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特有的“第三功能”价值
天然药物生物转化的启示
一、普洱茶是具备食品“第三功能”的饮品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对茶叶按照感官颜色进行简单分类，如将茶叶分为绿茶、红茶、黑茶、黄茶、白茶等，缺少对茶叶功能性划分。目前国际最前沿的茶叶研究，侧重点在茶叶的功能性方面上，并以此将茶叶划分为三大功能：第一是营养功能——即具备茶叶所需要的基础营养素，可以涵盖所有的茶类；第二是感官功能——侧重人们对茶叶中的色、香、味、形等的主观偏好，满足人们品茶中的美感和愉悦的享受。如绿茶、乌龙茶等；第三是特殊功能——即在满足营养(第一功能)又能满足感觉(第二功能)之外，并具有对人体产生调节生理机能的茶品。称为“功能性茶品”，也称“第三功能”。这种划分，并非笔者独创。而是源于现代社会对食品功能的划分。
“功能性食品”(FunctionalFoods)，也称“第三功能”，首先是由日本在1962年提出，1989年又经日本厚生省进一步明确其定义：“其成分对人体能充分显示身体防御功能、调节生理节律以及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等有关的身体调节功能的加工食品”。美国后来将这一类食品称为“健康食品”(HealthFoods)或“营养食品”(NutritionalFoods)。德国称这类食品为“改良食品”(ReformFoods)。
食品“第三功能”概念出现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造成人们对自身健康的重视和长寿的关注；二是工业现代化及城市化给人们生存环境带来严重污染，如空气、水源、食品等，导致各种疾病及流行病的不断上升。这就迫使人们自发地寻求一种既能满足营养和感官功能，又能增强机体免疫能力，调节人体生理节律，预防疾病或促进康复的具有特殊价值与用途的食品，即具备特殊功能性的功能食品。
依据目前国际上对功能食品的研究，可归纳为四个方面：
1、增强机体免疫能力，活化免疫功能，降低变应性；
2、调节人体节律、调节神经系统、调节消化功能；
3、预防高血压、高血脂、抗癌等；
4、延缓衰老、保健美容，增强体质。
食品“第三功能”最关键的因素是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其核心在于食品中“活性”成份对人体产生的诸多生理调节。而这种“活性”成份又与生理学和生物化学紧密联系。因此，当将这种“活性”成份通过现代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从分子、细胞、器官等分子生物学去分析时，就会发现功能食品中存在诸多的药用成份与药用机理。所以，发达国家始终将发酵类或与生物技术相关的食品做为“功能性食品”重点研究领域。即使在中国，近些年来，也对具备“第三功能”的食品加大研究力度，并提出“利用生物技术开发出来新型营养保健的生物工程化食品”的产业方向。
茶叶属于食品的范畴，也是世界三大无醇饮料之一。或许，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对茶叶的分类，更多的是从“发酵”的角度对茶叶进行功能性划分。如将茶叶分为不发酵茶(如绿茶)、轻发酵茶(如乌龙茶)、全发酵茶(如红茶)、后发酵茶(如普洱茶)等门类。
目前，国际上对“功能性食品”的研究，包括茶叶制品的研究，其最前端的科技分为三项：一是天然药物的微生物转化；二是天然药物的酶法生物转化；三是天然药物的植物细胞生物转化。
显然，普洱茶做为生物发酵的产物，虽然其制作工艺与手段相比现代生物工程而言，有原始与落后的成分，但都能追寻到这三项技术最原始的雏形，是目前各类茶叶中最具备“功能性食品”特点的饮品。
但是，有一点也是我们必须明确的，虽然普洱茶内含一些药用成份，甚至也存在部分药用机理，但把普洱茶简单地“上升”为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也是一种误解。因为“功能性食品”与“药品”有本质上的区别。“药品”的“靶向”非常明确，其适用人群较为严格。“功能性食品”没有治疗疾病的“靶向”，是以补充营养、保健和调节生理机能为主。我们承认普洱茶存在诸多的药用成份与我们认定很多食品中含有一定的药用成份是一样的，如大蒜、辣椒、红薯、蕃茄……，它们内含的某种物质可能都是一种“药源”，但当食用它们时，却不能等同于“吃药”。普洱茶也是如此。
而且，我们也必须看到，普洱茶具有的“第三功能”的特性，也不是今天的科学发现。其实，在中国古代，有关普洱茶具有的特殊功能就已经被写入药典。虽然那时候没有“第三功能”的提法，其描述的内容与“第三功能”基本一致。如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就将普洱茶视为“中药”纳入《本草纲目拾遗》一书中。
需要提醒的是，赵学敏在评价普洱茶时，则是将主要的关注点集中在普洱茶一个特殊的产品----“普洱茶膏”上。其有关普洱茶的功能性描述主要围绕“普洱茶膏”进行。如“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等等。之所以如此，不仅是普洱茶膏是普洱茶一个特殊的品种；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普洱茶膏是普洱茶深加工的产品，其功能指向更为明确，体现的“第三功能”效果更为明显。
二、普洱茶“第三功能”的核心是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茶叶内含的营养成分与功能成分等同于“第三功能”。因为茶叶中不仅含有蛋白质、糖、脂类、维生素、色素、果胶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同时还有茶多酚、茶多糖、咖啡碱、茶氨酸、茶色素等功能成分。但是，这些营养成分与功能成分都属于茶叶的基础功能，与我们说的“第三功能”还有一定距离。
很多人偏重茶叶化学成分的静态分析，忽略动态分析。因为茶叶是由不同的化学成分组成。其不同的处置(工艺)方法，使茶叶内含的各种化学成分产生急剧的变化。我们目前看到很多茶叶质量研究报告，其披露的指标基本上是静态的，很少用动态指标去揭示茶叶品质的走向。换句话说，只有动态指标的出现，才有可能绘制出茶叶品质演变的“路线图”。而且，不同地区的茶叶由于内含化学成分的差异及工艺的不同，其动态模型(即“路线图”)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拥有一系列茶品的动态模型，就可将不同的茶类按照特有的动态模型去化验和比对，鉴别出不同产地的茶叶原料及工艺的优劣性和规范性，推断其茶品“最佳品饮时间”和“最佳品饮区间”。这种以化学分析为基础的动态模型远比感官审评来的更科学。就中国目前茶叶而言，无论是绿茶、乌龙茶，还是普洱茶，都缺少这种动态模型。其不同茶类所产生的品质争论，基本源于“经验”方面的辩论，仍然缺少化学分析为依据。如近几年对普洱茶“越陈越香”的争论，绿茶及乌龙茶的学者依据绿茶与乌龙茶的经验，直接否定了普洱茶“越陈越香”的概念，因为绿茶与乌龙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品质逐渐下降，并最终导致“霉变”。按照这一“经验”，普洱茶也应是“霉变”的趋势，怎么可能是“越陈越香”呢。争论的双方都没有拿出化学分析检测报告做依据。仍然维持在“经验”对“经验”的博弈上。
更有甚者，一部分学者只关注茶叶中几种物质，以偏概全，盲目夸大。很多人一谈茶，必是茶多酚含量是多少。认为茶多酚含量高的茶才是好茶。很多茶叶界的专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就认为普洱茶无论是人工发酵的熟茶，还是陈年普洱茶其茶多酚含量都低于绿茶及乌龙茶，其品质无法与绿茶与乌龙茶相媲美。这显然也是一种误解。我们说，茶多酚是所有茶类的必备的基础物质，但不是鉴别茶叶品质的唯一标准。很多人将茶多酚“神化”，说它不仅能去除人体的自由基，还能治疗心血管疾病，预防冠心病，甚至抗癌等等。这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于绿茶界有关茶多酚诸多“研究报告”，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愈演愈烈，将茶多酚推捧成能治百病的“良药”，并以此捆绑绿茶，宣称绿茶有针对几十种疾病的预防与治疗的功效。但这些说法却在后来被国际上的一些权威机构一一否定。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简称FDA)，于2006年5月9日在其总局的网站上公布的一项声明：“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的结论认为无可信证据可以支持绿茶或者绿茶提取物能够降低与心脏疾病有关的风险”。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称，它对所提交的105篇文章和其它出版物进行了评估，但是没有找到支持喝绿茶可以减少患心脏病风险的证据。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之前，FDA也曾宣称，绿茶不太可能会降低患乳癌、前列腺癌或者其它类型癌症的风险。直接否定了绿茶抗癌的种种提法。
也许，我们不必迷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简称FDA)的结论，甚至也可忽略其在国际中的权威性。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也没有看到一篇反驳文章去挑战这一结论。
