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茶去》杂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这是茶文化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出自成书于汉代、甚至战国的《神农本草经》，但未见出处，多是人云亦云。最近笔者对此作了研究，查到了最早引录该语的，是清代的著名类书——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引文来源可能是宋、元、明时代的笔记类稀缺版本，与流行的“神农得茶解毒”引语有所差别：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考述如下。
学术不能“莫须有”
将此说归为战国、汉代《神农本草经》的代表性著作有：
安徽农业大学教授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84年初版、2008年再版)第一章《茶的起源》：“我国战国时代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就把口传的茶的起源记载下来。原文是这样说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虽然该书配有三幅《神农本草经三卷》古本书影，但看不出有该语的出处。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蔡镇楚等3人编著的《茶祖神农》，该书2007年由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被誉为“中国第一部以茶祖神农氏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被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与《茶经》引语“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并列，醒目地印在该书封面上。但这本近25万字的专著，并未说明该语的出处。笔者曾致电请教蔡镇楚教授，含糊地回答说《四库全书》上可能有类似记载，但说不出是何种古籍。
中国茶叶博物馆编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的《话说中国茶文化》，在插图《神农本草》古本书影的同时，也引用了该语：“据考证，距今五千年前，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的记述，是茶叶作为药用的最早记载。但由于《神农本草经》中的许多内容是后人根据传说的补记，其可靠性值得商榷。”虽然说可能是后人根据传说补记的，值得商榷，但前提还是《神农本草经》有此记载。
今年4月，笔者主编《科学饮茶益身心——2011`中国宁波 ‘茶与健康’研讨会》文集时，40篇来稿中，粗读就有7位专家、学者引用此说，可见影响之大。
其实，此说在任何版本的《神农本草经》，都是找不到出处的，因为该书根本就没有记载。笔者查阅哈尔滨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清代顾观光等著的《神农本草经》，该书被认为是现存较早的《神农本草经》版本，在该书记载的365种中草药中，不仅没有“神农得茶解毒”之语，连“茶”的词条都没有。很多茶文化书籍则将《茶经》引录的唐《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引语“苦荼，一名荼，一名选，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作为《神农本草经》引语。
如此看来，引用该语的专家、学者多是认为，此说在古本《神农本草经》上应该有的，可能有的，只是现在没发现，也许散佚了。众所周知，言之有据是学术研究的基本点，学术不能搞“莫须有”。
清代陈元龙《格致镜原》有引录
最近，笔者在宁波图书馆分别查到了两种清代陈元龙编撰的著名类书《格致镜原》，分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校刊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的文渊阁影印本《钦定四库全书·格致镜原》，和光绪十四年(1888年)印刷的单行本《格致镜原》，两书《饮食类·茶》均有如下引录：
