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茶虫可知道，乾隆皇帝作为这么一位喜欢在古代书画真迹留白上满满盖戳的鉴赏家，这么一位对瓷器品味独特以至于被现代的网友欢乐追捧的花式审美者，在喝茶品茗这件事儿上，却是出奇地云淡风轻。
他所创制的茶事格调超群，即使放在整个茶文化史上也不遑多让。
乾隆皇帝曾经自创了一款茶，名叫：三清茶，是用松子、梅花和佛手泡的茶。乾隆十一年（1746）秋巡五台山，回程时路过定兴，遇到一个雪天，乾隆皇帝雅兴很高，搜集雪水，在毡帐中烹煮这款他人生的最爱。
还作了一首《三清茶》诗：“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烹以折脚铛，沃之承筐雪……”如此高古的品味，实在令人称奇，比《红楼梦》里那位用梅花上的雪水烹茶的妙玉也不逊色。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咏嘉靖雕漆茶盘》的诗注后，他这样写道：“尝以雪水烹茶，沃梅花、佛手、松实啜之，名曰三清茶。
纪之以诗，并命两江陶工作茶瓯，环系御制诗于瓯外，即以贮茶，致为精雅，不让宣德、成化旧瓷也。”
嗯，诸位茶虫们理解得没错，茶的故事又回到了乾隆皇帝对花式瓷器的热情中了。他下令让工匠制作了一些喝茶的瓷杯，杯子的外围环绕着自己的诗句。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杯子很精雅，比起宣德、成化的瓷器来一点也不输。看图说话：
定制了这么多瓷杯的乾隆皇帝要怎么使用这些杯子呢？他又有新发明：三清茶宴。
这不同于一般昭示皇恩浩荡的酒宴，而是邀请皇帝心中认定的最有文化品位的侍臣一起来品茶、作诗。
茶宴举办的日期在每年正月上旬，由皇帝亲自择吉日以定。与宴名单的确认也有既定流程，一般先由奏事处首领太监事先晋呈名单，由皇帝裁夺圈定，确认之后太监再奉旨将名单交给奏事官，宣召有关臣工按时入宫。
茶宴举行的当天，奉旨进宫的大臣提前两个时辰到达，由宫殿太监引入。席间所用果品虽然为了配合茶宴特地清淡，但是也会提前甄选准备，同时，也会为与宴者准备好笔墨纸砚。
宴时，诸臣朝服衣装，鱼贯而入，叩首皇帝，按序入座，清乐响起，三清茶方始奉上，之后便是乾隆皇帝品茶、赋诗，臣工传阅，依韵恭和。
如果皇帝心情特别好的话，就会把三清茶诗瓷杯赏赐给侍臣。比方说参加过三清茶宴的著名才子纪晓岚就曾经获赠过这样的杯子，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涕零之情，他连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是这么写的：
红沁丹沙白腻脂，越窑风露满花瓷。
凡茶不敢轻煎注，上有君王自制词。
——
《侍宴重华宫联句赋·蒙赐三清茶盏恭记二首》其二
看官没看错，纪晓岚对这个赏赐的杯子有点诚惶诚恐：花瓷上满满的自制词，在这样的神物面前，怎么能轻易使用普通茶叶呢？
这样的高端定制，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无从安置，除了“蒙赐”、“恭纪”之外，只能永远地供奉起来了。
其实茶宴这件事，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而言，在中国传统的饮茶文化中规格一直是很高的。茶宴源于魏晋，正式记载则见于中唐。
《茶事拾遗》记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钱起与友人一起举办茶宴，当时很多诗人的诗作中也明确出现了“茶宴”之说。宋代“以茶会友”逐渐成为文人之间相互酬唱的风雅之行。帝王家办茶宴，唐太宗、宋徽宗都很知名。论及席间风雅，清代康熙朝也已有召集文臣学士与宴赋诗之事。
然而，乾隆皇帝的三清茶宴自有超越前代的独到之处。他钦点文臣中能诗者十八人与宴，暗喻“十八学士登瀛洲”之意，后来增至二十八人，喻合二十八星宿。
茶宴中，更采用他个人创制的三清茶款待侍臣，只布果盒为席，不及其他肴馔，席间饮茶品茗，有清雅之意，亦寓清廉之意。可以说，正像赏鉴书画、督造花瓷那样，乾隆皇帝用自己的独特审美和文化情怀，又将传统文化中的茶事也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事实上，乾隆朝的茶宴韵味独特，也的确蕴含着诸多传统文化的元素：“三清茶”既有文人逸士“雅”的一面，“三清茶宴”也有以帝王之尊亲贤礼人的一面。
十全的乾隆就是这么有个性有创意，一生作了四万首诗可不是盖的，他永远文思如喷泉。
