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和普洱茶有什么不同

名山古树发展史已经发布了一期，观者寥寥。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来做这样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

（相关链接：名山古树发展史（1993-2022）：上）

冰岛老寨的纯古树今年的茶山原料价格在大几万一公斤，而九十年代最高不过几块钱一公斤，还很可能卖不出去。不知大家想过没有，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一件东西的价值可以翻上万倍，这是在艺术品和古董市场都很难见到的现象，而且这既非艺术品，也并非古董，而是每年都在生产的农产品，这背后折射出的文化、商业、经济逻辑，其实非常值得人们思考。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了解这些历史，我们才会明白：普洱茶从哪里来，又要向哪里去，名山古树认知如何形成，未来的机会又在哪里。后只有搞清底层逻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这个行业，才能有真正的突破和发展。

梳理历史，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目的。这一段的历史，在我看来，极大程度的被怀着各种目的人士扭曲了。一个充满商业活力和文化趣味的行业，也是一个充满各种潜能的行业，时常被各种各样的迷雾笼罩，让人看不到真相。

在我心中，那些真正扎根茶山辛苦年复一年追求品质的茶人，那些一杯一杯冲泡，不厌其烦向陌生茶友普及古树普洱品鉴的小店主，是真正打造普洱茶文化品牌的英雄。而他们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

他们先是面对大厂的打压，后来打压不住，资本选择进入，以廉价原料来侵占名山古树的品牌红利。这些处于资源弱势的爱茶人没有被打倒，靠着忠实茶友的支持和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传播突破围剿坚持下来。而现在，直播间里很多主播又开始新一轮的血洗，用劣质茶、造假茶来收割真正爱茶人多年积累的名山古树品牌声誉，很大程度破坏透支了普洱茶的潜在消费市场。

“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不奢望逆转时代的趋势，但是力所能及的揭示真相，让更多的人了解，促进这个行业健康的发展，这是可以做的。我并非悲观主义者，所谓事在人为，当你看清了真相，才能有更积极的心态来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

第二章

普洱茶“泡沫”与名山古树概念的兴起（2000-2008）

1.老茶传统的衰落

上次提到，无论是选择产地，还是发现古树，在九十年代末的易武都有了一点萌芽的意味。但是我们要清楚，那个时候主流的观念仍然是所谓的“存新茶，喝老茶”，或者“喝熟茶，存生茶，品老茶“。香港、台湾人进入云南做定制茶，当时还没有名山古树的观念，动因更多的是为了推广老茶，同时存一些新茶作为补充而已。

老茶这件事，说起来比较复杂，不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我简单的说几件事，帮助大家看清本质，来理解这个传统。如果你足够聪明，看这些也就够了。

第一件事

普洱茶在成熟的消费市场香港，是一种日常消费品，作为一种日常消费品，一般的商家并没有长期存茶的理由和动力，你要说为了口感考虑，存几年还有可能，最多十几年，要是存几十年以上就说不通了。早年老茶不值钱，长期库存成本要高于茶本身的成本，何况还要考虑资金流转问题。这就决定了，真正的老茶只可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作为例外存下来的，市场是不可能有存量的。慢慢有一点存茶意识，建立大宗的“公仓”，还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情，那也完全没可能做几十年跨度的存茶规划。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香港南天公司的周勇提到，在八十年代的香港市场，他只看到过一饼宋聘，被人锁在玻璃柜里，拿出来看看都不让。请注意，这个并不是一个普通消费者，而是香港最大的头盘商，也就是香港普洱茶资源最强大的公司的搜寻结果。杨聘会更多一点，但也奇货可居，真实情况如何大家自己分析。

第二件事

普洱茶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其实一直有系统性做仓造仿老茶的传统。什么叫系统性，就是并非个别人铤而走险，而是行业内约定俗成。就跟你去景德镇樊家井买个鸡缸杯一样，是假的吗？当然是。但是这是图一个乐，业内人也都知道，并不算什么过分的行为。

被有些人推为所谓熟茶教父的卢铸勋，其实就是当时做仓的技师之一。当然我们没必要苛求前人，当时市场环境就是这样，做点仿老茶不算什么事儿。卢老是个中高手，但变成熟茶教父就言过其实了，因为渥堆是普洱茶古已有之的传统，解放前的茶庄，解放后广东和香港也一直在做，是个渐进演化过程，谈不到是谁发明的。

这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些香港老茶人访谈，讲香港做仓（包括蒸、渥堆，再入仓，老辈人称“焗仓”）的文章，卢铸勋自己就说做过很多同庆号。但是老茶流入台湾以后，这个问题就复杂化了。

因为谁也没想到后面会有那么大的市场在那里。

普洱老茶真真假假难以考证，台湾人刚开始不太了解，后来或多或少还是知道一点。包括邓时海当年写《普洱茶》，这本书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初步建立普洱茶品鉴体系，以及推广普洱茶的存放转化，具体的资料有些也是经不起推敲。

这方面我们也不能苛求邓老师，一个是他当时可能确实不太懂，掌握资料也很少，本来找了一个很小的出版公司，准备随便宣传包装一下，把茶卖了就完事儿了，时风如此，这种在当时台湾的商业宣传书籍中也不算过分。谁成想后面有这么大的影响，成为普洱茶的经典，开放初期大陆人又那么实在。说出去的话还能改，白字黑字也改不了了，已经架到那么高的位置上，只能硬着头皮撑下去了。

所以看台湾人写的老茶书籍，最好结合云南吴疆老师的书一起服用，阴阳搭配，效果更佳。不过提醒一下各位，吴疆老师的书看多了容易正义感爆棚，可能会有马上揪出两个老骗子痛扁一顿的冲动，这个倒没必要，各有立场和贡献，澄清真相就好。

关于老茶的鉴定，其实并不难，几个简单的常识性的原理就能搞定，这里就不公开发表了，感兴趣可以私下交流。

老茶的背景大致介绍到这里，不管多么复杂的背景，我们需要看到本质：老茶很可能是假的，但是高端消费的市场是真的。从开始有存茶习惯到没有达到足够年限之前，老茶库存是不断减少的，而消费市场却是不断扩大的。

这导致两个结果：

第一根本没有那么多老茶来满足这个高端消费市场，不要说寥若晨星的真老茶，就算把香港上世纪所有的造假老茶全拿出来填这个市场也是杯水车薪。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在07之前，假老茶，而且是那种非常低的低仿假老茶是铺天盖地的，一度有媒体报道市场上95%的老茶都是假的，这种现象注定无法长久。

第二就是这个市场需求必须由别的产品来填补，这是整个普洱茶市场传统转向名山古树的根本动因。

而随着中期茶存留逐渐增加，喝老茶传统在最近几年会有一个恢复的趋势，但藏养的问题不解决，还是成不了气候。最终要等到科学藏养普及，对老茶评估形成规范，才有可能彻底成为市场的主流，这个还需要一定时间。

2.

世纪之初的名山古树认知

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名山古树。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云南整个普洱茶的格局并不复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先是省茶司内部实行部门承包制，后来各大国营茶厂改制，原来的一些原料厂商也纷纷改制为公司，原来系统内的一些人也纷纷出来成立茶企。普洱茶这盘棋就活了。

比如1998年，澜沧县茶厂改制为澜沧古茶公司，1999年邹炳良、卢国玲创立海湾茶业（老同志），2001年黎明茶厂开始生产八角亭，2002年原来勐海茶厂的阮殿蓉创立六大茶山，还有后来董国艳、谭梅等等都纷纷自立门户，一直到2004年大益被收购，这些企业奠定了世纪之初的云南普洱茶企的格局，形成了所谓大厂传统，一直影响至今。

这些茶企受原来国营茶厂传统影响，对名山古树并没有多少意识，提到山头主要是这样一些：一个是台湾茶人大力推广的易武，以及古六大茶山，这些是当时一线的名山。在勐海来说，较早为人所知的是南糯山，班章差不多在世纪之交也在茶人内部有了名气，其他山头村寨基本无人知晓。在版纳之外，澜沧的景迈小有名气，临沧茶有名的是勐库，而且只到勐库这一级，下面村寨不为外人所知。

大家对山头的认识很模糊，无法想象后来茶的价格和山头有这么密切的联系。前面说到的这些茶厂打着山头包装的所谓山头茶，其实原料也很难说清。

就我个人在茗寿堂的品鉴，大致情况是这样。比如易昌号、顺时兴这些茶号世纪之交的茶，喝起来是老易武原料的感觉。双江勐库（也就是后来勐库戎氏）早期的茶也有明确的勐库风味。何仕华的老景迈也是景迈味。至于当时打着古六大茶山或者班章的大厂茶品，很多并没有明确的产地风格，有的应该是台地原料，品鉴价值不高。这里面性价比高一点反而是勐库的茶，尤其有些2000年前后的干仓勐库活力十足，比易昌和绿大树更惊艳，这要详细探讨涉及到工艺的问题，后面再说。这些仅代表个人观点。

这个时候对古树的认知也很模糊，更没有后来树龄满天飞的情况。在包装方面，有两个概念其实比古树更常见，这也是很大程度受台湾茶人影响。不过今天看来，这两个概念都是误解。

一个是“乔木”，严格说，这是一句废话。普洱茶都是乔木。但是邓老师当时对茶学不太懂，认为只有古树是乔木，把乔木作为好茶原料的一个特征。很多茶厂也因此把乔木印在包装。

后来随着一些专家现身解释，大家慢慢知道普洱茶都是乔木了，但是却带来另一个后果，那就是乔木这个概念的贬值，在2010年之后，乔木茶或者小乔木很多时候指的是放高的小树茶，甚至就是台地茶。实际上，小乔木在科学上可不是指的比较小的乔木，而是树形的概念，感兴趣可以看茗寿堂之前文章。

另外一个误解是野生茶。当时台湾茶人把生态环境比较好的，人为干预很少的茶园称为野生茶。这当然不是野生的，最多只能称为野放茶。真正的野生茶讨论起来比较复杂，有植物学和生态学等不同的角度，所以才会有栽培的野生茶和野生的栽培茶等复杂的概念，这些要到很晚大家才会意识到，而且直到今天大多数人还是搞不清。如果真想搞清，就花点时间读一下我之前的文章《关于野生茶，看完这篇文章，超过99%茶人。》（点击）

这就是当时的主流认知，为什么先谈认知，认知决定格局。我们说名山古树是本土原生的新传统，而并非是台湾茶人引入的观念，道理也在这里。

3.

