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是道的物质载体，道是器的精神属性，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现象。茶文化也是如此，在人们采茶、制茶、运茶、储茶、饮茶等物质活动与其中蕴含的精神文化相互作用下，经历了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为后人留下了各种实物资料，也形成了丰富的典籍文献。
茶器具始终伴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而演进。茶文化的考古遗存和传世实物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茶器具。茶文献中也有很多涉及茶器具的典籍史料。
茶器具始终伴随着茶文化的发展而演进。茶文化的考古遗存和传世实物中，有相当一部分为茶器具。茶文献中也有很多涉及茶器具的典籍史料。我们提及茶文献，一般认为是各类茶书(目前收录茶书最多的为《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共114种，其中一些实为茶文，不足以成书)，对于凡经、史、子、集各类典籍中的茶文、茶诗词的搜辑，也形成了一些成果(目前收录较多的为《中国茶典》，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为我们搜辑茶器具文献，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基本资料。
茶器具因人们采茶、制茶、运茶、储茶、饮茶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为高雅艺术品和世俗生活用品的结合体，在中华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文化紧密相联，又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用物品，兼具了道与器的性格。同时，茶器具因人们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不断发展，每个时期的茶具呈现出鲜明的个性。我们透过茶器具，可以了解每个时期的茶文化特性，窥见当时社会的文化、思想、风俗、习惯。历史上的茶器具，形态各异、品种丰富，我们既可以通过相关文献的记载了解其发展的历史，也需要借助传世藏品、考古发现获知其形制、用途、特性等信息。当然，作为一种主要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茶器具中还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艺术内容。历史上每个时代遗留下的茶具都能使人窥见当时的社会文化。
早在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茶就开始被作为药用、祭品，并且开始转为饮用。但当时茶食不分，茶、酒、食器往往一器多用，并没有形成专门的茶器具。到了汉代(前206—前220)，饮茶风气已十分普遍，茶已开始成为商品。文献关于饮茶的记载，见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王褒的《僮约》，其中的“烹茶尽具”“武阳买荼”，说明“荼(茶)”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饮食之一，饮茶已开始在社会中上阶层流行。但此时茶器具仍未从食器中分离出来。魏晋南北朝时，茶器具依然借用炊、煮、饮器。随着饮茶推广和人们对茶的认识的深入，到了六朝时期，专门化的茶具从食具、酒器中独立了出来，且种类大大增加。但此时相关文献中关于茶器具的记载仍然较少。
隋唐时期茶具的品种更多，较之前更为完善，就陆羽《茶经》所列，就有28种。以陶瓷茶具为主，同时贵族、富家也出现了金、银、铜、锡等金属茶具。由于各地风尚不同，唐朝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茶具远比《茶经》所载复杂，这从法门寺等出土的相关文物及唐诗的记载可以看出来。据《茶经》记载，这一时期的饮茶之法已十分强调茶、器、水的选择以及烹煮的技巧讲究，不断精细化，已经从解决口渴之需发展成为更高层面的品茶文化。文人雅士甚至借“具”之美来烘托“茗”之佳，而“类玉”“似冰”的越窑青瓷茶碗与茶汤相得益彰，从而受到人们的喜爱。而随着饮茶方式由煎茶向点茶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器具，比如偏提和茶托子的出现。这一变化也成为唐代文人吟诵的重要题材。
宋代，随着制茶和饮法的改变，加上这时斗茶、品茶的风尚，使这一阶段的茶具也产生了若干显著变化。首先，宋代茶器具与唐代相比，数量更加精简，形制更加小巧。其次，因为斗茶的需要，黑釉茶盏在宋人饮茶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再次，宋朝出现了许多论述茶具的著作，以蔡襄的《茶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及南宋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最为著名。
