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柘一红》茶文集那阵子，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省里的一个图书馆寄了一本。不日，便收到了馆藏证书，算是意外一喜，更为让我吃惊的是，额外还有一大包武夷山的私房茶，寄茶人署名“少茗”。乍一看，里边有个“茗”字，虽然彼此未曾谋面，还真有“茶缘”之巧合。武夷岩茶蜚声海内外，加上《乔家大院》里，乔致庸对乱世中的武夷茶路进行疏通，更是让武夷山茶大红大紫。
收存“私房茶”当日，恰有嗜茶瘾君子在我书房逡巡，便被强要了许多去，心里暗自发疼了好一阵子。后来一机警，便是从摆放《柘一红》的书橱里抽取部分书出来，留出一个豁缺，将剩下的“私房茶”悉数填充，再用《柘一红》覆盖之，经年日久，亦舍不得吃。
周日闲来，随同摄影家协会的友人去观赏在宁德柘荣当地举行的全省养生菜肴烹饪比赛。在“琳琅满目”的美食里，不乏舌尖上的茶元素。我亦一并巡览了围在周边的柘荣特色伴手礼。原本以为“柘”是生僻字，“柘荣”经常被误读为“拓荣”，很少商家愿意在商标注册方面冒这样的风险。可是有趣的是，除了“柘一红”茶之外，柘荣(古称柘洋)还有许多茶酒等商品被冠之与“柘”字相关联的商标的，而且中华“谐音文化”被用得风趣幽默、淋漓尽致。比如“柘样香”、“柘样白”、“柘洋红”、“柘龙太子参”系列等等的，这可算得上是彰显柘洋“不屈不挠”精神的一种文化自信吧?
柘荣古称柘洋，人文历史悠久，秦属闽中郡，西汉属闽越国，东汉为会稽郡辖地，三国属吴建安侯官县，晋至南朝属温麻县，隋为原丰县属，唐宋时期为长溪县辖，宋淳熙九年设柘阳里。元至元二十三年，柘阳里分为柘洋上里和柘洋下里。明正统六年设巡检司于柘洋城，清雍正十二年后隶属霞浦。
1945年柘荣建县后历经两次撤并，人民群众为此进行长期不懈、不屈不挠的“复县”历程，诉求才得以恢复。后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每每柘荣县域经济不容乐观时，当地干群仍以“被裁撤”的历史危机感来自警自励、艰苦奋斗、滴水穿石、励精图治。
带着这样的爱乡情结与草根秉性，一批又一批带着泥土芳香的柘洋茶酒被精制酿造出来，在经济复苏里实现了文化自觉与自信。然后一批又一批的柘洋茶人去了北京天津“攻城略地”、开设茶庄，推广柘荣生态茶;一拨又一拨的柘荣茶商也南下武夷，用真性情与好禀赋与当地同行“合纵连横”、共谋发展模式与方式。于是隐匿在武夷山“柘洋茶”被惊异地发现了——那些在武夷山里意外“采到”的“私房茶”，就是武夷山里也有一个美其名曰“柘洋”的生态乡村，而且它的南边紧紧靠着的邻村“黄柏”，恰恰又是与柘荣的黄柏村“同名同姓”。柘荣茶人初来乍到便被这些个耳熟能详、亲切自然的称谓迷醉得眼花缭乱了。
据查，柘洋村位于黄柏溪两岸，山好、水好，茶叶品种繁多，香气怡人的水仙茶、肉桂茶是柘洋村主产，品种茶也有十多种，茶叶质地近于岩茶，名闻全国各地。又，武夷山“柘洋村”移民后来大多来自“浙江龙泉”，那么柘荣据此起名谐音的“柘龙”系列产品，恰恰又与此巧合。
“枇杷不是此琵琶，怨恨当年识字差;若是琵琶能结果，满城萧管尽开花。”古代文人收到“枇杷”，尚可以笑谈“承惠琵琶，听之无声，食之有味。”那么现在柘荣茶人发现了隐匿在武夷山里的“柘洋茶”，是不是也可以在赏笑之余，寻得一些图腾的商机呢?
