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云南是世界茶树的重要原产地。这一点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公认。而且，经过茶文化的赋能，云南茶产业的产值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大关。
可是，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云南出产的茶叶（包括现在鼎鼎大名的普洱茶）还是云南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事实，都是鲜为人知的。
被誉为“茶圣”的唐代陆羽，在其著作《茶经》中把唐代中国产茶区做了一个大致划分，分为八大产区。但是由于陆羽的时代局限和历史局限，他没有到过云南，没有对云南的茶山做过考察，也没有在他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当中关注到有云南茶叶茶树的记载，所以在他的《茶经》当中就很自然地忽略、缺失了云南茶叶的记录。
普洱茶古六大茶山之攸乐山的古茶树任维东摄
就茶文化传播方式而言，笔者认为，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国外，一直都是以贸易性的传播方式和非贸易性的这两种传播方式为主。
所谓“贸易性传播”，指的是进行茶叶的买卖经营。这种传播的媒介是茶叶，传播的路径是各种形式的商业活动。那么，何谓非贸易性的茶文化传播方式？在我看来，不以买卖、经营茶叶赚钱为目的，主要是通过诗词、散文、绘画、歌曲、理论专著及影视等方式展示茶文化的，都是属于非贸易性的茶文化传播方式。
两种传播方式只是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热度、兴盛、范围有差异而已。云南茶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养在深山人未识”，不能广为流传，个中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是“交通”。
如果仔细梳理古今中外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交通对文化传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要么阻碍、限制传播，要么促进推动传播。
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曾经赋诗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惜的是，这位喜欢旅游的诗仙没有像明代著名“驴友”徐霞客那样游历云南，如果他走进山地面积占云南国土面积90%以上的三迤大地，他一定会惊叹“滇道更难，更是难于上青天”！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时，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西部等地被中原内地人统称为“西南夷”。
根据《战国策》、《史记?秦本纪》等记载，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听从了大臣司马错的建议，派兵吞并了地处西南的巴、蜀两个小国，在此设立了巴、蜀、汉中三郡，开始经略西南。到秦始皇时，雄心勃勃的嬴政皇帝，派人在山崖峭壁间，开凿了由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东北部昭通的“五尺道”，力图把统治范围扩大到云南。在今天的昭通市盐津县，有个著名的豆沙关，那是远古时期由蜀入滇、也是由中原进入云南的第一险关，那里至今还残留着“五尺道”的遗迹。
上世纪90年代的昭通盐津豆沙关任维东摄
后来被一些专家学者命名的“南方丝绸之路”，我以为应该包括蜀身毒道、五尺道、博南古道以及茶马古道等。上个世纪90年代，云南大学的木霁弘老师等人在考察了滇、川、藏交界一带的历史文化之后，率先在世界上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个学术概念。茶马古道的出现，是因为历史上这里的交通运输十分落后，山高路险，惟有靠马帮这样一种独特的运输方式。
邹建先生在《近代云南的马帮运输业》一文中，这样谈到了云南马帮运输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滇西北干线：以下关为起点，经剑川、鹤庆至丽江，主要驮运‘边销茶’、棉纱、布匹、百货等，每年有驮马12000--15000运输商品。此外有三条支线以中转站丽江为起点：其一是以丽江为起点，经永胜、宁蒗至四川木里、康定（原西康省会），主要驮运‘边销茶’、布匹、火腿、棉纱、百货等商品，每年约有6000--8000驮。其二是以丽江为起点，经中甸、德钦至西藏拉萨，主要驮运‘蛮装茶’、布匹、棉纱、铁器、百货等商品，每年约有5000--7000驮。其三是以丽江为起点经剑川至兰坪、怒江各县，主要驮运粮食、棉纱、百货等商品，每年约有1000--2000驮。”
行走在大理与保山公路上的现代马帮任维东摄
马帮作为民间兴起的一种商业货运方式，是在运输茶叶等商贸物资的时候而长期形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经商赚钱，所以这样的传播方式，自然属于贸易性的传播方式。
有一个历史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正是由于云南与中原内地相距太过遥远，且有重重高山险峰与激流滚滚的江河所构成的天堑阻挡，才使得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辖一直是“鞭长莫及”和“心有余而力不足”。
古滇国、南诏国、大理国这些地方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更是说明了交通的封闭成了他们自我保护的一道天然屏障，所以和内地基本上处于隔绝的状态。
也正是因为这非常闭塞艰难的交通，极大地限制并阻碍了云南与中原内地的文化与经贸往来和交流。因此，几千年来中原内地对云南了解较少，误解与谣传却很多很多。
目前见诸于史籍资料中，被学界公认最早最确切记载普洱茶乃至云南茶叶的史料是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其中有这样的描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此文中的“银生”，指的是与唐王朝共存的南诏国下辖的银生节度，其治所就在今天普洱市的景东县城。不过，樊绰在书中对云南茶叶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过多讲述。
那云南的茶文化传播呢？大多是通过这些专家所谓的古代交通路线如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传播到省内各地、传播到西藏与四川、传播到缅甸、尼泊尔，甚至传播到了印度。这些传播，主要都是通过茶叶贸易方式进行的，而且它传播的主要路径就是云南马帮，通过马帮在艰难坎坷的茶马古道上常年往返运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这种由数匹、上百匹马与赶马人等组成的马帮是在云南崇山峻岭间进行长距离运输的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丽江兴文村茶马古道渡口任维东摄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以“滇红”为代表的红茶不断被出口到国外，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个时候，说到云南的茶叶，大家认识更多的是滇红，还不是普洱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些年普洱茶异军突起并在全国迅速推广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今天，云南普洱茶已经成为中国茶叶最具价值的第一茶叶品牌。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茶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依旧延续了贸易性传播和非贸易性传播这两种格局并存的情况。
对地处遥远大西南边陲的云南而言，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让千百年因交通不便制约社会发展进步的云南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今天的云南拥有了网络化的高速公路、动车高铁、空运水运，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的立体交通。
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云南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对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南茶文化研究，从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茶博会、展览馆、茶文化节到专门研究普洱茶、茶马古道等的文章、专著、诗歌、影视剧等不断涌现，进一步助推了茶文化向大众的传播推广。
