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微亮到渐入黑夜，
工人们任由汗水在脸上流淌，
不停挥动锄头、或是用田间除草机器，
将田间的高及膝盖的杂草连根带起。
老一队茶业主打“无农残·健康茶·有机茶”。从培植到生产过程，严格按照中国有机农业的标准种植和管理，一直坚持人工除草、雨水灌溉、茶园只施用有机肥。
老一队生态有机茶园座落于英德市英红镇的群山中，四面森林环绕，植被丰富，光照充足，气温适宜。远离城市，远离公路，方圆40公里内没有工业污染。为有机茶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正是因为生态条件优越，茶园杂草容易生长，而且杂草种类繁多。在茶园除草方面，除草采用人工除草，杜绝一切除草剂。
深秋到来，除草进入正当时。
茶园组织茶农，人工割草。人工除草虽然需要大量的人工与时间，但却能保证作物免受使用除草剂而带来的一些潜在危害，能够使得土地免受化学污染，达到可持续耕作，确保了茶园的健康生长，茶叶的品质优异。
杂草和茶树生长在同一块土地里，当天气回暖，茶树的生长速度日益加快，此时杂草的生长也在加快，杂草与茶树进行养分竞争，争夺生长所需的阳光、空气、养分、水等，而杂草的生长比茶树更快，在自然环境竞争下更有优势，从而会直接影响茶树的产量和质量。所以尽快及时的人工锄草对茶树的生长尤为关键，可提高茶叶的品质和产量。
人工除草整体上为茶树在生长的旺盛期，提供更好的环境，时间、空间、及养分。
1、人工除草时将草连根拔掉，除去草根时使茶树根部得到疏松，肥力吸收能力得到加强，更有利于新陈代谢，进行锄草工作切断土壤毛细管，减少水分蒸发，起到保水作用。
2、人工除草是暂时压制杂草生长，而给茶树足够的生长时间，原本供应杂草的养分，给茶树吸收。
3、人工锄草，减少了杂草对茶树的遮挡,增强茶树的光合作用能力。茶树叶片中含有较多的叶绿素b，叶绿素b对蓝紫光的吸收率特别高，而漫射光中可以有效地利用光能，进行光合作用。
4、人工除草，提高了作物抗病能力，增加了冬季茶树间的通透性，普通病害不易侵害茶树。
老一队为什么要坚持人工除草
人工除草，是最原始的方式，也是打造安全高品质有机茶的基本途径。锄除的杂草，在中耕之时再次被破坏根系，并埋在泥土之中。春季到来，在逐渐升高的温度、雨水和空气的作用下，会慢慢腐烂，会成为天然的有机肥料，可促进茶园形成良好的有机生态循环。
人工除草的费用是茶园培护成本大头之一，但我们从不为此节省，而是始终坚持人工除草，确保茶叶的安全与品质。因为老一队是做真正的有机茶。
茶树是重要的经济作物，起源于中国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令人愉悦的香味和沉淀千年的文化使茶成为除水之外最受大众喜爱的健康饮品。近年来随着测序技术的发展，多个茶树全基因组物理图谱被破译[1-8]，但仍然缺乏对乌龙茶之首铁观音基因组的研究。
由福建农林大学尤民生教授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以下简称“基因组所”）张兴坦研究员主持，联合国内外多家单位的科学家共同合作成功破解铁观音基因组和茶树演化史，研究成果于2021年7月15日以“Haplotype-resolvedgenomeassemblyprovidesinsightsintoevolutionaryhistoryoftheteaplantCamelliasinensis”为题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自然遗传学》（NatureGenetics）上。研究人员利用独立开发的新算法攻克高杂合、高重复铁观音基因组组装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等位基因不平衡、茶树群体演化和驯化等相关科学问题。
成功破解铁观音单倍体分型组装技术难题
铁观音原产于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西平镇，相传于清朝雍正年间被当地茶农发现，因其叶形似观音脸重如铁而被乾隆赐名为“铁观音”。
茶树是自交不亲和植物，更因长期的无性繁殖积累大量体细胞突变，导致基因组高度杂合、组装难度很大。
