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茶经，清代最大的一部茶书，也是我国古茶书中最大的。作者陆廷灿。
陆廷灿 ，字幔亭，嘉定人，曾任崇安知县（现武夷市）。在茶区为官，长于茶事，采茶、蒸茶、试汤、候火颇得其道。它洋洋10万字，几乎是收集了清代以前所有茶书的资料。之所以称《续茶经》，是按唐代陆羽《茶经》的写法，同样分上、中、下三卷，同样分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最后还附一卷茶法。《续茶经》把收集到的茶书资料，按10个内容分类汇编，便于读者聚观比较，并保留了一些已经亡故的茶叶之家消息,茶书资料。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自唐以后阅数百载，产茶之地，制茶之法，业已历代不同，既烹煮器具亦古今多异，故陆羽所述，其书虽古而其法多不可行于今，廷灿一订补辑，颇切实用，而征引繁富。
续茶经
清-陆廷灿
许慎《说文》：茗，荼芽也。
王褒《僮约》：前云“鳖烹荼”。后云“武阳买荼”。[注：前为苦菜，后为茗。]张华《博物志》：饮真荼，令人少眠。
《诗疏》：椒树似茱萸，蜀人作茶，吴人作茗，皆合。煮其叶以为香。
《唐书·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事、之出、之略、之图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
《唐六典》：金英、绿片，皆茶名也。
《李太白集·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余闻荆州玉泉寺近青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馀岁，颜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茗，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片，卷然重叠，其状如掌，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觏。因持之见贻，兼赠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俾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于中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诗序》：自周以降，及于国朝茶事，竟陵子陆季疵言之详矣。然季疵以前称茗饮者，必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疵之始为经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俾饮之者除而去疠，虽疾医之未若也。其为利也，于人岂小哉？余始得季疵书，以为备矣，后又获其《顾渚山记》二篇，其中多茶事；后又太原温从云、武威段之各补茶事十数节，并存于方册。茶之事由周而至于今，竟无纤遗矣。
《封氏闻见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太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起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色额甚多。
《唐韵》：荼字，自中唐始变作茶。
裴汶《茶述》：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得之则安，不得则病。彼芝术黄精，徒云上药，致效在数十年后，且多禁忌，非此伦也。或曰多饮令人体虚病风。余曰不然。夫物能祛邪，必能辅正，安有蠲逐聚病而靡裨太和哉？今宇内为土贡实众，而顾渚、薪阳、蒙山为上，其次则寿阳、义兴、碧涧、湖、衡山，最下有鄱阳、浮梁。今者其精无以尚焉，得其粗者，则下里兆庶，瓯碗粉糅。顷刻未得，则胃腑病生矣。人嗜之若此者，西晋以前无闻焉。至精之味或遗也。因作《茶述》。
宋徽宗《大观茶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则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冲淡闲洁，韵高致静，则非惶遽之时可得而好尚矣。
而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百废具举，海内宴然，垂拱密勿，幸致无为。缙绅之士，韦布之流，沐浴膏泽，薰陶德化，咸以雅尚相推，从事茗饮。故近岁以来，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
呜呼！至治之世，岂惟人得以尽其材，而草木之灵者，亦得以尽其用矣。偶因暇日，研究精微，所得之妙，后人有不知为利害者，叙本末二十篇，号曰《茶论》。一曰地产，二曰天时，三曰择采，四曰蒸压，五曰制造，六曰鉴别，七曰白茶，八曰罗碾，九曰盏，十曰筅，十一曰瓶，十二曰杓，十三曰水，十四曰点，十五曰味，十六曰香，十七曰色，十八曰藏，十九曰品，二十曰外焙。
名茶各以所产之地，如叶耕之平园、台星岩，叶刚之高峰、青凤髓，叶思纯之大岚，叶屿之屑山，叶五崇林之罗汉上水桑芽，叶坚之碎石窠、石臼窠[一作穴窠]。叶琼、叶辉之秀皮林，叶师复、师贶之虎岩，叶椿之无双岩芽，叶懋之老窠园，各擅其美，未尝混淆，不可概举。焙人之茶，固有前优后劣、昔负今胜者，是以园地之不常也。
丁谓《进新茶表》：右件物产异金沙，名非紫笋。江边地暖，方呈“彼茁”之形，阙下春寒，已发“其甘”之味。有以少为贵者，焉敢韫而藏诸。见谓新茶，实遵旧例。
蔡襄《进《茶录》表》：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谕，臣先任福建运使日，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烹煎之法，曾未有闻。臣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伏惟清闲之宴，或赐观采，臣不胜荣幸。
欧阳修《归田录》：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精绝，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斋，中书、枢密院各赐一饼，四人分之。宫人往往缕金花于其上，盖其贵重如此。
赵汝砺《北苑别录》：草木至夜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茶于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末，滋蔓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政所以导生长之气而渗雨露之泽也。此之谓开畲。惟桐木则留焉。桐木之性与茶相宜，而又茶至冬则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
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渐茂。理亦然也。
王辟之《渑水燕谈》：建茶盛于江南，近岁制作尤精。龙团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虽宰相未尝辄赐，惟郊礼致斋之夕，两府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贴其上。八人分蓄之，以为奇玩，不敢自试，有佳客，出为传玩。欧阳文忠公云：“茶为物之至精，而小团又其精者也。”嘉中，小团初出时也。今小团易得，何至如此多贵？
周辉《清波杂志》：自熙宁后，始贡密云龙。每岁头纲修贡，奉宗庙及贡玉食外，赉及臣下无几。戚里贵近，丐赐尤繁。宣仁太后令建州不许造密云龙，受他人煎炒不得也。此语既传播于缙绅间，由是密云龙之名益著。淳熙间，亲党许仲启官苏沙，得《北苑修贡录》，序以刊行。其间载岁贡十有二纲，凡三等，四十有一名。第一纲曰龙焙贡新，止五十馀。贵重如此，独无所谓密云龙者。岂以贡新易其名耶？抑或别为一种，又居密云龙之上耶？
沈存中《梦溪笔谈》：古人论茶，惟言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则已近乎建饼矣。建茶皆乔木，吴、蜀惟丛茇而已，品自居下。建茶胜处，曰郝源、曾坑，其间又有坌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号为北苑，置使领之。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建安北苑，始于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遣使造之，取象于龙凤，以别入贡。至道间，仍添造石乳、蜡面。其后大小龙，又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至宣、政间，郑可简以贡茶进用，久领漕，添续入，其数浸广，今犹因之。
细色茶五纲，凡四十三品，形制各异，共七千馀饼，其间贡新、试新、龙团胜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拣，为第一；馀乃生拣，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纲，凡五品。大小龙凤并拣芽，悉人龙脑，和膏为团饼茶，共四万馀饼。盖水拣芽即社前者，生拣茶即火前者，粗色茶即雨前者。闽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縻金共二万馀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许过数，人贡之后市无货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人贡。其流贩四方者，悉私焙茶耳。
北苑在富沙之北，隶建安县，去城二十五里，乃龙焙造贡茶之处，亦名凤凰山。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与西来水合而东。
车清臣《脚气集》：《毛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注：荼，苦菜也。《周礼》：“掌荼以供丧事。”取其苦也。苏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乃以今之茶为荼。夫茶，今人以清头目，自唐以来，上下好之，细民亦日数碗，岂是荼也？茶之粗者，是为茗。
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茶宜高山之阴，而喜日阳之早。自北苑凤山，南直苦竹园头，东南属张坑头，皆高远先阳处，岁发常早，芽极肥乳，非民间所比。次出壑源岭，高土沃地，茶味甲于诸焙。丁谓亦云：凤山高不百丈，无危峰绝崦，而冈翠环抱，气势柔秀，宜乎嘉植灵卉之所发也。又以建安茶品甲天下，疑山川至灵之卉，天地始和之气，尽此茶矣。又论石乳出壑岭断崖缺石之间，盖草木之仙骨也。近蔡公亦云：“惟北苑凤凰山连属诸焙，所产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为名，皆曰北苑云。”黄儒《品茶要录序》：说者尝谓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盖前此茶事未甚兴，灵芽真笋往往委翳消腐，而人不知惜。自国初以来，士大夫沐浴膏泽，咏歌升平之日久矣。夫体势洒落，神观冲淡，惟兹茗饮为可喜。园林亦相与摘英夸异，制卷鬻新，以趋时之好。故殊异之品，始得自出于榛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陆羽复起，阅其金饼，味其云腴，当爽然自失矣。因念草木之材，一有负瑰伟绝特者，未尝不遇时而后兴，况于人乎？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黄君道辅讳儒，建安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有道之士也。作《品茶要录》十篇，委曲微妙，皆陆鸿渐以来论茶者所未及。非至静无求，虚中不留，乌能察物之情如此其详哉？
