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起，中国8省联合拟将中俄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实际上，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一中俄传统茶叶运输路线发生了重大历史变迁，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之津梁，武夷和恰克图的地位下降，水路和陆路的联运、汉口经内河沿海运输至海参崴，以及从汉口直接运往欧俄黑海港口敖德萨的贸易路线被开辟，这些新兴茶叶贸易路线的开辟带动了输俄茶叶的数量和货值迅速增加。但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为俄商所掌控，华商的传统商业地位损失殆尽，这是汉口外贸茶市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万里茶道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对外出口商品有很强的易代性，从18世纪初叶开始茶叶取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1］（P133-143）。此时，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主要有英国和俄国，英国以广州为中心进行茶叶贸易，俄国则以恰克图为贸易据点，从中国茶叶生产地到中外贸易地的国内运输部分则由华商掌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作为华中茶叶的聚散地为英俄商人所重，他们来到汉口开拓茶叶外贸市场。运输之短板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俄商积极开拓新的茶叶贸易路线，这导致中俄传统万里茶道的历史变迁，也对华商造成严重冲击。
从16世纪起，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向东扩展统辖空间，到17世纪初已经来到蒙古地区。明清两朝在山西北部开辟了与蒙古贸易的茶马互市，在中国皇帝赠赐和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俄国人逐步养成了饮茶的风习，17世纪后期俄国托波尔斯克、 莫斯科等市场上已经有茶在售卖①。1699年，沙俄国家商队首次到达北京，以后隔三年定期到中国贩运金银、丝绸、瓷器、棉布等物品，直到1716年来华商队才正式采购茶叶。该时期茶叶经历了从礼品到商品的转变，中俄贸易以北京为中心，多为皮布往来贸易，茶叶贸易居于次要地位，贸易量并不大，且俄国国家商队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1727年,清俄双方签订了《恰克图条约》，确立自额尔古纳河以西的边界,还规定除已有的尼布楚贸易集市，还将俄国边界之恰克图开设为中俄贸易之地点②。 此条约使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发生两大转折：一是贸易地理中心从北京转移至恰克图，二是茶叶贸易从国家商队转变为以地域为特征、取得贸易特许经营权的商帮，中国主要为西帮茶商（晋商），俄国主要为莫斯科帮、土拉帮、阿尔扎马斯克和伏洛格达帮、托波尔斯克帮、伊尔库茨克帮、喀山帮等六大商帮［2］。其时，闽茶在英国市场上享有盛誉，俄人对闽茶也情有独钟，故西帮茶商深入武夷山区从事茶叶收购，利用牛、马等牲畜驮运，将闽茶经陆路转水路经汉口溯长江而上至樊城（今湖北襄阳市），继续北上入河南唐河、赊旗（今河南社旗县），再入山西潞安府（今山西长治一带）、沁州和太原府等，至河北张家口，用驼队将茶叶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运至恰克图后交予俄商，俄商再将茶叶贩运至俄罗斯各地③。其中，从张家口到恰克图有东、中西三条商路，中路为路程最短、货物流通量最大，但运输条件极为艰苦④。该贸易路线是中俄茶叶贸易的重要路线，前后持续时间将近200年，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口、天津等港口开埠才发生新的变化。 从武夷茶区到张家口行程有5000余里，从张家口到恰克图行程超过4300里，茶叶从中国运输至边境口岸历时近半年，正是这一贸易路线被学者称为“万里茶道”，2014年各方已启动将其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的规划［3］。这一由晋商开辟的新兴茶叶贸易路线，改变了中国境内以北京为中心的贸易时期的经鄱阳湖、顺长江入大运河至北京的传统南北茶叶商路和贡道［4］（P119-126）。
恰克图城貌（恰克图是俄罗斯边境城市，19世纪中叶之前大量茶叶经此流往俄罗斯内地市场。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最初，中俄贸易路线上运输出口的产品以中国的棉布和丝绸为大宗， 茶叶出口数量较少，如1750年仅有7000普特砖茶、6000普特白毫茶⑤。18世纪后半叶，俄国棉纺织业有了长足进步，饮茶风习也在俄国广为普及，因此中国棉布和丝绸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 茶叶的输出迅速增长。18世纪60年代初开始达到3万普特左右, 约占中国对俄出口商品总值的15%；1792年， 茶叶输俄货值达54万卢布，首次超过棉花货值，占当年中国输俄总货值的22%；1802年茶叶输俄货值达187万 卢 布， 占 输 俄 总 货 值 的40%［5］（P358-359）。1839～1845年， 茶叶贸易已占恰克图全部出口贸易的91%⑥。1857年，马克思说：“在恰克图，中国方面提供的主要商品是茶叶。俄国人方面提供的是棉织品和皮毛。以前，在恰克图卖给俄国人的茶叶，平均每年不超过100万箱， 但在1852年却达到了175万箱， 买卖货物的总价值达到1500万美元之巨……由于这种贸易的增长，位于俄国境内的恰克图就由一个普通的集市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了。”［6］（P164）