研究团队利用自主开发的两种算法（Khaper和ALLHiC）整合Illumina短读长、PacBioCLR长读长和高通量三维染色质捕获技术（Hi-C），攻克高杂合基因组组装难题，成功拼接了两套铁观音基因组（图1）：单倍体参考基因组（monoploidreferencegenome）和单倍体分型基因组（haplotype-resolvedgenome）。茶树是二倍体，含有15对同源染色体（2n=2x=30），单倍体参考基因组是筛选同源染色体中的一份拷贝作为代表组装到染色体水平，而单倍体分型基因组是将来源于不同父母本的两套同源染色体同时组装到染色体水平。前者不区分等位基因，广泛用于二倍体基因组的组装；后者区分等位变异，更完整地呈现二倍体基因组的全部遗传信息。
图1.铁观音基因组组装和质量评估。（a）单倍体参考基因组circos图，呈现15染色体特征；（b）Hi-C热图呈现15条染色体组装质量；（c）LAI评估铁观音和已发表其他茶树基因组组装质量；（d）铁观音单倍体参考基因组和分型基因组的共线性比较。
利用等位优势基因应对“遗传负荷”
铁观音距今已有约300年的栽培历史，长期的无性繁殖积累大量体细胞突变（包括有害突变），增加了遗传负荷（geneticload），导致其适应性降低。然而人们对无性繁殖作物如何应对遗传负荷这一问题知之甚少。
传统的杂种优势现象可以由显性效应和超显性效应两种假说解释：显性效应指个体倾向于利用有利于生长和发育的优势等位基因（或显性基因）而忽略对个体不利的劣势基因（或隐形基因）；超显性效应指杂合等位组合在多种生境下优于任一纯合等位的现象。
研究人员基于铁观音分型基因组组装，鉴定到14691个基因具有等位变异。RNA-seq分析显示，其中1528个基因存在一致性的等位特异性表达（consistentallele-specificexpression,consistentASE），即其中一个等位基因在所有组织和样本中的表达都高于另一等位基因；而只有386个基因存在非一致性的等位特异表达（inconsistentASE），即两个等位基因分别在不同的组织中存在特异高表达。前者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显性效应的基因，而后者是具有超显性效应的基因。这一结果显示，在无性繁殖的茶树基因组中，显性效应可能是其应对遗传负荷的重要机制。面对大量积累的体细胞突变或有害突变，个体选择使用未突变或对个体有利的等位基因维持其正常的生长发育和对环境的适应性。
大叶茶与小叶茶存在不同的演化和驯化历史
茶树遗传多样性较高。
研究人员对161个茶树品种和15个近缘种大理茶进行重测序分析发现，这些个体聚类为三组，分别为大理茶（CT）、大叶茶（CSA）和小叶茶（CSS）。其中大叶茶分为两个亚组，古大叶茶（ACSA）和栽培大叶茶（CCSA）；而小叶茶分为四个亚组，依据其主要地理分布可以划分为川陕赣（SSJ）、浙江和闽北（ZJNFJ）、闽南（SFJ）、两湖（湖南和湖北）和安徽（HHA）。
遗传分析显示各茶区存在频繁的种质基因交流，其中一些与有记录的茶树杂交育种历史相吻合（图2）。比如茶树黄玫瑰品种呈现出铁观音与黄棪基因组混合的组分，而黄玫瑰是两者子代黄观音和黄棪回交选育的优良品种。这种频繁的基因交流不仅出现在茶树种内，在茶树与近缘种间也普遍存在。研究人员通过对8个茶树品种和山茶属茶组的12个近缘物种系统发育分析发现，这些物种呈现网状演化模式，而非简单的树形演化。更多的证据表明，茶树与近缘种间频繁的杂交渐渗（introgression）是其网状演化和维持茶树遗传多样性的重要因素。
图2.茶树的系统发育关系和群体结构。（a）重测序个体的地理分布；（b）系统发育树；（c）重测序群体的主成分分析(PCA)；（d）K=7模型下的群体遗传结构图，下方显示了两个有记录的现代繁殖事件。
栽培茶树品种主要分为大叶茶（C.sinensisvar.assamica,CSA）和小叶茶（C.sinensisvar.sinensis,CSS），两者之间在形态上具有明显差异。前者植株较高、叶片较大、多为乔木，主要生长在云南、广东等温度较高的地域；而后者植株较矮、叶片较小、多为小乔木或灌木，可以生长在北至山东等较寒冷地区。
研究人员通过群体遗传分析发现大叶茶和小叶茶具有不同的演化和驯化历史。在距离约259-181万年的格拉斯阶时期，剧烈的气候变化很可能导致了整个茶树物种的群体收缩，这也是一次大叶茶和小叶茶共享的瓶颈事件。两个变种分化后，小叶茶的生境遭遇了末次冰盛期，2.65-1.9万年前的温度骤降可能使得小叶茶出现了再一次的群体瓶颈，但随后适应了环境的小叶茶迅速扩张，群体规模得到恢复（图3）。
图3.茶树的群体动态历史。（a）小叶种（上）和大叶种（下）历史有效群体大小；（b）过去42万年的历史温度变化。
此外，人们对大叶茶和小叶茶制品的偏爱有所不同也导致了两者经历了平行的驯化历程（图4）。大叶茶早期的驯化主要筛选了一些糖苷类物质转运的相关基因，而在品种改良阶段人们更关注生物碱和香气挥发物相关的代谢途径。