《本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陈元龙(1652—1736)，浙江海宁人。字广陵，号乾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累擢广西巡抚，在桂七年，吏畏民怀。所建陡河石堤及三十六陡门，尽复汉马援、唐李渤故迹。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卒谥文简。工诗，有《爱日堂》诗二十七卷，又辑有类书《格致镜原》，《四库总目》并传于世。
历十年而成的《格致镜原》，被誉为清代中国传统博物学官方类书的代表，最早校刊于雍正十三年(1735)，即作者逝世前一年。该书广记一般博物之属，分一百卷三十大类，子目多至一千七百余条。内容涉天文、地理、身体、冠服、宫室、饮食、布帛、欣赏器物等，几乎无不具备。所谓博物之学，故名“格致”。又“格致”寓致知，即研究事物之意;“镜原”为探求本原，犹事物纪原之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赞其“采撷极博，而编次且有条理……体例秩然，首尾贯串，无诸家丛冗猥杂之病，亦庶几乎可称精核矣”，是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史的重要参考书。
《格致镜原·饮食类·茶》引录了大量茶事文献，此前，茶文化界未曾关注，除“神农得茶解毒”以外，可能还有其它独家引录的内容，有待详细研究。
两点细微差别，引于何种《本草》有待考证
仔细阅读《格致镜原》“神农得茶解毒”引文，可以发现与常见的《神农本草经》引文，除了结尾多了“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以外，另有两点细微差别：
一是“七十毒”非“七十二毒”。
“一日而遇七十毒”之说《淮南子·修务训》有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一日而遇七十毒。” 《格致镜原》引文原文作者是否由此而来，有待考证。
二是“茶”字非“荼”字。上述两种版本均为“茶”字，而非“荼”字。
虽然仅是一字之差，但其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一般说来，隋代之前多为“荼”字;隋、唐时代“荼”、“茶”并用，如成书于隋末的著名类书虞世南《北堂书钞》，已经列出“茶篇”;宋代以后则多用“茶”字。
《格致镜原》引录该语时，只注明是《本草》，未说明年代与作者，由于目前尚未发现其它文献引录该语，给后世留下了疑问。
中国历代《本草》类著作繁多，据北京大学博士、茶文化专家滕军女士转引日本冈西为人《本草概说》统计，中国隋代之前，已有《本草》类著作百种左右，唐代以后更多。
虽然《格致镜原》引文出于什么年代仍需考证，但笔者以为有两点可以确定：
一是此引文肯定出自《本草》原著，因为身为高官的陈元龙是一位饱读诗书的、严谨的学者，从他凡事究其原委的治学态度来看，他是看到该《本草》原著的。
二是可以排除引文出自《神农本草经》。除了最早的茶事文献《北堂书钞》、《茶经》未见《神农本草经》引文，今存《神农本草经》没有“茶”之词条外，从《格致镜原》引文使用“茶”字的信息，又附有“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句，说明该《本草》不会是唐以前的版本，而是宋、元、明时代刊印的笔记类稀缺版本，很可能是明代版本，因印刷甚少而散佚了，或尚有存世而未被发现，如清代稍晚于陈元龙的陆廷灿的著名茶书《续茶经》，也未见引录。
《新义录》记载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关于“神农得茶解毒”的话题，《农业考古·中国茶文化专号》早在1991、1994年就作过探讨，分别发表过周树斌《“神农得茶解毒”考评》、陈椽《〈“神农得茶解毒”考评〉读后反思》、赵天相《“神农得茶解毒”补考》三篇文章，可惜都没有说清楚，三文都把《格致镜原》书名错为“《格致镜源》”，把另一种记载“神农得茶解毒”的清代文献《新义录》作者孙璧文错为孙壁文，周树斌还颠倒了陈元龙与孙璧文的前后年代，说明他们均未查阅原著。陈椽所持观点也是“莫须有”的。
孙璧文在《新义录》中记载：
《本草》则曰：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以解之。今人服药不饮茶，恐解药也。
孙璧文(?—1880),字玉塘, 安徽太平仙源(今黄山市黄山区，原治所为仙源)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一生淡荣利，爱读书，尤善经史，博闻强记，善鉴别，重考证，对人文地理，校勘目录，素有专长，尤对萧统《文选》颇有研究。光绪元年(1875)，太平知县邹仲俊、教谕马鹿初，提倡文化，重振仙源书院，璧文募集资金，四出搜集图书，主要从江、浙、沪、湘、鄂、赣、闽、粤等江南诸省市及日本等地购书2150种，计2.74万卷，藏于仙源书院，连同先期邑人捐书，藏书达3.3万余卷。除《新义录》外，另有《仙源书院》续编四卷等。