从易武到勐海的转向，三重逻辑

前面说了，普洱茶最早复兴的名产地，就是易武。世纪之交，随着易昌号、绿大树、顺时兴、绿星星等一大批易武茶产品的出现，普洱茶产区的重心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以班章为代表的勐海茶逐渐站到舞台中央。

我们以这个为例子，来看看产区热点变幻的逻辑是什么？

除了表面的逻辑，比如勐海有好的资源之外，我们更要看到背后的三重逻辑。

第一，人才逻辑

茶的背后是什么？是人。原来老茶企出来这批人，版纳之外勐库、澜沧、保山之类的不算，主流的人才最熟悉的原料产区就是勐海。尤其是勐海茶厂这一系的人才，逐渐发展成为以勐海原料为基础的第一批私营茶企，那首选的原料来源肯定也是勐海，因为对产地熟悉嘛。

光是熟悉还不够，我们还要看市场的需求，毕竟逐渐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

第二，风味逻辑

市场导向的背后是风味的偏好。我们知道当台湾人进入易武开始吹起易武古六山这波风气的时候，很多过去老茶企的人是有点不理解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易武茶偏淡，勐海茶滋味更足，为什么要选易武茶？说不通啊？

这其实已经进入风味偏好的范畴。过去老茶企用勐海原料生产青饼供香港也没有问题，生产熟茶也没问题，为什么台湾人喜欢易武茶？当然老茶很多原料是易武的，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是随着后来更多的茶山被开发，台湾人仍然对易武情有独钟，这确实和偏好有关系。

风味偏好，看似是一个很玄妙的问题，其实也没那么复杂。我们看一个地方风味偏好：风格看历史形成的基础，品味看经济发展阶段。

什么意思，以台湾为例，前面说了，台湾所谓的茶文化，主要是两个传统，一个是闽南乌龙茶的传统，所以普洱茶刚进台湾时，品尝了宋聘之后还是要买黎山乌龙。另一个是日本清茶传统。无论哪个传统，都是重香气层次的，和重滋味汤感的香港传统有所不同。

我们后面看冰岛为什么能在价位上轻松超过班章，除了产量，更为重要的还是习惯喝花茶的北方市场和习惯喝绿茶的长三角市场被打开，人们更喜欢滋味鲜爽甜美的风味。这和早期珠三角偏爱的布朗山系的滋味雄强是有很大不同的。

这是历史形成的口味偏好，这个其实很难短时期转变的，就算你品牌很强势，能做的事也很有限，扭转不了大趋势。即便冰岛再贵，很多广东的老茶客还是更喜欢班章。

条索漂亮的老班章干茶

那经济发展阶段决定品味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主要是指品鉴的粗细。当人们还在为温饱奔忙，茶叶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农产品。经济发展了，温饱解决了，慢慢能静下来喝杯茶了，这个时候开始关注香气滋味了。再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社会交往和享受生活的需要，那就有更细致的茶文化，香气的层次，滋味的风格，汤水的细腻度饱满度等等概念才会有市场。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台湾和大陆显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易武茶重新受到重视，赢来新一波高峰，还要等到十几年后，我们的经济发展到相应的阶段。而当我们的经济发展超过当时台湾的时候，也就迎来了名山古树新的发展阶段。

这么看好像这个问题已经很明白了，不，其实背后还有第三重逻辑，这个逻辑其实比前面两层更重要，也更隐秘。如果真的懂了这个逻辑，看名山的兴起轮转，如观掌中果，有机缘了我会专门展开讲，这篇文章点到为止。

第三重逻辑：产区逻辑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我们回到茶树本身。

如果听过我茶山风水大格局讲座的茶友，可能会知道，虽然都是古树茶，所谓江内茶，也就是易武古六山茶，和江外勐宋、布朗山、格朗和这些勐海茶，有着本质的不同。

江外勐海茶，虽然也是群体种，具体说当然也有差别，甚至还有少量小叶种，但是风味相对趋于统一的风格，这也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勐海大叶种的基本印象。比如帕沙帕真和布朗山茶，树种差异没那么大，更多的是风土差异。

而江内易武和古六山茶的复杂程度要远远高于勐海茶，多次的移民，多次的树种融合，不同的养护方式，包括不同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勐腊茶山小产区林立，风味复杂多变的特点。

古六山一处茶园

这两种不同特点，你说孰优孰劣？谈不到优劣，要看谁更“得时”。

回到世纪之交，那个时代茶企需要的是打造品牌，按那个时代的逻辑，打造品牌就要有拳头产品，然后通过传统媒体进行广告宣传，这一切的前提是这个产品要有量，要有鲜明而稳定的风味。

要有量，要有相对统一的口味风格，又要和当时的经济发展阶段结合，哪个产区更有优势，一目了然。集中依托勐海在当时必然是一个大的趋势，这是勐海崛起成为普洱茶第一县的基础。而易武复杂多变的特点成为优势，还要等到移动互联时代兴起才逐渐重回巅峰。

这是背后大的逻辑，我们做茗寿堂古树茶山数据库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很多特别有趣的因果关系，我们看名山成名与价格似乎有很多偶然因素，但背后其实有其物质基础，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4.

普洱茶话语体系的构建

如果能看到这一段，应该是普洱茶的真爱粉了，既然是真爱粉，我们就再探讨一些平时看不到的，深入一点的东西。

普洱茶行业向高级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什么？这个很多人会说这个原因那个原因，都有部分的道理。在我看来最大的瓶颈是话语体系没有成功构建。

这个逻辑很简单，咱不管金融茶那些，也不管只能用来解渴的饮料，我们讨论的是像葡萄酒、威士忌或者精品咖啡那样范畴。我们如何判断一种风味的价值？一种味道是值10块钱，一千块，一万块还是十万块？谁说了算？

这个是非常玄妙的事儿，但是有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套话语体系。

有了话语体系，我们才能建立品鉴体系，才能对一种风味做出评估，这样才能有一些共识。品鉴体系决定价值体系，而这个话语体系是品鉴体系的基础。

在我看来很多吹的神乎其神的大厂中期茶，品鉴上根本就是不及格，但是不影响卖很高的价格，在会所里面成为zb神器。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能准确的评估它的价值。

你说这还不简单，咱们建一个啊。还真不简单，因为你拍脑袋想出来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认，张三有张三的说法，李四有李四的说法，咱们这片土地本来就缺乏公共空间，茶人相轻，很难达成共识。你真要看到很多人推一套体系，那很可能是微商来了，我们反而要警惕了。

我们反过来看葡萄酒，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打分体系，但是基础的话语体系是有共识的，你可能说罗伯特帕克给新世界的某款酒打分高了，但是他说的基本语汇和偏好旧世界的品酒师没有本质不同。对同样一款酒，可能不同评酒师评分不同，但是大趋势还是一致的，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但是普洱茶并没有这样的话语体系，两个人就茶气争了半天，才发现你说的茶气和他说的茶气根本就不是一个茶气，这怎么玩啊。

这种局面下，谁最得利？当然是谁最能忽悠谁最得利啊。反正你也不知道樟香、烟香、药香是什么，这些味道是好是坏？是高级还是低级？还不是我随便说。

邓老师的《普洱茶》那么多人批评，商业动机明显，历史信息错乱，也没有多少科学性可言。这些我都知道，但我认为目前为止还算是普洱茶的第一书，因为书中总结的那套并不完善的话语体系，至今仍然深刻的影响着普洱茶的品鉴啊。

很多人看不到，这背后才是惊天的关捩所在，一种味道的价值谁来确定？这才是行业的本质。能玩到这个层面才算是真正的高人。无论是你直播间炸福利卖出天量，坐庄玩金融茶轻松收割，不管你赚多少个亿，和这比起来还是太low了。

在这篇文章里提到这个问题，是想说，普洱茶新世纪兴起的时间，面临传播媒介和传播方式的剧烈变化，没有足够的时间沉淀出这套话语体系。

我们知道在新世纪的头几年，大家交流的公共空间是一个称为论坛或者BBS的平台。这对于普洱茶行业形成一些基础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时上网的人数总体不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能进行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这些其实是非常好的条件，也是现在不具备的条件。

当时的三醉斋，茶语清心等等论坛，虽然争论激烈，但争论其实是不怕的，如果大家都是真诚的，即使最后达不成共识，至少对问题逐渐深入还是有好处的。

怕的不是争，怕的是假。

现在你让我看某博热门，就跟看看某宝买家评论一样，非常好笑，好一点的人工智能写答案都比这些评论有意义。中国的公共空间大抵如此，现在某音慢慢也有这种趋势了。可能有的人很满意，觉得这种公共空间很稳定很好管，其实社会的信任成本非常高，背后蕴藏着很大问题，我们不去展开。

随着公共空间不断被挤压，随着更多的私心，更多的水军进入论坛，也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这些普洱茶公共讨论空间逐渐沉寂，普洱茶也错过了一些重要共识的形成。

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些论坛把所有普洱茶的问题都讨论完了，这当然不至于，在我看来很多重要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即便到现在都还没有提出和讨论，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怎么可能都讨论完了呢？但是讨论的平台没有了倒是真的，这才是最大的遗憾。

再加上后来古树茶品牌本身就十分分散，各自为战，各个品牌的粉丝茶友之间，缺乏足够的交流，大多停留在商业概念层面，对品鉴的一些本质性问题很少能深入。

这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也是名山古树没法复制葡萄酒精品咖啡路径的重要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在话语体系方面，普洱茶一直缺少扎实的基础。但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后面我们会看到时代赋予另一条路径的可能。

有时还是会怀念那个比较纯真的时代，意气风发的少年，可以依靠头脑和双手，挑战所有的权威，只为求得一个真相。不过商业大潮如此汹涌，人们的目的不再单纯，曾经的屠龙少年，发现自己渐渐满身鳞甲，一个时代落幕已无可挽留……

5.

被误解的普洱茶泡沫——表象

稍微了解一点普洱茶的老茶友都听说过2007年的普洱茶泡沫，但其实这里面有很多误解，至今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彻底澄清。今天我们借这个机会来做一个深入的梳理。

这个问题如果不澄清，几乎一样的错误会不断上演。如果真正理解了普洱茶的泡沫，就会对名山古树的兴起，以及现在整个普洱茶行业的格局一目了然。看似完全不同的企业和经营理念，如果我们一点点的溯源，都会在那一年相遇。

关于普洱茶泡沫的过程，我们要想真正理解，要避免两种肤浅的思维。

一种是以某主流媒体为代表的，完全依照自己的想象，不去了解具体的市场、背后资金流向和商业逻辑，当成简单的炒作牟利最终泡沫破灭的故事。可以说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反面教材。

这种不去了解真相，纯靠想象编故事的报道导致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该媒体在07年过后，几乎每两年都说一遍普洱茶泡沫的故事，都说即将破灭。而名山古树却一路上涨，翻了十倍至几十倍，把脸打的越肿越高。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话：“某视一说茶，普洱就发笑。”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些报道是否别有目的。换句话说，操守和智商至少有一个不在线。

还有一种是网上流行的阴谋论，说这些泡沫完全由幕后黑手操纵的。阴谋论说出了部分的事实，早期市场的快速拉升的确很大程度是由庄家操纵的。但这只是开始的动因，后面的发展就不能简单的用阴谋论来概括了，那会错过最精彩的部分。当我们看清整个时代大潮，才会发现，所谓的庄家也只不过是其中几朵浪花而已。

这些目前大家看到的分析，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普洱茶市场其实是需要细分的。就普洱茶泡沫破灭这个事件来说，我们需要分成三个不同的市场：

老茶

新茶通货（大厂和小厂）

古树茶（名山和非名山）

我们先从一个一般群众的视角，来看新世纪最初这几年普洱茶市场的基本状况是怎样的？都发生了哪些大事？然后我们再看这背后，三个市场究竟是如何运作的，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又有哪些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

时间回到世纪之初，普洱茶肯定是当时风头最劲，争议最大，发展最快，市场也是最混乱的茶。

第一个特点是——“乱”

混乱到什么程度？缺乏产品标准，也没有后来的QS认证，老百姓缺乏基本认知，完全不辨真假，有的媒体说，当时市场上的普洱茶95%是假的（这篇报道说的是北京马连道，各地其实差不多）。假老茶，假品牌茶满天飞。如果我们看现在存留下来的大量老茶，比如某宝上随处可见两百元就可以买到的99易昌，这个说法可能还真不算太夸张。

当然这个是一个行业发展初期正常的现象，标准可以慢慢建。03年《普洱茶云南省地方标准》（DB53/T10-2003）是普洱茶的第一个地方标准，06年云南省地方标准《普洱茶》（DB53/103-2006）和《普洱茶综合标准》（DB53/T171-173-2006）真正区分了生茶和熟茶。直到08年《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GB/T22111-2008）颁布，普洱茶的标准才算正式确立下来，并沿用至今。

