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行英语

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重要的人和事，福鼎的茶产业也一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他们的故事。

”

《福鼎文史·白琳专辑》载：清中叶，翁江萧家“三泰”茶行的当家萧熊把茶叶销往上海，是当时最大的茶商之一。《福鼎县乡土志》记载其妾事迹：“萧熊妾钱氏，江苏常州人。有侠气，谙武略，熊以千金纳为簉室。咸丰间，避金钱乱，戎服上马，驰三十里。熊病，革剮股和药以疗。及殁，椎胸大痛，当盖棺时，以首触棺，血濡濡滴，气几绝。家人救之苏。是夜服阿芙蓉以殉。”1860年“白琳工夫”红茶遭受印度、锡兰等国的红茶与国内安徽祁门红茶的冲击，茶价大跌。“三泰茶行”一夜之间把囤积5年的红茶一把火烧毁，以致于家族中落。

吴开雍，字肃五，水郊(翠郊)人，是吴家大厝(洋里古民居)主人。他和弟弟吴开泮都经营茶叶。民国《福鼎县志》载其义举：慷慨著名，亲戚朋友中家境贫寒、落魄的人，经常靠他资助。在乡里建义坟，减米价，抚恤孤儿，资助棺椁以及修建桥梁道路，很多的善举没有一样不尽心尽力的，乡里人都十分称颂。

邵维羡(1855-1931年)，白琳棠园莘洋人。据《筱溪陈情书》记述梅伯珍从事茶叶生意的引路人就是邵维羡，他也是袁子卿的岳父，以制作、经营茶叶起家，鼎盛时期，拥有田租千二石，茶叶生意做到福州等地。今莘洋老坪店保留有邵维羡发迹后建的四合院，占地面积350多平方米，设门楼，门坊悬山式，题“仰绍东陵”四字。

张永德，贯岭邦福(原名石崩窟)人，四个儿子分别取元、亨、利、丁四房，1863年取长子“元房”为茶业商号—张元记。张永德的舅舅林滋秀是福鼎著名文人，1832年，年轻的张永德随其舅北上一游，不仅开了眼界，而且认识结交了一批文坛诗友，为日后的茶烟生意奠定了广泛的人脉基础。《张氏宗谱·忍卿公传赞》记载：“购闽浙于烟茶，通商各处;肯大厦有三座，千顷承租。”

蔡维侧(1850-1903年)，号侍卿，清光绪年间武生，先从武，大约在1880年前后从事茶叶生意，在白琳康山村王渡头开设祥丰茶庄。其生产的莲心茶远销新加坡、东南亚等地。(据《济阳蔡氏宗谱》)

梅伯珍(1875-1947年)号筱溪，点头柏柳人，创办恒春祥茶行，榕城人尊称他为“梅伯”。善于研制新产品，首创茉莉花茶，有“梅占魁”之号，经过多年茶叶经营历练后，挺进福州，成为福州福鼎商会总会计。他精通英语，经营的茶叶销往东南亚、新加坡。民国29年(1940年)受庄晚芳委托，65岁的梅伯珍在白琳筹办示范茶厂。

陈炽昌(1889-1969年)点头街道人，创办“联成”茶行时，担任福州福鼎会馆的“管帮带”(相当于主管)。为人忠厚，讲信誉。在福州时和福鼎黄淑宗关系密切，经常提供场所让其开展地下组织活动。一次从福州回福鼎的路途中，在船上遭遇海盗掠夺，经济受到影响。

吴观楷(1895-?)，字世和，福鼎人称其为白琳亥。磻溪镇黄冈蛤蟆座人，翠郊古民居的吴家与其同宗，其为大房，蛤蟆座也有一座和白琳镇翠郊古民居相媲美的大房子，不幸于清末失火烧毁。1910年，吴世和来到白琳，从童工做起，在布店、药店、当店、钱庄看店、记账、进货等。上世纪20年代创办双春隆茶行，从事茶叶生意。到1941年，双春隆注册资本金6000元，是全县注册资金最高的茶行。据考，吴世和还拥有另一家茶行——“第一春”，注册资本金5000元，主体人与代表是吴安兰。