元代茶器具相关记载较少，但我们可以通过诗词、书画等零星的记载与考古发现找到一些有关元代饮茶与茶具的信息。元代既有采用点茶法饮茶的，也有采用沸水直接冲泡饮用的，这可以从元人的诗作和相关考古发现中找到依据。饮茶方法的过渡性直接影响了元代茶器具。
明代茶器具出现了一些重大改进，比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罢造龙团”，促进了散茶的改进与流行。由于皇帝的倡导，明代饮茶即以冲泡为正宗，并沿用至今。可以说随着饮茶方法的改变，人们在饮茶观念、审美取向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斗茶已经基本绝迹，因此黑盏自然就不再符合时代的要求，白色茶盏再一次流行，江西景德镇的白瓷茶具广受欢迎，并逐渐发展成为当时全国的制瓷中心。总体上来说，明代的茶器具比较简便，但明人高濂《遵生八笼》中，列举了16件，另有总贮茶器具7件，合计23件。有学者认为，这是明代文人在现实抱负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借茶器具表达清节励志的一种方式。茶壶、茶杯是壶泡法中最重要的器具，因此紫砂壶艺应运而起，发展为一门极富艺术性的陶艺产业。另外就是明代茶具在盏上加盖，一盏、一托、一盖的三合一茶盏成为明代茶具的基本格式。清代随着茶的品种不断增加，饮茶方式在前代基础上更加完善和讲究，但茶器具的类型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近代以后，随着茶业的发展以及工业和技术的进步，茶器具也不断改进，乃至出现了机械化，如为适应长途运输的篦、箱和精密的揉茶具、焙茶具，等等。
茶器具因人们采茶、制茶、运茶、储茶、饮茶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为高雅艺术品和世俗生活用品的结合体，在中华民族物质和精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上通过对茶文化与茶器具发展史的简要回顾，主要还是想说明，茶文化与茶器具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关于茶文化与茶器具关系的探究，相关文献记载、传世文物、考古遗存等都是我们要关注的重要资料。这些方面前人已经有很多成果，但对文献的搜辑仍有一些扩展空间。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凡经、史、子、集中涉及的茶器具文献以及成果尽可能搜辑完备，并进行合理编排，不仅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的了解茶器具的相关知识，更可以更为充分的领略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凡经、史、子、集中涉及的茶器具文献以及成果尽可能搜辑完备，并进行合理编排，不仅可以使读者更为全面的了解茶器具的相关知识，更可以更为充分的领略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因此，本书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在前人整理茶书，陶瓷、紫砂等文献的基础上，对茶器具文献尽可能多地搜辑，其中时代较早的是西晋左思：《娇女诗》应该说是目前较为充分的。第二，茶文献的数量丰富，但存在改编因袭的问题。我们在搜集过程中注意到此问题，对明清文献中转录唐宋典籍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尽量使之有合理的安排。第三，茶器具文献有一个特点，就是内容驳杂，往往一段之中包含多个器具。我们在对茶器具文献进行分别、归类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古代类书(如《白孔六帖》《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对茶文献的分类方式以及当代类书整理(《中华大典》“工业典”“艺术典”)的成果，对茶器具文献进行初步分类，使之成为一部可以翻检的茶器具文献工具书。虽然这些分类仍稍显粗疏，但也可以使读者概览历代茶器具文献的情况以及特点。第四，在搜辑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文献内容已经被相关研究成果所引用、研究，这一方面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指引，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发现。第五，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界对于茶历史、考古、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本书第四章内容即是关于茶器具的著作、论文、考古资料等。我们搜集的信息基本按时间排序，可以使读者既能有所借鉴，同时也能了解学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势。第六，茶器具文献相对于其他典籍来说，往往比较零散。这不仅表现在茶器具文献往往为只言片语，而且不成体系。但从另外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有一些发现。如虽然明清时期的饮茶方式和茶器具相对于唐宋显得更为简化，但明清时期的茶书数量较之唐宋增加不少。据学者统计，现在初步确认的茶书为188种，其中完整的茶书96种，辑佚28种，佚书书目64种。其中，唐和五代为16种，宋元47种，明代79种，清代42种，另有明清间未定朝代4种。但从茶诗词方面来看，本书对唐宋元明清茶诗词的整理说明，唐宋时期涉及茶器具的诗词数量又远远多于明清时期。这也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有趣现象。
