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饮茶为中国先民的伟大发现，茶文化堪称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根据统计，目前全球饮茶国多达160多个，饮茶人口约30亿。饮茶能够从中国走向世界，与宗教之间的关系颇为密切，目前学界对佛教从中产生的影响多有论述，但对基督宗教与茶的世界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还缺乏深入关注，目前仅就其中的个案问题给以了分析，笔者不惴浅陋拟就此展开系统探讨，不当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传教士与饮茶资讯的西传
因为茶的使用历史极为悠久，其准确开端目前难以准确判定，长期以来，茶文化专家大致上认为茶的利用始于原始社会时期。唐代的陆羽在著名茶书《茶经》中即认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该说法被广为沿用，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遗址出土的茶树根亦提供了有力证据。自先民利用茶叶始，茶文化即逐渐萌芽并不断发展，而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即扩散与传播，茶文化亦是如此，它不断传入临近的周边国家与地区。
就地理位置而言，西方与中国的距离极为遥远，这不能不对茶文化的传播造成阻碍。因为资料的缺失，西方人究竟何时获得饮茶资讯并开始饮茶，目前难以判定，尽管《新约•启示录》第22章包含约翰描述神奇树叶的语句，“在城内的街道当中有一条流淌生命水的河，明亮如练，从神与羔羊的宝座淌出，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上面结十二样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个别论者颇有想象力地认为该“生命树的树叶”即茶叶，但孤证不立，而且该材料并未明确指出为茶叶。目前有准确材料能够证明的是，西方人获得饮茶信息大致为十六世纪中叶，著名的威尼斯作家腊玛西交游广阔，从来访的西亚商人那里最早得知饮茶资讯，但仅限于传闻并未亲见，西方人最早亲身见闻饮茶者可能为来到东方进行贸易的商人以及传教士，而传教士留下了较多的文字资料，可以清楚地予以证明。比如1556年，葡萄牙籍多明我会传教士伽兹博尔•达•克陆兹到达东方，进入中国一度在广州居住数月时间，最后于1560年返回。克陆兹的见闻被辑录成书，名为《中国志》，公开出版发行，影响甚大，还被欧洲其它国家翻译成多种语言。克陆兹在书中非常清晰地记述了中国人待客之道：
“如有宾客造访，体面人家习常做法为敬现一种称之为茶(cha)的热水，装在瓷质杯中，置于精致盘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热水带有红色，药味很重，他们时常饮用，这是用略带苦涩味道的草制成的。主人常用来招待尊贵的宾客，不管是否熟识均是如此，他们也数次请我饮用。”
因为是亲身的见闻与体验，克陆兹的记述虽然文字颇为简略但内容却具体而丰富，清楚地指出了茶的颜色和味道、饮茶所用的茶具，明确说明了时人如何以茶待客，在此之前，这次有关饮茶的具体信息为西方所缺乏。此后，饮茶资讯借传教士这一渠道继续传入西欧：1565年，意大利籍传教士路易斯•艾美达在日本传教，他写信回国时提及，“日本人喜爱一种可口的‘药草’，他们称之为茶”，并且认为，“假使一个人习惯了的话，它是一种味道颇为可口的饮料”。在赴日传教之前，艾美达曾经是一名医师，他在日本传教适逢茶道最终形成的关键期，千利休正潜心钻研，社会茶风兴盛，相信艾美达耳濡目染，对当时日本茶文化有很多感受，只是没有更多材料保留下来。
继艾美达之后，西班牙另一位传教士胡安·门多萨再次介绍了饮茶。门多萨信仰虔诚，19岁即加入了奥古斯丁修会，他曾经接受了出使中国、进行传教的任务，但遗憾的是最终因为形势的变化而未能成行，他应教皇乔治十三之命，广泛搜集前人(很多为传教士)留下的访华报告、信札、著述等多种重要资料，最终编撰成为名著《中华大帝国史》，该著作于1585年正式印行。书中对饮茶给以记述：
“中国人盛情款待宾客，旋即摆上饮品(bever)、茶食、蜜饯、果品以及美酒，此外，还有一种在全国各地均被饮用，用草药制作而成的饮料，有益于身心健康，饮时须加热。”
《中华大帝国史》问世后引起巨大轰动，可谓洛阳纸贵，仅至十六世纪末的十多年间已经翻译为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文字，发行版次达到惊人的四十六版，客观说来，书中关于饮茶的介绍并不新鲜，材料主要源于克陆兹的著述，但该书的社会影响力为《中国志》所不及，对传播饮茶资讯亦有重要贡献。
根据现有记述，最早对茶进行详尽介绍的传教士为利玛窦。受耶稣会的差遣，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于1582年来到澳门，然后一步步深入中国内地，开始了漫长的在华传教历程，直至1610年病逝于北京。利玛窦精通汉语，熟稔中国文化，对茶文化的了解也远胜过其先驱：
“由灌木叶可以制成……叫做茶(Cia)的著名饮料。中国人饮茶为期不会太久，因为古籍中并无书写该著名饮料的古字，而其书写符号(指汉字)极为古老。的确如此，同样的植物抑或能在我们的土地上被发现。在中国，人们在春季到来时采集这种叶子，置于阴凉处阴干，继而用阴干的叶片调制饮料，可供用餐时饮用或者宾朋造访时待客。待客之时，只要宾主在谈话，主人会不断献茶。该著名饮料需小口品啜而非牛饮，需趁热喝掉，其味道难称可口，略呈苦涩，但即便时常饮用也被视为有助于健康。
这种叶片可分为不同等级，按其质量差异，可售价一个、两个甚至三个金锭一磅。在日本，最好的叶子一磅可售十个乃至十二个金锭。日本调制饮料的方法异于中国：日本人将干叶磨为粉末，取两三汤匙投于滚开的热水壶中，品饮冲出的饮料。中国人把干叶放于滚开的壶水中，待精华泡出后滤出叶片，只饮剩下的水。”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多年，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堪称全面而深刻，该段文字对明人饮茶的叙述颇为详尽，美中不足的是，利玛窦认为中国饮茶史不会太久，理由为中国古籍中没有“茶”字，这可能缘于不了解“茶”的有一历史演变过程，茶字则始于唐代。尽管如此，利玛窦仍远胜于其前辈，他不仅详述了明代的饮茶风俗，而且还比较了中日茶法的差异，对制茶与茶的商品价值给以了介绍。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利玛窦未曾抵达日本传教，他却比较中日茶法的差异，对日本的饮茶方式并不陌生，或许得益于其他耶稣会士的记述，多少说明此时有关日本的饮茶资讯已传入欧洲。1615年，利玛窦著述的拉丁文版本在奥格斯堡出版，后又相继出版了法文版三种，拉丁文版四种，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版各一种，英文摘译版一种，该著作的广为传播促进了西欧对茶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利玛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欧洲传教士来华人数逐渐增多，留下的著述中也对茶文化给以关注，曾德昭即是如此。1613年，葡萄牙籍传教士曾德昭辗转抵达南京，由此开始传教历程，尽管他中间曾返回欧洲，最终还是于1658年卒于广州。曾德昭撰有《大中国志》，其中对茶文化给以记述：
“主人给宾客安排的座位适合其身份地位，……(宾主)落座之后，即刻端来茶这种饮品，按先后次序逐个递送。在某些省份，频频上茶为表示敬意，但在杭州省则不同，如果上第三次茶，则为暗示客人须告辞了。”
曾德昭对中国茶俗的了解十分深入，不再像前人局限于饮茶方法、味道等内容，而是更进一步，掌握了饮茶的礼仪内涵，客人需按照社会规范入座，主人按先后次序敬茶，清代官场广为流行的习俗“端茶送客”，似乎在杭州已经初现端倪。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出版于1638年，1642年西班牙文摘译版问世，1643年又有意大利文版出版，1645年后两种法文译本问世，1655年出现了英文本。可以想见，曾德昭的《大中国志》广为流传，其中对饮茶的记述有助于西方深入了解中国茶文化。
传教士与中西茶叶贸易
传教士不仅在饮茶资讯西传过程中担当了中介，使与东方距离遥远的西方了解乃至熟悉了这一中国饮品，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参与到了中西茶贸易之中，为茶叶这一实物在欧洲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
传教士之所以能够在中西茶贸易中担当重要角色，主要基于特殊的历史背景。新航路开辟之后，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东西方交通大开，传教士与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乃至私商梯海而来，成为沟通中西的媒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与商界密切联系：对传教士而言，传教需远赴重洋，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花费不菲，需要借助商船提供方便才能成行;对各国的东印度公司以及私商而言，传教士拥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较为了解，有些甚至精通汉语，这对发展商业具有重要价值。在这一大背景下，传教士与商界自然而然建立起了联系，能够在茶叶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