第二特点是——“火”

关于普洱茶的热点事件和拍卖层出不穷。当然离不开资本背后推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

比较重要的拍卖包括但不限于：

2002年广州茶博会，茶王宫廷普洱茶（古普洱茶业）100克拍了16万元（当时的人是真敢玩啊，这个是有背景的）

2004年鲁迅许广平旧藏普洱茶膏3克拍至1.2万。（这个说是来自周海婴，剩余的被捐给故宫博物院，有朋友质疑其真伪，其实涉及到清代茶膏工艺与现代的不同，如果感兴趣可以找时间讨论）

2005年广州茶博会，德利茶业50克陈年普洱被拍至13.8万，兴海茶厂班章熟饼8.8万（这个拍的也很直白）。

2005年马帮进京，张国立捐的一桶茶拍了160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是慈善拍卖，捐给希望工程的）

2006年昆明普洱茶博会，澜沧古茶宫廷散茶100克22万（这个是澜沧古茶0085原料堆筛的宫廷）。

2007年深圳茶博会，凤庆锦绣茶祖499克拍了40万（从此以后茶组开启了隔几年拍一次的模式，每次成交价上涨幅度精确吻合国家GDP上涨幅度，还是茶祖给力。）

这些拍卖具体怎么操作就不说了，但是制造热点话题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老百姓街谈巷议的氛围是到了，都知道普洱茶值钱，这就够了。

这里面有几件事值得单独说说，一个是05年的马帮进京，43位赶马人和120匹骡马组成的“马帮”从普洱县（今宁洱）出发，经过80多个县（市）行程4000多公里，于10月9日到达北京。这个今天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的活动，当时的影响力是非凡的，相当于现在连续多天霸榜热搜级别的营销事件。多年后当我和当事人聊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们还是充满自豪。

后来其他地区、其他单位也都把马帮搞起来了，包括大益的“大益天下”等等。而且目的地也不限于北京，全国各地都走起来，掀起一波马帮普洱热潮。甚至直接杀到福建，风头太猛，把主场的乌龙茶都打的措手不及。

所谓人红是非多，就在马帮还在路上的2005年七月，猪圈发酵普洱茶的报道新鲜出炉，给普洱茶热铺了一盆冷水。这个报道本身疑点很多，用猪圈也毫无必要，但是传播开来还是让普洱茶市场出现了短暂的危机。当然这个报道虽然吸引眼球，却没抓住要害，真正的要害是普洱茶造假的产业链。不管怎样，政府和媒体紧急公关，澄清真相，普洱茶继续高歌猛进。，

后面还有什么哥德堡号带普洱茶环游世界，故宫贡茶回乡等等活动，总而言之，用那个时候的话说，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第三个特点是——“热”

这里指的是大量公共资源和媒体资源的倾斜。

一件标志性的大事，就是思茅市改名为普洱市。要说这件事儿的源头还是在普洱茶文化学者黄桂枢这儿，很多人不知道老爷子早在2001年就给领导提出更名的建议。但当时兹事体大，轻易大家也不敢动这个念想。后来随着普洱茶越来越火、05年某著名的新市长上任，这件事在2005年的两会就报上去了。最终在2007年4月8日正式更名成功。

更名这件事怎么说呢？从历史来说，当然也有根据，不能算是捕风捉影。改名字确实给普洱市在普洱茶领域带来极大的先机，当时的风头压过版纳，临沧、保山更不用说了。但市场这个东西自有其底层逻辑。虽然在政府、学者、媒体各个方面，普洱市的天团当时都是碾压式的存在，但是无论在名山古树还是企业品牌的发展方面，普洱市后面都有些乏力，天、地、人、时自有道理，这个有时间再和大家分享。

媒体资源投放也是巨量的。央视的专题就做了好几个。

在《疯狂的普洱茶》专题报道中，主持人的开场白说：如果有人问2006年什么饮料最火爆，我想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会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普洱茶。

纸媒不多说了，我们简单看一个图。

请注意，这只是部分报纸在07年上半年的宣传。你要是做媒体的，不和人聊聊普洱茶，给人感觉太不专业了。《三联xw周刊》在2006年也出了一期“茶叶极限”专刊，虽然捎带着说了说龙井铁观音，但明眼人知道，还是冲着普洱茶来的。

在2005年2月，《云南普洱茶》杂志出版发行（春夏秋冬那本），2006年8月，《普洱》杂志正式创刊（原来是《思茅文艺》），由思茅市政府主管，市文联主办。后者渐渐成为普洱茶领域最为专业的纸媒，直到今日还在发挥其影响力。而台湾的《普洱壶艺》随着老茶市场的萎缩，在大陆市场的影响则渐渐下滑，现在已少有人知。

最后再简单看一下一般人看到的普洱茶泡沫的崩盘是怎么一回事。

前些年逐步攀升姑且不论，在2007年的春茶季，茶价上涨的幅度和速度都达到惊人的地步。比如标杆茶下关甲级陀，原来是每公斤几十元，在春节过后就是百元起步，4月初涨到300元，4月中旬达到高点接近400元，然后在4月底转头向下，不断下探，五月六月一直跌去80%才稳住。大益7542的幅度没那么大，也被腰斩。

这就是当时一般人眼中看到的普洱茶泡沫，接下来我们来说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6.

被误解的普洱茶泡沫——真相

首先我们来看，是不是真的有庄家操纵，从早期来看，答案是肯定的。这个证据非常多，我们后面慢慢会提到。简单的说一点，在此之前，台湾已经有过两次类似的炒作和崩盘过程。分别是1993年的紫砂壶崩盘和2000年前后的普洱茶崩盘。都经历过两次了，套路清晰，经验丰富，这些人会没有想法？

实际上，世纪之交，台港资金进入云南，都是带着想法来的。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有一些茶人还是怀着复兴普洱茶的美好愿望进入的，这个也不矛盾。这些人一开始主要的思路是复制台湾模式，就是炒老茶。

具体操作的路径是怎样的呢？

首先认知还是第一位的：灌输普洱茶是老的好，新茶需要存很多年才能喝。我们前面说了，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存新茶，喝老茶”，第二种“存新茶，喝熟茶，品老茶”，第二种说法更是把老茶推向一个更高层面，是茶中的奢侈品。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以当时的认知，新茶至少要放十几年才能喝，这固然会进一步推高老茶的稀缺性，短期内没有竞争。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周期拉的太长，不利于行业的发展。如果这个认知不能调整，那后面就会步入死局。名山古树也正是从这个地方破局的。

第二点就是对老茶进行系统性的扫货，为什么说是系统性的，当时派到南各地收老茶库存是有团队和分工的。由于云南本身这部分库存也不算大，价格便宜，实际上没有年份太久的，只要年份早一点的都尽量收，06年之前老茶就可以达到基本控盘。新茶背后的资本和操作路径要复杂一些，后面再说。

还记得前面说的陈国义办茶艺乐园，一直负债经营压力山大吗？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5年2月，一个神秘的电话打给他：“陈先生，听说你的仓库有一批生普，卖不卖啊？”陈国义激动不已：“卖，卖啊，你快来看吧。”

这说明什么，说明老茶扫货已经进入后期接近收尾。因为香港存期十几年的7542成本相对于前几年他们在云南的收货价高得多，陈国义从200元一直卖到250元，最后基本清盘。扫货承受这个成本，意味着要有高得多的追求。

当然这也说明陈老师是真正的做茶人而非操盘者，因为他本来就是凭着一腔热情从别的行业半路杀进来的，和原来圈子里的人并不熟（要熟就没有88青了）。

每一个行业都有面子，有里子。面子看似风光，却也容易招口舌是非，还不一定赚钱；里子不为外人所知，却是真正的主导者。为了做茶，能付出那么多，承受那么大压力，不管怎么说陈老师是值得做茶人尊敬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还得引入一篇奇葩的论文：《普洱茶市的逼仓机理分析》，很难想象这居然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作为一篇论文，此文学术水平差强人意，但是对普洱茶泡沫的分析，足以吊打各类主流媒体的报道，是目前看到最靠谱的一篇文章。

我们借用一下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个图表

我们可以看到，画红圈的2005年初，正是处于吸筹的后期，后面进入了快速上升的通道。当然这个图表里面的7542不是针对老茶，但是也可以说明当时整个市场的资金动向，到了后期老茶和新茶出现了联动。

如果单纯看老茶这个细分市场，还是比较简单的套路操作，吸筹，拉高，出货，一目了然。

但是当时的人并没有理解，大陆是多大的一个市场，那些年又是多快的一个经济发展速度，更看不到后面08年金融危机，4万亿救市等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对真正有价值的老茶来说，换成钱可能反而是最不值钱的选择。

所以当时卖掉老茶的人只是以套路牟小利，和未来比，都还只是山脚下就离场了，战术上小胜，战略上大败，说不后悔那是假的。

这部分资金对老茶的操作，对市场主要是启蒙作用，更多资金的主战场是在品牌新茶。新茶的操作则是和经销商体系密切相关的。具体怎么操作，大家可以直接去问大E的一级二级代理，如果被人轰出来，你可以去看前面那篇《普洱茶市的逼仓机理分析》。

简单说，某品牌一级二级代理在这次风波中，都能全身而退，真正把货砸在手里的都是零售商和散户。甚至有的高级代理反而是因为这场泡沫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来利用手中的资金和这次炒茶的经验去另开一片堂口，以至于后来有的品牌，不管怎么宣传，你提鼻子一闻，就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对于茶厂来说，是福是祸完全看经营者关键时刻的决策。一般来说，只要代理体系设计合理，其实风险是可以早就通过代理保证金和提前布局分散掉的。大E07年初一级代理（全国46家）的保证金3000万，一级代理风险大吗？也不大，可以通过二级代理分散，所以这个风险是逐级分散同时逐级递增的，越到末端，风险才越大。市场好的时候，这些代理是不用投入实际资金，拿张包装纸就能向下线收预付款的。

出问题的茶企，主要是在2007年春茶原料暴涨的时候，没看清局势，高价抢着囤积原料造成的。

那个时候茶山的原料暴涨，收还是不收？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你按照过去的思路，做产品的没有原料怎么行，以为反正做好产品能卖高价，咬着牙集资贷款也要收，那你不死也要脱层皮。下关元气大伤，滇红资金链差点断裂，倒下的小厂更是不计其数，我前些年在有的茶山，还能看到当年某大企业因为还不了茶农和料头的账抵在茶山的大量货品。

人和人真的大不一样，我们还是看大E，非但没有伤到分毫，反而一下子容光焕发了。第二年（2008年）就5000万拍下央视黄金广告位，又加大投入建北京大益茶文化中心，增加很多直营店，活动一个接一个搞的风生水起。你说为什么？据吴老板自己说是因为前两年收料比较多，07年看原料价格高，就基本不收了。

你说先知先觉也好，玩金融的有这个敏感性也罢，反正事实摆在那里，你们自己分析。就像《教父》里说的：

“花一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

直到今天，放眼望去，明白人还是寥若晨星，韭菜依旧茁壮，割与不割，不过是游戏而已。

实际上所谓普洱茶泡沫的崩盘来得如此迅猛，和当时的一个事件有很大关系。

在2006年3月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重新取得了“中茶”商标的使用权，有效期一年（至2007年2月28日）。已经十年没生产过“中茶”了，作为毫无疑问的普洱茶第一商标，现在让用一年，那还不用到极致。“中茶”开始以50元每公斤将批号分字头卖断，换句话说，甭管你什么茶，给钱就可以合理合法的用中茶商标。据说这一年生茶出了2万吨“中茶”，这还不算假冒的，问题已经那么乱了，消费者怎么知道你是贴牌还是假冒的。

这还了得，其他茶企正一点点打窝，准备放长线钓大鱼，你直接往水里扔个炸弹，这还怎么玩，不跑等什么？如果你事先知道这个消息，就应该在07年春茶之前逐步清仓了，如果等到这2万吨都已经入市，再跑就有点晚了，如果这个时候还加仓收原料，那就真的帮不到你了。

7.

