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中国普洱茶网 整体品牌升级,更名为「茶友网」

分别普洱茶膏

找到约79条结果 (用时 0.005 秒)

破译“绿色者更佳”——回忆“绿茶膏”诞生记

2011年,蒙顿茶膏破译了失传已久的绿色茶膏,十年一瞬,初心永存,再发此文,回忆十年前的里程碑式突破。

上世纪末,生物学家陈杰先生从故宫保存上百年的普洱茶膏中获得启示,开始了对普洱茶膏的研究。并运用现代生物科技对清代宫廷茶膏的制法进行模拟,即低温萃取、低温干燥法——如今它是“蒙顿茶膏”品牌的独创工艺。在此基础上陈杰先生又因清代药物学家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中的一句话“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开始了“绿茶膏”的研究,并从中成功提取了茶叶中所含的叶绿素。

“绿色者更佳”出自中国清朝著名药物学家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的一句话。原文为“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

这句话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普洱茶膏有解酒的功效;二是普洱茶膏有两种,一种是“黑如漆”,另一种是“绿色者”。显然,赵学敏认为“绿色者”优于“黑如漆”。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疑惑:一是从历史记录来看,除了赵学敏提到“绿色者”之外,再没有任何资料可供考据与借鉴,所有涉及普洱茶膏的文献中也仅有赵学敏提到的“绿色者更佳”这五个字;二是从文物的考证上,如北京故宫留存的普洱茶膏也没有一款为“绿色者”的茶膏,缺乏物证的条件;三是从现代普洱茶膏的研发中,无论是对清朝宫廷茶膏制作工艺的破译,还是云南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大锅熬制,最终产品都指向“黑如漆”。换句话说,这些工艺是无论如何也制作不出“绿色者”的。

“绿色者”是普洱茶膏吗?

“绿色者”是对茶膏外观颜色的描述。从生物化学的角度分析,这种绿色与茶叶中的叶绿素有关。并且,这种叶绿素一定含量很高,使其外观呈现较明显的绿色特征。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普洱茶在加工的过程中,经过了揉捻与晒青工艺后,茶叶中大量的叶绿素被分解。所以,以这种传统工艺制成的毛茶,甚至是紧压后的青饼、青砖、青沱等,都呈现灰褐、灰黄、灰白等几种颜色,鲜有绿色存在。那么用这些毛料制成的茶膏是不可能出现“绿色”的。可“绿色者”的这个“绿色”又是怎么来的呢?

从茶叶原料角度分析,在茶叶的六大类别中,接近于“绿色者”的茶叶唯有绿茶。因为绿茶在鲜叶采摘后,立即进入高温杀青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起到脱镁、脱酶的作用,中止了这些物质对叶绿素的破坏,尽最大可能保留鲜叶中叶绿素的含量。如果按照这种工艺去推演,能够制作出“绿色者”茶膏的原料只有绿茶,而以绿茶为原料制作出的茶膏应是绿茶茶膏,与普洱茶无关。但它为什么又称为“普洱茶膏”呢?

是赵学敏错了?或者说是一次疏忽?

综观赵学敏一生的经历,尤其是仔细研读《本草纲目拾遗》这部药学经典,再加上对“绿色者更佳”前后文字的逻辑推理与研判,可以肯定地讲,赵学敏所说的“绿色者”茶膏就是专指普洱茶膏。由此,我们也获得一种新的信息:中国古代的普洱茶膏,不仅有“黑如漆”,还有一个特殊品种——“绿色者”。

敲开了“绿色者”茶膏神秘的大门

2009年,蒙顿科研人员在尝试将月光白(普洱茶中一个特殊的品种)进行脱咖啡因的试验中,误将茶叶内含的镁一并脱除,这一过程同时也使多种酶失去了活性。在对其进行化学成分检验中,经过比对,发现叶绿素a含量明显高于不脱咖啡因的产品。虽然过去在对普洱茶的检测中都发现了叶绿素a、叶绿素b的存在,但其含量都很低,不能成为外观的主导颜色。并且,叶绿素b的含量大于叶绿素a。蒙顿在后来推出的月光白两款茶膏中,其月光美人(脱咖啡因的月光白)中的叶绿素含量明显高于月光白茶膏。相对“绿色者”而言,它仅仅是个开始,是初始阶段。

2010年,蒙顿技术人员在与柏联集团董事长刘湘云的交谈中,偶然接触到一个话题:能否用云南的普洱茶制作出类似日本的抹茶。初谈这个话题,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同样来自对普洱茶颜色的判断,一个原料都呈现灰褐色的茶叶,不可能制作出翠绿的抹茶。但刘湘云董事长的另一句话却提醒了我们:云南大叶种茶树的鲜叶,其颜色的绿色度远高于日本的小叶种。它能做出翠绿色的抹茶,云南的大叶种为什么不能?

或许,柏联与蒙顿都属于在技术层面比较认真与执着的企业。随后,就在云南景迈山柏联普洱茶庄园进行了云南大叶种抹茶试验。在对茶叶的鲜叶进行脱酶之后,再经过超微粉碎与细致的研磨,云南大叶种茶为原料的抹茶初试成功(因知识产权的原因,技术环节不能详述)。其品质高于日本的抹茶,外观颜色呈翠绿色,溶水后则表现为墨绿色,各项指标均优于日本产品。同时,这个试验也使蒙顿在研究“绿色者”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蒙顿沿着这个思路,又从云南大叶种茶树的鲜叶中首次萃取了叶绿素的冻干颗粒(其颜色为墨绿色)。

接着,蒙顿又采用云南最著名的茶区之一班章原料(春尾夏初)开始了“绿茶膏”的实验。原本想借用抹茶脱酶技术应用到“绿茶膏”工艺中,但后来发现,经过这种脱酶技术,表面上能使茶膏维持“黄绿”颜色,但后续的变化因为没有酶的参与而终止了。这就如市场上冒出了很多所谓“生茶膏”一样,无论裸露在空气多长时间,甚至是吸潮后变软、滩堆(非固态,可流动性),颜色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品质也是逐渐走低的过程。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高温水提方法所致。这种做法不仅使普洱茶膏因为失去了“酶”而丢失了茶的“活性”,也使茶膏的品饮价值大打折扣。其实,这种工艺来源于中药提取,上世纪八十年代,江浙地区很多企业尝试用这种工艺制作绿茶粉(归类为固态速溶茶系列),但后来逐渐退出市场,其主要原因是品质。我们知道,普洱茶的灵魂在于“变”,是丑小鸭向白天鹅转变的过程。同样,普洱茶膏也是如此。缺少这一特性,普洱茶膏的魅力也会荡然无存。

大叶种茶的叶绿素萃取,因为是以叶绿素团(包括叶绿素a、叶绿素b等)为主,可以采用脱酶的技术,但绿茶膏恰恰要将酶保留,做为储备,待日后陈化过程产生动能,并发生作用。

于是,将脱酶的环节改变为使酶保留并暂时休眠,成为“绿色者”茶膏的关键技术。茶叶中的“酶”绝大部分在65℃失去活性,也是“脱酶”的方法之一,但在15℃以下环境中则处于休眠。蒙顿就是采用低温方法,再加上其它工艺进行配合,制取了当代首款“绿色者”茶膏。因为这款茶膏所用原料为云南班章寨的鲜叶,故取名为“班章贺岁”。它有两大特点:

1、外观首现“绿色”特点,准确地讲,是黄中偏绿(传统颜色称为黄绿色,波长约在570-560nm)。

2、独有的外形为“皮夹镶”。由于“绿色者”采用低温制取,且除水工艺在负压下进行,并将温度从低向高梯次过渡,自然形成表面结皮现象。其“皮”与“镶”也呈两种颜色,外皮为黄中带绿,内镶为咖啡色。这一独特的现像为工艺所致。但存放时间超过一年,或存放环境温度在30℃以上,外皮颜色也会转为深黄。但此时茶膏冲泡后,茶汤呈现橘红(相当于传统茶存放10年以上),厚重感提高,没有苦涩,甜感增加。如将茶膏裸露在自然环境中,仅需一年,从内而外转变为红褐色,厚重感更强,极为顺滑。这一切,不仅表现为一种“活”,也在彰显它“变”的特性,更多的是在品饮过程中亲身感受到品质的提升。

应当指出的是,“班章贺岁”虽然作为“绿色者”的首款产品初战告捷,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仍是“绿色者”初级阶段的产品。很多工艺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比如它的外观颜色,没有实现以绿色为主,主要原因是缺少现场加工的制备条件。茶叶鲜叶采摘后如能马上进入低温萃取环节,可能实现“墨绿色”的颜色。无奈,鲜叶从采摘再运到昆明,再空运至大连,既便使用密闭的保鲜袋,但时间已为10天左右。叶绿素a在这期间被降解很多(叶绿素a呈蓝绿色),叶绿素b虽有损耗,但低于叶绿素a(叶绿素b呈黄绿__色)的降解。

实际上,蒙顿在2012年,沿着这种思路,又相继用福建的白茶、铁观音、浙江的龙井茶,制作出白茶茶膏、铁观音茶茶膏和龙井茶茶膏,将这一“绿色者”技术延伸到其它茶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凭什么说“绿色者更佳”呢?