(本文摘自《中华茶器具通鉴》第二卷《茶器具古今文献及论著概览》之前言。)
在宋代，朝野上下市井走卒都在喝茶。士大夫送茶成风，“惠茶”、“寄茶”成为诗歌主题，比如黄庭坚就有《双井茶送子瞻》《谢王炳之惠茶》。欧阳修、蔡襄、苏东坡等文士都把茶写到他们的日常生活里。
宋代文士写茶的数量，黄杰在《两宋茶诗词与茶道》的统计，《全宋诗》收录茶诗4503首，诗人836位。《全宋诗订补》增茶诗34首，诗人21位。其他书如《宋代禅僧诗辑考》等等书里还有诗词，作者自己又找了3首，共得茶诗词4893首，诗人共1059位。诗词网统计的宋代诗人有7868位。差不多每7个人就有一个在写茶诗词，每人平均创作4首。
宋代不仅有数量众多的茶诗，还出现了对茶诗的评价，体现出点茶艺术的完整性，有人点茶，有人写书点茶，有人评点书写，鉴赏链形成，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便从欧阳修与苏轼的茶诗中读出了“宋茶三不点”的审美，之后更是有了众多的“咏茶门”茶诗评价。
另一个令人吃惊的数据是，有一回因为京城内外使用水磨做抹茶，仅仅五天的时间便导致了汴河河水断流。水磨原本是用来磨面，但随着喝茶之风的盛行，京城出现了上百家专门做抹茶的水磨坊。高瑄教授利用《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的全文检索功能调查发现，“水磨”在《宋史》上出现的频率为历代最高，为58次，而在《旧唐书》与《新唐书》一共只出现了5次。
当然，真正令人惊叹的还是茶道艺术。在宋朝，国人对生命与生活充满了热情，涌现出很多诗人、思想家与生活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斗茶艺术无疑就是其中较为引人入胜的，从皇帝大臣到黎民百姓，几乎席卷所有人。
现在的许多茶馆，陈列物中经常可以看到宋徽宗的《听琴图》的复刻版。皇帝端坐在那里，安静地为你弹琴，听着听着，你就会想敬他一杯茶。这幅画代表了中国人心中近乎梦幻一般的东西，第一回有一个皇帝，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与大臣、子民坐在一起交流分享。
宋徽宗爱喝茶，还自己上手点茶，蔡京喝过徽宗的点茶后，评价说水平颇高。这在之前有皇帝下场点茶的吗?即便是在以宠文臣闻名的宋仁宗时代，才子群星灿烂，皇帝与臣子近，也不过是赐茶而已，只有宋徽宗走下龙椅，端起茶碗。
宋徽宗的点茶法被今人总结为“七汤点茶法”，立意上取卢仝的“七碗茶歌”，内容上迭代陆羽的“茶之煮”，体现出极为高超的技术与艺术水准。七汤点茶法完全基于茶汤本身，根究茶与水的融合艺术，精细、精致、精彩，独创了一个属于茶汤的明亮世界。
在宋人看来，探寻生命意义的过程，本身就是令人神往，而不是非要得出一个结果。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体悟到了生命，体悟到了美，而不是一定要得出一个结论。过程被赋予了某种意义，饮茶也就不再只是一种消遣行为，而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途径。
饮茶行为也同时被高度仪式感，择时、选景、挑人，时间不对不喝茶，景色不好不喝茶，人不对不喝，来的人也要自己的才华悉数献上：焚香、挂画、弹琴、著棋、写字、作诗、分茶。
欧阳修记录了他与范仲淹等人谪迁后的饯行宴，没有失宠后的低落，没有离别的忧伤，文字所到处皆是欢声笑语，有人写书法，有人弹琴，有人烹茶，有人吟诗，来者无南郭先生，每个人都要有拿得出手的艺术。那个时候，著名茶人蔡襄是以诗人的身份出现，他拿毛笔的手还不会点茶，而为他们烹茶的是薛仲儒。
在宋代，茶道是非常重要的艺术修养，与著棋、书法与弹琴并列。宋人向子諲(yīn)为赵总怜写词时说，赵总怜有四艺：著棋、写字、分茶与弹琴。
向子諲在《浣溪沙》写道：“艳赵倾燕花里仙，乌丝阑写永和年，有时闲弄醒心弦。茗碗分云微醉后，纹楸斜倚髻鬟偏，风流模样总堪怜。”
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介绍的文人雅士四艺里，有茶艺。“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
扬之水在《“琴棋书画”图演变小史》里考证，“琴棋书画”四事合成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风气肇始于宋代宫廷。王明清在《挥麈录》中提到，皇宫会宁殿有八阁东西对列，每阁各具名称，分别是琴、棋、书、画、茶、丹、经、香，宋高宗(宋徽宗的儿子)以雅文化怡情养性，并在宫廷教授相关技术，宫女的基本修养全在“八术”，正所谓“伊朱弦之雅器，含太古之遗美”。
《大金国志》里讲，完颜亶(熙宗)自幼聪慧，跟着父亲南征中原，花很大心力学习儒教，后来“能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尽失女真故态矣。”
会分茶很重要啊，后来的完颜亶，“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身上哪有什么“女真”气息?