品茶任维东摄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特别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发挥优势、加快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云南省委省政府大力倡导发展高原现代特色农业产业，还出台了专门发展茶产业的行动方案，把茶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扶持。所以，云南的茶产业在近些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产值已经突破了千亿元大关，并借此成功打造了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茶品牌。因此，无论是贸易性传播还是非贸易性传播都极大地超越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随着近些年云南茶产业的快速发展，休闲文化的兴起以及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高科技传播手段的迅速普及，更是为云南茶文化向海内外广泛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为云南茶文化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的宣传推广作用。
基诺族乡亚诺寨的祭茶任维东摄
在当下茶文化热潮中，普洱茶无疑是最盛行最时尚的元素，云南各地的茶书出版、茶博会举办、茶艺培训、品茶沙龙、茶山旅游等，风起云涌，层出不穷，已经赢得了海内外茶界的尊重与认可，形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茶文化现象，引发了国内外茶界的关注。
林海茫茫攸乐茶山任维东摄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全民小康社会的建成，在未来的乡村振兴和茶产业的发展中，云南茶文化必定会得到更进一步、更广范围的传播与发展。
来源：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任维东，信息贵在分享，如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删除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云南是世界茶树的重要原产地。这一点已经在国际上得到了公认。
可是，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云南出产的茶叶（包括现在鼎鼎大名的普洱茶）还是云南作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事实，都是鲜为人知的。
被誉为“茶圣”唐朝人陆羽，在其《茶经》中把唐代中国产茶区做了一个大致划分，分为八大产区。但是由于陆羽的时代局限和历史局限，他没有到过云南，没有对云南的茶山做过考察，也没有在他所能接触到的历史文献当中关注到有云南茶叶茶树的记载，所以在他的《茶经》当中就很自然地忽略、缺失了云南茶叶的记录。另外，我分析，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云南一带的地界上当时存在着一个势力不俗、敢与吐蕃联手同大唐对抗的南诏国。陆羽写《茶经》的时间为唐朝的上元初年（公元760年），皇帝是唐肃宗李亨，这是在李亨的爸爸唐玄宗发动“天宝战争”后不久，唐朝与割据的南诏国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作为唐朝子民的陆羽很可能认为南诏国不应算在唐朝地盘里，所以他丝毫没有在《茶经》中谈及云南茶叶。
攸乐山古茶树 任维东摄
就茶文化传播方式而言，我认为，从古至今，从中国到国外，一直都是以贸易性的传播方式和非贸易性的这两种传播方式为主。
所谓“贸易性传播”，我指的是进行茶叶的买卖经营。这种传播的媒介是茶叶，传播的路径是各种形式的商业活动。那么，何谓非贸易性的茶文化传播方式？在我看来，不以买卖、经营茶叶赚钱为目的，主要是通过诗词、散文、绘画、歌曲、理论专著及影视等方式展示茶文化的，都是属于非贸易性的茶文化传播方式。
两种传播方式只是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热度、兴盛、范围有差异而已。云南茶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养在深山人未识”，不能广为流传，个中原因有很多，但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是“交通”！
如果仔细梳理古今中外的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交通对文化传播起着非常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要么阻碍、限制传播，要么促进推动传播。
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曾经赋诗感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可惜的是，这位喜欢旅游的诗仙没有像明代著名“驴友”徐霞客那样游历云南，如果他走进山地面积占云南国土面积90%以上的三迤大地，他一定会惊叹“滇道更难，更是难于上青天”！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时，今天的云南、贵州、四川西部等地被中原内地人统称为“西南夷”。
根据《战国策》、《史记?秦本纪》等记载，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听从了大臣司马错的建议，派兵吞并了地处西南的巴、蜀两个小国，在此设立了巴、蜀、汉中三郡，开始经略西南。到秦始皇时，雄心勃勃的嬴政皇帝，派人在山崖峭壁间，开凿了由今四川宜宾通往云南东北部昭通的“五尺道”，力图把统治范围扩大到云南。在今天的昭通市盐津县，有个著名的豆沙关，那是远古时期由蜀入滇、也是由中原进入云南的第一险关，那里至今还残留着“五尺道”的遗迹。
上世纪90年代昭通盐津豆沙关 任维东摄
到汉武帝时期，发生了为后世传颂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他在西域意外地发现了产自于中国的蜀布和筇杖。听了张骞出使西域归来的汇报后，雄才大略、急于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对身毒国（今印度）产生了极大兴趣，于是再度派出使者往西南方向寻找交往通道，不料在古滇国的滇池一带遇到了当地部族“昆明人”的阻挠。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一怒之下，便从巴蜀地区征发大批士卒，首先征服了滇池东北方面劳浸、靡莫等部落，接着挥师压向古滇国，兵锋所向，滇王尝羌迫于灭亡危险才不得不投降。
后来被一些专家学者命名的“南方丝绸之路”，我以为应该包括蜀身毒道、五尺道、博南古道以及茶马古道等。上个世纪90年代，云南大学的木霁弘老师和他的几位朋友在考察了滇、川、藏交界一带的历史文化之后，率先在世界上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个学术概念。他们说的这个茶马古道，是因为历史上这里的交通运输十分落后，山高路险，惟有靠马帮这样一种独特的运输方式。
邹建先生在《近代云南的马帮运输业》一文中，这样谈到了云南马帮运输对当地经济的影响：“滇西北干线：以下关为起点，经剑川、鹤庆至丽江，主要驮运‘边销茶’、棉纱、布匹、百货等，每年有驮马12000--15000运输商品。此外有三条支线以中转站丽江为起点：其一是以丽江为起点，经永胜、宁蒗至四川木里、康定（原西康省会），主要驮运‘边销茶’、布匹、火腿、棉纱、百货等商品，每年约有6000--8000驮。其二是以丽江为起点，经中甸、德钦至西藏拉萨，主要驮运‘蛮装茶’、布匹、棉纱、铁器、百货等商品，每年约有5000--7000驮。其三是以丽江为起点经剑川至兰坪、怒江各县，主要驮运粮食、棉纱、百货等商品，每年约有1000--2000驮。”
从大理去往保山的现代马帮任 维东摄
马帮作为民间兴起的一种商业货运方式，是在运输茶叶等商贸物资的时候而长期形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经商赚钱，所以这样的传播方式，自然属于贸易性的传播方式。
有一个历史现象很能说明问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正是由于云南与中原内地相距太过遥远，且有重重高山险峰与激流滚滚的江河所构成的天堑阻挡，才使得历代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辖一直是“鞭长莫及”和“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云南本地的山大王在云岭大地割据一方，最多为了拉拢，由朝廷出面，给点空头封号进行十分松散的“羁縻之治”。秦朝开凿“五尺道”原本想打通中原到云南的通道，可惜很难很难。古滇国、南诏国、大理国这些地方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并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更是说明了交通的封闭成了他们自我保护的一道天然屏障，所以和内地基本上处于隔绝的状态。清代道光年间文人阮福在其《普洱茶记》中说：“福考普洱府古为西南夷极边地，历代未经内附。”而清光绪年间由官办的云南课史馆编撰的《全滇纪要》，在讲述普洱府（这里是云南普洱茶主产区）时有句话也很形象：“秦汉以后不通中国”。这种封闭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元朝才有了较大的改变。
公元1253年，元世祖忽必烈亲率蒙古铁骑，采用“元跨革囊”度过大渡河、金沙江以及从大理苍山背后偷袭的方式，灭掉了割据云南数百年的大理国，同时一改北宋不敢染指云南的做法，派赛典赤·赡思丁就任云南“平章政事”，首次把云南划为一个行省，彻底将云南纳入了中央王朝的行政版图。虽然，元朝以武统实现了云南与中央王朝的政令统一，强化了对云南的管控，但云南交通依然还是充满了艰难险阻，十分不便。
也正是因为这非常闭塞艰难的交通，极大地限制并阻碍了云南与中原内地的文化与经贸往来和交流。因此，几千年来中原内地对云南了解很少很少，误解与谣传却很多很多。