“绿色者更佳”是相对于“黑如漆”而言。主要的焦点在“绿色”上,而这个绿色又指向了普洱茶的叶绿素。我们知道,叶绿素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色素,是一类含脂的色素家族,位于类囊体膜。

茶叶中叶绿体中的叶绿素主要有叶绿素a和叶绿素b两种。是由甲醇、叶绿醇与卟吩环结合而成,是一种双羧酯化合物。叶绿素a分子式:C55H72O5N4Mg;叶绿素b分子式:C55H70O6N4Mg。在颜色上,叶绿素a呈蓝绿色,而叶绿素b呈黄绿色。大叶种茶树鲜叶中叶绿素按季节不同平均在0.4%~0.9%之间,叶绿素a的含量为叶绿素b的2~3倍。这是云南大叶种茶鲜叶区别于小叶种茶鲜叶的主要化学指标之一。

在普洱茶加工与储藏过程中,酶能引起叶绿素的分解破坏。这种酶促变化可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类。直接以叶绿素为底物的只有叶绿素酶,催化叶绿素中植醇酯键水解而产生脱植醇叶绿素。脱镁叶绿素也是它的底物,产物是水溶性的脱镁脱植叶绿素,它是橄榄绿色的。叶绿素酶的最适温度为60-82℃,100℃时完全失活。起间接作用的有蛋白酶、酯酶、脂氧合酶、过氧化物酶、果胶酯酶等。蛋白酶和酯酶通过分解叶绿素蛋白质复合体,使叶绿素失去保护而更易遭到破坏。脂氧合酶和过氧化物酶可催化相应的底物氧化,其间产生的物质会引起叶绿素的氧化分解。果胶酯酶的作用是将果胶水解为果胶酸,从而提高了质子浓度,使叶绿素脱镁而被破坏。

本来,通过酶促变化对普洱茶后发酵是一件好事,可赵学敏为什么偏偏认为“绿色者更佳”呢?

赵学敏所处的朝代为清朝,科技相对落后,不能明确指出绿色代表什么,更不能指出绿色是什么物质,那时,连叶绿素这个词都没有,更不要说具体的功效了。我们猜想,他在当时那个年代,经过大量实践,认为这个“绿色者”好,怎么个好法,他无法表达,只能用“更佳”两个字概括。

站在今天的生物医学角度,对叶绿素的研究已超过一百年的历史。科学家在大量的研究中发现了诸多叶绿素对人体的好处,相关的研究报告也以上万份之多,其中不乏诺贝尔奖得主的科学家。综观他们的研究,你会发现叶绿素对人体的保健功能多达几十项,但最主要的是围绕四方面内容进行。

1、造血功能

诺贝尔得奖人Dr.RichardWillstatter和Dr.HansFisher发现:叶绿素的分子与人体的血红蛋白分子在结构上很是相似,唯一的分别就是各自的核心为镁原子与铁原子。因此,饮用叶绿素对产妇与因意外失血者会有很大的帮助。

2、解除体内药物残渣

营养学家BernardJensen博士指出,叶绿素能除去杀虫剂与药物残渣的毒素,并能与辐射性物质结合而将之排出体外。此外,他也发现一般健康的人会比病患者拥有较高的血球计数,但通过吸收大量的叶绿素之后,病患者的血球计数就会增加,健康状况也会有所改善。

3、养颜美肤

新英国医药期刊曾经做过这样的报导:叶绿素有助于克制内部感染与皮肤问题。美国外科杂志报导:Temple大学在1200名病人身上,尝试以叶绿素医治各种病症,效果极佳。

4、解酒功能

叶绿素本身不溶于水,但溶于乙醇。茶叶鲜叶加工中,叶绿素已经水解成亲水性叶绿酸,形成茶绿色素(Teagreenpigment,缩写TGP),它是由少量叶绿素、叶绿素铜钠盐或叶绿素锌钠盐为主体,还含有黄酮醇及其苷、儿茶素氧化聚合与缩合产物和酚酸及缩酚酸等。对乙醇有分解作用,更主要的是加速代谢作用,使乙醇快速排除体外。但这也与个人体质相关联。围绕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比较弱一些,民间共识大于科学研究。(全文完)

文/陈杰,蒙顿茶制品技术总监,现代茶膏行业的第一人,从事近三十年的微生物研究工作,曾任美国凯耐特生物制药研究员。

2002年开始转向普洱茶深加工的研发,任蒙顿茶制品(香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参与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专业生产普洱茶膏的企业。完成了对清朝宫廷普洱茶膏的破译工作,制定了第一个现代普洱茶膏的企业标准和检测标准,主导研发了系列蒙顿?红运当头茶膏、蒙顿?易武春晓茶膏、蒙顿?普洱黑金茶膏、蒙顿?玉龙胜雪茶膏、蒙顿?二龙戏珠茶膏、蒙顿?皇印茶膏等顶级普洱茶膏,成为现代普洱茶膏行业的开创者。

2006年1月6日,其研发的世界上发酵度提纯度最高的蒙顿“普洱茶母”(非卖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是该馆唯一的一块茶膏藏品。

近几年来,其又从微生物学角度尝试搭建普洱茶的价值链,并先后发表了《普洱茶四大价值》、《普洱茶:发酵食品中的另一座巅峰》、《普洱茶未来五十年》等系列专业文章。

此外,著有茶膏行业第一本专著《普洱茶膏——一种被遗忘的养生文化》,该书以历史的厚度、文化的深度、科学的高度、专业的角度,全面地解读了茶膏千百年来的起落沉浮。作者以他特有的专业素养,尝试从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营养学等角度,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剖析古今普洱茶膏的制作工艺和科学价值。为目前茶膏行业奠基和集大成之作。

彩农茶|普洱茶四大价值之四:“第三功能”价值

  普洱茶特有的“第三功能”价值


  天然药物生物转化的启示

  一、普洱茶是具备食品“第三功能”的饮品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对茶叶按照感官颜色进行简单分类,如将茶叶分为绿茶、红茶、黑茶、黄茶、白茶等,缺少对茶叶功能性划分。目前国际最前沿的茶叶研究,侧重点在茶叶的功能性方面上,并以此将茶叶划分为三大功能:第一是营养功能——即具备茶叶所需要的基础营养素,可以涵盖所有的茶类;第二是感官功能——侧重人们对茶叶中的色、香、味、形等的主观偏好,满足人们品茶中的美感和愉悦的享受。如绿茶、乌龙茶等;第三是特殊功能——即在满足营养(第一功能)又能满足感觉(第二功能)之外,并具有对人体产生调节生理机能的茶品。称为“功能性茶品”,也称“第三功能”。这种划分,并非笔者独创。而是源于现代社会对食品功能的划分。


  “功能性食品”(FunctionalFoods),也称“第三功能”,首先是由日本在1962年提出,1989年又经日本厚生省进一步明确其定义:“其成分对人体能充分显示身体防御功能、调节生理节律以及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等有关的身体调节功能的加工食品”。美国后来将这一类食品称为“健康食品”(HealthFoods)或“营养食品”(NutritionalFoods)。德国称这类食品为“改良食品”(ReformFoods)。


  食品“第三功能”概念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造成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和长寿的关注;二是工业现代化及城市化给人们生存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如空气、水源、食品等,导致各种疾病及流行病的不断上升。这就迫使人们自发地寻求一种既能满足营养和感官功能,又能增强机体免疫能力,调节人体生理节律,预防疾病或促进康复的具有特殊价值与用途的食品,即具备特殊功能性的功能食品。


  依据目前国际上对功能食品的研究,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增强机体免疫能力,活化免疫功能,降低变应性;


  2、调节人体节律、调节神经系统、调节消化功能;