中俄两国时局的变化会对这条路途漫长传统茶叶贸易商路造成深刻冲击。 在两个半世纪的贸易中，恰克图市场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由于走私的盛行以及俄国商人从中作梗， 乾隆帝曾对沙俄两次违约给予关市制裁， 恰克图在1758年、1765年、1777年、1785年共经历过4次闭市的波折 ［7］（P270-297）。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导致俄罗斯社会动荡，给中俄茶叶贸易造成冲击，1811年经恰克图运俄的白毫茶为46405普特，1812年便骤降为24729普特［8］（P32-34）。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这一茶叶贸易路线的影响最为深刻。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及上海小刀会起义切断了闽茶向俄国运输的茶叶路。同年，俄罗斯馆驻北京第十三班达喇嘛巴拉第 （Archimandrite Palladius）所提供的秘密情报，详述了动乱对闽茶销俄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南方动荡不安， 本年到福建定购茶叶的商人将会寥寥无几。因此，明年未必会有新茶运到。 叛乱者在整个长江下游造成的恐怖，使取道樊城的交通已经中断。”⑦中国内地时局之动荡对中俄茶路的影响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他在1857年发表的《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中说：“1853年，由于中国内部不安定以及产茶省区的通路为起义部队所占领， 起义者抢劫敌人的商队， 所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量就减少到五万箱， 那一年的全部贸易额只有六百万美元左右。”［6］(P164)中俄茶路这条经济动脉的受阻，激怒了俄国政客，他们派遣公使普提雅廷致理藩院咨文：“因贵国内乱， 以致我恰克图买卖连年壅滞。敝国欲迅速代平叛乱，贵国韬钤以及文学，可期至善。”［9］（第三编，P347）实际上，动乱对闽茶运输路线的影响持续时间较长，1857年巴拉第再次向俄国政府报告起义军占领了邻接武夷茶区的崇安县城， 切断了武夷山与福州府之间的水路交通。 茶路受阻的直接结果便是茶价的飙升，据报告，闽茶茶价上涨50%以上。部分商人于是将较为便宜的两湖茶掺入闽茶之中，贩运至恰克图。
蒙古草原上的运茶驼队（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两湖茶的茶源地主要是湖南安化和临湘的聂家市，以及湖北蒲圻羊楼洞、崇阳和咸宁等地。太平天国起义平息之后，两湖茶仍旧以福建茶的名义卖给俄国。出乎意料的是，两湖茶非常适合俄国人的口味，故有远见的一些中国茶商，开始公开输入两湖茶，而输入福建茶之商人，则损失惨重，故福建茶之市场渐为两湖茶所夺［10］（P91）。加之， 武夷山区茶叶外销开辟了经福州出口的路线，通过海路对英美等国输出日增，经由陆路对俄输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闽茶向俄输出的阻隔和两湖茶之登场，为汉口成为中俄茶叶贸易路线之中枢提供了历史契机。
19世纪初， 俄商对两湖茶已经有初步了解，太平天国战事对中俄传统茶路的堵塞为中部茶叶向俄输出提供了机遇。 中部茶叶主要以湖南、湖北、安徽南部和江西北部为主要来源地，这些地区从唐宋时期便已是中国的重要产茶区。中国茶叶自鸦片战争起大规模进入世界市场后，宁州红茶、祁门红茶、湖南红茶和宜昌红茶等为英国等国家所知。汉口位于华中产茶区的核心位置和黄金水道之上，与这些产茶区水系相通、陆地相连，自然而然成为茶叶发卖和输出之门户。由于清王朝一向禁止俄商深入中国内地采买，中俄传统茶路自内地至恰克图部分贸易一向为晋商所垄断。但俄罗斯一直觊觎中国内地的茶叶生产基地，1851年与清王朝签订《伊利塔巴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打开了中国西北边疆的贸易门户，新疆成为中俄茶叶贸易的新通道。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 将中俄通商从西北边疆拓展到七口通商，并提出中方取消对陆路通商的条件约束，不加限制。特别是18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更具标志性意义， 该章程打破了边境贸易的地域限制，俄商取得了在中国内地直接从事茶叶采购、 加工、贩运的权利，以及与天津通商的关税优惠。但从汉口运往天津的茶叶除在汉口缴纳2.5两/担的出口关税， 在天津还要交1.25两/担的子口税。1866年，在俄国政府的强迫之下，清王朝同意免除俄方天津子口税，进一步降低了俄商的陆运费用， 但从汉口运至天津的茶叶不允许在周边销售，必须全部转运至恰克图到俄罗斯销售。
这些条约和章程给俄商深入汉口内地收购茶叶以及茶叶的外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一方面深入汉口及其附近茶区积极从事茶叶收购、开设砖茶工厂， 改进砖茶压制方法。1863年顺丰洋行（S.W.Litvinoff & Co.）、1866年新泰洋行（Tokmakoff, Molotkoff, & Co.）、1873 年 阜 昌 洋 行（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等俄商在汉口及周边的羊楼洞等地设厂制茶， 较中国茶商所生产，成本要低、品质更优，故获利颇丰。到1895年， 在汉口从事砖茶制造和贸易经营的有新泰、百昌、源泰、阜昌、顺丰等多家俄商，其中以新泰洋行最为繁盛。与此同时，英商也积极在汉口从事茶叶贸易开拓，英俄双方在汉口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竞购［11］(P55-59)。另一方面，为进一步降低运输费用，俄商还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开始水陆联运。其方法和路线为，以汉口经营的重心和根据地，将附近茶区收购的茶叶和制造之砖茶集中在汉口装船，运至上海，经中国沿海海路运至天津，再通过陆路运输至恰克图。这致使天津运往恰克图的茶叶数额迅速增加，1865年为1647888磅，1866年为2399291磅，1876年增至8675907磅，增长5倍多［12］（P117）。
位于汉口的砖茶厂（现在湖北省的武汉市。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深入汉口并积极开拓茶叶路线，意味着俄罗斯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努力摆脱晋商为中俄茶叶采买之代理的境地。在中俄传统的茶叶贸易路线，晋商曾赚得巨大利润，俄罗斯一直在试图掌握茶叶贸易的整个路线。1867年恭亲王等奏复山西商人的陈请中称：“从前恰克图贸易之盛，由于俄国人不能自入内地贩运，自陆路通商以后，俄人自行买茶，不必与华商在口外互换， 因之利为所夺。”［13］（P5600-5601）1868年的领事商务报告称：“运往恰克图的茶叶，大都不是在买卖城收购，而是在湖北收购，所以自然就要用那些经由最便宜的航道运到湖北省的大港口——汉口——的俄国制成品来还清一部份茶款。”［14］(第二册，P1306)随着汉口茶叶贸易对俄输出的地位日益提升， 恰克图茶叶贸易中心的地位开始褪色，逐渐从属于汉口的茶叶贸易，1866年在陆路总输入砖茶104804普特中，恰克图贸易的占43773普特，而俄队商直接自汉口输入54117普特， 到1868年时，陆路输入砖茶185985普特，俄队商自汉口输入130537普特，恰克图转运的有12641普特［10］。俄商掌握茶叶贸易路线，对长期经营该路线的晋商影响颇大，1880年10月祭酒王先谦奏折中曾提到：“从前张家口有西帮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及俄商自运后，华商歇业，仅存20余家。”［15］（卷24，P14）1900年，趁八国联军之乱，俄罗斯对华商加重税收：“红茶以分合税一分，重华秤十一两二钱，每分收俄洋六十二分半。计茶一箱，原本不过四十二三两，税银约需四十五两……砖茶并按每分六文一厘半征税，合计所收数目均过于原本，以致赴俄华商半多亏歇，而库伦至张家口一带商务亦因之窒碍。”［16］（P206）俄商的争夺和俄国的重税，挤压了晋商生存空间，这也成为传统晋商衰落原因之一。
