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了解茶和茶文化，不能仅仅出于一种民族自尊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将五四以来中国人抛弃的儒道禅等国粹、国学重新拾起，这样很容易成为文化沙文主义，应该视野开阔一点，或者毒辣一点，认清楚当下的社会生活现实和茶本身的现实。
一、社会生活现实
我们正处于一个不同于以往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大审美经济时代，信息与知识已成为经济的核心驱动力，甚至有人对物质生产公然宣战，提出精神经济的概念。人们购买产品除看使用功能之外，还十分重视其审美功能。如果农业经济时代主要靠体力取胜，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被视为偶像，工业经济时代的大机械化生产已经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击得溃败，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将科技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人的物质力量、体力已经异化为火车、挖掘机和生产流水线上永不停息的机械运动。人的耐力、毅力、体力、持续工作能力比不上机器。但是目前，知识已经不再是万人追捧的皇冠，人的知识已经异化为计算机、电脑，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计算速度、储存容量远远比不上电脑。大审美经济时代的人还剩下什么，人们面对那些永不停息的固定的物质性活动和刻板的逻辑思维活动，痛定思痛之后，才开始觉悟，才开始回到人的核心竞争力上，不再去和机器比力量，和电脑比速度，回到精神和情感本身，于是精神和情感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标识。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还乡。还到何处?何处是乡?其实是精神之乡，目前世界人口流动迅速，人类已经没有传统农耕时代一般意义上的故乡。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经济社会已然不再，市场经济大潮将世界上的每一种存在都变成可交换的商品，人也是一种商品，商品需要流动才能实现价值，人类再也无法于同一个地方封闭起来，终老一生。海德格尔生活的时代面临着技术大爆炸，他将诗人的目的定义成还乡，其实是还精神之乡，灵魂之乡。尼采大呼“上帝死了”之后，诗人就承担起填补上帝空缺的重任，为人类寻找另一种寄托，另一种超越技术主义和欲望主义的精神归属。
服务业、休闲产业的崛起将精神消费、心理消费和情感消费提至前台。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的文化含量、注重自身的精神生活。这种优雅生活不是曾被建国初期人们所嘲讽的小资情调。小资情调建立在剥削劳苦大众血汗的基础上，大审美经济时代的到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意识形态越来越趋同化，阶级对立的鸿沟逐渐抹平。公共政治比庙堂政治更有影响力。精神体验和情感体验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追求。我曾经问一个朋友，你觉得什么是安逸的生活，她说，安逸就是幸福快乐的感觉。我又问，什么是幸福快乐，你又怎么能保证你的感觉不出问题。她说，幸福快乐就是真心地笑，笑过之后，觉得充实有能量，而不是空虚无着落，这就是一种安逸的，幸福快乐的生活。
我们的精神始终没有着落，灵魂依然四处游荡。真正的幸福生活是当你舍弃一切世俗烦扰，独自面对灵魂时，还能问心无愧地说，我尊崇了我的自由意志，我很幸福。我始终固执地相信茶是一个可以寄放灵魂的场所。我们需要这样一种纯精神的物质来平衡社会上大行其道的纯物质的精神，不止一人将精神比作灯的火焰，我也曾相信人死如灯灭，只要灭掉肉体，精神也随之消亡。但是物质不灭定律早已宣称，精神也有永存不朽的品格，这是一个从信仰精神向消费精神转换的时代，实在不该再对其大加鞭挞。从杯中一片片起落浮动的茶叶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转型，这是茶的荣幸。
二、茶本身的现实