例如，研究人员鉴定到CsXDH基因在大叶茶品种改良阶段受到强烈的人工选择，该基因编码黄嘌呤脱氢酶，是咖啡因合成通路的重要基因[9]。
小叶茶早期人工选择的基因与植物防御和抗性相关，事实上这些受选择的基因同时也参与到了重要的次级代谢产物的生物合成，例如R-柠檬烯、β罗勒烯等途径。
作为儿茶素合成通路的关键基因，F3’H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人工选择。而在小叶茶品种改良过程中，人工驯化涉及到花发育和一氧化氮（NO）响应相关的基因。之前的研究表明，NO的积累可以加速γ-氨基丁酸的消耗从而帮助植物抵御冷胁迫[10]，这一结果暗示着筛选耐寒的品种也是人工选育的重要目标。
图4.大叶茶（CSA）和小叶茶（CSS）人工选择的特征与平行驯化的证据。（a）CSA与CSS平行驯化路线图；（b）基于XP-EHH识别的选择性清除信号在全基因组的分布；（c）XDH基因中人工选择的信号；（d）CM（脉络膜类诱变酶）基因中的人工选择信号；（e）F3’H基因中人工选择的信号；（f）与植物高度相关的BAS1和DWF4基因的人工选择信号；（g）人工选择基因的表达，包括根(RT)、茎(ST)、花(FL)、芽(BD)、幼叶(YL)、老叶(OL)。
茶树的“绿色革命”基因
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推广矮秆或半矮秆的水稻和小麦品种极大的提高了作物产量，解决了发展中国家急剧增长的粮食需求，控制水稻株高的sd1基因和小麦的rht基因也因其巨大的贡献被称为“绿色革命基因”[11]。研究人员发现，茶树的株高在长期的栽培过程中也受到驯化，体现在两个细胞色素P450家族基因受到人工选择（CsBAS1和CsDWF4）。这两个基因参与油菜素内酯合成，前者的拟南芥突变体导致了延长的下胚轴，而后者的突变直接导致了植株侏儒的表型[12-13]。
该项目在攻克铁观音基因组的基础上，通过对茶树种群水平的遗传分析，揭示了该物种的演化和人工驯化历史。该成果为利用组学分析和分子生物学技术挖掘功能基因、解析其背后的遗传调控机制，开展基于大数据驱动的基因组智能设计育种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缩短育种周期、提高育种效率、降低育种成本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项目由福建农林大学、基因组所等国内外多家单位合作完成。基因组所张兴坦研究员、福建农林大学硕士研究生陈帅、福建省农科院水稻所施龙清博士、中国农科院烟草研究所龚达平研究员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福建农林大学尤民生教授、唐海宝教授和基因组所张兴坦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
来源：农业基因组所报道，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摘要：众所周知，历年来广东是全国茶叶的消费大省，人均消费水平占全国第一。同时，广东也是全国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全国重要的产茶大省，是国内历史上重要的茶叶出口口岸。茶在广东民间是个什么位置呢?在广东的旧城(以及香港)街头，入目皆“茶”字，茶行、茶庄、茶楼、茶室、茶餐厅，就连清凉中药的街头小铺都叫凉茶铺。吃早餐，广东人及香港人，他们是不叫吃早餐的，他们叫：饮茶。
记者在广东生活了近17年，耳濡目染了广东的茶文化，近年因工作关系，在《赢周刊·中国茶商》的平台上，更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了茶叶领域相关的知识。这其中，印象颇深的，是在采访当中了解到的一个历史知识：普洱茶人工加速后发酵工艺技术(俗称普洱茶发水技术，下称普洱熟茶)是源于广东!初闻，记者内心是充满疑问的。在百度上，输入一些普洱茶相关的关键词如普洱茶发源、普洱茶历史、普洱茶创始人等，几乎所有的指向都是云南——怎么会不是云南呢?先不论普洱茶的原料是产自云南，单单就说那个历史上闻名的普洱府，中国还有第二个以普洱命名的地方吗? 带着诸多问题，借工作的便利，记者从诸多茶叶界的老专家、老茶商的口中，渐渐了解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通过网络、实地采访的资料收集，尤其是得到了在近代史上为广东茶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广东省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大力协助，得以此文成文，作为还原历史、尊重历史的一则札记，向六十年前致力于现代普洱熟茶的人工加速后发酵工艺技术研发的老茶人致敬!