袁子卿(1898-1965年)，字宗宋。祖籍柘荣乍洋溪口。上世纪20年代，他从玉琳古街大马路购得茶行“伡洋馆”，将其更名为“合茂智”茶馆。在“白琳工夫”制作过程，把原材料白琳菜茶小叶群系，改为福鼎大白茶，“白琳工夫”品质更上一层楼，超过安徽祁门红茶，是秀丽皇后--白琳工夫的发明者。定名为“橘红”。

梅秀逢(1903-1951年)，点头柏柳人，在广州、福州经营茶叶，创办“协和隆”茶行。与何应钦交厚，其母亲60大寿，适值何主政福建省，何以政务名义向其赠牌匾，匾曰：“纯嘏尔常”，今尚存。

“广泰”茶行(点头也有广泰)是广州茶商与白琳茶商相结合的产物，在福鼎名气很大。其一，福鼎白琳茶叶初制厂1950年落户其旧址;其二，实力雄厚，当年白琳和店下一些茶行的茶叶由其收购包销;其三，广州茶商专门派代表胡阿炮驻扎在白琳，采办收购茶叶;其四，与广州茶商合作的福鼎白琳茶商詹振班、詹振步在白琳知名度很高。

“恒丰泰”是福鼎白琳瓜园蔡姓家族后代蔡齐卿创建的。其祖蔡文聘(1798-1855年)，字廷徵，号莘畊，以行医起家，兼营茶庄，建有位于白琳镇玉琳街的大厝，即下蔡厝。上蔡厝为文聘第三子蔡鲁溱所建。据《瓜园蔡氏族谱·蔡济五传》载，蔡鲁溱(1824-1895年)，字仰旗，号济五。蔡济五善承父志，后建成上蔡厝(2012年失火)。蔡氏上茶馆即恒丰泰。玉琳街大马路还有一处茶庄属下蔡厝。1930年，寿宁土匪何金标窜入白琳抢劫，茶馆被火毁。茶馆遗址一度作为校场之所，后转手卖给吴世和。吴氏重新建成双春隆茶庄和平安药堂。

磻溪也出了一些茶商，限于交通不便，许多茶人在白琳起家后，落户白琳玉琳街。磻溪樟柏洋的林爵卿经营茶叶兼营百货，后创办“林仁记”茶行。磻溪黄冈周忠杰创办“一团春”茶行，其旧址在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白琳医院。

桐山为县治所在地，也有一些茶行，除“张元记”外，还有“新春”“源裕”“信天祥”“森茂隆”“福泰和”“王茂泰”“林协康”“新同春”“恒兴隆”“宏泰兴”茶行，这些茶行在1941年的注册资本金只有2000元，在同时代中属中等水平。

点头的茶商、茶行有12家，知名的有陈炽昌的广顺里(广泰)“联成”茶行，陈鹄生的“陈源兴”茶行，陈光寿的“福生兴”茶行，陈明正的“建兴”，石怀卿的“宏泰祥”等茶行，规模比较大。点头的柏柳村人口少，而且地理位置偏僻，却拥有福鼎大白茶原产地的特殊地位，出现了“恒春祥”梅伯珍、“协和隆”的梅相逢、“林春盛”的林如成这些重量级的茶商。

店下和巽城有不少茶行，其中“喻秋记”“周祥记”“新斋春”“生春”“新源昌”规模较大。巽城有“新同发”“新茂和”“乾裕丰”“成春”等。据《福鼎文史》二十七辑《店下茶馆话兴废》载：“茶馆制成的白毫针、白牡丹、红茶等装裱成箱(袋)，每箱重量均在40-45斤。各馆春茶出售均在几百箱或千箱以上，由内港帆船运抵沙埕茶栈托运，再由玉江、海超商轮运往福州、厦门、广州等地转销香港、柬埔寨和南洋诸岛，或北上江西南昌、苏杭、上海等地销售。”

清末民初，制茶流程是茶农采摘鲜叶后在自家初制成白茶、红茶、绿茶等毛茶的半成品茶，再由大茶行收购，精加工为成品茶装箱再进行销售。大的茶行除了一部分收购毛茶，自身也加工毛茶;从茶青收购开始，经初加工、精加工生产成品茶叶。一般每个茶行都拥有几个茶师，茶师要评定茶农生产半成品茶的等级并进行论价。这种营销模式造就了很多制茶和评茶师傅，促进了茶农加工半成品茶的水平，使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制茶经验，整体制茶水平不断提高。1950年，国营福鼎茶厂开办时有1000多名丰富制茶经验的茶师参加报名。