与中国交界的恰克图商城，整个院子都堆满了装茶叶的箱子。（图片来源于19世纪A. P Subbotin著《茶叶及茶叶贸易》）
俄商还以汉口为中心，向九江、福建等地拓展茶叶收购和生产之基地。清末，九江也是全国重要的茶市，该商埠连接着赣西北、赣东北、吉安府，以及安徽徽州府、福建崇安等重要产茶区，俄商对此亦有所觊觎。1870年， 汉口俄国茶商派员到九江采购白毫茶和砖茶，发现该地茶叶质优价廉。于是，原本在汉口从事砖茶加工的俄商阜昌、新泰、 顺丰等分别于1870年、1875年和1882年在九江开设砖茶分厂。1891年俄国人开始在九江生产方茶，一直持续到1895年，九江茶市走向衰退之后，俄商又将市场退缩至汉口［17］（P168）。与此同时， 俄商也积极从汉口向福州拓展砖茶生产基地。1872年俄商伊万诺夫派波雅特科夫了解福州茶市行情，波雅特科夫在福州收购茶末开始生产砖茶。1875年， 他与汉口俄国茶商莫尔恰诺夫合伙开设了茶叶商行。汉口的巴纳玛洛夫、托克玛科夫—舍维列夫等商行也选择在福州开业，当年底，“福州及福建内地俄商已设立了5、6个厂，1876年发展到9个厂之多”［18］（P78）。总体而言，俄商在福州经营并不成功， 最终同样选择退回汉口。在此情形之下， 汉口对俄国茶叶输出至为重要，到1894年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商占输出总数的85%，汉口外贸市场为俄罗斯所独占。
俄罗斯原本是发源于内陆的国家，一直试图发展海洋实力，相继打通了通往波罗的海、黑海和太平洋的出海口。尽管如此，俄罗斯与英国、荷兰等国以及后起的美国相比，航海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俄罗斯长期重视陆路通商贸易路线的开拓，通过不平等条约摄取陆路通商的税收优惠， 而远洋海上通商贸易路线一直没有得到发展。海路运输茶叶在成本、人力投入、运输时间节省等方面都极具优势，这是俄国茶叶运输采取妥协措施、逐渐走向海陆联运的重要原因。但是海陆联运所经过之海陆实际上是在中国内河、沿海路线上运行，而远洋运输仍旧是俄罗斯茶叶贸易之短板。
汉口码头
俄罗斯远东陆地有太平洋海岸， 故尝试将海运路线继续拓展至东北亚。1867年阿拉斯加出售给美国之前， 俄罗斯的俄美公司已经开始着手开辟远东与中国沿海的贸易路线， 从19世纪50年代起每年平均从海路运进茶叶约8000普特， 约占俄国进口中国茶叶重量的3%⑧。1870年俄罗斯轮船贸易公司的船只完成了远东的航行， 很快又停止了航运。1873年俄国在远东地区成立航运公司，公司两艘海轮抵达汉口参与海路茶叶运输， 经上海出海口后， 通过太平洋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口岸进入黑龙江水路，水程约6000里。由黑龙江西上， 继续借助俄罗斯国内的内河轮船又行约五六千里，然后登岸，更以车马船只，水陆分运至各省镇乡［16］（P206）。尽管有专业人士指出这一航线每年只同行6个月， 航运公司仍旧看好这个航线，因为“如果使用轮船，即可以缩减为70天；而且除了节省驼商队贸易的全部投资的利息以外， 轮船运输实际上可使每1箱茶叶省去6个卢布(3两或18先令)的运费”⑨。经这条路线运输的茶叶数量并不稳定，1871年为647担，1872年为1813担，1875年为6053担，1877年降为4385担［10］（P147）。
1881年中俄《改定陆路通商章程》大幅酌减了各等级茶叶的税率， 特别是海路运输的税收，海路和陆路运费间的差额从每俄磅38戈比缩减为14.5戈比。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俄罗斯加大对远东航线的开拓，从汉口转上海后直接运往海参崴，如俄国“义勇舰队”开辟了从汉口至海参崴的定期航线。但总体言之，俄国茶叶贸易一直受制于海运不发达之掣肘，1898年英国女历险家伊莎贝拉·伯德记载， 进入汉口港船吨位英国为550000吨，其他国家仅有60624吨，其中中国和日本在这吨位中占据32099吨［19］（P65）。汉口茶市对俄有重要地位，但从记载看，俄罗斯在汉口的轮船吨位极少，其航运能力十分有限。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导致张家口等地商人受到威胁、天津港被迫关闭，这对汉口茶叶运输路线从恰克图向海参崴转变起到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P195-218）。随着1903年中东铁路和1904年西伯利亚铁路的建成，俄商从汉口等口岸用船将茶叶运海参崴、尼古拉耶夫斯克，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开辟了汉口经上海到大连的路线，然后经铁路运输到欧俄的路线日益重要。在俄国方面，以往从恰克图到莫斯科需要16个月运输，凭借铁路则压缩至7周，每磅茶叶运费降至9美分；在中国方面，从天津运输至恰克图需要49～90天，故该陆路运输则迅速被铁路运输所取代。俄商借助于贸易特权及交通路线之便利，不仅将茶叶运输至本国消费，还向新疆、蒙古等地再出口，形成“俄茶倒灌”的景观，这对以晋商为主体的传统商人又是一个打击。对此，在理藩院1911年的奏折中有所体现：“蒙古商务，向以茶为大宗，理藩部例有请茶票规，为大宗入款。近来销数顿减，不及旧额十之三四，实因西伯利亚铁路交通便利，俄茶倒灌，华茶质低费重，难与竞争。”［21］（P961）海路联运另一优势在于，英国茶商在同俄商竞争中丧失价格优势，进入19世纪90年代晚期俄商开始独占汉口茶叶外贸市场。
表1 晚清汉口茶叶经亚洲海陆运往俄罗斯的数量⑩
中国茶叶经由陆路被大量贩运至俄国，但俄国茶叶真正消费中心位于欧洲部分，陆路运输成本较海运要高，运输时间较为漫长，且渐被少数大俄商所把控，所以该路线茶叶运输路线并不能有效满足俄国消费者迅速增长的需求。18世纪晚期起，世界茶叶贸易的主导地位从荷兰转移至英国， 英国商人除供应英伦三岛本土消费所需外，还在不断满足荷兰、俄罗斯和德国北部的部分地区急剧扩张的茶叶消费。 从交通运输条件看，欧俄同英国之海上商路远比中国到俄罗斯的陆地商路更加便利，成本也更低，因此俄国每年从英国大量走私茶叶。但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规定中俄之间的茶叶和皮货贸易只能通过恰克图进行，严格禁止俄国商人从中国经由海路输入茶叶或者从英国进口茶叶，这是因为茶叶是陆路俄国商帮所从事的最重要的垄断商品，国家从中取得高额的税收收入：“在这些年里茶叶走私非常猖獗， 这种走私一部份是由于高额的关税造成的，一部份是由于恰克图垄断商对俄国消费者勒索过高的茶价造成的。”⑪以19世纪50年代为例，俄罗斯从国外年平均输入茶359900普特，从英国运至或走私至俄国的茶约每年有162500普特，约占全年茶叶进口额的45%。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马克思看到了垄断贸易对俄罗斯不利的一面，在1857年对俄国的贸易策略做出预判，“可以看出俄国的努力决不只限于发展这种陆路贸易”，“它无疑地会利用任何有利的机会来设法参加同中国的海上贸易”［6］(P164)。