目前见诸于史籍资料中，被学界公认最早最确切记载普洱茶乃至云南茶叶的史料是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其中有这样的描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姜、椒、桂和烹而饮之”。此文中的“银生”，指的是与唐王朝共存的南诏国下辖的银生节度，其治所就在今天普洱市的景东县城。不过，樊绰在书中对云南茶叶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过多讲述。
那云南的茶文化传播呢？大多是通过这些专家所谓的古代交通路线如蜀身毒道、南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传播到省内各地、传播到西藏与四川、传播到缅甸、尼泊尔，甚至传播到了印度。这些传播，主要都是通过茶叶贸易方式进行的，而且它传播的主要路径就是云南马帮，通过马帮在艰难坎坷的茶马古道上常年往返运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这种由数匹、上百匹马与赶马人等组成的马帮是在云南崇山峻岭间进行长距离运输的最行之有效的方式。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在其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明了人类社会在交通运输发展进程中利用驯化动物的共性。他说：“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在19世纪铁路发展起来之前成为我们主要的陆路运输手段，从而进一步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剧变。在动物驯化之前，由陆路运输货物和人的唯一手段就是用人来背。大型哺乳动物改变了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迅速地不但把人而且也把大量沉重的货物从陆路运到很远的地方去。供人骑乘的驯化动物有马、驴、牦牛、驯鹿、阿拉伯单峰驼和中亚双峰驼。这5种动物和羊驼一样，都被用来背负行囊包裹。牛和马被套上大车，而驯鹿和狗则在北极地区拉雪橇。在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马成了长距离运输的主要手段。”
我曾经多次到西双版纳、大理、保山、临沧、普洱等地，考察当年的茶马古道遗迹。今年5月中旬，为了做迎接建党百年报道，我来到丽江市玉龙县的兴文行政村宏文村民小组采访，这里正好处在金沙江畔，江对面就是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地界。令我大感意外的是，这里竟然也有茶马古道遗迹。原来这里曾经是由滇西北进入西藏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为三岔路口和金沙江古渡口，由此向北可渡江到桥头、香格里拉、德钦、拉萨；向西可到石鼓、塔城、德钦、拉萨；向南可到剑川、下关、普洱。如今为了吸引游客来开展乡村旅游，村里也做起了“茶文化”文章，专门兴建了一个茶马古道纪念馆。村支书和炳军告诉我，当年村里有几支马帮常年跑运输。那天，我还见到了村中一个马帮马锅头的儿子，他叫和旭光，今年58岁。他告诉我，他父亲2017年去世了，早年带领的马帮最多时有上百匹马，现在家中还留存有一些跑马帮时用过的银元、银碗、马鞍、马鞭等。
丽江兴文村的茶马古道渡口 任维东摄
茶马古道纪念碑任 维东摄
新中国成立以前，也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云南西双版纳做过茶叶生意并担任了车里县长的李拂一先生，后来写过一本《十二版纳志》一书，书中对当时从版纳经由马帮开展的茶叶贸易有这样的记载：“十二版纳出口商品，以茶叶为大宗，分外销及内销两途。由佛海外销至印度，再转销入西藏及不丹、尼泊尔方面之藏庄紧茶及砖茶，年共三万驮，销至缅甸、暹罗、马来西亚及中国香港方面之圆茶年共六千驮，合计三万六千驮，共值卢比一百八十万盾。内销至思茅方面之散茶，年约一千驮，值滇银二万元。由倚邦、易武外销至越南及中国香港方面之圆茶，年约五千驮，值越币二十五万元。”据李拂一先生说，当年马帮运输的每驮茶（两篮装）大约重60公斤。
我认为，在清代以前，总体上，云南茶在中原内地还鲜为人知，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也谈不上有多少云南茶文化向中原内地的传播。不过，这种状况自普洱茶被选为贡茶起发生了改变。
根据民国时期的学者，曾担任过滇越铁路局局长巴杜的法文翻译、《中华民报》与《中华新报》主编、新中国成立后任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罗养儒先生的研究，云南普洱茶被选做皇室贡茶，最早是从清朝康熙皇帝开始的，每年进贡一次，嘉庆年间改为每年向朝廷进贡十担普洱茶。
在清朝雍正皇帝时期，包括西双版纳这些著名茶区在内的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被牢牢纳入了大清帝国版图，云贵总督鄂尔泰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西双版纳攸乐（基诺）山设立了攸乐同知一职，把攸乐山、易武等地的普洱茶奉为皇家贡茶，从这个时候起，云南普洱茶开始大批量进入中原内地人的视野，与中原内地的茶叶贸易明显增多，云南茶文化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清代乾隆年间，到云南做官并遭流放的安徽进士檀萃，游历云南多地后写了《滇海虞衡志》等书，他这样记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
林海茫茫攸乐山 任维东摄
继檀萃之后，清朝云贵总督阮元的儿子阮福写下了一篇专门记叙云南茶叶的小文章《普洱茶记》。他写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详。但云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砖，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砖者味最胜。”阮福为此还特意查阅了相关记录案册，发现清政府有关部门每年要支出1000两银子用于采购普洱贡茶。
清朝皇帝为何喜欢普洱茶？是因普洱茶比其他茶要“酽”，尤其是冬天饮用，既可暖身，又能去油腻。据说，在云南普洱茶中，雍正、乾隆、嘉庆三皇爱喝易武茶，道光帝喜欢娜罕茶。乾隆皇帝还写诗称赞“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对普洱茶喜爱有加。另外，清廷还把普洱茶当做国礼赠给外国使臣。
但相比较已经传播了几个朝代、根基坚实雄厚的浙江、安徽、福建等省的茶文化，云南茶叶虽然开始走进中原内地，但数量规模依然相对有限。
进入民国时期，云南普洱茶已经在北平、四川、重庆等地比较流行。名作家鲁迅就喜欢喝普洱茶。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师生中，也有不少人经常喝茶。闻一多先生酷爱喝茶在西南联大是出了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当时寓居在昆明市宜良县的岩泉寺，一边喝着当地的宝洪茶，一边写就了享誉学界的《国史大纲》。其时还是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汪曾祺半开玩笑地说他的学业是在茶馆里完成的，还专门写了一篇散文《泡茶馆》。在文中，他写道：“昆明的茶馆共分几类，我不知道。大别起来，只能分为两类，一类是大茶馆，一类是小茶馆……正义路原先有一家很大的茶馆，楼上楼下，有几十张桌子。都是荸荠紫漆的八仙桌，很鲜亮。因为在热闹地区，坐客常满，人声嘈杂。所有的柱子上都贴着一张很醒目的字条：‘莫谈国事’。”
品茶 任维东摄
而清末民初满族贵族出身的杂文家唐鲁孙（原名葆森）在其《中国吃》一书中有篇《北平四川茶馆的形形色色》一文，其中谈及了民国时期普洱茶的饮用情况：“重庆和西南各地的茶馆，很少有准备香片、龙井、瓜片一类茶叶的，他们泡茶以沱茶为主。沱茶是把茶叶制成文旦大小一个的，拆下一块泡起来，因为压得确实，要用滚热开水，焖得透透的，才能出味。喝惯了龙井香片的人，初喝很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细细品尝，甘而厚重，别有馨逸。有若干人喝沱茶上瘾，到现在还念念不忘呢！普洱茶是云南特产，爱喝普洱茶的人也不少，不过茶资比沱茶要稍微高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出口挣取经济建设急需的外汇，云南以“滇红”为代表的红茶不断被出口到前苏联、东欧各国，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那个时候，说到云南的茶叶，大家公认的是滇红，还不是普洱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些年普洱茶异军突起并在全国迅速推广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今天，云南普洱茶已经成为中国茶叶最具价值的第一茶叶品牌。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茶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依旧延续了贸易性传播和非贸易性传播这两种格局并存的情况。
对地处遥远大西南边陲的云南而言，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让千百年因交通不便制约社会发展进步的云南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今天的云南拥有了网络化的高速公路、动车高铁、空运水运，已经形成了全方位的立体交通，与解放前甚至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云南现在与内地的交通联系已经非常非常便利了，譬如从遥远的首都北京仅用3个多小时就能飞到昆明了。