被误解的普洱茶泡沫——特别的名山古树

最后再看名山古树市场，前面说了，世纪之初，大家都名山古树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到了0506年的时候，大家逐渐清晰，有些地方的古树确实与众不同，有限的几个小有名气的名山原料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到了07年，受原材料紧缺影响，这个上涨又有一个大幅的加速。

我们来看一个图表，这个是这几年名山古树的原料价格，由《普洱》杂志2007年4月，《重点茶区原料价格走势分析》数据整理而成。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是4月初的信息，到了4月下旬，很多茶山价格都会有变动，尤其是像班章这种热点茶山，4月下旬已经破千了。

这差不多涵盖了当时主流认知的所有名山。其实这张表可说的东西很多。我们选几个点来看，带给我们什么有意思的信息。

除了07年的班章之外，当时最高价是景迈山。景迈山是古茶山中非常特别的存在，成名早，资源好，产量够，位置佳，政府支持力度也大，但是这么多年离一线名山却越来越远，直到今年核心产区古树原料还没破千（大货价格），可以说是所有茶山中涨幅最小的，也真是令人唏嘘。背后涉及到名山古树的某些商业本质，以后有机会再做详细分析。

当时的冰岛籍籍无名，是和镇康的马鞍山放在一起说的，价格也基本一样。冰岛真正起飞还是从08、09开始。而今天马鞍山完全不能和冰岛同日而语。

我们虽然是分析古树，但是一个地方台地茶的价格也很有参考意义，当一个地方的台地茶价格比其他地方高很多，实际上说明这个地方的古树茶处于卖家强势的市场，对台地茶拉动效应明显。从这个角度说，当时最热门的产区就是易武和班章，为什么会这样，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景迈尽管大树茶价格较高，但并非卖方市场。

最有意思的当然还是班章，在05年06年甚至出现了春茶和秋茶价格倒挂的情况，这当然不是说秋茶更好，而是因为原料价格上涨幅度过快，已经大幅超过春秋茶本身的差价。

这里面07年班章的古树价其实只是春茶季开始时的价格，到了中期已经接近一千，后面已经破千，但是成交量大幅下滑。

我们今天再看这些价格，都觉得是地板价，可以闭眼入了，尤其是冰岛，简直跟不要钱似的。但是在当时，人们无法对未来市场预估，所以普遍认为上涨过快，当大厂茶崩盘的时候，也把这些名山带蒙了，由争抢原料变为有价无市，大家不敢出手收原料。

从当时班章的升值幅度来看，肯定也是有资金进入，用类似老茶和大厂茶的思路来拉高，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名山古树和前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怎样不同，我们后面慢慢展开。

茶，只是一片树叶，但又是一片神奇的树叶，几元钱可能很贵，几万元可能很便宜，它的价值是什么？并不是你觉得高，或者你觉得低，而是自有规律。这里面有品牌价值，有风味价值，也有金融价值。每种价值的背后各有其逻辑。

在普洱茶快速升值，某些主流媒体鼓吹所谓“泡沫论”的同时，也有一些冷静的声音在探讨普洱茶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在一次会议上，阮殿蓉感慨到：“香港市场上普洱茶和铁观音乌龙茶价格差不多，在2004年国内市场上这些茶比普洱茶贵十倍。”普洱茶刚刚上涨了一点就是泡沫吗？其实最主要还是前些年普洱茶的价格太低了。

即便在剧烈升值之后，所有名山中最贵的班章，也不过千元左右一公斤（云南习惯用公斤，相当于500元一斤），冰岛不过才几十元一斤。都说古树资源多么宝贵，生态多么好，内涵秒杀一切，又动用了那么多媒体资源，有了那么大的社会关注度，最顶级的古树才几十元到几百元一斤，和内地其他名茶根本没法比，你管这叫泡沫？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市场细分的概念还不太清晰。名山古树和台地茶是两个不同的市场，有着不同的规律，当时这个分野只是初见端倪，十几年后看则天差地别：二三十的台地茶价格基本没变，几十元的古树已经几千几万了。

我们还是看《普洱茶市的逼仓机理分析》中的一个图表

对比前面7542的图就会明白。和长期陷入低迷的大厂茶不同，班章第二年（2008）就稳稳站住一千，之后更是一年一个价。可以说在之后十来年的时间，每年看之前的价格都是便宜的。

8.

被误解的普洱茶泡沫——遗产

所谓普洱茶的泡沫，最重要的影响就是让普洱茶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分野。从此之后，老茶逐渐销声匿迹，只在小圈子里流转；大厂茶一部分继续大众日常茶操劳的宿命，一部分步入风尘转为金融茶；而名山古树则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牢牢站在价格和茶文化的高点，不断书写着新的传奇。

当年那些猛然剧增无法消化的产能则经历多年转化为中期茶。

量变是会引发质变的。作为一个小散，如果当年你只是听着忽悠，把房子首付的钱换成了普洱茶，估计到你孙子那辈也喝不完，那么你是令人同情的韭菜。

如果你是个糊涂茶商，在当年的高位收了几吨普洱茶，那你可以算是一个接盘侠，可以找机会编个故事把你当年的侠义变现。

而如果你实力足够，无论是出于爱好还是被普洱茶的叠码仔忽悠，收了上千吨的普洱茶，而又不着急变现，那不用怀疑，你就是人人敬仰的大藏家。

这部分的市场需要在品鉴体系和藏养体系逐渐成熟后才能真正整合资源，体现其价值，现在总体还在蛰伏当中。

不知算是遗产还是负担，这一波的普洱茶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模塑了茶人和茶企的思维模式，让普洱茶成为一种非常特别的产品。

记得一位做地产的老大哥跟我说过，错误的成功比失败更让人无奈。如果你发现了一条捷径，根本不用考虑产品质量，更不需要研究我前面说的品鉴体系和藏养体系，只要用最简单的套路，就可以轻易成功。你会怎样选择？

这一波的泡沫和随后原料价格的不断上涨，让一些人完成了原始积累。有的人从此踏上不归路，既然这个玩法被证明有效，那何不玩到极致。

绝不是只有某大厂玩的是金融茶，实际上有非常多的茶企或多或少都用了这种套路，只不过玩的或高或低，或好或差而已。这几乎成了普洱茶企快速成功的基本逻辑。

哪怕是后来名山古树风头越来越盛，很多打着古树旗号的茶企，也脱离不了这种原始的基因，换汤不换药，只不过把过去大厂的品牌换成名山的品牌而已。

这些企业的成功，对行业来说，可能并非幸事。

从商业模式来说，缺少足够的动力升级。

从产品来说，无论工艺、藏养，还是工艺与藏养之间的结合，这些方面提升都非常有限，研究也长期滞后于实践。

从行业发展来说，脱离了茶作为饮品的本质，以品鉴为目的的普洱茶收藏长期停滞不前，既没有成为类似葡萄酒的成熟市场，也没有走出独特的发展模式。

从市场培育的角度，把消费者搞得晕头转向，不知道什么是好茶，也搞不清名山茶究竟是什么味道。后来市场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和那个时代遗留的观念有关。

从积极的方面说，经过这一轮的起落，普洱茶的确快速破圈，让大家耳熟能详。虽然浙江人评茶叶品牌价值西湖龙井第一，普洱茶第二。你随便刷刷某音，看看某宝，再和各个茶人聊聊，普洱茶在综合影响力方面毫无疑问是第一，而且没有同级别的对手。有了这样的基础，才可能有后面名山林立，大家如数家珍的局面出现。

另一点积极的方面，可能就是让一部分普洱茶人快速积累了一定资金。和当时媒体的理解不同，所谓普洱茶泡沫，其实本质不是崩盘，而是快速升值。因为普洱茶市场当时总体还是处于快速上升通道，尤其是头部的茶商，如果头脑清醒的是可以有几十倍的收益的，一般的也会有几倍的收益，只有进入很晚的散户才有损失，这个损失也会被时间慢慢消化。

这部分积累的资金，如果是真爱茶人掌控，后来很大程度投入到名山古树的领域，助推了名山古树的快速升值。

9.

市场分野和第一批古树茶企

普洱茶泡沫破裂带来的市场冷静期，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普洱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即便没有成熟的品鉴体系，即便市场如此混乱，即便贪欲让有些爱茶人深陷泥潭，即便当时对工艺藏养认知也很有限，但只要你喝到真正的顶级古树，哪怕只是新茶，你一定会被古树茶的底蕴深深打动。明白这是和其他普洱茶，甚至和所有其他茶类都如此不同的存在。

很多人喝到了，喝懂了，看到了未来。

所谓的普洱茶泡沫让行业内部洗牌的同时，的确也让一部分人完成了资本和行业知识的初步积累。无论之前资金来源如何，一部分茶商意识到大厂茶的思路非己所长，同时看好古树茶的未来，开始着手建立以古树资源为基础的茶企，并试图进一步控制茶山资源。

除了部分云南本土的茶企，绝大部分关注古树的新茶企都是广东人创立的，这些茶企原料来源基本集中在勐海和易武。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比较知名的版纳地区和古树相关的品牌大都是在这个时间点前后由广东茶人创立的，这是一长串的名字，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并不夸张的说，广东茶人和广东茶客奠定了名山古树的最初格局，并持续的影响着整个名山古树的格市场局。

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陈升号大量收购老班章库存并在当地建初制所，同时签订了原料承包协议。这一模式在当时来看是双赢的，充分发挥茶山和茶企的优势，把老班章的品牌价值不断推向新的高峰。但是也存在一些系统性的局限，而且是古树茶企普遍性的问题，这个我们下文再详细分析。

除了广东处于经济发展的前沿，当地相当一部分茶商已完成初步资本积累之外，广东的普洱茶品鉴文化也已经初具雏形。这个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只有相当一部分人意识到古树茶是好茶，一系列的投入才有可能。

我们这里说的品鉴文化，是基于普洱古树生茶的新茶或者短存期茶而发生的品鉴文化，这和老茶的品鉴截然不同，也和大厂茶差异很大。是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新传统，这个我们后面再详细剖析。

普洱茶在经历迷茫中的困顿之后，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

尽管普洱茶有着所有茶类中最古老的历史（唐代《蛮书》），却又有着所有茶类中最年青的活力。

和那些早已成型的茶类不同，这是一个由茶友、茶商和藏家共同构建的新传统。

是一群真正被茶吸引，为茶痴迷的爱茶人不断开发，不断升级，不断创造奇迹的新领域。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对这一切充满好奇，那么：

欢迎来到古树茶的新世界！

下期预告：

在下一期，我将会随着名山古树狂飙突进的十几年历程，深入剖析名山古树市场的真正独特之处，为什么我会认为古树茶是中国茶文化的正脉所在，这个新传统现在面临怎样的巨大挑战，希望和出路又在哪里。