马克思的预判旋即得到应验。1861年， 俄罗斯取消了陆路贸易垄断权。1862年4月，为了阻止从英国等地进入欧俄猖獗的茶叶走私贸易所带来的税收损失，规定从海路把茶叶运进俄国的欧洲部分是合法的。经由海路将茶叶运入欧俄合法性的获得， 势必会对恰克图的贸易产生冲击。1867年，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秘书朗雷（T. S.Lumley） 向本国上下两院呈交一份分析报告，用客观详实的分析证明同等质量的茶叶， 从伦敦、哥尼斯堡或汉堡运抵莫斯科的费用，要比从恰克图运抵莫斯科的费用低廉得多，为此他预言从中国到欧洲的茶叶贸易将会成为恰克图贸易的有力竞争者，“虽然恰克图贸易仍旧可以供应西伯利亚和俄国最边远的北方各省所需的茶叶，并从中取得利润，但恰克图贸易却不能和那个现在把茶叶供应给俄国南部和西部各省的欧洲贸易竞争”［14］（P1304）。 尽管各方都已看到欧俄与中国贸易的前景，但俄国一直被海运能力所困扰：1860年，英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据整个商品流转额的23.9%，而俄国只占3.6%［22］（上册，P95）。直到1870年，俄国在世界商业航船和商业汽船总吨位中所占比例仍旧微乎其微。
中国式帆船
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是人类海运史上一件大事， 欧洲商船不必再绕经非洲南端好望角，可以直接经苏伊士运河运达欧洲。航线缩短的直接结果是将中国茶叶运往欧洲的海运时间大大缩短，从原来三四个月减少为45～58天左右,从汉口到英国甚至可以压缩到31.5天［23］（P44-55）。俄商运茶船只在通过苏伊士运河可直接运抵黑海的敖德萨或者巴统， 不必如以前经过英国转口。另外海运运输量大，运费在各种交通路线中最为低廉。19世纪40年代，苏伊士运河没开通前，茶叶从广州到伦敦的运费为30～40银戈比/普特，19世纪70、80年代该路线茶叶运费跌落至3～4英镑/吨， 而从恰克图到莫斯科则要6银卢布/普特。经由海路运输茶叶的运费是陆路运费的1/7至1/8，那些经海路转运欧俄的茶叶，销售价格要比经西伯利亚运来的便宜很多。空前利润空间调动了俄商从事欧俄贸易的积极性：1870年初， 托克马科夫和谢维廖夫贸易所从汉口运茶到伦敦；1871年2月，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商船“乞哈切耶夫号”从敖德萨前往中国，5月从经吴淞口直抵汉口，满载俄商由汉口采购的茶叶返回敖德萨，开辟了汉口欧俄的直接海路运输路线 ［24］（P131）；1872年，“乞哈切耶夫号”和“俄罗斯号”来到汉口运茶至敖德萨。1873年，“俄罗斯号”装茶2012757磅，同样开往黑海之阿得洒（即敖德萨）口岸［25］(P7-8)。自此，凡供销俄国欧境的茶叶，基本都由汉口装船经地中海运抵俄国黑海之敖德萨。 在19世纪70年代，此茶叶运输路线受到俄国和土耳其紧张局势特别是1877年俄土战争的影响，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对华茶叶贸易经营十分不稳定。
1878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国打通了经由黑海通往地中海的通路，汉口与黑海敖德萨等地贸易得以恢复。俄国的“义勇舰队”（Russian Volunteer Fleet）代替了俄国海运贸易公司的船只，设立汉口——敖德萨之定期航线，掌握了汉口茶叶向欧俄运输的控制权，俄国阜昌洋行是其贸易总经纪人。1881年12月31日， 俄罗斯海军舰队的文件中谈到了从汉口运送茶叶到敖德萨的方法。义勇舰队成为新的海上运输力量后，茶叶的运输费用有所降低，俄罗斯的很多公司在敖德萨设立办事 处，从事与汉口的茶叶贸易 ［26］（P529）。1885～1893年，经敖德萨海路进口的汉口茶叶增长了两倍多［27］（P291）。1884～1890年，俄罗斯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输了7600多万镑茶叶，在19世纪80年代末运输量达到了2000万镑左右 ［26］（P534）。1898年一位女探险家不无感慨地写道：“俄国商人目前已经将茶叶贸易掌控在手中，他们在汉口和九江拥有生产砖茶的工厂，1898年俄国义勇舰队有五艘蒸汽船装载了茶叶驶往敖德萨，一艘驶往圣彼得堡。”［19］（P65）到1893年时，通过亚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975.5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606.8万卢布， 通过欧俄边境运输的中国货物货值为1343万卢布， 其中茶叶总价为1325.8万卢布，两者之间相差已经无几。
由于俄国商人直接并且积极地从事汉口茶贸易，经由敖德萨的海路贸易和经由天津的陆路贸易逐渐增加，每年经伦敦再输出到俄国的茶叶逐渐减少，尤其是从汉口到敖德萨的茶叶贸易路线降低了俄国进口茶叶成本， 有利于本国消费者，却威胁到英国再输出茶叶贸易的利益。例如，1894年，俄国有7艘船从汉口向敖德萨运茶26300吨，还租借了1艘英国商船运茶［28］（P110），1896年情况同样如此， 仅有1艘英国船从汉口向伦敦输出茶叶。总体言之，俄国通过海路将茶叶运往欧俄的茶路，受制于航运发展滞后的制约，还经常租借英国、德国船只支援运输。尽管如此，汉口茶叶经由海路的茶路源源不断地运往欧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俄海上运输受到阻隔，俄商转而从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进口茶叶，市场的转移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汉口对欧俄出口茶叶量的断崖式下滑直至最终中断。
表2 1880～1893年汉口至敖德萨贸易路线茶叶输出量⑫
在中国饮茶风习传入俄罗斯后，俄国内消费需求不断增长。由于自身不出产茶叶，俄罗斯倚重通过与中国贸易取得足够国内消费的茶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形成了以福建武夷山为起点到恰克图的著名万里茶道。这一茶叶贸易路线中国部分主要由晋商主导，俄国部分主要有六大商帮主导， 都带有一定的贸易特权和垄断优势。在此期间， 中俄茶叶贸易尽管受中国和俄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影响，但得到较好延续，迅速扩大了贸易规模，形成了与英国海路茶截然不同的陆路茶。 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致使闽茶外运困难，这给以汉口为中心的两湖茶担纲中俄茶叶贸易主角提供契机。汉口茶市凭借独特的水陆交通优势、 毗邻茶叶主产区的地理优势，成为英俄茶商竞相争夺的对象。面对英商的竞购和竞运， 俄商一方面深入产茶区积极收购、修建工厂改进砖茶生产方法提升品质，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身运输能力的短板，通过与清王朝签订不平等协议取得陆路通商特权和海关税收优惠政策，开始积极调整茶叶贸易路线，将汉口茶叶利用长江内河、中国东部沿海运输至天津再陆路运至恰克图，或者运往俄国东部港口海参崴再使用铁路运输至欧俄。