孙璧文晚陈元龙100多年，一个是清末举人爱书者，一个是清初高官、大学者，《新义录》引文与《格致镜原》完全一样，亦未记载详细出处，笔者以为《新义录》引文可能源于《格致镜原》。
排除《神农本草经》之说并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笔者以为，确立神农氏茶祖地位的，是国人世世代代的传说，尤其是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的点睛之笔，“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是否出于《神农本草经》并不重要，排除该书“神农得茶解毒”之说，丝毫不影响神农的茶祖地位，而将找不到出处的说法，硬是“莫须有”地加于其上，无异于“皇帝的新装”。
附带一笔，因为《神农本草经》“神农得茶解毒”之说查无出处，有心人不妨反证一下，此说究竟源于何时何处，这对当前茶文化界不重文史考证，人云亦云的现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本文摘自2013年第1期《吃茶去》杂志;作者：竺济法)
张大复（1554～1630），名彝宣，字元长，又字心其，号寒山子，又号病居士；明朝苏州昆山(今属江苏)兴贤里片玉坊人。张大复是明代著名戏曲作家、声律家；从小聪慧过人，诗文名重乡里并在34岁时考中秀才，然遗憾的是终与科举无缘。史载张大复“年十七，赴乡试，不售，至中年则弃之，以诸生设管授课，后多以病止。”他初患青光眼，却凭微弱的视力坚持写作、教书；然原本殷实的家底，只因请江湖游医、铁鞋道人医治眼疾，花费甚多；最后只得典卖祖传字画、良田，可眼疾却是越来越重，至40岁时竟然失明。在这期间，他一度还患有偏头痛、伤寒、肺炎等疾病；虽然是贫病相交加之身材矮小，所以他自称“病居士”。但是，他也并非是别人想象中的那么愁绪满腔，怨天尤人；他常常闲坐在家乡小西门的城墙上，或是摇头晃脑哼着昆曲；或是与各界朋友聊天长谈，他用耳朵去“观察”，用心去感知纷繁的大千世界……张大复除了短时间在朋友的衙署里担任幕僚外，主要是以口述的方式让人记下自己设馆、作幕、出游的见闻，包括著名人物言行、家乡风土人情以及昆曲的兴起与发展等；他之所以活得比常人还豁达、潇洒，是因为他的一生有茶水与昆曲的滋润……
“茶痴”著书
张大复博学多识，为人旷达，兴趣独特；他潜心古文，犹重东坡文章且获其风骨；他广交士林，与归有光，王世贞，陈继儒等当时名儒相与交接，结社论文；他还“广搜虞，昆山先贤事迹”编纂成书。生平著述有《张氏先世纪略》、《昆山人物传》、《昆山名宦传》、《嘘云轩文字》、《闻雁斋笔谈》以及《志遗》、《灵荟》等等；尤以《梅花草堂笔记》著称于世，亦以《梅花草堂笔谈》闻名于世。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以随笔形式写日常见闻与生活琐事，文笔清雅简洁，灵动且有韵致；正如其友陈继儒在《梅花草堂笔谈》序中所说：“元长贫不能享客而好客，不能买书而好读书，老不能询世而好经世，盖古者狷狭之流，读其书可以知其人矣；”与张大复交往较多的汤显祖，在一封信札中也说：“读张元长先世事略，天下有真文章矣。”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一书共八百五十三则，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士庶僧侣，树木花草，飞禽走兽，尘世梦境，春夏秋冬，皆在笔谈之内，从中可以领略到时代人物的风貌和社会习俗，清新人们的耳目，由于其间记有钱谷、屯田、漕河、海运的经世之事，故亦足备考史之资。尤其是书中的论茶、论水、论松萝情节，更是让人领略了一位明代“茶痴”的痴情，也让人领略了一位资深茶人于茶的专注与专业……
“茶痴”论茶
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多言及明代茶事，而且文字很有特点，值得品读；只是由于未能够得到普及，故世人多有不知，茶人少有人知而已……张大复《笔谈》中的一些篇章，虽然记录的是日常生活，却是极富有生活情趣，如“料理息庵，方有头绪，便拥炉静坐其中，不觉午睡昏昏也。偶闻儿子声书，心乐之，而炉间翏翏如松风响，则茶且熟矣。三月不雨，井水若甘露，竟扃其门而以缸器相遗，何来惠泉?乃厌张生馋口，汛之家人辈云:旧藏得惠水二器，宝云泉一器，丞取二味，品之由令儿子快读李秃翁《焚书》，惟其极醒极健者，回忆壬寅五月中，著屐烧灯品泉于吴城王弘之第，自谓壬寅第一夜，今日岂能此耶!”