参考文献太多就不列了，毕竟不是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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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紧压成型，七子一组的形式，除表面与空气接触少量以外，普洱茶内部基本都是缺氧状态，不仅有利于运输和保存，更为普洱茶越陈越香所必须的厌氧发酵，提供了绝佳的环境。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普洱茶的条索，茶汤，叶底，香气，口感都在逐渐发生变化，探寻这五个方面的奥秘，我们就可以知道普洱茶的越陈越香改变了什么。

条索的变化

在之前的专题文章中，陆离论述过普洱茶为什么是真正的固态发酵，因此即使没有冲泡品饮，我们从外观上就能大致观察出一饼茶的陈化年份。

刚出厂的普洱生茶，茶饼色泽大多为灰绿或灰白，这是初制环节阶段，茶叶中的叶绿素在多酚氧化酶作用下产生水解导致的，也是正统晒青工艺的证明。

有些没入门的茶友，可能在网上买过那种价格便宜，茶饼墨绿或翠绿的“老班章”新茶，这种茶看似条索好看，实则为绿茶的烘青工艺，借助高温保留叶绿素，并杀灭了茶叶中的“酶”摧毁，使其无法越陈越香，因而不能称为普洱茶。

使用正确工艺做出的紧压型普洱茶，包括饼、沱、砖等，其刚制成的色泽都应是的灰绿色，随着陈放时间的增加，色泽才会逐渐发展转变，大致呈现为：灰绿色→灰青色→浅灰红色→浅红色→褐色→深褐色。

干仓环境下，普洱茶的外观想达成深褐色，大约需要50年以上的陈化，此后继续陈化至上百年乃至更久，也会一直处于深褐色，不再会有大的变化。

需要提醒的是，普洱茶仓储环境差异对普洱茶陈化影响极大，如广东仓就比云南仓转化快许多，因此以上时间只是大致估量，具体茶品应具体分析。

汤色的变化

从冲泡后的汤色去感受普洱茶的越陈越香，也是把握陈期的方式之一，不同陈期的普洱茶汤色的差异，本质上是茶叶色素在不同周期的演变结果，大致呈现为：杏黄明亮→浅黄色→黄色→金黄色→橘黄→玫瑰红→红褐色→褐色→葡萄酒红→宝石红。

干仓环境下，普洱茶的茶汤想呈现出迷人的宝石红，同样需要50年以上的陈化，此外汤色体现出的色素演变比茶饼更多，这是一系列化学反应的结果。

在初制时的有氧发酵阶段，毛茶中含有的儿茶素比重多达30％，当茶叶的液泡在揉捻破裂时，这些儿茶素会在多酚氧化酶和过氧化物酶作用下迅速氧化，产生两种色素基团。

其中多酚氧化酶主要作用于儿茶素，产生茶黄素，而过氧化物酶则在酶促氧化的作用下产生茶红素。

在陈化时的厌氧发酵阶段，普洱茶的色素会进一步演变，以前普洱茶式微，茶学界就根据红茶的发酵模型研究，认为茶色素的演化“路径”为：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

这里提到的茶红素，是一类异质的酸性酚性色素的总称，在普洱茶、红茶中含量丰富，初步研究表明茶红素具有清除DPPH自由基的作用，被认为是茶叶中价值最大的营养物质之一。

但茶红素的性质极不稳定，非常容易转化成茶褐素，目前还没有建立检测茶红素的方法，更没有对应的标准，这也是科研界未来要重点攻克的普洱茶重大单体物质之一。

话说回来，茶褐素的出现，意味着红茶的色素演化已经结束，再往下就是茶叶霉变，这也是以前部分江浙专家声讨普洱茶不存在越陈越香的所谓依据之一。

实际上，茶红素不仅在红茶中有所体现，还广泛存在于普洱茶中，而红茶的的茶红素生成机理，与普洱茶又是完全不同的，下面陆离简单为茶友们介绍具体机理：

在色素演变的前半段过程中，普洱茶与红茶大致相同，重点是后半段的差异，与红茶的直接转化不同，普洱茶中的茶红素经过了一个“折回演化”的过程。

在汤色变化上，这一变化更加明显。在陈放初期，普洱茶中的茶黄素居多，汤色表现为桔黄，当陈放一段时间后，茶红素的出现会使汤色变化为桔红色。

普洱茶进一步转化时，茶红素便占据了上风，汤色也变为暗红色，而当普洱茶转化到了某个临界点，茶汤的通透度和红亮度反而会逐渐提高，变幻得红亮剔透。

导致以上汤色变化的色素演化，可以总结为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红素，这个过程的重点，在于后半段时，茶褐素经氧化作用，再次析出茶红素。

叶底的变化

不同陈期的普洱茶，叶底色泽变化与条索相似，刚出厂时都是墨绿色，待陈化20年以上后，则逐渐转化成暗红色，50年陈期以上时则是褐色。

需要说明的是，有的茶友认为普洱茶陈期越长，叶底的活性会越差，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干仓环境，仓储存放的普洱茶，哪怕已有50年陈期，条索都是肥厚，完整，富有弹性的。

而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那些陈期已达70年以上的老茶，条索依然完整而富有弹性，唯独肥厚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较薄的叶片，乃至近似“蝉翼”般的半透明现象。

这就涉及到普洱茶厌氧发酵的特殊性了，绿茶是不发酵茶，后续演化是霉变过程；乌龙茶是轻发酵茶，后续演化为木质化过程；红茶是全发酵茶，它的后续演变为碳化过程，而普洱茶是先有氧发酵再厌氧发酵，后续演化为“膏化”过程。

“膏化”，可以说是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终极产物，在数十年的厌氧发酵中，普洱茶的茶多酚迅速减少，但这不是氧化作用导致的衰减，而是伴随有缩合反应的降解。

在这个过程中，微生物及酶类物质的催化作用会将大量的茶多酚类物质降解与转化，并合成大量新的次级代谢产物，普洱老茶的特殊风味物质和营养价值正来源于此。

换句话说，达到“膏化”状态的普洱老茶，其叶片内的有益成分基本都以转化为水溶物质，并随着冲泡融入到茶汤中，为人体所吸收和感受，这也是很多“号级茶”与“印级茶”都尤其耐泡，且茶汤红浓明亮的原因。

香气的变化

普洱茶的香型变化万千，但归根结底，主要都是芳樟醇（linalool)及其氧化物组成的，芳樟醇又名沉香醇，以葡萄糖苷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各地茶树中，其中云南大叶种含量最高。

采摘后的茶青，葡萄苷酶会迅速水解，芳樟醇转为游离态形式存在，此时晒青毛茶内含的芳樟醇主要呈现出兰花香，直到后陈化环节，这些芳樟醇物质才会发生多种变化。

业界曾对不同年份普洱茶进行芳香类物质检测，结果发现了很多甲氧基苯类物质，经研究的得知，这些物质是受到了微生物转移甲氧基阳作用，由芳樟醇及其氧化物和乙-甲氧基-4-乙基苯转化而来，是普洱茶微生物发酵和氧化的结果。

也就是说，普洱茶的各种香气，都来自于生物酶降解而产生的芳香类物质。与之相比，绿茶与乌龙茶的香气很多都来自于高温提香，与普洱茶正好相反。

普洱茶香型来源的特殊性在于微生物→酶→脂→芳香类物质，即先由微生物产酶，再由酶产脂类物质，脂又产芳香类物质的，全程常温，这就为普洱茶的香型带来了无尽的可能。

刚出厂的普洱生茶，香型多为荷香、兰香；陈放到一定年限后，则会逐渐转化为栗香戓木香；再放置一定年份则有较浓郁的枣香或果糖香；转化到位时会出现若隐若现的药香。

当然，不同的原料与地域仓储，都会影响普洱茶香型的转化，因此这里没有给出具体的香气类型和转化时间表，普洱茶的香型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目前还缺乏化学分析和研究成果，日后陆离也会持续关注这一领域。

口感的变化

当条索，汤色，叶底，香气的变化都被论述后，剩下的口感变化则相对难以捉摸，普洱茶是出了名的“千人千味”，个体的口感差异也很难上升到对这款茶的整体评价上，这也是经常出现同款茶品评价不一的原因。

不过公认的一点是，不同陈期的普洱茶，口感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老茶客甚至能通过盲品大致判断茶品的年份，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入手，总结普洱茶在不同陈期的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苦涩的转化，陈期短的普洱茶，口感上大多能感受到一种苦涩，但只要原料，工艺，存放良好，随着陈期的增加，这种苦涩都逐渐会转化为柔顺与滑感。

很多70年陈以上的普洱老茶，苦涩全退，取而代之的是明显的滑感和厚重感，这种口感是微生物和酶促反应下，儿茶素等苦味物质的转化，和果胶类物质大幅提高。

其次是滋味的融合，很多陈期短的新茶，大量“硬物质”还没有被降解与转化，会出现杂味重，口感不协调的现象，给人不愉悦的品饮体验。

这是普洱茶“未成熟"的表现，也是发酵食品共有的问题，像新制的白酒口感辛辣，就是因为酒液中含有很多未被分解的杂醇，需要多年陈化才能变得幽雅细腻、醇厚丰满。

比如茅台酒为克服这一问题，会先将新蒸馏出的酒液入库贮存４年以上，再和贮存40年、30年、20年、10年、8年、5年的陈年酒体混合勾兑，以达成较好的口感。

而普洱茶则不需要勾兑，但需要漫长的陈化，才能将这些性质各异的“杂气”融会贯通，并向一个特定的方向转化，其最终的产物就是褐色的条索与叶底，深栗色，泛油光的茶汤，似当归又似人参的郁郁药香，以及温润爽甜，顺滑厚重的口感。

待到陈化满九八，普洱茶香冠群茶。这就是普洱茶的越陈越香，一种将发酵利用到极致的古法，一种可与岁月抗衡的伟大力量。

来源：陆离茶寮，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刘志扬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影响中国边疆历史。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商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里，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可以说，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交往、交流的历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关键词

边茶 中华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

正文

边茶，顾名思义，即为专门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茶叶。其原料、制作工艺、包装和运输方式等有别于销往内地的腹茶。边茶为黑茶类，中国的黑茶主要是老叶茶，一般为一叶三芽到五芽，并掺杂茶树梗，经过特殊加工过程(如渥堆工艺等)，专门供应北方、西北及青藏高原各民族。黑茶产地主要有四川(南路边茶、西路边茶)、湖南(安化黑茶)、湖北(老青茶)、云南(紧茶)、广西(六堡茶)、陕西(茯茶)等。其中四川雅安、天全、名山、荥经和灌县、什邡、崇庆、平武等地生产的边茶，以及云南佛海等地生产的紧茶主要供应西藏和四川甘孜阿坝、青海、甘南等涉藏地区，用以制作藏族人民喜爱的酥油茶;湖南安化等地的黑茶主要供应新疆和蒙古草原，湖北赵李桥的青砖主要销往内外蒙古和俄罗斯等地。由于气候和地理条件限制，茶叶并不产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非酸性土壤地区，因此边疆各民族对茶叶的获得必须依赖于与内地产茶区的交易。所以，边茶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华各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交往、交流史，也是一部政治上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

纵观中国历史，从来没有一种消费品像茶叶这样，在维系中央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起着如此重要和持久的作用。经济上，茶叶在农牧两种生活方式的经济互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治上，它是历代中央王朝控制和稳定边疆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文化上，茶叶对边疆民族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疆民族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使之成为自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茶叶由内地向北方草原地区和青藏高原的传播