普洱熟茶工业化生产研发始于广东
据史料记载及广东老茶人口述，“普洱茶”的名称大约起源于清朝末年时期，从当时的茶叶集散地云南普洱府由马帮运来香港(另一说法为当时的省城广州)的晒青茶，经一两个月时间的路途运输，部分受雨水淋湿的茶叶再经日晒加温，茶叶内质发生了后发酵(后熟)变化，由原晒青茶苦涩味重而变得醇和，汤色由黄绿变得红亮。收货的茶商觉得口感更适宜老广口味。因而逐渐有茶商仿效此法，将晒青茶放入湿度较大的地窖自然储旧，或将晒青原料加水湿润后装包放入仓库储存，保持适宜的温度、湿度，且定期倒出来翻包透气、散热，历经一两年时间的后发酵过程始能销售，并以原料来源地冠名为“普洱茶”。直至解放前，都由广东(含港澳)各茶商小作坊各自加工生产，方法大同小异，发酵程度各有轻重。原料也不限于云南一地，有广东青、广西桂青等。 销售地区仅限于中国广州及珠三角地区、港澳和东南亚地区，消费群体也大多为粤籍人士中讲“白话”方言者。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的茶叶收购和出口由1952年成立的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现广东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前身)负责统一经营。初期，广东出口供港澳的仍大多为加工普洱茶的原料，到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香港茶楼消费大多以普洱茶为主，消费者喜欢喝有陈香、茶汤红浓、滋味醇和的普洱熟茶。由于香港地方狭小，限制了香港地区普洱茶的加工生产，中国港澳地区及东南亚普洱茶供应紧张，香港客商要求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直接加工生产普洱茶出口。1955年，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由袁励成、曾广誉、张成等人组成技术攻关小组，负责收集香港茶商用青毛茶发酵加工成普洱茶有关的各种方法，在属下的芳村大冲口茶厂进行了大量加速发酵实验，历经两年的反复比较，于1957年春夏之交时成功生产出第一批人工加速后发酵的普洱熟茶，使普洱茶生产方法由过去长时间自然储旧发酵变为人工加速发酵，生产周期由一两年缩短至两个月内完成，实现了普洱茶生产的大飞跃，从此开始了普洱茶的工业化生产。1965年因应市场需求，在广州市海珠区新建广州二冲口茶厂(今海印桥南，后改为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第二茶厂)大规模生产普洱茶，包括生产广东饼茶，销往中国港、澳、台及东南亚地区。
记者采访了1955年实验技术攻关三人小组成员之一的张成老茶人的女婿，现为广东省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的高级农艺师郑沐坤老师，郑老师回忆了他的岳父口述的研发实验的点滴，张成老人在《广东普洱茶的发展》(刊登于中国茶叶学会主办的《中国茶叶》2005年第5期)中也有相关史实的详细阐述，其中有一段关于1957年试制普洱熟茶的回忆记录：“笔者清楚地记得, 1957 年春夏之交, 有一批试制的普洱茶已适度发酵, 急需摊凉, 而原准备的场地却因漏雨潮湿, 无法使用。按当时条件, 要临时找一块1000平方米以上的场地绝非易事。刚好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落成不久的中苏友好大厦举办结束, 有十多天撤除展品、清理场地的善后工作时间, 经得有关部门的同意, 在保证不损伤地面的条件下, 将该批茶叶用布袋装运至中苏友好大厦, 地面铺垫草席, 薄摊为一两 厘米厚, 四周用大马力风扇吹凉, 才渡过了难关, 避免了损失。”
(1961年的广州中苏友好大厦)
普洱熟茶制作技术在云南得以持续研发及完善
普洱茶生产技术一直被列为国家二级保密技术(至今尚未正式解密)。
那么，普洱熟茶的制作技术，后来是怎么传到云南的呢?