比如著名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他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1807年来华时历经波折，先从伦敦出发横跨大洋到达美国纽约，在那里努力寻求帮助，得以乘坐美国同孚洋行的商船，最终“马礼逊乘坐‘三叉戟号’远航前往中国，于1807年9月抵达”。在中国拓展传教事业绝非易事，马礼逊虽竭尽全力但仍然难有进展，自1809年起，他因为经济拮据不堪而难以为继，不得不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
“在马礼逊先生与玛丽小姐结婚的美好日子，东印度公司的大班在婚礼上宣布了任命书，马礼逊的年薪为500镑。这可视为较为充足的证据：马礼逊此时已经较好地掌握了中文。与此同时，由于他具备谨慎坚韧的良好品性，东印度公司才将其安排在这一独特而辛劳的职位之上。”
此后，作为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的马礼逊不再专职传教，而是长期担任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其任职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由于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为茶贸易的迅猛增长期，对英国东印度公司而言堪称发展茶叶贸易的关键期，根据统计，正是1760至1833年间，茶叶这一原本并不重要的商品，逐渐在公司所购货物中占据绝对优势，甚至在1825至1833年间，茶叶贸易的价值占公司所有商品价值的比例高达94%。可以想象，马礼逊拥有的关于中国的丰富知识，其“熟练地掌握了中文”，对促进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
再如著名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卢公明，他是于1850年抵达福州，开始了在华传教的生涯，1864年曾返美修养，1866年即返回香港传教，1873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国定居，最终病逝于1880年。作为传教士，卢公明的在华传教事业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举步维艰，其本人的生活极为窘迫，经常处于身无分文的悲惨境地，“没有钱来帮助友人，无力做些善事，无法购置一些书籍、衣物及来自美国的食品，我不想再在这里生活。……(希望自己)不用总是因为工资微薄、支出窘迫而感到无奈”。更加不幸的是，卢公明与家人屡遭疾病打击，其两任妻子与年幼的女儿均不治而亡，他自己也饱受疾病折磨，喉咙疼痛得甚至一度失声，他的传教事业实在难以为继。经过反复考量，卢公明于1868年投身琼记洋行，参与到了当时迅猛发展的中西茶贸易。卢公明并没有记述自己如何投身茶叶贸易，但在其语言学书籍《英华萃林韵府》的附录中，他详细记述了茶行的工作，所列举的茶行中的分工多达数十种，显示出作者对茶叶贸易的熟稔，或许弃教从商并非出于本心，他对自己在商行的具体工作讳莫如深，但从其著作中可以看出，卢公明熟于茶叶贸易，堪称行家里手。卢公明在琼记洋行工作期间，这一时期该行茶贸易迅速发展，卢公明从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传教士不仅直接投身茶叶贸易，而且其他工作有时亦与中西茶叶贸易有所关联。比如马礼逊，他除了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之外，也曾经担当其他任务，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来华访问时，马礼逊作为翻译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该使团访华的根本目的为扩大贸易，对茶叶贸易颇为看重，1816年1月17日，秘密商务委员会致函阿美士德勋爵时，明确提出以茶叶贸易为例说服乾隆皇帝：“现在，每年东印度公司前往广州的船只……在该地运走大约三千万磅重的茶叶。该贸易对中国人而言亦非常重要，……可以想见，能够很好地维持该贸易时，中国政府不会鲁莽丢弃。……他们能够想到，把我们所购茶叶的大部分由其它国家运走，以此削弱我们的地位，可以向他们说明，……英国消费茶叶超过了欧洲其它所有国家，美国的茶叶消费量更小，最终只能是中国受到损失。”
再如德国路德会牧师郭士立，他于1831年来到澳门，不仅曾经投身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中文翻译，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有所贡献，而且还多次潜入中国沿海，进行航道勘测等非法秘密活动。郭士立曾随同“阿美士德号”觊觎中国，还成功地抵达了茶贸易重地福州港，在1832年4月22日的日记中记述到：
“……我们昨日才触摸到陆地，今日已经抵达福州港，黑暗笼罩着大地，难以辨清福州港所处的地形，领港很出色，把我们安全地引导了进来。现在，我们即将到达为欧洲人提供茶叶的重要产地了。茶山四处蔓延开来，这里稻米产量不足，无法满足本地消费，但是其出口的木头、茶叶与竹子数量可观，足以抵消进口稻米与棉花所需，而且尚有盈余。……”
临近西方人梦寐以求的茶产区，郭士立急于进行详细刺探，但是当地官员对此已经有所戒备，他虽然已经极为接近武夷山区，但却无法潜入，后来被迫返航。郭士立对潜入茶产区念念不忘，伺机再次付诸行动，1834年11月，他又伙同英国鸦片贩子戈登伺机潜入武夷茶区，这次两人获得成功，经过考察，他们不仅基本掌握了有关茶树栽培、病虫灾害的知识，还了解了制茶方法、茶叶销售等内容，戈登还很有心机地采集了武夷山优质茶树标本，带走了一定数量的茶种。第二年，并不满足于已有成果的郭士立试图再次秘密潜入，进行进一步了解，但颇为警觉的清军进行了拦截，使其无功而返。郭士立在茶区的探险活动，使西方人初步熟悉了武夷山茶区以及茶学的基本知识，对后来福州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具有重要影响，而福州后来辟为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基于茶贸易，便利了中西茶贸易的进行。
之所以传教士能够在商行任职，主要缘于他们精通汉语、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当时人才颇为稀缺，商行迫切需要这种极有价值的服务，对传教士而言，借助商行的职位可以满足生活所需，曲线实现传教目的，由于茶叶贸易为商业公司的主要业务，传教士所提供的服务对茶叶贸易的发展颇有助益，与此同时，传教士还刺探中国情报，搜集茶学知识，在中外交往中担任翻译，这均直接或间接促进了茶叶贸易的发展。
宗教领袖与饮茶在英国的传播
随着传教士不断将饮茶资讯传回西方，茶叶贸易的不断发展，饮茶在西欧逐渐流行，在英国尤其如此。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率先闯入东南亚，开展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通过直接购买并运回大量的胡椒与丁香等香料，葡人变得如此富有，以致与远比其大和其人口多的王国相比，葡萄牙的财富亦毫不逊色”，由于葡萄牙人主要关注香料贸易，并未真正注意到茶的潜在价值。荷兰人随后来到东方进行商业探险，“荷兰人运来干鼠尾草，以之交换中国的茶叶，中国人用一磅或四磅茶叶换购一磅鼠尾草，他们将其称为‘奇妙的欧洲草’，……，由于欧洲人无法大量销售鼠尾草——就像他们购买茶叶那样，只能以每磅八便士或十便士的价格购茶”。荷兰不意间开启了中西茶贸易，促进了饮茶在欧洲的扩散，饮茶之风在英国影响甚大，后来形成富有特色的英国茶文化。
英国发生光荣革命之后，玛丽二世与威廉三世共同担任国王，玛丽二世作为詹姆斯二世的长女，她在1667年与荷兰的威廉成婚，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形势，两人共同继承了英国王位：玛丽二世既是英国国王又是荷兰王后，威廉三世既是英国国王又是荷兰执政。玛丽二世钟爱饮茶，她还极为风雅，经常在宫廷之中举办中国式茶会：举办活动之时，玛丽二世特意命令将宫殿布置为中国风格，布置上中国风情的屏风，使用中国进口的茶具甚至名贵的银器，还摆上颇为先进的移动式茶几，步入房间，众人沐浴在想象中的中国氛围之中，玛丽二世与一些贵族妇女共同享受饮茶的乐趣。
宫廷牧师J.O.奥文顿对茶也怀有极大兴趣，他还于1699年撰写了小册子《论茶性与茶品》，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对茶给以全面介绍，全书共计五个部分：茶树生长区的土壤类型与气候概况;茶叶的不同种类;选择茶叶的基本原则;保存茶叶的基本方法;茶叶的重要特性。今天读来，可能觉得书中关于饮茶功用的叙述略带夸张，奥文顿认为饮茶几乎能治愈世界上所有的病症，包括尿砂和眩晕，并且能减肥消脂，消解导致胃部不适的酸水，可以帮助消化、预防痛风、增强食欲，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饮茶还能提神益思。J.O.奥文顿尽其所能，较为全面地向英国人介绍了饮茶知识，大力鼓吹饮茶的多种益处，对推动饮茶风气在英国社会的传播颇有助益。
J.O.奥文顿对饮茶极尽赞美，但宗教界亦有人士对饮茶大加贬斥，典型代表即约翰·韦斯利。约翰·韦斯利为英国著名宗教家，他在十八世纪领导了宗教复兴运动，影响极为深远，对于饮茶，约翰·韦斯利颇为反感，认为饮茶危害甚大——不仅对个人身体有害，而且危害社会。韦斯利在1748年给友人的信件中详细叙述了自身遭遇：“我无法想象，究竟何种原因导致双手持续颤抖，直到意识到：病症总会在茶早餐后加剧，而停止饮茶大概两三天此现象会消失。调查显示：饮茶对于所知的其他一些人，也会产生同样的不良影响，由此可知，这是饮茶导致的结果之一。”约翰·韦斯利进一步论及，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伦敦有很多人士身上呈现出类似的病症，并且认定这也是饮茶造成恶果，对于某些人士而言，饮茶的确有一定的正面功效，但此类功效饮用英伦本土饮品同样可以获得，无需专门饮用来自中国的茶叶，所以韦斯利努力劝诫人们，呼吁众人停止饮茶。而且在讲述完上述病症后，约翰·韦斯利还更进一步，又详细论证了饮茶导致的负面的经济社会影响，认为饮茶不仅危害健康，而且花费不菲，堪称一种浪费，戒茶后可以省下财物，用于帮助穷人。