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必须清楚的：茶多酚摄入人体后，尤其是进入人的肠道后，对人体内的微生物区系和代谢活体产生的影响，到目前都没有定性的结论。目前国际上，包括我们国家在内，只将茶多酚列为食品添加剂中的抗氧化剂，而不是食品营养强化剂，更没有被列入药典的原料药。茶多酚更多的价值除了它具备天然抗氧化功能外，更多的则是它在发酵后产生的衍生物质。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对红茶的青睐与台湾、香港对普洱茶的追捧，并不在于红茶和普洱茶内含的茶多酚指标有多高，而在于茶多酚降解的衍生物质所具备的营养价值。
换句话说，茶多酚及其它功能成分与营养成分只有在一定制备(工艺)的前提下，在微生物与各种酶系的参与条件中，衍生出具备药用价值的物质，才有达到“第三功能”的可能。
因此，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是普洱茶具备“第三功能”核心所在。离开了“生物转化”或不具备“生物转化”的条件，“第三功能”的提法只能是概念炒作或“水中捞月”，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的生物转化具体“路径”及演变方式，笔者在前三篇文章《普洱茶的地理价值》、《普洱茶特殊的工艺价值》、《普洱茶的陈化价值》中涉及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复述。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天然植物药用物质生物转化所需要的几个要素，普洱茶都是具备的。即云南特有的乔木大叶种茶叶本身属于天然植物，而这个天然植物中本身就含有多种药用物质，再加上特有的微生物与生物酶及非高温状态下的制备工艺，使得这些植物中的药用物质在一定的固化发酵中得到极好的生物转化，出现针对性更强(医药学更习惯用“靶向”一词)的药用成份，产生诸多功能的药用机理。
三、普洱茶“第三功能”
（一）普洱茶“第三功能”一个重要部分是直接的功效。我们之所以称它为“直接”，是因为这部分的功效是能够让消费者凭感觉就能直接体验到它的具体效能。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解酒护肝的功效
普洱茶的解酒功能在业界已经形成了长期的共识。不仅如此，在众多解酒产品中，普洱茶不仅是佼佼者，普洱茶中的一款特殊产品——普洱茶膏又是自古以来始终享有“醒酒第一”美誉的产品。
其实，很多发酵类的食品都有解酒功能，比如我们经常食用的醋，也有解酒功能。这是因为很多发酵类的食品都含有多种酶系，其中就有专属解酒的酶类。只是普洱茶在经过多次发酵中，其解酒的酶类靶向更为明显。
这是因为酒精在人体内的分解代谢主要靠两种酶：一种是乙醇脱氢酶，另一种是乙醛脱氢酶。乙醇脱氢酶能把酒精分子中的两个氢原子脱掉，使乙醇分解变成乙醛。而乙醛脱氢酶则能把乙醛中的两个氢原子脱掉，使乙醛转化为乙酸，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同时，普洱茶含有的L-丙氨酸，在人体中会产生大量的泛酸，以促进酒精代谢的正常进行。另外L-半胱氨酸能与酒精反应，加速酒精的代谢，并吸收一定量的酒精，提高人体对酒精的承受量，它可以转化为胱氨酸，辅以牛磺酸能修复损伤的肝脏细胞、脑细胞、胃粘膜和组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解酒的过程也是护肝的过程。
很多人也试验这样一种方法，即在饮酒时不断饮用普洱茶。这种作法可使酒量大增。但应当指出的是，这种酒与茶交替饮用的方法，虽然表面上增大了酒量，但却没有真正起到护肝作用。因为所有的酒精都是依靠肝脏分解的。人体肝脏每天能代谢的酒精约为每公斤0.5克，一个70公斤体重的人每天允许摄入的酒精量应限制在35克以下。对酒精敏感的人，其摄入量更得大幅递减。我们提倡少饮酒，并在酒后饮用普洱茶解酒，其最终的目的是保护肝脏，减少酒精对肝脏的损害。任何增大酒量的解酒方法都不应当提倡，也缺少科学性。
2、消食、解油腻的功效
凡是品饮过普洱茶的人都知道，在吃完牛羊肉或饱食大鱼大肉之后品饮普洱茶，消食的速度极快。过去，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普洱茶消食、解油腻的原因，是普洱茶内含的咖啡碱刺激人的胃肠蠕动，从而达到快速消食这一效果。但真正的原因不是这点。
科学家曾经作过这样一个实验：将几个肉片装在金属丝笼内，给老鹰呑下，经过一段时间取出小笼，肉片不见了。于是动摇了在此之前的胃肠蠕动消化的说法。认识到胃液中有某些可以消化肉类的物质存在。其中就有胃蛋白酶、糖化酶等。这个实验也间接否定了普洱茶内含咖啡碱刺激胃肠蠕动助消化之说。
普洱茶在发酵过程中，其固有的纤维素酶与果胶酶，在其它酶系的相互作用下，分解大量的衍生物。这些衍生物不仅有糖化酶，还有其它与人体胃肠的生物酶系产生反应的酶类，增加了胃蛋白酶的分泌，促进胃蛋白酶活力的提高，使胃对蛋白质食物的消化能力加强，增强了人体消食功能。
普洱茶的消食、解油腻的功效也存在一个客观事实，它更多地依赖人体自身的素质。对于健康的人来说，在食用大鱼大肉之后，配合品饮普洱茶，其消食或解油腻的效果非常明显。而对体质较弱的人而言，其效果未必如此。这主要是因为，人体的消化系统还是以“自主”的酶系决定的。普洱茶的消食与解油腻机能只能是辅助作用，不是决定因素。健康的人胃肠道酶系完整，且“动力”十足。非健康体质的人，一定是胃肠道酶系受损，动能较弱。普洱茶可以缓慢修复这种酶系，但仍然取代不了“药品”的作用。
普洱茶因为具备消食、解油腻的功效，很多人又将普洱茶直接上升为“减肥”的食品。这也是一种误解，因为肥胖是由多种原因促成。我们目前把肥胖一般分为单纯性肥胖(Simpleobesity)和继发性肥胖(Secondaryobesity)两种。前者是指体内热量的摄入大于消耗，致使脂肪在体内过多积聚，继而转变为体脂藏于皮下使体重超常。其内分泌系统与机体代谢都基本正常。其不正常的是与饮食、运动及相关的生活习惯有关。后者则不同，是因为内分泌产生器质性病变和代谢异常引起的。如胰岛素分泌过多，脑炎、抑郁加上药物等引起的。这类肥胖必需在根除疾病后，肥胖会自然消退。
普洱茶对单纯性肥胖(Simpleobesity)会产生一定作用，但却不是唯一作用。减肥者必需在坚持素食的基础上，配合大运动量，再加上饮用普洱茶，还得有一个好心情，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普洱茶在这方面只能扮演一个辅助的角色，而非绝对的角色。
相对继发性肥胖(Secondaryobesity)，普洱茶不起任何作用。因为继发性肥胖是一种病症，必须经过医院综合性疹断后才能确定一个治疗方案。普洱茶在这方面连辅助效果都达不到，必需靠药物治疗。
3、养胃的功效
普洱茶与其它茶类最显著的一亇区别，是普洱茶可以空腹饮用，如果加入适量的蜂蜜，效果更佳，从而起到养胃的功效。这里有三个原因：
一是普洱茶经发酵后，其大量的衍生物质，基本上属于小分子，有利于人体的胃肠道的吸附，刺激性小。绿茶与乌龙茶则不同，虽然它们内含的茶多酚高于普洱茶，但茶多酚内含的很多物质是大分子，空腹饮用，会对人的胃肠产生强烈刺激。因此体质转弱的成人和儿童经常被告知，慎饮绿茶，更不能空腹饮用绿茶。中医所说的绿茶“寒性大”，恐怕都与其内含的大分子有关。同样，未经人工发酵与自然发酵过程的普洱茶(我们俗称普洱生茶)，也不能空腹饮用，原因也是分子量太大。因此，除普洱茶生茶外，自然发酵并达到二十年以上的普洱茶和陈化三年以上的普洱熟茶都具有“暖胃”的功效，其主要原因都与小分子有关。
二是普洱茶内含的果胶物质远高于其它茶类。它不仅体现很好的吸附性,又能粘结和消除体内细菌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如重金属中的铅,汞和放射性元素,起到解毒作用；同时又能保护胃粘膜,帮助消化。对患有胃溃疡或胃炎的人而言，普洱茶果胶类物质可形成薄膜状态附着在胃的伤口，促进溃疡面愈合,适宜于胃病患者饮用。
三是普洱茶内含的咖啡碱可以中和人体的胃酸，进而改善消化功能。普洱茶养胃的功效，其关键点在于发酵的品质。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试验：将绿茶、普洱茶（三年期熟茶）、普洱茶膏三个茶样进行冲泡，然后将三杯茶汤放入冰箱冷藏。待茶汤温度降至零上5度左右时取出，观察茶汤是否出现变化。这时，我们会发现，绿茶的茶汤有大量的乳状悬浮物，最为混浊，原因是果胶类物质还原；其次是普洱茶有少量的乳状悬浮物，茶汤颜色呈褐色、偏暗，无通透，原因也是发酵过程未完全分解的大分子还原与聚合；最好的应当是普洱茶膏，没有肉眼可见的悬浮物和杂质，茶汤颜色与刚冲泡时相比，稍微偏暗。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未发酵的茶叶内含很多大分子物质，在其茶汤温度降下后，导致物质的还原与聚合的化学反应，出现重度混浊。普洱茶出现的轻度混浊，是发酵过程不够，很多物质没有被充分降解。普洱茶膏属普洱茶深加工的产品，几乎都是小分子，虽然它也存在还原与聚合，但其结果是小分子的聚合，只是茶汤出现偏暗而已。
我们也可以据此方法检测自然发酵的普洱茶“年份”，“年份”越短的茶，其混浊物越多，“年份”越长的茶混浊物越少。湿热条件下陈化的三十年以上的“老茶”，不应当出现肉眼可见到的悬浮物和杂质，汤色也会随年份的增加愈来愈通透。五十年以上的“老茶”，汤色变化也不会太明显。
我们提倡普洱茶的饮用者每日早晨空腹饮用一杯温热的普洱茶，最好是三年期以上品质较好的普洱熟茶，如果条件允许，饮用三十年以上自然发酵的普洱茶当然更好。特别是对胃酸过多，或者患有胃炎及胃溃疡的人而言，饮用时如果再加上一勺蜂蜜，其养胃的功效更是明显。
这里需要声明的是：养胃的关键在于“养”。这个“养”不是立杆见影，而是持续的“坚持”才能显现出来的结果，当然还有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二）普洱茶的饮用，对人体也产生潜在的功能。我们说它是“功能”，而不是“功效”，主要原因是因为“功效”能够被我们的感觉直接扑捉到，而“功能”却会躲过人体的感觉，需经一段时间，加上医疗等综合的检测方法，才能被发现。