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俄商与英商开展正面运输竞争，从汉口直接运输茶叶至欧俄黑海口岸敖德萨。尽管受海洋运输能力限制，但为了缩短运输路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输成本、避免运输对茶质之损伤，俄商还是积极利用水路调整茶叶运输路线。晚清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条路线，都是以汉口为起点，汉口成为俄罗斯茶叶的重要来源地［20］（P195-218）。19世纪80年代英商迅速退出中国市场后，广州、福州等茶叶贸易港受到冲击， 俄商的需求延缓了汉口茶市的衰落。19世纪末期， 中国茶叶将近一半出口至俄罗斯，1906～1916年超过60%的茶叶出口至俄罗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汉口茶叶对俄出口达到顶峰。但汉口茶叶输出路线的开辟以及主导权由俄商所掌握，出口茶叶的质量控制也没有实现内在化⑬。十月革命导致俄国消费需求发生变化，布尔什维克政府对茶叶贸易进行管制，以汉口为中心的对俄茶叶贸易走向衰退，晚清中国茶叶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归于失败。
注释：
①茶马互市肇始于唐代、兴起于宋代、鼎盛于明代、衰落于清代， 是以茶马交换贸易为核心同西北少数民族交往的形式， 清代中叶以后逐渐拓展到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详见刘礼堂、宋时磊《唐代茶叶及茶文化域外传播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3期；魏孔明《西北民族贸易述论——以茶马互市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2001年第4期。 中俄早期茶叶贸易可参见苏全有《论清代中俄茶叶贸易》，《北京商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②1728年俄罗斯开始对恰克图市场进行规划设计，并派军队于当年建成贸易市场， 中国商人则集资建立贸易城，这个贸易城被中国称为买卖城。恰克图位于现在俄蒙边界界河的北岸， 买卖城则是现在蒙古国阿勒坦布拉格。
③这种茶叶由汉水运至距汉口350英里的一个大市镇樊城（老河口镇），在樊城起岸后，用骡子拖拉大车运往山西省靠长城口外一个重要城市归化厅， 然后由归化厅分销于蒙古全境。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编《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第1辑，《湖北省志·贸易志》编辑室1984年，第11页。
④这三条道商路分别是： 东路自乌兰坝入察哈尔正蓝旗界，经内札萨克西林郭勒盟之阿巴噶王、阿巴哈那尔贝子等旗游牧，入外萨克车臣汗部落之阿海公旗游牧，经达里冈爱东界， 入车臣汗部落之贝勒等旗游牧， 达于库伦，由库伦方达恰克图，此东一路也；西路自土默特旗翁棍坝、河洛坝，经四子部落沙拉木楞、图什业图汗旗，至三音诺彦旗，分为两路，其一西达里雅素台科布多，其一东达库伦，由库伦达恰克图，此西一路也；中路自大境门外西沟之僧济图坝， 经大红沟、 黑白城子镶黄旗牛群大马群、镶黄旗羊群各游牧，入右翼苏尼特王旗，经图什业图汗旗车臣汗部落之贝勒、阿海公等旗游牧，渡克鲁伦河达库伦，方达恰克图。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6，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0年，第8页。
⑤白毫茶是指用带有细白毫毛的嫩叶加工而成的非常高级的红茶。见（英）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53页。
⑥霍赫洛夫 《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国的国家与社会》， 莫斯科1978年俄文版，第93页。转引自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8页。
⑦格·尔《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北京布道团与俄中贸易》,《红档》1932年第3期，第154页。转引自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⑧俄美公司对茶叶贸易的经营，可参见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6页。
⑨《北华捷报》，1873年8月16日，第133页。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5～1286页。
⑩资料来源：1874～1880年间经俄属远东地区输往俄国的汉口茶叶统计，孟宪章《中苏贸易史资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1896～1903年汉口输往俄属太平洋口岸茶叶数量统计，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第193页。
⑪Trade Reports,1866年，天津。转引自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第1299页。
⑫资料来源：1880～1884年原始数据来自I.U.P., B.P.P., China, Vol.15, pp.121,1884, Hankow,引自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1885～1893年数据来自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 《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前者原始数据单位为英镑，后者数据单位为千普特，现统一折算为千克。两者数据出入较大， 因前者来自英国领事报告记录从汉口直接输出的茶叶， 后者可能包括从汉口转运至上海复出口的茶叶。
⑬张之洞曾试图突破俄商对贸易路线的掌控， 见李灵玢 《论张之洞与汉口茶贸》，《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日本突破西方贸易主导的质量控制的路径可参见（日）中林真幸《日本近代缫丝业的质量控制与组织变迁》，《宏观质量研究》2015年第3期。
［1］郭卫东.丝绸、茶叶、棉花:中国外贸商品的历史性易代——兼论丝绸之路衰落与变迁的内在原因［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2］蔡鸿生.“商队茶”考释［J］.历史研究,1982,(6).