《品泉》则是在文字的开篇几句，就描绘出一副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画面：在沸茶的咕咕声中，父亲昏然欲睡，忽然听见儿子朗朗的读书声，不由“心乐之”；接下来作者却笔锋一转，回忆起和友人在吴城“烧灯品泉”的“壬寅第一夜”……想来，与古代高人雅士赏花饮酒、煮茗品泉，谈诗论画，是张大复和许多名士一样，不仅是有所向往，而且是有所倾心……张大复在《笔谈》中的《言志》篇中，则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愿望：“净煮雨水泼虎丘，庙后之佳者连缀数缸……坐重楼上望西山，爽气窗外，玉兰树初舒嫩绿，照月通明，时浮黄晕，烧笋午食，抛卷暂卧，便与王摩诘、苏子瞻对面纵谈，流莺破梦，野香乱飞，有无不定，杖策散步，清月印水，陇麦翻浪，手指如水，不妨敞裘着罗衫外，敬问天公肯与方便否。”这恐怕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人生画面的最高理想，但究竟能否真正实现?！又有几人能够实现呢?！那真是只能“敬问天公肯与方便否”了！张大复以为，饮茶如鉴赏金石彝鼎、欣赏书法名画一样，是一门独特的审美艺术，绝不能由他人代劳；只能是由自己亲自操作，自己用心去体验、品味其中的浓情妙趣；而这与苏轼的“从来佳茗似佳人”之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总之，古人在品茶之时，抚摸着或精美或朴素的茶具，凝视着澄碧青翠的茶汤，鼻嗅着如兰似梅的茶香，品味着茶汤甘芳鲜爽的滋味；这样，便可自然而然地进入一个高雅美妙的茶道艺术境界，让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使精神得到陶冶，思想得到升华。
张大复还在《梅花草堂笔谈?茶说》中，于茶的个性给予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天下之性，未有淫于茶者也；虽然，未有贞于茶者也。水泉之味，华香之质，酒瓿、米椟、油盎、醯罍、酱罂之属，茶入辄肖其物。而滑贾奸之马腹，破其革而取之，行万余里，以售之山栖卉服之穷酋，而去其膻熏臊结、止膈烦心之宿疾，如振黄叶。盖天下之大淫而大贞出焉。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饮其韵。甚矣，夫世人之不善淫也！顾邃之怪茶味之不全，为作《茶说》，就月而书之。是夕船过鲁桥，月色水容，风情野态，茶烟树影，笛韵歌魂种种，逼人死矣。以贞与淫比喻茶性，初看似乎新奇怪诞，但阅后深思，又觉不无道理，不失为奇思妙想。淫者，乱也。茶性极易吸气，遇梅则香，逢鲍则腥。如封藏不严，百味皆杂，难守其本真之味。从这一角度来看，天下没有一物如此轻佻。贞者，正也。”
茶不仅解荤腥，能祛除烟酒之毒，更被誉为“百病之药”；明代李时珍等历代医家对茶都有较高的评价。尤其是茶于头昏脑涨，精疲神倦，百节不舒，饮之皆消；令人神清气爽，身心舒泰等等……。所以，“茶痴”张大复认为饮茶“去其膻熏臊结、止膈烦心之宿疾，如振黄叶”，效果犹如秋风扫落叶那样明显。由此可见，大淫只是茶的表面现象，大贞才是它的内在本质。茶既是如此大淫大贞之物，品茶行家就应该明其淫而就其贞，不仅能品味其色、香、味、形，更要看重它的非凡功效和神韵。这篇新奇优美的《茶说》，是张大复在一个美好迷人的月夜写就的；“是夕船过鲁桥，月色如水，风情野态，茶烟树影，笛韵歌魂种种，逼人死矣。”想来，张大复能在黑暗与贫病中，潇洒地活到77岁，其中的秘密是：茶水与昆曲不无大功矣！
“茶痴”论水
对于煎茶的用水，在古代则是被重视到无以复加的神圣程度，各界人物纷纷出来做茶事表演；以彰显煎茶用水的重要或意义。水为茶之母，中国茶人历来讲究泡茶用水。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欧阳修《大明水记》、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等，都对茶与水的关系作有精辟的论述。
