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年，统购统销政策退出历史舞台，普洱茶开始了走入市场经济的浪潮。改革开放的到来，使普洱茶蕴藏的活力开始凸显。2000 年以后，随着“越陈越香”逐渐成为行业公认的核心价值，普洱茶的热度开始飙升，直至 2007 年达到顶峰。这一时期的普洱茶行业在市场化初期的不成熟中演进，在资本、营销事件等的助推下，最终蔓延成了一场过热的炒作，直至 2007 年，泡沫破裂，市场进入调整期。本文聚焦 1993 年— 2007 年普洱茶市场化幼年期的混沌与活力并存的时期，试图梳理这一时期那段激荡的历史。
被打破的沉寂 正凸显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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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 1 月 18 日到 2 月 21 日，88 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南方谈话，将处于僵局中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推进了一大步。在这样的背景下，1993 年 2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1993 年 11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至此，作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形态，统购统销最终结束。
这一改革，对普洱茶产业来说意义非凡。历史上我国盐茶的贸易历来受到管制。宋代至清末实行茶引制度，茶商缴纳茶税后，才能获得茶叶专卖凭证。民国年间，传统茶庄商号的出现为普洱茶带来了短暂的黄金时代，普洱茶迎来号级茶时期。1949 年后，随着计划经济的实行，国营茶厂只执行生产任务，生产计划完全由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下发，并以统一的“中茶牌”商标向外出品。1993 年，统购统销制度结束，打破了百年以来茶叶贸易
在制度上的禁锢。改革开放，不仅是制度上的改革，更是思想上的解放。
在普洱茶的产区云南，生产端的国营大厂开始了变革之路。在计划经济时代，普洱茶主要作为侨销和边销产品流通。它的主要销区集中在港澳地区，部分出口马来西亚、日本等国家。
1950-1973 年间，普洱茶国内市场大概每年流通 9000 吨左右，其中西北 5000 吨，西藏 4000 吨。通过香港渠道出口的量每年大概有 5000~6000 吨。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终结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主管茶叶贸易的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原有的经营模式和格局被打破。在计划经济时期，茶叶要出口，都要通过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香港、国外的客商只能每年在广交会上与茶叶进出口公司签下订单，而后云南省茶叶公司把生产任务下到各个国营茶厂，茶厂根据计划按照云南省茶叶公司确定的配方将原料调出来进行拼配、压制。当时出口的主要产品有：七子饼茶 7572、7542、7532、8582、8592、8653、8663，沱茶 7663、7653、7643，散茶 5、6、7、8、9、10 级，以及级外茶。当时生产普洱茶的茶厂共 7 家：昆明茶厂、勐海茶厂、下关茶厂、普洱茶厂、澜沧茶厂、景谷茶厂、景东茶厂。
1996 年以后，这种体制被打破。首先是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改革，实行了部门承包制，各部门可以自行找各种中小茶厂下订单、做销售。其次，随着对香港茶叶进口商的管理放宽松，以及内销茶叶市场的逐步放开，各个国营茶厂开始接受各地茶商的订单，开启了国营茶厂的“定制茶”时期。也就是说，各个国营茶厂不再是只按计划做好生产、不用操心生计的纯生产车间，他们也打破了“铁饭碗”，进入了市场化的大潮当中。
这是整个茶行业的变革期，市场经济带来的宽松贸易方式，彻底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经营模式，业内每一个人都要面临思维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其中难免会有一些走弯路、反复的过程，因此也导致了整个市场在一段时间内的混沌。好在，混沌终将指向澄明，这个过程中，各个市场主体变革自身，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逐渐找到自己的行进方式。