1、抗癌的潜在功能
近二十年来，有关茶叶抗癌的研究“成果”诸多。但都只局限于专家的个人观点，没有形成最终的“科学定论”。当很多人将冲泡后的茶汤喂食实验用的小白鼠，去寻找抗癌机理时，首先就忽略了一个事实，茶汤内含的茶叶水浸出物有很多物质，到底哪些物质会产生抗癌机理？
很多人也将茶叶内含的某种物质提纯出来，或口服或注射的方法，寻找抗癌的“因子”，但其结果离预期也相差甚运，到目前为止，没有形成重大突破。
这里有一个误区，茶叶做为饮品，具有最基本的食品功能，与药品相差甚远。没有脱离食品“原形”的物质，不可能成为“药品”，甚至连“药品”的“药源”都谈不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某种植物内含有一种或几种物质可能成为未来“药品”的“药源”时，还需将这种物质反复“提纯”，并经过“再加工”，使其完全脱离“原食品”的形态和性质，方能成为某种“药源”。
其实，就抗癌类药品的研究而言，已是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很多科学家近些年来将眼界投入到微生物与酶系上，主要原因是他们看到，很多发酵类的产品隐藏了可作为抗癌物质的“药源”。目前国际社会之所以青睐生物制药，也是因为他们越来越看到用生物制备的技术或许能找到这种“药源”。
就茶叶类产品而言，假如也存在这类潜在的抗癌“药源”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普洱茶。这是因为：
1、普洱茶属于发酵类食品，普洱茶发酵过程中由于多种微生物菌群与酶系的“干预”，使普洱茶在后续的物质降解与演变中产生了大量衍生物质，这些衍生物质的“递次转化”，极易形成潜在的抗癌“药源”，为普洱茶具备潜在的抗癌功能提供了“物质”基础。
2、很多科学家从普洱茶的茶红素缔结物中已经找到抗癌的潜在“药源”。虽然这项研究仍处在实验室阶段，离真正的成果还有一段距离。但为普洱茶抗癌机理研究提供了更明确的理论依据。
3、普洱茶存在“实践在先”的特性。这个“实践”有着上千年的过程。清朝《本草纲目拾遗》的作者赵学敏对普洱茶的一个特殊品种——普洱茶膏，有过这样一个评语：“普洱茶膏治百病”。这个观点的提出显然违背科学常识。问题是，赵学敏毕竟又是清朝很著名的药学家，也是公认的一个非常严谨的治学者，怎么就能出现如此的低级“错误”呢？难道是他的“笔误”？还是他综合了大量案例才提出这一观点呢。当我们翻看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详尽查看他录入的近千种药品，唯独对普洱茶膏给出了“治百病”的说法。他为什么不说其它药材“治百病”呢。这种“夸张式”的评价是否隐含了另一方面的原因：当普洱茶膏能对某些在他看来根本不能治愈的“疑难杂症”却发挥治疗功效时，他已经找不到更准确的文字进行概括，只能用“治百病”这样高度概括的言辞去表达，以提示人们，甚至后人，对普洱茶膏的关注。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科技社会之前，人们就经常将某一种“药”扩大适用范围，以期对各种疾病产生疗效。当一种“药”能够适合多种疾病时，这种“药”便立刻被视为“神药”。这样的例子，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如1899年发明的“阿司匹林”，当初只作为治疗风湿性关节炎。但在后来，其治疗的范围越来越广，如镇痛、解热，抗血栓，心血管疾病，最近几年，又有很多研究部门视它能抗癌。似乎“阿司匹林”是一个宝藏，几乎每十年都产生一个新的“适应症”。因此，对赵学敏的“治百病”说法也不能简单的一棒子打死。那么，赵学敏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疑难杂症”都有哪些病症？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癌症一说，凡是当时医学不能确疹的病统称“疑难杂症”。赵学敏所说的“治百病”是否就包含癌症呢？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否需要因为“普洱茶膏治百病”说辞，仍然将普洱茶视为一个宝藏？西方对“阿司匹林”的研究有持续100年以上的历史，其成果颇丰。而我们对普洱茶的化学分析才刚刚起步，还有大量我们未知的物质需要我们一一破译。
近一年来，有一个生物医药研究小组就曾对普洱茶膏的一个品种----普洱茶石(普洱茶膏一种，又称“玉龙胜雪”)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普洱茶石已完全脱离了普洱茶的形态，其外观呈现重度白霜，是普洱茶膏长时间后陈化所至。这种白霜，是茶叶儿茶素与咖啡碱的络合物。
同时，研究人员又发现普洱茶膏中茶红素的缔结物，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还不能分离纯化出茶红素的单体，只能分离出一类较复杂的红褐色酚性化合物。它有儿茶素酶促氧化聚合、缩合反应的物质，也有儿茶素氧化物与多糖、蛋白质、核酸和原花色素等产生的非酶促反应的产物。茶红素缔结物的二次萃取。经过对萃取物再纯化后，发现其有极强的渗透性。
研究人员用致癌剂诱使实验鼠发病。使所有实验鼠在一段时间内产生诱使性细胞癌变。然后将上述纯化的“药物”分别采取口服或注射的方法对实验鼠进行分组试验。结果发现，这种纯化了的“药物”对实验鼠体内的癌细胞产生“扑捉”与“包裹”，再加上对普洱茶膏内含的特殊微生物进行结构性修饰，使其内切酶产生对癌细胞整体“切割”，阻断肽链，使其失去“营养源”，导致癌细胞的最终“枯萎”，丧失分裂与再生的可能，达到杀死癌细胞的功能。
但是，这个实验只是对实验鼠进行的，只是抗癌药物研究的“前奏”，目前只局限在实验室阶段，离药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声明的一点是，这种具备“药源”雏形的物质虽然来源于普洱茶膏，但它也经过了很多生物技术的再“改造”过程。尚不能简单地认定普洱茶膏就具备直接的抗癌功效。
但有一点，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人体实际上也是一个“生物加工厂”，普洱茶进入人体后能否产生“再加工”的过程，以至由于这种“再加工”达到何种效能，是我们未知的。因此，我们也只能给它一个保守的定义：即普洱茶具有潜在的抗癌功能。
2、降血压与降血脂的潜在功能
普洱茶能够降血压与降血脂是目前业界最“热门”的话题。也不断有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其实，我们将普洱茶降血压与降血脂列为潜在功能，而不是直接的功效，在于说明，普洱茶在这两方面反应出来的功能，是“间接”的性质，不具“直接”的效能。
我们说普洱茶具有降血压与降血脂的潜在功能，是因为普洱茶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路径”所致。
一是普洱茶是发酵的产物。很多发酵类的产品，包括普洱茶，都有他汀类物质出现，如络伐他汀、辛伐他汀等，这些都属于降血脂的药用成分。虽然它们的含量很少，不能替代“药品”，但也具备一定的“靶向”。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医学报告认为，已知他汀类药物(主要是指化学合成)会干扰人体内辅酶Q10，长期服用他汀类药品会出现具有损害肝脏及可能致癌的副作用。因此，降低胆固醇的作用，第一个过程不应是一种药物，而代替它的应是具有降低胆固醇作用的综合设计的营养计划。显然，普洱茶由于他汀类药用成分属于发酵过程的自然产物，不是“西药化学合成”，自然成为这个营养计划的首选。
二是普洱茶的茶色素具有潜在的降血脂功能。即通过改善血液中红细胞变形性，调整红细胞聚集性及血小板的黏附性，降低血浆黏度，从而降低全血黏度，改善微循环。这方面，普洱茶中的茶红素，仍然是这方面的“主力军”，原因仍然在于它极强的渗透性。同时，“年份”越长的普洱茶茶红素含量越高，效果越好；
三是普洱茶的咖啡碱与茶碱的利尿作用，对缓解高血压及高血脂有潜在的功能。我们知道，很多高血压患者都服用如双氢氯噻嗪、吲哒帕胺、呋噻米、氨苯蠂啶等药物。这些药物基本都属于利尿剂。因为利尿的方法是治疗与缓解高血压的主要手段之一。而普洱茶中的咖啡碱通过剌激人体的膀胱同样能够达到利尿作用；同时，由于普洱茶中的咖啡碱与茶碱还能使血管平滑肌松弛，起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降血压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普洱茶中的咖啡碱能分解血液中的钠离子。我们中国饮食有偏咸的弱点，其含钠的组分太高。因为一个钠离子必然裹挟五个水分子，造成血容量增大，形成对血管壁的压力。普洱茶的咖啡碱能够起到排钠作用，降低血容量，从而间接起到降压作用。
实际上，国际医疗界对治疗高血压一直倡导两种模式：即药物治疗和非药物疗法。而且，非药物疗法优于药物治疗，是高血压患者的首选。普洱茶就属于非药物疗法的范畴。
3、降血糖的潜在功能
在中国和日本民间，常有用粗老茶治疗糖尿病的经验。日本著名的茶叶专家在1987年做过一个试验：将茶叶冷水提取物除去脂、蛋白质等，纯化出茶多糖，具有与粗老茶降血糖同样的功效。据此，他认为茶叶中降血糖的有效成分是水溶性复合多糖。这项成果，被绿茶界经常引用，并衍生了大量绿茶降血糖的研究成果。但是，这里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如果不采取去脂、去蛋白质，加上纯化的手段获取茶多糖，绿茶的降血糖功效几乎是不存在。因为这种纯化茶多糖的方式属于精细化工的范畴，与我们平常品饮的绿茶是两个概念。
但普洱茶不同。只要经过发酵后的普洱茶，无论是自然发酵还是人工发酵，其茶多糖的含量远高于绿茶与乌龙茶。因此，就茶叶而言，普洱茶无疑应是降血糖茶叶类的首选。这是因为：
一是普洱茶的原料本身就以粗老叶为主，与民间流传的粗老叶治疗糖尿病有物质等同或相近的基础。茶多糖的含量是随原料粗老程度的增加而递增，原料越老，茶多糖含量越高。