  3、预防高血压、高血脂、抗癌等;


  4、延缓衰老、保健美容,增强体质。


  食品“第三功能”最关键的因素是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其核心在于食品中“活性”成份对人体产生的诸多生理调节。而这种“活性”成份又与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紧密联系。因此,当将这种“活性”成份通过现代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从分子、细胞、器官等分子生物学去分析时,就会发现功能食品中存在诸多的药用成份与药用机理。所以,发达国家始终将发酵类或与生物技术相关的食品做为“功能性食品”重点研究领域。即使在中国,近些年来,也对具备“第三功能”的食品加大研究力度,并提出“利用生物技术开发出来新型营养保健的生物工程化食品”的产业方向。


  茶叶属于食品的范畴,也是世界三大无醇饮料之一。或许,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对茶叶的分类,更多的是从“发酵”的角度对茶叶进行功能性划分。如将茶叶分为不发酵茶(如绿茶)、轻发酵茶(如乌龙茶)、全发酵茶(如红茶)、后发酵茶(如普洱茶)等门类。


  目前,国际上对“功能性食品”的研究,包括茶叶制品的研究,其最前端的科技分为三项:一是天然药物的微生物转化;二是天然药物的酶法生物转化;三是天然药物的植物细胞生物转化。


  显然,普洱茶做为生物发酵的产物,虽然其制作工艺与手段相比现代生物工程而言,有原始与落后的成分,但都能追寻到这三项技术最原始的雏形,是目前各类茶叶中最具备“功能性食品”特点的饮品。


  但是,有一点也是我们必须明确的,虽然普洱茶内含一些药用成份,甚至也存在部分药用机理,但把普洱茶简单地“上升”为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也是一种误解。因为“功能性食品”与“药品”有本质上的区别。“药品”的“靶向”非常明确,其适用人群较为严格。“功能性食品”没有治疗疾病的“靶向”,是以补充营养、保健和调节生理机能为主。我们承认普洱茶存在诸多的药用成份与我们认定很多食品中含有一定的药用成份是一样的,如大蒜、辣椒、红薯、蕃茄……,它们内含的某种物质可能都是一种“药源”,但当食用它们时,却不能等同于“吃药”。普洱茶也是如此。


  而且,我们也必须看到,普洱茶具有的“第三功能”的特性,也不是今天的科学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有关普洱茶具有的特殊功能就已经被写入药典。虽然那时候没有“第三功能”的提法,其描述的内容与“第三功能”基本一致。如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就将普洱茶视为“中药”纳入《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


  需要提醒的是,赵学敏在评价普洱茶时,则是将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普洱茶一个特殊的产品----“普洱茶膏”上。其有关普洱茶的功能性描述主要围绕“普洱茶膏”进行。如“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等等。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普洱茶膏是普洱茶一个特殊的品种;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普洱茶膏是普洱茶深加工的产品,其功能指向更为明确,体现的“第三功能”效果更为明显。


  二、普洱茶“第三功能”的核心是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茶叶内含的营养成分与功能成分等同于“第三功能”。因为茶叶中不仅含有蛋白质、糖、脂类、维生素、色素、果胶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同时还有茶多酚、茶多糖、咖啡碱、茶氨酸、茶色素等功能成分。但是,这些营养成分与功能成分都属于茶叶的基础功能,与我们说的“第三功能”还有一定距离。


  很多人偏重茶叶化学成分的静态分析,忽略动态分析。因为茶叶是由不同的化学成分组成。其不同的处置(工艺)方法,使茶叶内含的各种化学成分产生急剧的变化。我们目前看到很多茶叶质量研究报告,其披露的指标基本上是静态的,很少用动态指标去揭示茶叶品质的走向。换句话说,只有动态指标的出现,才有可能绘制出茶叶品质演变的“路线图”。而且,不同地区的茶叶由于内含化学成分的差异及工艺的不同,其动态模型(即“路线图”)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拥有一系列茶品的动态模型,就可将不同的茶类按照特有的动态模型去化验和比对,鉴别出不同产地的茶叶原料及工艺的优劣性和规范性,推断其茶品“最佳品饮时间”和“最佳品饮区间”。这种以化学分析为基础的动态模型远比感官审评来的更科学。就中国目前茶叶而言,无论是绿茶、乌龙茶,还是普洱茶,都缺少这种动态模型。其不同茶类所产生的品质争论,基本源于“经验”方面的辩论,仍然缺少化学分析为依据。如近几年对普洱茶“越陈越香”的争论,绿茶及乌龙茶的学者依据绿茶与乌龙茶的经验,直接否定了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因为绿茶与乌龙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品质逐渐下降,并最终导致“霉变”。按照这一“经验”,普洱茶也应是“霉变”的趋势,怎么可能是“越陈越香”呢。争论的双方都没有拿出化学分析检测报告做依据。仍然维持在“经验”对“经验”的博弈上。


  更有甚者,一部分学者只关注茶叶中几种物质,以偏概全,盲目夸大。很多人一谈茶,必是茶多酚含量是多少。认为茶多酚含量高的茶才是好茶。很多茶叶界的专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就认为普洱茶无论是人工发酵的熟茶,还是陈年普洱茶其茶多酚含量都低于绿茶及乌龙茶,其品质无法与绿茶与乌龙茶相媲美。这显然也是一种误解。我们说,茶多酚是所有茶类的必备的基础物质,但不是鉴别茶叶品质的唯一标准。很多人将茶多酚“神化”,说它不仅能去除人体的自由基,还能治疗心血管疾病,预防冠心病,甚至抗癌等等。这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于绿茶界有关茶多酚诸多“研究报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愈演愈烈,将茶多酚推捧成能治百病的“良药”,并以此捆绑绿茶,宣称绿茶有针对几十种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的功效。但这些说法却在后来被国际上的一些权威机构一一否定。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简称FDA),于2006年5月9日在其总局的网站上公布的一项声明:“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结论认为无可信证据可以支持绿茶或者绿茶提取物能够降低与心脏疾病有关的风险”。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称,它对所提交的105篇文章和其它出版物进行了评估,但是没有找到支持喝绿茶可以减少患心脏病风险的证据。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FDA也曾宣称,绿茶不太可能会降低患乳癌、前列腺癌或者其它类型癌症的风险。直接否定了绿茶抗癌的种种提法。


  也许,我们不必迷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简称FDA)的结论,甚至也可忽略其在国际中的权威性。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也没有看到一篇反驳文章去挑战这一结论。


  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必须清楚的:茶多酚摄入人体后,尤其是进入人的肠道后,对人体内的微生物区系和代谢活体产生的影响,到目前都没有定性的结论。目前国际上,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只将茶多酚列为食品添加剂中的抗氧化剂,而不是食品营养强化剂,更没有被列入药典的原料药。茶多酚更多的价值除了它具备天然抗氧化功能外,更多的则是它在发酵后产生的衍生物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对红茶的青睐与台湾、香港对普洱茶的追捧,并不在于红茶和普洱茶内含的茶多酚指标有多高,而在于茶多酚降解的衍生物质所具备的营养价值。


  换句话说,茶多酚及其它功能成分与营养成分只有在一定制备(工艺)的前提下,在微生物与各种酶系的参与条件中,衍生出具备药用价值的物质,才有达到“第三功能”的可能。


  因此,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是普洱茶具备“第三功能”核心所在。离开了“生物转化”或不具备“生物转化”的条件,“第三功能”的提法只能是概念炒作或“水中捞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具体“路径”及演变方式,笔者在前三篇文章《普洱茶的地理价值》、《普洱茶特殊的工艺价值》、《普洱茶的陈化价值》中涉及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复述。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生物转化所需要的几个要素,普洱茶都是具备的。即云南特有的乔木大叶种茶叶本身属于天然植物,而这个天然植物中本身就含有多种药用物质,再加上特有的微生物与生物酶及非高温状态下的制备工艺,使得这些植物中的药用物质在一定的固化发酵中得到极好的生物转化,出现针对性更强(医药学更习惯用“靶向”一词)的药用成份,产生诸多功能的药用机理。


  三、普洱茶“第三功能”


  (一)普洱茶“第三功能”一个重要部分是直接的功效。我们之所以称它为“直接”,是因为这部分的功效是能够让消费者凭感觉就能直接体验到它的具体效能。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解酒护肝的功效


  普洱茶的解酒功能在业界已经形成了长期的共识。不仅如此,在众多解酒产品中,普洱茶不仅是佼佼者,普洱茶中的一款特殊产品——普洱茶膏又是自古以来始终享有“醒酒第一”美誉的产品。