［3］武汉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编.中俄万里茶道与汉口［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5.
［4］庄国土.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5］C.M.FOUST. Muscovite and Mandarin: Russia’s Trade with China and Its Setting,1727～1805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9.（C.M.福斯特.白云母与普通话： 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及其背景，1727～1805［M］.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69年.）
［6］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沙皇俄国［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
［7］高春平.晋商与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纪念伟大的茶叶之路［J］.全球史评论,2010.
［8］陶德臣.马克思论中俄茶叶贸易［J］.中国茶叶,2008,(3).
［9］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1］张珊珊.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12］郭蕴深.中俄茶叶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13］（清）宝鋆编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M］.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M］.中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
［16］孟宪章.中苏经济贸易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7］托尔加舍夫.中国是俄国的茶叶供应者［M］.满洲公报,1925,(5-7).
［18］孙毓棠.抗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9］Isabella Bird. 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Chief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伊莎贝拉·伯德.长江流域及更远的地方：关于中国旅行的记述，主要在四川省和马尔康的梭磨［M］.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
［20］Chinyun Lee.From Kiachta to Vladivostok: the Change of the Tea Route in 19th Century,Region［J］.Regional Studies of Russia, Eastern Europe, and Central Asia,2014,3(2).( 李庆云.从恰克图到符拉迪沃斯托克：19世纪茶叶贸易路线的变化［J］.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区域研究，2014,（2）.)
［21］清实录·宣统政纪［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22］包达包夫，等.国际贸易［M］.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7.
［23］T. J. Lindsay, The Hankow Steamer Tea Races［J］.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1968,（8）.( T. J. 琳赛.汉口运茶轮船竞赛［J］.皇家亚洲学会学报香港分部，1968,(8).)
［24］伊洛瓦伊斯基.俄罗斯航运贸易协会50年纪实［M］.敖德萨,1907.
［25］西商办汉口茶叶数目［N］.教会新报,1873,(243).
［26］苏博金.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茶叶贸易：茶叶的生产、使用和分配［M］.圣彼得堡，1892.
［27］米·伊·斯拉德科夫斯基.19世纪下半叶（中日甲午战争前）的俄中经济关系［A］,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十三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8］关于贸易和工业的领事馆报告（第6分册）·东方中国［M］.圣彼得堡，1896.
Research on the Change of Tea Trade Rout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in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Hankou as the Trade Center
原文标题：从产区到销区，口粮茶发生了哪些变化？｜大暑沙龙回顾
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对历史，我们要心怀敬畏、心怀良知。[1]”历史警示人们，只有汲取前人教训，才能保持清醒和定力。
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无视历史规律就必然遭到历史的惩罚。近代中国历史上，那长达十余年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圣战。在那个国格被践踏、领土被侵占、人民被杀戮，资源被掠劫的苦难岁月里，由数不尽的鲜血、泪水、悲伤以及激情和奋斗交织而成的画面，在经过半个多世纪后，正渐渐的淡出人们的生活。
但是，对于往昔国破家亡的苦痛，也许可以原谅但却是不能忘记。比起诸多刺痛或振奋人心的历史证据，那一片片青青的茶叶显然是毫不起眼，无关轻重。然不能忘记的是在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小小的茶叶也曾背负着时代的重大任务。即使是留存至今的那些茶叶文书、报刊资料以及商标器具等等，也都各自携带着那个特殊时期的印记，默默地向世人诉说属于那个年代的往事。
忆往昔，那些历经苦难沧桑的茶人远去了，但是，茶叶却依然有着温度，而被温暖的不只是人心，还有着人的更深层的记忆！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迄止时间，史学界有着基本统一的看法，普遍的观点认为，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是“抗战”的起点，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因此，抗日战争也被称为“八年抗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部分史学界人士、特别是东北史学家认为，“抗战”还应包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6年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否则就违背了历史事实。因此，“抗日战争”的起点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这两种观点都言之有理，但是，鉴于徽州经济（包括茶业经济）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才开始加快了其发展的进程，因此，本文“抗日战争时期”采用1937年到1945年这一历史时期的说法。