《茶录》：茶，古不闻食，自晋、宋已降，吴人采叶煮之，名为茗粥。
叶清臣《煮茶泉品》：吴楚山谷间，气清地灵，草木颖挺，多孕茶。大率右于武夷者为白乳，甲于吴兴者为紫笋，产禹穴者以天章显，茂钱塘者以径山稀。至于桐庐之岩，云衢之麓，雅山著于宣、歙，蒙顶传于岷、蜀，角立差胜，毛举实繁。
周绛《补茶经》：芽茶，只作早茶，驰奉万乘，尝之可矣。如一旗一枪，可谓奇茶也。
胡致堂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于酒。
陈师道《茶经丛谈》：茶，洪之双井，越之日注，莫能相先后，而强为之第者，皆胜心耳。
陈师道《茶经序》：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上自宫省，下逮邑里，外及异域遐陬，宾祀燕享，预陈于前；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谓智矣。
《经》曰：“茶之否臧，存于口诀。”则书之所载，犹其粗也。夫茶之为艺下矣，至其精微，书有不尽，况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纸墨之间，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于人者，皆不废也。
吴淑《茶赋》注：五花茶者，其片作五出花也。
姚氏《残语》：绍兴进茶，自高文虎始。
王《野客丛书》：世谓古之荼，即今之茶。不知荼有数种，非一周高起《洞山茶系》：茶之尚于高流，虽近数十年中事，而厥产伊始，则自卢仝隐居洞山，种于阴岭，遂有茗岭之目。相传古有汉王者，栖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踵卢仝幽致，故阳山所产，香味倍胜茗岭。所以老庙后一带茶，犹唐宋根株也。贡山茶今已绝种。
徐《茶考》：按《茶录》诸书，闽中所产茶，以建安北苑为第一，壑源诸处次之，武夷之名未有闻也。然范文正公《斗茶歌》云：“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苏文忠公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武夷之茶在北宋已经著名，第未盛耳。但宋元制造团饼，似失正味。今则灵芽仙萼，香色尤清，为闽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又泯然无称。岂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殖之美，或有时变易而然乎？
劳大与《瓯江逸志》：按茶非瓯产也，而瓯亦产茶，故旧制以之充贡，及今不废。张罗峰当国，凡瓯中所贡方物，悉与题蠲，而茶独留。将毋以先春之采，可荐馨香，且岁费物力无多，姑存之，以稍备芹献之义耶！乃后世因按办之际，不无恣取，上为一，下为十，而艺茶之圃遂为怨丛。惟愿为官于此地者，不滥取于数外，庶不致大为民病。
《天中记》：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有所取也。
《事物记原》：榷茶起于唐建中、贞元之间。赵赞、张滂建议税其什一。
《枕谭》：古传注：“茶树初采为茶，老为茗，再老为。”今概称茗，当是错用事也。
熊明遇《山茶记》：产茶处，山之夕阳胜于朝阳，庙后山西向，故称佳。总不如洞山南向，受阳气特专，足称仙品云。
冒襄《茶汇钞》：茶产平地，受土气多，故其质浊。茗产于高山，浑是风露清虚之气，故为可尚。
吴拭云：武夷茶赏自蔡君谟始，谓其味过于北苑龙团，周右文极抑之。盖缘山中不谙制焙法，一味计多徇利之过也。余试采少许，制以松萝法，汲虎啸岩下语儿泉烹之，三德俱备，带云石而复有甘软气。乃分数百叶寄右文，令茶吐气；复酹一杯，报君谟于地下耳。
释超全《武夷茶歌注》：建州一老人始献山茶，死后传为山神，喊山之茶始此。
中原市语：茶曰渲老。
陈诗教《灌园史》：予尝闻之山僧言，茶子数颗落地，一茎而生，有似连理，故婚嫁用茶，盖取一本之义。旧传茶树不可移，竟有移之而生者，乃知晁采寄茶，徒袭影响耳。
唐李义山以对花啜茶为杀风景。予苦渴疾，何啻七碗，花神有知，当不我罪。
《金陵琐事》：茶有肥瘦。云泉道人云：“凡茶肥者甘，甘则不香。茶瘦者苦，苦则香。”此又《茶经》、《茶诀》、《茶品》、《茶谱》之所未发。
野航道人朱存理云：饮之用必先茶，而茶不见于《禹贡》，盖全民用而不为利。后世榷茶，立为制，非古圣意也。陆鸿渐著《茶经》，蔡君漠著《茶谱》。孟谏议寄卢玉川三百月团，后侈至龙凤之饰，责当备于君谟。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下逮林野，亦雅道也。
佩文斋《广群芳谱》：茗花即食茶之花，色月白而黄心，清香隐然，瓶之高斋，可为清供佳品。且蕊在枝条，无不开遍。
王新城《居易录》：广南人以为茶。予顷著之《皇华记闻》。阅《道乡集》有张纠《送吴洞绝句》，云：“茶选修仁方破碾，分吴洞忽当筵。君漠远矣知难作，试取一瓢江水煎。”盖志完迁昭平时作也。
《分甘馀话》：宋丁谓为福建转运使，始造龙凤团茶，上供不过四十饼。天圣中，又造小团，其品过于大团。神宗时，命造密云龙，其品又过于小团。元初，宣仁皇太后曰：“指挥建州，今后更不许造密云龙，亦不要团茶，拣好茶吃了，生得甚好意智。”宣仁改熙宁之政，此其小者。顾其言，实可为万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谨备录之。
《百夷语》：茶曰芽。以粗茶曰芽以结，细茶曰芽以完。缅甸夷语，茶曰腊扒，吃茶曰腊扒仪索。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琉球呼茶曰札。
《武夷茶考》：按丁谓制龙团，蔡忠惠制小龙团，皆北苑事。其武夷修贡，自元时浙省平章高兴始，而谈者辄称丁、蔡。苏文忠公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则北苑贡时，武夷已为二公赏识矣。至高兴武夷贡后，而北苑渐至无闻。昔人云，茶之为物，涤昏雪滞，于务学勤政未必无助，其与进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类至义，则亦宦官、宫妾之爱君也。忠惠直道高名，与范、欧相亚，而进茶一事乃侪晋公。君子举措，可不慎欤？
《随见录》：按沈存中《笔谈》云：“建茶皆乔木。吴、蜀惟丛茇而已。”以余所见，武夷茶树俱系丛茇，初无乔木，岂存中未至建安欤？抑当时北苑与此日武夷有不同欤？《茶经》云“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又与吴、蜀丛茇之说互异，姑识之以俟参考。
《万姓通谱》载：汉时人有茶恬，主出《江都易王传》。按《汉书》：荼恬[苏林曰：荼，食邪反]，则荼本两音，至唐而荼、茶始分耳。
焦氏《说》：茶曰玉茸。[补]
【译文】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茗，就是茶叶。
东汉王褒的《僮约》在前面说“鳖烹荼”，后面又说“武阳买茶”。[注释：前面是苦菜，后面指茶叶。]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中说：品饮真正的好茶，能够使人解困少睡。
三国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说：花椒树很像茱英，蜀人做茶、吴人做茗时，都要把花椒叶与茶一起烹煮，以增加其香味。
《新唐书·陆羽传》中说：陆羽嗜好饮茶，编撰有《茶经》上中下三篇，讲述茶的起源、采制工具、加工制造、煮饮器具、烤煮方法、品饮方式、茶事典故、产地、省略、图画等很详备，于是天下的人渐渐都知道饮茶了。
【唐六典】中说：金英、绿片，都是茶叶的名字。
《李太白集·赠族侄僧中孚玉泉仙人掌茶序》中写道：我听说荆州玉泉寺附近青溪等山，山洞里面往往有钟乳窟，窟里有很多交汇的泉水。里面有白色的蝙蝠，大的就像乌鸦一样。按照《仙经》里的记载：蝙蝠又名仙鼠。千年之后，其身体如雪一样洁白。栖息的时候就倒挂起来，就是因为饮用了这里的钟乳水才能够长生的。水边到处都有茶树丛生，其枝叶如碧玉一般。只有玉泉真人经常采摘并饮用，他到了八十多岁时，脸色仍如桃花一样。而这里的茶叶清香滑熟，不同于其他的茶叶品种，所以能够返老还童、防止衰老，增进人的寿命。我游览金陵，见到同宗的僧人中孚给我展示茶叶数十片，卷曲重叠在一起，形状就像手掌一样，故名仙人掌茶。这是玉泉山新近出产的，从前从来没有见到过。于是拿来赠送给我，并赠诗给我，邀请我酬答，所以才有了这首诗作，以便使得后世的高僧和隐士知道仙人掌茶发源于中孚禅子和青莲居士李白。
第一章 茶之源（二）
《皮日休集·茶中杂咏诗序》中写道：自从周朝以来，一直到我们唐朝的茶事，竟陵子陆羽（字季疵）讲得非常详尽了。但是在陆羽之前所谓的茗饮，一定是含浑而烹煮茶叶，与一般的煮菜而啜没有什么两样。陆羽在历史上第一次编撰《茶经》三卷，从此分析了茶叶的起源，制造了采制的工具，教给了制造的方法，设置了烹饮的器具，命名了烹煮的方式，从而使得品饮的人解除了消渴病与毒疮的痛苦，即使是专门治疗疾病的医生也比不上。其对于人们的益处，难道还小吗？我刚得到陆羽的著作的时候，认为已经很详备了，后来又得到他所编撰的《顾渚山记》两篇，发现其中也有很多关于茶的内容；再后来又看到太原人温从云、武威人段之各自补充的茶事十数节，与陆羽《茶经》并存于方册。那么有关茶的史事，从周朝至今竟然没有一点遗漏了。
唐朝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说：茶叶，南方人喜欢品饮，北方人起初并不多饮。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泰山灵岩寺有一位降魔师大力倡导禅宗。学习参禅务必不能睡觉，又不吃夜宵，只允许饮茶。人们各自携带茶叶，到处烹煮品饮。从此彼此之间相互仿效，于是逐渐就形成了饮茶的风俗。从邹州（今山东邹城）、齐州（今山东淄博）、沧州（今属河北）、棣州（今河北无棣），渐渐传到了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城市里有许多人开店铺煎茶而卖，不问是僧徒还是凡俗的人，出钱就可以取来品饮。其茶叶则从江淮地区转运而来，名色和数量都很繁多。
《唐韵》中说：“荼”字，从中唐时期才开始减去一画变成了“茶”字。
唐朝裴汶《茶述》中说：茶，起源于东晋，盛行于唐朝。其本性精良清澈，其味道丰富纯净，其作用是消除烦恼，其功能是达到中和。即使在百种物品中也不会相混，而且会超越各种饮品而独具风味。以古鼎盛水烹煮，以虎形茶具调和，人人品饮，永远不会厌烦。得茶而饮就会身体安康，不得饮则会身患疾病。那些灵芝、白术、黄精等中药，徒称为益寿延年的上等药材，可是成效却在数十年之后，而且有很多禁忌，是不能和茶叶相类比的。有人说饮茶过多会令人体质虚弱、易于得风症。我说不是这样的。一般说来物品能够祛除邪气，就一定能够辅助正气，哪里有只消除疾病而无益于健康的呢？如今天下以茶叶作为土产贡献给朝廷的其实很多，而以顾渚（山名，在今浙江长兴境内）、蕲阳（今湖北薪春北山）、蒙山（山名，在今四川雅安）所产的茶为上品，其次则为寿阳（今安徽寿县）、义兴（今江苏宜兴）、碧涧（今湖北松滋）、湖（今湖南岳阳）、衡山（今湖南衡山）所产的茶，最差的是鄱阳（今江西波阳）、浮梁（今江西景德镇）所产的茶。如今其中的精品可以说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了，即使得到其中的粗茶，那么下层的民众无不推杯换盏，纷纷品饮。一时之间得不到茶叶品饮，肠胃内腑就会产生疾病。人们如此嗜好饮茶，在西晋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考虑到如此天下最好的滋味，茶事的记载有时不免会被遗漏，所以我编撰了一篇《茶述》。