茶作为一个文化元素，是自然人化的一种表征，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完美展现，茶已经超越了完全客观的植物性，成为一个庞然大物，没人能撂倒它，没人能完全忽视它。当我们坐下来沏上一壶茶和三五知己谈天交心的时候，当日本茶道师毕恭毕敬、谨小慎微地点上一碗茶的时候，当滇桂地区土著居民在高耸入云的大茶树下焚香祭拜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茶已非一片叶子这么简单，它是一个承负文明的载体，一种表达情感的语言，一个抵达智慧的通道，一个最草根，也最精英的文化元素，甚至可以连贯整个人类文明史，从茶叶这条线索出发，能够深入历史的腠理，探寻民族的兴旺与衰朽，追溯文明的起源和流向。从南方嘉木到灵魂之饮，茶叶经历了无数次蜕变，终于从一片叶子跃升为一片人的叶子，当茶进入人的审美视野，茶也就开始承负某种专属于人的意义。陆羽写下“南方有嘉木”的时候，茶第一次与山野间屈从于自然规律的其他植物相区别，获得了道德意义。千利休将冰冷的武士刀刺入腹部的那一刻，茶开始与信仰称兄道弟。目前，茶成为休闲产业的助推器之一，成为一种优雅生活的象征，当精神也成为商品的时候，道德和信仰也就扯下陆羽和千利休时代的神秘面纱，和生活本身一同起舞。
对于茶人来说，茶就是生活，是存在，是一切可见与不可见。茶是一个与我们生活密切关联的，无限延展，并继续膨胀的文化符号。可以明确地说，不了解茶，不知茶为何物，我们可以生活，并且能够生活得很好，但是如果深入了解茶之后，我们则可以更加容易抵达生活的幸福之域，智慧的澄明之境。在日益注重生活质量，幸福指数的今天，茶也许是一条捷径。茶是精神化最成功的物质符号，是一条通向优雅生活的可资选择之路。
无论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是中国人，要弘扬国粹，认祖归宗，还是因为我们生在21世纪，一个科技发达，物质财富空前膨胀，灵魂急需安顿的时代。我们都应该认识茶，了解茶，认识茶文化，了解茶文化。茶是什么?有人说它是一片叶子，叶落归根，腐烂成朽，有人说它一次修行，平凡的生活因茶而充满高蹈的意义，还有人将其当作神灵，视为祖先。茶究竟是什么?
三、茶成为茶本身
这种说法来源于一个朋友，我后来思忖良久，发现它已经完全超越质料之茶和精神之茶。我是在一场茶文化讲座之后向他抛去这个问题的。“你认为茶是什么?”
他当时有些迟疑，稍微酝酿一下说道，“茶就是茶本身”。
听了之后，我立马笑喷，好像他说了一句废话敷衍我。其实不是，仔细辨别就会发现，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并且有至理名言的潜质，茶应该成为茶本身。真正的至理名言通常是些无关痛痒的说辞，它们舍弃现实之中非此即彼的价值思维模式，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本体世界，本体可以诞生价值，价值却无法回到本体。一般意义上的名言都是某些二流知识分子站在本体世界对现实世界的一次划界，并很快受到追捧，比如《你不懂我，我不怪你》这篇享誉网络的文字，当年余秋雨大红大紫之时，其作者就是余秋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名声大噪，于是网上又流传出几个署名莫言的版本。他们希望在灰暗的现实中画出一些线，让黑成为黑，让白坚守白，为大众也为自己指明道路，当然这种工作很重要，这样的文本语言确实具有蛊惑力和实践力，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之言是坚守概念本身，为事物本身划出界限，不是盲目去断言，将事物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
《道德经》有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看来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下士。几乎所有的作家对茶都十分热爱，觉得茶不应该是叶子这么简单。著名学者葛红兵的新书《上海地王》出版后，有一个篇访谈，他说到：
饮茶，是一种修炼。写官场、情场、钱场，我都用茶来做暗喻，有人习惯铁观音，救世度人的感觉，有人习惯大红袍，红袍加身的感觉，茶道里有真正的人生道理。我现在也到了这样的年龄，说话不愿意说满，读者能体会多少，是多少。所以，有的读者看了网上或者报上的连载版，就说，我看完了。我说，不对，小说是文字，是禅悟，真正的曼妙在这些被“情节”连载删掉的部分。越是写茶，我就越佩服庄子，他的行文方式，用树、鸟、水等为材料，构筑一个丰满的哲学世界，我写茶，写藏族少年等，都是这个意思。