从这一时期开始，还逐渐掀起了商标注册之风，普洱茶的品牌意识开始萌芽。从 1980 年正式恢复全国商标注册后，各国营茶厂开始注册自己的商标。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于1980 年 11 月 10 日注册了“吉幸”牌商标;1989 年 6 月 10 日，“大益”牌商标由勐海茶厂注册;1990~1992 年，下关茶厂停止使用“ 中茶牌 ”，重新使用“ 宝焰牌”，又注册使用了“松鹤牌”。随着民营茶企的出现，各类普洱茶品牌商标不断出现。这一时期，普洱茶界迎来一股“ 老字号 ”的风潮。“ 宋聘号 ”“ 车顺号 ”“ 同庆号 ”“ 可以兴 ”“ 福元昌”……历史上知名的或不知名的老茶庄，纷纷被人们抢注。与此同时，一些新创的民营茶企也尝试着走私人商号的路子。1998 年，张毅创办“ 顺时兴 ”茶庄，随后生产出如今无可替代的首批易武私人商号茶品“1998 年易武顺时兴号(春尖)”。1999 年，易武昌泰茶行成立，随后推出“99 易昌号”……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国营茶厂纷纷开始改制，许多国营时期的技术骨干、员工，开始走向市场。2004 年，下关茶厂和勐海茶相继完成改制，而中茶公司旗下生产普洱茶的企业只保留了昆明茶厂，并于1996 年宣布停产。1998 年，澜沧县茶厂改制为澜沧县古茶公司;1999 年，邹炳良、卢国龄创办海湾茶业;2002 年，阮殿蓉创办云南六大茶山茶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林兴云创办云南土林茶叶有限公司;2007 年，勐海陈升茶业有限公司创立;2007 年，柏联普洱茶庄园开始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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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茶的文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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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化变革的阵痛中，普洱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悄然露出端倪。
1993 年，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在思茅(今普洱市)举行，“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及“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也同期召开。会议邀请了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专家近 200人参加。
“两会一节”的举办，对普洱茶产业和普洱茶文化的兴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是茶树原产地的确立。1991 年 3月，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富东乡邦崴行政村新寨寨脚地里，发现了一棵树龄千年左右的古茶树。1992 年，澜沧县举行了“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 ”，茶界专家一行人考察澜沧邦崴古茶树，发表《澜沧邦崴大茶树考察论证会 》纪要，确认其为过渡型大茶树。在1993 年的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国专家通过研究茶树染色体对称性得出结论：澜沧邦崴过渡型茶树比印度最古老的阿萨姆茶还要老。进而也就得以确定了茶树原产地是中国，中心地带则位于澜沧江中下游地带。
其次，更多人意识到保护古茶树的重要性。“保护古茶树，弘扬茶文化”等观念在大会上达成共识，同时也开始向茶农传播古茶树保护的重要性。
“ 两会一节 ”后，普洱茶文化开始发酵，台湾茶人更深入地走进普洱茶原产地。1994年，中国第三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会后，以陈怀远、吕礼臻为首的“中华茶艺联合促进会”一行 20 余人，辗转来到易武开始了普洱茶的“朝圣之旅”，寻根普洱茶原产地。考察期间，在当时的易武乡长张毅的帮助下，进行了手工石磨压制工艺的恢复尝试。1996 年，吕礼臻定制的“真淳雅号”，是 1949 年以来易武地区第一批有一定规模的乔木大树普洱茶。
现在回过头看，1995~2005 年这 10 年，被茶界看作是易武茶复兴的 10 年。而易武茶的复兴，与台湾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时期，台湾茶人在易武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易武也留下了一大批后来被无数人追捧的茶品。比如“96 真淳雅号”“98 顺时兴”“99 易昌号”“99 绿大树”等，易武茶区开始再现昔日的辉煌。
如果说这一时期有一个文化事件必须被铭记的话，那一定是 1995 年，邓时海《普洱茶》在台湾的出版。邓时海是马来西亚华侨，普洱茶是他的儿时记忆，定居台湾后，看到以本地产的乌龙茶、东方美人、红茶等为载体的台湾茶文化的兴起，邓时海也希望为普洱茶写一本书，把普洱茶提升到艺术的高度。为了写书，邓时海频繁地去到香港，甚至到了云南，去了易武，上了茶山。
在 1993 年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上，邓时海作为中国台湾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提交了《越陈越香——普洱茶高品味的探讨》一文，第一次把“越陈越香”的概念带到了中国大陆。