茶文化的流布，每融合进一个民族，就会壮大这个民族的文化，这是中华茶文化很独特的魅力。
元人沿袭宋人的精致生活，茶道与诗词歌赋被视为汉文化的重要象征。
到了元代，分茶是公子哥的日常技能。关汉卿的《一枝花·不伏老》里有吟唱：“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真是畅快!
明清之后，点茶技术已经失传，毛奇龄读到“茶筅”时，居然都不知道是用来干吗的。他只能在元人的咏物诗中猜测其用途，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明代朱元璋废除了唐宋以来的团形紧压茶，团茶变成散茶后，带来瀹茶法的兴起，点茶法随之消失。今日中国的普遍饮茶法，肇始于明代。
比较而言，唐代的文士茶是陆羽推广的煮茶法。茶叶形态的变化，出现不同阶段的茶道艺术家，他们在茶器上面做了革新，泡法自然会出现变化。
点茶这种雅，这种美，现当代以来已经很少有人能欣赏了。
研究宋诗词的学者，甚至不能准确地描述出宋代茶道艺术的指向，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例子便是钱锺书为“分茶”所做的注释。
钱锺书在1958年版的《宋诗选注》里解释陆游《临安春雨初霁》一诗，对“晴窗细乳戏分茶”的“分茶”解释为“鉴别”，这是用了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的词语，鉴别茶的好坏。1989年再版，钱锺书更正了说法，把“分茶”解释为宋代流行的一种“茶道”。举证有王明清《挥麈余话》，杨万里《诚斋集》，宋徽宗《大观茶论》。并借用黄遵宪《日本国志》说出日本点茶“同宋人之法”。但钱锺书个人不太看得上日本茶道，对立顿的袋泡茶情有独钟。
扬之水在《两宋茶事》里认为，钱锺书后来对分茶的解释，更符合宋代分茶的定义，她还进一步指出，在宋代，不同时期对泡茶有分茶、点茶、茶百戏等各样叫法，但所指都是点茶的技术层面。沈冬梅在《茶与宋代社会生活》里，认为分茶与点茶是两种茶汤呈现技艺，分茶也被叫做茶百戏，类似于书法的吹墨，但更难掌控，无迹可寻，点茶则因为有《大观茶论》的具体技法，更容易呈现与理解。
托名在陶谷名下的《荈茗录》记载了一种茶百戏：“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茶百戏不像北苑贡茶留下众多图纸与模型供后人复刻，当下世人对茶百戏的兴趣，大多联想到咖啡拉花。如果沿着分茶是水上丹青思路，那么考验分茶人的就是绘画与书法的功夫，而不是与茶技相关的功夫，所以在我看来，更倾向于所谓的茶百戏不过是在点茶行为中偶尔闪现的某些浮光掠影的景象，看起来像飞禽走兽而不是说把飞禽走兽画上去。把书法绘画这样的形式表现在茶汤上，自然不会是蔡襄、苏轼、宋徽宗等书法大家所会干的事，他们更加强调点茶带来的另一种艺术愉悦。
“点”才是宋茶的灵魂与精髓，是宋茶与唐茶、明茶的主要区别，是由茶具带来的独到艺术，就像笔墨纸砚带来书法与绘画一般，这种独有的艺术才令人有创造的快感与灵思，也才能吸引那么多才子如痴如醉。现在我们得知，在宋代，至少有三种泡茶方式并存：唐代的煎茶(就是陆羽时代把茶注在锅里，加点盐巴之类)、宋代盛行的点茶(宋代民间仍在用煎茶法)，还有被明清延续的瀹泡(泡叶子喝茶水，今天的主流泡法)。