意识繁盛的作家和文人是爱茶的物质性，精神领域工作的以臧否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将茶当成一种语言。他们觉得茶应该是一种修炼，一种特殊的语言，能言人不能言，道人不能道。但是，茶毕竟不是神，也不是叶子，茶就是生活本身，存在本身，茶就是茶本身。李曙韵说，茶之谓道，无非生活。这里的生活并不是物质生活，也不是精神生活，而是一种超越精神与物质二元对立模式的一种更为本质的生活，就是存在本身。
茶具体是什么应该取决于当下的社会现实。你说茶是一种信仰，其实和当下的启蒙潮流相悖逆，你说茶只是一片叶子，也与目前社会上甚嚣尘上的国学热，茶文化热格格不入。总之，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你既可以将茶当成一片叶子，也可以将其视为神灵，顶礼膜拜。自由、多元是时代的主题。无法为茶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只好用一种批判的姿态去姑且为其划定范围。茶是茶本身，这句话本身包含着批判思维，隐含着另外两句话，即茶不是神灵，茶也不只是叶子。茶就是生活本身。就像这么一句话一样，人不会上天堂，也不会下地狱，人只会在人间，因为人间本身已经包含地狱和天堂。
【摘自2015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陈升毕(湖南长沙)，系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园林学院茶学系】
这世上不存在类比论证。比如中国茶文化的历史镜像与公知。
但面对日本的“茶道”，我们台湾地区大多数人便显得尤其不自信，亦步亦趋地也搞出一套所谓的“中国茶道”，确实令人厌恶。
这不止在一个方面透露出中国人对中国茶文化的不自信。
我只说一句：“通常，外界认为茶文化源于中国，这是历史史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勿须以这些小道为其正名。”
所谓“茶道”乃东瀛人对中国茶文化一种艺术性的引申与扩张，这种“艺术性”引申外延的意义究竟几何？在我看来，并不重要。
诸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首创，世界其它地区的饮茶与种植茶叶的史实，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即便也有微量的印度、非洲等地区的起源说。但茶文化中国说似乎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追溯中国人饮茶的起源，众说纷纭，从时间坐标来看，有神农说、西周说、秦汉说、六朝说。从茶的功能性而言，有祭品说、药物说、食物说、同步说、交际说。
但依任何一种说法溯源，都无法将中国茶文化的本源与“茶道”二字勾连上什么关系。
从古人的视野，到现代人的茶桌上，茶的本质就是一种“饮品”，就是其饮用属性。尽管今天的茶被称为“国饮”，但它始终无法脱离“生活”的本体。
与理想主义的“琴棋书画诗酒花”相对应，“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被人们奉为“生活七事”。
茶以外的“茶道”，其实不过是一种繁琐而多余的茶事，一种与茶无关，或者附庸茶饮而出现的花样。日本的茶道如此，中国如今茶道与茶道培训更是丑态异常。
“茶道”在日本的最终形成，势必是结合了日本民族“物哀”的人生观念。这一点，早已与中国茶文化的初衷相去甚远。
十二世纪时，日本的荣西禅师最先把中国的饮茶习惯传入日本。在他的《吃茶养生记》下卷“吃茶法”中记载：“极热汤以服之，方寸匙二、三匙。多小（少）虽随意，但汤少好，其又随意……”说的就是宋代寺院的点茶法。
宋代特别是南宋，寺院众多且多在山地，因此种茶吃茶便是寺院禅修以外主要的修为一种。可以说，传统的中国茶文化肇始于寺院。
据我的一位朋友研究：寺茶主要用来供佛、待客、自饮和施茶。《蛮瓯志》记载：“觉林院收茶三等，待客以惊雷荚，自奉以萱草带，供佛以紫茸香。盖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
惊雷荚、萱草带、紫茸香，应该都是寺茶种类名称，这条记载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寺院茶礼的三个层次，表现出庄严、繁复、一丝不苟的仪式感。对于僧众，茶事非常重要，品茶的过程成为参禅悟道的必要途径之一。