  其实,很多发酵类的食品都有解酒功能,比如我们经常食用的醋,也有解酒功能。这是因为很多发酵类的食品都含有多种酶系,其中就有专属解酒的酶类。只是普洱茶在经过多次发酵中,其解酒的酶类靶向更为明显。


  这是因为酒精在人体内的分解代谢主要靠两种酶:一种是乙醇脱氢酶,另一种是乙醛脱氢酶。乙醇脱氢酶能把酒精分子中的两个氢原子脱掉,使乙醇分解变成乙醛。而乙醛脱氢酶则能把乙醛中的两个氢原子脱掉,使乙醛转化为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同时,普洱茶含有的L-丙氨酸,在人体中会产生大量的泛酸,以促进酒精代谢的正常进行。另外L-半胱氨酸能与酒精反应,加速酒精的代谢,并吸收一定量的酒精,提高人体对酒精的承受量,它可以转化为胱氨酸,辅以牛磺酸能修复损伤的肝脏细胞、脑细胞、胃粘膜和组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解酒的过程也是护肝的过程。


  很多人也试验这样一种方法,即在饮酒时不断饮用普洱茶。这种作法可使酒量大增。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酒与茶交替饮用的方法,虽然表面上增大了酒量,但却没有真正起到护肝作用。因为所有的酒精都是依靠肝脏分解的。人体肝脏每天能代谢的酒精约为每公斤0.5克,一个70公斤体重的人每天允许摄入的酒精量应限制在35克以下。对酒精敏感的人,其摄入量更得大幅递减。我们提倡少饮酒,并在酒后饮用普洱茶解酒,其最终的目的是保护肝脏,减少酒精对肝脏的损害。任何增大酒量的解酒方法都不应当提倡,也缺少科学性。


  2、消食、解油腻的功效


  凡是品饮过普洱茶的人都知道,在吃完牛羊肉或饱食大鱼大肉之后品饮普洱茶,消食的速度极快。过去,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普洱茶消食、解油腻的原因,是普洱茶内含的咖啡碱刺激人的胃肠蠕动,从而达到快速消食这一效果。但真正的原因不是这点。


  科学家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实验:将几个肉片装在金属丝笼内,给老鹰呑下,经过一段时间取出小笼,肉片不见了。于是动摇了在此之前的胃肠蠕动消化的说法。认识到胃液中有某些可以消化肉类的物质存在。其中就有胃蛋白酶、糖化酶等。这个实验也间接否定了普洱茶内含咖啡碱刺激胃肠蠕动助消化之说。


  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其固有的纤维素酶与果胶酶,在其它酶系的相互作用下,分解大量的衍生物。这些衍生物不仅有糖化酶,还有其它与人体胃肠的生物酶系产生反应的酶类,增加了胃蛋白酶的分泌,促进胃蛋白酶活力的提高,使胃对蛋白质食物的消化能力加强,增强了人体消食功能。


  普洱茶的消食、解油腻的功效也存在一个客观事实,它更多地依赖人体自身的素质。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在食用大鱼大肉之后,配合品饮普洱茶,其消食或解油腻的效果非常明显。而对体质较弱的人而言,其效果未必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人体的消化系统还是以“自主”的酶系决定的。普洱茶的消食与解油腻机能只能是辅助作用,不是决定因素。健康的人胃肠道酶系完整,且“动力”十足。非健康体质的人,一定是胃肠道酶系受损,动能较弱。普洱茶可以缓慢修复这种酶系,但仍然取代不了“药品”的作用。


  普洱茶因为具备消食、解油腻的功效,很多人又将普洱茶直接上升为“减肥”的食品。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肥胖是由多种原因促成。我们目前把肥胖一般分为单纯性肥胖(Simpleobesity)和继发性肥胖(Secondaryobesity)两种。前者是指体内热量的摄入大于消耗,致使脂肪在体内过多积聚,继而转变为体脂藏于皮下使体重超常。其内分泌系统与机体代谢都基本正常。其不正常的是与饮食、运动及相关的生活习惯有关。后者则不同,是因为内分泌产生器质性病变和代谢异常引起的。如胰岛素分泌过多,脑炎、抑郁加上药物等引起的。这类肥胖必需在根除疾病后,肥胖会自然消退。


  普洱茶对单纯性肥胖(Simpleobesity)会产生一定作用,但却不是唯一作用。减肥者必需在坚持素食的基础上,配合大运动量,再加上饮用普洱茶,还得有一个好心情,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普洱茶在这方面只能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而非绝对的角色。


  相对继发性肥胖(Secondaryobesity),普洱茶不起任何作用。因为继发性肥胖是一种病症,必须经过医院综合性疹断后才能确定一个治疗方案。普洱茶在这方面连辅助效果都达不到,必需靠药物治疗。


  3、养胃的功效


  普洱茶与其它茶类最显著的一亇区别,是普洱茶可以空腹饮用,如果加入适量的蜂蜜,效果更佳,从而起到养胃的功效。这里有三个原因:


  一是普洱茶经发酵后,其大量的衍生物质,基本上属于小分子,有利于人体的胃肠道的吸附,刺激性小。绿茶与乌龙茶则不同,虽然它们内含的茶多酚高于普洱茶,但茶多酚内含的很多物质是大分子,空腹饮用,会对人的胃肠产生强烈刺激。因此体质转弱的成人和儿童经常被告知,慎饮绿茶,更不能空腹饮用绿茶。中医所说的绿茶“寒性大”,恐怕都与其内含的大分子有关。同样,未经人工发酵与自然发酵过程的普洱茶(我们俗称普洱生茶),也不能空腹饮用,原因也是分子量太大。因此,除普洱茶生茶外,自然发酵并达到二十年以上的普洱茶和陈化三年以上的普洱熟茶都具有“暖胃”的功效,其主要原因都与小分子有关。


  二是普洱茶内含的果胶物质远高于其它茶类。它不仅体现很好的吸附性,又能粘结和消除体内细菌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如重金属中的铅,汞和放射性元素,起到解毒作用;同时又能保护胃粘膜,帮助消化。对患有胃溃疡或胃炎的人而言,普洱茶果胶类物质可形成薄膜状态附着在胃的伤口,促进溃疡面愈合,适宜于胃病患者饮用。


  三是普洱茶内含的咖啡碱可以中和人体的胃酸,进而改善消化功能。普洱茶养胃的功效,其关键点在于发酵的品质。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试验:将绿茶、普洱茶(三年期熟茶)、普洱茶膏三个茶样进行冲泡,然后将三杯茶汤放入冰箱冷藏。待茶汤温度降至零上5度左右时取出,观察茶汤是否出现变化。这时,我们会发现,绿茶的茶汤有大量的乳状悬浮物,最为混浊,原因是果胶类物质还原;其次是普洱茶有少量的乳状悬浮物,茶汤颜色呈褐色、偏暗,无通透,原因也是发酵过程未完全分解的大分子还原与聚合;最好的应当是普洱茶膏,没有肉眼可见的悬浮物和杂质,茶汤颜色与刚冲泡时相比,稍微偏暗。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未发酵的茶叶内含很多大分子物质,在其茶汤温度降下后,导致物质的还原与聚合的化学反应,出现重度混浊。普洱茶出现的轻度混浊,是发酵过程不够,很多物质没有被充分降解。普洱茶膏属普洱茶深加工的产品,几乎都是小分子,虽然它也存在还原与聚合,但其结果是小分子的聚合,只是茶汤出现偏暗而已。


  我们也可以据此方法检测自然发酵的普洱茶“年份”,“年份”越短的茶,其混浊物越多,“年份”越长的茶混浊物越少。湿热条件下陈化的三十年以上的“老茶”,不应当出现肉眼可见到的悬浮物和杂质,汤色也会随年份的增加愈来愈通透。五十年以上的“老茶”,汤色变化也不会太明显。


  我们提倡普洱茶的饮用者每日早晨空腹饮用一杯温热的普洱茶,最好是三年期以上品质较好的普洱熟茶,如果条件允许,饮用三十年以上自然发酵的普洱茶当然更好。特别是对胃酸过多,或者患有胃炎及胃溃疡的人而言,饮用时如果再加上一勺蜂蜜,其养胃的功效更是明显。


  这里需要声明的是:养胃的关键在于“养”。这个“养”不是立杆见影,而是持续的“坚持”才能显现出来的结果,当然还有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二)普洱茶的饮用,对人体也产生潜在的功能。我们说它是“功能”,而不是“功效”,主要原因是因为“功效”能够被我们的感觉直接扑捉到,而“功能”却会躲过人体的感觉,需经一段时间,加上医疗等综合的检测方法,才能被发现。


  1、抗癌的潜在功能


  近二十年来,有关茶叶抗癌的研究“成果”诸多。但都只局限于专家的个人观点,没有形成最终的“科学定论”。当很多人将冲泡后的茶汤喂食实验用的小白鼠,去寻找抗癌机理时,首先就忽略了一个事实,茶汤内含的茶叶水浸出物有很多物质,到底哪些物质会产生抗癌机理?