明代人田艺衡的《煮泉小品》是一部茶之水的专著，它分为十个部分：从“源泉”、“异泉”一直说到“江水”、“井水”等，不少议论怪异到出人意表的程度。而“茶痴”张大复则是来得更猛，他甚至有点“喧宾夺主”地将水提高到胜于茶的地步。他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说，“茶性必发于水，八分之茶，遇十分之水，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试以十分之茶，茶只八分耳。贫人不易致茶，尤难得水。”这是“茶痴”张大复泡茶试水时的体会与感悟。他的意思是，泡茶的重要性在于水。茶发于水，水乃茶之母。所以，好茶还需好水沏……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试茶》文中关于水的经典论述是说得最透彻的；看来好作惊人之语的文人习气，用在茶事酒风上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和认可……因为水不仅承载了茶之色、香、味，而且实现茶的养分和药理功能，所谓“精茗蕴香，借水而发”就是这个道理。与他同时代的茶人许次纾，也曾在《茶疏》一文中写到：“精茗蕴香，借水而发，无水不可与论茶也。”然而，张大复的高论比许次纾等所有名人行家更加淋漓尽致；在张大复看来，品茶同时也是品水，好水不仅可以掩饰茶之不足，更可以使茶锦上添花；而水品不足，不仅是茶性难显，还会减低茶的品质……能透彻、经典地评说茶水关系的张大复，可谓是识得茶之真滋味。
“茶痴”论松萝
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记》的30多篇记述茶、水的文章，除了有《试茶》、《茶说》外，还有《天台云雾茶》、《天池茶》、《紫笋茶》等篇记；说各地特色茶的有《茶菊》、《乞梅茶帖》，不失为高士饮茶图的有《此坐》、《煎茶》，述说各地名茶和品饮心得有《饮松萝茶》等……然令人遗憾的是，张大复的《饮松萝茶》一文未见原著；只知道他在《闻雁斋笔谈》中说：“松萝茶有性而韵……初泼时，嗅之勃勃有香气耳……”张大复品饮并赞美松萝茶，是因为松萝茶的名气还是因为松萝茶的品质，抑或是与松萝茶的缘分，不得而知；然他对于松萝茶的那份倾心和热爱，却是跃然纸上；“饮松萝茶，松萝茶有性而韻，正不堪与天池作奴，况介山之良者哉。但初泼时，嗅之勃勃有香气耳。然茶之佳处，故不在香。故曰虎丘做豆气，天池作花气，介山似金石气，又似无气。”而在《梅花草堂笔谈》（卷十三?茶条）中，张大复更是情深意长的评论松萝茶；他说：“松萝之香馥馥，庙后之味闲闲，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然其妙在造。”想来，张大复的“然其妙在造”几个字，却是一语道破了明代松萝茶的制作技艺……
中国的制茶技术，由唐宋时期占主导性的“蒸青”制茶法，至明代已为“炒青”制茶法取代，并逐渐成为占主导性的制茶技术且一直延续至今。这个创新的制茶技术，就是以松萝茶为代表的炒青技法，因为炒青技法的独特和领先……所以，松萝茶获得了“炒青始祖”之誉。作为明代茶苑的一枝奇葩，松萝茶的崛起和盛行，体现了制茶工艺的精湛与茗饮文化的内涵丰富。同时，伴随着松萝茶技法向湖南、福建、浙江、江西等茶区的传播,各大茶区实现了中国茶业史上由蒸青向炒青转变的技术革命；“松萝”之名亦传遍天下并成为清末以前徽州茶的通称。而在技术革新作为发轫契机的同时,引领消费时尚的文人雅士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想来，张大复不仅是一位雅士中，亦是一位喜茶爱茶并懂茶的资深茶人；称其“茶痴”亦是理所当然……晚明时期，色、香、味俱佳的松萝茶大行其道后，文士们对品饮之境又有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讲究“至精至美”之境；在那些文人墨客看来，品饮松萝茶至精至美的极至最后之境，就是“道”，亦是松萝茶之“道”。
明人张源首先在自己的著作《茶录》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茶道”之说：他说以松萝茶为代表的明代炒青制茶技术是“造时精，藏时燥，泡时洁。精、燥、洁茶道尽矣。”张源认为茶中有“内蕴之神”即“元神"，发抒于外者叫做“元体"，两者互依互存，互为表里，不可分割”。所以，张源的观点很明确：元神是茶的精气，元体是精粹外现的色、香、味。只要在事茶的过程中，做到淳朴自然，质朴求真，玄微适度，中正冲和，便能求得茶之真谛。因此，张源的茶道是追求茶汤之美、茶味之真，力求进入目视茶色、口尝茶味、鼻闻茶香、耳听茶涛、手摩茶器的完美之境。而有着“炒青始祖”之誉的松萝茶，因其茶的色、香、味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则是真正体现了茶之“道”。然张大复则是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更进一层，他说：“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爱山水而不会其情，读书而不得其意，学佛而不破其宗。”张大复想告诉人们的是，品茶不必斤斤于其水其味之表象，而要求得其真谛，即通过饮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愉快，达到一种清心悦神、超凡脱俗的心境；也以此达到超然物外、情致高洁的化境，更是达到一种天、地人心融通一体的境界。茶痴张大复对于饮茶之“道”的认识，可以说是明代时期的茶人对中国茶道精神的发展与超越。