来源：福鼎市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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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频频亮相的安溪茶产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发展要点？回首安溪茶叶出海之路，农业农村局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蔡建明，福州大学讲师、在读博士、文学硕士曾筱霞，福建省国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吴静旋共同完成了《乌龙出海：安溪茶的厦门远航之旅》一文，就此话题展开探讨。

  

  

  

  

  

  

  

  

2022年，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频频亮相的安溪茶产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发展要点?回首安溪茶叶出海之路，农业农村局教授级高级农艺师、全国茶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蔡建明，福州大学讲师、在读博士、文学硕士曾筱霞，福建省国鼎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吴静旋共同完成了《乌龙出海：安溪茶的厦门远航之旅》一文，就此话题展开探讨。

回顾厦门港的腾飞，自然离不开茶、安溪、厦门三者之间的不解之缘。本文试图从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以阐述安溪茶通过厦门港走向世界的历程;发掘在厦门港发展历程中，茶叶，特别是安溪茶，如何助力厦门港在国际贸易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另一侧面，诠释安溪茶的世界性意义与厦门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眼中的

“茶叶第一输出港”

“大航海时代”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是指15—17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列强通过海洋，建构商贸网络、经略殖民地资本扩展时期。欧洲商人开启大航海时代之际，适逢厦门港崛起之时。

明清之际，宋元时期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的淤积与东西方贸易最为繁盛的“走私港”——漳州月港的逐渐衰败，当时西方殖民者入侵东南亚，以菲律宾、印尼等地为据点，大力拓展与东方的贸易，他们急需在中国东南沿海寻找进行商贸往来的港口，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地处九龙江入海口且作为当时最强盛中国海商集团——郑氏集团(领导者为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根据地的厦门港成功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中西方冲突与接触最重要的前沿港口之一。

厦门地处福建省东南部，背靠漳州、泉州平原，濒临台湾海峡，面向太平洋，整个海岸线蜿蜒曲折，全长234公里。厦门港港阔水深浪平，少雾少淤，终年不冻，避风条件好，是个条件优越的天然良港，明清以来就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素有“八闽门户”之称。依托福建的茶产业优势，福建则为中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地和外销基地。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厦门已然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港口。

△来源：厦门档案

明末清初，建立海上霸主的郑芝龙和他的儿子郑成功将厦门港作为郑氏集团与东南亚国家海外贸易中心港口之一。郑氏集团采取“通洋裕国，以商养兵”的政策，大力发展厦门的对外贸易，厦门港的海外贸易更是空前地发展起来。郑氏集团作为17世纪东亚海域强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是往来于东亚海域的各国商人最重要的贸易对象。而茶叶贸易则是其重要的财政支柱。曾担任郑成功储贤馆谋士的厦门诗人阮旻锡在《安溪茶歌》中写道：“西洋番舶岁来买，王钱不论凭官牙”，说明当时安溪茶叶外销之繁荣，每年都有外国茶商到厦门采购茶叶，而茶价则由郑成功设立的牙行全权决定，不容讨价还价。

郑氏集团作为欧洲殖民者眼中，中国海洋力量最强大的代表(郑成功父亲郑芝龙被同时代欧洲人誉为“十七世纪东亚海上之王”)，作为郑氏集团基地的厦门则成为大航海时代欧洲商人(特别是英荷商人)眼中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这一印象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曾于1905—1908年间担任厦门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塞舌尔·包罗在他所著的《厦门》一书中详细地叙述了厦门与茶的关系：“厦门乃是昔日第一输出茶的港口......毫无疑问地，是自荷兰人从厦门得到茶以后，首先将茶介绍到欧洲去”。从包罗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英国人看来，厦门是“昔日第一输出茶的港口”。英国茶学家威廉·乌克斯在1935年出版的《茶叶全书》中也提到了同样的观点：荷兰人在1610年首次通过与厦门人的贸易将茶叶带至欧洲。自此，茶逐渐风靡欧美，成为继丝绸、瓷器之后的世界性的中国产品。