  很多人也将茶叶内含的某种物质提纯出来,或口服或注射的方法,寻找抗癌的“因子”,但其结果离预期也相差甚运,到目前为止,没有形成重大突破。


  这里有一个误区,茶叶做为饮品,具有最基本的食品功能,与药品相差甚远。没有脱离食品“原形”的物质,不可能成为“药品”,甚至连“药品”的“药源”都谈不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某种植物内含有一种或几种物质可能成为未来“药品”的“药源”时,还需将这种物质反复“提纯”,并经过“再加工”,使其完全脱离“原食品”的形态和性质,方能成为某种“药源”。


  其实,就抗癌类药品的研究而言,已是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很多科学家近些年来将眼界投入到微生物与酶系上,主要原因是他们看到,很多发酵类的产品隐藏了可作为抗癌物质的“药源”。目前国际社会之所以青睐生物制药,也是因为他们越来越看到用生物制备的技术或许能找到这种“药源”。


  就茶叶类产品而言,假如也存在这类潜在的抗癌“药源”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普洱茶。这是因为:


  1、普洱茶属于发酵类食品,普洱茶发酵过程中由于多种微生物菌群与酶系的“干预”,使普洱茶在后续的物质降解与演变中产生了大量衍生物质,这些衍生物质的“递次转化”,极易形成潜在的抗癌“药源”,为普洱茶具备潜在的抗癌功能提供了“物质”基础。


  2、很多科学家从普洱茶的茶红素缔结物中已经找到抗癌的潜在“药源”。虽然这项研究仍处在实验室阶段,离真正的成果还有一段距离。但为普洱茶抗癌机理研究提供了更明确的理论依据。


  3、普洱茶存在“实践在先”的特性。这个“实践”有着上千年的过程。清朝《本草纲目拾遗》的作者赵学敏对普洱茶的一个特殊品种——普洱茶膏,有过这样一个评语:“普洱茶膏治百病”。这个观点的提出显然违背科学常识。问题是,赵学敏毕竟又是清朝很著名的药学家,也是公认的一个非常严谨的治学者,怎么就能出现如此的低级“错误”呢?难道是他的“笔误”?还是他综合了大量案例才提出这一观点呢。当我们翻看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详尽查看他录入的近千种药品,唯独对普洱茶膏给出了“治百病”的说法。他为什么不说其它药材“治百病”呢。这种“夸张式”的评价是否隐含了另一方面的原因:当普洱茶膏能对某些在他看来根本不能治愈的“疑难杂症”却发挥治疗功效时,他已经找不到更准确的文字进行概括,只能用“治百病”这样高度概括的言辞去表达,以提示人们,甚至后人,对普洱茶膏的关注。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科技社会之前,人们就经常将某一种“药”扩大适用范围,以期对各种疾病产生疗效。当一种“药”能够适合多种疾病时,这种“药”便立刻被视为“神药”。这样的例子,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如1899年发明的“阿司匹林”,当初只作为治疗风湿性关节炎。但在后来,其治疗的范围越来越广,如镇痛、解热,抗血栓,心血管疾病,最近几年,又有很多研究部门视它能抗癌。似乎“阿司匹林”是一个宝藏,几乎每十年都产生一个新的“适应症”。因此,对赵学敏的“治百病”说法也不能简单的一棒子打死。那么,赵学敏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疑难杂症”都有哪些病症?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癌症一说,凡是当时医学不能确疹的病统称“疑难杂症”。赵学敏所说的“治百病”是否就包含癌症呢?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否需要因为“普洱茶膏治百病”说辞,仍然将普洱茶视为一个宝藏?西方对“阿司匹林”的研究有持续100年以上的历史,其成果颇丰。而我们对普洱茶的化学分析才刚刚起步,还有大量我们未知的物质需要我们一一破译。


  近一年来,有一个生物医药研究小组就曾对普洱茶膏的一个品种----普洱茶石(普洱茶膏一种,又称“玉龙胜雪”)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普洱茶石已完全脱离了普洱茶的形态,其外观呈现重度白霜,是普洱茶膏长时间后陈化所至。这种白霜,是茶叶儿茶素与咖啡碱的络合物。


  同时,研究人员又发现普洱茶膏中茶红素的缔结物,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还不能分离纯化出茶红素的单体,只能分离出一类较复杂的红褐色酚性化合物。它有儿茶素酶促氧化聚合、缩合反应的物质,也有儿茶素氧化物与多糖、蛋白质、核酸和原花色素等产生的非酶促反应的产物。茶红素缔结物的二次萃取。经过对萃取物再纯化后,发现其有极强的渗透性。


  研究人员用致癌剂诱使实验鼠发病。使所有实验鼠在一段时间内产生诱使性细胞癌变。然后将上述纯化的“药物”分别采取口服或注射的方法对实验鼠进行分组试验。结果发现,这种纯化了的“药物”对实验鼠体内的癌细胞产生“扑捉”与“包裹”,再加上对普洱茶膏内含的特殊微生物进行结构性修饰,使其内切酶产生对癌细胞整体“切割”,阻断肽链,使其失去“营养源”,导致癌细胞的最终“枯萎”,丧失分裂与再生的可能,达到杀死癌细胞的功能。


  但是,这个实验只是对实验鼠进行的,只是抗癌药物研究的“前奏”,目前只局限在实验室阶段,离药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声明的一点是,这种具备“药源”雏形的物质虽然来源于普洱茶膏,但它也经过了很多生物技术的再“改造”过程。尚不能简单地认定普洱茶膏就具备直接的抗癌功效。


  但有一点,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人体实际上也是一个“生物加工厂”,普洱茶进入人体后能否产生“再加工”的过程,以至由于这种“再加工”达到何种效能,是我们未知的。因此,我们也只能给它一个保守的定义:即普洱茶具有潜在的抗癌功能。


  2、降血压与降血脂的潜在功能


  普洱茶能够降血压与降血脂是目前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也不断有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其实,我们将普洱茶降血压与降血脂列为潜在功能,而不是直接的功效,在于说明,普洱茶在这两方面反应出来的功能,是“间接”的性质,不具“直接”的效能。


  我们说普洱茶具有降血压与降血脂的潜在功能,是因为普洱茶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路径”所致。


  一是普洱茶是发酵的产物。很多发酵类的产品,包括普洱茶,都有他汀类物质出现,如络伐他汀、辛伐他汀等,这些都属于降血脂的药用成分。虽然它们的含量很少,不能替代“药品”,但也具备一定的“靶向”。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医学报告认为,已知他汀类药物(主要是指化学合成)会干扰人体内辅酶Q10,长期服用他汀类药品会出现具有损害肝脏及可能致癌的副作用。因此,降低胆固醇的作用,第一个过程不应是一种药物,而代替它的应是具有降低胆固醇作用的综合设计的营养计划。显然,普洱茶由于他汀类药用成分属于发酵过程的自然产物,不是“西药化学合成”,自然成为这个营养计划的首选。


  二是普洱茶的茶色素具有潜在的降血脂功能。即通过改善血液中红细胞变形性,调整红细胞聚集性及血小板的黏附性,降低血浆黏度,从而降低全血黏度,改善微循环。这方面,普洱茶中的茶红素,仍然是这方面的“主力军”,原因仍然在于它极强的渗透性。同时,“年份”越长的普洱茶茶红素含量越高,效果越好;


  三是普洱茶的咖啡碱与茶碱的利尿作用,对缓解高血压及高血脂有潜在的功能。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患者都服用如双氢氯噻嗪、吲哒帕胺、呋噻米、氨苯蠂啶等药物。这些药物基本都属于利尿剂。因为利尿的方法是治疗与缓解高血压的主要手段之一。而普洱茶中的咖啡碱通过剌激人体的膀胱同样能够达到利尿作用;同时,由于普洱茶中的咖啡碱与茶碱还能使血管平滑肌松弛,起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降血压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普洱茶中的咖啡碱能分解血液中的钠离子。我们中国饮食有偏咸的弱点,其含钠的组分太高。因为一个钠离子必然裹挟五个水分子,造成血容量增大,形成对血管壁的压力。普洱茶的咖啡碱能够起到排钠作用,降低血容量,从而间接起到降压作用。