本文概述及探析的区域是抗战时期的徽州茶区，然彼时已没有徽州这一建制。而由于受历史上建制的影响，徽州各县形成相似的地域文化在民间仍被人们习惯称为徽州地区。尤其是民国29年（1940年），这一区域又被调整为第七行政督察区，却是基本包括了原徽州各县。因此，徽州各县仍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整体区域，以致本文依然沿用明清徽州府建制中徽州的称呼。
应该提及的是，自民国23年（1934年）始，至民国36年（1947年）止，原属徽州府的婺源县被划归江西省，以致在整个抗战时期，原徽州府只包括绩溪、歙县、休宁、黟县、祁门五县。所以，本文探析及概述的范围以及关于抗战时期徽州茶叶的损失统计等等，也仅仅限于这五县。以此表明本文所涉及“徽州”概念的范围已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徽州府。另外，本文对抗战时期的徽州茶叶损失所进行的不完全的统计，主要是以期了解这一时期茶业经济发展的状况。同时也籍以丰富和充实徽州茶史及有助于黄山市近代茶业经济的研究。
一、抗战前夕的茶业概况
徽州地处安徽省最南端，位于安徽、浙江、江西三省的交界处。东北与宁国县、旌德县、太平县相接；西北连接石埭县、建德县，西南靠江西省浮梁县、婺源县；东南与浙江省开化县、淳安县、临安县接壤。
抗战前期的徽州包括绩溪县、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5个县，总面积为1.288万平方公里。徽州地跨北纬30度，而且大部分区域在北纬30度以南，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主要山脉有黄山、天目山、白际山、五龙山等。分布在境内的高山，64％平均海拔有1332米，其中黄山三大主峰莲花峰、天都峰、光明顶的平均海拔都在1800米以上[2]（P24-25）。
徽州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四季分明，热量丰富，雨水充沛，适合各类农作物生产，因此，徽州的经济作物以茶叶为主。抗战前的民国22年（1933年），安徽省立茶叶改良场对徽州的茶叶经济有过一次比较精确的调查统计，其关于徽州的茶园亩数、茶叶产量的数额等等，是已知比较可信的数据。根据调查统计表明：歙县有茶园35872亩，精茶生产额度18000担；休宁有茶园58559亩，精茶生产达到29300担；祁门有茶园40000亩，精茶生产22205担；黟县有茶园17094亩，精茶生产6800担；绩溪有茶园15174亩，精茶生产5500担。五个县合计有茶园166699亩，精茶生产81805担[3]。统计中的“精茶”是指经茶号加工的茶叶制成品，可以直接在市场发卖，包括出口的洋庄茶和运销国内的本庄茶。
根据以上统计可知，1933年，徽州各县的茶叶种植面积和产量以休宁最大，其次为祁门和歙县，黟县和绩溪的茶叶种植面积则是较少。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民国25年（1936年），徽州茶叶的种植面积扩大至约30万亩，其中歙县茶园有13.35万亩，休宁园有5.18万亩，祁门茶园有8.21万亩，黟县茶园有1.61万亩，屯溪茶园有0.04万亩，绩溪茶园有0.25万亩[4]。当时，茶叶生产数量自婺源划归赣省后，绿茶产区应以休宁出数最多，盖休属西、南、北三乡皆最盛产区，唯东乡产茶较少。歙县产量亦丰，但自前次欧战后有三分之一改制大方烘青等内销绿茶，产量因之减少，他如黟、祁、绩等县产绿茶为数已微，至统计数字，战前沪售年约30万箱左右。变化最大的是歙县，茶叶产量年年增加，多时达到47万余担，价值200余万元[5]。徽属各县所产茶叶都以屯溪为集中市场，收入最多时每年达千余万，少时也有五六百万。部分出口国外，销往欧美及苏联，也有部分销往平津地区[6]。
抗日战争前，屯溪的商店数量和行业种类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由于屯溪为绿茶集中市场，各行业以茶业为大宗。具体分为茶行、茶号、茶栈、茶庄等名目。截止1934年，茶行有7家，为代理各方茶商售茶处所；茶号有49家，为加工制茶的重要机构；茶栈有6家，为接箱运销机构。同时还在上海设有联号。茶庄约有数十家，为屯溪当地门市店铺。如果按茶叶业务分类，茶行、茶栈、茶庄均为茶叶运销机构，而茶号为茶叶加工机构。当时，开设在屯溪的每一茶号，基本都雇佣男女工人，少则十数人；茶号规模较大者，雇佣工人多到近百余人；但茶号设备都比较简陋。茶号加工的茶叶，销往国外的以箱计，称为“箱茶”，每箱约30余斤。也有少数销往平津，以篓计，每篓约180余斤[6]。屯溪加工输出的茶叶以箱茶为主，分为珍眉、珠眉、针眉、蕊眉、贡熙等品种，每年出口达10万箱，价值1000万余元，大部分运销西欧大陆各国，以英、法、意销量最大[7]。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上海商检局调查资料显示：“屯溪绿茶之号，
大者制茶八九千箱，小者亦有千箱上下。此等规模，已觉未具。祁红茶号然去屯溪犹复不及甚远，祁门一县去年有茶号182家，其中红茶号135家，安茶号47家，总额三万箱，平均每号165箱。但是，茶叶售价购价俱难稳定，盖受外商操纵农商皆无自主之权，根资料显示，最低购价约为二三十元，最高购价常有六七十元，至售价方面高者曾达200余元。
长期以来，中国的茶叶出口大都是茶叶从茶农手中卖到国外“须经过十几道转折”的过程，以致洋商及中介栈商等无不从中操纵渔利。因此，茶农获得的茶叶效益可谓是少得可怜。针对这一宿弊，徽州茶业在近代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举措是：积极在流通领域克服和消除封建陈规，成立诸如运销合作一类经营整理机制。1932年，吴觉农在兼任祁门茶场场长期间，开始试办茶叶运销合作社，并且取得了很大成功。当时的祁门茶商是十有九亏，而唯独该社“有15%的盈余”，因而在1933-1934年，祁门的茶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了起来。1936年，这种运销合作由茶户甚至扩展到了省际之间。是年4月，安徽和江西两省政府，不顾上海茶叶栈商的激烈反对，为减少和取消红茶运销的中间剥削，两省联合成立了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由省方直接贷款，直接运输及销售，从而打破了几百年来茶业中间栈商的垄断，并且建立了抗战前自运自销的基础[8]。
另外，在抗战爆发前，鉴于中国茶业面临的困境，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和安徽省当局，都曾在安徽设立若干农事机构，主要职责是从事茶业改良，一些单位还在徽州设立了分支机构。1915年，北京政府农商部在祁门设立农商部安徽模范农场，进行茶叶研究和试验，虽然是经费不足，成绩微弱，直到1933年茶叶改良业务才相对稳定。但是，对于促进徽州的茶叶经济发展还是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推动的作用。到了1934年9月，该机构又改组为祁门茶叶改良场，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实业部和安徽省政府合办。此后，祁门茶叶改良场扩充设备，添租茶园。当时，改良场占地有2304亩，其中茶园887亩。改良场还购置机器，对茶树育种、栽培和茶叶焙制等进行研究和试验，以期改进和提升。同时，还积极开展业务推广工作，如合作活动、经济制茶、技术培训等等。这些工作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茶叶改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抗战时期的茶叶损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南沿海相继沦陷，外销茶运输受阻，致使茶叶滞销，徽州各地均受到了抗战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遭遇了损失，然茶叶的损失也是相当惨重。
由于战争爆发后的海运受到很大影响，徽州出口茶叶的货款不能及时回笼，直接影响了茶叶的生产和出口，也影响了茶业经济的发展。加之茶叶销路不畅，茶农弃茶种粮，茶园大片荒芜等原因，茶农茶商都困难重重。如1941年，徽州“屯绿”茶叶出口的货款没能及时支付给茶叶生产企业，因此“出口茶叶运销更感艰难。”1941年，出口茶叶的款项延迟至1942年4月支付，部分货款用于生产企业还贷，另外，还有部分款项以生产企业“储金券”的形式存于银行，由此可见徽州茶商出口茶叶生产的资金链歼始出现断裂。