1995 年，《普洱茶》一书终于完稿在台湾出版，但市场反响平平。直到 1997 年，才开始在台湾的茶圈广泛流传。这是由于 1997 年香港回归，掀起了移民潮，香港许多茶楼、茶庄纷纷结业，抛售普洱茶。接盘者有许多是台湾人，由于那时台湾人对普洱茶知之甚少，只是隐约觉得这个茶有收藏价值，于是很多人拿着邓时海的《普洱茶》按图索骥，《普洱茶》成为了台湾人收藏普洱茶的科普书和商品指南。
2004 年，《普洱茶》简体中文版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随着大陆普洱茶市场的酝酿，《普洱茶》和它提出的“ 越陈越香 ”的概念也在大陆的普洱茶圈子里不断扩散。可以说，《普洱茶》一书，为人们认知普洱茶打开了一扇窗户，它把普洱茶从一种日常饮品提升到了可玩可赏的艺术层面。“越陈越香”的概念逐渐被大家接受，直至今日演变成普洱茶行业的共识和公认的普洱茶的“核心价值”。在这些事件的带动下，这一时期，普洱茶在文化层面迎来了一段高潮。人们对于普洱茶从一种混沌的边销、侨销茶的认知慢慢到普洱茶文化、审美意识的建立，关于普洱茶知识理论的文献、学术专著，普洱茶种植、工艺、功效、冲泡、品鉴、收藏等一系列的茶书大量出版发行。
从 1994 年至 2007 年，迎来了普洱茶相关杂志及书籍出版的高潮：1994 年《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论文集》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普洱茶文化大观》(黄桂枢著)《云南普洱茶 》(周红杰编著)《 中国普洱茶古六大茶山》(詹英佩著)《普洱茶古茶山览胜》(李师程编著)《 普洱茶原产地西双版纳 》(詹英佩著)等著作的出现，丰富了普洱茶文化，促进了普洱茶文化繁荣，形成了“盛世兴茶 ”景象;2006 年，《 普洱 》杂志创刊，以一本杂志，弘扬普洱茶文化，推动普洱茶产业发展，服务普洱茶人。比如与陈杰梳理出普洱茶的四大价值、提出“普洱茶的科学元年”等，对产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立至今 18 年，依然活跃在普洱茶行业报道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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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到芳村 从上升到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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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香港，普洱茶的进出口贸易是等级分明的。十来家头盘商，掌握了全港茶叶的进出口权，每家头盘商下又有几十家二盘商，再下面就是小茶行、茶庄。1993 年，内地统购统销政策的结束，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逐渐影响了香港普洱茶市场。香港普洱茶市场逐渐开启了自由贸易，茶商开始走进云南国营或民营茶厂定制普洱茶。
1997 年，香港回归。随着市场的不断开放，不少旧时代香港的茶叶经纪人开始进入内地做茶。珠江三角洲是内地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而同处珠三角的香港和广州又一衣带水，所以广州也就成为当时香港茶商、经纪人进入内地市场的首选地。本作为华南地区最大的茶叶市场，受益于国内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港台茶人进入内地进行普洱茶的传播，广州芳村茶叶市场最终从经营绿茶、青茶为主转变为全国最大的普洱茶集散地。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广州，大部分人还不知道普洱茶是什么茶。从 2003 年开始，由于越来越多港台商人在珠三角投资企业并生活，喜欢喝普洱茶的港台商人把喝普洱茶的文化带到广州。虽说小圈子的影响力有限，后期释放出的能量却不可估量。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珠三角地区开始出现了很多茶艺馆，耐泡、不容易使人醉茶的普洱茶渐渐成为茶艺馆的首选，普洱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普及。伴随着喝普洱茶的风尚的，还有《 普洱茶 》一书的流通，随着港台茶人对普洱茶文化的推广，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逐渐吹起了普洱茶的流行风。港台商家大量收购老茶，带动新茶生产与收藏，推动了普洱茶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2002 年底，广州茶博会上 100 克普洱茶拍出了 16 万元的天价，创造了自有中国茶叶拍卖历史以来的记录。普洱茶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曝光率最高的事物之一。
视线转向北方。这一时期，渐成行业的普洱茶行当中最成功的营销事件，当属“ 马帮进京”事件。