表面看来，韦斯利基于饮茶危害健康这一缘由而反对饮茶，而且从其个人行为来看，他自身曾经一度戒茶，不过他并未长期坚持，而是后来又恢复了饮茶习惯，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可能因为年老体衰，在星期天早晨韦斯利时常与牧师们一同饮茶，然后主持宗教礼拜活动。由现有材料观之，韦斯利似乎并没有因为再次饮茶而发作手颤症，他曾经痛陈饮茶有害于健康的说法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韦斯利之所以反对饮茶，或许他在后面所论述的社会经济因素似乎才是主因。英国十八世纪处于社会剧烈变动期，经济日益发展进步，工业革命快速启动，但与之相伴的是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道德严重滑坡。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约翰·韦斯利关心社会问题，痛心于国教日益腐败、道德衰落不振的社会现实，强烈的使命感唤起了其强烈的宗教热情，他和弟弟查理·韦斯利等青年才俊组成了“牛津圣社”，意欲拯救衰落不堪的英国社会，著名的韦斯利宗宗教复兴运动由此兴起。约翰·韦斯利为非常严肃的社会道德家，他提倡严格的清教道德，主张勤勉工作与节俭的生活，因为茶在该时期其进口量较为有限，所以价格较高，如果再配上成套的价格不菲的茶具，多少有些奢侈享受的嫌疑，所以在韦斯利这位严肃的宗教家看来，饮茶属于可耻可恶的奢侈浪费行为，饮茶有悖于严肃、有道德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所以他才积极宣传自己的反茶主张。韦斯利后来之所以恢复饮茶，亦与茶叶价格有关，因为随着茶叶贸易的迅猛发展，茶叶价格在十八世纪不断下降，它逐渐由奢侈品日益转变为日用消费品，融入了英国的社会生活，韦斯利也就无须固执己见，可以心安理得地与众人一起饮茶了。韦斯利掀起的反茶运动成为一朵小波澜，并未真正影响到饮茶在英国的传播。
结语
新航路开辟开启了全球交流的新时代，传教士基于宗教热情而投入海外传教事业，成为推动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中国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福音与科学文化，同时将中国文化引入西方，茶文化经克陆兹、门多萨、利玛窦与曾德昭等人逐渐被呈现到欧洲人眼前，饮茶资讯在西方社会逐渐传播开来，为其成为中西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奠定了基础。马礼逊、卢公明与郭士立等，由于拥有语言优势与知识文化的积累，得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茶叶贸易，侧身有利于扩大中西茶贸易的相关政治活动，为推动茶贸易发挥了独特作用。随着饮茶资讯的传播以及中西茶贸易的发展，饮茶在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流行起来，宫廷牧师奥文顿积极宣传饮茶的益处，宗教领袖韦斯利则因视其为奢侈品而反对饮茶，这些宗教人士影响到了饮茶在西方的传播。
概而言之，基督宗教既担当了茶文化西传的中介，促进了中西茶贸易的发展，又对饮茶发表或者支持或者反对的意见，影响到了饮茶的传播与普及，可以说，基督宗教与茶文化在西方传播的密切关联，值得学界予以关注。
(本文撰写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年度项目《茶文化在英国的传播与本土化研究》(XTCX150617)资助，特此致谢!)
【作者简介】刘章才，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韩国蔚山大学客座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访问学者，目前主要从事茶文化世界传播史研究，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等科研项目多项，在《光明日报》(理论版)、Asian Study(韩国)等海内外期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
来源：茶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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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茶·世界”大展于9月1日至11月31日对外展出。
本次访谈就故宫此次展览的策展预与目标、茶与茶文化的内涵与外延，从中国走出去的茶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贡献与影响，乃至茶与当代世界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等，与策展人王光尧进行了对话。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茶（一）展览主题张然思：这个展览是以“茶·世界”这样大的一个命题来命名，我从展览大纲注意到，展览以发现茶之“神农氏”为缘起，这是否表明您在本次展览中既想纵深探索茶在中国的历史，又想横向探索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呢？
王光尧：谈“茶”和办“茶”的展览，想的时候觉得容易，办的时候则很难。展览的名称、内容都特别难定。仅展览的名称，策展团队想了很多。办这个茶的展览不仅仅涉及茶叶，也不仅仅是喝茶的艺术和茶具，我们还想在物质文化史上探讨以茶为关注点的“文化现象”。茶在中国有几千年的饮用历程，并带动茶文化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重点并不是茶叶本身的变化。茶叶本身有变化没有？肯定有，不同时期制茶的方法不一样。制茶技术的改进，因制造方法导致茶叶形状、味道的变化，等等，这种茶叶本身的内容，只是我们关注的点之一。展览关注的茶文化包括更多：为什么要喝茶？喝茶对人有哪些好处？喝茶的习俗是怎么从原产地向其他地区传播的？各历史时期中国不同阶层的人怎么喝茶？茶器何如？以及茶对人民的生活习俗、政治经济乃至国家外交等方面产生的影响，这些是文化上的东西，就是我想的展览的内容。这也就决定了这个展览是既不同于办一个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喝茶的“雅事”展览，也不同于讲述如何把茶从中国卖到外国去、茶叶从中国向海外影响的一个展览。更多的是关注刚才说这些内容。是要从宋代徽宗皇帝、清代乾隆皇帝等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喝茶行为本身找到文化的发展模式和变化的内容及原因。对于国内的关注点如此，对于海外茶文化的关注点也同样如此，所以展览关注点既有茶叶本身，又有茶器，还有喝茶人的习俗，以及茶在不同时代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影响。至于这个展览用什么题目，既要包含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又要包含从茶叶原产地到中国各地，以及从中国到海外。这样一个宏观的历史，不仅仅是当下的，在古代也是如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断面上也具有传播和影响，传播的远近可能又不一样。
除了形而下的茶及相关的物外，还有与茶相关的形而上的内容，我们也想在展览中表现出来。基于此，最后用“茶·世界”作为展览的名称，是因为展览最关键的内容是茶，是人，是全世界内所有关乎茶的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交流，就是世界。通过茶反映这个世界，这里面既蕴含了茶本身构建的世界，也要通过茶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等等，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命名。而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是学习很多年前的一部电影《未来水世界》，以水资源为一个关注点进入到叙事，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用茶叙事的想法，就把这个展览的名字定为“茶·世界”，也就是既关注茶文化本身发展历史，也关注它在不同断面上的普及程度、传播及文化影响等，并思考未来。
“茶出中国”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所以说您对茶的定义是扩大至茶文化层面的，即透过展览讲述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如何看待茶，又将其认识推广至不同历史时期整个横向的世界，针对不同时间同一地区或者同一时间不同地区，探讨人们对于“茶文化”的定义和认识，是这样的吗？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就是茶表现的人文历史和世界的关系，这就是“茶·世界”的内容。不仅仅是怎么喝茶，“怎么喝茶”当然是关键的内容。怎么种茶，同一个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种茶的方法有没有变化？同一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受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是否有种茶和不种茶的差别？种茶又有哪些变化？怎么把茶从小区域扩展到更大的区域去种植？这些变化都是我们关注的内容。