早期看不懂“分茶”这门茶道艺术的当然不只是钱锺书，为宋诗做注的还有很多。我们梳理一番，主要是为了厘清观念认知。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引用过陆游的这首诗，他说世人习诵，不用多余的解释，读得懂是自然而然，直接跳过了茶的部分。
朱东润为“晴窗细乳戏分茶”做的注解是，“把茶分等”。
程千帆的解释是，分茶是宋人饮茶时的一种游艺，今已失传。
张颢瀚在《古诗词赋观止》里赞同程千帆的说法。
叶嘉莹主编《四季读诗》里解释，分茶，宋时烹茶之法。陆游做着写字烹茶的闲事，却仍然生出了白沙在涅的忧惧和早日还家的愿望。
袁行霈注《千家诗》里介绍分茶是沏茶的一种技艺。
袁世硕主编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里解释分茶是宋朝人流行的茶道，此处可理解为品茶。
钱仲联说，“分茶，宋人泡茶之一种方法，即以开水注入茶碗之技术。杨诚斋《澹庵座上观显上人分茶》云云，可想象其情况。”
康保成、李树玲选注的《关汉卿选集》里解释：分茶，古代勾栏里的一种茶道技艺。
许政扬的《宋元小说戏曲语释》里“分茶”条中解释说：“分茶”就是烹茶、煎茶。
陈祖美、宋红主编的《中华好诗词：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里，认为分茶就是品茶。
陆羽《临安春雨初霁》带我们重返宋代的现场，重温那一碗碗茶。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因为绝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流传甚广。知识分子对分茶无感，是因为这样的生活完全遇不到，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这也是大部分学者读宋代诗词里那么多茶诗无法共鸣的主要原因。否则，陆游一生写了三百多首茶诗，而为他作传的人居然无法理解分茶，是多么令人迷惑的行为?相比而言，酒就不一样，酒在生活中触手可及。
还可以举下李清照的例子。俞平伯在《唐诗词选释》里，为李清照的“豆蔻连梢煎熟水，莫分茶”注释时说，分茶意是不沏茶喝。将茶叶制成小饼，掰开用之。唐时煎烹，后改用沏。“分茶”亦云“布茶”，是沏茶的一种技巧，屡见于宋人书中，如曾几、杨万里诗，向子、陆游词，蔡襄《茶谱》，王明清《挥麈馀话》等。有所谓“回环击拂”，所饮盖仍是浓茶。古今事异，其详难知。易安此句，译以“不沏茶”，或近之。
李清照还有“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
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是，在苏东坡大热的时间线里，研究苏轼的书里大部人都会谈到琴棋书画，但有酒无茶，我很为苏东坡着急，苏东坡一生迎来送往的茶生活，写了近百首茶诗茶文，为什么作者只字不提?