文思从哪里来呢？一杯醇香普洱茶就有了！
《烹雪用前韻》
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来足夸雀舌。
点成一椀金筌露，品泉陆羽应惭拙。
这是乾隆皇帝对普洱茶的高度赞誉，他还创造了以普洱茶为中心的新茶道。此外，酷爱炫耀天朝大国风范的乾隆，给外国使臣的礼品也是普洱茶。
乾隆创造以普洱茶为中心的新茶道
这么说，大红大绿接地气的乾隆帝，品鉴能力也是很可以的嘛，至少在品茶鉴茶能力上，值得一个大大的点赞。
乾隆喜欢普洱茶的历史人尽皆知，但乾隆也是一位带货达人，这恐怕就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故事发生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了加强与中国的贸易，便派遣外交使节马嘎尔尼率领一支庞大的使臣团前往清帝国拜会乾隆皇帝，这也成为中英外交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
马戛尔尼带领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以及士兵组成的使团，携带最能代表英国文明的天文、地理仪器、车辆、船式等“贡品”出使中国。1793年7月1日，马戛尔尼一行在舟山登陆，短暂停留后，从外海入天津，然后进京。马嘎尔尼带来的西洋礼物，让乾隆皇帝龙颜大悦。
为了彰显清帝国的威严，乾隆也准备非常丰厚的礼品，在这些礼品当中，普洱茶（金瓜贡茶）赫然在列。不知是出于对普洱茶的偏爱，还是因为普洱茶的贵重，乾隆分批、多次加以赏赐英国使臣团。在这几份礼单中，多次出现了团茶、茶砖、女儿茶、茶膏、大普洱茶团（可能是饼茶）等与普洱茶相关物品，可谓是一次全方位的推广。
如今这段记载已经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今日旧事重提，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两百多年前，有一位叫做爱新觉罗弘历的帝王亲自带货普洱茶。
文章最后，附上当时的礼单，供以大家参考：
附录：
赐该国王百花蟒缎二，袍缎、线缎各四，紫檀彩漆铜掐丝珐琅龙舟仙台一，玉器八，玛瑙盂盘一，瓷器二百有二十，漆器三十七，葫芦器十四，文竹挂格、棕竹漆心炕格各二，花卉册页二，画绢二十，洒金五色字绢笺纸、白露纸、高丽纸各二十，墨六匣，各样扇四十，普洱茶团八，六安茶八瓶，武彝茶四瓶，茶膏、柿霜四盒，哈密瓜乾、香瓜乾各四盒，藕粉、莲子各二盒，藏糖三盒。
随敕书赐国王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画绢、白露纸各百，洒金五色绢五十，五角笺纸、高丽纸各二百，宫扇十三，十锦扇百，连三香袋四盒，十锦香袋八盒，锦香袋四盒，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二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各三盒，文竹炕桌二，雕漆炕桌二，挂灯十二，墨二十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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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倭缎各二，蓝缎、青花缎、彩缎、杭绸各三，绫、纺丝各六，茶叶二瓶，茶膏二盒，砖茶二块，大普洱茶团二，刮膘吉庆一架，青玉全枝葵花洗一，玛瑙葵花碗一，玛瑙葵花碟一，藏糖二匣；副使龙缎、帽缎各一，妆缎、蓝缎、倭缎、青花缎、彩缎、绉绸各二，绫、纺丝各四，茶叶四瓶，茶膏一盒，砖茶二块，女儿茶十，白玉全枝蔡花洗一，花玛瑙菊花瓣碗一，葫芦器藏糖二匣；
副使之子龙缎、妆缎、倭缎、青缎、蓝缎、锦、漳绒、帽绒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
总兵官、副总兵官二员，每员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青缎、帽缎、锦各一，绫、纺丝各三，绉绸二，茶叶三瓶，砖茶二块，茶膏一盒，女儿茶八，藏糖一匣；
图片
通事、管兵等官四员，每员龙缎、妆缎、漳绒、锦、蓝缎、彩缎各一，绫、纺丝各二，茶叶二瓶，砖茶二块；
代笔、医生等官九员，每员龙缎、妆缎、锦、漳绒、蓝缎、彭缎、绫、纺丝各一，茶叶二瓶，砖茶二块；