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说：至于说到茶这种植物，它占有浙江、福建一带的秀美之气，集中了山岭川流之间自然之灵性。饮茶可以使人开阔胸襟、涤除郁闷，进而达到精神清爽、心境平和，其中的韵味却不是庸人和孩子所能体会得到的。品饮时的那种淡泊高洁、雅致宁静的幽趣，也是无法在生计窘迫、兵荒马乱的岁月中体味和崇尚的。
自从宋朝建立以来，每年都要把福建建溪所产的茶叶作为贡品，这里所产的“龙团”、“凤饼”，美名甲于天下，而建安壑源的茶品也从此而日负盛名。发展到了今天（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我们的国家百废俱兴，海内晏然风清，朝廷之上君臣勤勉治国，幸而达到了无为而治、国泰民安的境地。无论是缙绅之士，还是平民百姓，都承蒙天地的恩泽，受到道德教化的熏陶，盛行高雅的生活风尚，竞相从事品茗斗茶之事。所以近年以来，人们采摘和挑选茶叶之精心，制作茶叶之工巧，讲究茶叶品级之优秀，烹点品饮技巧之高妙，无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啊！天下升平的至治之世，不仅仅是人们得以充分发挥其才能，就是像茶叶这样本性通灵的草木之类，也得以充分展示其功用。我偶然借着闲暇的日子，潜心研究茶道的精微之处，领悟到了其中的奥秘，考虑到后世之人不一定能自然通晓品饮的利害，所以我在这里详细地叙述了茶事的本末，共分为二十篇，取名为《茶论》。第一叫做地产，第二叫做天时，第三叫做择采，第四叫做蒸压，第五叫做制造，第六叫做鉴别，第七叫做白茶，第八叫做罗碾，第九叫做盏，第十叫做筅，第十一叫做瓶，第十二叫做杓，第十三叫做水，第十四叫做点，第十五叫做味，第十六叫做香，第十七叫做色，第十八叫做藏，第十九叫做品，第二十叫做外焙。
茶叶的命名，各按其所产之地而取。例如叶耕的平园、台星岩，叶刚的高峰、青风髓，叶思纯的大岚，叶屿的屑山，叶五崇林的罗汉山上水桑芽，叶坚的碎石窠、石臼窠[也叫做穴窠]，叶琼、叶辉的秀皮林，叶师复、叶师贶的虎岩，叶椿的无双岩芽，叶懋的老窠园。这些茶各自有其独具的美味，不曾混淆，无法一一列举。制茶工人生产出来的茶叶，本来就有先前质优而后来质劣的，或者是先前质量低劣而后来质量提高的，所以产茶园地并非一成不变的啊！
北宋丁谓《进新茶表》中写道：所进这件物产（惯例贡茶同时贡水），既不同于钱塘孤山的金沙泉水，其茶名也不是紫笋。江南边大地回暖，茶叶初发刚刚呈现出茁壮的样子；都城里春天依然寒冷，已经发出“其甘如荠”的味道。物以稀为贵，但我怎么敢独自收藏起来？我所进贡的新茶，其实也是遵循旧有的惯例。
北宋蔡襄《进《茶录》表》中写道：臣先前上奏言事，承蒙陛下颁发诏谕，说我从前担任福建转运使的时候，所进贡的上品龙团茶最为精妙。臣退朝之后私下感念茶叶作为一种微不足道的草木，竟蒙陛下的知遇和品鉴，如果使其得地利之便，就可以充分发挥其材用。从前陆羽的《茶经》，没有列举建安（今福建建瓯）的茶品，我朝丁谓的《茶图》，仅仅论述了茶叶采制的方法。至于茶叶烹点品饮的方式，还未曾听说过有专门的记载。臣于是就罗列了几个方面，简单而易于明白，分成上下两篇，取名叫做《茶录》。诚恳希望陛下举行宫廷清闲之宴时，能有机会予以观览和采纳，臣将不胜惶恐荣幸之至。
北宋欧阳修《归田录》中说：茶叶的品类，没有比龙团、凤饼更为珍贵的了，通称为“团茶”，八饼重一斤。庆历（1041-1048）中，蔡襄（字君谟）开始创制小片龙团茶进贡，其品质精致绝伦，称为“小龙团”，二十饼重一斤，价值黄金二两。然而，黄金易得，而小龙团茶却极其难得。每年因于南郊举行祭天之礼而进行斋戒，中书省和枢密院各赏赐一饼龙团，四人分之。宫人往往在龙团表面贴上镂刻的金色花纹，由此可见其贵重的程度。
南宋赵汝砺《北苑别录》中说：草木到了晚间更加茂盛，所以要引导其生长之气，渗透雨露之润泽。茶园的管理一般在每年六月开始兴工，修剪茶树枝条，以涵养嫩枝细芽，园中滋蔓的杂草，遮蔽茶树的树木，都要清除干净，这就是所谓的引导生长之气、渗透雨露之泽，也叫做开畲。只有园中的桐木予以保留。桐木的本性与茶树相适宜，而且茶树到了冬天就害怕寒冷，桐木到了秋天就先落叶；茶树到了夏天就害怕日晒，桐木到了春天就日渐茂盛。其中的道理也是这样。
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中说：建茶兴盛于江南，近年来制作尤其精妙。其中又以龙团最为上品，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襄（字君谟）担任福建转运使，开始制作小龙团，以充当年的贡品，二十饼重一斤，也就是所谓的上品龙茶。仁宗皇帝非常珍惜，即使宰相也不曾随意赏赐，只有到了南郊祭天大礼前斋戒的晚上，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府各四人合起来赏赐一饼。官人剪金为龙风花贴于其上。八个人分开珍藏，以为奇玩，不敢轻易烹点取饮，有高雅的客人到来就拿出来传阅把玩。欧阳修（谥号文忠）先生说：“茶是物产中的至精妙品，而小龙团则又是茶中的精品。”嘉（1056-1063）中，是小龙团刚刚出世的时候。到如今小龙团也容易得到了，怎么能到如此珍贵的地步呢？
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说：自熙宁（1068-1077）以后，北苑开始制造和进贡密云龙。每年第一批所贡的茶叶，除宗庙祭祀和皇宫饮用之外，赏赐臣下的很少。皇帝的亲戚与身边亲近的人请求赏赐更多。宣仁太后下令建州不许再制造密云龙，就是因为受不了他人求索烦扰的缘故。这样的消息在缙绅士大夫之间传播之后，密云龙的名声从此就更加大了。淳熙（1174-1189）间，皇室的亲戚许仲启在苏沙（或为“麻沙”之误）做官，得到一部《北苑修贡录》，就为之作序并刊刻行世。其间记载每年进贡茶叶十二批，共三等，四十一个品种。第一批叫做龙焙贡新，只生产五十多。其贵重如此，其中独无所谓密云龙。难道是以“贡新”改易其名吗？或者是别为一种，又位居密云龙之上呢？
北宋沈括（字存中）《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谈论茶叶，只说阳羡、顾渚、天柱、蒙顶之类，都没有谈到建溪。然而唐朝人很看重一种黏黑的串茶，已经接近于建溪的饼茶了。建溪的茶树都是乔木，而吴地、蜀地的茶叶只是丛生的灌木，品质自然居下。建茶著名的产地叫做郝源、曾坑，其间又有坌根、山顶两个品种更胜一筹。南唐李氏将其命名为北苑，并设置官吏管理其事。
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建安北苑进贡茶叶，开始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朝廷派遣使者监督制造，取龙凤图像，以分别进贡。至道（995-997）间，添造石乳、腊面。其后又兴起大小龙团，起于丁谓而成于蔡襄。到宣和、政和年间（依顺序应为政和、重和、宣和年间，1111-1125），福建郑可简因为贡茶得宠，任福建路转运使，长期掌管漕运，不断增加新品种进贡，其贡品数量渐广，至今仍然承袭以前的做法。
细色茶五批，共有四十三个品种，形制各异，共计七千多饼，其中贡新、试新、龙团胜雪、白茶、御苑玉芽五个品种，乃是水拣茶，为第一等；其余都是生拣茶，质量次之。又有粗色茶七批，共有五个品种。大小龙凤茶以及拣芽，都要加入龙脑香料，调和为膏制成团饼茶，共计四万余饼。水拣茶就是春社之前采摘的茶芽，生拣茶则是火前即寒食之前采摘的茶芽，粗色茶则是雨前即雨水节气之前采摘的茶芽。福建气候温暖，雨前茶已经显老而味道浓重了。还有石门、乳吉、香口三个外焙，也隶属于北苑，都是采摘茶芽，送到官焙添造。每年花费白银两万多缗，每天动用上千的夫役采制茶叶，持续两月方才完成。只是所采制的茶叶不允许超过规定数目，进贡之后市面已是无货可买了，所以民间很少能够得到。只有壑源等地的私焙茶，其中的绝品也可以与官焙茶相提并论，从古到今，也进贡朝廷。而那些流贩四方的茶叶，全都是私焙茶罢了。
北苑在富沙的北面，隶属于建安县，距离县城二十五里，乃是龙焙制造贡茶的地方，又名凤凰山。那里有一条小溪，向南流到富沙城下，才与自西而来的水汇合一起向东流去。
南宋车若水（字清臣）《脚气集》中说：《诗经·邶风·谷风》记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注：茶，即苦菜。《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掌荼以供丧事。”就是取其苦的含义。苏东坡有诗咏道：“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近世。”乃是以今天的茶为荼。茶叶，今天的人们以其清心明目，自唐朝以来，上下阶层的人们都普遍喜欢品饮，即使百姓也每天饮茶数碗，难道会是荼吗？茶中粗糙的，叫做茗。
南宋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序》中说：茶叶适宜高山的阴坡，而喜欢阳光普照的早晨。从北苑凤凰山，向南属苦竹园头，向东南则属于张坑头，都是地处高远而且先得阳光照耀的地方，每年发芽都较早，茶芽极为肥嫩，非民间茶山所可比拟。其次出壑源岭，山势较高，土地肥沃，所产茶味在诸焙中独占鳌头。丁谓也说过：凤凰山高不过百丈，也没有险峻的高峰和陡峭的山头，而是山冈环抱，满目苍翠，气势柔美灵秀，非常适宜嘉木灵卉的生长繁衍。又因为建安茶品甲于天下，所以有人认为山川之间最灵秀的草木，天地之间最和谐的气息，都集中在这里的茶叶当中。又有人议论说壑源岭的断崖残石之间有石乳生出，正是灵草嘉木的仙骨。近来蔡襄也说过：“只有北苑凤凰山相连的诸焙所产茶叶味道最好，因此天下四方以建茶为名的，都自称是北苑茶。”南宋黄儒《品茶要录序》中说：谈论茶史的人们常常责备陆羽《茶经》没有论列建安茶品，这大概是因为在这以前茶事还不很兴盛，上好的茶叶往往任其枯萎腐败，自然消失，而人们却不知道珍惜。自从宋朝初年以来，士大夫承蒙皇上的恩泽，歌咏升平盛世，已经很久了。他们风度潇洒脱俗，精神清静淡泊，只有品茶这种生活艺术与之相契合，成了他们修身养性的赏心乐事。生产茶叶的园户也争相采摘上好的茶叶，不断发现新奇的品种，精心加工制造出新茶珍品，以迎合士大夫的时尚。所以茶中的珍稀绝品才得以从杂乱丛生的草木中被发现和开发出来，从此就名冠天下。假使茶圣陆羽能够复生，观赏那色泽金黄的茶饼，品味那清香馥郁的茶汤，恐怕也会感受到自身的失落。由此使人想到，在普通的草木之中，一旦出现了瑰玮独特、新奇殊绝的名优品种，没有不遇到时机而后兴起盛行的，何况是人呢？
苏轼《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中说：黄道辅先生，名儒，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博学能文，淡然精深，是一位学养深厚的人。编撰有《品茶要录》十篇，洞其委曲，臻于微妙，都是陆羽以来谈论茶事的人们所不曾有过的。如果不是内心修为极度平和，一无所求，襟怀空阔，不滞于物，怎么能够体察事物的情状如此详尽呢？