2005 年，一支打着“云南普洱·瑞贡京城”的旗号的马队，从云南出发，历经 5 个多月的时间，行程 8000 多公里，穿过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于当年 10 月 10日进入北京地界。这支由 120 匹马、43 名赶马人、20 多名管理和后勤人员组成的普洱茶马队，从 5 月 1 日出发开始，便受到了全国各地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关注。当来自云南的马帮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引起了北京市民的空前热情，在全国各路媒体的狂轰滥炸下，马帮新闻事件引发了全国性的普洱茶热潮，从而推动着普洱茶迅速升温。2005 年 10 月，首座普洱茶都落户京城马连道茶城。马帮进京带来的 7 饼普洱茶拍卖得 160 万元高价。马帮进京，成了当年最热门的新闻事件之一。
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延伸出各种普洱茶的推广活动，有的是有意为之，有的是无意为之，参与的人数随着事件被关注的程度越来越多。人们关注的是马帮，但落到实处的是普洱茶。如果说“ 普洱茶 ”这三个字在很多地方本是陌生词语的话，那么马帮进京之后，这三个字迅速成为人们口头上的热门词语之一。
除了向北走，普洱茶也向西行。2006 年6 月，云南下关沱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了“ 情满宝焰，沱茶进藏 ”大型企业文化交流活动。20 辆越野车载满沱茶，经拉萨布达拉宫抵达历代班禅的驻地——扎什伦布寺。600 多名僧侣参加了“ 宝焰牌 ”紧茶开光仪式，这次活动成为该寺有史以来最大的茶事活动……
就这样，在市场，文化、资本、事件营销的多重因素影响下，2003 年到 2007 年期间，普洱茶在国内迎来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直到 2007 年的春天达到沸腾，央视称其为“疯狂的普洱茶”。虽然事实已经证明普洱茶的“疯狂”确实是游资所为，并在 2007 年进入行业调整期，开始挤出泡沫，使自身更加健康。但是，如果仅从知名度考量，与十年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普洱茶已经是今非昔比。普洱茶从过去作为一种边销、侨销的，藏在深闺人未识的特种茶类，逐步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23年7月刊
文 | 金真 图 | 朱力 [ 除署名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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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洱茶产业来说，1996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在这一年，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国力稳步提高，普洱茶的几大阵地也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是老茶货源转移，回归前夕，香港出现了移民潮，一些已有百年历史的香港老茶庄与大酒楼歇业，大量抛售手上的普洱老茶，被几位大茶商接下，许多明星老茶的大货发生转移。
其次是消费市场变化，这年国家取消了茶叶的出口配额，层层下放的港澳头盘商制度无以为继，昔日霸主南天公司也宣布半停业，深圳富华公司则承接了大部分香港市场的需求。
最后是生产管理变动，实行部门承包制的省茶司分出了几十个自负盈亏的事业部，大家都可以做普洱茶生意，甚至还可以代理云南几大国营茶厂出口茶叶。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年普洱茶行业接连出现的大变动，还要从普洱茶此前的定位说起。
大众饮品普洱茶
自1972年起，省茶司就取得了云南普洱茶的自主经营权。
此后的三十年间，市场上普洱熟茶火爆，7542盛行，紫天饼后而居上，出手阔绰的日本茶商也找省茶司定制不少普洱茶，还意外出现了火爆欧洲的销法沱。
但总的来说，普洱茶在省茶司的出口茶叶占比中并不大，利润也非常低，消费集中在港澳，在东南亚和日本地区只有部分出口，影响力也有限。
南天贸易公司老板周琮就曾开玩笑地说：我们做的都是“湿湿碎”生意。主管普洱茶的省茶司特种茶部经理昌金强也坦言：红茶、沱茶、咖啡豆都赚钱，就是普洱茶不赚钱。
而在众多出口茶中，世界级饮品红茶是绝对的“一哥”，各地省茶司，当年就大多负责对苏联的红茶出口，也有大量红茶出口至西方国家，换取了宝贵的外汇。
当时中国和苏联的茶叶贸易主要是以物易物，中国曾用茶叶换来化肥，鱼竿，乃至汽车，摩托，运输机，建国初期还创下用四千吨茶叶换回一百余架米格战斗机的壮举。
而相比之下，普洱茶不仅总量小，定价权也不在省茶司手上，当时普洱茶一般以大宗出口，数十年来都卖不出什么价。
利润有限之下，包装上自然能省就省，所有饼茶大都用相同的绵纸，散茶更是装麻袋一捆完事，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云南普洱茶极其优秀的用料品质。
当年国家规定云南普洱茶定价必须高于其他地区产普洱茶，但之后还是被云南普洱茶挤出了市场，当年还有日本茶商把云南普洱茶简单加工后翻价百倍出售的情况。
在计划经济时代，职权有限的省茶司基本无力改变这一切，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浪潮下，改制后的省茶司即将在普洱茶行业掀起一轮大市场变革。
国家取消茶叶统销统购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发现国内外对茶叶的需求日益增加，统购统销已不太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并就此向前中国茶叶公司总技师黄国光征求意见。
