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具和茶器
茶具和茶器是在不同时期对饮茶器具的称呼。从文献上看，饮茶器具最早被称为“具”。西汉王褒《僮约》载:“烹荼尽具”。西晋杜育《舜赋》,曰“器择陶简,出之东隅(瓯)”，唐《广陵耆老传》说东晋茶事，也将茶具称为“茶器”。唐陆羽《茶经》，承前朝将饮茶器具统称为“器”，以示区别加工用具。同代的张又新《煎水茶记》，曰“善烹洁器”，一直到宋初蔡襄《茶录》称为“器”,曰:“于净器中以沸汤渍之。"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1269年)将所有饮茶用器具统称为“茶具”。元代周密《癸辛杂记》记载“长沙茶具精妙甲天下”。此后明代、清代有关茶叶文献绝大多数称饮茶器具为茶具,沿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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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具的产生
茶具是因饮茶活动的需要，而从日常饮用器具中分化出来的专门饮茶用具。
茶被发现和初期利用时代,是作为药用、食用的植物。相传“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 秦汉年代(前206年左右)《神农本草·木部》 载"茗、苦荼,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痰温热，令人少睡”。 汉司马相如《凡将篇》（前140-前122年）开列举的中草药中有“荈、诧”。 同时,《晏子春秋》一书指出晏相(前514年左右)在齐景公时,将茶作蔬菜食用，因此没有专门的饮茶用具。
西汉王褒《僮约》中，出现“烹荼尽具” 只告诉人们西汉时已有茶“具”， 但未明确是何种茶具,何种形状和质地，是否专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浙江上虞其土的碗、壶、盏，以及江西的陶炉，尤其是浙江湖州出土的东汉内外施釉、肩部刻有“茶”字的青瓷瓮，被专家证实是茶具时，人们才知悉古代茶具的模样。魏张揖《广雅》介绍当时饮茶，曰：“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此“瓷器”是否专用尚难肯定。西晋左思的《娇女诗》曰:“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饬”，鼎饬应该是茶具。而同时代的杜育《荈赋》,“酌之以匏,取式公刘”， 匏是古代酒器，作为饮茶用，说明当时饮茶用具和酒食具的区分并不严格。可见茶具虽自汉就有，但在唐前的很长时期内，仍有混用现象，直到唐陆羽《茶经》总结了前人和唐时的饮茶情况，提出一套陆羽认为值得提倡的饮茶方法而设置的茶具时，才形成了中国成套的专用茶具。
茶具沿革
饮茶用具经过从无到有，从粗糙到精致，从混用到专用，从单件到成套茶具的历程，取决于茶叶生产、饮茶方式以及当时的技术进步。
唐代茶具
茶具虽始于汉，但形成系列的专用茶具现于唐。唐时饮茶风盛，唐封演《封氏闻见记》:“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饮茶普及，而促进了茶具。唐初高宗时,画家阎立本《萧翼赚兰亭图》画卷中反映了唐时的茶具，有风炉茶铛、带托的茶碗、茶碾和茶粉罐。唐玄宗天宝二年(744)，为举行通航庆典,每条彩船代表一个地方.分陈其土特产于上。在豫章郡(今江西南昌)船上，摆放“瓷器、酒器、茶釜、茶铛、茶碗"等，欢歌以进(《旧唐书·韦坚传》)，表达了茶具已开始作为某地的名产。