二是普洱茶在发酵中，本身就将脂类与蛋白质等物质分解与转化，提高了茶多糖的含量。同时，茶多糖又是生物活性高分子化合物，通过发酵的降解与转化，又分离出小分子低聚糖。也恰恰是这个小分子低聚糖才是普洱茶降血糖的主要“功臣”。
三是低聚糖（又称寡糖）是通过糖苷键将2～4个单糖连接而成小聚体,它包括功能性低聚糖和普通低聚糖，这类寡糖的共同特点是：难以被胃肠消化吸收，甜度低，热量低，又属非胰岛素所依赖，不会使血糖升高，适合于高血糖人群和糖尿病人食用。同时，它也能改善人体内微生态环境，有利于双歧杆菌和其它有益菌的增殖。普洱茶内含的低聚糖经代谢产生有机酸使肠内pH值降低，抑制肠内沙门氏菌和腐败菌的生长，防治便秘，并增加维生素合成，提高人体免疫功能，从而间接起到降血糖的功能。
当然，普洱茶“第三功能”其涵盖的内容还有很多，笔者只能摘取几个主要部分进行简单描述。而且每一项描述又由于受文字的限制不能展开分析。
写到这里，《普洱茶四大价值》的撰写就算告一段落。笔者之所以将普洱茶归纳为“四大价值”，是因为普洱茶具备独特的价值体系所决定的。这个价值体系有其完整的价值链，并有序的排列。
1、普洱茶第一个价值——地理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有云南才能生产乔木大叶种的普洱茶。
2、普洱茶第二个价值——工艺价值，是向我们展示好的普洱茶是怎样制作出来的，它制作的特殊性在哪里。
3、普洱茶第三个价值——陈化价值，则是告诉我们普洱茶品质再造的秘密，给存茶者一个存茶的理由。
4、普洱茶第四个价值——第三功能，则是给消费者一个品饮普洱茶的理由。
摘要：贡茶是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象，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催生下的产物，更是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赋税形式，贡茶是政治上君臣关系确立的表现形式，但是与此同时，贡茶对于扩大植茶面积，推动制茶技术进步，促进茶叶品质提升以及改善茶品包装并增加茶叶知名度等方面有着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本文将梳理安徽古代贡茶的历史，以借鉴历代贡茶在扩大产量，提升品质以及改善包装方面的可取之处。在继承、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的同时，对现代茶产业的文化赋能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安徽；古代；贡茶；概述
1、唐代时期安徽贡茶
安徽贡茶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本草衍义》中：“东晋元帝时，温峤官于宣城，上表贡茶叶一千斤，贡芽三百斤。”其后，安徽贡茶数量逐渐增加，贡茶品类及贡茶区域也不断扩大，有了宣州鸦山茶、池州九华山茶、舒州开火新茶等为“士大夫贵之”的贡品茶。[1]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安徽的贡茶区域有淮南道寿州（寿春郡）、庐州（庐江郡）、浙江西道歙州以及舒州、宣州、池州、和州等。
唐元和年间，李肇《国史补》记载，唐代舒州天柱茶，宣州鸦山茶，饶州浮梁茶，寿州黄芽茶均在贡茶品目内。此外尚有歙州“鸠坑”茶。据《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土产“开火新茶”。其时，寿春郡、庐江郡、凤阳郡每年都有固定的贡茶额。
唐元和十一年（816年），朝廷用兵淮西，宪宗“诏寿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内茶园。”[2]（卷493）《邦计部?山泽》可见淮南寿州境内也有较大的官茶园。与此同时，“茶膏”也沿着民贡的渠道出现，如歙州的新安含膏、先春含膏等。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因讨伐吴元济，财政困难，曾“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令户部进代金。”[2]当时，进贡皇室的茶叶较多，除了赐给“功臣”、“父老”之外，还会变卖成现钞以支皇家的用度。
这一时期，安徽茶区不仅出现了许多名茶及贡茶，茶叶种类也在增多。如宣州鸦山茶、池州九华山茶、舒州开火新茶等等，均名贵一时且为“士大夫贵之。”[3]（甲卷14《财赋一》,P303）唐武德三年（620年），庐江郡（今安徽合肥、六安一带），均向朝廷进贡茶叶。庐州，唐代时期茶叶皆为土贡。《太平寰宇记》卷126《淮南道四·庐州》记载：土产为“开火新茶”。[4]（卷12《官政》）唐时，淮南道有四个州的茶叶被指定为贡品。其中“寿州寿春郡……土贡丝布、茶以及石斛。”另外，宁国、广德以及建平等茶叶产区，几乎都有贡茶且数量较大。
2、五代及宋时安徽贡茶
五代时期，安徽茶区进贡茶叶的文献记载较多。据《旧五代史》卷31《唐庄宗纪》记载：淮南杨溥于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向中原进贡“细茶五百斤。”[5](卷118，P432)同年四月，杨吴向后唐“献鸦山茶、含膏茶。”[6]（卷232《僭伪部·称藩》,P2763）另据《周世宗纪》记载：显德三年（956年）三月，南唐李璟贡“乳茶三千斤。”[5]（P1569）又载：显德五年（958年），李璟遣宰相冯延巳献犒“茶五十万斤。”[5]（P1571）
据《旧五代史·梁书》记载：“五代十国宋辽元贡品”目录中，有“后梁太租乾化元年（911年）十二月，“两浙进大方茶二万斤”。[7]当时的“两浙”是指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其时，生产大方茶的产地除了歙州，还有毗邻的临安、昌化两县。新版《歙县志》(1995年)记载：“天福七年（938年）冬十月，吴越国文穆王钱元瓘遣使进贡物品中有大茶、脑源茶二万四千斤。”又载：“开运三年（946年）冬十月，吴越国忠献王钱弘佐，献晋谢恩的物品中，有脑源茶三万四千斤。”应该提及的是，“大茶”是指大的方茶，也是一种条形散茶。“脑源茶”则亦脑子茶，是一种加入植物香料的饼茶。五代时期，舒州天柱山产茶，亦为贡茶。据《太平寰宇记》卷125《舒州》云：舒州土产“开火茶”。[4]（P2474）其时，潜山归怀宁管辖，开火茶为潜山所产。
宋《太平寰宇记》“舒州怀宁”条目下亦有：“多智山在县西北三百里……其山有茶及蜡，每年民得采掇为岁贡”。[4]由此可知，多智山产茶且为贡品。北宋仁宗时期，有《赐知舒州洪鼎敕书》文曰：“省所进奉新茶一银盒事具悉。汝辍于学馆，往布郡条。懿彼名区，育兹嘉荈，能采掇而来贡，应气序以惟新。”[2]（卷423，第20册，P302）洪鼎知舒州，曾进献舒州茶而受到朝廷嘉奖。宣州鸦山产茶且质优，五代时期亦成为土贡茶。《太平寰宇记》卷103《广德军》记载：广德土产有茶。[4]（P2052）《元丰九域志》卷6《广德军》亦载：“广德军土贡茶芽一十斤。”[6]（P249）又载“广德军广德、建平：六万九千七百一十斤。”[8]（食货二九《茶法-产茶额》，P6636）由此可知，广德军在宋代不仅产茶而且产量颇多。另外，北宋欧阳修《赐知舒州齐廓进新茶并知广德军浦延熙进先春茶敕书》，宋痒《赐知广德军龚会元进先春茶敕书》均为官方文书；从《敕书》内容可知，广德有先春茶且为贡品。池州九华“金地茶”在宋时已是土贡产品。周必大《九华山录》云：“至化城寺……谒金地藏塔……僧祖瑛独居塔院，献土产茶，味敌北苑。”[9]（《游山录》卷2,P464-465）诗人将九华金地茶与北苑贡茶相提并论，足见其品质极好。
宋代，朝廷时有减免贡品额度的“恩典”。如“景德四年（1007年）闰五月，诏特减放诸郡六十六处贡物，而所贡七物在其数中，且殇官吏后不得以贡为名妄有配率”。淳熙《新安志》亦有记载，徽州免贡七物是表纸、麦光纸、白滑冰翼纸、乾预药、腊、芽茶、细布。[7]类似免纳贡物的情形，安徽其它茶区亦有。宋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诏令，减免舒州每年土贡“新茶一银合”的贡额。[8]（《崇儒七》P2317）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宋仁宗景祐元年十一月”条载；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除滁州、舒城县赡军茶岁七千三百五十斤。盖沿江南伪主时课民所输，范仲淹使淮南，请除之”。[4]（P2707）英宗治平四年（1067）朝廷诏令减免舒州每年土贡“新茶一银合”的贡额。[8]（《崇儒》7,P2317）
3、明代时期安徽贡茶
明代开始，朱元璋有感于茶农的不堪重负和团饼贡茶的制作、品饮的繁琐，从而实施了废团茶兴散茶的举措。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朱元璋下昭，诏曰:“洪武二十四年九月，诏建宁岁贡上供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以进，有司勿与。天下茶额惟建宁为上……。”
皇权的干预，无疑使饼茶衰落，散茶崛起，加之制茶技术的改进，从而使炒青茶逐步取代蒸青茶。
据邱睿《大学衍义补》记载：“《元志》犹有末茶（饼茶）之说，今世惟闽，广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全国，而外夷亦然，世不复知有末茶矣。”散茶、叶茶的流行，不仅改变了饮茶方式，同时也成为了贡茶的主体。茶叶加工技术的变革，使得茶叶品种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取代“龙团凤饼”以后，各地名茶数众，以致贡茶也在增加。然明太祖却是独重六安茶，以致六安茶成为了祭祀皇家祖先的祭品茶。
茶为祭祀品，唐宋有之，清代亦有。继六安茶之后，松萝茶也成为了皇家祭祀的茶品。