云南茶叶公司(即现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从1950年代起，一直按计划供应青毛茶原料给广东。1970年代初，云南茶叶公司提出到广东学习普洱茶生产技术。经协商，1973年云南派出由勐海茶厂邹炳良、昆明茶厂吴启英、下关茶厂曹振兴等人组成的学习小组到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学习普洱茶生产技术。至此以后，云南也开始了普洱熟茶的工业化生产。
1973年以前，云南没有生产普洱熟茶的相关历史记载，史料记载的“普洱茶”意指普洱来的茶，云南当地人把晒青茶叫青茶，或称春尖、春蕊、春芽、甲配等。晒青茶压制的饼茶、沱茶，只称青饼、青沱或七子饼。
云南省茶叶协会会长(原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邹家驹在他的一篇《云南熟茶》第一句话说道：“众所周知，云南生产熟茶始于1974年。”该文考证道：“我查阅了与紧压茶生产有关地区大理、版纳和思茅的文史资料，1974年以前都没有熟茶生产的记录。”
相关资料也显示，自1973年云南学习了广东的制普洱熟茶技术后，云南才出现了普洱饼茶和普洱沱茶的称谓。1975年昆明茶厂开始了普洱熟茶的批量生产，使普洱熟茶制作技术得以广泛传播。
一、以下文字和配图均节选自邹家驹先生的回忆录《讲述普洱茶的奥秘——微小生命的篇章》。该文字可见于国家高级评茶师、台湾中华茶艺讲师侯凯东转载于央视博客、凤凰博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普洱茶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黄刚转载于新浪博客，但配图版已多轶失，现仅见于中国书法网论坛中的转载。
1973年春，云南还发生了一件茶叶发展史上重要的事。在长达7天的茶叶加工座谈会上，传达了李先念副总理和外贸部李强副部长有关国际形势和茶叶发展的重要讲话，李强副部长讲话中特别强调了要发展普洱茶。云南是普洱茶的故乡，云南人认为普洱地区产的茶都是普洱茶，对李强副部长讲的普洱茶茫然了。在4月3日下午的讨论会上，后来生产了凤凰沱茶的原下关茶厂技术员林兴云发问：“李强副部长的讲话中提到‘普洱茶’是指什么茶?”问题的原因是海外的普洱茶指向已经发酵或陈化质变的晒青茶品，而在此之前，云南当地人生产、见到和品饮的是零发酵的绿茶。
宋文庚副经理和调供科敖奇富同志拿着交易会带回来的普洱茶样品来到昆明茶厂李希金厂长办公室。李厂长叫来审检股股长吴启英，让她看样品。此茶外形粗壮，色黑褐，原料相等于9-10级青毛茶。受野生茶和湟源霉茶影响，昆明茶厂积压了400多吨9-10级青毛茶，只能慢慢拼入青砖(生茶)使用。搞普洱茶，可以消化积压，昆明茶厂巴之不得，可云南从来没有见过和做过这种茶，急得老实巴交的李厂长团团转。茶厂托公司业务员黄又新帮助了解广东人工发酵普洱茶方法。交易会上，黄又新向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提出参观生产特种茶的茶叶三厂，遭到特种茶科连少利科长的拒绝。解放以来，广东三厂一直用北越茶、广东茶和部分云南晒青茶拼配发酵普洱茶，除原料欠佳外，他们工艺成熟，经验丰富。云南自己开埠出茶，广东是不满意的，自然不愿施教。黄又新碰了钉子，正发愁，云南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负责烟叶和茶叶转运工作的施敏说他有办法。施敏是上海来云南的知青，人极聪明，来广州两年学会了广东话，还同三厂的职工交得朋友。黄又新偷偷进了三厂的车间，听了加工过程又看了现场操作。