唐代制茶采用蒸青法，将茶叶放在甑中蒸熟，然后捣碎，把茶末拍制成团饼，最后将茶饼穿起,焙干后封存待用。饮茶时，先把茶饼捣碎,碾成细末，当水在釜中初沸时，以盐调味,再用竹夹环击汤心，然后下茶末,再置于茶碗中饮用，煎茶法成为主流。所以唐陆羽撰(茶经》，在四之器中,将饮茶器具分为8大类24种共29件.其中生火燃具有风炉、灰承、筥、炭挝、火筴;煎茶用具有鍑、交床;炙茶和碾茶用具有竹筴、纸囊、碾、拂末、罗合、则;贮水和存盐贮具有水方、漉水囊、瓢、熟盂、鹺簋、揭;盛茶和清洁用具有碗、畚、札、涤方、滓方、巾;茶器贮具有具列、都篮等。
唐代饮茶的陶瓷器具主要是瓷壶(亦称注子)和瓷碗。当时有三大著名瓷窑,一是浙江余姚的越窑，以烧制青瓷茶碗著名;二是湖南的长沙窑,以釉下彩绘的瓷壶盛名;三是河北的邢窑(内丘)，以烧制白瓷茶碗取胜，而且普遍采用“茶托子”，即盏托，说明瓷茶具开始配套,专用性更强。
“秘色瓷”是瓷中精品,产于越窑。浙江的余姚、上虞一带自汉代始烧窑，唐时为鼎盛期.烧制的青瓷有碗、壶、托盏等,备受陆羽青睐,称其为“类玉”、“类冰”，最宜村托茶色。所以，越窑为南瓷代表，与邢窑形成“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在越窑的产品中，秘色瓷烧制技术、配方、工艺不传人，传器极少，增添了神秘感。唐陆龟蒙《秘色瓷器》诗曰:“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后世宋代赵德麟《侯鲭录》曰:“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今供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1987年陕西法门寺出土文物有秘色瓷器，被视为文物研究工作的突破性发现。
唐时，饮茶用具崇尚金属制品,故陆羽云: “瓷与石皆雅器，性非结实,难可持久。用银为之，至洁,但涉于侈丽。雅则雅矣，洁亦洁矣,若用之恒，而卒归于铁也。”所以唐朝茶具如鍑皆用铁。在“金银为上” 的思想影响下，唐皇室多以金银为茶具。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器具有成套的金银茶具，其中有炙茶用的鎏金镂空鸿雁球路纹银笼子、金银丝结条笼子,碾茶用的鎏金壶门座茶碾子,罗茶用的鎏金仙人驾鹤纹壶门茶罗子,贮茶用的鎏金银龟盒，放调料用的摩蝎纹蕾纽三足盐台、鎏金人物画银坛子,煮茶用的壶门高圈足座银风炉、系链银火筋、鎏金飞鸿纹银匙子,以及调茶、饮茶用的流金伎乐纹调达子等。这些器具多为唐咸通九年至十年“文思院造”,其中部分刻有“五哥”字样的器具为唐僖宗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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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代茶具
唐时饮有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主要是后两者。至宋朝，斗茶风起推动了饮茶，陆羽提倡的煎茶法逐渐被点茶法所取代,所需茶具虽基本相似,但由于对茶之汤色等要求不同，所以对茶具形制和质地色泽上的要求也略有不同。
宋朝烧制茶具的产地有福建的建窑黑瓷、浙江的处州青瓷、河南的钧窑玫瑰紫釉、河北的定窑白瓷等。宋朝斗茶风盛，要求“茶叶色泽贵白”、“宜黑盏”,而“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所以在茶具形制上,改大碗为小盏。盏实际是一种小碗,托口突起,托沿多作花瓣纹,托底中凹。同时斗茶也要求茶壶“注汤利(厉)害,独瓶之口嘴而已”，由此,宋朝的茶壶有了较大变化。至南宋,茶壶壶式由过去的饱满状变得瘦长，壶体的纹饰，由常见的莲瓣形变为瓜棱形。元朝的茶具跟宋代差不多,但壶形有变,宋朝的茶壶，流子多在肩部,元朝时移至腹部，真正可以达到“注汤利(厉)害”，因此流子比过去明显。元朝时景德镇创烧青花瓷闻名，日本“茶汤之祖”村田珠光特别钟爱,后人将青花瓷具别名为“珠光青瓷”。