琢磨起来只有一个理由，这些研究者对茶生活并不敏感，他们自己要么不喝茶，要么对茶没什么研究。这几年情况略有改变，说苏东坡与茶的研究者越来越多，研究者只有把自己的热爱代入其中，读者才能感同身受。
说说我的个人经历。
1998年，我在云南大学念中文系，钱锺书、朱东润、叶嘉莹、袁行霈等等人的书都读过，朱东润主编的《历代文学作品选》还是教材，上了好几个学期的课，但给我们上这门课的老师并不喝茶，自然是只讲诗歌不讲茶。
反而是教《古代汉语》的木霁弘教授，喜欢往茶山跑，后来出了本讲“茶马古道”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茶的云南，并影响我走上了茶的研究。
茶园在远方，但茶生活就在学校门口。
云南大学所在的翠湖，是昆明的文眼，茶脉。这里茶馆林立，民国年间，钱穆、郑天挺、闻一多、吴宓他们喝茶的地方还有迹可循，我在汪曾祺的茶馆记录里，在李政道的讲述里，重新审视这座城市这座大学与茶的关系。我自己经常在翠湖边喝茶，毕业三年后，也是在翠湖边的一家茶室，参与创办了一本茶杂志。
茶风雅的一面真的在先生处消失了吗?也许并非如此。云南大学的晚翠园与呈贡的杨家大院，都可以带我们重温那个时代的韵味。晚翠园因为汪曾祺的文章，让后人知晓在“跑警报”逃生的昆明，还有一处风雅。严晓星追寻的呈贡杨家大院，则让我们了解另一群风雅之士的真实生活。
1939年，古琴家查阜西为张充和拍了一张无数人击节赞叹的照片，美好得让人心妒。
照片里的蒲团上，张充和旗袍麻辫，光彩明亮，那是一个无比舒适姿势，显得懒散，自在，又满是写意。佛龛里的佛微笑着，桌子上摆满了清供：鲜花、水果、木香与清茶。
查阜西、张充和这些人，逃难来到昆明，但他们并没有因为上空有轰鸣的战斗机而放弃生活，相反，他们在租借来的杨家大院里，做着他们喜欢的事：弹琴、唱戏、插花、写字、写诗、喝茶。
张充和的诗里说：
酒阑琴罢漫思家，小坐蒲团听落花。一曲潇湘云水过，见龙新水宝红茶。
多年后，张充和远嫁美国，又重新抄写了这首送查阜西的诗。她在美国的家里，始终挂着这张照片。1995年，充和老人重返昆明，到呈贡杨家大院故地重游，得知大院即将拆除，忍不住失声痛哭。那里承载了她的青春，她最美好的年华与记忆。
当年与充和唱和的，除了查阜西，还有杨振声，还有梅贻琦。
那年月，如果你只读闻一多，会可怜这个连茶都喝不起的人。毕竟战斗机在天上轰鸣，再大的教授也要狼狈地跑警报。但终究还是有人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另一面。
一种优雅的，从未中断的生活。
张充和当时的恋人叫郑颖孙，是位古琴家，泡茶技术了得。但他毕竟年长张充和二十来岁，于是有人劝张小姐放弃。张充和却说，“他煮茗最好，我离开他将无茶可喝!”
郑颖孙离开昆明到重庆后，张充和为他空运了一坛昆明的井水给他泡茶，这可是1939年啊。
在宋茶热的氛围中，昆明自然不会置身事外。就在我公司门口处，就有一个赵宋点茶传习馆，主理人赵慧成是宋徽宗赵佶的超级迷弟，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恢复他们老赵家的点茶绝活。
赵慧成说，宋茶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形式感很好，器美汤花漂亮，而且，有明确的技术指标与欣赏指南，加上大量的宋画场景，都让全面复活宋代点茶提供了技术便利。最重要的还是，宋人彼此间那种欣赏，很动人。
除了昆明，别的地方会不会有所不同?比如西子湖畔。那里同样有着宋茶的馀韵，现在还肩负着传播中国茶文化的使命。
具体到点茶，这里的人理解又如何?