1984年，国务院关于同意商业部《关于调整茶叶购销政策和改革流通体制意见的报告》的75号文件正式发布，确定除边销茶继续实行派购外，内销茶实行多渠道、开放式的流通体制；出口茶签订购销合同，灵活经营；试办茶叶生产补偿基金制度的政策。
虽然在政策层面内销已经彻底放开，但各部门受旧时计划思维影响颇深，出口上行政程序的惯性也依旧，如第一批88青依然需要获得国家经贸部和铁道部批条后才被允许运往香港的。直到1993年，实行多年的统购统销政策才算是全面取消。
于此同时，为激发公司活力，省茶司总经理邹家驹大胆提出，除部分承担核心保障职能的部门外，其他部门全部打散，三人以上就可自由组合成一个新部门，负责人成为模拟法人。
这种模拟法人制的核心是公司提供资金，部门自负盈亏，为此人员工资、水电伙食都会纳入成本，觉得自己有能力的，甚至可以选择面积更大的办公室。
在短暂的混乱后，公司内人员迅速重组，一时间涌现出大大小小70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可以自主经营茶叶业务，省茶司的业务面一下子拓展开来。
到1998年左右，自由交易的茶叶市场已初具雏形，只要你能找到客户，茶厂，和原料，就可以创造自己的茶品，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茶商都去找省茶司定制茶叶。
与此同时，原先的普洱茶定点生产企业制度，也不再符合时代需要，省茶司就将这些订单分散到众多茶厂，也刺激原先的几大国营茶厂转变经营策略。
其中，效益低下的昆明茶厂从地价昂贵的老螺蛳湾市场附近搬到市郊的十里铺，由原昆明茶厂审评科长带领部分员工继续生产，其他员工或转职，或改行，不复昔日繁荣。
而本应破产倒闭的勐海茶厂，则在阮殿蓉厂长的带领下起死回生；下关茶厂则依然是国家指定的定点边销茶生产企业，业务短暂低迷后就迅速崛起，成为当时的茶企龙头。
到了1999年，茶叶外贸彻底放开，茶叶实行出口登记，内外贸合并，远在深圳的富华公司率先进行试点改制，又占了临近香港市场的优势，发展相对较好。
市场开放之下，有很多港台茶商提出市场茶品过于单一，而且也不再想局限于靠传真电话和广交会交流，而是要求亲自到云南茶山实地考察定制茶品。
这些外地茶商，有的通过富华公司找到省茶司定制茶品，后来富华自己也在昆明设立事业部并建立茶厂，游走在福海、龙生、勐库戎氏、郎河茶厂等中小茶厂里收购毛料，满足客户定制和自己加工的需求。
富华的这种定制茶业务，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富华经理张勤民和香港荣记茶行老板吴树荣前往易武，通过勐腊外贸局收来上好的易武茶，并在昆明压制，统一用中茶版面，以9682的唛号上市。
这些早期易武茶，有的由香港茶商买下入仓，有的流入马来西亚，有的则留在张勤民手里，因为是首次采用石磨压制，饼型粗糙不规整，被市场称为“牛屎饼”。
前富华经理张勤民先生
茶叶市场变天，诸茶企曲折求生存，巧合之下，原大渡岗茶厂供销科副科长陈世怀与富华业务员合伙创业，在易武建立昌泰茶行，首批茶品即为99易昌号。
2002年左右，珠三角地区吹起一股普洱热，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一时间，普洱茶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投资品，省茶司更是门庭若市，订单量直接爆满。
面对这些海量订单，省茶司只好授权给许多小茶厂生产，这些茶品可以使用“中茶牌”包装，但内飞上大多没有茶厂名称，而是“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出品”，或者是八中茶标。
有些茶商的定制茶还有差异化需求，比如要求自己选择原料、绵纸，在茶饼里夹些红金丝带、大叶片，或者直接在绵纸上印个记号等。
混沌未明的市场，五花八门的定制茶，真假难辨的八中茶，有人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有人将这一时期的茶品一棒子打死，其实真相是茶叶总体产量大增，劣茶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并不是说这一时期没有好茶，正相反，其中很多茶的品质还高于常规厂货，如勐海茶厂来料加工时期的很多定制茶，当时也不被看好，都是后来才被市场发掘的。
不过在当时，并没有太多人会关注这些茶的品质，大家都只关心这些茶叶的升值价值，市场很快过热，人们却浑然不知，虚假泡沫越吹越大，待其戳破之时，出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普洱茶市场大崩盘...
来源：陆离茶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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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说说名山古树兴起的历史。
很多人都说自己在喝普洱茶，或者想了解普洱茶，但实际上普洱茶有不同的体系，不同的发展脉络，要是没人告诉你，你是越喝越糊涂。
这里面哪一种代表过去，哪一种代表现在，哪一种又代表未来?搞清楚这一点，无论喝茶，藏茶，还是做茶，都非常关键。
引子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同样一片叶子三十年内价值增长成千上万倍，一无所有的草根打败资源丰富的大厂，穷得找不到媳妇的村寨让全国富豪膜拜，无数的人落寞，无数的人兴奋，无数的人狂喜，无数的人迷惘。往昔的精彩渐渐落幕，而真正的传奇才刚刚开始书写……