中国作为茶的国度，世界各国最早饮用的茶叶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购买的。从现有资料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早在17世纪初期，外国人早已经知道茶与厦门的关联。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人威廉斯编写的《中国商务指南》中记载：“17世纪初，厦门商人在明朝廷禁令森严之下，仍然把茶叶运往西洋各地和印度。1610年，荷兰商人在爪哇万丹首次购到由厦门商人运去的茶叶”。这些来自西方的海上殖民者，他们在东南亚(印尼、菲律宾等地)邂逅了经营茶叶的厦门商人，并通过贸易将茶叶带回荷兰、英国等地。随着茶叶在欧洲的畅销，这些西方殖民者与冒险家们，来到了中国东南重要的的厦门港。他们或以合法贸易或以非法走私的形式，从厦门购入了大量茶叶，并从厦门人口中学到了关于茶的发音。欧洲各国因厦门而起的茶叶热潮，可以从他们对茶叶的发音中一窥究竟。

国际上，茶叶的发音主要有两大体系：北方官话中的“Tha”和闽南方言语系中的“Te”。第一类，茶叶从我国陆路向北、向西传播出去的国家和地区，其发音近似于“Tha”音，如日本“Cha”、蒙古“Chai”、西藏“ja”、伊朗“Cha”、土耳其“Chay”、希腊“Te-ai”、阿拉伯“Chay”、俄罗斯“Chai”、波兰“Chai”、葡萄牙“Cha”等;也有通过广州港出口外销(广州话中的茶也发“Cha”的音)。第二类，茶叶从我国海路传播出去的西欧等各国，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捷克语、匈牙利语、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等皆用Te;芬兰语Tee，荷兰语、德国语、犹太语皆用Thee，英语Tea。“Tea这个字是从厦门方言Te字而来的”——这位将厦门誉为“昔日中国第一输出茶的港口”海关税务司官员包罗记载了英语中Tea与厦门方言Te之间的渊源。在他之前，19世纪在厦门传教的美国牧师毕腓力在《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一书中这样写道，“Tea这个单词起源于厦门，是从厦门方言‘茶’的读音得来的。……厦门献给英文的两个词，就足以使这个地方流芳百世，其中一个词就是Tea……”

闽南方言茶的发音在欧美国家的传播离不开西方两大海洋霸主对茶叶贸易的苦心经营。最早将茶引入欧洲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主要与闽商进行茶叶贸易，最早接受te的读音。接替荷兰成为欧洲霸主的英国，同样将厦门视为最重要的茶叶出口港，因此英语语系中对茶的发音同样受到厦门话的影响。印欧语系，“乌龙茶”的英语译名“Oolong tea”，工夫茶被译为“Kungfu tea”等，也都和厦门方言有很深的渊源。

由此可见，在很多西方人的眼中，海上茶叶之路，是以厦门为起点。自17世纪以来，世界两大海洋强国——荷兰与英国都把厦门港视为最重要的贸易港口。

△厦门港 (福建日报记者 施辰静 摄)

荷兰人高度重视与厦门的贸易：公元1622年，荷兰人范米德来厦门考察商业，返回荷兰汇报。第二年，荷兰政府委派彼得范和伦爵士以“贡使”身份，先到厦门，然后从厦门到福州，再从福州到北京，向明朝政府要求在厦门建立贸易机构，没有得到批准。接着又有两个名叫文德柯和礼查的荷兰人结伴前来，多方活动，为荷兰在厦门贸易的目的而努力，仍然得不到结果。直到明永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656年，郑成功以厦门为抗清复台政治中心，积极开展海上对台贸易，荷兰人保证按规定纳税，才得到允许在厦门设立商馆。荷兰人占领台湾期间，不止一次的觊觎海峡对岸的厦门港，无奈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于实力强大的郑氏集团手下。

紧随其后的英国人借鉴荷兰殖民者的前车之鉴，主要以在厦门建立办事处为重点，旨在通过经营厦门，进一步拓展茶叶贸易：164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设立办事处，1676年设立商馆，二者皆为公司购买茶叶，而后运往印度马德拉斯集中，再转运到英国。1684年(康熙23年)开放海禁，厦门设立海关。1689年(康熙2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厦门商馆购买箱装茶叶98t，直接运回英国，首创茶叶由中国直接运往英国的先河。1701年(康熙40年)英国抵达厦门运茶的商船多达14艘。4年后，英国商人又在厦门港开创业务，而厦门港也成为时年以来英国人在中国发展的主要根据地。

通过厦门港走向世界的安溪茶

安溪县，古称清溪县，地处东经117°36'——118°17'，北纬24°50'——25°26'之间，与厦门接壤，翻过“云顶山”便可来到厦门地界。安溪与厦门地缘相近，山水相连。自古以来，安溪人就有翻山越岭，手提肩挑，到厦门谋生、打工、经商、走亲访友，并以厦门港为起点，飘洋过海货通天下。