据史料记载，清同治十年(1871年)冬至，清廷举行大祭时即有“松萝茶叶十三两”；光绪五年(1879年)，岁末祭祀祖陵的祭品中也有“松萝茶叶二斤”。六安、松萝茶不仅成为宫廷祭祀物品，更是成为进贡朝廷的必备之物。
明人汪应轸记载说：当时“日进月进御用之茶，酱房内阁所用之茶，俱是六安茶。”[10]（卷四十）万历元年（1573年），黄守经为《霍山县志》作“序”并对六安茶赞曰：“其地与六安州界者，各产芽茶。孟夏之朔封贡圣天子，焚香拜表，龙文锦袱，专官驰驿使，竟达长安，而题其黄缄曰：‘霍山县守土臣某谨贡’。”[11]（P260，卷之十三，艺文志）由此可知，六安州除向朝庭进奉贡茶以外，还有宁王府之贡，监守太监之贡。不仅要进贡芽茶，还要进奉细茶。据《霍山县志》记载：“明初规定年贡20斤。正德十年（1515年)，贡宁王府芽茶1200斤，细茶6000斤。芽茶1斤买银1两，尤恐不得。”有诗可以佐证其真实性：“细篓精采云雾茶，经营唯供帝王家。”明万历时期，宫廷太监刘若愚记载宫中的“饮食好尚”曰：“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茶、径山茶、虎丘茶也。”[12]这足以见得六安、松萝茶在全国的知名度。
据《大明会典》记录：弘治十三年（1500年），朝廷规定地方府县需要交纳给礼部的芽茶数量为：南直隶（今安徽、江苏两省所属）府县的贡茶总额为五百斤，其中常州府宜兴县一百斤，内二十斤南京礼部纳，限四十六日；庐州府六安州三百斤，限二十五日；广德州七十五斤，建平县二十五斤，限四十六日。[13]（卷113，“礼部71”，“岁进”）与此同时，六安州茶叶贡额很高，上贡时限却是最短，而贡茶额却是不断增加且无定数。
万历年间《六安州志》记载：六安茶贡额原为三百斤。弘治七年（1494年），增设霍山县，其地产茶采办人户多出自该县，遂定霍山贡额二百五十三斤，州贡芽茶四十七斤。[14]因此，六安州贡茶额四十七斤，霍山贡茶额是二百五十三斤，合计贡茶额为三百斤。针对贡茶额不断增加且无定数的情形，明臣汪应轸《分豁额外荐新茶芽疏》指出：“六安茶芽，岁额三百斤，正数之外不可加者，此其旧例也。光禄寺则以为供应有常规，如岁用六安茶约余四百七斤。此外多取毫厘，即为因公科敛。虽该部审据解吏，闻报三百袋，袋多四两有余，亦非勘合正数，且无批文查销，以后或轻或重，焉知谁公谁私？”[10]（卷四十，“荐新芽茶”，P785）事实上，六安及霍山实际进贡的茶叶额还是超出了这个贡额。对此，汪应轸提出了“焉知谁公谁私”的质疑？！其实，官贡芽茶的贡额外加收耗损竟然高达四分之一多；这不仅是茶区的负担，也是一种额外的剥削。
明时，安徽各地的贡茶有新安松萝(又名徽州松萝)，六安茶，小岘春茶，阳坡横纹茶，瑞草魁茶，黄山云雾茶，石埭茶等等。另据《徽州府志（贡品）》记载：歙之物产，无定额，亦无常品。大要惟砚与墨为最，其他则以北源茶、紫霞茶。”[7]这说明当时徽州产北源茶，紫霞山产紫霞茶，亦很有名。直至道光年间，紫霞茶依然被列作贡品。明《南京户部志》记载：“成化三年(1468年)奏准，朝中供库岁用茶。芽茶，坐派徽州府三千斤……。叶茶，徽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广德州三百斤……。”“秦淮南京库岁用茶，坐派滁州茶叶二百斤。”
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徽州婺源人汪鋐以大畈灵山茶进贡，获金竹峰金匾。户部右侍郎徽州婺源人游应乾以济溪上坦源茶进贡亦获银匾。明代《宁国府志》记载：“旌邑凫山茶（石豀贡茶）与宣城绿雪、太平云雾茶齐名”，均为贡茶。石豀贡茶产于旌德县凫山，亦为贡品。桐城椒园茶系明朝鲁山公（孙晋）植于龙眠山椒园，而后跻身“贡品”之列。太湖亦产茶，太湖南阳河茶亦在明时列入户部项下贡品。《潜山县志》记载有：“芽茶岁派供应库二百九十斤，今折价，谷雨前者，茶叶岁派供应府二百八十五斤。”可知进贡的茶大都是雨前芽茶。
4、清代时期安徽贡茶
清代安徽贡茶的数量以及贡茶品类，在各个时期也是不尽相同的。据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宫中进单》记载：安徽区域的部分贡茶有：珠兰茶、雀舌茶、银针茶、六安茶、雨前茶、松萝茶、黄山云雾、黄梅片茶、六安芽茶、黄山毛峰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贡品茶未能被列入清单。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五月初二日，各省督抚所进土物清单(部分)记载：安徽贡茶品种主要有珠兰茶、六安茶、雀舌茶、银针茶（属六安茶）、雨前茶、松萝茶、黄山毛尖茶（黄山云雾茶）、梅片茶、六安芽茶等。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二十六日，安徽巡抚朱圭进贡：珠兰茶、松萝茶、梅片茶、银针茶、雀舌茶、涂尖茶各二箱。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抚端阳进贡有：“珠兰茶一箱、松萝茶一箱、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15]清人查慎行在任翰林院编修官时，编撰《人海记》并对各地贡茶列有条目，十多个省的七十多个府县，每年向宫廷所进的贡茶即达一万三千九百多斤。其中有六安瓜片、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等。[16]清代徐珂《清稗类钞》（朝贡类）记载：安徽贡茶有六安茶、梅片茶、银针茶（属六安茶），雀舌茶、珠兰茶、松萝茶、黄山毛尖茶（黄山云雾茶）等。[17]（P6312）清代安徽茶区被列入贡茶的还有六安瓜片、黄山云雾、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梅片茶以及绩溪芽茶等。
据光绪《广德县志》载：广德、建平亦有贡茶；“以石溪，阳滩山、乾溪等处者为最”；“广德州芽茶七十五斤，建平（今郎溪县）芽茶二十五斤”。清人谈迁《枣林杂俎》和阿世坦《清会典》均有建平（今郎溪县）贡茶的记录。康熙年间（1683年），宁国张所勉《鸦山辨》一文记载：“宁国产茶不处，高峰、济川、千亩、龙潭诸池皆可入志”；“按一统志，鸦山产茶旧常入贡。”清人陆廷灿《续茶经》（八之出）记载：宣城石豀茶在明至清代的数百年间，一直为御用贡品。光绪十四年（1888年）《宣城县志》亦载：敬亭绿雪，贵真不贵多；“明、清之间，进贡300斤”。
新版《绩溪县志》记载：绩溪上庄“金山时雨”创于清初，原名“金山茗雾”亦入贡。[18]清廷还有将贡茶等物品作为赏赐品，以奖赏或抚慰臣子以联络君臣感情，使受赏者感受莫大的荣耀；如雍正时期，有两臣被派往云南，临行前雍正帝御赐六安茶二瓶抵滇。同时，还赋予了贡品礼仪的性质，如果、六安茶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乾隆十七年（1752）学士陈廷敬、叶方蔼，侍读王士正同入内直。其间皇上数回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奶酪茶、六安茶等物，其中的六安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四月复”数字。
另外，皇帝行赏赐予外国使臣的礼品中，也有安徽贡茶。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际，在诸多赏赐物中就有赏赐给英咭唎国王的六安茶十瓶、赏赐给英咭唎使团的六安茶八瓶。宫廷在临时特供饮食中，也会用到六安茶。
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定文会试除了食物外，还有鸡和猪肉等副食品；
还供给六安茶20斤、北源茶30斤、松萝茶40斤。安徽六安、松萝以及北源茶作为赏赐物，不仅是承载着皇帝对臣民的厚爱，同时也印证安徽贡茶是一般人难以求到的赐予之物。
当时，在宫廷内能够享受到六安茶的，还有一些是在朝廷相关机构中效力的人。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按照皇帝谕旨，中正殿的画佛喇嘛绘制极乐世界长寿佛四轴，因为当时人手不够，新增添了画佛喇嘛一名。宫内给这位喇嘛的饮食份额中，就有每月用六安茶二两。此外，在景山学艺处效力的人也会得到赏赐的六安茶。[19]
清代贡茶的品类较多，基本涵盖了清代时期安徽茶区的茶叶品种，具有数量大、品类全的特点。同时，这种特点贯穿了清王朝贡茶制度的始终，如六安茶和松萝茶等。这些安徽贡茶在前代也是重要的贡茶品类，以致进贡时间从清初一直延续到清末。也有一些贡茶品类是从某一朝开始进贡并延续到了清末。还有一些茶叶品种，由于战乱或其它客观原因，在某个短时期间内曾经开始进贡或者是停止进贡。如六安茶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就曾数年未贡。
此外，一些贡品茶叶由于种种原因，进贡给宫廷的时间比较短，记载文字寥寥。从清廷《宫中进单》来看，一些产量较少的地方名茶，由于进贡数量少，进贡时间短，加之影响力不大，只是在方志中有简略记录。由此可以推断，一些地方名茶进贡的数量相对有限，进贡的次数或时间相对较短，可谓是不一而足。如六安州霍山茶，徽州松萝茶等，每年遇年节诸如万寿节（皇帝生日）、冬至日、元旦（春节）、端午节等节日，均由地方巡抚、总督等有身份的官员将茶进呈宫中。道光二年（1822年），安徽巡抚端阳贡中有：“松萝茶一箱、银针茶一箱、雀舌茶一箱、梅片茶一箱。”比较而言，年节贡茶相对岁进六安芽茶品种丰富，但入宫数量与岁贡相比却是微乎其微。两种形式的贡茶，在宫内的用途则是不尽相同。而各色人等享受贡茶的数量多少亦有不同。如皇贵妃、贵妃、妃嫔每月例用六安茶十四两、天池茶八两，贵人每月六安茶七两、天池茶四两。[20]（卷十七）
清时，朝廷对于贡茶的品质也有要求，而且是“载之甚详”；如“旧系茶户各备茶交官起解。而色类错杂，驳换迟误”以及“粗茶不堪内廷应用”的具体要求，因此，地方官不敢掉以轻心。每每茶季，乃是小心翼翼，精心于“雨前极品。”贡茶鲜叶的采摘，亦有时间讲究。如六安茶采制则是在每年清明前后。当时，一些地方官吏为了保证贡茶的品质，还会亲自入山去亲督茶户，以保证采摘的芽茶一枪一旗在精心焙制加工后，能够按照礼部规定的要求装袋、装箱。