  实际上,国际医疗界对治疗高血压一直倡导两种模式:即药物治疗和非药物疗法。而且,非药物疗法优于药物治疗,是高血压患者的首选。普洱茶就属于非药物疗法的范畴。


  3、降血糖的潜在功能


  在中国和日本民间,常有用粗老茶治疗糖尿病的经验。日本著名的茶叶专家在1987年做过一个试验:将茶叶冷水提取物除去脂、蛋白质等,纯化出茶多糖,具有与粗老茶降血糖同样的功效。据此,他认为茶叶中降血糖的有效成分是水溶性复合多糖。这项成果,被绿茶界经常引用,并衍生了大量绿茶降血糖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里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如果不采取去脂、去蛋白质,加上纯化的手段获取茶多糖,绿茶的降血糖功效几乎是不存在。因为这种纯化茶多糖的方式属于精细化工的范畴,与我们平常品饮的绿茶是两个概念。


  但普洱茶不同。只要经过发酵后的普洱茶,无论是自然发酵还是人工发酵,其茶多糖的含量远高于绿茶与乌龙茶。因此,就茶叶而言,普洱茶无疑应是降血糖茶叶类的首选。这是因为:


  一是普洱茶的原料本身就以粗老叶为主,与民间流传的粗老叶治疗糖尿病有物质等同或相近的基础。茶多糖的含量是随原料粗老程度的增加而递增,原料越老,茶多糖含量越高。


  二是普洱茶在发酵中,本身就将脂类与蛋白质等物质分解与转化,提高了茶多糖的含量。同时,茶多糖又是生物活性高分子化合物,通过发酵的降解与转化,又分离出小分子低聚糖。也恰恰是这个小分子低聚糖才是普洱茶降血糖的主要“功臣”。


  三是低聚糖(又称寡糖)是通过糖苷键将2~4个单糖连接而成小聚体,它包括功能性低聚糖和普通低聚糖,这类寡糖的共同特点是:难以被胃肠消化吸收,甜度低,热量低,又属非胰岛素所依赖,不会使血糖升高,适合于高血糖人群和糖尿病人食用。同时,它也能改善人体内微生态环境,有利于双歧杆菌和其它有益菌的增殖。普洱茶内含的低聚糖经代谢产生有机酸使肠内pH值降低,抑制肠内沙门氏菌和腐败菌的生长,防治便秘,并增加维生素合成,提高人体免疫功能,从而间接起到降血糖的功能。


  当然,普洱茶“第三功能”其涵盖的内容还有很多,笔者只能摘取几个主要部分进行简单描述。而且每一项描述又由于受文字的限制不能展开分析。


  写到这里,《普洱茶四大价值》的撰写就算告一段落。笔者之所以将普洱茶归纳为“四大价值”,是因为普洱茶具备独特的价值体系所决定的。这个价值体系有其完整的价值链,并有序的排列。


  1、普洱茶第一个价值——地理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有云南才能生产乔木大叶种的普洱茶。


  2、普洱茶第二个价值——工艺价值,是向我们展示好的普洱茶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它制作的特殊性在哪里。


  3、普洱茶第三个价值——陈化价值,则是告诉我们普洱茶品质再造的秘密,给存茶者一个存茶的理由。


  4、普洱茶第四个价值——第三功能,则是给消费者一个品饮普洱茶的理由。


普洱茶的时代秀

中国人自古擅于修史,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史官,然而普洱茶这个远在云南边地的小茶种,显然是不入史官法眼的,在清代以前的正史里难觅普洱茶的踪影。关于普洱茶的记录也只散见于一些文人的风物文章里,直到清代才有阮福的一篇小文《普洱茶记》为普洱茶命名。所以,我们很难系统地去学习普洱茶的历史,当然这并不妨碍大家热爱普洱茶。我们从普洱茶的历史长河里拎出一些关键词来,让大家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厘清普洱茶历史的脉络,当然这些脉络都是粗线条的,笔者在此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普洱茶的历史做出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明代:“普洱”两个字出现

普洱茶得到命名,是在明代。

普洱茶的出现,和普洱建制的设置直接相关。今普洱市中心地区思茅区、宁洱县一带,宋代大理国时期称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元代改“步日部”为“普日部”;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改“普日”为“普耳”,属元江军民府之车里宣慰司地,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称“普洱”。因普洱产茶,这里的茶,就被称为“普茶”或者“普洱茶”。

地理标识的出现,虽让普洱茶获得了最初的身份证,但仅仅凭借一个原产地的“普洱”名号,尚不足以让普洱茶成为名茶。明代是我国古代制茶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一个重要时代。这一时期,茶叶在技术革新、茶种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废止了过去的一些蔽制,在茶业上立诏置贡奉龙团,这对制茶技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明代,通过一系列统治制度的建设和大规模移民政策的实施,明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云南的直接统治,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在此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这一时期,也是云南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云南开始出现了一比较有名气的茶类,如昆明的太华茶、大理的感通茶和湾甸茶、永宁“剪刀粗茶”、车里的“普茶”和昭通的“乌蒙茶”。

这些茶中,普洱茶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盖过了其它茶类,成为云南茶的代表。万历《云南通志》载:“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还只是简单说明车里的“普耳”一地产茶,而万历年间博学广识的谢肇淛在《滇略》一书中则已经提到云南“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说明当时在云南流通全省,销量最大的当属“普茶”。而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更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的重要记载。这里的“西番”就是指西藏。这说明在明代,普洱茶除了行销云南全省之外,主要销售地点就是藏区。此外,方以智的记载还值得留意——这是“普洱茶”一名最早见于文字的记录。

此外,在明代,普洱茶还形成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制作工艺——“蒸而成团”的团茶。也就是说,在明代,普洱茶工艺初步成型,成为压制茶。这一工艺,一举改变了明代以前普洱茶的粗糙样貌。而普洱茶的主要原料——大叶种茶,也是天然最适合制作紧压茶的茶种。普洱茶若以散茶、绿茶的形态出现,在早已被内地茶、江浙、福建茶定义了的中国茶谱系中,作为大叶种茶的云南茶毫无优势可言,不仅形态粗陋,而且霸气的味道也很难让人接受。而一旦蒸压成紧压茶,原先的劣势就成了优势,不仅形态美观,而且味道通过蒸压工艺和一定时间的陈放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始甘爽可口了。正是因为紧压团茶的制作工艺展示出了普洱茶的优点,普洱茶开始成为贡茶,受到朝廷赞赏,除了藏区之外,每年还有少量普洱茶销往内地,天启年间达到了每年400多担。

正是在明代,普洱茶得到命名,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证,惊艳亮相。但普洱茶得到命名后,直到清代,才进入自己古代时光里的黄金时代。

清代:“普洱府”的设置

清代在云南建立更加巩固的统治,茶叶市场进一步扩大,普洱茶获得了更大发展。清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同意五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在北胜州(今丽江永胜)建立茶叶市场。清乾隆十三年,丽江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丽江建立茶市,商人领引后赴普洱府买茶贩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其时,贩茶入藏,每驮抽税银四钱五分,年解银三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相当于八百四十三驮。藏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普洱茶开始作为大宗商品开始大量进入藏区,进入内地。为了规范市场,清政府规定云南藏销茶为七子饼茶,每七圆为一筒,重七七四十九两。据《清朝通典》记录,当时政府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卖茶一担,则每年卖茶3000担,每担是100斤。清代每斤重是596.82克,则每年由政府课税后销往内地和藏区的茶叶有179吨。普洱茶商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到六大茶山种茶、贩茶。其中石屏人很多到了易武茶区,他们的后裔现在仍在易武茶区种茶、制茶。