贡使从人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
吹乐、匠作、兵役等六十七名，每名绫、绸各二，布四，银十两；内地护送官二员，大缎各二；
贡船留存管船官五名，每名回子布、高丽布、波罗麻、兼丝葛各二；
留存贡船兵役水手共六百十五名，各高丽布、回子布、小增城葛、波罗麻各一。
“大锅熬膏法”虽然为云南独创，甚至也作为贡品进京过，也曾经是清代雍正皇帝钦点的贡品，但令人奇怪的是，它时间很短，就没有了下文。
自清朝时期起始，普洱茶迎来了它第一次繁荣，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普洱茶作坊或者茶号，像福元号、同庆号、车顺号、宋聘号等等，却不知道哪一家有过生产普洱茶膏的记录。
我们从云南众多的史料中，会偶然发现一两句涉及普洱茶膏的评语，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这就使我们经常处于一种困惑：我们知道普洱茶膏来自云南，但却不知道是谁生产的。
甚至有人提出：云南土司创造了这种大锅熬膏法，并没有在云南普及，其真正的生产地被转移到了西藏。
西藏自唐代开始就饮用云南的普洱茶，尽管那时不叫普洱茶，但这种茶品因源源不断流入西藏，加之普洱茶解油腻的功效，成为藏区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西藏到云南形成的多条“茶马古道”，就因普洱茶才有的。
藏区本身就有煮茶的习惯，他们饮用普洱茶，不像内陆地区的品茶，也没有茶道的技法，而是加入奶、盐巴、姜片等一起煮，是饮食中的一种佐料，也可称为“混合饮”。唯独对待普洱茶膏，则是采用的“纯饮”，即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东西。
甚至，也有这样一种说法，西藏饮用普洱茶膏，尤其是在大的寺院及上层喇嘛中的普及，早于清朝宫廷。据此，也有人认为“大锅熬膏法”有可能就来自西藏。
西藏自唐代开始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加上“茶马古道”的历久不衰，对普洱茶的理解和依赖远远胜于内陆地区。虽然他们自始至终不接受汉民族茶道的技法，基本采用“混合饮”的方式，但不排除他们本身也有“纯饮”普洱茶的需求。
这就有可能使他们结合藏传医药的一些做法，创造了“大锅熬膏法”制作的普洱茶膏，专供寺院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自清代起，甚至有人认为比清代还早，有可能是元朝，很多大的寺院都建有自己的“熬茶间”。
其实，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我们至今在西藏一些大的寺院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熬茶间”，只是它仍然还是那么隐蔽，轻易不向外界暴露，更不向游客开放。因为藏区寺院对活佛级以上人员的生活料理一直是高度保密的，或者说是秘而不宣的。
他们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传统，活佛乃至活佛级以上人物，其一举一动都是神圣的，包括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包括他们的饮食。
我们目前还不能从史学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认证。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大锅熬膏法”制成的普洱茶膏，并没有在云南得到普及和应用，相反是在西藏或者更大的区域——藏区，成为专供活佛及活佛级以上人物的“纯饮”的茶品。
除此之外，西藏地区“纯饮”的茶品没有第二个。它体现的用途，或者说价值，不仅是保健的需求，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但是，这种神秘性，反而限制了它的传播。“大锅熬膏法”——无论是云南的创造，还是西藏的发明，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所熟知。
它的用途很窄，影响力也极弱，如果不是后来清朝宫廷创建的普洱茶膏声名鹊起，加之后人不知道有两种普洱茶膏，还误认为是一种东西，那么，它仍然会隐藏着一种神秘，不被外人所知。