康熙三十年（1691年），知州王廷曾以士民之请，改为官征官买，茶户但纳税银。又因霍山茶胜六安之产，故知州将茶课之银，发交霍山并办一色芽茶。每岁茶户采摘雨前极品一枪一旗，依法焙制。官以黄绢为袋，袋盛茶一肋十二两，共四百袋，分储于箱，知州敬谨钤封，恭缮贡本。限谷雨后十日起解，其解官以州、县、巡检递年轮流详委。”[21]（卷之十食贷志、茶贡）乾隆十四年（1749年）《霍山县志·茶考》记曰：“本县农户拣雨前极品，新芽一枪一旗，依法择制，以黄绢为袋封贮，共四箱，用龙旗龙袱恭进。”
据清代《词林典故》记载：“十七年闰三月，赐侍讲学士……上频赐樱桃苹果及樱桃浆、乳酪茶、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黄罗缄封，上有六安州红印。”[22]由此可见，贡茶的包装是十分讲究的。贡茶自谷雨后起运，要求55天内抵京。朝廷在接收的各省岁进芽茶中，对于六安芽茶却是有着特别的安排。清初，六安芽茶送进内库，其余各种芽茶移交珍馐署，给予外藩。贡品茶叶除了包装上有严格规定外，对上贡时间也有要求。对于各地贡茶，朝廷规定是每年自谷雨后的第十天开始起解，对各地送达的日期按路程远近而定。
顺治七年（1650年），礼部照会产茶各省布政司规定：“江南省常州府限四十六日，庐州府限三十五日。”虽然是路途遥远，运输艰难，但朝廷仍然规定“凡解纳，顺治初，定直省起解本折物料。守道、布政使差委廉干官填付堪合，水路拨夫，限程押运到京。”清代运送贡茶大都是由地方官委派专人负责押运，同时雇佣脚夫及交通工具等进行长途运送。
清《皖志辑要》对此有文字记载曰：“六安州并属霍山县解贡芽茶，如乙年芽茶即于甲年十二月内详请委员管解，一面由藩司填具连批，呈抚辕挂号，并移取勘合传牌，填给夫马，以便沿途应付解赴，礼部转交内务府收明，奉掣批回。其茶务须一旗一枪，装潢式样妥为备办，并先期于谷雨前将茶样照式装潢，专差赍省听候查验，饬委起运，以昭慎重。”[23]
另外，各地运送贡茶进京，都需要花费一大笔银两。如六安州霍山“始系户办纳本色交官起解，每茶一课，止徵水脚解费银二钱二三分不等。”按照这样的花费，通算下来，每年运送四百余袋六安茶就需要花费运送银近百两。各地贡茶运到京城以后，“解员事竣，由部给领司，任限照正印解员于引见后填给，经杂解员于发实后填给。”[23]如此严格的程序，对地方官运送贡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各地官员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手段，一定要想方设法地将茶叶在规定的时间内运到京城。安徽各地贡茶的额度，历朝历代各有不同，因为茶品不同以及区域经济等原因，以致各个时期的贡茶数额也是不尽相同，有些茶叶的进贡数量，也因环境或其它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
5、结语
清代，安徽茶业进入了兴盛时期，其特点是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销售市场。同时，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其时，安徽各地茶区制茶厂家不下千家，小者有数十人，大者有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业茶人数万之众，茶商茶号亦不计其数，以出口茶为大宗且效益颇丰。
因此，贡茶由民间到宫廷经历了一个对茶叶品质不断求精的过程。所以，贡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扩大了茶叶产区，提高了茶叶品质，带动了茶叶包装的改善，促进了茶叶经济发展。以清代为例，贡茶使茶叶培植技术在明代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多个著名的产茶区，这些初具规模的产区对推动清代茶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拉动作用。
与此同时，发端于汉时的贡茶至清代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增长，致使贡茶制度随之消亡。
总之，安徽是众多贡茶的发祥地，安徽贡茶有着厚重的历史沉淀。安徽贡茶所衍生出的徽茶文化，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因此，挖掘整理，保护、研究以及展示历代贡茶并做好传承和发扬，是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助推安徽茶产业发展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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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徽茶》2023年6月刊，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雅安，地处神秘的北纬30度地球金腰带上，被誉为“天府之肺，熊猫故乡”，是一座最滋润的城市，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门户和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境内蒙顶山是世界茶文明发祥地、世界茶文化发源地、世界茶文化圣山，多云、多雨、多雾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孕育了鼎鼎有名的蒙顶山茶，以其娟秀的外形、精湛的制艺、独特的品质、悠久的历史、灿烂的茶文化而蜚声中外，载誉史册。
蒙顶山茶历史上称蒙山茶、蒙顶茶，因产于蒙顶山而得名，拥有有文字记载2000多年的人工栽培史和1169年的贡茶史，具有“形美、香高、味爽”的品质特点。主要有蒙顶甘露、蒙顶石花、蒙顶黄芽、玉叶长春、万春银叶等历史名茶，其中蒙顶甘露是最具代表的一款历史文化名茶，也是中国卷曲形名优绿茶的杰出代表、中国最早出现的卷曲（揉捻）形绿茶，还是中国十大名茶，被誉为“人间甘露”，被尊为“茶中故旧，名茶先驱”。
“甘露”一词最早出自《老子》：“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意指甜美的露水。古人认为甘露降，是太平瑞征。
在百度上搜索，就知道甘露有三种解释：
一是甘美、甘甜的露。《汉书·宣帝纪》：“乃者凤皇集 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 ……获蒙嘉瑞，赐兹祉福，夙夜兢兢，靡有骄色。”宋代梅尧臣《和永叔桐花》：“晓枝滴甘露，味落寒泉中。”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水一·甘露》﹝释名﹞引《瑞应图》：“甘露，美露也。神灵之精，仁瑞之泽，其凝如脂，其甘如饴，故有甘、膏、酒、浆之名。” 这些著述对甘露均有极深的赞誉。
二是指甘蕉花苞中的甜味汁液。清代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甘蕉》：“甘蕉，生岭北者开花，花苞有露，极甘，通呼甘露。”此文中的甘露与上述著述中的甘露几乎近似。
三是佛教语。梵语的意译，喻佛法、涅槃等。《法华经·药草喻品》：“为大众说甘露浄法。”南朝梁沉约 《和王卫军解讲》：“甘露为谁演，得一标道心。”南朝梁萧统《东斋听讲》诗：“既参甘露旨，方欲书缙绅。”由此可见，佛教以甘露喻佛法之法味，融物质与精神于不二。
“甘露”作为茶名，最早见于南宋地理总志《方舆胜览》蒙山条：“在严道南十里有五顶，前一峰最高，曰上清峰，产甘露茶。常有瑞云及现相影现。” 这是甘露作为茶名最早的时间，距今近900年。
《方舆胜览》是祝穆编撰的地理类书籍，成书于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全书共七十卷，主要记载南宋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及其辖下的浙西路、浙东路、江东路、江西路等十七路所属的府州等地的郡名、风俗、形胜、土产、山川、学馆、亭台、楼阁、轩榭、古迹、名官、人物、题咏等，内容十分丰富全面，对于了解南宋时期江南各地的经济、文化、风俗、民情、山川、土产等大有裨益。
明世宗嘉靖20年（1541年）编修的《四川总志》、《雅安府志》有“上清峰产甘露”之记载，与《方舆胜览》一脉相承。但此时的“甘露”非彼时的甘露。众所周知，从唐代到明朝以前，全国各地进贡茶叶都制成大小不同的团状，即所谓龙团凤饼。明朝初期因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废团茶，兴散茶”和纪念“甘露祖师”吴理真的缘故，甘露茶越加兴盛。自此，蒙顶山茶贡品改为散茶，品名有甘露、黄芽、石花、雀舌、芽白等 ，其中甘露名列第一。后来， 上清峰“皇茶园”的七株“仙茶”被钦定为正贡茶，“每茶时叶生，智矩寺僧报，有司往视，籍记叶之多少采制……贡京师仅一钱有奇 ”。初时散茶以蒸青制法为主，但出现苦味难除、香味不正等缺点，于是出现了利用干热发挥茶叶优良香气的炒青技术。当时，上清峰所产“甘露”茶，经150年时间积淀，集历代制茶之大成，采用炒青制法，按“半炒烘，形卷曲”的工艺要求，精工细作，色、香、味、形并重，因而后来居上，品质最佳。“医圣”李时珍在其撰写的《本草纲目》“果部·第三十二卷·茶叶”中这样评价蒙顶山茶：“真茶性冷，唯雅州蒙山出者温而主疾”，道出了蒙顶山茶的茶性是温性茶，这与蒙顶甘露为代表的蒙顶山茶独特的加工工艺有着极大的关系。