宋时,蔡襄在《茶录》中，指出当时的茶具有“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等。特别是宋审安老人《茶具图赞》,用白描将“韦鸿炉、木待制、金法曹、石转运、胡员外、罗枢密、宗从事、漆雕密阁、陶宝文、汤提点、竺副帅、司职方”呈现在人们眼前，使现代人更形象地了解宋代的茶具。
宋代茶具总体上要比唐代少一些，尤其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变化:一改碗为盏;二改鍑为瓶；三改竹夹为茶钤;四改栟榈为茶筅。至元代基本沿袭宋制，但茶叶加工出现散茶(芽茶和叶茶)，萌芽冲泡法，具相应减少。元代的冲泡茶,其芽叶有时也要碾碎，元耶律楚材诗曰: “青旗一叶碾新芽”，但在元代盗墓烹茶图中未见茶碾，疑是直接冲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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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茶具
唐宋时期饮茶以饼茶为主,元代虽开始饮散茶，但在方法上饮用饼茶的痕迹未退。至明朝，皇帝朱元璋“废团茶”,于是散茶兴起，使用冲泡茶叶的方法成为主流。明代文震享《长物志》曰:吾朝所尚又不同，其烹试之法,亦与前之异,然简便异常,天趣备悉,可谓尽茶之真味矣。至于洗茶、候汤、择器，皆各有法。”
明代茶具虽然简化，但由于冲泡方法特殊，在许多方面都有专门要求。散茶易受潮,贮茶更显重要，所以明代采用贮焙结合，即用大陶罂烘干后,放入若干层干箬叶片,而后将烘干冷却的茶叶放入,其上放箬叶,最后用干燥后的六七层宣纸封口。平日取用的，“以新燥宜兴小瓶取之,约可受四五两,取后随即包整”。由于明代饮茶时要“洗茶”，即用热水洗茶，除去“尘垢”和“冷气”。洗茶采用茶洗,用砂土烧之，上下两层，上层底有筛孔，沙垢从孔中流人下层，取上层干净芽叶泡饮。此外，明代用汤瓶烧水，“瓶要小者易候汤，又点茶注汤有准，瓷器为上”[张谦德《茶经》,也有人用金属汤瓶。在饮具上由于冲茶的需要，出现了小茶壶和白盏,取代了黑盏。明许次纾《茶疏》:“其在今日,纯白为佳，兼贵于小。”当时生产白瓷的汝、官、哥、宣和定窑都成为生产茶具的重要窑场,产品以宣德所产的白釉小盏最为著名,因形似鸡心,又称鸡心杯。杯是一种古老的用具,但作为茶具还是明代冯可宾《岕茶笺》才提到。
此外，明代江苏宜兴用五色陶土烧成紫砂陶，与瓷器争名，出现了供春和时大彬两位著名艺人。由于紫砂壶有良好的保味功能，能吸附茶汁增积茶锈,冷热急变不易胀裂,传热慢又不烫手，成陶火度高,可直接置于炉火上，因而备受欢迎。而瓷器在景德镇又有创新，成化时的斗彩，嘉万年的五彩、填彩,都驰名于世。青花是釉下彩，即先画彩再敷釉烘烧。斗彩、五彩填彩则是釉上彩,斗彩是在青花器上,再加红黄绿紫等各种彩料,釉下花纹和釉上彩共绘一体，相互争辉。明代《帝京景物略》载,“成杯一双,值十万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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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茶具
清代，六大茶类基本齐全，由于多为散形茶，故以直接冲泡法为主,尤其是省略明代洗茶这一-程序，简化了茶具。