在此基础上，品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大凡设有“茶堂”，并选派“茶头”，专门负责茶事活动。寺院时常举行由僧徒、香客、施主诸方人士参加的茶宴，寺僧创造的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以及衍生而出的斗茶活动由此走出寺院，在社会上开始流行。
朋友曾撰文指出：禅宗高僧习惯以语言机锋表达思想，使人开悟，茶也随手拈来，不时被用于妙语交接。《五灯会元》里面就有这样的例子，如“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更不消说著名的赵州从谂禅师“吃茶去”这一典型。
宋王朝鼓励三教融合，儒释道彼此影响渗透，文人官员与禅僧们的频繁往来成为当时文化风尚，大家来到寺院，品茗交流中体悟佛理，寻找出世之路径。
发展到今天，喝茶更趋向其本身固有的那种味道，即宁静、健康与生态。日本人从我们这里学会文字，只取偏旁来形成自己的文字；从我们这里学会去喝茶，然后抽取其中的仪式感来形成自己的“茶道”。而今，我们又把日本人的“茶道”奉为喝茶的“经典”主义，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以自全真性。”喝茶本是一件简单、随性，生活化的事，只需一把香茗（勿论黑白红绿，还是岩茶、普洱茶，只要是健康、生态、能喝的茶都是愉悦的），一把茶壶、一盏茶杯、一罐山泉，足矣！
有些人喝口茶还得像个老中医“望闻问切”，洋相百出。更有甚者，闻杯乱舞，故弄玄虚，错失泡茶的时机、水温等等，还俨然一副资深专家的模样，宣扬“茶道”之玄，高谈阔论，却一点儿也没有自己真正的体悟。
其实，完全没有看懂喝茶的本真。“茶道”的商机粉墨登场，混淆爱茶者的视听。我曾陆续发表关于批判茶艺与茶艺师的文章。其中就明确了我对喝茶的态度。
每当我目击诸多茶道馆中一些相貌不凡的少女，接连表演所谓的“茶道”、茶艺。我深感惋惜：一方面是惋惜好端端一泡茶，被她们表演到“人走茶凉”，口味全无；另一方面则是惋惜这些美丽少女，竟被这所谓的“茶道”羁绊得俗不可耐，疯疯癫癫。像个行走江湖的老巫婆，练就一套糊弄人的把戏，每次表演，总是念念有词，重复那些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陈词滥调。
台湾人搞起来的这套所谓“中国茶道”，实际上效仿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
从唐人陆羽《茶经》里，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早期茶文化的影子，即“喝茶的仪式感”。日本人将这种“喝茶的仪式感”加以提炼，深度艺术。其实作为一种茶文化的传播需要，这种提炼的艺术，我们可以接受与理解。
不仅仅是“茶道”。日本还有歌道、书道、花道、剑道、艺道、柔道、香道，与“茶道”共同组成“日本八道”，乃是延续中国古代的“六艺”。古代日本文化主要是是学习、吸收中国文化，所以其代表性文化均以道命名。
我们不但没有寻找渊源，删繁就简，反而在“茶道”二字上大作文章，甚至打着“中国”文化之名胡乱传销，甚至一些对茶痴迷到走火入魔的人，以钟表计算泡茶的时间，完全丧失传统中国“经验主义”的美德。
事实上，古往今来，喝茶的精神（真正的中国茶道）从未改变，喝茶喝的是这一份安逸，喝的舒服就是本真。
泡茶亦是如此，无论普洱、龙井、大红袍，还是岩茶、单枞、铁观音，你习惯怎么泡、怎么喝，怎么泡、怎么喝方便，你就怎么泡、怎么喝。简单自然，从心所欲就对了。
当然，因为茶特有的中国文化品质，我们在喝茶时，难免融入一些趣味和情怀。
我最早喝茶的记忆，就是父亲用洋铁皮口缸泡制的安徽绿茶，今天我热衷普洱茶，难免会有怀旧之慨。
而喝茶的情怀，便要从我的“诗心”讲述，我曾沉迷写诗，也有诸多发表。我喜欢简明自然的诗，而与喜欢的诗一样，我喝茶，也喜欢从简泡制，从简品饮。
如杜子美的“寒夜客来茶当酒，黄泥小炉火初红”，白居易的“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苏东坡的“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简单而颇有深意。
喝茶，与人生一样，最重要的是喝了解渴，喝了健康，喝了肠胃舒适，喝了自己开心、欢喜。
所以，所谓茶道，其实是自己喝茶的某种体悟。这种生命体悟与喝茶人各自的经历、味蕾、经验、情绪息息相关。
有人说：“酒是一群人的落寞，茶却是一个人的狂欢。”其实，茶之道，亦是生活之道，无论怎样，都离不开随性、随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渐渐习惯于一个人在深夜长守一杯普洱茶，执一卷书，看人间繁华和落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或者，这是我认知的茶道吧。