清代普洱府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普洱茶的生产和贸易,极大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背景下,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雍正同意,于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设立了普洱府。普洱府辖宁洱县、威远厅(今景谷)、他朗厅(今墨江)、思茅厅(管辖今思茅区及六大茶山)、车里宣慰司。车里宣慰司本来管辖十二版纳地,设普洱府时将江内六版纳归普洱府直接管辖,车里宣慰司辖区只剩下江外六版纳。普洱府成立的同年,还在思茅设茶叶总店负责管理六大茶山茶叶贸易及相关贡茶事宜。普洱府的设立,扩大了普洱茶产区,尤其是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江内六版纳,也就是今日版纳州勐腊县境内所谓的“古六大茶山”地区划归普洱府思茅厅,使普洱府成为茶叶的集中产区,也使普洱府的政治中心普洱府城(今宁洱县城)、思茅厅一带成为普洱茶最重要的集散地。

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的命名之作

在中国,一种真正的名茶,是离不开诗词歌赋的。一种茶,如果仅只停留在普通人的生活日用层面,而得不到社会上流阶层,尤其是文人雅士的认可和青睐,并进而将其镶嵌在诗文里面,是不可能获得精神文化的因子,真正成为名茶的。普洱茶成为名茶,同样走过了相似的道路。清朝中叶之前,虽然有过明代谢肇淛、方以智、清代檀萃、曹雪芹等著名文人的书写,但他们的书写是零散的,影响力尚较为有限。名重天下的普洱茶在期待着一位有心的著名文人,为它写下第一篇专门介绍的文字。道光六年丙戌(公元1826年),25岁的阮福写下《普洱茶记》这篇800余字的小文,奠定了普洱茶成为名茶的基础。

普洱茶在当代复兴之后,各类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书籍大量出版,可谓汗牛充栋,阮福的《普洱茶记》一定是被引用最多的,尤其是开篇第一句“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既是为普洱茶定位,也是对普洱茶在清代中期时在中国茶格局中的真实地位进行描述。在清代,普洱茶已经以贡茶的身份跻身上流社会了,故宫博物院的仓库里保存上百年,至今仍然外观完好并具备品饮价值的人头贡茶、普洱茶膏等不仅真实见证了这段历史,而且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普洱茶是可以喝的古董的独特属性。

贡茶,普洱茶名重京师

清代,普洱贡茶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大大提高普洱茶制作工艺,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普洱茶的品牌档次,使普洱茶开始成为中国的著名茶类。普洱茶成为贡茶,开始于明代,但没有形成完善制度,影响力有限。清代康熙年间,普洱茶再次成为贡茶,到雍正年间普洱府设置之后,进贡普洱茶成为云南的“成例”,也就是云南总督府的一项固定的政治义务。由于长期进贡皇宫,普洱茶成为皇帝、王公大臣的喜爱之物。皇室除了自己品饮之外还将普洱茶赏赐功臣及外国使节等。宫廷的喜好,在京城时尚潮流中具有引领作用,于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普洱茶就开始“名重京师”了。

那重到了什么地步呢?重到了连皇室都要把普洱茶作为宝贝,赠送给外国使节,以显示皇恩和炫耀天朝地大物博,盛产各种珍奇玩好的地步。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噶尔尼勋爵和副使斯当东爵士为首的800多人的使团访问大清帝国。对普洱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重要插曲。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宴待英国使节团,并按照惯例在接见之后赠送了大批礼物,以显示天朝的富有和恩德。

在所赐礼物中,最多的就是普洱茶,其中有普洱女儿茶、圆茶、普洱茶膏等,由此可见普洱茶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到18世纪末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799年,清人檀萃撰写《滇海虞衡志》时提到普洱茶,这时的普洱茶已是“名重天下,……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的一种盛况了。此时的普洱府城,已经是一座砖砌的大城,清政府在城中设有茶局,专办“茶引”(茶的营业执照)、茶税及督办贡茶等事务。每年三千担的交易量(这只是官方法定的合法交易量,实际上交易量远不止此),吸引着来自秦陕西、山西、两广、四川、江西、两湘,以及石屏、腾越、下关、玉溪、通海、思茅等地的茶商纷纷在普洱府署宁洱城建立茶庄和商业会馆,对普洱茶进行收购、加工、精制、包装、运输等业务。

普洱茶得名于明代,鼎盛于十八世纪的清代中叶,并在这个时期登上中国名茶的文化殿堂,繁荣了百年之久。十九世纪中叶后,近代中国开始衰败,到十九世纪末,曾是中国“茶瓷丝三位一体”,代表和象征着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地位之一的整个中国茶都开始衰落,消退了昔日的无限荣光,失去了在世界茶叶贸易上的主导地位。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普洱茶又何能幸免?光绪十三年(1908年),云南地方混乱,盗匪蜂起,贡茶运至昆明附近被匪徒抢劫一空,而早已焦头烂额苟延残喘的朝廷也无暇追究,云南地方政府也因此借机停止了交纳普洱贡茶这一事项。从此,普洱贡茶绝。而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古代的普洱茶,开始成为一个必将日益远去的传说。

民国,老茶号的黄金时代

民国年间,云南的传统普洱茶商号在继承古老传统的同时,注入了崭新的现代商业意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国三年(1914), 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为传统普洱茶产业的中心。据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仅在思茅城区就有雷永丰、同仁利、信和祥、裕泰丰、 乾利贞、李衡记、裕兴祥、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瑞丰号、谦益祥、复和园、钧义祥、鼎春利、同和祥、恒泰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1万担左右(旧衡制100老斤为一担)。众多茶庄商号中,“雷永丰”最负盛名,位列思茅八大茶号之首。

民国年间,普洱茶产区扩大,特别是今日所谓“江右(外)六大茶山”,也就是勐海茶区的崛起(那时叫“佛海”),开始和传统的“江左(内)六大茶山”,也即勐腊易武倚邦茶区并驾齐驱,并大有超越之势,极大改变了普洱茶产区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变化,加上民国十五年(1926),思茅暴发瘟疫,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众多商号茶庄也陆续迁往倚邦、易武、江城、勐海,开始把制茶场所设在原产地,只在思茅设置经营总部。

民国年间普洱传统制茶业的兴旺,还“制造”了一批著名的制茶师傅,当时最有名气的就有刘渭成、朱根林、燕益庆、余长福、周小舟等人。这些制茶师傅们,开始对茶叶分级,把晒青毛茶分为“春尖”“谷花”“细黑”“老黄叶”四个等级,再用各等级毛茶掺内飞揉制成专销藏区的紧茶、专销省内外各地的砖茶、圆茶,不经揉制的春尖、谷花两种散装生茶,则运往昆明代销的茶庄,再加精选,分别加入茉莉、菊花等,再销往省内外各地,是为一等茶。那时的普洱“一等茶”,竟然用来做花茶,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但却说明,那时的消费者心中,还是绿茶为王,只有最好的普洱茶才有资格做绿茶里的花茶。

四大茶厂

普洱茶现代产业之滥觞

民国年间,除了大批传统茶庄商号之外,一批现代机制茶厂的建立和运作,是普洱茶产业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1938年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成立,冯绍裘、范和均、郑鹤春等著名内地茶人来到云南,和云南地方政府一起建立了顺宁(凤庆茶厂前身)、佛海(勐海茶厂前身)、康藏(下关茶厂前身)和复兴(昆明茶厂前身)等云南中茶公司旗下的民国云南四大茶厂。四大茶厂和云南中茶公司近十年间的成功运作,极大推动和整合了云南的现代茶产业,也使普洱茶的现代产业意识相比民国之前有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而这批现代茶厂的建立和运作不是偶然的,这说明,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古老的普洱茶产业已经具备现代产业性的根基了。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产业物质根基,即原料基础初步建立了。

从晚清政府1908年大力倡导现代茶产业开始,云南各地开始了又一个茶叶种植的浪潮。1908年前,相比清中后期,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有极大缩减,但从1908年开始,特别是民国初年,不仅原来的普洱茶主产区普洱、版纳等地的茶叶种植面积开始回升与扩大,临沧的凤庆、云县、镇康等地区和保山腾冲等地区的茶叶种植也开始发轫壮大。正是在民国年间,今日普洱茶区的资源开始得到整合,开始逐渐恢复昔日的荣光;正是在民国年间,以勐海为中心的“江右(外)六大茶山”迅速崛起,超越传统的普洱“江左(内)六大茶山”,成为云南茶的重要主产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原来绝对边缘的江外临沧、缅甸边境范围茶区发展壮大为与普洱、版纳云南茶三大茶区并列的重要茶区之一。总之,民国年间云南现代种茶业的兴起,奠定了云南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原料基础。