大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云南社会各界开始重视对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南茶文化研究，从各种形式的研讨会、茶博会、展览馆、茶文化节到专门研究普洱茶、茶马古道等的文章、专著、诗歌、影视剧等不断涌现，进一步助推了茶文化向大众的传播推广。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特别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发挥优势、加快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云南省委省政府大力倡导发展高原现代特色农业产业，还出台了专门发展茶产业的行动方案，把茶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扶持。所以，云南的茶产业在近些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产值已经突破了千亿元大关，并借此成功打造了以普洱茶为代表的云茶品牌。因此，无论是贸易性传播还是非贸易性传播都极大地超越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随着近些年云南茶产业的快速发展，休闲文化的兴起以及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高科技传播手段的迅速普及，更是为云南茶文化向海内外广泛传播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如今，特别是借助人人喜爱的移动互联网，云南极为紧密地深度融入了全国、全球的信息海洋之中，一有点风吹草动，顷刻间全世界都知道了，比如今年6月以来风靡网络的西双版纳大象北迁事件。
所有这些为云南茶文化向全国乃至国际上传播创造了古代无法想象、无与伦比的便利。再比如，现在每到春茶采摘时节，有些茶老板在老班章寨子、冰岛老寨搞茶王、茶后古树鲜叶采摘拍卖，通过移动互联网，完全做到向国内外受众的同步即时传播。这为云南茶文化的广泛传播起到了极大的宣传推广作用。
基诺族在亚诺寨古茶树园祭茶 任维东摄
2021年5月18日，在西双版纳攸乐山基诺族人祭茶现场，我在山上的亚诺寨用手机上网发出了配有6幅现场祭茶图片的祭茶微博，很快有16万多人通过阅读这个微博、对远隔千山万水基诺山的茶文化迅速有了直观的了解。
在当下茶文化热潮中，普洱茶无疑是最盛行最时尚的元素，云南各地的茶书出版、茶博会举办、茶艺培训、品茶沙龙、茶山旅游等，风起云涌，层出不穷，已经赢得了海内外茶界的尊重与认可，形成了具有云南特色的茶文化现象，引发了国内外茶界的关注。当然，今后无疑还要加大对云南茶文化研究与传播的力度，为乡村振兴与茶产业的发展助力。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全民小康社会的建成，在未来的乡村振兴和茶产业的发展中，云南茶文化必定会得到更进一步、更广范围的传播与发展。
来源：图影看世界 作者：任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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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梳理了茶文化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尤其是生长于云南银生诸山的普洱茶，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使得茶马古道必须翻山越岭长途远征以获取它。同时，西域回鹘民族的“恃茶”习惯使得丝绸之路逐渐向茶马古道转型，伴随着更多民族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向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延伸，最终成为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将拓宽山地研究与“一带一路”战略关系的视野，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及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认为山地文明的交流传播与道路的开通关系甚大。藏民“恃茶”的习惯催生了茶马古道的兴起，古道网络的形成和繁荣又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关键词] 山地；茶马古道；茶文化传播
一、前言
自古以来，存在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文明的交流传播总是与道路的开辟延伸紧密相连。山地文明更是如此，因为山地道路的开辟极其艰难，“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若无道路在山地间的连接，那真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在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巍峨雄奇、蜿蜒起伏的群山之间，在横断山脉层峦叠嶂的高山峡谷及滇、藏、川“大三角”地带的山地之中，盘旋绵延着一条神秘的古道。古道的石板上至今仍嵌着二寸许深的马蹄印，欲说风尘；道旁的石壁上刻着许多佛教箴言和崖画，几经沧桑。据说，有些连接古道的铁索桥，便是由马帮们的买路钱架成的。深山的洞穴中、陡崖下，时时可见森森的白骨。——这，就是世界上地势最高、行程最险峻的文明传播古道：茶马古道(木霁弘，陈保亚，李旭，等，1992)。茶，这一生长于山地的树叶，作为中国文化独特的承载者，在这条古道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陆羽)，生长于中国南部许多山地：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福建……“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宋徽宗赵佶)，更因“茶性俭，忌膻鼎腥瓯、膏薪庖炭”(陆羽)，被赋予“中澹间洁，韵高致静”(赵佶)的品格，备受中国文人学士的雅爱。据陆羽《茶经》记载：“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茶的功用是茶叶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基础，这种功用源于人的需要。而茶叶一旦成为必需品，那茶就会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渐而渗透熏染，成为文化中的一部分。在中国文献古籍中常有关于茶之功用的记载，《神农食经》：“荼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广雅》：“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华佗《食论》：“苦荼久食益意思。”《枕中方》：“疗积年瘘，苦荼、蜈蚣并炙，令香熟，等分，捣筛，煮干草汤洗，以敷之〔唐陆羽，2011〕。”
有如此奇妙之功用，难怪“茶”一旦传入藏蒙高原，立即融进其血脉，成为每日不可或缺之饮。
二、茶叶入藏与茶马古道的兴起
茶叶何时流传入藏，其端始早已堙没在历史的烟尘中。文献有所记载之时，饮茶之习在藏区已悄然成风。“起码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上半叶，吐蕃人已经像离不开盐、帛、刀、玉一样离不开茶叶”，以致“汉地茶商”在吐蕃已形成阶层。根据藏族著名文献《弟吴脚法源流》和《贤者喜宴》的记载，“汉地茶商”的政治身份是主奴，地位等同于“小王”，可以享受奴隶、再奴、贱奴当差的待遇 (王明达，2012：33～34)。
《西藏政教史鉴》载：“茶叶亦自文成公主输入藏土”，而文成公主入藏是公元641年。可见，有史料记录的吐蕃饮茶习俗是从唐代开始的。茶大规模进藏也大约在唐代，藏语中“茶”这个词的读音形式和汉语唐代语音一致，是一个重要的旁证。不过，茶从民间进入藏区应该有悠久的历史，那些年代久远的马帮古道应该很早就伴随着茶的运输(陈保亚，2005，2010)。
1.恃茶与取茶
“茶”一旦传入藏区，立即融进其生活与文化，日久积习，不可或缺。“最为使人感到茶之力量的是这样一句藏族古谚语：‘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用汉语来说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木霁弘，2003)！”
大约始自于晚唐，茶逐渐成为每个藏族人每天饮食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根据史料记载，唐开元十九年(731)，在河西及青海日月山一带已经开始出现茶马互市，茶叶大量运往藏区，藏民全民饮茶，现代藏族人几乎都饮酥油茶。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藏人游牧，多食牛羊腥膻，“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荡涤之”(王圻《续文献通考》)，“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张廷玉《明史·食货志》卷八0)，“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之，以其腥内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王廷相《严茶议》)。因此，藏族有这样的谚语：“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痛”，“饭可一天不吃，茶却不能一顿不喝”。
如上所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藏民族如此恃茶，他们需要茶就像需要水、空气、盐、粮食一样，藏区却不出产茶叶。这就引发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到产茶的地方取茶！