黄龙德在其撰写的《茶说》中这样描述蒙顶甘露制作工艺：“先将釜烧热，每芽四两，做一次下釜，炒去青气。以手急拨不停，睹其将熟，就釜内轻手揉卷，取起铺于箕上，用扇扇冷。俟炒至十余釜，总复炒之。旋炒旋冷，如此五次。其茶碧绿，形如蚕钩，斯成佳品”，这与现代的三炒、三揉、三烘如出一辙，从而使甘露成卷曲形。历史上要求甘露具有“十分调雪粉，一啜咽云津”，“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的香味品质。可见，蒙顶甘露的茶汤清冽回甘，犹似甘露。
据考证，蒙顶甘露实际上是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创制的蒙顶山名茶“万春银叶”和宣和四年（11２2年）创制的“玉叶长春”两种贡茶炒制经验的基础上研制成的，质量超过唐、宋时期的“石花”。清代，“仙茶”正式归皇室祭祀专用，蒙顶甘露享有“解渴咽仙茶，涤烦沃甘露”（详见黄云鹄《蒙顶留题》）之“仙茶”美誉。
蒙顶山人工植茶历史有两千余年，通过现存有关茶叶记载的最早资料王褒《僮约》和吴理真在蒙顶山种植茶树的史实可以证明，蒙顶山是人类有文字记载茶树种植驯化最早的地方（详见陈椽《茶业通史》），时间在西汉甘露年间，正是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前48年）执政期间，也是他最早设立“甘露”年号。据考证，“甘露”是中国古代重复使用年号较多的一个词。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三国吴乌程侯孙皓在、十六国时期前秦宣昭帝苻坚、南北朝高昌君主麴光等人在位期间均使用过“甘露”年号。植茶始祖吴理真也正是在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前50年）在蒙顶山驯化七株野生茶树开启人工种茶先河。刘询本名刘病已，是汉武帝的曾孙、西汉第十位皇帝，在位期间先后使用过多个年号，其中“甘露”是第6个，前后共四年。
甘露是和佛教医药学息息相关的物品。甘露的梵文是“amrita”，具有“长生”或“不死”之意。甘露作为茶名，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佛教兴盛以后，甘露一词常为其所用。蒙顶山茶称甘露，与宋代蒙顶山佛教兴盛密切相关。
许多古代名茶，最初都是在寺院种植、采摘并加工的，所以在中国有“自古名寺出名茶”的说法。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两汉之际，当时茶祖吴理真在蒙顶山最早人工种植茶树。历史上，蒙顶山贡茶皆为蒙顶山僧人所制作，据《名山县志》记载：蒙顶贡茶全由山上佛教寺院管理，所需费用由县衙门行文，各寺院摊付，违者法办。各寺院及寺僧之间，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各行其是。如：千佛寺分工管理茶树，司职和尚称薅茶僧；天盖寺分工守护茶树，司职和尚称看茶僧；静居庵（院）分工采茶，司职和尚称摘茶僧；智矩寺分工制茶，司职和尚称制茶僧。贡茶的采制、包装、运送均极为庄重，须按贡茶礼仪进行。每年茶树春芽始发，看茶僧即上报，司职人员前往茶园视看并籍记茶叶数量。名山县官于吉日着官服、率僚属及全县７２寺院僧人，上山焚香礼拜仙茶后，司职人员领摘茶僧１２人入茶园（先后称为贡茶院、仙茶园、皇茶园），在官员监督下按规定数量摘取鲜嫩茶叶。所摘茶叶交由智矩寺制茶僧制成贡茶。制作中，众僧盘坐诵经。据此我们认为：大约在晚唐时，蒙顶山智矩寺实际上已成为当时四川也是中国第一个政教合一的茶叶加工厂。蒙顶山贡茶由寺庙管理、采摘官办、僧人制作、官差运送的格局，自唐至清延续了1169年之久。因此，蒙顶山茶文化中贡茶文化和禅茶文化是互相交融、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1.吴理真
蒙顶山茶取名甘露，是为纪念“甘露大师”吴理真在西汉甘露年间人工种茶。据古籍、古碑和清代《四川通志》等史书记载，蒙顶山茶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甘露年间（公元前53年-前50年），邑人（当时的严道县，今雅安名山）吴理真“携灵茗之种，植于五峰之中”，在有“天下大蒙山”之称的蒙山顶上的五峰之间驯化七株野生茶树，培育出“高不盈尺，不生不灭，迥异寻常”，“其叶细长，网脉对分，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罩覆，久凝不散”的七株“仙茶”，开创了世界上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茶的历史先河，因此被公认为世界上有文字记载最早人工种茶第一人。从此茶叶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惠及全人类的健康饮品。从三国开始，作为禅茶，蒙顶山茶要满足得道高僧参禅修身养性之用；从唐太宗执政开始，作为边茶，蒙顶山茶需要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同胞品饮需要和朝廷以茶易马之用；从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起，作为贡茶，蒙顶山茶要满足皇室祭天祀祖和日常品饮之用。从此，蒙顶山以“仙茶”泽福百姓，以“道茶”恩惠天下，以“佛茶”祭天祀祖，以“贡茶”享誉全国，以“边茶”缘和世界，千古流芳。吴理真因开拓蒙顶山，首创种茶，为后人怀念，不断神化。南宋京师天旱，祖师受祈礼显灵救苍生，功绩昭著，淳熙十三年（1186年），宋孝宗敕其为“甘露普慧妙济大师”，享受民众祭祀。上清 峰茶被列为正贡茶 ，修建石栏维护赐名“ 皇茶园 ”，并居高塑白石虎巡守 。淳熙戌申（1188年），宋孝宗又敕赐其“甘露普慧妙济菩萨”，俗称“甘露大师”，后人称赞其“甘露祖师”“植茶始祖”。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所立石碑“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碑文、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明代杨慎《蒙茶辨》中均有记载。今天，蒙顶山天盖寺茶祖殿供奉着吴理真的雕塑，上有“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的牌匾。
2.智矩寺创始人普惠禅师
北宋太祖、太宗、真宗皇帝都崇尚佛教，佛教再次进入昌盛时期，智矩院由佛家接管后改称智矩寺，普惠禅师任主持时，将其发展为川西第一大寺，香火鼎盛，功不可没，后人怀念，口碑所封“甘露大师”。
3.西域来僧不动上师
北宋时，西域梵僧不动上师住锡蒙顶山永兴寺，创编《蒙山施食仪》，融通显、密经典及瑜伽诸部而成，深为佛教界所信奉，已编入《禅门日诵》和《早晚课》之中。不动上师被当时佛教信众认为其智其愿、其悲其行，如甘露之妙药，故以“甘露”之名美之，呼曰“甘露祖师”。现永兴寺正门石壁上尤存“甘露”石刻古迹，侧门挂有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一诚法师题写的“甘露道场”的牌匾。
蒙顶山是一座儒释道文化和茶文化交融的一座圣山，山上有众多用“甘露”命名的古迹，诸如甘露寺、甘露桥、甘露峰、 甘露灵泉院、甘露井、甘露石室、甘露道场等，还有“甘露宗风” “一瓢甘露”等题字。可见，蒙顶山茶文化发展进程中，深受中国土生土长宗教道家文化的影响和融合。
1.甘露寺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名为“甘露寺”的寺庙不下十处。为什么叫甘露的寺庙那么多？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周边发现甘泉，或者天降甘露而得名。而位于蒙顶山花鹿池的甘露寺，供奉之人号“甘露”，所产茶叶也叫“甘露”，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甘露寺”。明代叶桂章在其《甘露寺》一诗中说：“一掬灵湫天上来，数茎仙掌削蓬莱。行云行雨飞金相，踞虎蟠龙绕鹫台”。
2.甘露桥
蒙顶山历史上曾经有十二座石桥，其中有甘露桥一座，相传“甘露祖师”亲为踩桥。
3.甘露峰
蒙顶有三十八峰，其中上清、甘露、玉女、灵泉、菱角五峰，如“五峰参差比，真是一朵莲”。
4.甘露灵泉院
蒙顶五峰入口处有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重修的“甘露灵泉院”石牌坊，上面镌有“一瓢甘露”“法沫西来”的题刻，旁立重修的“甘露灵泉碑记”。
5.甘露井
上清峰下侧、“甘露灵泉院”石牌坊之上是古蒙泉，又称“甘露井”。相传为植茶始祖吴理真种茶汲水之处，又因传说羌江河神之女“蒙茶仙姑”从此井出入，故又名“龙井”，井侧立有明代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无名氏所题“蒙泉”二字、清咸丰年间曾任雅州太守的黄云鹄所题“古蒙泉”三字。井后石壁上有斗大“甘露”二字，苍劲有力，其中“甘”字形如一口井。据《雅州府志》载：“井内斗水，雨不盈，日旱不涸，后人盖之以石。游者虔礼，揭石取水烹茶，则有异香。若擅自揭取，须晴日，即时大雨”。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龙蜀余闻》中高度赞扬甘露井：“味清妙甘冽，在惠泉之上”；李应元在《登蒙顶》一诗中写道：“振衣百仞冈头路，蒙顶苍苍倚大罗……上清风冷余霜雪，甘露泉空只薜萝。”
6.甘露石室
蒙顶五峰中，玉女峰最高，其对面是甘露峰，峰巅有甘露石室，又名蒙顶石殿，为全石结构。相传此屋为植茶始祖吴理真种茶休憩之所，也是传说当年吴理真和“蒙茶仙姑”结庐处。南宋时，供奉吴理真石像于内，明代重修。清代赵怡在《甘露石室》诗中写道：“五顶作莲花，花心甘露家”。