《茶录》中说：茶，古时不曾听说饮用，自从东晋、南朝宋以来，吴人采摘其叶煮之，叫做茗粥。北宋叶清臣《煮茶泉品》中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山谷之间，空气清新，土地灵异，草木茁壮挺拔，多孕育生长着茶叶。大体说来，武夷山区所产最好的是白乳茶，吴兴地区（今浙江湖州）所产最好的是紫笋茶，会稽地区（今浙江绍兴）所产最好的是天章茶，钱塘地区（今浙江杭州）所产最好的是径山茶。至于说到桐庐（一作续庐）的山岩、云衡的山麓，都是名茶的产地，雅山茶著称于宣城、歙县一带，蒙顶茶则驰名于四川地区，这些名茶相比较而言，都颇具盛名，如果要一一列举实在是过于烦琐了。
北宋周绛《补茶经》中说：芽茶只是作为早茶，乘驿传进奉给皇上，品尝新茶就可以了。如果是一旗一枪（即一叶一芽），可以说是奇茶了。
胡致堂说：茶，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品，其急切实用远远超过了酒。
南宋陈师道《茶经丛谈》（或当为《后山丛谈》）中说：茶，洪州（今江西修水）的双井茶、越州（今浙江绍兴）的日注茶（一作日铸茶），都是极品，无法确定先后次序，如果强行分出个等第来，那只能是心中品鉴的结果。
陈师道《茶经序》中写道：茶事的专门著作是从陆羽开始的，其为世所用也是从陆羽开始的，陆羽的确是茶文化的有功之臣。上自宫廷官府，下到城邑乡里，外到边疆异域，礼宾祭祀，宴会应酬，都要预先设置茶饮；山泽因茶叶而成为市场，商贾因茶叶而起家发财，陆羽又是人类的有功之臣，可以说是一位智者。《茶经》上说：“茶叶品质好坏的鉴别，另存有一套口诀。”那么书中所记载的，还是比较粗略的。饮茶的技艺是行而下者，至于其中的精深微妙之处，书中有不尽的馀味，况且天下的至理名言，如果想从文字纸墨之间求得，怎么能够得到呢？从前，古圣先王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教育，根据人们想法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理方式，所以凡是有益于人的方法，都不会轻易偏废。
宋吴淑《茶赋》注释中说：所谓五花茶，其叶片呈现出五瓣形状的花。
姚氏《残语》中记载：绍兴进贡茶叶，从高文虎开始。
南宋王《野客丛书》中记载：世俗认为古代的茶，就是今天的茶。殊不知荼有很多种类，并不是只有一种含义。《诗经·邶风·谷风》所说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中，荼指的是苦菜，如同今天的苦苣菜之类。《周礼·地官·司徒》所谓的“掌荼”、《诗经》毛注所谓的“有女如荼”，都是指的苕荼之荼，属于芦苇一类的植物。只有荼的荼，才是今天所说的茶。世俗的人都不知道加以辨别。
《魏王花木志》中说：茶叶与栀子树叶很相似，可以烹煮作为饮料。其老叶称为，嫩叶则称为茗。
《瑞草总论》中说：唐宋以来就有贡茶，有榷茶。贡茶，还可从中知晓人们有热爱君王的心思；至于说榷茶，则是对茶叶进行征税和专卖，利益归于官府，烦扰则归于百姓，其为害远不止一个方面。
元代熊禾《勿斋集·北苑茶焙记》（《勿斋集》当为《勿轩集》之误）中说：任土作贡，是一种古老的制度；贡茶，《尚书·禹贡》、《周礼·职方》都没有记载，而是开始于唐代，而宋代的北苑贡茶又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北苑位于建安城东二十五里，唐朝末年才有当地人张晖上表并贡茶于朝廷。宋初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贡茶数额急剧增加，达到数万斤。庆历年间承平日久，蔡襄继任，贡茶的制造更加精巧，建茶于是成为天下最好的茶品。蔡襄名列四谏官（另外有欧阳修、余靖、王素）之中，正人君子都为之感到可惜。欧阳修虽然没有参与贡茶的实践活动，还是写下了诗文夸张铺排，吟咏贡茶。苏轼则直截了当指出贡茶的危害和错误。由此可见，君子创始法制必须考虑其可继承性，怎么可以不慎重呢？
《说郛》所收宋人杨伯《臆乘》中说：茶叶的生产，六经中都有详细记载，只是还没有形成独特、美好的名声。唐宋以来，诗文之中的记载尤其繁多，词藻和用典颇多疑似之处，例如蟾背、虾须、雀舌、蟹眼、瑟瑟、沥沥、霏霏、霭霭、鼓浪、涌泉、琉璃眼、碧玉池，这些都是茶事中天然的对仗词语。
五代毛文锡《茶谱》中说：衡州的衡山茶，封州的西乡茶，都是蒸青后研成膏状、压制成饼，成片、成团如同月亮。另外彭州的蒲村、堋口，当地茶园中有“仙芽”、“石花”等名号。
明初诗人高启《月团茶歌序》中说：唐人制茶，首先将茶叶碾成细末，以酥调和做成团状。宋代制茶方法更加精巧，发展到元代，这种饼茶制法就消失了。我曾仿效其法制茶，只得其形似，然而也因此才领悟了古人咏茶诗所谓的“膏油首面”、“佳茗似佳人”、“绿云轻绾湘娥鬟”等诗句的含义。品饮之余，于是作诗记录，并希望以此方式传播这件好事。
明代屠本《茗笈·评》中说：人们谈论茶叶的香，却不知道茶花的香。往年我曾经到大雷山中去拜访朋友，正值茶花盛开，童子采摘茶花以供欣赏，幽香清越，绝自可人，可惜并不能作为瓯中品饮之物罢了。因此，我在所著《瓶史月表》中，以插茶花作为书斋中的清赏之一。高濂《盆史》，也记载有“茗花足助玄赏”的说法。
明代屠本《茗笈·赞》上下篇共十六章：第一章叫做溯源，第二章叫做得地，第三章叫做乘时，第四章叫做揆制，第五章叫做藏茗，第六章叫做品泉，第七章叫做候火，第八章叫做定汤，第九章叫做点瀹，第十章叫做辨器，第十一章叫做申忌，第十二章叫做防滥，第十三章叫做戒淆，第十四章叫做相宜，第十五章叫做衡鉴，第十六章叫做玄赏。
明代谢肇《五杂俎》中说：如今茶叶中的上品，有松萝茶、虎丘茶、罗茶、龙井茶、阳羡茶、天池茶。而我们福建武夷、清源、彭山三个品种，可以与这些名茶一争高下。六安、雁宕、蒙山这三个品种，对于消除积食很有作用，可是色泽和香味却不突出，应当说是医家实用之物，而不是文人书房的清玩佳品。
明代谢肇《西吴枝乘》中说：湖州人对于当地所产茶叶，不推崇顾渚，而推崇罗。但是顾渚茶中的上品，风味已经远远超过了龙井。罗茶稍显清隽，可是叶粗而带有草气。丁长儒曾经赠送给我半角的罗茶，而且教导我烹煎的方法，等到我烹试之后，感到特别像羊公鹤（典出《世说新语·排调》），名不副实。这就是我有所理解而又没有完全理解的缘故。我曾经品饮天下名茶，以武夷茶、虎丘茶为第一，因为其茶冲淡而悠远；松萝茶、龙井茶次之，因为其茶馨香而娇艳；天池茶又次之，因为其茶味平常而饮之不厌。其馀的都比较平常，不值得加以评论。
明代屠隆（字长卿，号赤水）《考馀事》中说：苏州虎丘茶最称精妙绝伦，为天下名茶之冠，可惜这种茶并不多产，都被当地豪强势要所把持，寂寞无闻的山林之家没有办法购买得来。天池茶青翠芳香，品饮之下赏心悦目，即使闻一闻也能消渴，堪称仙品。其他诸山的茶叶都得退避三舍，无法相提并论。阳羡茶俗名罗茶，产于浙江长兴县的最佳，产于荆溪的稍嫌不足。其中精细的品种，价格两倍于天池茶，只可惜十分难得，必须亲自采摘加工才好。江北的六安茶品质也很精妙，入药最好，但是当地人不善于炒茶，不能使茶的真香充分发挥出来，从而略感味道偏苦，其实茶的本性非常好。龙井山不过十数亩，超过这一范围有茶出产，然与龙井外表相似却品质不及。大约大自然开辟了龙泓美泉（即龙井泉，在西湖凤凰岭下龙泓村），山中则特意生长佳茶与之相配。龙井山中只有一两家炒法非常精妙。近年来有山中和尚烘焙的茶叶也非常好，其真品即使天池茶也无法企及。天目山茶的品质略次于天池茶、龙井茶，也称得上是茶中佳品。
当地方志记载：“山中寒气来得早而且重，山中和尚到九月以后就不敢出山。冬天多雪，三个月以后才可以通行，所以茶叶较其他茶叶独晚。”明代包衡（字彦平，秀水人）《清赏录》中说：从前，人们以陆羽对饮茶的贡献与后稷教民种植谷物相提并论，等到读到韩《谢赐茶启》（即《为田神玉谢茶表》）中说：“三国吴主礼贤下士，才听说了置茗以代酒的典故；东晋王好客善饮，才有了分茶的品饮技艺。”于是知道饮茶艺术的开创之功，并不是桑苎翁陆羽。如果说从前茶叶的功效尚未普及，那么当时赐茶数量已经达到一千五百串了。
明代陈仁锡（字明卿，长洲人）《潜确类书》中说：紫琳腴、云腴，都是茶的名称。茶花呈白色，冬天盛开，与梅花相似，也清香异常。[按语：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如皋人）《界茶汇钞》记载：“茶花味浊，没有香味，香气凝结在叶内。”这两种说法不一样，难道唯独界茶与其他茶不一样吗？〕明代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农政全书》中说：六经中没有茶字，荼也就是茶。《诗经》中说“谁谓茶苦，其甘如养”，是因为茶叶清苦而味道甘香。
茶叶是一种灵草，种植茶叶能够获得可观的利益，品饮茶叶则能使人神清气爽。上层社会中的王公贵族非常崇尚这一风习，下层社会中的夫役皂隶生活也都必不可少，茶叶的确是民生日用所依赖的，是国家赋税收入的一项来源。
明代罗廪（字高君，慈溪人）《茶解》中说：茶园之中不适宜混杂其他不洁净的树木。只有梅花、桂花、辛夷、玉兰、玫瑰、苍松、翠竹之类，可以与茶树间植，也足以屏蔽和覆盖冬日的霜雪，掩映秋日的阳光。茶树下面可以种植芬芳的兰花、幽静的梅花以及各种清新芳香的花草。茶树最忌讳与菜畦接近，不可避免会有污秽之气渗透进来，玷污茶叶的清香和自然之味。
茶地以向南朝阳的为佳，向北背阴的就较劣。所以即使在同一座山中，茶叶的品质好坏相差也会很悬殊。
明代李日华（字君实，嘉兴人）《六研斋笔记》中说：茶事在唐朝末年还没有很兴盛，只是幽人雅士亲自从荒凉的茶园或杂草丛生的地方采摘出来，选择其中的精华，以供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所以富有云水烟霞的自然之味。到了宋朝，形成了成批进贡朝廷的制度，茶叶充作皇室的美食，士大夫阶层更加推重，民间品饮之风也日渐推广，把它作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于是种植茶叶的人们灌溉培植，与管理种植蔬菜的园圃一样，这样就损害了茶叶的品味。人们知道陆羽到处品评泉水，却不知道他到处探访品味名茶。皇甫冉《送羽摄山采茶》（一作《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数言，只是仅存的故事罢了。
明代徐岩泉《六安州茶居士传》中说：居士姓茶，宗族众多，枝叶繁衍，遍于天下。其在六安的这一支脉最为著名，称为大宗；至于阳羡、罗、武夷、匡庐之类，都是小宗；蒙山则又是其另外一个支脉。
明代乐纯（字思白，号雪庵）《雪庵清史》中说：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是茶叶的功用，堪称至妙至神。从前在唐朝的时候，我们福建的茶事尚未兴起，被誉为草木仙骨的茶叶还隐藏着其灵性。五代后期的南唐，开始在北苑采制茶叶，茶事从此兴起。到北宋至道（995-997）初年，有诏令造茶进奉，于是茶品日渐众多。到咸平（998-1003）、庆历（1041-1048）年间，丁谓、蔡襄相继任职福建，造茶进贡朝廷，于是建茶制造更加精致。到宋徽宗大观（1107-1110）、宣和（1119-1125）年间，建茶的品质达到了兴盛的极点。在山间的断崖残石之上，林木挺秀，云气氤氲，往往于此显灵。如果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那么这种种的茶中佳品，不是也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了吗？即使如此，还是担忧没有佳品。其品质如果真好，那么即使没有丁谓、蔡襄来我们福建，而灵芽真笋的茶叶难道最终会丢弃不见、自然消失腐败吗？我们福建的物产能够使人轻身换骨、消渴涤烦的，难道只有茶叶这一种吗？这里我将揭示其灵性。
明代冯时可（字敏卿，号元成，华亭人）《茶谱》中说：茶叶，最关键的全在采摘制造技术。苏州茶之所以能饮遍天下，就是以采摘制造技术取胜的。徽州向来不产茶叶，最近出产松萝茶，最为时人所重。这种茶创始于大方和尚，大方和尚在苏州虎丘居住最久，深得虎丘茶的采摘制造方法。后来在徽州休宁松萝山结庵修行，采摘各山的茶叶，在庵中烘焙制造，远近的人们争相来买，价格飞快上涨。人们于是称为松萝茶，其实并非松萝山所出产的茶叶。