产茶的地方分布在中国的南方诸多省份,然“可以认定云南和四川南部都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唐·陆羽,2011]”。《茶经·茶事》中涉及茶的源头或茶的盛产地时,大都是在横断山东麓一带。陆羽还引孙楚《歌》曰:“姜桂茶荈出巴蜀。”顾炎武《日知录》也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可见,先秦时巴蜀之地的饮茶风俗传至中原,历经汉魏六朝,种茶饮茶盛行于东南各地,到唐宋代蔚然成风,并一直延续至今。
或许是因为云南地处偏远，其时与内地的交流通道又大多要经过四川，早期文献记载中鲜有提及云南是茶的原生地。但是，“行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并不需要去争夺人类茶树发源地初始权和最早栽培茶树的初始权，他们知道茶马古道伸向的主要茶山一定是最古老的茶山，一定有茶源。在两条最为古老的原生茶马古道中，滇藏茶马古道伸向云南普洱一带，川藏茶马古道伸向四川雅安一带，都没有伸向印度或世界其他地方的茶山(陈保亚、彭玉娟，2012)。”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路，是道路，把“恃茶”与“取茶”之间相隔着的万水千山连接起来了；同时，也把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与汉文化集团——连接起来了。茶在古道上的传播，这一独特的文化事件，竟然催生了一个人类行走文化的奇迹，形成了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茶马古道。
2.茶马古道的兴起及繁荣
“茶马古道”是以人赶马驮(少数为牛、骡)运茶为主要特征，并伴随马、骡、皮毛、药材、盐、酒等商品交换的文化传播纽带。其分布最初是以滇川藏三角地带为中心，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南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及泰国等(木霁弘，2003；陈保亚，2010)。通过马帮贩运茶叶维持古道的生命与繁荣，是茶马古道独立于世界上其他古道的特征。
当然，有茶马古道之前，古道早已存在。可以说，古道的起源就是人类的起源，因为说到古道就要说到走古道的人，古道的形成一直伴随着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据学者研究，茶马古道的原始形态是直立人古道、早期智人古道、晚期智人古道、民族古道、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其间，盐运古道和马帮古道的出现为茶马古道的兴起预备好了一般的必要条件。
在茶马古道兴起以前，以滇藏川横断山为中心的马帮古道已经非常著名，历史记载的代表性马帮古道有从大理到成都的五尺道和灵关道，从大理到印度的博南道。
五尺道从成都顺岷江南下，再沿着金沙江经过宜宾、昭通、昆明到大理。灵关道从成都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到西昌，再顺安宁、雅砻江到攀枝花，顺金沙江进入云南楚雄，最后从大姚到大理。博南道从大理出发跨越澜沧江、怒江，取道保山、腾冲等地，分几条支线进入缅甸印度。
另一方面，茶马古道以前还有些马帮古道尽管历史记录很少，但也已经相当发达。代表性的有怒江马帮古道、澜沧江马帮古道、金沙江马帮古道、元江红河马帮古道、雅砻江马帮古道、南盘江马帮古道。马帮古道迅速缩短了物质和文化因子的传递时间，缩短了村落的空间距离，扩展了文明传播的容量，带来了村落的繁荣。由于马帮的远征能力，可以说马帮的兴起使古道真正进入了纽带时期。
使得横断山深处的马帮古道如此发达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盐。对大多数村落来说，和水、食物不同，盐必须要到很远的地方去获取，于是从盐井到各个村落的古道网络开始出现，盐运古道是获取食盐的必要条件。由于盐是来自于他乡的常年生活必用品，有人栖居的村落必须要有盐，也必须要有盐运古道连接，这就是依赖性。粮食可以自己采集、生产，牲畜可以自己养，衣服可以自己做，水可以自己找打井取，盐却不是每个村寨都有能力自己采的。
当马帮和盐两个因素汇集在一起时，形成了盐运马帮古道，这是一种生命力非常强的古道，马帮古道和盐运古道的性质同时体现在盐运马帮古道上：一方面是崇山峻岭中需要古道网络来运输盐，另一方面是马帮克服艰难险阻的能力使盐运古道网络得以运行。
然而，藏族对茶的全民依赖这一特殊的必要条件彻底改变了这些古道的性质，使得一般的盐运马帮古道发展成茶马古道。因为藏族地区一般不产茶，耗茶区要穿越横断山向产茶区进行远征，这就使得“局域网”似的盐运古道转型成了“互联网”似的茶马古道。同时，茶比盐更难保存，远征还需要常年进行。马帮的生活开始职业化，形成了马帮的商业规则和专用术语，马帮古道开始固定化、季节化，远征的马帮队伍就成了生活的一种形式。
说到底，茶马古道源于藏族对茶的依赖，藏族出没的地方就是茶马古道延伸的地方。随着藏族恃茶行为向横断山腹地的扩展，绕过横断山腹地的任何古道都不能满足横断山腹地恃茶民族的需求，茶马古道必须深入横断山腹地的崇山峻岭。
横断山脉是世界屋脊上最险峻的极地，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是云南、四川两省西部和西藏东部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与这片土地上许多东西走向的山脉不同，横断山脉是南北走向，其高山峡谷、激流险滩隔断了东西交通，山势回转，江河扭曲，其险峻艰难可想而知。然而，正是对茶的深深依赖，促使着人类最伟大的一个行为：翻越横断山腹地，对世界屋脊进行终极的征服。
自东而西翻越这些纵贯南北的著名山川，要依次征服岷山、岷江、邛崃山、大渡河、大雪山、雅砻江、沙鲁里山、金沙江、芒康山(指北段，也称宁静山，南段为云岭)、澜沧江、他年他翁山(南段为怒山)，怒江和伯舒拉岭(南段为高黎贡山)。至少在明代，茶马古道已经翻越了横断山腹地。《明史·食货志》有载：“(洪武四年)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天权)、黎(汉源)、雅(雅安)、抵朵甘(康藏和安多藏)、乌思藏(卫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山后归德(贵德)诸州，西方诸部落，无不以马售者。”
茶马古道还连接着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及周边国家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也在茶马古道上进行各种物质和文化的交换。饮茶习俗也随着道路的延伸和传播，流传到了南亚、东南亚等地区，大西南的茶叶源源不断地在深山峡谷，雪域高原中艰难跋涉，走进这些不同民族的生活，融入风姿各异的文明。
茶马古道覆盖了早期的各种局域马帮古道，使一些曾经中断的著名古道得以复兴，如连接滇蜀到印度的“蜀身毒道”、经滇南红河至越南交趾的“滇越麋泠道”等，并迅速激活周边的大量局域古道，转型成为远征的茶马古道，交织成跨越世界屋脊的文化传播纽带(陈保亚，2005，2010)。
茶马古道是世界高地上的庞大网络，主干道有滇藏线、川藏线和川青藏线。滇藏线以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今普洱)、临沧的勐腊、勐海、澜沧(亦即澜沧江流域)等为中心来扩张，线路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香格里拉、德钦、左贡、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川藏线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抵达尼泊尔、印度。川青藏线从横断山东麓产茶地往北出发，一条取道现今的罗江白马关，顺嘉陵江北行，翻越大巴山、秦岭，进入陕西，再西去甘肃、青海入藏，进入印度、尼泊尔等地。另一条从绵竹翻越岷山南部的九顶山南部进入茂县，或者从灌县或北川绕过九顶山进入茂县，然后顺岷山西侧的岷江北行，经过松潘、若尔盖，翻越西倾山进入茶马互市要冲临夏(古河州)，再西去青海、西藏。
在这些主干道之间和周围，各种支线盘根错节，伸向高山峡谷的村落和牧场，使得恃茶行为得以维系；同时，恃茶行为又使得茶马古道得以繁荣昌盛。可以说，茶与古道相依相存，又相得益彰。
三、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的延伸
1.丝绸之路向茶马古道的转型
除了藏族全民恃茶，另一个重要的恃茶民族是回鹘。《新唐书·陆羽传》记载：“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唐代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亦载：“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亦足怪焉。”这说明回鹘在西迁以前就已经有了饮茶习俗。
在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由于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其和佛教的冲突，连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曾经一度处于萧条状态，很多商品开始走海路。唐武宗元年(840)，发生了一个历史事件：回纥西迁(《旧唐书·回纥传》)。贞观二十一年(647)，回鹘酋长吐迷度在独逻河(今蒙古国土拉河)自称可汗，正式建立回鹘汗国。因其与唐朝一起消灭薛延陀汗国有功，吐迷度被唐朝封为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回鹘与唐朝一直友善，曾经三次向唐朝和亲。彼时唐朝饮茶之风盛行，受其影响，故每“回鹘入朝，大驱名马，恃茶而归”。后因长期与吐蕃战争，加之统治无道，内讧不断，840年回鹘分三路西迁：一迁吐鲁番盆地；一迁帕米尔高原西部至楚河一带；一迁河西走廊。