作为中国乌龙茶(名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产茶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明朝中后期，安溪的茶叶种植和制作进入鼎盛时期。明朝成化年间，安溪茶农发明创制了“半发酵”的乌龙茶制作技艺，更是安溪茶产业历史性突破，以泉州为中心的闽南地区成为乌龙茶的最主要集散地。清康熙初年，茶叶外销量迅速增加，史料记载：“以此(茶)与番夷互市，由是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英商胡夏米在鸦片战争前曾对福建贸易货物进行调查，并采购了两种安溪茶。

作为安溪特产的茶叶，随着安溪与厦门的商缘源源不断地输入厦门，再经由厦门输送到全世界。

解放前，茶叶由安溪送至厦门的路径主要有三种。一是茶叶集中于大坪后由人工苦力或驮畜经山路搬运至同安凭借西溪水道到达厦门岛;二是把茶叶集中于华安新墟而后转运至厦门岛;三是通过陆续建成的公路运至厦门。1930年春，同安县城西门至安溪北石全线通车，这是安溪历史上第一条公路。之后，另有五条主要路线相继建成，有效解决了茶叶运输困难问题。此后，安溪各区茶叶集中于官桥大潞或龙门，然后由汽车运至厦门岛。安溪茶到达厦门之后，再经由厦门港装运出港，运往台湾、日本、南洋、欧美等地。由此形成了一条以安溪为原点，以厦门为始发港，路线遍及港澳台、日韩、南洋、欧美等地的海上茶路。

据厦门口岸有关史料载，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万丹建立东洋贸易据点，该据点最重要的贸易便是与闽南商人的茶叶贸易。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英国政府特许设立东印度公司，直接到印度、中国等国家进行贸易，茶同样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首要贸易商品。随着茶在欧洲的风靡，厦门成为重要的商贸港口，鸦片战争的五口通商，福建一省独占两口(福州、厦门)，很大原因是为了福建茶，闽江下游的福州港主要出口闽北地区的茶叶，厦门港则出口闽南一带的乌龙茶。清咸丰八年至同治三年(1858—1864年)，英国每年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1800t—3000t,由于当时闽北、闽东的茶叶大多从福州口岸出口，故一般认为，厦门输出的茶叶主要产自安溪。仅清光绪三年(1877年)一年，英国从厦门口岸输入的乌龙茶就高达4500t，其中安溪乌龙茶约占40%—60%。

美国人以反抗英国人不公平的茶叶税收政策拉开了建国大业的序幕——1773年12月16日发生的 “波士顿倾茶事件”，从而燃起了美国独立运动的火炬。独立后，美国商人更是迫不及待地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加入到国际茶叶贸易中，美国商人的商船即直接到中国采购茶叶。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8月28日，美国一艘360t的木制帆船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抵达广州。翌年5月11日，这艘商船从中国广州运载茶叶等回到纽约，获纯利3万多美元。从此，美国成为国际茶叶贸易重要的有生力量，往来于中国的船舶络绎不绝。

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以来，厦门的国际贸易蒸蒸日上，茶叶输出更是一日千里。1869年至1881年是厦门乌龙茶出口的顶峰阶段，主要销往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香港、爪哇、暹罗、马尼拉、西贡等地，其中最大的主顾是美国。厦门出口到美国的乌龙茶主要产自安溪等地。1873年，厦门乌龙茶总出口2158t，其中运往美国的达1669t。1874年出口增至2891t，输至美国的有1885t。因此，19世纪被称为乌龙茶风靡欧美时期。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19世纪末，风靡欧美市场300多年的乌龙茶出现颓势，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厦门口岸输美的乌龙茶只有14.40t。安溪茶最大的国际市场——美国市场已被后起的台湾茶、日本茶所夺。但安溪茶却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是借助广大闽商商业网络以厦门为起点，大力开拓南洋市场，成为畅销东南亚主力“侨销茶”。闽南商人走到哪就把家乡的乌龙茶(特别是安溪的乌龙茶)带到当地。东南亚地区气候炎热，乌龙茶有生津、止渴、清凉、提神等作用，非常适应当地的需求，为当地人民送去了健康与财富。1877年至1878年，厦门每年有1000t以上茶叶运往新加坡、暹罗(泰国)、马尼拉和西贡等海峡殖民地。