少茗先生给我的武夷山“私房茶”大致有七泡，每一泡都会有不同的花香。七碗吃不得也，毕竟两腋习习清风生......
【摘自2015年第2期《吃茶去》杂志;作者：周贻海(福建柘荣)】
丝绸之路贸易
亦多茶叶买卖
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的丝绸之路，到后来史学家把沟通中西方的水陆商路统称丝绸之路，其中沟通中西方世界的众多陆路交通被分为“北方丝路”与“南方丝路”。穿行于横断山区的陆路“南方丝路”即神秘的“蜀-身毒道”，又被称高山峡谷丝路。据记载，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原群雄割据，蜀地（今川西平原）与身毒间开辟了一条丝路，四川的商人就赶着马帮，驮着成都一带出产的物资进入缅甸，并抵达印度等南亚和西亚地区。直至200多年之后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发现蜀布、邛竹杖系由身毒转贩而来，汉武帝才于公元前122年派张骞正式打通“蜀-身毒道”。
“蜀-身毒道”虽然被称作“南方丝路”，但是这条运输丝绸的商贸通道更多的是以茶叶、马匹等贸易为主。特别是唐宋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大量消费茶叶，茶叶作为大宗商品来到丝绸之路上，长此以往，边疆地区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与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脉高山深谷间的贸易交流日趋繁盛，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河南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教授王发曾曾表示，从广义上来说，茶马古道就是陆上丝绸之路。
由张骞打通的“北方丝路”作为中原政权与西北以及中亚各国进行丝绸、茶叶、马匹、玉石等贸易的平台的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既是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东西方海上交通路线的总称，也逐步成为“东西方对话”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记者在景德镇地区采访时，浮梁红茶的第二代传承人、浮梁红茶代表人物之一的王永峰认为，在丝绸之路的贸易当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为了确保瓷器的运输安全，也为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瓷茶同箱”同船运输的情况也长期存在，直到近代。因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缺少不了茶叶的批量买卖。
茶叶贸易撑起丝绸之路后期辉煌
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以唐代中期“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大致呈现出陆路衰落、海路发达的历史性兴替，直到明永乐朝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彻底衰落。然而，茶马贸易逐渐衰落和废止之后，西北茶叶贸易不仅未受影响，反而更加活跃，尤其是对俄罗斯茶叶出口，让茶叶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万里茶路。据统计，18世纪中期以前输俄茶叶较少，到18世纪后期已达到了非常可观的数量。不久，茶叶便超过棉布和绸缎，成为恰克图中俄贸易的首要商品。1755年华输俄茶叶数量是11000普特（1普特=16.38公斤），1800年就增加到了69850普特。
同时，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茶叶所占贸易比重越来越大。1704年英船“根特”号在广州购买了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白银。到了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35085英镑，占总货值的80%。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开始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盈利最大的项目。如瑞典、丹麦等国的对华贸易与英国类似，一般都占这些国家进口货值比例的60%~70%。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登说：“茶叶是驱使我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在20世纪以前西方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以至历史学家普里查德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