为什么时间从1993年开始，这个我们后面慢慢展开。我们所知道的是，在此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既不知道名山，也不知道古树，甚至也不知道何谓普洱茶。这其实是计划经济的应有之意。
名山？各地按计划上交原材料，能搞清是哪个县的就不错了。一个100克的下关沱里面至少是二十多个县区的原料，哪里有什么名山名寨？所谓拼配，也没有那么神秘，人家按定额交上来的东西，国家财物，你敢不要吗？只是不同产品之间调配一下比例罢了。
古树？更说不清。台地茶又漂亮又标准，价格比古树更贵。古树难看、难采、还难卖，不值钱。大厂原料里面可能混了一些古树，但占比不会大，有多少，哪里的，根本说不清。
普洱茶？在此之前，普洱茶除了极少一部分在珠三角地区销售，好一点的都是外销，由云南省茶叶公司销往香港并转口到其他国家地区；差一点的就边销，卖到边疆地区。那个时候包括云南本地在内的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经不知道有普洱茶这种东西。
90年代易武车顺号旧址
在大幕打开之前，我需要把一些关键词列出，因为这些关键词会带着我们透过林林总总的历史细节，看清背后的主线和逻辑。这些关键词包括：
名山（山头）、古树、工艺
藏养、品鉴、审美偏好
经济政策、经济发展阶段
流通渠道、媒体、地域文化
理解了这些名词，也就理解了这一段的历史。理解了历史，也就看到了未来。
一冲破迷雾，从易武开始
（1993-1999）
1两种传统
我们知道在九十年代，内销市场还没有打开，普洱茶主要的终端消费市场是香港和台湾，但是这两个地方对普洱茶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在香港人看来：台湾人懂什么普洱茶，接触普洱茶才几年？我们从小喝普洱茶长大的，台湾前几年还管普洱茶叫臭浦茶，说是用来养壶的，白送都不一定有人要。
在台湾人看来：香港人懂什么普洱茶，那只是吃饭的时候喝的日常消费品，不知道什么叫茶文化，根本谈不到什么品鉴，不像台湾已经上升到“茶艺”的高度啦。
这两种说法对吗？都对。
吕礼臻在臻味茶苑
如果不是台湾人开始不认普洱茶，台湾吕礼臻开始卖普洱茶就不会那么艰难。店里来个买茶的，“宋聘喝完喝同庆，同庆喝完喝敬昌。”喝到后面，客人说实在喝不动了，“给我来两斤黎山（高山乌龙）吧。”。
如果不是香港人只当普洱茶是日常饮料，香港陈国义的茶艺乐园就不会连年亏损，每天从早到晚开班教茶艺还入不敷出，直到最后大陆普洱茶兴起，把88青都快卖完了才把债务还清。
陈国义在茶艺乐园讲解普洱茶
说到底，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
香港手握民国以来最丰厚的普洱茶遗产，曾掌握全部大厂资源，普洱茶更多的消费场景是在饭店茶楼，所以重老茶，重醇厚，重滋味，对青饼不惜入仓以催熟。形成了充满烟火气的品饮风格。
相比于香港，台湾延续闽南乌龙和日本清茶两大茶饮体系偏好，更重香气。而随着九十年代经济崛起，茶文化也渐成热潮，对茶的品鉴渐成系统，不仅香气滋味，生津回甘体感等方面也成为重要考量。
这两个传统必然需要不同的市场来匹配，对香港人来说，量大质稳的大厂茶足以满足伴餐等日常品饮的需求，和日常消费市场天然匹配，这也被几十年来的经验所验证。对台湾人来说，就不够了，玩出文化了，就要琢磨，号级茶琢磨完了，琢磨印级茶，印级琢磨完了，再琢磨七子级茶，对包装已经到了细扣一撇一捺毫米级差异的变态境界（其实当时大厂包装本来就没那么严格，很多对包装的理解都是臆测而已）。这些还远远不够，虽然山雨未来，但其实台湾人隐隐在呼唤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可玩性更高，更加玄妙莫测的普洱茶新时代，这个市场要在十年之后才渐渐明朗。
这两个传统后来都被内地的新传统所替代，但仍然能看到各自延续的脉络。不信你仔细看看，一定能看到这两种传统的影子，可惜直到今日还有很多人看不明白，混在一起说，鸡同鸭讲，越说越糊涂。
97将至，香港人视台湾人为老茶接盘侠而暗自窃喜，而台湾人则认为香港人缺少文化底蕴而不能慧眼识珠。无论怎样，在九十年代中期，普洱茶，尤其是普洱老茶收藏市场的重心已经由香港转移到台湾，而普洱茶文化也在台湾方兴未艾。
我们要谈名山古树还是要先从台湾人和易武这条线谈起。
当时台湾售卖普洱茶（老茶）的一间茶铺
2破冰之年
1993年，首届中国普洱茶节在普洱市（当时还叫思茅）举行。“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中国古茶树遗产保护研讨会”也同期召开。促成这一普洱茶历史性事件，离不开一个人的努力——黄桂枢。
黄桂枢先生1992年在《农业考古》第二期上发表了《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一文，香港《中国茶文化》、台湾《紫玉金砂》等媒体全文转载。港台的普洱茶商很多年都想表达普洱茶这个东西很NB，但是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好喝行天下。黄老这片文章让大家喜大普奔，终于为普洱茶找到了文化背书，以至于后面很多茶商直接把论文中的一些内容印在了说明书上。
普洱茶文化学者黄桂枢先生
以此为契机，黄桂枢向当时思茅地委书记李师程提议，促成了93年的这次具有破冰意义的行动。为什么说是破冰意义？不仅对于普洱茶的历史文化来说，是第一次官方的公开亮相。这一活动还完成了对中国是世界茶树原生地的论证（黄桂枢《论云南澜沧邦崴古茶树的发现考察论证及其文物价值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这两点影响都极为深远，那是文化人指点江山，用研究和文字可以开创一个行业新局面的时代。
为纪念此次论证，邮电部后来发行了澜沧大茶树的邮票和“茶之故乡”明信片