在杭州的作家王旭烽在著作里多次写到宋代分茶，她对分茶的解释是：分茶多为文人墨客所喜爱，但也传入宫中，宋徽宗为分茶高手，一注击茶，“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朗月”，博得满堂赞誉。
2000年，在杭州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在其主编的《中国茶叶大辞典》里，为分茶的做出了两种解释，一种是泡茶法;一种是泡茶技艺之一，主要是与唐代的煮茶法、明代的瀹茶法有所区别。蔡襄的《茶录》与《大观茶论》都是举证的例子。有意思的是，分茶在这本辞典里被分到了“茶俗部”。茶俗，就是民间的饮茶法。2022年，中国茶制作与茶俗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共有44项，里头就包括茶俗这一大类，如大理白族的三道茶。
茶文化复兴，与当地的产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因为近代以来的茶学，被划分到了农学与园艺学，这些学科更强调为地方经济服务，有很强的实用目的。在茶叶经济强省福建、云南、浙江、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学里都有专门的茶学院，有些地方甚至都有独立的茶学院，也有专门的茶文化刊物，拥有数量众多的茶文化推广者。
点茶作为技艺的复兴地首先便发生在福建。茶百戏的非遗传承人章志峰介绍，20世纪80年代，他在福建农林大学茶叶专业学习的时候，第一次了解到有茶百戏这种茶艺存在，于是他便花了很长时间来复原这门技术。2010年10月，茶百戏在武夷山市正式成为非遗的一部分，列入传承谱系，2017年列入福建省级非遗，章志峰是传承人，茶百戏作为技法与艺术亮相。
2015年9月，点茶作为非遗列入杭州市上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传承人徐志高说，点茶的最根本的形式还是围绕宋代蔡襄的《茶录》、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审安老人的《茶具图赞》展开恢复，即便是宋代，点茶作为一种技艺，在社会各阶层都各有自己的点茶法。“我们作为点茶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更多的是复原古法，创新技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应用。”
茶非遗传承人、有美点茶创世人范俊雯讲，点茶在她就读的浙江树人大学是作为一门艺术在教，这有别于传统的茶学背景的学科，学校为了提高大家对美的认知与艺术修养，还要学习色彩学、服装史、书法课，专门请芭蕾舞老师教形体。
范俊雯与徐志高的点茶艺术表演，美轮美奂，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加入学习。
宋代点茶复兴现在已呈现出燎原之势，正伴随着茶文化在各地开花。宋代点茶传播路径也非常有趣，先在民间某些区域兴起，后获得皇家认可，在上层流行开后，又回到民间，成为规模化风尚。现在，又到是宋徽宗所谓的盛世兴茶节点，我很期待点茶艺术再度在华夏大地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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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则是汉族茶道六用之一，是汉族民间烹试茶时量取茶末入汤的量具。在茶道中，把茶从茶罐取出置于茶荷或茶壶时，需要用茶则来量取。
陆羽《茶经·四之器》中指出:"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则者，量也，准也，度也。"茶则也是陆羽提到的28种茶具之一，其功能在《茶经》中也描述的很明白。
茶则作为汉族茶具的一种，在唐代已经有了名分。陆羽《茶经·四之器》:"则，以海贝、蛎蛤之属，或以铜、铁、竹、匕、策之类"，茶则的用途，就是用以将茶从茶叶罐中舀出，然后倒入茶壶、或茶盏中。则字的用法较为古典，所以陆羽在其后专门加注"则者，量也，准也，度也"，意为准则、原则、法则的意思，本义是标准、模范。则字古文字中作从鼎，从刀，而不是现代从贝从刀，是个会意字，其实是用刀在刻鼎的泥模的意思，也就是在制作铸造用模子，于是由此衍生为模式或标准之意。则字动名词两可，准则、原则都是名词，而秦诏版"法度量、则不壹"，就是作为动词用，意思是规范那些不统一的度量标准。
茶则之则，是量取的意思，也就是茶的量取工具。陆羽说茶则这种东西，可以用海里的贝类、牡蛎之类的来加工，也可以用铜、铁、竹做材料加工。但其后的匕、策，不是指的材料，而是指可以用匕、或策来当作茶则使用。策不好确定是什么具体作用的，但匕就是匙、调羹，法门寺出土的唐代茶具中就有匕状茶则，其实叫做茶匙羹更准确。
茶匙除了舀茶用，蔡襄《茶录》说"钞茶一钱匕"一则说明用茶匙舀茶，二者说明是取茶量是有标准的。同时茶匙还用于点茶时的击拂，简单地说是一个搅茶的动作。蔡襄《茶录》:"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
"茶的击拂在斗茶时的茶面效果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稍晚于《茶录》一书的宋徽宗的《大观茶论》中，已经不用茶匙击拂，而改用茶筅，后来为日本抹茶道延用。茶筅同样见于上图宣化辽墓壁画的茶床上，可见其用于茶的击拂，并非北宋末年的事，应该更早，茶匙、茶筅同作为击拂的工具，并行了很长时间。南宋的《茶具图赞》，只有被称为竺副帅的茶筅了，可能南宋时茶匙已经不作为击拂使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