那么，清朝宫廷御制的普洱茶膏的用途到底有哪些呢？
一、超贵族的身份——“皇权”的象征
清朝皇宫将普洱茶膏的制作搬到宫廷御茶房制作，最初的考虑是安全性的因素，害怕投毒，但御茶房接手后，又面临对不合理工艺改进问题，因为乾隆皇帝本身对大锅熬膏，这种反复的熬炼就心存疑虑，它与炼丹的过程有相似的地方。
中国毕竟是个能工巧匠集聚的国度，且文化渊源之深也是中国特有的国情，于是，采用另外一种思路，借鉴唐宋制膏的经验，便成了宫廷卸茶房的主攻方向。
中国有句古语，英雄是逼出来的。或许，普洱茶膏也是如此，但是，它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压榨制膏法”受制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加上工艺与工序的苛刻要求，必然造成生产量极少的状态。
也许，当时这种制法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因为，制作它的本身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它不是商品，而是皇帝的专属饮品，本身就不要求产量很大，否则，这种“物品”的神秘性就没有了，中国传统有一种习惯，因为稀缺才能凸显珍贵，珍贵才能彰显神秘，而神秘则是显示皇权的秘密武器。
因此，它的第一个用途就是给皇帝品饮的，因为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日常起居，及生活用品本身就是皇家的最高机密，非一般人能够了解，更不可能掌握。这个用途的本身就昭示着“皇权”的威仪与神秘。
同时，皇帝也时常将多余出来的茶膏赏赐给一些有功大臣。那些大臣在得到茶膏后，也是轻易不舍得品饮，只是在身体偶感不适，或家里有人生病时，才拿出来与家人分享。这种赏赐的途径也是“皇权”的一种体现，在古代，这种做法对那些受赏的大臣而言，叫“皇恩浩荡”。
二、“国礼”——体现泱泱大国的顶级茶品
中国自宋代开始，就有茶叶出口。最早是“茶马互市”，即用中国产的茶叶在边境与外部换马匹。再到后来，有“茶马古道”和多种茶叶出口方式。中国产的茶叶不仅让外国人知道了茶，而且让他们知道了茶是最好的饮品。
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各个朝代，历任皇帝都有相同的举动，即在他们面见外国来的使者（有使节，有学者等），都会馈赠一些在当时看来最好的茶品。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第一次荣登“国礼”的名单。这个单子就是赠予英国使臣的礼品目录。那年，英王乔治二世派遣特使给乾隆皇帝祝寿，第二年，即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接见英使团，并在万树田宴请英国使节，回赠英使团大批珍贵礼物，其中包括：
1、赏英吉利国王物体，计有珐琅、珍宝、玉器、漆器、瓷器、花缎、画册，鼻烟壶及土产食品等计92项（对，套）479件（个），其中包括茶膏4匣。
2、又加赏英国国王物件、绫罗丝缎、漆器、扇、笺、食品，计40项455件，其中包括茶膏5匣。
3、又随敕书赏给英国王物件，计41项1016件，其中包括普洱茶40团，茶膏5匣。这次英使觐见团95人，包括正使（即马戛尔尼）、副使，正副总兵官、通事（翻译），文书、医生、天文生、听事官、管船官等，分别等级档次，每人都给礼物，共“赏赐”物27批。其中15批有茶叶。将这批礼单逐项统计，计送茶膏26匣，这个茶膏就是宫廷御制的普洱茶膏。
我们至今也不知道这些茶膏是什么样的，只能根据目录上的片言只语知道这些普洱茶膏都是用木匣承装的。而用木匣承装的一定是整块的膏体，如果是散块的可用瓷瓶包装，因为瓷器也是中国的“国粹”。
我们今天在中国故宫博物院里可见到一种“人参膏”，它就是黄色瓷瓶包装的，里面是长条状一个个散块。瓷瓶的设计也非常独特，其釉面的黄色恰恰代表皇宫专属的色彩，是典型官窑的作品。普洱茶膏没有采用瓷瓶，而是木匣，目的是要展示整块茶膏的魅力。
我们可以猜想，那上面一定有精美的图案，因为截止今天，能在整块茶膏上压制精美图案的也是非常难办的。纵观科技发达的今天，云南有生产普洱茶膏的企业和个人多达几十个，但真正能制成整块带精美图案的仅一两家企业而已。
至于有人说，那批最早馈赠给英国使团的普洱茶膏，因当时英国人不知道茶膏有何用，就把它封存起来，至今还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猜想，或者说是“浪漫的神往”。因为大英博物馆早已实现了信息化管理，只要藏品存在，从咨询处的电脑上一查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明显带有“戏说”的成分。