破冰的意义还在于，之前普洱茶原产地的云南和销售市场的港台，接触太少。云南茶叶公司也只是和香港极少的几个头盘商有接触，头盘商再分销给二盘商，然后才是茶店这些终端市场。对香港的终端市场都缺少接触，对台湾的这些茶商茶人更是毫无概念。这实际上是终端市场和原产地的一次重要接触。
在台湾茶人来说，普洱茶文化正是蓬勃发展的时代，普洱茶已经成为台湾茶文化的重心，可是对原产地却也几乎是一无所知，渴望了解之心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两岸关系也只是刚刚解冻，跑到偏远的云南小城，也需要一定勇气。所以曾志贤在提到中华茶艺联谊会会长吕礼臻带队的九位成员时用了“九条好汉”这样的称呼，并且不无自豪的感慨：“这一小步，是普洱茶的一大步”。
说是一大步，可是真正在1993年，台湾茶人几乎一无所获。这是一次典型的不同频的会议，虽然称为“普洱茶”的研讨会，但是大陆方面谈的都是普洱新茶，基本上是在谈一种叫普洱茶的绿茶，不知道什么是老茶。台湾茶人渴望听到的关于真正的普洱老茶的信息少之又少，好在他们找到了一本普洱茶的绿宝书——《版纳文史资料选辑4》，里面有大量民国时期古六山普洱茶商号的资料，这本书促成了台湾茶人第二次来大陆的易武之行。
邓时海在1993国际普洱茶研讨会上
赠给美国代表杨丹桂女士末代紧茶
当然台湾茶人对会议本身也有贡献，邓时海先生提交了大作《越陈越香——普洱茶高品位的探讨》，这不仅是“越陈越香”这一概念的亮相，实际上也是普洱茶藏养转化方面的第一次专业探讨。这一文章并未引起任何反响，甚至连反馈都没有。大陆同胞如听火星文，唉，台湾人想说啥就让他说吧。
说起来邓老师绝对是普洱茶的传奇人物，他可能是台商定制普洱茶的第一人，在1994年和1995年他委托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用勐海原料和思茅的原料做了两批云海圆茶（也有说法勐海的原料来自南糯山，思茅的原料来自景迈，不太确定）。这些都比后面的真醇雅更早，他那本《普洱茶》后来更是掀起老茶热潮，但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兴起过程的起始点定位到易武，原因容后再说。
3从易武开始
据邓时海自己说他八十年代末就到过易武，（八八年确实有一个台湾茶艺代表团到云南，邓老师是否到易武不太清楚），鉴于邓老师记忆不时会出现一些偏差，这个说法大家就姑且听之吧。
茗寿堂收存的《版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我们从前面提到的《版纳文史资料选辑4》说起，台湾茶人得到这个资料如获至宝，复印后在圈子里散发，本来就知道很多老茶的原料是易武，现在大家对易武的渴望更加强烈，简直望眼欲穿。正好第二年（1994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在昆明召开。请注意，网上很多资料都写错了，这个和1993年那个不是一个活动，并非专门普洱茶的研讨会，而是茶文化的研讨会，第一届在杭州，第二届在常德，第三届刚好在昆明。
台湾的茶痴们不管那么多了，只要在云南就一定要去，茶文化研讨也不重要，最重要的事就是一定要去易武。省领导说了，那里没有什么了，也没法接待你们。茶痴们说，必须得去一趟，不到易武我们不死心，台湾人如此执拗，云南方面只好安排。
九十年代拍摄同庆号旧址
那时的易武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其他边远乡镇没什么不同，落寞的街道，简陋的建筑，衣着朴素的村民。当台湾茶人来到易武老街，面对夕阳下破败不堪的老街和旧商号，不禁感慨万千。导游小姐抱怨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个啥也没有的偏远小镇。而当地的村民则更加奇怪：这些拿着照相机四处拍照的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当时吕礼臻和何健等人有了一个想法，希望能按易武老茶的原料和工艺恢复传统普洱茶。后来在老乡长张毅的帮助下，经过两年的实验试制，于1996批量做了第一批易武茶，这就是96真醇雅。
我们之所以把名山古树概念萌芽定位于易武，是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几个重要考量点：产地，原料，古树，工艺，品牌，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考量点，那就是存储转化。
这些在今日看来非常平常的考量点，在当时却并不平常。之前云南茶叶公司为香港头盘商供货，原料是拼配的，产地是繁杂而模糊的。现在原料已经被定位在易武（大致是离乡里比较近的麻黑，落水洞，三合社等村寨），虽然还没到后来细分村寨甚至茶园的地步，但也已经迈出重要一步。
因为地处偏僻，原料又不符合当时大厂要求，野放的大树茶完全竞争不过尚勇（今磨憨镇）的台地茶，易武乡的茶叶生产已经处于半停滞状态。当时易武乡茶场虽然也有少量台地茶，但野放的大小树到处都是，完全可以指定收大树茶（混采）原料，这也是让吕礼臻等人兴奋的地方，这和大厂台地茶原料为主很不一样。
从工艺来说，吕礼臻等人试图恢复号级茶的工艺，所以找到宋聘号的老师傅李官寿来指导，这又是和大厂茶完全不同的传统。具体工艺细节我没有和当事人探讨，但是从我在茗寿堂的品鉴来看，的确是和当时大厂茶，以及现在普遍的加工工艺都有所不同，尤其是和99易昌等类似存期的易武茶比较，就更加明显。
还有一点，从一开始真醇雅就放弃大厂代工，大厂包装，而走了从头选料，自己找人加工，用自己包装的做法（绵纸包装为后加）。这个也是和之前的定制产品截然不同的。云海圆茶是请大厂代工，用空白包装或传统勐海七子饼包装，至于香港茶人定制产品就更是如此了。这一点看似无关紧要，却对未来其他品牌的创立至关重要。
真醇雅后转手香港陈国义处，包装留下陈国义的签名