正是在云南茶叶种植业极大扩张的基础之上,一批具有现代性的茶厂、茶业公司实体建立了。特别是云南中茶公司和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的成功建立和有效运作,使云南第一次具有了一个现代性的茶业公司和几个初步现代化生产的茶厂。现代茶业公司的建立,是现代性的资本、原料、设备等物质因素的聚集与整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说明这些因素都已成功聚合了。这在云南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而这一成就,成为了民国年间云南茶留给后人的巨大遗产。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现代管理、运作、技术基础,也就是人才基础初步奠定了。现代性茶业公司的建立,除了原料、资本、设备等物质因素的有效聚合外,离不开管理、运作、技术等智力资源的聚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是民国云南茶业具备开始现代性茶业智力资源的重要标志。虽然云南在现代茶产业的智力投入上起步较早,派出了朱文精、陈洪畴等最早的现代茶业留学生,并且,他们回国后也在云南地方政府支持下做了大量努力,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很少取得实绩。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方面的努力,为云南茶准备了一批技术上的人才。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范和均、冯绍裘、郑鹤春等一大批现代茶业技术和管理的著名专家来到云南。他们到来之后,又在内地招募了一大批成熟的技术工人来到云南。这批内地专家和成熟技术工人的到来并与云南本土的专家与技术人才相结合,使云南的现代茶业具备了人才智力上的初步基础,使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得以顺利运作。而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的顺利运作又促进了大批云南现代茶产业技术人才的产生,为日后云南的现代茶产业生存与发展打下了更加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

“八中茶”

普洱茶最经典的品牌LOGO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品牌意识开始觉醒。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品牌系列得以拓展。民国以前,云南茶的主要品牌是“圆茶”(今日所谓的传统“七子饼茶”),民国年间,在“圆茶”的基础上,云南茶又出现了碗形紧压沱茶,并开始成为消费者广为认可的云南普洱茶又一种重要茶品。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云南红茶又以优异的质量获得极大声誉。与此同时,云南宝洪茶也有一定声誉。也就是说,民国年间,在1905年贡茶消逝之后,表面上,普洱茶走下宫廷的神坛,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更为广大的民间,云南茶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品牌系列也有极大扩展,走出了普洱“圆茶”单一系列的格局,成为普洱“圆茶”(七子饼)、普洱沱茶、滇红三大品牌系列并驾齐驱的格局,极大增强了云南茶的品牌实力。与此同时,云南中茶公司的建立和其对自己品牌的管理与维护,极大地提升了云南茶的品牌意识。

遗憾的是,民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一个时代,政局极不稳定,这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一系列事业的发展,普洱茶自然也不例外。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兼之疟疾流行,道路不靖,商旅裹足,通货膨胀,茶叶销售跟不上飞涨的货币,加上众多商号和茶厂为资金困扰,生产更为困难,导致普洱茶产业衰落,各种茶庄商号和茶厂公司纷纷歇业。1948年,苦苦挣扎的最后一家普洱茶传统商号——以何璞生为庄主的鼎春利茶庄也歇业,传统的普洱茶庄就这样拉上了最后的幕布。与此同时,民国云南四大茶厂的勉强经营也接近尾声,1950年3月,云南中国茶叶公司及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从此,云南中茶公司进入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时代,民国普洱茶时代正式终结。

1951年12月“中茶牌”商标注册成功,1952年7月,当时的中国茶叶总公司下发通知,启用“中茶牌”商标,也就是八个红色的“中”字围绕着一个绿色的“茶”字,俗称“八中茶”,这也是云南普洱茶最经典的商标。从1952年起所生产的茶叶包装的文字最上面是倒读的“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中间是“八中茶”商标,下方是倒读的“中茶牌圆茶”繁体字。由于“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是手工加盖,因印色之别而有红印、黄印、绿印之称,这期间所生产的茶俗称为“印级茶”。

从1972年起“中茶牌圆茶”停用,开始改称“云南七子饼茶”,上面文字为“云南七子饼茶”下有英文,中间仍是“八中茶”商标,下面文字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下面同样有英文,“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同样是手工加盖,因印色的不同有红印、黄印、绿印、水蓝印之分,从此开始了“饼级茶”时代。如今,“八中茶”商标是中粮集团下属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茶叶产品的专属商标。

1976年为出口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规范普洱茶商标号,饼茶用4位数字,头两位是该产品创制年份,第3位是毛茶等级,第4位是茶厂编号。当时1是昆明茶厂,2是勐海茶厂,3是下关茶厂。

当代

渥堆发酵技术,普洱熟茶诞生

从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普洱茶古茶园遭到破坏,产销量大幅下滑,最致命的是失去了普洱茶的品牌意识和价值,沦落为茶的原料产地,堪称普洱茶觉醒之后的迷失年代或者黑暗年代里。但事物的发展却是复杂而奇妙的,正所谓否极泰来,正是在这个所谓的黑暗年代里,现代普洱茶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技术突破——人工渥堆发酵技术诞生了。

为了满足香港人喝老茶的需求,1973年昆明茶厂在厂长、勐海茶厂、下关茶厂分别派出技术骨干组成考察小组赴广东学习发酵技术。后来在借鉴香港、广东做湿仓加速发酵方法的基础上,成功试制出了普洱熟茶。20世纪70年代末,云南终于实现了普洱熟茶的大规模批量生产。人工渥堆发酵技术的发明,是普洱茶黑暗年代里的巨大突破,它开创了普洱茶熟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不仅如此,在1979年2月,云南普洱茶界还由吴启英女士领衔,制定了《云南普洱茶制造工艺要求(试行办法)》,详细制定了普洱茶生产质量标准,生产工艺以及各大厂家的代码(现市场上广为流行的茶唛号都源于此。如:7581的含义为75年、8级茶,昆明茶厂出品的茶砖;7552的含义为75年、5级茶,勐海茶厂出品的饼茶;8653的含义为86年、5级茶、下关茶厂出品的沱茶。),由省公司下发到各大茶厂,成为全省普洱茶试行生产的规范。从此,云南普洱茶产业在生产工艺上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为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复兴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21世纪初:四大国有茶厂改制,普洱茶全面复兴

普洱茶在1984年之前,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以外销为主,生产普洱茶的茶厂也都属于国营企业。改革开放后,沉寂多年的普洱茶开始缓慢苏醒,但前行的步履一直无比艰难。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正式确立。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营茶厂纷纷改制。现在普洱茶的四大茶厂,都是起身于原云南省茶叶公司,由国营茶厂改制而来的。2004年,下关茶厂、勐海茶厂和普洱茶厂相继完成改制,而中茶公司旗下生产普洱茶的企业只保留了昆明茶厂。昆明茶厂在1994年停产,直到2006年才恢复生产。改制后,这四家茶厂目前分别是:昆明茶厂(现名:云南中茶茶业),下关茶厂(现名:下关沱茶集团),勐海茶厂(现名:大益茶业集团),普洱茶厂(现名:云南普洱茶集团)。

民营资本的强势注入,让这些曾经一度面临倒闭的茶厂获得了新的生机,同时,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民营茶企诞生,完全根据市场需要生产产品,普洱茶逐渐恢复生机活力,开始走上迅猛发展的道路。1996年,普洱茶年产量不到1万吨,2006年,已经扩展到8万吨左右。在短短10年里,普洱茶的年产量几乎年年翻番。2007年,狂飙突进的普洱茶经历一次价格大跳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之后直到2015年度的7年里,在全国茶市普遍不景气的背景里,普洱茶却逆势上扬,价格和产销量都大幅增长。据统计,2015年云南省茶园面积已经扩张到近600万亩,年茶叶总产量达36万吨,其中普洱茶12.9万吨,茶叶综合产值达600多亿元,其中普洱茶的产值也超过了100亿元。

也是乘着中国茶文化全面复兴的东风,普洱茶在21世纪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普洱茶这个特立独行的茶类,“越陈越香”“百年古树”“收藏投资”等等概念,不断颠覆着人们对茶叶的固有思维。在短短10多年间,普洱茶从一个鲜有人问津的小茶类,发展到如今产值过百亿的大茶类,在此过程中,也因普洱茶不断创造出一个个创富奇迹,云南数百万的茶农因为普洱茶实现了脱贫致富。

和产销量的增长相比,普洱茶品牌影响力的强势崛起更加引人瞩目,成为近十余年里中国茶叶界最热门的话题。如今的中国大地凡有茶台处,必饮普洱茶。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17年2月刊

作者|杂花生树

图|段兆顺 李一波 樊韦

找到约77条结果 (用时 0.004 秒)
没有匹配的结果
找到约2条结果 (用时 0.0 秒)
没有匹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