但是，不容忽略的是，自乾隆皇帝将普洱茶膏作为“国礼”开始，以后的历任皇帝都有向外国使臣或友人赠送普洱茶膏的记录，其涉及的国家和使臣（也包括友人）多达几十个，粗略统计送出去的茶膏有上百匣之多，与乾隆皇帝一样，后续的皇帝依旧是采用木匣承装普洱茶膏的方式，估计始终保持整块茶膏的模式。以凸显泱泱大国极品茶的精湛技艺。
从这个意义上说，普洱茶膏的确也为中国的茶叶，或者说为中国的茶文化增色不少，是中国茶人的集体骄傲。
三、纳入中药体系——凸显中国的养生文化
中国的茶叶最早就是作为“药”来使用的，后来一点点演变成为饮品，虽然很多的医药经典中都涉及了茶，但侧重点都由原来治病的功效向养生与保健的方向转化，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理论有关。
因为中医药倡导的是“治未病”，主张预防为主，并提倡“药食同源”，这就使中医药对养生与保健格外的关注，也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主流。
有一个有趣的典故，说明了这一问题，扁鹊是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人，也是尽人皆知的神医，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扁鹊的两个哥哥也颇懂医理。
有一天，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兄弟 3 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 ”
扁鹊答：“我的大哥医术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 ”
扁鹊答道：“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的时候，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能事先铲除病因，反而觉得他的治疗没什么明显的效果，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
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期的时候，看上去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能在我们乡里流传。
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已经严重的时候，一般人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放血，在皮肤上敷药，让人昏迷，做的都是些不可思议的大手术，自然因为我的医术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远远大于我的两位哥哥。”
文王叹道：“你说得好极了。”
这个典故实际上说的是“治病观”。它的意思是说，医术最高的人不是药到病除的人，而是能在病发前把病铲除的人。这与西方的医学有很大不同。
正是沿着这种思路，清代的著名药学家赵学敏将普洱茶及普洱茶膏纳入了他写的《本草纲目拾遗》之中，中国的古代医学家将普洱茶膏纳入中药的经典书籍中，并不是单纯从治病的角度，更侧重在养生的范围。
如《本草纲目拾遗》在评价普洱茶膏时，第一句话就说“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这句话是人们在探讨普洱茶膏功效中，经常引用且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句话，也是很多人对普洱茶膏感受最深的一句话。“醒酒第一”不是治病，而是养生的需求。
自中国的清代起始，人们对普洱茶膏的引用，不管是皇帝，还是那些能够得到它的达官贵人，基本上都是从养生的角度品饮的，保健的功能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
但是，普洱茶膏除了养生的功能外，也有对某种疾病具有独特的疗效，如胀腹所产生的不适，饮用普洱茶膏就可很快解决；如口舌出现轻微的溃烂，可口含一小块茶膏，过夜即愈，这些也同属于中医药的范畴。