这仅仅是说“种”，还包括以此类推的喝茶、卖茶、讲茶，把茶和自己的思想、政治、经济各个方面放在一起，这才是我们要想展示的，意在通过展览讲透茶和世界的关系。展览是一个既有纵的线，即各种各样的纵叙述，又有横断面的表现，若以年为单位的话，千万年中的每一个年都会是一个断面。
张然思：那么，您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多条纵线和上百个横断面的主题，对于一个展览来说过于宏大了？
王光尧：所以呀，做这种大型的综合性的展览就比较难，看你怎么选择叙事的线条，一个展览可以是一个叙事主线，也可以是几个叙事主线，通过人为的物理空间的分割把它区分开来，可以在某一个空间讲历史，也可以在另外一个空间去讲别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如果线条清晰、明白晓畅的话，不怕大，而且大的展览有大的叙事方法，有大的文化内涵，有大的好处！
张然思：您认为“不怕大”这样一种展览形式，或者说以不同空间和不同主题来进行分割叙事，是展览受众都能够接受的一个形式吗？
王光尧：我想，在文化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的今天，社会和参观者都渴望有更大、更好和更美的展览呈现出来，以便于每一个观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信息化也为参观展览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具有时代特性的便捷：通过现场的观看，加上经由网络提前获取、搜寻相关的知识，是很容易理解大型展览的。换句话说，时代需要宏大的展览，需要精深的展览。
张然思：那么就像您提及的，如果把茶放大到一个文化概念，您认为“茶文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王光尧：这个要先讲清什么是文化。经纬天地谓之文，使人（物）趋同谓之化。简单地说，就是在某一方面或综合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人群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和知识影响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人群，在这种影响带动下使其提高到一个与自己（高者）相同的境界，即以自己的文（人为的规划程度）去化（提升）别人。具体到茶文化，指的是种茶、有茶、喝茶的人群用其所形成的文化行为去带动和影响其他人群。即以茶为观察点的饮的文化。
人们发现茶对人的好处以后，作为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成了古代中国人生活开门七件事之一。在这七件事中如果非要分个等级的话，柴和米是人们生存的根本，吃饱、吃熟的东西；油盐酱醋提高到吃香的层面。在吃饱、吃香之后，茶使生活进入了一个保养的阶段，即吃好。
关于茶对人体的好处，上古时期已为人们认识到。传说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古代文献说茶能止渴、消食，明目、益思，解牛羊毒，饮茶能达到涤烦、致和的效果，即我们现在说的对人有保健作用，而且这是经过现代科学证明的内容，茶叶含茶多酚等，对人体有好处。尽管古人没有能力去化验，但他们通过千百年的实践知道喝茶能解毒。于是人们在吃饱、吃香之后，又利用茶可以“解毒”的功能对生活加以改进，使之更好。
人们认识到茶的好处并不断总结，再制茶、喝茶乃至教人喝茶，把喝茶传播推广到更远的地方，让不同地区的人都能喝茶、了解茶，这也是喝茶的内容。此外，“茶文化”还包括与之相关的制茶、种茶的全套内容，以及喝茶的茶具和茶器的改进，对喝茶场景的关注。政府对茶业种植的态度，在茶叶品种开发中的作用，还有历史上中央王朝与地方政权进行的“茶马贸易”，这种制约性的交换又与国家宏观政治经济有关，同样也是“茶文化”要关注的内容。至于从唐代开始茶被运往世界各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茶马贸易的扩大化。
张然思：所以说您所指的“茶文化”，实际上包含了以茶为中心的各个层面的知识，不管是经济基础的还是上层建筑的，只要是与茶相关的生活生产活动，或者是文化活动，都在您所谓的“茶文化”里，对吗？
王光尧：对，茶文化包括所有古人和今人与茶相关的一切活动。
（二）展品陈列和展线设计
张然思：那我们回到展品和设计部分。我发现展览开头背板很有特色：展柜中呈现了茶株标本，而背板则是关于茶之“异名”的解释（如来自《茶经》《说文解字》的内容），同时叙述了我国历代茶政。策展团队这样的设计，是否有意将观众引入物质与文化，以引发观众思考茶叶背后的经济或政治因素呢？
茶叶遗存（左下）汉阳陵外藏坑K15出土陕西汉阳陵博物馆藏王光尧：是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展览是一种语言，通过“物”的表现辅助一些文字图片，让人看到策展人的思想。大家都知道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茶是怎么和国家政治经济相关的，人们想的更多是种茶、卖茶和收税，很少会去想国家政治、外交、军事与茶的关系等，因为不是专门搞这个研究的。所以需要策展者去启发。张然思：展览中有很多纸质文物，包括茶书或者是有关茶的字画，这些展品需要中途休息，我发现您在策划中也准备了相应的替换品。请问您认为替换品能否给予观众同样的观展感受呢？
王光尧：这个问题特别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按《文物法》规定，宋元书法、绘画展期只能是一个月，不可能几个月一直展下去，文物保护是重中之重。如我们展出宋人录蔡襄的《茶录》，是研究宋代茶文化最重要的文物之一，作为代表宋代茶文化的标志性文物是不能不展出的，但受展览时间制约，又不可能展三个月。所以我们先展出《茶录》原件，而后替换成乾隆皇帝临的《茶录》。虽有真本与摹本的不同，但却从另一个方面让观众了解到真本的影响深远和文化的传承。说明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清代，都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文化血脉里了。
《宋人书蔡襄茶录》卷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的确，您特别注意了替代品与首选文物的承接关系，是否可以说，通过替换品，我们同样可以知道一些深刻的、并未在展览中呈现的茶的知识呢？王光尧：像我们要把宋人《春宴图》撤下去时候，替换了故宫博物院藏明人临的《清明上河图》和今人摹《清明上河图》。为什么拿明朝人临的《清明上河图》与今人摹本对比？有一个茶饮方式对比的问题。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并没有很多喝茶的内容，因为那个时候是点茶、斗茶的时代。明朝则进入泡茶的时代。把两个本子放在一起，早期是《春宴图》上宋人怎么喝酒、怎么喝茶，《清明上河图》中有很多喝酒的描绘。但替换展品之后，还是以宋为切入点，看看宋、明都市生活的对比。通过明人临本《清明上河图》，可以知道明人表现的喝茶，有饮茶风俗的变化，有器物的变化。所以换一个展品，并不是说随便拿一个同时期的文物或同性质的就行，而是有原因的。换下去哪个内容，替补出来哪一件文物，是有思考的。希望这里面传递的是一个对比性的、发展的、让人可以直接看到的变化的历史。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宋人《春宴图》卷（局部）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我注意到“茶人茶书”板块内容设计非常丰富，背板中既有产茶地区的文物图片，又有“黑石号”等打捞出水的与茶有关的文物。这样的呈现方式是否也暗含了您“茶·世界”的思考？告诉观众茶叶在当时的中国是“内成规模，外有出口”的？王光尧：展览本来就是想在不同层面说“茶的世界”和“世界的茶”。所以说在每一个板块，明线、暗线上都在做这样的内容。像我们知道长沙窑，是唐代外销瓷器的代表性窑场，长沙窑产品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大规模出口的瓷器，“黑石号”出水几万件长沙窑瓷器里面，有茶器，有酒器，有些瓶子直接上面写着“酒”，还有的瓷器上写着“荼盏子”等。黑石号沉船出水长沙窑瓷器的时代是9世纪初（或者是9世纪第一个25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不管是在社会上层还是在市井，在中国内地还是向外输出商品时，茶和酒都是非常普及的内容。产品表现出的各种茶酒器，也和敦煌文书中的《茶酒论》叙述的内容相符，是该时代茶文化普及的反映。
唐长沙窑“茶埦”铭文碗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黑石号沉船的瓷器是要卖出去的，别人买这些瓷器是干什么用呢？从中怎么传播茶文化，这个值得思考。唐人煎茶的时候，经过烤、碾成粉，过箩筛、育华等步聚，制成一碗茶。确切地说就是一碗茶末煮的稀粥，再加上姜、盐等。我们在印度喀拉拉邦、阿联酋拉斯海马地区考古时候发现：喀拉拉邦、拉斯海马两地人请我们喝茶，都说“chaaya”，发的还是茶（chá）的音，我在印度喝的茶，可以肯定是稀茶煮，里面也可能加入姜和香料；在阿联酋拉斯海马喝茶同样是稀茶粥，加有糖、可可粉（可能有？）和香料。而这样的茶粥，很难不让我们想到唐人喝的茶，如果把这条线连起来，会理解为什么在唐代有茶器出口。因为唐朝和阿拉伯世界的交往、甚至之前和波斯世界的交往，是很多的。这个时期，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中的茶器，是不是可以表明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南亚的斯里兰卡人、印度人等，在进口中国茶器的同时，也把这些茶器和茶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学习并传播呢？被他们称为“chaaya”的稀茶粥是不是更多地保留了唐代茶的原貌和喝法？中国有句话“礼失而求诸野”，那么从南亚到西亚，印度、阿拉伯人喝的茶粥是不是属于此类呢？那里面应该是唐人的茶法。而日本的茶道中，基本是抹茶、点茶，那是宋人的茶法，同样可以说明传播。所以这就是刚才提到的，通过器物应该看到的是“茶文化”的一次世界性普及，是一个历史的断面。虽然我们对印度的茶、对西亚的茶还没有搞清楚，但它们一定有引入、发展的逻辑，这个值得深入研究。如果能把印度称为“chaaya”的这种茶和阿拉伯世界的茶搞清楚，弄明白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煮这种茶粥，是不是在唐代？如果能搞清这一点，我想就证明了展览中暗含的一个线条和一个断面。