伴着回鹘的西迁及其向丝绸之路的移动，丝绸之路开始复兴；同时，回鹘也把饮茶的习俗带到了丝路上。由于回鹘恃茶行为的形成，茶的需求剧增。这在宋明以来记录西部的文献中均能找到茶马互市的佐证。其时，丝绸之路上以茶为主的运输活动非常繁忙，必要的运输品已悄然转变为“茶”，而不再是丝绸了；茶成了丝绸之路赖以延续的更主要的因素。从古道支撑商品的角度看，从唐宋开始，丝绸之路已经转型为茶马古道了。因为通过人赶马驮长途运茶，这是茶马古道的重要特征，不过，有些沙漠地区不是用马而是用骆驼。和丝绸不同，茶不仅是从起点到终点的商品，而且是沿途回鹘等民族必需的商品，这使转型后的丝绸之路不允许再中断。随着道路网路的连接与延伸，全民喝茶的习俗也在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中形成。同时，由于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陈保亚，2005，2010)。
2.茶马古道完整形态的最终形成
随着现代交通的扩展，世界上很多古道都被公路或铁路取代了。昔日的马道要么被公路铁路叠置，要么在漫长的日晒雨淋下消失在草莽中。丝绸之路由于分布在比较平缓的地带，容易被公路铁路覆盖。公路的兴起就是这些古道生命的结束。我们现在走在丝绸之路上并不等于走在原来的古道上，原始的运载工具和方式已经难以再现。古道的消失不仅只是古道本身的消失，伴随着的是古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语言文化的消失。这对人类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尽管茶马古道的主干也正不断被公路替代，然由于茶马古道以运茶为主，而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的村民们总是愿意把家园建在高山云雾或峡谷深处，他们的生活离不开茶叶，需要茶马古道来连接那里的村落，满足村民对茶的依赖。那些村落是公路不易完全覆盖的地方，特别是滇川藏三省边缘地带。因为横断山一带地形复杂，这里的地势结构多为堆积层，地质变化复杂，常有大的泥石流、大滑坡发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把海拔几千米的高原切割成许多山峰峡谷，使得江河纵横，浪涛汹涌，人们主要靠皮筏或溜索横渡。
可以说，没有哪一条古道像茶马古道那样险要。同时，茶马古道很窄，一般只有两尺见宽或更窄。其上乱石叠嶂，路和雪水溪水常常不分，行动起来极其艰难。短期内这些地方筑起现代化的公路、铁路网络还不大可能。因此，茶马古道是大陆上至今仍在活着的一条古道。
茶马古道的可延续性是不同于其他文明古道的又一个区别性特征。可以说，全民饮茶和高山峡谷是茶马古道得以延续至今并将继续延续的两个重要条件。如果没有全民喝茶的习惯，便不需要马帮去远征运茶，如果只有全民喝茶但没有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深处复杂的地理环境，茶就可以通过公路来运输，而不必马帮来远征(木霁弘，2001；陈保亚，2005)。然而，令人痛心和担忧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商业旅游的开发，现代公路开山劈石，架桥穿洞，不断地在侵蚀和吞没着现存的茶马古道，这条绝无仅有的古代文明传播古道正在濒临灭绝的危险。
综上所述，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包括：古道远征线路的形成；古道在空间上的周遍性；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古道和马帮的专门化。远征线路的形成表现为茶马古道往往要跨越很长的距离，才能把耗茶区(比如藏区)和产茶区连接起来。周遍性是指只要有恃茶民族的村落和牧区，茶马古道就必须伸向那里。所以茶马古道本质上是以远征线路为主干并向各个耗茶村落和牧区延伸的古道网络。延续性是指高山峡谷中的民族依赖茶叶，每个村寨的茶不能中断，因此古道也不能在新的运输方式出现以前被中断。现代化交通手段至今不能完全替代茶马古道穿越横断山深处的高山峡谷，体现了茶马古道在时间上的延续性。专门化是指茶马古道线路、行走时间、行走方式、停留点的定型。以上这四个方面，如果和丝绸之路相比，只有远征性这一点颇为相似，其他都不同或有较大区别。由是观之，茶马古道的完整形态应为：茶马古道是指以马驮(包括牛、骡、驴、骆驼等托运)、人背为主要运输方式，以运茶为主要目的，并伴随酒、盐、马、骡、皮毛、药材等物质商品交换及佛教、基督教等精神交流的文化传播纽带。它以滇川藏为核心，向北可深入新疆、青海、甘肃和北方丝绸之路相汇合，向东可延伸到广西、贵州、湖北、湖南等产茶区，向西可抵达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锡金、不丹，向南和东南可延伸到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并波及南亚、西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继续向西则和欧洲、非洲古文明通道连接(陈保亚，2005)。
四、茶马古道文化线路
在茶马古道上，马帮不断地游动，茶叶从一个商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等等将这些茶叶一站转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边。茶叶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形成了一条条无穷无尽的文化传播道路。
同时，随着茶叶的传播，恃茶民族逐渐增多，以致小小的几片茶叶，却在宋明两朝政治经济外交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茶驭番(邓前程，2005)。
自唐代茶叶传入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而宋代立国中原，缺马问题严重，于是，茶马互市便是两全其美之策。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输入宋朝。因此，北宋政府专设茶马司，加强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加强抗击对方军事实力。(明)谢肇淛《五杂俎》评价茶马互市“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当然，宋王朝的关注点并不仅在于“利”，更多在于“羁縻远人”。“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初不借马之为用”(《宋会要·职官》卷四三)。
明朝以降，朝廷强力控制茶马互市，显然也绝不是为利，甚至缺马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明太祖所言：“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则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利博矣。前代非以此专利，盖制戎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强调“……巡禁私茶之出境者，朕岂为利哉，制驭夷狄，不得不然也。”明世宗亦言：“国家令番夷纳马，酬之以茶……非中国(即内地)果无良马，而欲市之番夷也。亦以番夷中国藩篱，故以是羁縻之耳。”(《明实录》太祖卷、世宗卷)历朝大臣也力挺“以茶驭番”之策，正德年间都御使杨一清言：“且金城以西，绵延数千里，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茶御史刘良卿也说：“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幕。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也。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之处也。”(陈子龙《明经世文编》)所以有明一朝，皆认为“茶马，国之要政”，“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为我之害，中国得茶实为我利之大，非马政军需之资，而驾驭西番，不敢扰我边境矣”(《七修类稿·国事类·西番易马考》)。
“茶”，这生长在中国南方平凡普通的草木之叶，竟然在历史上担负着如此重大的责任，成为固国守边的和平之子，堪比万马千军。可谓天佑中华！
此外，茶马古道还兴起了无数的城镇，城镇成为独具特点的贸易文化中心。政治的使臣、做买卖的商人、和尚及民族部落……他们在这条古道上流动着，印度文明、西域文明、西亚文明、东非文明、西藏文明、滇蜀文明、中原文明等等诸多文明，通过茶马古道的连接，在各个领域内引发了大规模的互相交流。因此，茶马古道既是商品贸易大道，又是中外交流通道；既是民族迁徙走廊，又是佛教东渐之路；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形态最为复杂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木霁弘，2001)。
近年来，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一种新的类型——文化线路。根据马德里会议(1994年)判别文化线路的标准——强调文化线路使用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反响和在文明传播上的贡献。据此看来，茶马古道堪称文化线路的典范。
文化线路“是一种陆地道路、水道或者混合类型的通道，其形态特征的定型和形成基于它自身具体的和历史的动态发展和功能演变；它代表了人们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一定时间内国家和地区内部或国家和地区之间人们的交往，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这些滋养长期以来通过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不断地得到体现”。作为一动态的强调文化的整体意义的理念，它更重视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由是观之，茶马古道因其“绵延几千年的时间跨度”“长度和空间上的多样性”“多功能的角色和目的”及“产生了巨大的跨文化影响”，成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8月，中国茶马古道研究中心宣布将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