融入丝路战略再创古都辉煌
2021年7月8日，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八省（直辖市、自治区）的40余位万里茶道领域专家、学者和媒体记者，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和中华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万里茶道申遗”学术研讨会。北师大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公众号近期陆续推送研讨会上专家发言整理。
赵文耀
内蒙古草原茶路协会秘书长、俄罗斯《俄罗斯与中国》杂志社驻中国高级记者、摄影师
在涉及到这个问题之前，我先举个例子，证明首先厘清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重要。有一段时间，武汉与福建武夷山、湖北赤壁、湖南安化争夺茶路“源头”地，要在长江的江滩公园立碑昭示。我给他们写了一封信说：长江有三个源头，名字都不叫长江，当它们在四川宜宾汇合时，才是长江的起点。茶路的源头并非茶路本身，若干源头汇合于武汉完成交易，才产生了茶路的起点。说武汉是“源头”其实降低了武汉作为茶路“起点”的重要性。武汉市政府和省农业厅接受了我的意见，弃“源头”而改用“起点”概念，所以现在矗立在江滩公园的那块巨石上写的是“万里茶路起点！”
一、概念的明确科学：还是叫“万里茶路好。
做万里茶路研究比较早的老师们都知道，开始的概念是过邓九刚先生《茶叶之路》一书带来的“茶叶之路”称呼。（有人说“茶叶之路”是邓九刚先生的发明，其实不是。在此之前，俄罗斯人就一直在用“伟大的茶叶之路”的概念）。
从2011年开始，有了“万里茶路”这个概念，应该是我们协会在对外交往和文件起草中最早使用的，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茶叶之路”这个概念过于笼统的问题。
“万里茶路”，后来变成了“万里茶道”，时间界限是2013年习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用了“万里茶道”概念之后。当时习主席是为了与“输油管道”并称强化语言力量而说的，之后在蒙古国讲话时又恢复到了“茶叶之路”的概念上。但是因为这个讲话影响小于在俄罗斯的演讲，人们没有充分予以注意，所以“路”就被“道”给淹没啦！其实就学术概念来说，“茶路”比“茶道”更科学。因为“茶路”概念内涵没有歧义，而“茶道”的内涵是有歧义的。“茶道”基本定义不是道路，而是关于茶与饮茶的学问。
另外，从长远考虑，如果联合申遗的话，考虑到俄罗斯与蒙古国的习惯概念“路”都是，况且“路”与“道”好翻译过来意思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茶路”概念更符合共同认可的表达习惯，也更符合学术清晰规范要求。把领导人在特定情况的用词强调为普遍概念而代替正确的概念，其实是不科学的。
二、概念的不同层次：“万里茶路”的内涵与外延。
我理解，“茶路”内涵基本应该为：中国茶叶流通和贸易的物流路线。大概念应该：为茶叶之路。之下有三个概念：
一是茶马互市，二是茶马古道，三是万里茶路，很多人把这三件事混为一谈，也闹出了很多笑话（如内蒙古成立的茶马古道研究院其实是研究万里茶路的机构）。其实除了跟茶叶有关，三个路线概念是没有关系的三回事。
“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时期甚至更早，是中原封建王朝用茶叶与西北少数民族以茶马为中心的交易往来。在互取所需的同时，也维护了边疆安定和民族和睦。茶马互市到清代就废除了，因为它不需要这种互市，满族本身就是马背民族。
“茶马古道”是把云南、四川与西藏去甚至更远区域的古代茶叶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滇、川的茶叶得以进入西藏市场，或者也与藏区的马匹、药材进行交易。
“万里茶路”，也就是我们特指的这条从中国南方产茶区，通过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蒙古高原到达俄罗斯的茶叶贸易物流路线。这是继“丝绸之路”后东亚大陆上兴起的又一条国际商路，这条通道被俄罗斯人称为“伟大的万里茶路”，被蒙古人称为“草原之路”，也被习近平主席称为17世纪中俄两国的“世纪动脉”。