中国人的饮茶习惯始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陕西咸阳原东端的西汉景帝阳陵外藏坑K15中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粮食遗迹中，发现有茶叶残留物，此为截至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茶叶实物。考古工作者推测这是皇帝的茶，但具体怎么饮用，是食物还是药物，茶叶来自何处等重要信息却无从得知。可以肯定的是，喝茶习俗在汉代尚未普及。南北朝时期，蜀地等南方地区的汉人已经普遍饮茶，均为粗放式的煎饮，将茶与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饮用，饮茶被称为“茗饮”。至于采摘下来的茶树叶片是否经过炒制等工序的加工，文献无明确说明。现有的考古材料也没有茶叶加工的确凿证据。有关唐以前人们的饮茶，由于史料不足，或传世资料可疑之处颇多，所以茶学界的争议较多。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唐代，饮茶已经发展为一门艺术，茶叶的加工、制作技术开始精细化，唐代茶圣陆羽所著《茶经》即为明证。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们可以知道，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并成为了商品，也就是说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普及，有了一定规模的消费群体。自细煎慢啜式的品茶出现后，茶叶的形制逐渐从大叶、片、饼团过渡到宋代的抹茶和散条形茶。到了宋代，中国南北的汉人社会中饮茶之风炽盛，从社会上层到普通百姓都将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安石在《议茶法》中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北方游牧民族饮茶的历史较晚，南北朝时期，饮，仍以加工过的奶制品——酪浆为主。根据成书于北魏的《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喜欢“茗饮”的主要是南朝汉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非汉民族和受少数民族生活习俗影响的汉人，日常饮用的大多是酪浆。南朝齐官吏王肃因政治斗争失败投奔北魏后，为了迎合鲜卑贵族，饮食习惯从“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到逐渐适应北方游牧民族的羊肉、酪浆。有一次在宴会中，他为了讨好北魏高祖拓跋宏，说茗饮只配做酪浆的奴仆。给事中刘镐对王肃十分仰慕，以至于每天都要喝茶。魏高祖之弟彭城王元勰对此十分不屑，讥讽他“好苍头水厄”，意思是喜欢平民百姓下贱之物。后来北魏人就将茶水贬称为“酪奴”“水厄”，以至在北朝的宫廷和贵族宴会中，官员以“茗饮”为耻。不过这也说明，当时的北朝，饮茶和饮酪浆的两种习惯同时存在。在魏孝文帝改革的背景下，尽管汉人和鲜卑人存在差异，但也相互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文化和习俗，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成为时代的趋势和特征，不断加入北魏的南朝人无疑会对统治民族鲜卑产生文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影响。

唐代，开始有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进行茶叶贸易的记载。8世纪中叶崛起于额尔浑河并称雄于蒙古草原的回纥汗国与唐朝和平相处，并两次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回纥与唐之间的贸易十分频繁，主要为以马匹换丝绢。其间也会以马易茶，如《新唐书·陆羽传》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然而，回纥易茶的用途是什么?是用来转手与其他民族贸易?还是自己饮用?史书并无相关说明。因此唐德宗时御史中丞封演撰《封氏闻见记》中说，“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可见唐时北方民族饮茶并不常见，以致官至御史中丞的封演也对回纥来唐易茶感到奇怪。

至宋代，北方民族才开始普遍饮茶，茶马贸易成为当时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进行物资交换的重要形式。除了我们熟知的宋与西北吐蕃之间的茶马贸易外，北方的辽、金等也与宋在互市中交换茶叶。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澶渊之盟前，宋辽之间沿边地区便有数个用于互市的榷场，其中包括茶叶贸易：

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雍熙三年，禁河北商民与之贸易。

也就是说，宋辽之间在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时期，并没有政府设置的正式交易场所，也没有贸易管理机构，这一时期的贸易应该主要为民间贸易。到了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才正式在宋与辽实际占领的燕云地区设立了雄州等5个榷场。不过直到澶渊之盟前，因为“累年兴师”，宋辽之间的战争与冲突不断，这些榷场都不固定，时设时罢。澶渊之盟订约的景德二年(1005)，北宋在雄州、霸州和安肃军三处设立固定的榷场，后来又增设广信军。“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

考古材料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呈现了当时辽、金、西夏的饮茶情况。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的辽代张世卿家族墓中有大量反映当时饮茶内容的壁画，壁画中烹茶人既有汉人装束者，亦有契丹人装束者，画中茶炉、茶壶、茶杯、茶碾等茶具和烹茶用具，以及烹茶过程，说明当时辽朝南面官所辖燕云十六州饮茶之风的盛行。此与宋人苗绥所说“燕人衣服饮食以中国为法” 相吻合。值得注意的是，辽代壁画所见烹茶的方式均为与宋相同的点茶法，而不是在茶水中勾兑鲜奶。烹茶者多为着汉装者，茶具也多来自北宋的官窑，这可能是当时辽国辖境内的汉人多饮茶，而辽朝契丹皇室和贵族也模仿宋人的饮茶方式。辽朝的契丹人饮茶仅限于士大夫阶层，一般百姓可能较少饮用。宋真宗景德二年订立的“澶渊之盟”是当时宋辽之间的一项重要盟约，其中规定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这其中物品并没有包括茶叶，说明茶叶对于辽国并不重要。宋仁宗时期，宋与西夏开战，党项羌的西夏因为经济消耗不堪重负，故而接受宋每年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的岁赐。这其中茶被作为岁赐之物值得关注，证明茶已经在西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活物品。由于西夏占领着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长城南部沿线地区，与吐蕃相邻，因此茶叶到底是西夏自己消费，还是转卖给吐蕃部落，尚不得而知。

金朝饮茶之风亦盛，主要流行于金国辖境的汉人之中。泰和六年(1206)尚书省上奏：“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比岁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 “比岁上下竞啜”表明饮茶习俗已经开始在金国各阶层普及了，不过应该主要在从事农耕的汉人之中流行。作为金国统治者的女真官员认为，“茶本出于宋地，非饮食之急”，可见当时的女真人并没有将茶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为“非必用之物”，属于奢侈品。而且为了节省国库开支，避免“费国用而资敌”，金朝曾数次禁止与宋的茶叶贸易，如《金史·章宗本纪》载：“(泰和六年十一月)初定茶禁。”甚至规定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才有饮茶的资格，而且严禁买卖和作为馈赠之物。“商旅多以丝绢易茶，岁费不下百万，是以有用之物而易无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财弥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仍不得卖及馈献。“平民阶层的女真人没有普遍饮茶的习俗，而且可能因为茶禁等原因导致茶价高企，因此只有在一些重要的节庆和婚嫁等场合才会饮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南宋礼部尚书洪皓出使金国，被扣押在金国腹地冷山十数年，熟知女真习俗，归国后所撰《松漠纪闻》中记有女真人婚宴中饮茶场景，“宴罢，富者溣建茗， 建茗即产于福建建宁(今福建建瓯)的茶叶，为朝廷的贡品茶，时人称之为“御茶”。留上客数人啜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其中的“粗者煎乳酪”便是用粗茶与鲜奶或酥油熬煮在一起，这可能是汉文文献中最早关于奶茶或酥油茶的记载。

元代，入主中原的蒙古人与汉人杂处，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有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蒙古人将茶与奶制品结合在一起创制出适合自己口味的饮品。元人有多种煎茶和饮茶的方式，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清茶、炒茶、兰膏茶、川茶、西番茶、藤茶、孩儿茶、酥签等，其中的西番茶、兰膏茶、炒茶、酥签为茶中加酥油搅拌或炒制而成，明显为北方民族的饮茶方式。这些饮茶方式不仅流行于蒙古人中，也为当时的汉人所接受，并在元曲中有所反映。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中第二折：“茶博士，造个酥签来。” 马致远《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第二折：“(郭云)师父要吃个甚茶?(正末云)我吃个酥签。” 可见，酥油茶是元代茶饮的重要类型。元代汉人为什么接受了酥油茶，最合理的解释可能是元代汉人为了迎合蒙古统治者而采取的做法，不过这也间接促进了蒙汉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到了明代，长城以南的汉人中便不再有喝酥油茶的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元代以后茶叶便开始在蒙古等游牧民族中普及和流行。

茶叶何时进入西藏?以及茶叶何时在西藏普及而成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根据现有的文献记载，吐蕃时期吐蕃人的饮食以青稞炒面(糌粑)和酪浆为主，未见有关吐蕃饮茶方面的史料，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捻麦为碗，实以羮酪，并而食之。”也不见唐蕃之间茶马互市。宋代，由于北宋王朝与北方的辽、金、西夏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因此需要大量的用作军事用途的马匹。于是便开始了与较少发生战争冲突，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吐蕃进行茶马贸易。这一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地点是宋朝与吐蕃相邻的西北地区的秦凤路、熙河路， 据《宋会要》记载，“(熙宁)十月十四日，太子中舍、三司干当公事、经画成都府利州路茶货李杞等奏，与成都府路转运司同共相度到于雅州名山县、蜀州永康县、邛州在城等处置场买茶，般往秦凤路、熙河路出卖博马。”而不在茶叶产地四川雅州。而且输入吐蕃的茶叶为生长期较长的“老茶”，而非汉人喝的“嫩茶”。北宋黄庭坚《山谷别集》卷八《叔父给事行状》记有：“产茶之地尽在川路，卖茶之地全占陕西”，“(川茶)茶色不等，盖汉茶食嫩，番茶食老”等语。可以确定的是，此时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吐蕃人已经开始普遍饮用茶叶，至于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在宋元时期是否开始普遍接受茶叶，藏汉文献阙如。元代，开始有了“西番茶”和“西番大叶茶”的叫法。元朝中期蒙古医学家忽思慧著《饮膳正要》卷第二《诸般汤煎》详细记录了西番茶的产地和煮法：“出本土，味苦涩，煎用酥油。” 元代的西番为宣政院管辖的与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相邻的藏族聚居地区，西番茶的产地雅州元代亦属宣政院辖地，元政府在此设有西番茶提举司， 至大四年九月，“罢西番茶提举司”。因此《饮膳正要》说西番茶“出本土”不无道理。茶与酥油混煮，这已是酥油茶的做法。明初，大臣解缙对西番人煮茶的方法描述得更为详细：“盖夷人肥膻潼，则群聚穹庐中，置釜煮茶茗，调以潼酪，而济其肉食，其俗非一日矣。” 将煮沸的茶水与酥油搅拌，已与现在酥油茶的制作方法并无二致，而且至明初以前这种酥油茶的制法已延续了很长时间，说明元代酥油茶在西番人中十分普及。明朝嘉靖年间，边茶已经加工成了砖形，“私贩茶户每采新茶，屣成方块，潜入番族贸易”。砖茶既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茶叶的容积，也便于长途运输和保存。到了清朝前期，文献已经明确记载饮茶习俗已在卫藏地区普及。乾隆时期的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多喀尔·策仁旺杰在其自传《噶伦传》中至少6处提及在拉萨和日喀则向寺院僧人布施茶叶的情况。

外国学者大多认为茶叶传入西藏的时间在公元10世纪以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安东尼奥·德·安德拉德(Antonio de Andrade)和曼努埃尔·马库斯(Manuel Marques)是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人。1623年，他们到达西藏西部古格王国的首府查帕朗(Tsaparang)。安德拉德在他1624年的报告中提到从中国进口的粗丝绸和瓷器、茶经由卫藏到达古格。第一个提到砖茶的西方人是威廉·穆尔科夫特(William Moorcoft)，他详细描述了1819年在拉达克的列城见到的被压紧成方形的茶包：“这些茶包来自拉萨和叶尔羌，用牛皮包裹，上面覆有带着汉字的黄纸。” 总之，宋元至明清以来，随着饮茶习俗在青藏高原的传播和普及，茶叶逐渐成为藏族百姓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茶叶从内地，从汉地向北方、西南民族地区传播的过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传播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北方、西南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对茶叶并不是简单地被动接受，而是根据各自民族特点，结合自己的饮食文化习惯，把茶与奶制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发展出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饮茶方式和习俗。