“茶道尚和”单元说明张然思：第二板块的“茶道尚和”，主流展品既有器，也有表现喝茶方法的图画，这和第一单元的茶事有什么区别？您想如何从中表现茶道？王光尧：茶事讲的与喝茶相关的内容，形而下的更多。而茶道讲的理、法、真谛。展览中说的茶道，不同于日本的茶道，后者是从中国引进茶之后重于表现茶事规程的仪式之法。中国的茶道是一个文化的综合体，从认识茶开始，逐步让茶更多、更好、更便捷地服务于人，并追求茶与水、与器的协调，追求在生活必须之中茶事意境代表的天人合一、人文和自然的和合。这种和合既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群与人群的协调，也讲以茶饮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趣同。
考古发现宣化辽代墓葬壁画显示的辽人在饮茶习俗中表现出的辽人茶事，既有承自唐人的文化因素，也有辽人与五代、宋不同时期的汉人交流互动中发展的内容，最后表现着辽人的茶事与宋代基本相同，这种茶文化的相同正说明以契丹人为主体的辽，和以汉人为主体的宋分别在继承唐和五代旧有文化、在相互学习过程中最终走向文化统一的过程，如此可以肯定无论是辽还是宋，都是传承中国文化的主体，二者并不能区分出法统与否，辽、宋是在自有法统和传承中又因共存和互动而实现文化的统一。关于这一点，正如著名考古学家徐苹芳论及宣化辽墓壁画所见茶事图像的价值时所说：茶虽小事，但反映的是历史大端，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茶文化在各民族之间的普及、交流和发展，由此带动的融合是中国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还有我们的展品中有描绘乾隆皇帝喝茶的《是一是二图》，关于该图，以往研究者很多，研究的关注点也不同，当我们把它作为茶文化展的展品，即以茶、饮茶和饮茶环境为关注点思考，我们发现该画构图是学习宋人画法，乾隆皇帝汉装像，喝茶的杯子是宋代的定窑，装茶的壶是明代青花军持，周边陈设的器物从早到晚有新石器代的玉璧、商代的青铜觚、王莽的嘉量、宣德时期的青花梵文“大德吉祥场”出戟盖罐、受西洋家具影响的圆桌，等等。喝一杯茶，用宋明时代的名瓷可以理解，但其陈设全用历代礼祭器、佛教法物和从西洋来的文化内容，极有可能是要表现乾隆皇帝代表的清朝对中华文化的法统性继承、典守，代表清代中央对佛教的支持，对西洋文化的吸收与了解。如果我们再把乾隆编纂《四库全书》、西清诸鉴和收集典藏历代文物的文化活动统一思考，就会发现这是清代康雍乾三帝百年文化、政治建树的内容，是作为满族的乾隆皇帝实现了由满洲的汗到大清——中华皇帝转变的政治、文化追求和表现。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故宫博物院藏
清人画《弘历是一是二图》像屏展览现场至于茶事，则是通过各种形而下的内容表现。考古最新发现战国时期邾国墓地出土原始青瓷碗和茶叶，因为有原形的茶叶团在碗内，让我们知道战国时期饮茶可能是通过煮或泡来实现。至于这碗茶是药用还是食用？现在一概不知。但是可以确定喝茶的这个原始青瓷碗，是“天下第一茶盏”，最早的饮茶器。同时，在该单元重点推出的还有唐代的《托盏侍女图》，是新疆出土的，保存了1000多年了。这个画上有一个关于茶盏和盏托组合的细节——用托端着盏喝茶。为什么用盏托？因为盏太热，烫手。文献记载茶盏托是唐朝崔宁的闺女发明的。可是考古发现茶盏在南北朝时期都已经流行了，这个线条也就通了：战国时期就拿一个碗喝茶，没有托，不晚于南北朝有了茶盏、盏托的组合，到唐朝茶盏和盏托的组合已见于文献和图像，新疆出土这幅画说明当时在大唐疆域内茶文化的普及程度。
原始青瓷碗战国邾国墓地出土
唐《托盏侍女图》阿斯塔纳墓地187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张然思：展览第一板块和第二板块的文物各成线条，而展品的时代则有穿插或交错，比如先展示明清再展示宋，请问这样的设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王光尧：这都是根据展场空间和展示内容设计，有时候是要选一个或几个点，让展览叙事有起伏感。像“茶道尚和”板块，从早期喝茶的方法，如战国时期怎么喝茶，汉代至六朝开始有记载，战国时期没记载，仅靠考古发现。到唐朝煎茶、宋代点茶，时代特点很明显，但是煎茶也往后传很远，点茶在前面也有，往后也传很远。现在日本人喝抹茶，也是传承了。至于元代喝茶，有煎有煮、有抹茶，还有一般泡茶法，很乱也很随意。随意与协调本身也是茶道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故宫院内办展览既受古建筑场地的制约，也受故宫建筑群大美的降维式压制。所以我们在思考时既要考虑到展览本身的内容，又要与故宫建筑和环境的协调，展览的实际需要因展场的条件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小的变化。这一次的我们设计的展线，进了第一展室看到茶、生产茶和喝茶，在第二单元讲2000多年间喝茶方法的时代性，以及对茶文化的发展，从中的感悟，和人们喝茶时的心灵追求，以及心灵追求在茶器、茶场景上的体现，喝茶之中传达的中华文明的内涵，等等。但这个时代性是没办法按时间线分期的，它是有交叉的。
张然思：所以说您想要展示的是某类茶饮（点茶或煮茶）的流动，比如说从宋朝传至明清，一直有一部分在保存和传承，您想以一个线条为主来展现一个完整的时期，然后再考虑整体的大时期，是这样的吗？
王光尧：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展览里面有两个线条：一个线条是历史逻辑；另一个线条是以备茶方法为根据——煎茶的时代、点茶的时代、煮茶的时代和泡茶的时代。再接着下面是因为喝茶带来了哪些不同。人们在早期喝茶时可能对意境没那么多追求，宋人开始把茶上升到生活美学层面；明代开始，人们一定要讲茶的空间，要么是融于自然，在山间林下，要么是在自己家里营造专门的饮茶空间。实现陆象山所说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所以展览设计中前面讲备茶方法，后面通过场景讲茶的意趣，讲喝茶时的心性，相对来说是讲人怎么融入茶，茶怎么引导人融入自然，茶怎么和不同群体的人共处在一个和谐的世界里。从中体悟茶道的精髓：和、统、同，思考从扫一屋直至扫天下、烹小鲜而悟治大国之道。在这方面茶与酒表现的“杯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又异曲同工。
张然思：在“茶道尚和”板块中，还呈现了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的南宋《五百罗汉图》之《备茶图》《吃茶图》，在此我还想岔出去提个问题，展览中并没有提到饮茶与佛家的关系，请问您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吗？或者有所研究吗？可否给我们深入讲讲饮茶与佛家的渊源？
王光尧：考虑肯定有。但我对佛教不仅说不上研究，而且是基本上一点也不了解。不过有一句话“茶禅一味”，以我的理解，没有佛教，也会有茶的发展。茶并没有因为佛教而决定它有无，反过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把茶事和参禅结合在一起，是佛教引入了中国的茶。佛教徒的修行与中国士人追求的茶境、意趣结合，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之一。我们讲佛教华化的时候，不仅仅要看到造像上从薄纱透体到褒衣博带的变化，更要看它的法器，看其经典的转变如何更加符合儒教和中国伦理，看它和我们生活习俗的结合。茶正是我们观察佛教中国化的切入点之一。当然，“天下名山僧占多”，茶大都产在南方山地，佛家弟子自然有得到茶的便利，传说最有名的大红袍茶和佛教徒有关。但我个人认为茶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佛家虽有贡献的，但并非居功至伟、不可替代。茶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固有的优秀内容之一，把茶引入佛教只是丰富了茶文化的内容。
（三）展示与互动
张然思：所以说您是想通过陈列形式将观众带入到与茶相关的文化中来？
王光尧：就是这样。博物馆的展览应该是以可能的最大量的文物，通过不同的线条让观众从中理解、获取自己想获取的内容；而不是把一个美术的线条放在这里，突出展示某一个东西的美与历程。不需要过度强调要关注哪些东西，反而应该让观者顺着线条自己去观察文物，自己去发现历史，在历史中获取自己要获取的内容。
张然思：在“点茶成画”这个板块，通过背板和器物的组合呈现了宋代点茶艺术。对于想要更具体了解点茶的观众来说，策展团队是否考虑使用视频、三维成像或是装置的方式，使观众在展览空间获得沉浸式体验呢？
王光尧：对，我们努力办成一个沉浸式的展览，有制茶、喝茶的一些场景出现。我们拍摄了很多种视频，企图通过各种现代的影视和三维效果，让观众看到更多情形。
张然思：也就是说，本次展览充分考虑到了与观众的互动，那展览设置与观众互动的点是随机性的还是刻意的？或者观众可以因为一个偶然的思考，进入一种交互体验？
王光尧：我们这里面展示说到茶，有哪些点，例如什么时候开始种茶？考古发现最早的茶是什么？有没有传世的老茶？古人怎么喝茶？喝茶时用什么样的器物，有没有改进？喝茶时是否追求一种由场景表现的意境？是否追求一种形而上的感受？历史上最有名的茶人是谁？判断茶人的标准是什么？等等。但凡能发散想到的问题，我们尽可能通过实物和其他展览语言把它们拿来放在这。