胡文焕（字德甫，号全庵，钱塘人）《茶集》中说：茶叶是至清至美的物品，世上的人都不能体味到这一点，而世俗的人又不足以谈论这一点。医家谈论茶叶，说性寒会伤害人的脾脏。只有我有各种疾病，必须借助茶叶来治疗，所以每每深得其功效。唉！如果不是自有缘分，怎么可能如此契合相得呢？
明代王象晋（字荩臣，一字康宇，山东新城人）《群芳谱》中说：蕲州（今湖北蕲春）的蕲门团黄茶，有一旗一枪之号，说的是一叶一芽。欧阳修先生有诗句咏道：“共约试新茶，旗枪几时绿。”王安石《送元厚之》诗中也有“新茗斋中试一旗”的句子。世人称茶叶刚发的嫩芽为一枪，生长期长而叶片大的茶芽为一旗。
明代鲁彭《刻茶经序》中说：以茶书而称经，说明其重要；如今重刻行世，是为了便于阅览；之所以在竟陵（今湖北天门）刊刻，是为了表明陆羽是竟陵人士。陆羽出生颇具传奇色彩，与楚国的令尹子文很类似，都是弃儿。世人都说令尹子文贤明而入仕，陆羽虽然贤明，却终身不仕。如今读《茶经》三篇，本来就是具备实用之学问。其中说到“伊公羹，陆氏茶”，取来作为比喻，其实是以自己作比。所谓改变地域都是一样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此后饮茶的风气，流行于中土和外国。而回纥也来以马匹交换茶叶，从宋朝至今，对于边疆防务大有助益。如此说来，陆羽的功劳，本来就流芳万世，是否出仕哪里值得争议呢！
明代沈周（字启南，号石田，长洲人）《书茶别论后》中说：古人吟咏梅花道：“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这种境界只有茶足以当之。例如福建的清源茶、武夷茶，苏州的天池茶、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徽州的松萝茶，庐山的云雾茶，名声虽然已经大噪，但是依然不能与茶相提并论。顾渚茶每年进贡三十二斤，说明茶在明朝初年已经受到重视。流传至今，其名声越传越远，更加为世所重。不仅得到圣人之清，而且还恭逢圣人之时，只是其蒸、采、烹、洗各道工序，都与古时的方法不同。
明代李维桢（字本宁，京山人）《茶经序》中说：陆羽所著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占梦》三卷，都没有流传下来，流传于世的只有《茶经》，难道是因为其他书人们随时都能得到，此书是其特长，因而容易出名吗？司马迁说：“富有而显贵却名声磨灭的人，历史上不可胜数，只有奇特卓异而不同凡俗的人得以青史留名。”陆羽终身贫穷困顿，可是他留下的著作和遗迹，百代以下却备受人们的宝爱，成为山川所重的标志、乡里所传的遗产。其高尚的风操能够使顽者廉、懦夫立，奋发向上，怎么可以缺少呢？
明代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丹铅总录》（一作《丹铅杂录》）中说：茶，也就是古代的茶字。例如《诗经》所说的苦茶，《春秋》所说的齐茶，《汉书·地理志》所说的茶陵。到唐代颜师古注释《汉书》、陆德明编撰《经典释文》，虽然已经转入茶的读音，但还没有改变茶字的写法。一直到陆羽《茶经》、卢仝《茶歌》以及赵赞的茶禁以后，才以茶字取代了荼字。
明代董其昌（字玄宰，又字思白，华亭人）《茶董题词》中说：荀子说：“为人处世多有闲暇，那么其出入进退的自由就不远了。”陶弘景（字通明）说：“不做无益的事情，如何使有限的生命充满愉悦呢？”我认为饮茶之事就足以当之。高人隐士，摆脱权势、名利的烦扰，以此来消磨雄壮之心和打发悠长的时光。水源的轻清重浊，辨别起来就如同辨别淄水和渑水一样困难；火候的文武急缓，操作起来则如同调和炼丹的鼎炉一样不易。如果不是枕石漱流的隐逸之人，不能与茶亲近；如果不是文人之间的饮酒赋诗，不能与茶相比。当今天下的茶事，只有夏树芳（字茂卿）予以拈出，撰成《茶董》一书。顾渚茶、阳羡茶，都是做官的人往来采制，茂卿怎么能够禁止？正像强笑而不快乐，强颜而不欢汴，茶韵以此自胜罢了。我一向具有爱好山林的意愿，入山隐居十年，大概可以无愧于茂卿的说法。如今驱车来得福建，感念龙团凤饼，机缘巧合得以寓目亲见，难道一定如廉颇想为赵王所重用那样“士思为己用”？这是《绝交书》所谓的“心中不耐烦，而官事又烦杂无暇”，究竟有负于茶灶的中和之性。茂卿是否能以共同的感受谅解我呢？
明代童承叙《题陆羽传后》（一作《陆羽赞》）中说：我曾经过访陆羽故里竟陵，下榻于陆羽故寺，探访雁桥，参观茶井，慨然想见陆羽的为人。陆羽从小厌倦佛教僧徒的生活，而酷爱图书典籍，本来就不是出世忘世的人。最终寄号桑苎翁，隐居在苕、二溪，狂歌独行，继之以痛哭，其本意必定有其所在，当时人把他比作春秋时代的隐士接舆，怎么能算是理解陆羽呢？至于他生性喜欢茶叶，能够辨别水味，清风雅趣，脍炙千古。唐代张旭嗜酒，世称酒颠，韩愈认为他是有所寄托而逃避于此，陆羽也是这样吧。
明代于慎行（字可远，一字无垢，溢文定）《谷山笔》中说：茶事在汉代以前不见于文献记载，我想所谓的，也就是茶了。
李贽《疑谓》（当为《疑耀》，明张萱撰，旧本书贾托名李贽）中说：古人冬天就饮汤，夏天就饮水，并没有所谓的茶。李匡（唐人，一作李匡义，字文正）《资暇录》记载：茶事起源于唐代崔宁，黄伯思已经考辨其非，伯思曾经见到过北齐杨子华所作的《邢子才魏收勘书图》，其中已经有煎茶了。《南窗记谈》记载：饮茶开始于南朝梁天监（502-519）年间，其事见载于《洛阳伽蓝记》。等到阅读《三国志·吴志·韦曜传》，有赏赐茶叶以代替酒的说法，可知饮茶又不是开始于天监年间了。我认为饮茶也不是开始于三国吴国。《尔雅》中说：“苦荼。”郭璞的注释说：“可以作为羹饮，早采者称为茶，晚采者称为茗，也叫。”那么吴之前也已经以茶作茗了，只不像后世民生日用都离不开茶。大概从陆羽开始，才讲究品饮之法。自从宋朝的吕惠卿、蔡襄等人开始，饮茶之法才更加精巧。而茶叶也借此成为专卖商品，从而有利于国家。这些都是古人没有详细记载的。
明代王象晋《茶谱小序》中说：茶，是一种优良的树木。一经种植就不可移栽，所以婚姻聘礼中一定用茶，就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茶事虽然萌芽于《食经》，饮用自隋文帝，但喜爱的人还很少。到了后来，兴起于唐朝，鼎盛于宋朝，才为世人所推重。宋仁宗是个贤明的君主，每年南郊祭天斋戒前赏赐给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龙团，四个人合得两饼，一个人只分得几钱罢了。以至于宰相之家也舍不得烹点试茶，而珍藏以为宝，宋朝龙凤团茶贵重如此。近代四川的蒙山茶，每年进贡的仅以两计。苏州的虎丘茶，甚至于官府预先封上标记，统一组织采制，所得也不过数斤。难道天地之间人们喜爱之物本来就不会频繁出现吗？茶盏中泛着翠涛，茶碾上飘着绿屑，不借助佳茶，如何驱除睡魔？于是编撰了《茶谱》。
明代陈继儒（字仲醇，号眉公，华亭人）《茶董小序》中说：范仲淹（字希文）曾写下诗句：“万象森罗中，安知无茶星。”我于是以茶星来命名馆舍，常常与客人斗茶，以茶的芽叶旗枪作为标志，使其天然的色泽和香味自相映发。如果是茶圣陆羽复生，怎么忍心再作《毁茶论》呢？夏茂卿先生叙述酒事，其言论非常豪气。我说：“酒事怎么比得上茶事，身着隐士的装束，悠游于山林泉石之间，采摘带露的茶芽，烹点茶中的佳品，一洗为百年尘土所污染的肠胃呢？热肠如沸，茶不胜酒；幽韵如云，酒不胜茶。酒事与侠客相类，茶事则与隐士相似。酒的内涵固然很广泛，而茶的品德也很高洁。茂卿先生就是茶中的良史董狐，于是编撰《茶董》一书。东余山陈继儒书于素涛轩。
夏树芳（字茂卿，号冰莲道人）《茶董序》中说：自从晋朝和唐朝以来，各种饮食之会纷纷纭纭，茶与其他饮食各有所长，品质如淄渑之水难分轩轾，要像南史、董狐那样秉笔直书，所以就以《茶董》来命名本书。俗话说：穷研《春秋》，推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的确很推重茶叶。如果认为此君面目严酷冷峻，而且认为饮茶是水厄，是乳妖，那么请仿效綦毋先生不要做此事。冰莲道人识。
《本草》中说：石蕊，又叫做云茶。
明末清初卜万祺《松寮茗政》中说：虎丘茶的色泽、味道、香气和韵致，都是无可比拟的。一定要亲临产茶之地，亲手采摘，并监督制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虎丘茶。况且虎丘茶难以长久保存，即便是千方百计加以珍藏保管，稍一过时立即丧失其初始的真味馨香，差不多就像天上的彩云容易飘散，因而没有列入上贡朝廷的品种。然而山岩之间的间隙之地，所产的真品虎丘茶没有多少；加上其地列为官府禁地，即使当地寺院的僧侣也习惯于掺杂赝品，如果不是精于赏鉴的行家终究分辨不出来。明朝万历（1573-1620）年间，当地寺院的僧人苦于官吏的需索苛求，忍痛将茶树铲除殆尽。文震孟（字文起，溢文肃，长洲人）曾为此写下《茶说》加以讥刺评论。时至今日，真正的虎丘茶更加难以得到了。
明代袁黄（字坤仪，号了凡，嘉善人）《群书备考》中说：茶之名称，最早见于东汉王褒的《僮约》。
明代许次纾（字然明，钱塘人）《茶疏》中说：江南名茶，唐朝人称道的是阳羡（今江苏宜兴）茶，宋朝人最推重的是建州（今福建建瓯）茶。影响至于今日，进奉朝廷的贡茶仍以这两地为最多。然而，如今的阳羡茶已是徒有虚名，建州茶也并非最上佳品，只有武夷山的雨前茶才是最好的。近来人们所崇尚的，是长兴（今浙江湖州）的罗茶，我怀疑这就是古人所说的顾渚紫笋茶。但是罗茶产地原本有数处，现今只有峒山所出的最好。
姚伯道说过：“在明月之峡，出产有好茶。这种茶的韵致清爽悠远，滋味甘甜醇香，足可以称得上是仙品。至于在顾渚山出产的茶叶，也有比较好的品种，今人只是以水口茶来命名，与罗茶全然不同。至于歙县的松萝茶，苏州的虎丘茶，杭州的龙井茶，都与罗茶不相上下。”从前郭次甫极力称道黄山茶，黄山也在歙县，但是黄山茶的品质却与松萝茶相差甚远。过去的士人都很推重天池茶，然而天池所产茶叶饮用略微多一些，就会使人感到腹中胀满。浙江盛产茶叶的地方，还有天台的雁荡山，括苍的大盘山，东阳的金华，绍兴的日铸，所产茶叶都与武夷茶不相上下。
杭州附近的许多山中，产茶很多，其中生长在南山的茶叶品质俱佳，生长在北山的茶叶品质稍差一些。福建名茶，除了武夷茶以外，还有泉州的请源茶，如果请高手来加工制造，也可以与武夷茶相匹敌而略逊一筹。可惜大多被炒制得焦枯，令人扫兴。两湖地区生产茶叶的地方有宝庆（今属湖南）等地，云南盛产茶叶的地方有五华等地，所产茶叶都赫赫有名，品质甚至在雁荡茶之上。其余各名山胜地所产的茶叶，应当不止上述这些，有的是我不知道，有的则是名声尚未显著，因而我在这里没有评论和涉及到。
明代李诩（字厚德，号戒庵老人，江阴人）《戒庵漫笔》（一作《戒庵老人漫笔》）中说：从前人们论茶，以枪旗为美，而不取雀舌、麦颗（一作谷粒）之名，这是因为茶芽细嫩，就容易混杂其他树木之叶，从而难以分辨。所谓枪旗，也就是一个茶芽带一片嫩叶，形状如马蜂翅，即今人所说的壶蜂翅。
《四时类要》中说：茶子在寒露时收取晒干，用潮湿的沙土拌匀，盛于筐笼之内，以草秸覆盖，否则就会因受冻而无法生长。到次年二月中取出来，用糠和焦土播种下去。播种之时，要选择树下或背阴之地挖一个坑，方圆三尺，深一尺，反复刨掘挖好之后放进粪和土，每个坑中下六七十颗子，然后覆盖一寸左右的土，坑与坑之间相距二尺，每坑种植一丛。茶的本性害怕潮湿，又畏惧阳光直射，一般适宜种在山中的斜坡、较陡的山坡以及排水较好的地方。如果是平地，必须深挖沟垄以便泄水，种植三年之后才可以收茶。
明代张大复（字长元，一字星期、心其，号寒山子，昆山人）《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赵长白作《茶史》，考订颇为详尽，主要是记载其事罢了。龙团、凤饼，紫茸、拣芽，这些决不可能在当今之世通行。我曾经谈论当今之世，毛笔价格腾贵，制笔技艺就更会失传，茶叶价格腾贵，其本色香味就更能生发出来。天下的事情，没有不亲身实践而能够有所成就的。
明代文震亨（字启美，长洲人）《长物志》中说：古往今来谈论茶事的，不下数十家，例如陆羽的《茶经》、蔡襄的《茶录》，都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之作。但是当时的制茶方法，是用茶碾碾碎，调和成膏，制成茶丸、茶挺，因而其名称有龙凤团、小龙团、密云龙、瑞云翔龙等。到宋徽宗宣和年间，才以茶色白者为贵。福建转运使郑可简开始创制银丝水芽，将茶叶剔除叶子而取其中心，以清泉浸泡，祛除龙脑等香料，只有新刻的小龙婉蜒盘旋在上面，称为龙团胜雪。当时以为不可变更的方法。我们明朝的风尚有所不同，烹点试茶的方法，也与前人不同。但是却非常简便，充分发挥其天然之趣味，可以称得上是穷尽了茶叶的真味。至于洗茶、候汤、择器也都各有其法，难道只是侈谈乌府、云屯等茶具名目罢了？
