紧茶。新中国成立前夕,洪记迁入缅甸。

可以兴茶庄是玉溪人周文卿(名丕儒)创建的。1914年,思茅厘金局二等办事员周文卿押着一百担官盐,进入勐海,开始了接近四十年的普洱茶生涯。这一年,他在勐海收购散茶300担,运往思茅。

1925年,周文卿成立自己的茶庄可以兴茶庄,并于1927年开始设灶揉茶。当年揉制可以兴字号圆茶八十余担,全部卖给李云生;另外揉得紧茶二百八十余担,紧茶则卖给了洪记。

随后几年,可以兴继续发展茶叶生产,虽然他不是勐海最大的商号,但由于他为人仗义,热心公益,同时拿得起放得下,多次参与调解政府与广西籍叛军之间的矛盾,深得商界同行的认可,被委以佛海(即勐海)商会主席。

随后,他和李拂一联手发起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将当地的中小茶庄联合起来,摆脱洪记和思茅恒盛公两大茶号的控制,自己将紧茶运到印度葛伦堡销售。此时,周文卿建临街铺面31间,捐赠房租兴办学校;同时,他拿出茶庄的利润和公司的提留,成立佛海“近代图书馆”“佛海医院”,并组建车佛南联合县银行以及电灯公司,提高边地的生活质量。

1942年,周文卿到澜沧、景谷躲避战火,此时,茶庄由他的几位如夫人负责维持。

抗战胜利后,周文卿回到佛海,继续经营可以兴茶庄。可以兴圆茶出口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

易武

乾利贞号茶庄是云南最著名茶庄,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乾利贞号主要经营倚邦茶,民国时期,它和宋聘号合并,共同经营易武、猪街等地的普洱茶,是香港、新加坡等地普洱茶价格和质量的标杆,香港普洱茶的价格以乾利贞号、宋聘号为最高。

由于乾利贞号(含宋聘号)的经营者是大名鼎鼎的特科状元袁嘉谷家族,因此乾利贞号又是南最有文化的茶庄。清末,袁嘉谷的三哥袁嘉猷负责乾利贞的经营,同时,他还当选云南商务总会帮董,在商会有较大的发言权。

1913年,袁嘉谷的弟弟袁嘉璧接手乾利贞,同时,他还是茶帮的总管事和石屏商务分会的总理。当时,乾利贞把总号设在滇越铁路的枢纽蒙自,在昆明、石屏、思茅、易武、猪街等地设有分号,他们把经营重点放在普洱茶出口上面。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能看到乾利贞号留下来的茶品和文字,题刻在石屏县文化广场主牌坊上的“云根文彩”几个字,原是袁嘉谷给茶帮昆明总部的题字;而宝瓶如意商标上写有“乾利贞宋聘号”的蓝标宋聘,在2011年更卖出了每筒三百多万的高价,并且还有继续上涨的趋势。可以说蓝标宋聘是我们穿越时空认识那个时代普洱茶的桥梁和瑰宝。

同庆号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易武成立最早的茶庄,1884年由石屏刘姓茶商创建。清末,刘家娶了易武土司的女儿,而易武土司没有男继承人,因此,刘家继承了土司的很多权利。商业成功后,他们在石屏的云泉路修了一座豪宅(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石屏县医院多年),豪宅的背后是他的另一个亲家石屏杨家的大院,两家曾一度联手经营。

同庆号在石屏的总号曾用同庆号、福来祥(福来祥总号曾设蒙自)之名。1924年,福来祥经理刘嗣曾(字鹤年)担任了云南总商会帮董,代表茶帮参与商会事务,这对提高同庆号刘家的地位大有帮助。

出名的产品往往是仿冒的首选,民国初年,已有人仿制同庆圆茶在昆明出售。新中国成立前,同庆号是易武三家有能力使用自主品牌大量生产产品同时外包揉茶业务的茶号之一,它的出口圆茶在香港卖价仅次于乾利贞号和宋寅老号,是第二等茶的代表品牌。

昆明有同庆茶行,40年代颇为活跃。

思茅

雷永丰号是民国年间思茅最著名的茶庄,它的创办人是石屏人雷逢春。目前我们无法考证雷逢春发家的细节,只知道雷逢春的企业名称、牌印(相当于商标)很多,比如泰丰祥、雷永丰、雷朗号、新春老号、双印雷朗号、广发祥、春华祥等,1916年,雷永丰为防止假冒,在他的每一饼茶的内飞和大票上加印了“鹤王”商标。

1912年雷逢春当选思茅第一届商会会长。随后,他那个当过县令的长子雷恩溥(字沛周)担任了云南商务总会公断处长,后升为副会长。这一时期,雷家还在昆明经营川烟、烟土,生意非常兴旺。

雷家的经营靠口碑,靠货真价实,他们做的七子圆茶往往比别人家重,而价格并不比别人的高,因此,销路很好。民国初年,雷永丰是思茅的第一品牌。

江城

敬昌号的出现比较晚,它是河西(今通海)马家的大商号原信昌的墨江分号源馨茶厂的商标。源馨茶厂压制圆茶大约始于1941年,主要揉制江城、易武的茶叶。

在此之前,他们当作副业经营一些散茶。敬昌号圆茶主销香港、泰国,创建品牌时期,价格非常低,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检验,他们进入仅次于宋聘、同庆之后的第三梯队,在香港站住了脚跟。