张然思：就是说，您在替观众想到尽可能多的点去呈现，以展览语言或文物的呈现去为观众的思考，并且提前预想到观众可能会产生兴趣的点？
“点茶成画”板块说明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我们的想法肯定不是说能够包罗所有观众的所有问题，但我们尽可能地用现有的文物来更多地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又不是一问一答式的。而是把文物展示出来，让观众在不同的线条中看到答案，从而有一种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伊人的喜悦！观众来参观时候，一般都会预设几个问题或多个问题，会在展览中找到答案，或尽可能多地得到解答，但我想肯定不会是全部，我们没有能力通过展览解答参观者的所有问题，但我们会争取去做好展览。张然思：那么作为一个博物馆人，您认为一个不能找到全部答案，或者说不能让观众知道预期的所有答案的展览，是成功的吗？
王光尧：任何一个展览都有它成功的地方和闪光的亮点，但是所有的展览都不能让所有观众满意、让所有观众解决所有问题。所以说一个展览只要能做到线条明确、主题思想突出、能把想说的问题说明白了，同时在学术层面，展览内容在办展览的历史时期内，能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都算是成功的展览。
张然思：我发现展厅的多个部分都设置了方便观众自行学习的“二维码扫描区域”，您认为针对不同知识层面的观众，这些链接能够达到您所期望的关于茶文化的教育或传播吗？
王光尧：办展览本身就是基于教育或传播知识的目的，这一点是通过欣赏完成。按展览的逻辑来说，展览的语言就三个要素：第一是文物，第二是主题说明（包括单元说明和文物说明），第三则是辅助性的说明即展览中所用的背板。现在的辅助性说明，借助二维码可以在背板文字外多层次地实现，这些是过去技术手段所不能完成的。至于说能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观众来看了，评价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就实现传播了。观众关注到这个展览，来或者不来，或者从网上查到这个展览，从中找自己关注的某一个点，也是达到传播的目的了。但不同人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关注的程度也不一样。
张然思：就是说策展人在设置这些二维码的时候，是尽可能多地把相关知识提供给观众，或者像您说的，尽可能提前想到观众感兴趣的点？
王光尧：是这样，二维码的设置是刚才我说的展览辅助性内容。所谓展览的语言就是文物、主题说明和辅助性说明，三者间是一个组合性说明关系。例如，文物本身的标签，出土墓葬的说明，相关背景知识，这在过去传统的展览中就够了。因为现在有信息化的二维码扫描，可以辅助更多的知识，注入更多的展览以外的链接点，包括展品上游和下游的关联、存在的历史背景等。所以我们是在尽可能把相关的知识点连接起来。
张然思：除了影视频的这种形式，还有可以让观众亲手操作的这样的设计场合吗？
王光尧：在展室内、外的互动的空间里面都有。
张然思：那么您可以具体谈谈给观众的互动空间是怎样设计的吗？
王光尧：互动空间我们初步设计在午门东雁翅楼展厅最南端即展览的第四板块，以及北边的东北崇楼，既可以在里面看到不同的茶和茶具，也能体验到坐着喝茶的方法，还能通过展示了解不同茶、不同的饮茶方法。我们的初衷是定期地讲不同的茶，不同备茶方法，茶的理论和今人研究茶的成果，对茶的发展等等。大家既有知识上的交流，也有备茶、制茶方法的互动。故宫博物院相关单位还准备开辟几个可以体验的茶空间，欢迎大家参与其中。
张然思：就是说一边喝茶一边来学习和体验这样的互动形式？
王光尧：对。因为喝茶的方法有很多，一个地方是讲不清的，所以就希望通过更多场所让观众了解这个展览、了解茶文化。单独开辟茶文化的互动空间是故宫博物院这次“茶·世界”展览实现展场外溢的一个实践，也可以说是一个亮点。
（四）关于展览其他的思考
张然思：在展览最后一个板块“茶香绵长”中，您特别提到了我们今天茶叶的饮用和生产，那么，您希望通过展览带给观众对于当代茶文化怎样的新的理解呢？
“茶韵绵长”单元说明王光尧：千百年的发展使喝茶越来越便利了：从煎茶、点茶、煮茶到泡茶、袋茶，发展茶文化的不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茶的种植面积更大，茶的品种更多。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很多地方种茶，南茶北移是科学技术支撑的结果，全世界种茶的地方也越来越多。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希望科学技术的介入，让茶对人体的好处达到极致。通过世界范围内对茶的历史、茶的作用的研究，让茶更好地成为全世界广域文化的内容。我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茶会更多更好更便利于走进人们的生活，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张然思：我发现2023年与茶叶相关的展览比较多，前半年的就有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饮食文化展”中将茶作为传统饮食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展出；还有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茶和天下典籍里的茶”，侧重于茶叶相关的著作。故宫博物院此次“茶·世界”展似乎是主题范围最大、囊括历史最长的一个展览，可以请您说说本次展览相较于上述展览不同的特点吗？
王光尧：茶，这么美好的东西，是大自然的赐与和中国古人智慧创造相结合的产物，可以作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一个代表，是世界的三大饮品之一。现在有一个契机，在2022年中国的制茶工艺被评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习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茶场考察时指出要从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三个方面讲好茶。这给我们研究古代文化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指导：文化是讲传统，把中国古代优秀文化讲好，用现代科学技术让茶更多更好地服务于人民，让茶的产业更大。更大才能更好，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所以，更多人来办茶展览，宣传茶文化是应该的。
我们想办这个展览，屈指算来也有快10年了！到现在才能办成。能办成“茶·世界”展览这不仅得益于故宫博物院领导的支持，也得益于故宫博物院珍藏了大量和茶相关的文物，除器物外，还有大量的书画类的文物、图书和老茶叶，甚至有清代宫廷的茶室建筑，这是故宫博物院办展览时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是第一。第二是我们通过展览关注了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明代也好，清代也好，甚至更早的唐宋时期，中国人喝茶，再把茶卖出去。中国以茶影响他国文化的同时，跟茶相关的外来文物也开始进入到中国宫廷，如明末清初来自琉球王国的茶器。到清代，乾隆宫廷里有来自英国的茶器，也有来自俄罗斯宫廷的茶炊等，还有来自琉球王国和日本王国的器物。这些东西都反映着当年茶文化交流的盛况，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亮点。要把一个文物的展览办出很多线条，首先是要有文物支撑，如果没文物全写成文字，那就是一本书，那就不是展览了。展览还是要有物的，和写书不同，让人能看到东西，可以更直观地来解读这些内容。
明唐寅《事茗图》卷展览现场
铜雕花卉纹茶和咖啡用器俄罗斯19世纪中期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藏张然思：茶与世界的关系的确是近年博物馆比较偏好的主题。比如2021年茶叶博物馆的《绿色黄金——17-19世纪中国和欧洲的海上茶叶贸易》展览，注重中国与欧洲的贸易交流；再早如2018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南院的“芳名远播：亚洲茶文化”常设展，侧重的是亚洲范围的茶文化。这些展览都关注到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关系，那么“茶·世界”展览对于展现茶叶在中西方交流与贸易上有什么特别之处？王光尧：这次展览第三单元就叫“茶路万里”，讲茶怎么让外国人喜欢上，讲历史上有哪些贸易路线输出茶叶，不同地区“茶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反过来说就是，历史上其他国家地区与中国的互动是什么？“丝绸之路”上的商品流动并不是谁家施舍给另外一家，文明互鉴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共同交流的结果，试图以自己有的东西去易换别人有的东西，以物易物获取能更加美化自己生活的内容，这是人与人交流的本质和原始目的。所以通过“丝绸之路”也好，“茶马古道”也好，不管你讲茶、讲茶马、讲丝绸，都是拿自己优秀于别人的东西出去换钱换物。像茶叶是天生具有这种特性的东西，所以别人就买，中国也不停地在买别人的东西，就是在以物易物的过程中让所有人的生活都更加美好。毫无疑问，茶和丝绸、瓷器一样，代表着当年中国人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和辛劳把这种美推向世界，也有可能是我们主推，也有可能是别人来了买走的，这个无关紧要。美美与共，实现了以茶为美好的世界大同。