二、吴启英手稿：《昆明茶厂加工普洱茶的点滴回忆》(原文刊登于2004年台湾五行图书印刷的《茶艺》杂志)，原文如下：
普洱茶试制过程
1974年秋交会期间，时任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宋文庚(主管业务)与敖其富同志带着由交易会上取回普洱茶样来昆明茶厂找时任新厂的厂长李希金，问能否加工此茶?李厂长立叫我去他办公室看样茶：此茶外形粗壮，色为黑褐色，相当于9-10级青毛茶制成。当时厂库存400T左右9-10级青毛茶，无法处理，只能慢慢拼入青砖使用。要解决厂内积压的低档青毛茶，唯一方法做普洱茶来消化积压。因此昆明茶(厂)答应做普洱茶。
三、《中国普洱茶之科学读本》/刘勤晋著/广东旅游出版社/2005.7
32页记载——1973年以前，云南每年都调拨给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晒青毛茶数百吨，广东口岸用云南晒青毛茶混合本地大叶青茶、越南青茶制成普洱散茶独家经营出口。1975年昆明茶厂试制普洱茶成功后，由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自营出口，晒青毛茶停调广东。
37页记载——现代普洱茶渥堆工艺之形成，一方面由于作为销售及转口集散地的香港及珠三角地区有着愈陈愈香的传统品质观念，茶商们便在这里根据市场变化积极探讨加速陈化的仓储工艺;而原产地的茶叶加工厂也根据市场信息，借鉴内地生产边销紧压茶的经验，不断改进和创新工艺，利用有益微生物，促进茶叶人工后发酵渥堆工艺的逐步形成。……
52页记载——据《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志》记载，云南普洱茶人工渥堆发酵工艺推广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吴启英高级工程师等从广东回来后试验有了突破性进展。
四、《普洱茶记》/雷平阳/唐人工艺出版社/2003.3
144-145页记载——70年代初云南的几家茶厂曾派人到广东学习普洱茶的后发酵工艺，这有师傅向徒弟取经之嫌，却也可以看出港澳地区历来为普洱茶的主要消费市场这一事实。在此背景下，广东产普洱茶也就不奇怪了。
同时为了追求市场效益，广东率先在普洱茶制作工艺上进行革新，也就不应成为云南普洱茶界为之尴尬的事情。也正是因为广东、香港等地素有饮用普洱茶的习惯且能就地生产普洱茶，根据上级部门的宏观调控，从1952年开始至1973年，云南省每年都必须向广东调拨数千担普洱毛茶，供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制造“广东饼”普洱茶。
另外广东省内亦产茶，且用于生产广东饼的数量远远多于从云南调往的茶叶。
146页记载——但在广东用云南茶叶所生产的普洱茶，却偶有上品。……现存的产于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标明“中国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及“普洱饼茶”字样，大标宋正体……
本文中的相关史实，在邹家驹的回忆录《讲述普洱茶的奥秘——微小生命的篇章》、吴启英《昆明茶厂加工普洱茶的点滴回忆》、雷平阳所著《普洱茶记》(唐人工艺出版社)、刘勤晋所著《中国普洱茶之科学读本》(广东旅游出版社)等文献中均有相关阐述。部分资料由广东省茶叶进出口有限公司协助提供整理。
本文摘自《中国茶商》2014年4月25日刊载《普洱茶不该被遗忘的历史—— 普洱茶人工加速后发酵工艺技术研发的真实故事》，作者：唐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