除了茶叶贸易之外，安溪人还将茶叶种植和制作技术传播到移居地，为当地的茶产业发展贡献力量。以与福建隔海相望的台湾为例，台湾的茶树品种，茶叶种植、采制技术都不少源于福建安溪。自明代开始，安溪人携亲带友，陆续迁往台湾，他们在台湾住地垦荒务农，种粮种茶。成为台湾茶产业先驱。清嘉庆三年(1798年)，安溪西坪人王义程在台湾对乌龙茶制作技术加以改进，创制出台湾包种茶并四处传授制作技术;清光绪八年(1882年)，安溪茶商王安定和张占魁在台湾设立“建成号”茶厂，用于研究茶叶栽培和制作技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安溪西坪人王水锦、魏静相继入台，在台北七星区南港大坑(今台北市南港区)致力于包种茶制作技术的完善和提升。后来他们俩被台湾当局聘请为讲师，教导茶农种植、制作包种茶，从而使得包种茶的产销量稳步上升。1919年，安溪籍的台湾乡亲张乃妙以台湾“巡回茶师”的身份回到安溪，购买铁观音茶苗数千株，广植于木栅樟湖地区，从此，木栅铁观音风靡整个台湾岛。安溪移民还开拓了台湾的茶叶贸易。安溪移民早期在台湾开设的茶行，包括西坪人王德的“宝记茶行”，王金明的“王瑞茶行”，王庆年、王庆泰的“尧阳茶行”，柯世钦的“正达茶业公司”等。而安溪历史上第一个铁观音茶王——西坪茶商王西，也是在台湾产生的。1916年，王西在家乡制作、由台湾“天鑫茶行”经销的“万寿桃”牌铁观音，在台湾督署举办的茶叶评选活动中获得金奖。

安厦茶缘的世界性意义

茶是全球化标志性商品，将中国与西方通过经贸、战争等手段密切的联系在一起。茶叶在征服全球的过程中，悄然无息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厦门港，这座因茶而在全球商贸领域里占据一席之地的海港型城市，她的崛起、发展、腾飞的各阶段，都可以看到安溪茶的卓越身影。

作为厦门港最重要的贸易产品，安溪茶这种绿色黄金为厦门港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厦门港是厦门发挥国际门户枢纽作用、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和承担“一带一路”、对台、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自贸试验区等国家战略任务的重要依托。安溪盛产乌龙茶，黑色的茶叶像一只奔腾的乌龙从厦门腾飞，龙翔万里。安溪茶从厦门走向世界，世界通过安溪茶认识厦门。

对于安溪茶而言，厦门港则是乌龙出海的始发地，虽然安溪茶也有通过福州、广州、上海等地出海，但厦门港因地理优势，始终是安溪茶最重要的外贸出口港。从17世纪开始，安溪茶产业的发展伴随着厦门港口的兴衰风云变幻。中国茶叶品种数以千计，茶产地也不可胜数，安溪茶为何能在海内外盛名远播，甚至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成为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安溪茶本身的积淀之外，更离不开与厦门的紧密互动。如果没有厦门港这一海丝的重要端口，安溪茶就没有走向世界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历史上，安溪乌龙茶对外贸易从未间断。特别是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乌龙茶的主销区。茶商在安溪、厦门以及南洋诸属形成联庄经营网络，促成了“安溪产茶—厦门出口—南洋、欧美消费”的流通路径，茶叶成为安溪乡民重要的产业经济支撑。

茶对于安溪和厦门而言，不仅是带来财富的拳头产品，更是世界级名片;对于同样通过厦门港舟行四海的海外游子，乌龙茶更是故乡的味道，亲缘的纽带，是身体上烙印的中华基因的图腾。……通过厦门港驶向全世界的安溪茶，不仅仅为当地送去健康与财富的绿色黄金，她更是中华文化的具象物质载体。通过茶将内陆的安溪与海滨的厦门紧密联系在一起，早在中国古代就是山海联动的成功案例。在二十一世纪，作为健康与和平使者的茶叶将为中国收获更多来自世界人民的友谊与财富。作为中国茶叶走向世界的急先锋，安溪茶将携手厦门港，在新世纪“一带一路”征程中继续谱写新的业绩和辉煌。

来源：海峡两岸茶业交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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