“茶路万里”单元说明
“茶路万里”板块展览现场张然思：好像您的意思是说茶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共赢的效果？王光尧：是这样的，所以说美美与共。我们在“茶路万里”里面既讲从原产地从内地往边陲地区走，就是水乳/茶乳交融。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的奶茶、酥油茶等，就是茶与乳交融。茶从中国走出去，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到欧洲、美洲甚至非洲，他们怎么看待茶和我们怎么理解茶，是不一样的，但全世界关于茶的发音基本上就两种：一种是Tea，来自中国方言的闽南话，另一种是茶、chaaya，来自我们中国官话，都源自中国的茶。所以说历史上把这个东西拿出去，别人也接受了，就是因为茶对人的身体好。我们输出茶叶，然后买回别人家的玻璃器等商品，双方都是在得到美化我们自己生活的物品。
张然思：那么您在展览中是如何体现站在他国角度看待中国茶呢？
王光尧：在展览的“茶路万里”板块，关于俄罗斯人怎么喝茶，英国人怎么喝茶，并没有强调是我们怎么传给别人，而是把他们喝茶的风格放在这里。我们还在同一单元列出“宫廷洋茶风”展出了清朝皇帝使用的来自俄罗斯的器物、来自英国、来自日本、来自琉球等不同国家的茶器，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展现的文化互动。
黑漆描金山水图海棠式盘日本故宫博物院藏
蓝釉描金寿字纹茶具法国故宫博物院藏张然思：所以说它是一种平等的展示和交流互惠，而不是一者强加给另一者，是一种茶传播史的客观呈现。张然思：茶的问题已经问了很多，那么策划定义如此广泛、规模如此宏大的展览，而且在我国最重要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展出，是出于怎样的特殊考虑呢？
王光尧：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综合性的展览呢？这也是我做展览多年慢慢思考、发展的一个过程。刚开始我们办一些小的瓷器展，后来因为在景德镇搞考古，发现景德镇御窑场出土的瓷器和故宫传世的瓷器有完全一样的，也有故宫有收藏而景德镇没发现的，还有故宫的藏品中没有而景德镇烧造却没烧好的实验性的产品??我想做一个对比展才好，于是在2002年就和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的江建新先生一起，策划了一个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明代御窑瓷器和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御窑瓷器的对比展。最初还想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拿来，并与南京功臣墓的东西放在一起，实现在明代语境中产、用和赏的多维合一，但有一些难度，最后只能做到把故宫和景德镇的东西放在一起对比了。有一个跳出物的思考，不满足于只展一个小点。同时，因为我们参加了“指南针”课题“中国古代制瓷技术的对外传播和影响”，要把课题成果转化成以龙泉窑青瓷为观察点筹办了“天下龙泉”展。为什么叫“天下龙泉”呢？以龙泉青瓷和全球化为关注点，不仅龙泉青瓷走出去了，而且以13到15世纪为观察点，还可以看到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影响的深度和远度。海外的消费者虽然买了龙泉瓷器，但他们对龙泉青瓷的认识和中国人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同时别人也在仿龙泉窑瓷器，不会烧瓷器的人用其他材质仿。而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现，我们的瓷器学习了别人的器物造型，也为了当地人的生活方便烧造了当地人专用的一些器物。像越南、泰国等国的窑工不仅仿烧了龙泉青瓷还把产品投向世界市场，这种交流是深远的，不仅仅是卖几个产品，而是包含了广泛的文化互通互鉴，龙泉瓷器只是透视“天下”一个观察点。
但不管怎么说，即便是“天下龙泉”展的观察还是聚焦在瓷器本身。然而生活不仅仅只有瓷器，这个时候我就想找一个生活必不可少的点来观察，以它的流变作为主线，纵向观察其几千年的变化，和对生活美学的引领，横切面观察同一个时代世界人民的生活与我们的聚焦点表现出的不同。也就是观察一个点，看看历史上几千年的变化，同一个断面上不同区域有哪些差别，怎么去互相影响，怎么传播，怎么共同发展？最后就发现“茶”太切合这个点，能不能办一个茶的展览呢？茶又是我们常说的是生活的必需品，是世界性的饮料，现在世界上三大健康饮料之一。茶是中国人贡献给世界人民最好的内容之一，所以我们能不能把有关茶的物放在一起办这个展览，于是就有了我们现在关注的点。
作生活的必需品，不仅汉族饮茶，其他民族生活也离不开茶，要不是怎么会有“茶马贸易”和中央王朝的以茶治边呢。不光中国人喝茶，外国人也喝茶，人们太关注茶了，都需要茶，于是就想以茶为关注点，看至少6000年之内其在中国的一个变化情况：喝茶引起的哪些变化？影响了国家军事政治哪些内容？人民的生活和审美习俗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它在世界传播的一个情况，不同时期的传播的情况，对于世界产生了哪些深入的影响？现在能不能抛弃茶？以后又会如何发展？所以就想抓住“茶”。
张然思：不能抛弃茶，就是说茶很符合您刚才说的想要的一个点——一个日常生活的点，切入整个纵向的世界史，并产生一个丰满的横切面这样的条件？
王光尧：对，是这个意思。
张然思：那么进入到本次访谈的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按理是属于第二部分的，但我还是想把它留在最后，请问本次展线设计的亮点是什么呢？
王光尧：展览团队在形式设计上尽了最大努力。如果我们在展室里面不能体现美的茶饮空间，是我们的失败。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个一个小的茶饮空间，也是我们的失败，等于我们开了一大堆小茶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通过形式设计，通过空间的分割，通过文物的摆放，让观众既能看到每一个空间的美，又能看到一个历史的贯穿和美的演变，一个美的、协和的、茶文化发展、传播历程。以茶为代表的，在展示空间突出美的发展与转变，这就是本次展线设计的一大亮点。
此外，我们希望通过展览，既让观众看到茶的历史，看到茶的形，也能闻到茶的味，甚至你可以去摸一摸茶叶，闻一闻它的香。具有真实性和体验感。文物展览向来都给人以冷冰冰的面孔，隔着玻璃，而我们这一次看文物，你去观察文物美的同时，还有现代茶叶让你去闻，感受不同茶叶的不同香味，你甚至可以在展室里面捏一点、嗅一下，没问题。在展室之外的互致动空间，还可以喝到茶，体验历史上不同的备茶方法，通过视频了解制茶的过程。
我们展览结语的最后三个字是“喫茶去”，是闽南方言，意思就是“吃茶去”！这一方面是想突出闽南方言的人群在茶文化走向世界过程中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想带动观者一起去喝茶、去亲自体验。扫一下这三个字旁边二维码，既可以到故宫博物院为配合这次展览开创的多个茶空间去互动，又可以真正地品味不同的茶，参与到体验茶文化和发展茶文化的行列之中。
最后，谢谢你的采访。
（本文作者单位：张然思，英国约克大学文学硕士；王光尧，故宫博物院器物部；图片摄影：王琎；原标题为《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茶文化——“茶·世界”展览策展访谈》，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3年第9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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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丝茶梦：香飘万里的事业
林华东
摘要：中国茶彰显含蓄内敛、天人合一的东方文明，铁观音是中国茶中之精品。海上丝绸之路是茶叶和茶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给予中国茶和茶文化再次融入世界的历史机遇，安溪铁观音将再次成为联结“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桥梁和纽带。
一 中国茶，东方文明的典范
据说，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曾将茶叶作为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我们深信之！2014年4月1日，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说：“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欢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茶文化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好茶离不开天，离不开地，更离不开人。天、地、人和谐，才能生产出好茶。客来上茶，茶让人和人的关系更和谐。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式上，一幅长卷，大写“茶”字，体现中国茶对世界的影响，震撼全球。
喝茶对身体有诸多好处。茶还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灵感。古语云：“柴米油盐酱醋茶”，百姓大众有需求；“琴棋书画诗酒茶”，文人墨客最欢迎。茶是生活，更是文化；可见茶在国人心中的地位！许嘉璐曾经提出，中华文化有两个特点，“一为中国医学，二为中国茶文化。”我们深有同感。茶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因子，更是与世界交流的最典范的中国元素。