《虎丘志》中记载：冯梦祯（字开之，秀水人）说：“徐茂吴品茶，以虎丘茶为第一。”明代周高起（字伯高，江阴人）《洞山茶系》（当作《洞山茶系》）中说：罗茶被上流社会所喜爱，虽然是近数十年之间的事情，但是其出产之初，则从唐朝卢仝隐居洞山、种茶阴岭开始，于是就有茗岭的说法。相传古代有汉王居住在茗岭的南边，一边教育儿童读书，一边种植茶树，继承卢仝的清幽韵致，所以南山所产茶叶，香味远远超过茗岭。据说如今老庙后一带所产的茶叶，还出自唐宋时期的树木根株。贡山茶如今已经绝种。
明代徐（字惟起、兴公，闽人）《茶考》中说：考查《茶录》等书，福建所产的茶叶，以建安北苑为第一，壑源等处次之，武夷之名尚未为世人所知。但是范仲淹（谥文正）《斗茶歌》中有“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的诗句，苏轼（谥文忠）《荔枝叹》中有“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的诗句，可见武夷之茶在北宋时期已经著名，只是尚未达到鼎盛罢了。但是宋元时期制造团饼，似乎已经失去茶的正味。如今武夷茶灵芽仙萼，香味和色泽尤其清新，堪称福建茶中第一。至于北苑壑源等地所产，又泯然无人所知了。难道自然山川灵秀之气、造物生产繁衍之美，有时会随时势变易而形成如此局面吗？
清初劳大与（字宜斋，石门人）《瓯江逸志》中说：茶叶并非浙江南部地区的特产，但这里也产茶，因此旧时制度以茶充作贡品，至今尚未废止。明朝张璁（字秉用，赐名孚敬，字茂恭，号罗峰，瓯海即今温州人）执政时，凡是浙江南部所进贡的特产，都奏请蠲免，只有贡茶保留下来。也许是因为先春采制茶叶，可以作为祭祀用茶，而且每年所费人力和物力也不多，姑且保留，以便稍微用作向朝廷进献忠忱的礼仪吧！只是后世在具体实施的时候，不免会有恣意多取的情况，上定一分，下派十分，从而使得种茶的园圃成了怨声汇聚的地方。只希望在这里做官的人不要在规定的数额之外滥取无度，不至于造成民众的沉重负担。
明代陈耀文《天中记》中说：大凡种植茶树一定要先下子，移植之后就不可能成活了。因此民俗婚姻中的聘礼，必定以茶作为聘礼，也是取其从一而终的含义。
宋代高承《事物记原》中说：榷茶起源于唐朝建中（780-783）、贞元（785-805）之间。赵赞（建中三年）、张滂（贞元九年）建议按照每十税一的标准征收茶税。
明代陈继儒《枕谭》中说：古传注（郭璞为《尔雅·释木》所作的注释）认为：“茶树初次采摘的叫做茶，老者叫做茗，再老者叫做。”如今既然茶又称作茗，当是错用其事了。
明代熊明遇（字良孺，进贤人）《山茶记》（当作《罗茶记》）中说：产茶的地方，山中夕阳照射的地方要胜过朝阳照射的地方，罗产地的庙后山正好是西向，所以产茶上好；但总不如洞山南向，接受阳气最专，足可以称为仙品。
冒襄《茶汇钞》中说：茶叶产于平地，接受的土气较多，因而其品质重浊。界茶产于高山之上，全是风霜雨露清虚之气，所以值得推崇。
吴拭（字去尘，号逋道人，休宁人）说：武夷茶，其赏鉴从北宋蔡襄开始，认为其味道超过北苑的龙团茶，周右文极力贬低它。大概是因为山中不熟悉采制烘焙方法，一味追求量大利多的结果。我曾经试着采摘少许，以松萝茶的制法进行加工，汲取虎啸岩下语儿泉水烹煮，色、香、味俱备，带云石者还有甘软之气。于是我分出数百叶寄给周右文，希望使武夷佳茶能够扬眉吐气；同时又洒一杯于地，以告慰蔡襄的在天之灵。
超全和尚《武夷茶歌注》中说：建州有一位老人最初献上山茶，民间传说他死后成了山神，喊山之茶的习俗就是由此兴起的。
中原市语说：茶叫做渲老（倡优阶层中流行的秘密语）。
明代陈诗教（字四可，自号灌园叟，秀水人）《灌园史》中说：我曾经听山中和尚说，数颗茶子落地，只生长出一茎茶树，好比连理枝，因此婚嫁要以茶为礼，大概也是取其一个根本的含义。旧时传说茶树不可移植，终究也有移植而存活下来的，于是可知晁采寄茶，只是沿袭前人的影响罢了。
唐朝李商隐（字义山，河内人）《杂纂》以对花啜茶作为煞风景之事的一种。我苦于口渴病，每日饮茶何止七碗，那么花神能够体察的话，当不会怪罪我。
明代周晖《金陵琐事》中说：茶叶有肥瘦之分。云泉道人说：“大凡茶叶肥者味甘，味甘就不香。茶叶瘦者味苦，味苦就香。”这又是《茶经》、《茶诀》、《茶品》、《茶谱》等书所未曾阐发的观点。
野航道人朱存理（字性甫，明朝吴县人）说：品饮之用，以茶为首，可是茶叶却不见载于《尚书·禹贡》，大概是为了保全民生日用而不以此为利。后世榷茶成为制度，并非古圣先王的本意。陆羽编撰《茶经》，蔡襄编撰《茶录》，孟谏议寄给卢仝（号玉川）三百片月团，后来奢侈浪费以至于雕饰龙凤，应当责备蔡襄。然而饮茶清逸高远，上通王公贵族，下至山林隐逸，也可以说是一种雅道。
清朝佩文斋《广群芳谱》中说：茗花，也就是日常茶叶的花，色泽月白，中间黄心，隐然清香，插在书斋的花瓶中，可以作为清供佳品。而且花蕊在枝条之上，无不开遍。
清代王士祯（字子真，号渔阳山人，山东新城人）《居易录》中说：广南人以（即苦丁，又名皋卢）为茶。我将其写入《皇华记闻》中。阅读《道乡集》，其中有张纠的一首《送吴洞绝句》说：“茶选修仁方破碾，分吴洞忽当筵。君漠远矣知难作，试取一瓢江水煎。”大约是志完升任昭平时所作。
王士祯《分甘馀话》中说：北宋丁谓担任福建转运使，开始制造龙凤团茶上贡朝廷，总量不超过四十饼。天圣（1023-1032）中，又制造小团，其品质要超过大团。神宗时期，诏令制造密云龙，其品质又超过了小团。元（1086-1094）初年，摄政的宣仁皇太后说：“敕令建州，今后不许再造密云龙，也不要再造团茶，只选择上好的茶品吃了，就会生得甚好智慧。”宣仁皇太后一改熙宁（1068-1077）新政，贡茶的改制只是其中的一件小事。然而审视其言论，实在可以为万世所效法。士大夫之家，尤其是其膏粱子弟不可不知道其中的蕴涵。谨备录于此。
《百夷语》中说：茶也叫做芽。以粗茶叫做芽以结，以细茶叫做芽以完。缅甸少数民族称茶叫做腊扒，吃茶叫做腊扒仪索。
清代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中说：琉球称茶叫做札。
《武夷茶考》中说：北宋丁谓制造龙团，蔡襄制造小龙团，都是北苑的事情。武夷茶进贡朝廷，是从元朝浙江省平章高兴开始的，可是谈论此事的人们动辄称丁谓、蔡襄。苏轼诗说：“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可见在北苑修贡之时，武夷茶已经为两位先生所赏识了。到了高兴以武夷茶进贡之后，北苑就逐渐湮没无闻了。
从前有人说，茶叶作为一种物产，涤除昏昧，消化积滞，对于学习、从政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贡茶与进贡荔枝、桃花是不同的。然而，将此道理放在更高的大义层面来看，贡茶也不过是和宦官、宫女敬爱君王的表现类似。蔡襄直言敢谏，名高天下，与名臣范仲淹、欧阳修差不多齐名，可是因为贡茶一事却与号称贪婪小人的丁谓相提并论。如此说来，君子的言行举止，难道可以不慎重吗？
清代屈擢升《随见录》中说：按照沈括《梦溪笔谈》的说法：“建州茶都是乔木，而吴地、蜀地的茶叶只是丛生的灌木罢了。”根据我的见闻，武夷茶树都是丛生，起初并无乔木，难道沈括没有到过建安吗？抑或是当时的北苑与如今的武夷有所不同呢？《茶经》记载“巴山峡川中有两人合抱的”，这又与吴地、蜀地茶叶是丛生灌木的说法不同，姑且记述于此以便参考。
明代凌迪知（字稚哲，号绎泉，乌程人）《万姓通谱》中记载：汉朝的时候有茶恬，出于《汉书·江都易王传》。根据《汉书》所说的荼恬[苏林说：茶，食邪反]，则荼本有两种读音，到唐朝时，荼、茶才分开了。
明代焦周（字茂孝，上元人）《说》中说：茶叶，又叫做玉茸。
篇幅所限，精彩待续。
文/网络综合
品味生活，从茶开始。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与朋友分享,也是一种快乐。
旷达斋 录 原创作者：余悦
中国国际茶文化创始会长王家扬先生关于《大美中国茶》"图说"系列的序言推送后，引起了读者对这套丛书的极大兴趣。现征得丛书主编余悦研究员同意，特转发《图说中国茶》一书。该书出版于2014年，却写作完成在10多年前。今天推送的是该书第一章第二节："唐代：茶文化的定型"。这节用简洁的文字，介绍了唐代茶文化的盛况与特点，阐述了为什么把这个时期称为"茶文化的定型"时代。
唐代：茶文化定型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前行的轨迹，茶文化也有其嬗变的历程，诸如酝酿期、萌芽期等。而茶文化的定型，则在中国文化呈现万气象的唐代。
唐开元年间，由唐玄宗作序而颁行的《开元文字音义》正式确定了“茶”字。唐代茶叶及茶文化的兴起，和整个唐代经济、文化昌盛是紧密相关的，当然也离不开茶事的普及、茶艺的提高、茶学的繁荣等这几个前提条件。
茶事兴盛的客观条件，是茶叶种植业的扩大发展。唐代茶树的人工栽培种植技术得到普遍的推广，茶叶的加工技术也有较大发展。从陆羽《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当时，全国种植茶树的地方为八大茶区，遍及43个州郡，即今天的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14个省区，几乎相当于我国近代产茶地区。茶叶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也随之大幅提高，据陈椽《茶业通史》估算，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全国产茶200万担，人均达3.64斤，创历史最高水平。
同时，制茶工艺有了突破，发明了蒸青绿茶，而且规定了严格的制茶工序，如“采、蒸、捣、拍、焙、穿、封”等。唐时，随着制茶工艺的提高，出现了许多色香味俱佳的名茶，诸如剑南蒙顶山茶、东川的神泉小团、峡州的碧涧明月等，甚至出现了贡品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
茶叶产量的巨增，茶叶制作的突破，也和当时饮茶习俗的普遍化有关，茶不再单纯作为药品、祭品的形式出现，也不再是贵族士大夫所特有的享受品，此时饮茶已蔚然成风，出现了“比屋之饮”的局面。封演《封氏闻见证》写得更详细：“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雾日尽夜，殆成风俗。始于中地，流于塞外。”由此可见，唐代饮茶已经普及全国南北各地，成为具有文化意味的嗜好。
随着饮茶风尚的日益传播，饮茶的方法也有较大的改进，开始注意茶叶的质量，讲究水的选择，同时对烹煮方法和烹煮环境也越来越讲究。
比如：唐人已开始追求茶的形、色、香、味，按陆羽《茶经》中对八大茶区的评定，天下茶分上、中、下三等;而且根据土质、气候、生长条件的优劣，明确指出“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还具体到“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
水的讲究主要在清、洁、轻、甘、冽这几个方面，《茶经》中就界定“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和陆羽生活时代稍后的张又新著有《煎茶水记》，列有天下二十名水的次第。虽然后来有人对这二十次序有所质疑，认为与陆羽《茶经》观点不符，但无论如何，《煎茶水记》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对茶艺中水的作用的认识。