蒙顶山茶历来以贡茶著称。唐玄宗天宝元年（７4２年）列为贡品，开始入贡皇室。至宪宗时，进贡数量超过全国许多贡品名茶。尤其到中唐时期，名气甚至一度超过了唐代的官方贡茶—顾渚紫笋。唐《国史补》记载：“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明代名将王越（黎阳王）曾感慨：“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宋代《新唐书》、《宣和北苑贡茶录》、《锦绣万花谷集》，明代《西吴里语》，清代《四川通志》等，都有蒙顶山贡茶记载 。蒙顶山茶能在１169年中年年岁岁皆为贡品，清朝时还被专用于皇帝祀天祭祖，这是蒙顶山茶品质绝佳、珍奇名贵的铁证。
到了宋代，蒙顶山茶因专用于以茶易马，进贡数量减少。宋代熊蕃所著《宣和北苑贡茶录》列举当时全国几种贡茶，万春银叶、玉叶长春名列其中。当时，蒙顶石花、露芽、谷芽、圣杨花、吉祥蕊、不压膏、石苍芽膏等名茶，位居全国前八名。贡品虽不多，但采摘 、制作更精细。
名山历代官员都把采制、进 贡蒙顶山茶奉为神圣职责，上年冬天即做好准备工作，如筹备经费、打制包装、组织人力等。到春茶萌发之际，县官朝服上山主持采摘、制作。宋代孙渐在《蒙山留题》云：“余莅任斯土，每采贡茶，必亲履其地…… 因蒙茶攸关贡品 。”明清时达到顶峰。明神宗万历年间，名山知县张朝普记载：“蒙山为仙茶之所，每岁必职贡。”清代，蒙顶山茶进贡由政府统一管理，寺庙、僧人、僧会、锡匠分工承担种茶、制茶、制瓶等工作。故宫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清代贡茶研究》记载：按照清宫进单，清代主要的进贡茶叶省份有１３个。四川省进贡的茶叶有
仙茶为“正贡 ”，专用于皇室祭天（郊天）之用，“仙茶、陪茶、菱角湾茶、蒙顶山茶、灌县细茶、名山茶、观音茶、青城芽茶、春茗茶、锅焙茶”等１０种， 其中 “仙茶” “陪茶 ”“菱角湾茶 ”“春茗茶”“观音茶”５种即出自蒙顶山 。
清代蒙顶山贡茶用途等级森严。清代中期以“皇茶园 ”是清代最主要的祭祀用茶。园外“围绕大岩石，另有数十株茶”所产茶叶为“ 副贡”和“陪贡”；“副贡”皇帝享用 ，“ 陪贡 ”分与妃嫔及受宠之人。菱角峰下茶为“菱角湾茶”，多用于赏赐贵族、臣下、外藩各部、外国使臣，或宴饮 。
贡茶采制、包装、运送、接收，制度完备，仪式讲究，
十分神秘。清光绪版《名山县志》收录有知县赵懿《蒙顶茶说 》，详细记载了贡茶采制、运送过程 ：“每岁采贡三百六十五叶，天子郊天及祀太庙用之。岁以四月之吉祷采，命僧会司，领摘茶僧十二人入园，官亲督而摘之。尽摘其嫩芽，笼归山半智矩寺，乃剪裁粗细，及虫蚀，每芽只连拣取一叶，先火而焙之。焙用新釜燃猛火，以纸裹叶熨釜中，候半焉，出而揉之，诸僧围坐一案，复一一开所揉，匀摊纸上，弸于釜口烘令干，又精拣其青润完洁者为正片贡茶。茶经焙，稍粗则叶背焦黄，稍嫩则黯黑，此皆剔为余，茶不登贡品，再后焙剪弃者，入釜炒焉，置木架为茶床，竹荐为茶箔，起茶箔中，揉令成颗，复疏而焙之，曰颗子茶以充副贡，并献大使。不足，即漫山产者充之。每贡仙茶正片，贮两银瓶，瓶制方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两银瓶，菱角湾茶两银瓶，瓶制园如花瓶式。颗子茶大小十八锡瓶，皆盛以木箱黄缣，丹印封之。临发，县官卜吉，朝服叩阙，选吏解赴布政司投贡房，经过州县，谨护送之。”
大意是：每年春天，茶树刚抽芽，县令便选择吉日，沐斋更衣，穿上朝服，率领僚属来到上清峰，先是设案焚香，跪拜再三。接着，选择十二名僧人入茶园，在县令的亲自督促下采摘茶叶。每芽只取一叶，茶采三百六十五叶，送交制茶僧炒制。炒制时，众寺僧盘坐诵经。先用新釜烘焙，茶叶半蔫即取出，由围坐的僧人一一展开，匀摊纸上，绷于釜口，让其焙干。又精选其中青润完洁者为正片贡茶。其它的都剔为余茶，制成颗子茶，以充副贡，献给地方大吏。贡茶时正片贮于两个方形银瓶中，瓶高四寸二分，宽四寸。陪茶也分装锡瓶。银瓶、锡瓶都盛入木箱，用黄绸包裹，丹印封住。入贡前，县令又卜选吉日，穿朝服向京师方向叩拜，选派得力官吏解送，经过的州县，都悉心加以护送。这似乎已不是采茶制茗，而是在膜拜圣物，祈求苍天保佑。十二僧人、三百六十五叶，象征十二月、三百六十五天，暗含岁岁平安，年年丰收之渴求。
蒙顶山上清峰的七株茶树并非凡种，而是“仙茶”。五代毛文锡《茶谱》记载：相传，很久以前，有位老和尚生了重病，久治不愈。有一次，和尚遇到一位老翁，老翁告诉他，蒙山中顶有茶树，在春分前后，你早日候于一旁，一旦春雷初发，马上并手采摘，只能采三天，三天过后便无效了。三日之中，如果采到一两，用本地水煎服，能治任何宿疾；若服二两，一辈子消灾去疾；服三两，可以脱胎换骨；四两，就地成仙了。老和尚听了此言，便到中顶造了间屋，虔诚地等候时机，结果采到了一两多，煎成茶汤。没想到才喝一半，病就痊愈了。过些日子，和尚到城里办事，熟人看了他，无不惊呆，老和尚居然返老还童，看上去像三十来岁的人，眉发乌青。后来，他到青城山访道，不知所终。蒙顶山中的“仙茶”，即由此而来。
清代，蒙顶山茶被誉为“仙茶”，自乾隆四年（1739年）始至清代结束（1911年），专供祭天祀祖，是唯一用银瓶装的贡茶，更是皇帝的日用茶。蒙顶山“仙茶”祭天、祭太庙的用途，只在清晚时期才有，标志着蒙顶山茶的使用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也是蒙顶山茶自唐代“号为第一”以来又一次达到了皇家贡茶的高峰。乾隆皇帝曾作《烹雪叠口旧作韵》：“通红兽炭室酿春，积素龙墀云遗屑。石铛聊复煮蒙山，清兴未与当年别”，对蒙顶“仙茶”给予了圣赞。
清代的祭祀活动分大祭、中祭与群祭。乾隆皇帝时重新规定了大祭范围：祭人、祭地、祭太庙，一直延续至清末。而有关以“仙茶”为首的蒙顶山五茶品（即仙茶、陪茶、菱角湾茶、观音茶、春茗茶）祭天、祭太庙的记载，可从前面赵懿撰写的《蒙顶茶说》一文中管窥一豹。文中还记述“相传仙茶，民间不可瀹饮，一蠢吏窃饮之。被震雷击死。私往撷者，山有白虎巡逻，以故樵牧不敢擅入。官采时，虽亢阳亦必云雨。懿验之，果然。此山之灵异与，抑亦天家玉食之重也”，足见蒙顶“仙茶”之神韵。
蒙顶山茶在当时所有贡茶中地位独一无二，得到文人墨客的大书特书。晚清著名书法家、诗人、画家何绍基写有一首《名山蒙顶贡茶赋示陈新盘明府》诗，以歌颂蒙顶贡茶为主题，对蒙顶山茶的贡茶地位、县衙重视以及采摘标准、制作工艺、进贡品类、护送过程均进行了详细描述。全诗为：“蜀茶蒙顶最珍重，三百六十瓣充贡。银瓶价领布政司，礼事虔将郊庙用。旗枪初报谷雨前，县官洁祀当春仲。正茶七株副者三，旋摘轻烘速驰送。仙人手植东京前，后来化身入蒙泉。古风古雨饱嘘吮，高三尺寿二千年。朱阑环之锁纽贯，县官来时一开看。我于茶品太疏略，喜陟高山到天半。夹江昨读酒官碑，名山令谒甘露师。敢云饮啜事琐琐，民生国典相纲纬。榷酤源流有通塞，当官桑孔要深思。”
清代蒙顶山茶何以称为“仙茶”呢？赵懿在《蒙顶茶说》中解释到：“其茶，叶细而长，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蒙覆其上，凝结不散。以其意，谓曰仙茶”。这与北宋《东斋记事》提到的：蒙山茶生长时，“雾覆其上，若有神物护持之”，有异曲同工之妙。蒙顶山茶在云中生，云在茶中行：出产此茶的时节，时常有祥云出现，以“云”派生出“神”，而神庇护着茶，“仙”的寓意也就涵盖其中。“仙茶”历经数朝而最终定名，更与其独特的生长环境、优异的品质息息相关。
皇帝为什么会选择蒙顶山茶作为祭祖“仙茶”呢？有学者提出：乾隆皇帝信佛，而其父雍正晚年崇信道教，以茶祀祖，尤其讲究，而蒙顶山茶是“佛门仙茶”，于佛道可两全，也便是唯一可选。
民国建立，蒙顶山茶停贡。但在初年，名山县知事仍照旧制采制，作为县内重大祭祀之用，或作馈赠上司的礼品。建国后，蒙顶名茶被列为国家礼茶。1959年，蒙顶甘露参加外贸部组织的全国名茶评选，获得“中国十大名茶”称号。而后，蒙顶甘露一直保持着国家级、部级、省级优质产品称号。在一些重大展览与评选活动中，蒙顶甘露茶曾先后夺得陆羽杯金牌奖、甘露杯金牌奖等奖项。1992年６月，在香港国际食品博览会上，“蒙顶甘露”独步天下，夺得金牌奖。2001年，美联社和《纽约日报》将蒙顶甘露评为“中国十大名茶”。2017年，包括蒙顶甘露在内的“蒙顶山茶”区域公用品牌被原农业部评定为“中国十大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以蒙顶甘露为主要内涵的蒙顶山茶文化系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目前，雅安全市明前蒙顶甘露年产量1000吨左右，产品远销大江南北，产值近10亿元，深受消费者青睐，正逐渐从历史名茶凤凰涅槃成现实名茶。
陈开义，男，47岁，现任四川省茶叶行业协会副会长、雅安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先后担任过名山县文体局长、名山区文联主席、雅安市茶办副主任、名山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主任）。先后在《中华茶文化》、《茶博览》、《茶周刊》、《中国茶叶市场》、《中国茶业》、《走遍中国》、《徽茶》、《星星诗刊》、《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四川人大权力报》、《四川政协报》、《圭臬诗刊》、《调查与决策》、《四川三农》、《农村建设》、《四川茶叶》、《四川省情》、《四川文学》、《四川旅游》、《四川画报》、《四川文艺》、《县域经济》、《茶缘》、《四川水利报》、《深圳特区报》和今日头条、北京茶叶网、亚太茶业网、凤凰网四川、网易、快资讯、一点资讯、名茶网、中华名茶网、茗边、手机搜狐网、手机新浪网、新茶网、茶旅世界、四川茶报等50余家媒体发表各类文章400多篇（件）。参与主编名山抗震救灾专著《撼魂》，参与编辑《茶祖故里行》、《吴之英评传》、《丰碑》等著述，有作品入选《2019四川诗歌年鉴》、《雅雨清风——雅安70年文学作品精选集》、《蒙山雅韵》、《蒙山春来早》、《茶祖故里行》等专辑，著有个人文集《杯中岁月》。先后有10多篇作品在省市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先后参与主编《蒙顶山茶文化读本》、《蒙顶山丛谭》》等茶文化书籍，主编名山区文艺刊物《蒙顶山》和《雅安日报。今日名山》蒙顶文苑文艺副刊和编辑《蒙顶山茶》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