与其他遗产类别不同，文化线路更为强调线路带来的各文化社区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这种影响通常是非直接的，不仅有物质的方面，更有非物质的方面，其中最常见的例子就是随着一些线路所发生的宗教、思想文化观念的传播，这些传播参与了对各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塑造，因而意义往往十分重大。总之，文化线路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多维度的、有着除其主要方面之外多种发展与附加的功能和价值，如宗教的、商业的、管理的等等。因此，文化线路不仅只是一个申报和保护遗产的类型，更是一动态的强调文化整体意义的理念，要求人类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认识和看待自身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传播，重新看待文化的多样性。希望这一植根于人类古老的智慧及西方后现代近年来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的新理念，能对山地研究及茶马古道的保护和利用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茶马古道之精魂——得天独厚的银生诸山普洱茶
1.普洱茶——上苍的馈赠
《史记·西南夷传》太史公曰：“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唯滇复为宠王。”行笔至此，司马迁不由得感叹：“楚之先岂有天禄哉？”
说到普洱茶，也令人有同样的慨叹：“滇之茶岂有天禄哉？”大凡茶叶皆有一难：不易保存，逾年则败。别的茶种皆贵在新，唯独普洱茶越陈越香，被誉为“可入口的古董”。
普洱茶是茶马古道的精魂，似乎天生为茶马古道而造就。它的制作原料为云南大叶种茶树鲜叶，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独特的大叶种茶树，形成了茶多酚含量丰富、鞣酸含量高、利于化食，且茶味浓郁甘醇、耐煮耐泡的特点。是制作藏族酥油茶和蒙古族、维吾尔族奶茶的上好茶品，最能满足藏、蒙、维等民族的需要。普洱茶的制作工序颇为特殊，鲜叶经过杀青、揉捻、干燥成为生散茶后，还要进一步蒸压成普洱沱茶、普洱砖茶、七子饼茶、小饼茶等紧压茶，大小重量有一定规范，便于马帮装卸和长途跋涉。
因为茶马古道颠沛迢遥，极尽艰辛，马帮有时一年只能走一趟，茶叶的保存就显得至关重要。紧压茶密度大，防潮防晒性能好，便于运输和储藏，是远征的茶马古道对茶叶的基本要求。由于普洱茶在马背上长时间颠簸，沿途时而低谷盆地，时而高原雪峰，海拔由河谷地带的50米到高山险峰的5000多米变化不等，气候更是波诡云谲，一会儿风吹日晒，一会儿雨淋雪飘。在堆存放和运输过程中，普洱生茶在空气中水分及温度的作用下开始缓慢发酵，经过一定时间自然发酵后的普洱生茶转变成为普洱熟茶。这种自然发酵被称为“自然后发酵”。经过后发酵的茶，汤色红浓明亮，香气独特陈香，滋味醇厚回甘，且时间越长，质量越好，这和非后发酵的茶叶形成根本区别，也成为普洱茶独特的工艺标志。从此，远征马帮不再担心崇山峻岭中茶叶变质的问题。紧压与后发酵，这是普洱茶在茶马古道上翻山越岭的奥秘。
普洱茶特殊的制作原料——云南大叶种茶树，生长在现今云南普洱、临沧和西双版纳一带。唐朝咸通四年(863)，樊绰《云南志》(卷七)载：“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蒙舍蛮在巍山。银生城即今普洱景东，为南诏七节度之一银生节度治所。银生节度管辖南诏南部地区，包括今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缅甸景栋、老挝北部、越南莱州等地，银生诸山即在这一片地区。这里独特的海拔、纬度和气候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茶叶生长环境，分布着中国最古老的茶树。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亦载：“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可见，银生诸山所产茶即银生茶。
到了明朝，开始出现“普茶”一词。谢肇淛(1567～1624)《滇畧》卷三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泰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
(明)李元阳(1497～1580)《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六“羁縻”之“贡象道路”)出现“普耳”一词，特别提到普耳产茶：“下路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
(明)方以智(1611～1671)《物理小识》崇祯癸未年(1643)首次提到普洱茶：“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最能化食。”
“普洱茶”最早指普洱县(今宁洱)一带的茶。由于银生诸山气候、海拔、土壤特殊条件，各茶山的普洱茶均为藏人所好，后来银生诸山的茶也汇集到普洱县制作。再其后，银生诸茶山也开始制作普洱茶。清雍正七年(1729)，置普洱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普洱府辖普洱县、思茅厅、他郎厅、威远厅及车里宣慰司，辖境约今云南省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老挝部分地区。一时茶业四起，一派繁荣。其时，檀萃《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量矣。”
(清)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至此，普洱茶已名遍天下，享有贡茶之誉。
据易武“车顺号”茶庄记载，清道光年间，车顺来精选春茶入贡，得道光帝赐“瑞贡天朝”匾，封其为“例贡进士”，并赞其贡茶曰：“汤清纯，味厚酽，回甘久，沁心脾，真乃茗中瑞品也(余少剑，2012：143)。”
后来，普洱茶的命运与国运的兴衰一起同沉共浮。鸦片战争之后，国势衰微，印锡茶叶兴起，占领国际市场，普洱茶一度萧条。日本侵华，战火蔓延至滇缅一带，云南茶叶市场全面萎缩，普洱茶自亦未能幸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洱茶渐渐得以复兴。1951年，建立了云南省茶叶科研机构。1973年以后，普洱茶人工后发酵的工艺已经相当成熟，生产地开始扩展到四川、广东、湖南等地。2003年3月，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公布了普洱茶的定义：“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而成的散茶和紧压茶。”2008年5月13日，普洱茶已被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予以保护。
2.银生诸茶山——滇藏茶马古道延伸的奥秘
普洱茶，这枝绽放在茶马古道上的奇葩，因其“为藏所好”，令“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那么，吐蕃于何时开始饮用普洱茶？
(南宋)李石续《博物志》认为“茶出银生诸山，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当代学者根据松赞干布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吞并过南诏，另一吐蕃王都松芒布杰亦于周武后长安三年(703)亲征南诏，并于次年(704)冬在洱海地区被杀等史料，认为“吐蕃人喝滇茶及滇茶文化在吐蕃的传播，不晚于7世纪” (王明达，2012)。
(清)谭方之《滇茶藏销》：“滇茶为藏所好，以积成习……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滇藏间经济上之重要联系，抑且有政治联系意义。概藏人之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品或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而阿墩子，以致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重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
思茅即今普洱市府所在，所以滇茶主要指普洱一带的茶，源自银生府所管辖的主要茶山。银生诸山分布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年代最久远的古茶树林。
《滇海虞衡志》载：“普茶名重于天下，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
(清雍正)鄂尔泰等《云南通志》卷三：“六茶山：曰攸乐，即今同知治所，其东北二百二十里。曰莽芝，二百六十里，曰革登，三百四十里，曰蛮砖，三百六十五里。曰倚邦，五百二十里。曰漫撒，山势连属，复岭层峦皆多茶树。”
不言而喻，滇藏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伸向了古人称之为银生茶山的地带，是因为上苍把独特的云南大叶茶种赐给了“银生城界诸山”，由此形成了始于银生诸山，北上普洱、景东、巍山、洱海再入吐蕃的滇藏茶马古道。
根据樊绰《蛮书》的记录和我们实地考察的结果，可概括出三条重要的古道过银生诸山后入东南亚。从洱海下关南下，银生城(今景东)成为三条古道的岔路口。
第一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东路，过墨江、江城，主干沿着哀牢山西侧往南行走。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银生城(今景东)在扑赕之南，去龙尾城(今下关)十日程，东南有通镫川(今墨江)，又直南通河普川(今江城)，又正南通羌浪川(今越南莱州)，却是边海无人之境也。”