不仅如此，由于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战争加剧，海运受阻，经营出口茶叶的主渠道中茶总公司要求1942年外销茶生产企业转为生产内销茶，严重阻碍了徽州出口茶叶的生产发展。此外，当时的制茶厂为避免敌机轰炸，保持“屯绿”茶叶的出口，当时，安徽省茶叶管理处要求所有制茶厂将所生产的出口装箱的绿茶，向
农村疏散隐蔽，每箱茶叶支付贰角(洋)疏散费用的补偿。但由于战事，不少制茶厂无法得到这笔补偿费，给茶叶生产厂家带来了直接经济损失.严重阻碍了徽州“屯绿”茶叶的出口。总之，战争的影响以及种种不利的因素，徽州“屯绿”的出口在这一时期逐渐走向低谷。与此同时，战争也给徽州各县茶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现举例如下：
屯溪茶叶损失：屯溪为皖南绿茶集散地，受抗战爆发的形势影响，更为空前热闹，以致有“小上海”的誉称。虽然战争带来了交通不便、银根紧缩，严重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对屯溪（今黄山市屯溪区）的茶叶影响亦是颇大。因为屯溪为皖南绿茶集散地，因此，生产加工及转运的绿茶均被称为“屯绿”茶。抗日战争爆发后，“屯绿”茶外销逐年下降，茶叶经济一蹶不振。
据休宁茶叶同业公会统计：1939年，“屯绿”茶产量有12.21万余箱。到了1941年，“屯绿”茶生产因为受到抗战的多方面影响，“屯绿”茶产量只有3.77万余箱。当年，政府监察院第一巡察团休宁县（屯溪时为休宁县首镇）茶业同业公会所作的“茶业艰困乞赐设法补救以利农商电”亦能说明问题。电文中认为“茶业为皖南大宗土产而外销绿茶尤居多数，近数年来因抗日战争外因国际风云遂令风雨飘摇几至危绝境地，影响后方民生极深……”电文还将抗战前后的茶业生产、加工以及销售情况进行了分析。总之，茶农茶商联系至深，当前情势农商交困已达极端。电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茶叶生产和销售的困境以及战争给当地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
祁门茶叶损失：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抗战时期的1938年，祁门制红茶4.86万余箱（每箱55斤），到1942年制红茶3971箱；1943年制红茶8818箱；1944年制红茶940箱，减少4万多箱，给茶农收入造成很大损失。若按每年减少4万箱计算，每箱茶叶55斤，按1942年每担均价222元计算，计损失488.4万元；1943年茶叶每担均价为228元，计损失501.6万元；1944年茶叶均价每担为1111元，计损失3444.2万元；1945年茶叶均价每担为3889元，计损失8555.8万元；合计间接农民损失1.299亿元[9]。1942至1945这4年，祁门县茶叶减幅很大，其主要原因是：祁门红茶主要靠外销，当时一般销往西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英国为集散地。据《祁门文史》第五期记载：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特别是上海、武汉等口岸城市沦陷以后，造成港口交通受阻，导致祁红茶叶外销困难，许多茶商茶叶销不出去，造成茶厂纷纷停产。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茶叶外销困难，产量大幅缩减。至1940年，祁门全县有茶号369家，到了1941年，只有68家茶号，而在1942年至1945年时期，祁门全县仅有2家茶号。与此同时，祁门茶叶合作社也由1940年的71个，减少至1945年1个。另外，还出现了茶区的茶叶老在茶树上等着采摘的囧境，甚至是发生了制好的茶叶却是无人收购的恶劣情形。可以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祁门茶叶间接地遭受了战争损害，而且是损失巨大。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祁门红茶“茶园已大部荒芜，蔓草丛生，甚至有些地方茶树在长草遮掩下，已无法辨认，茶农生活大都困苦不堪，自无力加以整理，影响茶产甚巨[10]”。
歙县茶叶损失：抗战也造成歙县茶叶外销途径中断，从而导致歙县茶园大量荒芜，茶叶产量逐年下降。据新中国《歙县志》一书记载，1939至1940年，有中央贸易委员会货款并包
销茶叶，于是茶商茶庄纷起，歙县全县外销茶庄百余家。1939年，歙县毛茶产量117500市担，外销茶叶4.76万箱。1940年，歙县外销茶叶5万箱，主要销往苏联、德国、摩洛哥、美国、巴尔干、土耳其等国。由于受抗战影响，1941年，歙县全县茶庄仅有20至30家，外销不足2万担。到了1942年，歙县茶叶外销道路完全中断，已无人经销外销茶叶。据此，抗战期间，歙县仅茶叶外销方面造成外汇时价损失就达300余万元。由于茶农茶工和普通茶商受到严重的剥削和欺压，歙县茶叶生产日益衰落，销路阻滞，茶园荒芜。
据新版《歙县志》记载，1939至1940年有中央贸易委员会货款并包销茶叶，于是茶商纷起，全县外销茶庄百余家。1939年，全县外销4.76箱，1940年外销5万箱，主要销往苏联、德国、摩洛哥、美国、巴尔干、土耳其等国。由于受抗战影响，1941年本县茶庄仅有20至30家，外销不足2万担。1942年，歙县茶叶外销道路完全中断，已无人经销外销茶叶。据此，抗战期间，歙县单茶叶外销方面造成外汇时价损失就达300余万元。与此同时，抗战造成歙县茶叶外销途径中断，茶园大量荒芜，产量逐年下降，迨至解放前夕的1949年，全县累计荒芜茶园6.16万亩。以致当年仅产茶1200吨，茶农收入骤减，百姓生活水准跌入低谷[9]。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种茶业兴起，挤占了华茶的世界市场，加之当时的中国政府对茶农和茶商又课之重税，安徽的茶叶生产和销售逐渐开始衰退。由于省政府当局视茶叶为生财之源而倍加重视，在茶叶生产和运销方面采取了一些较为实际的措施：一是改进茶叶的栽培和培植技术，以扩大外销市场比较好的红茶生产；二是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将分散在茶农手中的茶叶相对集中加工，以提高茶叶的质量；三是成立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以减少中间盘剥，增加茶农收益并促进茶叶生产。
事实上，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徽州乃至安徽茶业的发展。但是，就在徽州茶业寻找出路并努力奋进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而经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徽州和安徽全省茶业一样，不仅是急剧紧缩，而且是一派萧条景象。（未完待续）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高翔；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的重要论述[J].人民日报，2021年，第12-30页。
[2]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25页。
[3]邹怡；《明清以来的徽州茶叶与地方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8页。
[4]安徽省徽州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徽州地区简志》，合肥：黄山书社，1989年，第88页。
[5]《安徽歙县之茶叶》，《工商半月刊》，1935年，第7卷第12期，第51页。
[6]《屯溪经济概况》，《交通通信》，1934年,第5卷第1号，第36页。
[7]《皖屯溪茶叶出口统计》，《经济旬刊》，1934年,第3卷第4期。
[8]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628页。
[9]胡北；《抗战时期安徽茶叶损失》《党史纵览》2015年,第04期。
[10]狄超白；《中国经济年鉴：农业》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第41页。
来源：《徽茶》2022年12月刊，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