敬昌号的黄金时代是1945-1946年,他们依仗总号丰厚的资金基础,在抗战时期低价大量收购各号加工好的圆茶,全部销往香港,获利丰厚。抗战后期,江城的茶叶或撂荒,或被砍伐,抗战胜利后所剩无几。

此时,敬昌号更多地采购易武茶压制圆茶。他们的收购活动持续到1950年代,那时,他们和乾利贞是少有的几家在收购茶叶的茶庄。随后,因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茶厂经理李文相被枪毙,结束经营。它的总号原信昌一直经营到公私合营时期。

下关

永昌祥是1903年大理喜洲白族商人严子珍等集资成立的商号,主要经营茶叶、生丝、布匹、山货、药材等。在茶叶方面,最初他们经营散茶,1916年,他们发明了每筒五圆,每个重9两的窝头形的沱茶,并生产沱茶十担,销往四川。随后,他们在重庆、自贡、汉口等地大力宣传,使沱茶完全取代了圆饼茶在内地的地位,成了云南内销名茶。

永昌祥的业务范围非常广,他们在香港、印度、缅甸、四川叙府(今宜宾)、康定等地设有分号。20世纪30年代,永昌祥曾尝试在缅甸、美国宣传沱茶,但缅甸市场不接受沱茶,美国则认为所需广告费用太高,不值得投资。

1923年,他们注册了松鹤商标。由于在原料阶段管控严格,多用勐库料,精选凤庆料,认真拼配,永昌祥生产的沱茶(商标为松鹤)、藏销紧茶(商标为狮牌)、散茶均是各销售地的价格翘楚,其他茶庄,只能在后面跟随。

永昌祥国内各号,在公私合营后全部并入进出口公司系列。

复春和是大理喜洲白族商人尹聘三1925年创建的公司,经营茶叶、烟土、进出口贸易、土产、药材等。1937年,他们得到同为喜洲四大家的董澄农的资助,业务急剧膨胀,也晋升为喜洲四大家之一。他们雇佣大量工人拣选茶叶,压制沱茶、紧茶等,它的沱茶商标为鹰球牌、金钱牌,紧茶为狮球牌,小饼茶为富贵根基图。

他们非常注重信誉,注重产品质量,如果茶叶在运输过程中受潮、霉坏,哪怕是买主没有发现,他们也要追回来,更换合格的产品。他们的茶叶在叙府和丽江销售价格仅次于永昌祥,是第二等级的带头人。

复春和还是喜洲电站、下关电站以及喜洲众多公益事业如医院、图书馆、中学等的参股者。

景谷

恒丰源茶庄是民国元年(1912年)由景谷纪家村人纪襄廷与本家纪人寿在小景谷街创办,民国八年(1919年)在昆明南正街设立分号,销售普洱茶。据纪人寿介绍,景谷过去不产茶,由于纪家于1880年提倡种茶,于塘房山播种数十万株,精心培植,数年后蔚然成林,可供采摘。民众群起仿照而大量种植,使景谷乡大量荒野变为茶园,昔日穷乡僻壤变为商贾云集之地。

沱茶发明后,景谷也参照下关的做法,生产沱茶,它的沱茶(亦名景沱),与下关沱茶(又叫关沱)工艺用料均有区别。关沱每筒五枚,景沱每筒四枚;同是上等茶,关沱比景沱用料高一个级别,汤色也不同。恒丰源经营的茶叶应该是散茶为主,景沱为辅。

从资料上看,恒丰源除经营茶叶外,也进行民间集资,颇有些地下银行的味道。

昆明

宝森号茶庄成立于1871年,是近代昆明成立最早的茶庄,老板李楷(字裕生,号子端),从九品衔。清末,它有半官营性质,当时的名称是滇省宝森号茶局,负责到茶山收购茶叶在昆明重新分拣、压制贡茶。清末民初,宝森号一直是省城茶叶界的领袖。1909年,他们还在北京成立了分号,叫庆森隆。1916年,宝森号创始人李楷因年老多病辞退总商会芦茶帮帮董的职务,所遗帮董一职由协茂号秦光玺充任。

宝森号还是民国初年的茶叶培训所,他有意无意地培育了很多茶叶经营人才。1918年,宝森号结束了北京分号,原派驻北京分号的李楷幼子李苏仲在昆明开设公益茶行,与宝森号分家。一些曾在宝森号服务过的伙计,后来都开设了自己的茶庄,比如骆受之开设义兴昌号,宋锡五开设复春茶庄,汪汝清、汪汝义兄弟曾任中茶技师,后开设自己的茶庄宝龙茶庄。

宝森号的产品主要有:大龙团、五子圆茶、七子圆茶、方茶、散茶等茶品,民国后期,它也加工沱茶。

公私合营时期,宝森号并入昆明百货公司,它的员工中,蔡玉德等人去了勐海,柴秀珍等女工则留在昆明茶厂。

注:内容来源普洱杂志,作者杨凯,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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