二、茶之于藏民族的重要性

对于北方和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来说，食肉和饮用兑有奶制品的茶是获取身体营养成分的必要途径。自古以来，牛、羊便是青藏高原最常见的家畜，青藏高原分布着面积广阔的牧场，相当多的人口从事畜牧业。农区主要分布在河谷地带，受到灌溉条件和日照时间的制约，粮食产量很低，单靠耕作所获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于是村庄周围不适宜耕种的空地常常被用来放牧牛羊，这里没有如中原地区那样的纯农业区，农区也呈现出半农半牧的特征。因此，奶制品是青藏高原最易获取的食物。牛奶是一种高热量的饮品，并富含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膳食钙。虽然人们从深绿色的蔬菜也能获得膳食钙，不过需要食用大量的蔬菜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由于青藏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高海拔，能够栽培的农作物尤其是蔬菜并不多。传统上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日常食用的蔬菜主要是圆根、豌豆等，缺少深绿色的蔬菜。摄取牛奶中的膳食钙便成为最便利的营养补充。另外，作为高热量和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奶制品能有效地帮助生活在高原的人们抵御寒冷的天气。对一些人来说，由于体内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饮用鲜奶会造成腹痛和腹泻。医学研究表明，人类从婴儿时期断奶后，身体中分解人和牛、羊等动物奶的乳糖酶便会消失，从而出现乳糖不耐症，由于乳糖不能直接被人体所吸收，饮用动物奶后便产生相应的排斥，引起腹痛和腹泻。这一点在亚洲世界更加普遍，亚洲人100%都有不同程度的乳糖消化不良(LM)症状，对牛奶具有排斥性。根据笔者掌握的文献，未见民主改革前藏族直接饮用鲜奶的记载。20世纪40年代，俞湘文在对西北地区甘青川康四省涉藏地区的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牧民)从不吃白开水或纯牛奶，必须喝茶或奶茶”。鲜奶或奶制品酥油与茶叶的结合能为身体所接受，巧妙地克服了亚洲人乳糖不耐症的问题，形成了藏族独特的饮茶方式。清人记载酥油茶的制作方法为，“以茶入锅，煮数十沸，去渣，入乳酥合盐各少许，盛以木桶，群取以食”。即将茶叶煮沸后加入盐，再倒入木制的酥油桶中用木棍进行充分的捣拌，使茶和酥油融为一体，成乳状即可饮用。这种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沿袭至今。

茶含有咖啡因，为轻微的成瘾品，但对人体没有危害。饮茶较之饮白水是一种享受，易于入口，茶叶可将寡淡无味的白水变为具有吸引力的饮品，还有降脂、解腻、提神的功效。茶叶含有人体所需的维生素、镁、钾等成分，这些成分能够补充绿色蔬菜摄取的不足。

此外，我们知道，人畜粪便等有害物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对水源的污染，人类在饮用受污染的水后，水中的病菌进入身体，会导致疾病的产生和传播。茶叶则要用沸水熬制后方能饮用，烧开的茶水可以做到相对无菌，因此饮茶习俗在藏地的普及，减少了当地人生病的概率和疾病的传播，使得寿命大大延长。目前虽然缺少这方面的史料加以确认，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茶在青藏高原普及后，其在藏族人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藏族特殊的饮食习惯，即“饮食多糌粑、牛肉、羊肉、奶子、奶渣、酥油等物，其性燥烈，而茶为急需，故贵贱皆以茶为命”。另外，边茶适合熬制，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独特的饮食和烹饪方式十分契合。受制于高原的气候和环境，除了夏季和有日照的时间外，大多比较干燥寒冷，为了抵御寒冷，人们喜爱热食热茶。藏族最为喜爱的酥油茶用茶和酥油打制而成，酥油受凉便会凝结，需要趁热喝下。糌粑是藏民族最为日常的食物，用热茶或酥油茶挼糌粑最为理想。另外，藏地缺少木材和煤炭，随处可见的牛粪成为藏地最常用的燃料。牛粪燃烧的火力较弱，适合炖煮食物和熬茶。用慢火熬制不仅能充分激发出黑茶的香气，使茶水更加浓郁，其过程对喝茶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即便在野外，觅一避风之处，用三块石头支起简单的炉灶，将放入茶叶的陶壶或铜、铁壶放置其上，点燃牛粪慢慢熬煮，再用煮沸的茶水揉制糌粑，既能驱寒消解疲劳，也能饱腹。这也是茶为藏民族所喜爱并能在青藏高原迅速普及的重要原因。

三、边茶贸易的政治、经济作用和意义

中国历朝都清楚地认识到茶叶对藏人的重要性，北宋程之邵曾对宋徽宗说：“戎俗食肉、饮酪，故贵茶而病于难得。” 《明史·食货志》亦云：“番人嗜茶，不得茶则困以病。”正是因为茶在蒙藏等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因此茶叶被历朝中央政府视为“驭番”的工具，“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即通过调节茶叶的数量多寡来控制“不可一日无茶”的边疆民族，认为茶叶对制西番控北狄的作用胜过“数万甲兵”。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表达过茶叶对维系中央王朝与边疆民族关系重要性的看法：“朕岂为(茶)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 这就使得茶叶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商品属性，还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对历代中央政府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边茶的政治属性远大于商品属性，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之间的联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于“以茶驭番”和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茶马贸易实行专卖制度，制定了相应的律法和条规，并逐渐加以完善，这便是茶马法或榷茶制度。茶马法肇始于宋，终结于清，对维系中央政府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宋以前，由于北方游牧民族无饮茶习俗，因此对茶叶输出并无限制。唐代，尽管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但文献中鲜有关于以茶易马的记载，仅有回纥两次买茶的记录。唐与北方突厥、回纥等民族的互市贸易主要还是用金帛换取战马。如《新唐书·兵志》，“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旧唐书》亦云，“自乾元之后，(回纥)屡遣使以马和市缯帛，仍岁来市，以马一匹易绢四十匹，动至数万马”。另外，史籍中也不见唐与青藏高原的吐蕃和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以茶易马的明确记载。

从宋神宗开始便对茶马法加以系统管理，茶马贸易全为官营，由政府设立的茶马司管理和执行。但随着茶马交易数量的增大，政府无力掌控茶马交易的所有环节，于是便颁发茶引，茶商到官府领取茶引并运茶到茶马司，然后再由茶马司收购，茶马司用以以茶易马，由此开始了边茶贸易的官商合办。后来官颁茶引远远不能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走私茶叶盛行，宋元两朝关于严禁私茶的规定层出不穷。由于宋与北方的辽金及西夏长期处于对峙状态，因此战争所需战马大都来自西北的吐蕃。宋朝设秦州、熙州为茶马互市之所，用来自四川的茶叶交换吐蕃的战马。

元代，长城内外均被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统治范围，作为马背民族的蒙古族统治者并不缺马，因此茶马贸易在元朝近百年的统治期间不再继续，由茶商按引纳税后将边茶自由销往边疆各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蒙古族普遍接受了茶叶，并将其与游牧民族喜爱的奶制品结合起来，创制出称为“兰膏”“酥签”等的酥油茶和奶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饮茶文化，并延续至今。元朝覆灭后，蒙古统治集团退回到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但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明王朝形成威胁。为了防止蒙古与西番诸部结盟共同对付明朝，明朝政府采取了用茶叶进行分化控制的办法，同时为了取得所需的战马，建立了最为完备的茶马交易体系。明朝政府还扩大了官商合办的范围，准许茶商以部分茶叶易番货。

清初，由于战事频繁，对战马的需求量很大(八旗官兵每人配备3匹战马)，仍然维持明代的茶马贸易。其后，随着清廷对全国的统一，特别是将蒙古各部纳入直接管辖后，战马不再短缺，更加适宜征战的蒙古马成为清朝军队的首选，“西马(西番的马匹)既不见重于时，从前以茶易马之制遂废”。另外，蒙古作为清王朝重要的支撑力量在统一全国和维护政权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笼络北方的蒙古，清王朝对其茶叶输入数量不再加以限制，任其交易。但是对于管理和控制相对松弛的西藏却仍然实行严格的茶引制度，控制茶叶的销藏数量，“其目的有二，即以存羁縻节制之意” 和“佐军储之急”。茶马贸易废止后，麝香、羊毛、皮革、沙金、硼砂、药材等土特产品取代了马匹的地位，成为藏地交换内地茶叶、布匹、丝绸、金属用品、杂货等的重要物品。

清代也曾通过对销藏茶叶的控制，对不臣服于中央政府的部分涉藏地区进行控制。康熙末年蒙古准噶尔部占领西藏，康藏一些土司和寺院归顺准噶尔，康熙五十八年(1719)议政大臣等议覆云：“至打箭炉外，最近者为理塘，遣官招抚，令营官造其所管番寨户口清册，配量定数，许其买运。巴塘以外，亦照此例。其打箭炉一路，当视番情之向背，分别通禁。” 清政府的禁茶之举引起这些涉藏地区的恐慌，于是相继归附。奥地利外交官罗斯通(Arthur von Rosthorn)，在其19世纪末出版的著作中也特别指出茶叶贸易作为清政府对西藏控制手段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清政府垄断了茶叶之后，便将开茶市与藏民贸易当做一种特许，这种特许曾因藏民不服从而停止过一两次。清政府将茶叶输藏的数量维持在求大于供的状态，以维护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权威和影响。

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在控制茶叶的同时，也采取了怀柔的手段。如明朝政府在严禁茶叶走私的同时，对前来朝贡的藏边僧侣、商队等夹带私茶出关采取宽容的态度。其次，借由开办茶市，分利给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和寺院，达到笼络的作用。清前期，自雍正三年(1725)起，清世宗下谕，禁止达赖喇嘛再向康区茶商征税，免除达赖商队的税收。清廷还每年从打箭炉所收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茶叶2500千克、班禅额尔德尼茶叶1250千克，并运茶脚费银10千克。此项措施既达到消减达赖影响力，由中央政府实施直接管理康区的目的，又起到了对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进行笼络和安抚的作用。乾隆年间，清政府又在打箭炉茶税中赏给达赖喇嘛每年白银250千克，由西藏商队在打箭炉取茶时一并带回。西藏大小寺院上千座，经济实力雄厚的大寺院多参与到茶叶贸易中。由于藏地很多地方没有集市，寺院便成为茶叶的批发和售卖点，百姓和零售商贩不得不受制于僧侣，喇嘛便通过这种经济优势，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力。买卖茶叶是寺院的一项重要收入，也由此形成了寺院对清廷的依赖。

四、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发展了边茶贸易

(一)边茶在农牧交换和互补中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共同开发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发展出了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长城以南的农耕区和长城以北的游牧区，这两种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经济文化类型，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在的经济和文化的根源。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相互依赖、互为补充，但游牧经济具有更大的单一性和脆弱性，因此游牧区对农耕区的依赖程度更大，这也决定了游牧区必然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在农牧互补的交换活动中，茶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宋元以来，北方游牧民族有了嗜茶之好，并在民间普及后，茶叶便成为刚性需求。茶叶从内地向北往西流动的同时，来自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的马匹、羊毛、皮革、药材、麝香、砂金等土特产也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了内地，这种农区和牧区经济上的交往和联系，影响到各族人民生活、生产的各个部分，使得中国疆域内的农区和牧区构成了一个相互依赖和补充的自然经济区域，这一自然经济区域的形成，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客观条件。