唐以前，茶具与食具是混用的，即使有饮用的器具也不甚讲究，形制并不统一，是陆羽创造性地提出了“香茶配佳器”的要义。他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发明、制作和规范茶具为“二十四器”，包括煮茶、饮茶、炙茶、贮茶等用具及其附件，还详细介绍了每件器具的作用，以及用材、尺寸、式样等。《茶经》中所记述的专门茶具，是中国茶具发展史上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也是对全国茶具的一次统一，还是对茶具的一次划时代的提高和发展。
唐代茶文化从形成到定型，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
一是唐诗中出现了一批脍灸人口的茶诗。唐代饮茶之风的兴盛，也进入了文人雅士的生活，反映到文学上，就是茶诗的大量出现。像陆羽、皎然、皇甫皇、颜真卿、皇甫冉、刘长卿、钱起、卢纶等著名茶人，都写下了咏茶诗篇。就是当时许多彪炳诗坛的大家，如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杜牧、温庭筠、皮日休等，也留下不少茶诗佳构。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中有“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中通过饮茶七碗茶不同的感受，把茶提神醒脑，激发文思，净化灵魂，与天地宇宙交融、凝聚万象的功能描绘得淋漓尽致。
大诗人白居易也把茶引为知己，作过五十多首咏茶诗。他的人生追求在茶诗中也得以体现：“雾通行止长相伴”，无论雾通行止，皆以琴茶相伴;“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这才是闲居生活的境界。茶为诗助兴，诗为茶扬名，成为唐代茶文化的一大奇观。
二是出现了文化属性不同的饮茶圈，大致分为文人、僧侣、大众以及宫廷这四个圈子。文人茶文化圈的主体，是活跃在文坛的诗人和文学家，包括画家、书法家、音乐家等，茶能形成一种文化，能成为众人喜爱的饮品，饮茶习俗的流行，这些文人士大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僧侣茶文化圈的主体是生活在寺庙中的僧人。
唐代饮茶风气的盛行，与寺院的倡导与践行是分不开的。僧人吃斋念佛、青灯苦修，饮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体悟佛性的“方便法厅”。大众茶文化圈的主体是平民百姓，贩夫走卒等。流汗出力，粗茶淡饭，融进了他们的生命。正是大众率真、率性的表露，使茶文化有了坚实的基石和活力的朴素。
宫廷茶文化圈的构成是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以及围绕在他们周边的达官贵人。在他们追求茶的高贵、器的价高、水的名珍、品的华彩的作用下，茶文化既走向精致、精彩、精当，又以其过度的表现成为穷奢极欲的祸害，以至进贡茶的朝廷命官袁高也发出了“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的慨叹。
谈及唐代茶文化，作为定型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陆羽，以及他所著的中国茶学的开山之作，也是世界上第一本茶书的《茶经》。因为只有这时，中国茶文化的基本架构并借助文字的载体向更广阔的空间和更久远的时间传播。
陆羽(公元733—804年)，唐代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字鸿渐，自称桑苎翁，又号竟陵子。时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有关他的身世早已湮没难辨，留给我们的只有极少数的史料。但是，对陆羽为茶学所作的巨大贡献，人们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国历史上的茶人，无论文人、释道，达官显贵、甚至帝王，无不知陆羽之名，民间也尊称他为“茶神”、“茶圣”、“茶仙”。
而《茶经》自问世以来，在唐代即为人注目，《封氏闻见记》中有“楚人陆鸿渐为<茶论>……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的记录;北宋诗人梅尧臣诗中也有“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新茶”的句子;宋代陈师道在《茶经》序中说：“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羽诚有功于茶者也!”国外学者也有这方面的评述，英国人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说：“中国学者陆羽著述第一部完全关于茶叶的书籍，于是在当时中国农家以及世界有关者，俱受其惠……故无人能否认陆羽的崇高地位。”
时至今日，《茶经》仍然是一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茶人最爱的茶书。除中文本外，《茶经》还有英文、日文、韩文等多种译本，受到世界的欢迎。
《茶经》成书的时间，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普遍的意见是：为避“安史之乱”，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时年24岁的陆羽背景离乡，流落江南，最后定居浙江湖洲。他研究茶事，积十年心得，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至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撰写《茶经》初稿，后补充修订，于唐化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刻印问世。分3卷10节，约7000余字。
第一卷：一之源，讲茶的起源、茶的性状、名称和品质;二之具，谈采茶、制茶的用具;三之造，谈茶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卷中：四之器，介绍煮茶、饮茶的器具;卷下：五之煮，讲煮茶的方法、各地水质的品第;六之饮，介绍饮茶风俗和饮茶方法;七之事，汇录唐前历代文献有关茶的故事和药效;八之出，介绍全国名茶产地和茶叶品质高低;九之略，论述在特殊环境下可以省略一些制茶工具和饮茶器具;十之图，提出把《茶经》所述的内容抄在素绢上张挂起来，以便日常学习记用。
《茶经》虽然文字不多，内容却广泛而精当，对生产和饮茶风气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一千多年来，茶叶生产和茶文化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陆羽《茶经》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最完备的综合性茶学著作，成为历代和当今必读的经典。
一、茶文化的发展阶段
文化是精神和物质的总和。精神是人的思想意识、人生态度和行为作风的外在反映。
茶文化是人赋予茶身上的精神寄托、情感以及茶的种植、培育、加工工艺的总和。
“茶”是经过人的培育、种植、加工出来的一种“物”，本身没有“精神”，而当人们把追求的精神寄托中“茶”身上后，“茶”被赋予文化的内涵，茶文化就产生了。
中国的茶文化是伴随着茶的开发利用而萌芽发展起来的。中国茶文化萌芽于两周(西周、东周：约前11世纪-前256年)，奠基于两晋(西晋、东晋：265-420)，形成于唐(618-907)，唐以后以后至今进入丰富发展阶段。
1.茶文化萌芽于两周(西周、东周：约前11世纪-前256年)
这点，我们可以从茶最早的3个用途得到印证。
食药：早在上古时期，我国先民就认识茶，并开始使用。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其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成书于秦汉时期的《神农食经》也载：“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根据这些记载，唐代陆羽在所著《茶经》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炎帝神农氏是我国最早认识和使用茶的人;“药食”解毒，成为茶的第一个用途。
款客：《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大致成书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21年战国时期。根据《尔雅 · 释木》“荼含香，故名蔎。荼之用，非单功于药食，亦为款客之上需也”的解释，战国时期，茶开始用作招待客人，“款客”成为茶的二个用途。战国时齐国博士淳于越在所著《晏子春秋》中说：“婴相齐景公时，食脱栗之饭，灸三戈、五卵、茗菜耳。”这一记载证明战国时代茶成为贵族款客的一种形式。
供丧事：《周礼》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作者和成书时间尽管有争论，但一般认为不会晚于战国时代。根据《周礼·地宫·司徒》“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的记载，西周时设有“掌荼”这一官署，职责之一是“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供丧事”成为茶的第三个用途。1987年，考古学家在信阳固始县发掘的战国古墓中出土有茶叶，证明了《周礼》茶“供丧事”的记载。
这3个用途，除“药食”外，“款客”和“供丧事”都具有文化的内涵。
“诚”(以诚相待)“敬”(对客恭敬)“纳”(接受容纳)“喜”(见客而喜)是主人“款客”的基本态度;祭祀的目的主要是弭灾、求福、报谢。祭祀时的摆放供品，表示对先人的崇敬并求庇护。因此，“款客”和“供丧事”表面上是一种具体的行为，背后折射的是人的意识。
2.茶文化奠基于两晋(西晋、东晋：265-420)
茶从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上升到精神文化层面始于西晋。
魏晋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茶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象征奠基的时期。
两晋时期，颓废的人生观导致纵欲主义横行，新兴门阀如日中天，贵族们一个个高官厚禄，无所事事，过着奢侈荒淫的生活;士族文人群体逐步减弱了社会责任感，日渐消失了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在所著《中国通史》中写道：“颓废的人生观，是这时代的一个大病。”西晋诗人张载在《登成都白菟楼》一诗中这样写道西汉时从中原迁徙到四川的富豪“程郑、卓王孙(卓文君的父亲)”的奢侈生活。
“程卓累千金，骄侈拟五侯。门有连骑客，翠带腰吴钩。鼎食随时进，百和妙且殊。披林采秋橘，临江钓春鱼。黑子过龙醢，果馔逾蟹蝑。人生苟安乐，兹土聊可娱。”
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乌衣巷》一诗在写道：“旧时王谢堂前燕，何时飞入百姓家”。(“王谢”：王导、谢安)