(《吃茶去》杂志刊文)在武夷山九曲溪的四曲北岸，御茶园对面，有处古渡口，叫平林渡。自古此处称为“小九曲”，意即此处风景是九曲精华中之精华。这样一处舟楫往来密切、茶客络绎不绝的古津，却留下了有关茶文化的遗存，如摩崖石刻“庞公吃茶处”五个字，就是对康熙辛巳年间武夷山九曲溪畔茶事活动的记录。
庞公，即题刻署名者林翰陪游的建宁太守庞垲。庞垲(1657-1725)，任丘人，官至福建建宁知府时，于康熙辛巳年冬，和友人林翰、程长名、章衮、严广、释衍操同游武夷山九曲溪。进入四曲之畔的金谷岩，具有工诗词、善行楷之艺的庞垲，被景致所感，遂在四曲的平林渡几处岩石上题勒了“引人入胜”、“应接不暇”两方石刻。林翰题勒中所提及的“庞公”，即庞垲知府，友人尊称其为“庞公”。此行凑巧的是，随庞公同游的还有一位释衍操。这位释衍操俗名姓刘，出家后云游四方，晚年得武夷山北之梧桐窠结茅而庐，留下不少歌咏武夷山的诗文。庞垲此行，亦受释衍操其佛家言行的感染。
释家佛门，无不与茶亲和。尤其是在武夷九曲溪的四曲，更是与茶密切的一方宝地。四曲南面就是御茶园。御茶园里进出的都是俗家人，武夷岩茶自元代起就充当了世俗的贡品，让世人为其忙碌。与御茶园隔溪相望的平林渡，就让佛家弟子感到清净了许多。虽然此处也闻武夷岩茶之香，也听舟楫渔歌之唱，更见渡口茶客上上下下，但他们各走各的路，互不干扰。想喝茶者可以扫净一块山石，垒起一方茶灶，就着岩泉水煮武夷奇茗。冬日的渡口少了些许喧哗与繁忙，庞垲一行在溪滩上徜徉，身临其境观九曲风光，才悟出此地正是“引人入胜”处。溪山美景扑面而来，且如画卷绵绵延拓，美不胜收，于是庞垲又有了“应接不暇”的感受。
把如此感受收于心中的，靠“吃茶”意念的驱动。喝茶与吃茶有着意义上的不同。佛界把盏品茗，不叫喝茶，而叫“吃茶”。其实，建宁太守庞垲的随行好友林翰，深谙庞垲与佛界一位名僧之姓的巧合，投其所好，刻下了“庞公吃茶处”五字，让后人费些工夫去解读庞公是何许人也。其实，唐朝也有个庞公，姓庞名蕴。《五灯会元》卷第三《马祖一禅师法嗣·庞蕴居士》载：庞公原名庞蕴，字道玄，唐朝湖南衡阳人。他“世本儒业，少悟尘劳，志求真谛。”贞元初与石头和尚、丹霞禅师为友。举家入道，信佛而不剃染。随马祖参承二年，其后机辩迅捷，声名远播。《五灯会元·庞蕴居士传》曰：“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但《全唐诗》中仅收其诗偈七首。
湘藉的庞公，正儿八经的佛门和尚，来过武夷山否?至今无法下论断。但凡修身养性者，借庞公之名，寻武夷绝美境界，隐九曲溪茶丛林边，应当是大有人在的。寺院的僧人哪天能少得了茶?据北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记载：晨朝起来洗手面，盥漱;吃茶;礼佛;问讯;行益;吃粥;打睡。这就是一天的程式。《五灯会元》记录了“饭后三碗茶”的和尚家风。由此可知，僧人一日不可无茶，饮茶成为他们普遍的习惯与爱好。清代郑板桥有幅对联：“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可见僧侣嗜茶，自古皆然。武夷山的天心永乐禅寺、慧苑寺，佛茶礼仪传承不衰。
武夷山的平林渡口，前后左右的山间岩坳里，不是茶园就是茶厂，茶文化在青山绿水间四季氤氲。武夷山寺院的禅茶活动，都用武夷岩茶。武夷岩茶中的极品大红袍，就是天心永乐禅寺经管多年的寺产，也是寺里重要的经济来源，更是武夷山佛界用来礼佛参禅的首先佛茶。唐朝的庞蕴是名僧，肯定有参禅吃茶的风范，清代的庞垲算不得出家人，他做建宁太守，是不是也觉世间俗事引发的身疲心累，并渴望效仿一次庞公，抛却公务，找一处清净，品茗悟心。武夷九曲溪畔成了庞垲的首选，且又有好友林翰附庸风雅，做个流传后世的摩崖石刻，把二位庞公真假莫辨的“吃茶”史，留在了武夷山。
武夷岩茶是佛祖家茶，武夷山的僧侣常在品饮之间说禅语、斗机锋，悟禅道。“庞公吃茶处”就证实了这一遗风。仔细品读这方摩崖石刻，让人不得不提及诸多吃茶风趣中的赵州吃茶公案。赵州一茶禅师，凡有学僧者都去参访他。他给求访者回答就一句话：吃茶去!求访者不解，再问时，禅师就揭示他的话中之意：你先去学会吃茶吧!然后才可悟道。茶，在僧家心目中如此神通广大!吃茶，在佛事活动中又别具一格!这就是茶文化的另一种魅力。如今，我们人人都可到武夷山“吃茶去”，但人人未必都得如庞垲一样“冒充”庞蕴，自称“庞公”。因为，如今吃茶与喝茶已无禁区了，茶的时尚化、大众化，丰富了品茗活动，佛教茶礼中的清规戒律，又怎能约束得了?
(摘自2012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邹全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