(二)边茶贸易链条中各民族的分工与合作

边茶贸易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参与和创造的。从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到消费的各个环节上，我们都能看到各民族有序的分工与合作。边茶的生产和流通不但提供了大量的岗位，数十万人的家庭与此相连，许多与之有关的机构和家庭赖此为生，如茶农、茶商、茶庄、锅庄、背夫、骡马出租者，茶叶制造工人、包装工人，等等。他们有的将其作为职业，有的在农闲时节通过从事相关工作补贴家用。

边茶贸易所编制的庞大的贸易网络，将边疆与祖国内地，以及中国与俄罗斯、南亚国家等广阔的世界连接在一起。这一网络有相对独立的管理体系和交通网线，穿梭于其中的茶叶代理人和中间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西藏和涉藏地区经商的汉族、回族、撒拉族等，出于商业竞争和互助的要求，他们普遍以茶庄或茶号的形式构成了自己的贸易网络，并按照同乡关系结成了陕帮、川帮、滇帮等团体。从事茶叶贸易的康藏茶商，按照地域区分，有“康巴娃”与“藏巴娃”;以从事商业活动和资金来源而论，一般有寺庙、土司、平民三种经商者。藏商从批发到零售，也形成了庞大的经销茶叶的贸易网络。

(三)各民族共同筑就茶叶之路

边茶运输是一项长途贸易，从产茶地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云南的滇西、湖南益阳和湖北赵李桥，到茶叶的目的地西藏和蒙古草原。其间道路崎岖坎坷，要跨过无数的激流险滩，翻越雪山草甸，历经雨雪风霜，路途中随时可能遭遇盗匪。茶商们利用人背马驮的方式，络绎不绝地一站一站将茶叶运往蒙古草原和青藏高原。

以藏茶贸易为例，清末民国时期，雅安地区供应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的边茶引额多为每年11万担，需要背夫约10万人次，他们常年周而复始地往返于雅安到康定的崎岖山路之中。茶叶由雅安等地运至康定后，便转卖到往来于康藏之间的以藏商为主的商人手中。这些即将运往西藏的茶叶，还要经过第二次包装，也就是将竹篾从茶条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适合高原牦牛、骡子驮运，这些缝皮的工作通常都由藏族的“甲作娃”来操作。向关外运送茶叶的均为藏族牧民，他们被称为“驮脚娃”。从康定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

从藏茶产地，即四川盆地西部边缘的雅安，以及云南滇西向西藏运输茶叶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如今大多数人所熟知乃至缅怀的茶马古道的线路，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巴塘、昌都到西藏拉萨，线路全长3000多公里;另一条线路从云南普洱茶原产地(今西双版纳、思茅等地)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邦达、察隅或洛隆、工布江达、拉萨，线路全长3800多公里。

在这两条主线的沿途，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的支线，如从雅安到松潘、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邓柯(今四川德格)通往青海玉树、西宁、洮州(今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这些四通八达的茶叶贸易网络把川、滇、藏地区紧密连结在一起，形成了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距离最遥远的茶马古道。此外，还有一条从云南绕道东南亚、南亚入藏的滇茶之路，就是从茶叶产地西双版纳等地经缅甸，再用海船运至印度加尔各答，从加尔各答转火车到大吉岭或噶伦堡，最后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进入西藏，这条茶道曾经是清代至民国时期“滇茶销藏”的主要通道之一。

(四) 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一个中华文化共享

历史记忆的形成与意义千余年的边茶贸易积淀了丰厚的由传说和故事缀成的历史记忆，形成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在民间，汉藏两个民族都将藏族饮茶的历史追溯到文成公主入藏，并对此深信不疑，赋予种种美好的传说，成就了汉藏民族友谊的一段佳话。

其实，根据文献记载，文成公主进入吐蕃时，所带物品中并没有茶叶。也就是说，史实与民间“常识”之间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的形成及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才是我们在本节所要探寻的关键所在。

我们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从学术的角度分析茶叶是否由文成公主最早带入吐蕃。唐代，内地茶叶的种植和生产与以前的朝代相比，有了较大的发展。茶叶产区也不局限于最初的江淮和巴蜀地区,扩大到了西北及西南其他地区。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地区共有42州，即西北到陕西省境内的安康，北到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到云贵的西双版纳和遵义，东南到福建的建瓯、闽溪，南到五岭以南的广东、广西。其中与吐蕃相邻的川陕一带产茶的地区包括: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雅州卢山郡及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在这种条件下, 茶叶流通流入到与之相邻的吐蕃地区并非没有可能，但当时茶叶在吐蕃并没有普及，如果有，也仅限于唐蕃交界地区或吐蕃的上层阶级和僧侣阶层的极少部分。目前诸多论著中所提及的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之事，引文出处均注明来自明代成书的《西藏政教史鉴》 此书为刘立千翻译。1940—1943年任乃强在《康导月刊》连载该书校注，书名为《西藏政教史鉴》。后刘立千将书名更改为《西藏王统记》，1985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可以明确的是，汉文史料并无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记载。如《旧唐书》和《新唐书》“吐蕃传”中关于文成公主的史料很少，未见关于茶叶入藏的史料。另外，依据明代藏文史籍《西藏王统记》的记载，唐太宗赐给文成公主带入藏地的嫁妆有如来像、金玉制告身文书、经史典籍、玉片鞍翼黄金鞍、鸟织锦垫、工巧技艺制造术、四医方药、服饰和琵琶乐器等，但其中不见有关于茶叶的记载。目前能见到唐代茶叶入藏的史料，是任乃强先生在《文成公主下嫁考》一文中曾引用的德格版《汉藏文书》的相关记载：“松赞干布之孙，始自中原输入茶叶”。但是任乃强先生并未提供关于《汉藏文书》的版本详情。不过此《汉藏文书》有可能是《汉藏史集》的另一种译名。明代藏文史籍《汉藏史集》已由陈庆英先生翻译出版。全书共有三处提及茶叶：一是“上篇”中“吐蕃之王统”中讲到藏文创始人吞米·桑布扎梦到文殊菩萨化身的老太婆，他们之间的谈话提到茶叶;第二处是“上篇”中“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讲述了吐蕃赞普都松莽支布(679—704)因喝了小鸟口中衔来的茶叶而治愈重病的故事;第三处是“茶叶种类”一章中对汉地茶叶种类的描述。但是这三处讲的都是各种茶的药用价值，茶对身体的治疗作用。《汉藏史集》成书于明朝宣德年间，其时关于藏地饮茶习俗已经有了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此书讲述的公元7世纪吐蕃时期关于茶叶的故事是否真实，因所能资籍之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甚少，尚存疑。即使按照《汉藏史集》的记载，唐代时期吐蕃已有茶叶，但应该也并不流行，只是作为治病的良药，并没有作为饮品流行。

不论茶叶入藏源于何种说法，茶叶输入藏地并形成一定规模应该不是在唐代。到了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原地区茶叶产量也大幅提高，宋代茶叶产量比唐代增长了二三倍，从而保障了吐蕃茶叶的供给，但是藏人饮茶还仅限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区今四川、甘肃等处涉藏地区。藏汉文献中尚无关于卫藏地区藏族饮茶的记载。不过，明清以后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表明，茶叶已经成为整个青藏高原藏民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

从上述史实来看，茶叶并非是由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唐代的吐蕃也没有形成普遍的饮茶习俗。但是，我们想说明的是，茶叶入藏始于文成公主的说法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成公主带茶入藏传说建构的动机是什么?其背后所反映了怎样的观念、思想和情感的深层意义?文成公主是汉藏群众最为熟悉的历史人物，青藏高原各地都流传着她的传说，她远嫁吐蕃的故事成为汉藏民族友谊的佳话，她把内地的书籍、农作物、技术和工艺带到了青藏高原，丰富了高原人民的文化和生活，在增进两个民族的交流与了解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藏族人民把各种美好的事物都赋予在她身上便显得顺理成章，她汇聚藏族人民所能想象到的种种优良品行。基于此，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她把藏族人民每日不可或缺的茶叶带进了雪域高原。关于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不止于藏族，在藏茶的产地雅安的汉族中也同样流传着她与茶叶的故事。2019年笔者在雅安的藏茶厂和茶园调查时，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以及茶工们每逢对我说起他们知识体系中的藏茶起源，无不以文成公主为开端。当然，这其中不乏虚构的成分，但是他们对这些虚构的故事深信不疑，乐于传播，并将其当做历史事实，不断强化记忆和丰富故事内容，这同样反映出雅安的汉族群众对藏茶所传递的汉藏友谊的敬仰之情。

这个出自民间，广泛流传于汉藏民族之中的文成公主与茶叶的传说，无疑具有其存在的深厚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它寄托了汉藏人民对民族友谊的理解和期盼，折射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体现了汉藏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并演变为汉藏群众情感互通的集体记忆和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因而我们应该把文成公主带茶入藏的传说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套话语体系，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框架中去理解和加以诠释，如果这样来看，这种民间观念的表达又何尝不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呢!

五、小结

唐宋以来，边茶贸易是连接和维系中原王朝与北方和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方式和纽带，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明太祖朱元璋对边茶的作用有过精辟的评价：“夫物有至薄而用之至厚者，茶是也。” 也就是说，茶叶这种产量高、易于生长、价值不高的“山林草木之叶”，却在加强与边疆民族的关系中发挥了最大的功效。边茶之于历代中央王朝都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方面，边茶起到了农牧互补的作用，用以交换内地缺乏的马匹、药材、羊毛、皮革、硼砂等物;与此同时，茶税也成为国家财政和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政治上，边茶有着“以茶驭番”的功能，历朝中央政府通过调节茶叶输出的数量对边疆民族进行政治上的控制，加强中央政府与边疆民族的联系。同时，边茶还间接地充当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交流的中介和纽带。以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为例，他们饮食生活中有四个主要的食品，分别是糌粑、肉、茶叶和酥油，在这四项中，唯有茶叶需要从内地输入，其种植、加工完全由千里之外的内地控制。因此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茶叶垄断，从数量的调控实现对青藏高原的控制。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没有那种物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边茶贸易作为中原王朝用汉地茶叶换取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马匹或其他物品的一种商业活动，贯穿了宋以来中国历史的每个阶段。在延续千年的边茶贸易过程中，围绕边茶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各民族自觉或被动地参与其中，在各个链条和环节上分工合作、利益共享，形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贸活动。

维系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就是由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经历和共同的故事所构成的为全体成员共享的符号、信仰与价值观，这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整合机制。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理解这个过程，就不能简单地只靠文献记载的“历史事实”，还要从具体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去寻找答案。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除了文字记载的“大事”外，更多地体现在如小小的茶叶这样不起眼，但又无处不在的，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具体的物资交流之中。千百年来，朝代更替与世事变幻不断，但边茶贸易却从未中断。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前现代社会，物资交流的意义十分重要，即使一个人从来没有离开家乡，没有机会见到自己民族以外的人，但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物品却传达了关于另外一个世界清晰的信息，通过茶叶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具体环节与体验，产地与消费地之间不同文化、不同区域和不同生活方式人们被联系在了一起。这些素未谋面，一生中可能也不会相见的人们，被纳入茶叶构成的贸易体系，结成了一个利益相关的有机体。与历史上民族之间、政权之间的对立、冲突相比，茶叶带给人们的是和谐、和平和友谊的美好记忆，是彼此间互助互惠、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具体呈现，是各民族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结果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而也是最有意义的记忆载体和共享符号。

以茶叶为纽带，各民族相互交往、相互信赖、守望相助，结成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以说，边茶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它的产生和发展，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来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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