张大复的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一种富有生活情趣及理想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他的小品文《泗上戏书》里，有着绝妙的描述：“一卷书，一尘尾，一壶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单绮，一奚奴，一骏马，一溪云，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一曲房，一竹榻，一枕梦，一爱妾，一片石，一轮月，逍遥三十年，然后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处名山，随缘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随我一场也……”真的是不枉了“茶痴”的美称啊！
【摘自2018年第4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毅（安徽黄山），作者系茶文化学者、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西方有许多涉及东方茶道的诗歌，陈椽教授所著《茶叶通史》一书辑录较全面，例如：
1633年英国诗人瓦利作茶诗向查理二世饮茶王后卡特琳祝寿，其中有“月桂与秋色，美难与茶比……物阜称东土，携来感勇士，助我清明思，湛然去烦累”的诗句，瓦利认为饮茶不仅能益思、消乏，还给人以美的享受，就是月桂与秋色(诗人们常常讴歌的对象)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博学的牧师勃莱迪1700年出版的著作里有《茶阜诗》，称茶是“惟神奇万能之药，消青年急躁之狂热，激暮年冻凝之血气”。另一首《讽喻诗》里称茶“是乃健康之液，灵魂之饮”。勃莱迪认为茶之功不仅仅药用，还可以让人宁静、催人奋发，他热情讴歌饮茶是“灵魂之饮”，诗人已悟到茶道真谛：茶不仅可润人肠胃，还可荡涤人的灵魂。茶道追求的是精神的升华，而不仅仅是口腹之欲。 1785年，考伯写《课业》一诗，称饮茶是“快乐之杯”，他写道：“茶瓮气蒸成柱，腾沸高鸣唧唧，‘快乐之杯’不醉人，留待人人，欢然迎此和平夕”。考伯饮茶感到愉悦、惬意，并推己及人，希望人人享此乐趣。
英国大诗人雪莱(1792-1822)称茶为“中国之泪水”，写下《为中国之泪水--绿茶女神所感动》一诗，诗云：“药师医士任狺狺，痛饮狂酣我自吞，饮死举尸归净土，殉茶第一是吾身。”在茶之故乡——华夏神州上下五千年，大概也寻不到象大诗人雪莱这样狂热的饮者，竟不惜以身殉茶，喝个一死方休!
诗人歌尔利治似乎没雪莱狂热，他在饮茶中持“中庸之道”，诗中写道：“中庸之道我常持，适倾绿茶第七杯。”看来哥尔利治对中国古代文化并不陌生，他也懂得“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徐徐清风生”(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他对中国茶道是颇有研究的。
诗人孔尼饮茶追求一种悠雅、闲适的生活情趣，写于1899年的小诗《一杯茶》中说：“我何处幽独，转暮复转凉，且热我小鼎，尝此一杯茶。”诗人以茶为友，在品茗中驱除寂寞。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幽然独处则月下独酌，且歌且舞，以酒浇愁，歌罢舞罢，心绪更为不佳。同是独处，诗人孔尼比李白心态宁静，这得益于茶，这足以说明茶道与酒道大相径庭。
国外墨人骚客、社会名流还赞美中国茶是“神人之甘露”、“一种快乐之叶”、“上帝之赐与”等等，由此不难看出：中国茶和中国茶道已征服西方世界。
(摘自2014年第6期《吃茶去》杂志;作者：丁文，原文体题为：西方茶诗看中国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