实际上，中国的古人不愿将其单纯归类为药物，就在于它还是茶，是浓缩了普洱茶的精华的茶珍品。既然是茶，其养生的概念就是第一位的，这与“药”的概念截然不同，因为没病的人可以不吃药。
我们也可以这样分析，在“普洱茶膏”这四字中，“茶”是第一位的，是老少皆宜，健康的人和有疾病的人都可品饮，而“膏”因为有“药”的概念，但却是第二位的。
茶膏是中国古人发明的一种特殊的茶，它直接溶于水就得到可以品饮的茶汤，没有茶渣。茶膏从诞生至今，距今已有1100年历史。
在云南昆明，有一座茶膏博物馆，门口挂着中国茶膏博物馆的竖匾，2011年开馆，是全国第一家茶膏博物馆。
2022年的夏天，我们拜访了这座博物馆。对这种比较少见的茶类，好奇的我们同馆长在中国茶膏博物馆展开了一场深入的交流，最后，我们得出了三个结论，茶膏孵化于唐代有其必然性，受宋代文化精英的期许和皇家茶匠的配合而出世，最后于清代在中国养生文化中明确了存在价值。
中国饮茶史非常悠久，在距今6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先民煮茶的器皿。茶的使用方式也一直在演进，最初，先民直接咀嚼茶叶来提神醒脑明目益思，由于茶本性寒，对于敏感体质的人，倘食用加工不当的茶，则破气伤脾。茶中含有丰富的单宁，丹宁本有益于身心健康，但直接摄取新茶或鲜叶，身体对性寒的丹宁难以吸收利用，往往不利于健康。
《黄帝内经·素问》中有云：“上古有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也就是说只要使用得当，阴阳调和、寒温有度，性寒的茶也可被驯化成对身体极有益的饮品。为了避开茶的寒性，更好地获得茶中的价值，古人尝试以煮茶的方式来使用它，加一点盐、姜、橘皮等调味品，如同吃菜汤般。
唐代蒸青制茶引发茶膏的出现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唐代茶圣陆羽认为菜汤吃茶法过于粗鄙，遂著述了影响后世深远的《茶经》，把茶叶经过采、蒸、捣、拍、焙、穿、封等环节，即可制成饼茶。在蒸、捣和拍这三个环节中，茶叶细胞破壁、汁液溢出，干燥后凝于茶饼上成膏状，这就是茶膏在唐代发轫的原因。
茶圣陆羽知道这种膏状物质乃茶中精华，而且在实践中发现，含膏丰富的茶，纹理和光泽都异于普通茶饼，上好的茶饼看起来像是表面有一层油膏显于表面。
唐代禅宗大师赵州和尚说“吃茶去”，而不是“喝茶去”，和唐代品茶方式有关，唐人是把茶饼磨碎后冲饮。
理学思想是宋代诞生茶膏的审美原因
公元937年，也就是唐朝结束30年之后，我们第一次在史料里见到关于茶膏的记载，南唐闽康宗收到进贡的一种特殊的茶，也就是茶膏，贡品只有八枚，每一枚皆以金丝缠绕装饰。相比寻常动辄许多担的茶叶进贡，这次的茶膏贡品实在稀缺。由此可知，我国最优秀的茶叶工匠们对茶膏的探索终于有了阶段性成果。
如同今天，饮茶的风尚总是由时代精英们引领的，他们既是最佳赏鉴者，也是茶文化的创造者。我们知道，理学思想是宋代的主要哲学，它深刻的影响了宋代的审美，《清明上河图》成为工笔巅峰，出现含蓄精简、线条优美的宋式家具，并肩唐诗的宋词有格律缜密、文字凝练之美。在茶方面，宋代文化领袖们期待着出现一款体现茶之精华的茶品。在宋徽宗的要求下，朝廷的官方茶匠把茶叶经过常温压榨、自然干燥后制出了御品茶膏。
如果说团茶和饼茶是对茶叶做加法，以获得更复杂的茶品;那么，宋代的茶膏就是对茶做减法，求得更本真的茶。相比做加法，其实减法更难，比如我们今天推崇活在当下、极简生活，实践起来其实不易。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宋代茶膏，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工艺思路非常正确，在常温下压榨，很好的保留了茶内的活性物质，而自然干燥的过程也延续了对茶内质活性的呵护;二是工艺非常缜密，从宋代茶书《北苑别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工艺的严谨和复杂;三是结果出色，获得了品质卓越的茶膏。宋代御制的茶膏被称作“玉蝉膏”，玉是世间珍宝，蝉有轻盈羽化的意象，用两个美好的字眼给茶膏命名，足见宋代精英对茶膏的钟爱。
工艺转折期中茶膏进入空窗期
经历了短暂剧变的元代里，来到了明代，唐宋沿袭下来的团茶饼茶被废除，而开始推行更易于生产和冲泡方便的散茶，各大茶类开始兴起，一直影响到今天，而茶膏也悄悄的隐退了。
茶膏从边疆再次复兴
茶膏从主流文化中消失了很久，直到云南的土司们开始涉足茶膏，才再次进入历史舞台。