关于存储转化，因为当时主流的观念没有喝新茶的习惯，云南大厂的青饼在香港也是要先入仓，台湾茶人更是从老茶开始的普洱茶品饮。所以这批茶也是希望能通过仓储带来转化，看效果究竟如何。
这个效果最终在2005年得出了一个结论，由《茶艺——普洱壶艺》杂志（当时最重要的普洱茶媒体）组织的“华山论茶”活动上，藏期9年的96真醇雅正式亮相了。关于这次活动，网上的传闻也大多不靠谱，说真醇雅一举拔得头筹，名满天下，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有点复杂。
实际上这次评比共两场，真醇雅在他所在的这一组得分算最高的，但和真醇雅同场竞技的茶品，整体实力不强。由于年份不同，96真醇雅并没有和99绿大树、99易昌这种重量级的茶品竞技。
2005华山论茶活动中，真醇雅所在96组打分情况
2005华山论茶活动中
99绿大树和易昌号所在99组打分情况
另一场评比中，厚纸绿大树明显得分是更高的，易昌号精品（宋体）、草纸绿大树的得分也不低于真醇雅。而且评委周瑜的原话是：“（和另一组相比），这次（指真醇雅所在的这一组）的茶没有很出色的”，周瑜给厚纸绿大树（图中的易武正山野生茶）打出的分数是91分，而96真醇雅只有82分。客观的说，真醇雅吊打同期大厂茶是对的，但和稍晚的易武定制茶相比，并没有优势。
其实在我看来，真醇雅有多好喝这个并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伙人知道他们想干什么，想用古树，想用易武的古树，做一款经典，希望做出来的茶越存越好，这和之前的大厂茶完全不同。干的效果如何不管，只要你目标是清晰的，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一切经验都可以慢慢积累。而所谓的名山古树的传统，也正是从这里发端的。
4时代之潮
把九十年代末发端的这股热潮归于某个人或者某个团体，当然是欠妥当的，应该说是时代的潮流推到了这一步。而很多先驱者的名字更应该被后辈普洱茶人铭记。
其实早在1984年，易武老乡长张毅就试图恢复传统普洱茶工艺，当时找了老师傅高定光制作了传统工艺的元宝茶（七子饼），并参加了云南省科技产品展销会，但一饼也没卖出去。没办法，没有市场啊。让势单力孤的老乡长去教育市场，显然不现实，所以之后很长时间，易武也仍然只生产少量绿茶和红茶，处于被尚勇茶按在地上摩擦的状态。
为易武茶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张毅老乡长
大茶树和古树茶的概念也早已有之，否则不可能有1993年云南是世界茶树原生地的论证。早在1986年何仕华就在惠民区（今澜沧惠民乡，景迈山所在地区）政府召开的“三千会议”上提出要保护老茶树、老茶园，这种观念在当时可谓孤标先发。后来何老更是保护邦崴大茶树（据说当时差一点就砍了）并推动对邦崴大茶树的考察论证。何仕华也是最早定做山头古树的茶人之一，为推广景迈山茶做出极大贡献。
为保护古茶树做出突出贡献的何仕华先生
古树茶在学术层面正式定名，是在2002年景洪举办的第二次普洱茶国际研讨会上，由王郁风（曾在中茶管出口货源）正式提出的，他甚至在当时还提出了单株的概念，这个要过好多年才被市场意识到价值所在。
前面提到了，在96真醇雅之前，邓时海就已经定制了云海圆茶，之后更是有一大批易武原料为主的定制产品出现。比如从大渡岗茶厂出来的陈世怀创立昌泰茶行，用易武原料生产的“易昌号”（也是产量和存世量最大的同期茶品），还有台湾茶人庄荣洁委托叶柄怀收料定制的“99绿大树”（勐海茶厂压制），勐海福海茶厂的绿星星，后来张毅老乡长又创立顺时兴等等。
如果说谁是这一切背后最大的推手，既不是这些茶人，也不是专家学者，更不是趁势输入观念的台湾茶人。最大的推手是1993年统购统销政策全面取消，这是普洱茶市场化的关键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根本不可能有定制茶，没有定制茶，原料都是死的，怎么谈名山，怎么谈古树，那都是空中楼阁。
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至此作为一种完整的制度形态，统购统销最终结束。
市场的放开，才是这一切背后的暗流汹涌。市场需求和原料市场之间建立起供需关系，看不见的手开始发挥作用。云南丰富的古树茶资源不仅从此慢慢浮出水面，也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一个大家更愿意接受的表达方式，名山古树的新传统才有了可能。
而这一举国变局，其实都来源于一年之前（1992年），一位老人的一次“南方谈话”……
下期预告：从易武到班章，名山背后的味觉分化和原料博弈。
主要参考文献：
《云南普洱茶史与茶文化略考》，黄桂枢，《农业考古》，1992,02.
《论云南澜沧邦崴古茶树的发现考察论证及其文物价值与世界茶树原产地问题》，黄桂枢，《农业考古》，1993,04.
《越陈越香——普洱茶高品味的探讨》，邓时海，《农业考古》，1993.04.
《易武乡茶叶发展情况》，张毅，1995，（其中内容在1989即已完成）。
《普洱茶》，邓时海，云南科技出版社，2004
《1998-2003新生普洱年鉴》，五行图书，2014
《普洱茶续》，云南科技出版社，2005
《华山论茶》，《普洱壶艺》，2005.06，总第16期。
《驼铃再响起》，《普洱壶艺》，2005.05，总第14期。
《从混沌到澄明》，普洱杂志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21
《普洱茶关键技术研究》，梁名志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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