墨江，唐代归南诏国银生府，位于北回归线上。墨江碧溪古镇青石板路至今犹存。古镇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和枢纽，普洱茶叶、磨黑盐巴为古镇大宗商品。碧溪古镇往西北可去茶马古道滇藏线银生道主路，经镇沅、景东到大理洱海，再往西北入吐蕃地区。碧溪古镇往东北经过元江、新平、峨山到昆明滇池。碧溪古镇往东可去石屏进入茶马古道重要支线步头道，再去越南，也可经石屏继续往东连接滇桂古道。碧溪古镇往南可直接进入普洱和西双版纳诸茶山取茶。
从墨江往南，渡泗南江后入江城。江城是连接滇老古道和滇越古道的重镇，有“一县连三国”之称。城里多有越南人、老挝人来做茶、盐等生意，大多会汉语云南方言。江城往老挝的勐康口岸所在通道曾经是连接中老边境的茶马古道支线，现已经升级为国家一级口岸，列为普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由于普洱茶运输的需要，近代开辟了一条从思茅往东南取道倚象镇到江城的路。一路有不少茶马古道遗迹。
第二条线路可称为银生西路，过临沧、澜沧再往东南亚。 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还提到：(银生城)东至送江川(今临沧)，南至邛鹅川(今澜沧)，又南至林记川，又东南至大银孔(今清迈)，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爪哇)、勃泥(加里曼丹)、昆仑(骠国南)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扑子、长鬃等数十种蛮。
著名的澜沧景迈山古茶园就在这条线上，景迈，傣语即新城。“景”指城，“迈”指新，定语在中心语后。从景迈山再往西有古道可去缅甸，景迈山大叶茶主要沿着几个方向传播：一条走银生古道进入普洱府，作为普洱茶的原料之一；一条顺南览河西侧过洛勐进入缅甸；一条经勐海、打洛进入缅甸。进入缅甸的茶都是绿茶形式，先到缅甸景栋集散地，再销往东南亚各国。
第三条线路可称为银生中路。这条道路经过普洱(今宁洱)、易武，为茶马古道银生道中最为繁荣的线路，是滇藏茶马古道银生道的主干道。唐代《蛮书》卷六《云南城镇》：“又开南城(今镇沅)在龙尾城南十一日程，管柳追和都督城，又威远城、奉逸城(今宁洱)、利润城(今易武)，内有盐井一百来所。茫乃道(西双版纳)并黑齿(傣族)等类十部落皆属焉。陆路去永昌十日程，水路下弥臣国三十日程。南至南海，去昆仑三日程。中间又管模迦罗、干泥、礼强子等族类五部落。”
这条线路分布在银生诸山上的中部。据方国瑜考证，唐代南诏国的银生城在景东，奉逸城即元代的步日部，明代的普洱城，今为宁洱。《普洱音义考》从语音演变的角度作了补证。
磨黑古镇为银生中路重镇。古镇位于宁洱县东北，以把边江与墨江为邻，有“滇南盐都”之称，是滇南茶盐贸易的中心，至今保留着古老的盐井。马帮从磨黑往西南行一日到普洱古城(今宁洱)。普洱古城为整个银生茶马古道第一重镇。普洱有好茶山，更因为汇集银生诸山各路普洱茶而驰名中外。普洱古城有数段古茶马古道遗址保留至今。宁洱镇民主村茶庵圹“茶马古道遗址”保存最好，为山石古道，长约两公里。2007年成立普洱市级市，治所在思茅。
从普洱古城(宁洱)再往南即到思茅区(今普洱市治所)。思茅宋代称“思摩”，处在银生茶马古道的枢纽位置，是茶的聚集地，来自江城、西双版纳、澜沧的几路茶叶多汇集在思茅，然后北上进入普洱(宁洱)。思茅周围保留了较多的茶马古道遗迹。
从普洱古镇再在往南即到易武，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易武在唐代为南诏银生节度管辖下的利润城。易武茶山盛产大叶茶，近代因制作“七子饼茶”而驰名中外。清初，石屏人在易武扩展茶园，兴建茶庄茶号，茶叶贸易异常繁华。乾隆初年，易武石屏人又开始生产七子饼茶。七子饼茶是一种紧压圆茶，即将晒青毛茶经蒸压定型做成规格一致的饼状，七饼一筒，取多子多福之意，故名。易武石屏会馆关帝庙附近有立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的“茶案碑”，又称“断案碑”。记述了茶税争端的案子。石碑是易武茶业兴隆的重要见证。
易武有多条茶马古道去思茅、普洱(宁洱)，其中两条最为著名。较古老的一条先西行，经基诺山，然后北上勐养、普文去思茅、普洱。清道光年间茶商又出资修建了直接北上的茶马古道，经倚邦(今属象明乡)去思茅、普洱。从易武往南经勐腊磨憨镇，有茶马古道去老挝、越南。1992年，磨憨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一类口岸。易武周边至今保留了多处青石板茶马古道遗迹。
易武往西即到西双版纳，为黑齿(傣族)聚集中心。在唐代为南诏国茫乃道，有水路通南海。贺开古茶山是西双版纳面积最大的古老茶山之一，茶山位于勐海县东南部勐混乡，怒江山脉南延余脉部，北连著名的南糯山茶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银生诸茶山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魂与源。滇藏茶马古道因为伸向银生诸茶山而有了巨大的生命力，银生诸茶山的马帮也从此络绎不绝，一派繁荣。银生诸山由此形成了三条银生古道，使滇藏茶马古道得以继续往东南亚延伸。银生茶也因为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而发展成驰名中外的普洱茶。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也激活了云南周边的古道，特别重要的有云南去广西的滇桂古道、云南去老挝的滇老古道、云南去越南的步头道、云南去四川的五尺道、云南去贵州的滇黔道和云南去缅甸印度的博南道。这些被激活的古道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的联系，对西南和东南亚交通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茶马古道滇藏道的繁荣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普洱茶工艺日益成熟。普洱茶越陈越香，名声不胫而走，清代更是远销海内外，被朝廷列为贡茶，普洱茶往朝廷的茶马古道贡茶之路开始形成。贡茶之路从普洱往东北走，过墨江、元江、玉溪到滇池，从昆明分两路，一路继续北上过昭通盐津五尺道去京城，一路往东过曲靖、经贵州去京城。朝廷对贡茶之路的专门管理经营又推动了滇藏茶马古道的繁荣。
六、结语
茶与古道相互依存，相得益彰。茶马古道因茶而得以兴起和延续，茶又因古道而得以发展和传播，这不能不说是茶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
茶马古道是一种古老而又具有延续性的文化传播方式，这一传播方式复杂而又立体：浅表的层次是商品贸易活动；较深的层次是建筑及生活习惯的互渗；更为深隐的层次是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相互影响。茶马古道这一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古老传播方式，曾给它所经过的村落和城市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融与互渗。
此外，茶文化的传播还有向日本的东渐和向欧洲的西行。无一例外的是，茶在其所到之处都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茶，这位中国文化特殊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就这样穿越了几千年的时间长河，翻越了最高的世界屋脊，漂洋过海，历尽艰辛，把茶文化播撒到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成为世界第一饮料。正如《茶史正源》(Victor H.Mair,Erling Hoh，2009)一书所言：“历千百年来，茶叶——或激发艺术的灵感，或增进禅佛的体悟，或扮演催生世界贸易的有功之臣，或触发改变人类进程的伟大事件。……自古以来，没有任何饮料像茶一样，如此深入地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悄然改变着各方的习俗；其关涉的人员之广，影响的方式之多，前所未及。”
茶，这位沟通和连接人类心灵的和平使者，颠覆了那个古老而陈腐的格言：“东方是东方，西方还是西方；二者彼此隔绝，永不谋面(余少剑，2012)。”
生长于山地的几片茶叶，在连接着山地的古道上流动传播，千百年以降，竟然成为打通民族隔膜，连接东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域的重要文化传播纽带，这不能不说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在今天一带一路新的战略背景下，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挖掘其深蕴的文化意义，激活历史的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甚至与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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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玉娟(1965～)，女，云南威信人，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邱健(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昌邦(1986～)，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勐海润昌茶厂。
原载于《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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