对于社会上世风日下的颓废人生观和奢侈荒淫、不重名节、无所事事的现状，一些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西晋文学家、御史中丞傅咸(239-294)，字长虞，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傅玄之子，曾任太子洗马、尚书右丞、御史中丞等职)，为官峻整，嫉恶如仇，直言敢谏，力主简朴，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晋书 · 傅咸传》)。在所著《萤火赋》曰：“不以姿质之鄙薄兮，欲增辉乎太清”，“进不竞于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反映了傅咸不竞虚荣的处世态度。
西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刘琨(271-318)，见国无宁日，心中十分苦闷，常以茶解闷消愁。
奢侈荒淫、纵欲主义与忧国忧民、精行俭德人生观的对立，使人们渴望找到新的精神寄托物。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汝宁太守杜育写下中国茶文化发展历史上的奠基之作《荈赋》。
杜育(?-311年)，字方叔，襄城郡定陵县(今河南省叶县)人 。西晋大臣、茶学家、曹魏平阳乡侯杜袭之孙，自幼岐嶷，号称神童。风姿俊美，颇有才藻，人称"杜圣"，晋惠帝时(290-306)永兴中拜汝南太守，后为国子祭酒。“二十四友”之一。永嘉之乱(311年)，洛阳城破，遇害身亡。
晋惠帝时(290-306)，时任汝宁太守杜育(字方叔，邓陵人)从新息(今息县县城)南渡淮河，在弋阳郡西阳县和义阳国鄳县(今罗山县)考察漫山遍野的茶园，以及茶农采茶、制茶的过程，并品尝鲜茶后，写下《荈赋》：
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霖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
赋首先描述茶树的生长环境：高耸入云的灵山，是“物华天宝”的钟情之地;看那山麓西侧的连绵起伏的山岭，茶树生长在长年云雾缭绕、日月钟情的地方。
接着写茶的种植环境：漫山遍野的茶树，享受着肥沃土壤的滋润，晚上雾露茶树，清新鲜嫩。初秋时节，农事稍闲，可以邀诸友，结伴来到这样美丽的灵山采茶制茶。
接着再写如何烹茶用水和品茶：煮茶要取像岷江水一样的清澈山泉，茶具要用东瓯越州生产的精致青瓷器;分茶要效仿周文王的祖先公刘(公刘，生卒年不详，姬姓，名刘，"公"为尊称，是古代周部族的杰出首领，不窋之孙，鞠之子，生子庆节，周文王的祖先)，用匏做成的瓢来分茶汤。茶汤煮好时，粗糙的“沫”会往下沉，精细的“华”会向上浮。待茶煮好，茶汤靓丽的犹如积雪，灿烂的犹如春天的花。
汝宁太守杜育的《荈赋》，标志人们找到了精神的寄托物——茶。
杜育的《荈赋》是我国也是全世界的第一篇有关茶的文学作品。对于《荈赋》的价值，历史上都是从文学的角度给以肯定的。宋苏东坡在《寄周安孺茶》诗中不无感慨地写道：“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宋代文人吴淑在所作《茶赋》中也对杜育给予高度的评价，其赞誉的句子为：“清文既传于杜育，精思亦闻于陆羽。”我国中国著名的茶道专家、博士生导师、研究员、教授周文棠所著《茶道》认为:杜育是使饮茶具有风雅文化的第一人，所撰《荈赋》标志着中国茶道文化的萌芽。
在我看来不仅如此。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喜欢借物抒情，托物言志，把感情寄托于对事物的爱憎之中，借物品的形象含蓄的抒发自己的感情。杜育虽是文人士族，“二十四友”之一，但作为一名高官，曾在刘乔攻范阳，王虓于许昌时，与刘琨一起率兵救之(《晋书·刘琨传》);作为茶学家，考察茶园，歌吟茶事是责任所在，应当不是碌碌无为之人，而是有担当有志向之士。《茶赋》最后“惟兹初成，沫成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4句，表面是写烹茶初成时的茶汤状态，实际上是借写茶汤的状态，表达自己希望西晋的政治、社会能向去除“浮华”的茶水一样，呈现出“焕如积雪，晔若春敷”的“清流”景象。
浮去“奢侈之害”，呈现“清流景象”就是杜育寄托在茶身上的精神追求。正所谓：“方叔品茗作《荈赋》，焕雪晔敷寄于荼”。
茶朴实、典雅、既勃发又不张扬;煮茶时，茶汤浑浊，沉淀后茶色清亮，可谓“浑浊下有清流”;饮茶时，虽感苦涩，但茶香沁肺，甘甜润喉的特征，既能反映当下社会现实，也是人生的写照。这时，饮茶不再是仅仅只是满足生理和养生的需要，而是上升到满足人们精神的需要，被赋予文化的内涵。从此，茶成为有志之士寄托精神追求、表达志向的象征。杜育的《荈赋》，是中国茶文化形成发展中的“第一块”基石，“以茶明志”为茶文化的发展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东晋，为扭转社会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引导社会向积极进取的方向前进，吴兴太守陆纳(字祖言，吴郡吴县(今苏州)人，东晋政治家)，力主俭朴，提倡以茶倡廉抗奢。陆纳认为，以茶果待客即高洁，又朴素，是最好的礼节，同时又能显示自己不迎合骄奢习气的生活方式，展现清廉之风。
“陆纳杖侄”的故事
据《晋中兴书》记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常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馐必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一次，东晋显贵和文人领袖卫将军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人，东晋政治家、名士)来拜访，陆纳清茶一碗，辅以鲜果招待。陆纳的侄子陆俶见状，及时将暗中准备的端上救场。谢安走后，陆纳怒气冲冲地拿来棍子，连打侄子40杖，边打边呵斥：“你既不愿向我一样过俭朴的生活，为什么还要以奢侈的宴席玷污我追求的高洁生活方式。”
“桓温自嘲”的故事
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桓温(312-373，字元子，谯国龙亢县人)，身居要职，《晋书·桓温传》曰：“桓温为扬州牧，性俭，每燕宴惟下七尊柈茶果而已。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 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桓温生性俭朴，每次同僚一起聚会吃酒饭时，只吃七枚干茶果而已。一次他躺着对亲信说：“这样寂寞无为，将被文帝司马昭、景帝司马师所笑。”众人都不敢对答。一会儿又抚着枕头坐起来说：“既然不能流芳后世，难道就不能遗臭万年吗?”
这两个小故事充分体现出东晋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淡薄俭朴生活态度和独善其身、不沉溺世俗的精神追求。
3.茶文化形成于唐
“安史之乱”对唐代的统治者和士族人文的信心造成巨大冲击，唐代文化进入自适性调整。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华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唐代前期思想继承魏晋南北朝的儒学，唐代中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却是崇尚道教与佛教;又因为唐朝是一个极为开放的时代，特别是胡风盛行，外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汉文化的根基。唐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763)的“安史之乱”，成为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是唐代缺少约束羁绊的必然结果，是“礼”制缺失带来的巨大灾难，对唐代人对唐代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极具开放性文化的信心造成严重冲击。
回归儒家思想、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成为必然的选择。
经历“安史之乱”的陆羽(约733-约804)，痛定思痛后，对陆纳、桓温虽官居将相，富甲一方，但以俭德自居、自我约束的行为极为推崇。在《茶经·一之源》中，陆羽写道：“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所谓“精行俭德”之人，是指那些追求“至道”的贤德之士。
“精”，指专一;“行”指行事。“精行”指做人要严格按照社会道德规范“行事”。
“俭”有节约、约束之意。《说文解字》释“俭，约也”。段玉裁注云：“约者，缠束也。俭者不敢放侈之意。”陆羽在《茶经·五之煮》中写道：“茶性俭”，是说茶具有内敛淡泊的特征。在陆羽看来，“节约的俭”与“约束的俭”是表里关系，是茶的“德”的两个方面。陆羽《茶经》所说的“俭德”主要指做人要自律，恪守传统道德。
“精行”“俭德”都是儒家所提倡的。陆羽在《茶经》中没有直截了当说出回归儒家思想，而是通过说茶最适合什么样的人表明回归儒家思想的立场。同时，不论是杜育在《荈赋》中极力推崇“酌之以匏，取式公刘”;陆羽在《茶经》中极力提倡“煮茶”的品饮方式，就是希望人们通过参与从煮茶到品茶全过程，感悟茶内敛淡泊的特性，获得对自律的道德自觉，使饮茶者成为“精行俭德之人”。
陆羽的《茶经》及提出的“精行俭德”理念，成为中国传统茶文化的“第二块基石”。从此“精行俭德”成为茶文化的精髓要义，中国古代茶文化得以确立。
自杜育“以茶明志”和陆羽提出“精行俭德”之后，中国传统茶文化得到丰富和发展。
二、中国传统茶文化“以茶明志”“精行俭德”精髓要义的启示
当今，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期。回顾杜育将茶作为精神追求的寄托，“以茶明志”;陆羽提出“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以及二人对饮茶过程的推崇，给我们什么的启示。
1.当今，我们处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一些人在享受幸福的时候，殆倦了奋斗，“躺平”成为人生追求。杜育将茶作为精神追求的寄托和陆羽“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都是在世俗幽昏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这告诉我们，在世俗面前，人要有精神上追求，积极向上。
2.当今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新矛盾新问题层出不穷，天地人道和谐共处的问题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明志”“自律”的精髓要义，对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大意义。
3.古人之所以选择茶作为精神的寄托，看重的是茶朴实和典雅、勃发和内敛的高贵品质;之所以有繁缛的茶道，就是将品茶作为修身养性的途径，使人在饮茶的过程中领悟茶道“和、静、清、俭”精神。品茶的过程，就是品悟人生、修身养性、净化心灵的过程。
来源：信阳市茶文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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