二“海上丝路”成就茶叶和茶文化的世界传播
历史上，透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茶文化向世界广泛传播，从生活方式到思维理念对许多国家产生过深刻影响。
例如日本。公元9世纪，日本刮起一股“弘仁茶风”。日本贵族在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中出现了模仿中国人品茶的风潮。到了公元12世纪，日本僧人荣西两次渡海来到中国并将茶种带回日本种植。此后，历经4个世纪，日本终于将中国茶具和饮茶方式本土化，并形成了独特的茶道。时至今日，日本茶道体现的 “和、敬、清、寂”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象征。
再如英国。大约在17世纪初，荷兰人率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茶叶输入欧洲。荷兰是欧洲最早开始推行饮茶之风的国家。17世纪中叶，茶叶才开始输入英国。到了18世纪，茶叶在英国开始由奢侈品转变为大众饮品，饮茶成了英国寻常百姓的日常习惯。19世纪中期，饮用下午茶已经演化为全英的生活习俗，并波及许多英联邦国家和地区。饮茶文化最终发展成英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当茶叶向海外传播时，同时也带去茶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茶文化的传播在语言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据浙江大学马晓俐研究，中国茶叶的对外传播，主要依托“海上丝绸之路”。有两条路线，一是葡萄牙人从广东、澳门传入，经过俄罗斯，到达希腊、土耳其等国家；所以这些国家“茶”的发音仿自广东话。二是西班牙、荷兰等国家从福建东南沿海的刺桐港、月港、厦门港传出，“茶”的发音与闽南话几乎一样。
1.从闽南方言传出，读[te:]。荷兰语读Thee，德语为Tee，拉丁语说Thea，法语、马来语叫Thé，挪威、瑞典、丹麦、西班牙语是Té，意大利语是Tè。英语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期英语发音 Tee [tay]即tei；18世纪中期之后才转为Tea[ti:]；
2.从澳门广东话传出，读[Chá]。葡萄牙语是Chá， 俄语是Чай，转写成拉丁字母是chai；蒙古语读chay，希腊语是Τσάι，转写成拉丁字母tsai，发音像中文的“猜”；日语写法和中文一样，就是汉字“茶”，发音是chya。
回望历史，海上丝绸之路实际上是茶瓷传播之路。茶瓷传播的国际交往，不仅推动那个时代的进步，而且使世界众多国家接受典范的东方文明——中华文化。
今天，我们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内涵更为广泛，但是茶瓷的传播依然是重点。我们有必要在茶叶背后的文化上多下功夫。中国茶文化显示的含蓄内敛、平和包容，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主席把茶文化喻指东方文化，把茶当做和平的使者，足见茶文化的弘扬意义之重大。习近平对茶文化的评价已经引起海内外广大民众进一步关注中国的茶文化。这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茶产业，为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茶文化带来了良好的契机。
我曾经思考过乌龙茶之精品铁观音。我认为，铁观音茶叶“四美”丰厚：形、香、色、韵，令人陶醉。铁观音茶叶“四情”纯真：雅、谦、清、和，饱含儒德。茶叶之中的和谐包容、天人合一的哲理，已经凝聚在人们日常生活习俗之中，有着深刻的生命力，历经千年而不衰竭。
当你品尝铁观音时，你会觉得生活有滋有味。泡茶时神情从容，过程连贯，显示着一种幽雅的旋律美；体验茶之怡然养性，深含情趣美；茶具、水质、空间，彰显韵味美；品茗茶者彬彬有礼，流露着浓浓的谦和美。
可见，茶叶不只是一片树叶！其间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从茶叶的种植、制作、销售到品饮，勾连了古今茶文化深厚的历史，汇集了大自然之美、整合了天地之道、阐释了人文之理。典型有如安溪铁观音，独具特色，是在特殊土壤、特定海拔、特殊时空、特定技术中浑然天成的产物。其背后蕴含着深邃的科学精神、美妙绝伦的境界，与时俱进的栽培、制作和经营技艺。
三 弘扬茶文化，重现中国茶的魅力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家发展战略，正是复兴中华茶文化、振兴中国茶产业，建设新的茶业强国的良好机遇。在当下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环境下，如何做好“海上茶叶之路”，已是中国茶人的重大课题、重大担当。
有人拷问，中国茶是世界最早的，但今天的影响度不高，原因何在？我们的名茶有如铁观音，其品质绝非快餐式茶叶的立顿之辈可比；但为何没有人家拥有的世界大舞台？这是因为现代以来，我们的茶产业是以内需为导向的。向世界输出我们的铁观音等优质名茶，让世界重新欣赏和追求中国茶叶风味和茶文化的精妙之处，是我们当下亟需打造的平台。
1. 要扩大消费市场份额
茶产业是我国最具东方特色的优势产业，但是，如何进一步做大做强，譬如，印度、斯里兰卡、肯尼亚的茶产业问世也才百余年，他们以出口为导向，形成了今日的世界影响。又如，英国的“立顿”，面向各阶层，尤其是中下阶层，结果是能让声名远播世界。要重整中国茶的世界影响力，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养大众化消费市场是茶叶市场亟需关注的问题。我们的茶产业首先还是要着眼于13亿人口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大市场。这个市场巨大，占有它就可以令商品扎根。茶叶除了需要一个好的品牌，更重要的是需要根植大众。要以实实在在的价位、货真价实的质量和持之以恒的信誉取胜。
茶叶作为饮料，已经在世界的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盛行。借助海丝之路的建设，要及时捕捉国际茶叶市场的信息动态，特别是要研究不同国家品饮口味、消费习惯和市场需求，做好科学的研究开发。例如，海外华侨华裔喜欢原汁原味的茗茶，而欧美、中东、非洲等民族则喜欢在茶叶中添加糖和香料等。面向大众，面向中下阶层消费群体，茶在海外有大的发展空间。英国立顿茶就是走的这条路。我们需要根据各族群的爱好兴趣，把茶叶与保健品、食品、化妆品、天然药品及日化用品的深加工联系起来，提高科技开发和产品创新能力。或许这更符合国外民众的养生保健需求。
要改变经营方式，借助“互联网+”推进虚拟经营。创新电子商务和茶叶拍卖交易等新方式，掌握开拓和创新市场的话语权。
2. 要推进茶文化创意
茶文化体现着中华文化的重要元素。我们应该通过茶叶，讲述让世界感知的中国文化魅力；通过文化创意，将中华文化元素融进茶叶的品牌、品质、品味和产品设计之中，提升茶产业的附加值。
茶产业要走向国际化，就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卖的已经不仅仅是茶叶。茶叶有价，文化无价。加入创意的茶叶就不再单单只是一片树叶，品茶就是品文化。只要有了文化的支撑，树叶就能变成黄金！
茶企要做大做强就得从创意产业入手。台湾在茶文化创意方面比大陆早得多，有许多经验可以推介。现在我们也乐见大陆许多地方开始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这是能发生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的新增长方式，有可能支持和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必须要挖掘重要的文化资源。譬如，来自历史背景的，抑或来自区域民俗的。需要根据项目本身特有的文化资源，提炼和设计便于传播的视觉体系，利用独具匠新的传播手段，规划有效的传播渠道加以培育。
要加大导向功能，使茶行业之间能够相互借鉴，不断产生新的创意点。茶企要尽快建立以生产为起点的综合性生产销售服务体系，关注大众感觉的兴奋点，体验消费者的利益点，摸索行业创新的核心点，提炼创意的表现形式。
3.要利用各种媒介加大茶文化的传播
“酒香也怕巷子深”。不做广告，不广而告之，别人就不知道你的存在、你的产品内涵。目前，茶企上央视投放广告片已日渐成为一种趋势。这不仅提升了茶文化品位，还产生了良好的效应——品牌效应和行业效应。
不过，产品广告有多种样式。广告片只是宣传的方式之一；但广告片的形式是一种强迫性植入，开始会让人感到新鲜，久而久之，效果就不明显。所以，产品的宣传，有时更要借重文学形式。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渗透。例如，看了《刘三姐》就想到广西听歌，看了《五朵金花》就想到云南蝴蝶泉一游，读了《孔乙己》就想到咸亨酒店看看。因此，还应借助两岸的名流做些文学宣传，拍摄能打动人心的故事片展示茶文化内涵。
我们的茶和茶文化历史上已经成为联结“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桥梁和纽带。茶中凝聚了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思想，体现了“和合”的中华文化精髓，具有“雅、谦、清、和”的茶道精神，自古以来一直是传播中华文化、增进和平友谊的使者。今天，我们要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茶文化仍然可以发挥其释疑增信、沟通民心、和谐友善的文化功能，推进海丝沿线各国人民之间互相理解、友好相处与和平发展。
（作者：林华东，泉州师范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