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元明之后和中原文化的交流渐增，云南的土司们知道了一种叫茶膏的茶，他们很好奇，并开始尝试制作。由于缺乏茶膏制作的指南，土司们想到了最简单的办法，那就是通过熬煮茶叶，直接获得茶膏。这种熬制茶膏在当时非常流行，不光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了西藏，还进贡给了雍正皇帝。
通过熬制获得茶膏，优点是简单易行，缺点是汤色浑浊且有长时间熬煮带来的安全隐患。
如同石油很早就被发现，但是其杂质甚多，倘若直接燃烧石油会满屋黑烟，无法作为日常燃料，直到精炼油技术出现，石油才能成为工业的血液。
乾隆皇帝扮演了精炼者的角色，他对熬制茶膏的安全性抱有很大戒心，让幕僚们去寻找历史上的茶膏制作资料，当了解到宋代官方茶膏制作是用常温压榨法后，乾隆非常认可，至此，清代宫廷茶膏正式拉开帷幕。
乾隆的制茶工匠们在宋代茶膏制作的工艺基础上，以云南进贡的普洱茶为原料，开创了独特的清代宫廷茶膏。它的工艺体系非常复杂，需要186道工序，耗时72天，才能完成一次茶膏制作，仅工艺价值就直达中国古代的制茶巅峰。清代著名药学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用非常详实的养生价值揭开了宫廷茶膏的秘密，相关的阐述也成为清代宫廷茶膏的价值说明。
乾隆皇帝比他的爷爷康熙皇帝多活了20年，比他的父亲雍正皇帝多活了31年，他活到了89岁，成为千古帝王长寿之最，可以说，乾隆皇帝是他推动的清代宫廷茶膏的最大受益者。
清代宫廷茶膏对茶膏历史有两大贡献，一是提升了常温压榨制膏的工艺水准，成为中国古代农产品深加工的最高典范;二是回答了古代帝王并非因为便捷而饮用茶膏，真正的原因是萃取后的茶膏带来更大的养生价值。
现代茶膏的出现及思考
回顾茶膏的历史，我们发现工艺演化的路线并非一帆风顺，从宋代常温压榨工艺到清代土司的熬制工艺，就是一次技术倒退。不过，这样的倒退在真实的历史中并不罕见。
比如，我们熟知的科学家屠呦呦因疟疾治疗研究中取得的成就，而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在治疗疟原虫引起的疟疾上，屠呦呦从中国医学古籍中寻找线索，先是根据《本草纲目》中李时珍对青蒿治疗疟疾寒热的经验，把青蒿经过煎熬后，喂给患疟疾的实验小白鼠，发现并没有效果。
后来，屠呦呦又找到了东晋著名道士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对青蒿治疗疟疾的记录，“取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葛洪介绍要在常温下，取出青蒿内含物。根据葛洪的方法提取青蒿浓缩物，结果实验小白鼠治愈率非常高。这使得屠呦呦意识到青蒿内容物的提取过程必须在低温下进行，而高温会破坏青蒿素的活性，导致实验失败。所以，屠呦呦最终用沸点仅为34.5摄氏度的乙醚作为青蒿素的提取介质，获得了成功。
李时珍比葛洪晚了1200年，而信息却在历史演进中出现了偏差。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虽然先有宋代的常温压榨制膏工艺，但清代云南土司还是出现了高温熬制茶膏的工艺退步，好在乾隆扭转了这个局面，把更先进的常温压榨制膏重新带回历史轨道。
2005年，是现代茶膏的元年，中国首家茶叶深加工企业蒙顿茶膏诞生了，它采用低温萃取、冷冻干燥来萃取茶中精华，这是对茶膏制作的正确传承。当然，对于现代茶膏而言，低温工艺只是正确起步，而决定现代茶膏养生价值的是每一款茶膏匹配的独特发酵模型，这是蒙顿多款知名茶膏深受喜爱的真正原因。本文探讨的是茶膏的工艺演进，我们还是回到主题。
中国茶膏博物馆的藏品基本都是由蒙顿茶膏捐赠的各类精美茶膏。得益于今天的科技水平和蒙顿独有的生物发酵技术，如今的茶叶深加工，是在独特的生物发酵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基础上，通过低温萃取获得茶中精华，通过超滤除杂获得更安全的茶叶精华，最后通过冷冻干燥，获得品质和工艺都更加卓越的现代茶膏。
品饮了几款惊艳的茶膏之后，我们告别了精致而专业的中国茶膏博物馆，在这座小小的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了人类对茶叶万年未变的热爱，也感受到了传承和复兴茶膏文化的底层逻辑，那就是物为我用，以人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