这个时期万里茶路的物流路线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很多地方呈网状分布，如湖南、湖北、陕西的好多县和镇都可以作为茶路的源头，再如河南除了社旗外，很多县都曾是茶路的重要线路，但是，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后，基本可以分为四条主线：
第一条是东线，也就是“张库大道”。从京杭大运河上来以后到了天津港，再水运到北京通州，陆路到张家口，由大境门外启运，到达库伦（即今天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实际上这条路后来延伸到了俄罗斯的恰克图，但人们仍然按习惯继续称为“张库大道”。
第二条路是西线，由中线到达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乃至更远。就是我们常说的“河西走廊”，茶路的西线呈现了更复杂的状态。线路从过了河南社旗后就开始分叉往西了，在河南境内、山西境内、内蒙古境内，都有这样向西的线路分叉。
第三条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条狭义的“万里茶路”，总长度13000公里，即以福建武夷山、湖北赤壁和湖南安化等地为源头，以湖北武汉为起点，经过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区）到乌兰巴托、恰克图，最后到达莫斯科、圣彼得堡乃至欧洲这样的一条茶叶贸易路线。第四条线实际上是海上茶路。这条线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基本相同。南方的茶叶用各种交通工具到达上海崇明岛后入海，经过天津港，绕过朝鲜半岛，到海参崴进入俄罗斯继续西行。
这是我对“茶路”基本概念和层次的理解。申遗的目标也必须从具体概念出发来确定，把申遗的目标定在“路”的概念上，如果把与产茶有关的区域都划入“茶路”，遗就会越申越乱。
三、概念的涵盖范围：中国单干还是三国联合。
如果我们以境内的茶路文化和遗存来申遗，这个就很简单了，但影响和意义不大；如果是三国联合申遗，那就比较复杂些，但意义非常重大，这等于是为“一带一路”向北推进，建立了中俄蒙三国密切合作的历史与文化共识（这个倡议，也是我们2012年受邀参加俄罗斯联邦在哈卡斯共和国举办的“伟大的万里茶路研究和开发研讨会”上提出来的，所讲的七个问题，获得了全场最多的掌声）。
这就要搞清楚主要节点：中国应该有25-30个，蒙古国有8-10个，俄罗斯理论上有52个，能确定的有42个，对茶路这件事有合作积极性的约20个左右。这些地方我都走到了，跟政、商及学问界都建立了合作关系，也积累了几万张图片和丰富的资料，在我们协会的《中俄蒙万里茶路沿线城市政学商人脉资源数据库》中，已经有超过200人的规模（只是申遗行政化后把我们民间机构排除在外而已）。
四、概念的矛盾冲突：联合申遗顺畅进行的功课。
“万里茶路”也好，还是“伟大的万里茶路”也好，或者是“茶叶之路”，无论怎么叫，俄罗斯方面接受都没有问题（他们称“伟大的万里茶路”或“伟大的茶叶之路”），他们对茶路历史的评价甚至高过我们，由此产生的专著也有很多。但有一个问题不容混淆。，即我们书里中讲：俄罗斯人把手伸向了国内产茶地，从收购、制作、贸易到物流完成了全产业链，中国商人就逆行而上，把茶行和票号生意做到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但俄罗斯的书里讲，中国人的步伐到恰克图为止，后面所有的生意都是俄罗斯人自行完成的。
蒙古国承认茶叶来自中国南方，但他们从来不提“茶路”概念。他们称之为“草原之路”。意思是这条“路”从来就是蒙古国的，而不是中国人开辟的。
为什么不说“茶叶”，因为茶叶贸易最繁盛时，中俄边境在恰克图；现在研究申遗，恰克图是蒙俄边境，这里面有个不同的历史观问题。即关于蒙古史的研究，我们国家的研究方向、内容与世界蒙古史研究的方向和内容，是有较大差别的。中外史学家对于蒙古史存在争议。国外学界认为“蒙古史”是个大于中国史的概念，而我们称蒙古史为“元朝”。元帝国建立的驿站制度，差不多覆盖了整个欧亚大陆，明代实行闭关政策后废除了驿站制度，到清代驿站基本又按原节点恢复（如内蒙古的二连浩特市，元代时称“玉龙驿站”，清代改称“伊林驿站”），我们今天对蒙古国境内万里茶路有关节点的标注，确实也与元代时驿站的地址和名称基本一致。搞清楚这些敏感问题，联合申遗中应采取科学而巧妙的策略和表达，进行语言、文字和概念转换，不要等到产生了矛盾冲突再来面对和解决，将那会把三国联合申遗这件好事拖进一个无法确定进程和前途的被动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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