清代的茶具以陶瓷为主，所以有“景瓷宜陶”的说法。制瓷业尤其以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时期最为繁荣。康熙时,景瓷除以生产五彩瓷为主外，还创烧了珐琅粉彩两种新的釉上彩。珐琅彩瓷，是仿造铜胎珐琅器的色彩和纹饰烧制的,胎质洁白，薄如蛋壳,烧制程度相当完善。在康熙和雍正年间还创烧了一种盖碗和盖盏。盖碗和盖盏自古即有,但从文献记载上看,清代盖碗，尤其是在形质上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质地细腻、彩釉清晰、逼真、纹饰多样化。同时宜陶在清代有更大发展,这是和清朝政治体制有关，一大批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及文人墨客,对宜兴紫砂陶爱不释手,使得一批能工巧匠应运而生，尤其是些文人与陶匠结合,更创造了紫砂陶茶具的辉煌。清初的陈鸣远和嘉庆的陈曼生，所制之壶尤名于世。陈曼生是宜兴知县，也是清著名的篆刻家、书法家,画家和陶壶设计家。癖好陶壶,艺匠杨彭年按其意生产.形成曼生壶。杨彭年制壶不用模子,信手捏成，式样非凡；与陈曼生合作制作的被称为“当世绝作”的“侵生十八式”，形式多样，有“石铫式、汲直、却日、横云、百纳、合欢、春胜、古春、饮虹、瓜形、葫芦、天鸡、合斗、圆珠、乳鼎、镜互、棋奁、方壶等,每式上都有题识”。曼生壶一般由陈曼生刻铭题字，把柄上印有“彭年”小印章。
清代乌龙茶的出现,开创了一种新的饮茶方法。清施鸣保《闽杂记》:“漳泉各属,俗尚功夫茶,茶具精巧;壶有小如胡桃者,名孟公壶,杯极小者,名若琛杯，以武夷小种为尚...饮必细啜久咀。”孟臣姓惠,江苏宜兴人，活动于明末清初(1598-1684年)，书法类唐大书法家褚遂良。其壶作品朱紫者多,白泥者少；小壶多,中壶少,大壶最罕,可见是制小壶能手。
此外,清代还出现了脱胎漆茶具、四川的竹编茶具等,使人耳目一新,更放异彩。
茶具的发生和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有关，更与时代习俗、审美观以及茶类的变化、饮茶方法有关。茶具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时代精神，印刻着历史的烙印；茶具还反映了当时的技艺水平。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主流茶具,也有承上启下的前朝茶具夹入其中。
《海错图》清朝康熙年间，画家聂璜绘制的一组海洋生物图谱。记载了不少海滨植物以及他在中国沿海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各种奇闻异事和风土人情。
虎豹在山，不采蒺藜。海鱼有刺，可制鲸鲵。
壶承，主要是作为承载包容主泡茶器的容器。现代生活茶席，注重干净整洁，茶席美学生活往往能给人一种舒适的环境。“简”不仅仅是一种智慧，还是一种大美，是一种超然和洒脱，更是一种能力，一种境界。繁琐纷繁往往会让人感到不适，在壶承上绘制海洋世界里的生物，为茶席增添趣味，打破以往古板呆滞。
《海错图》描绘了300多种生物，其中的动物几乎涵盖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大部分主要类群，还记载了不少海滨植物。聂璜的严谨精神，使这本书颇具现代博物学风格，而且每种生物所配的文字，既有观察记录，又有文献考证，并配趣味"小赞"一首，读来令人兴致盎然。
在取材上深思熟虑，图谱笔触细腻艳丽，收录的海洋生物中除却威风凛凛、憨态可掬、真实存在的海洋生物，更有光怪陆离的各类口耳相传的神秘生物:凶猛食人的海蜘蛛、头生双角的潜牛、鳖身人首的海和尚研究海底生物的变化形态，以及鲜明的色彩，熟练的手工绘画技法。
……这些或存在于海中或存在于想象中的生物，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下，神采奕奕。对生物产地、习性、外貌特征、记述外，更有很多福宁沿海一带的坊间传说以及作者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感怀。
鳄以文传，其状难见。远仿安南，披图足验。
让人有种置身神妙深海世界的感动，画卷上的悠悠古意让人们的记忆渐乎色彩翩然，重新迸发对不可知事物的探求心与想象灵光，在感叹造物神奇之后，多了一分对海洋、对世界、对宇宙的敬畏之情。
龙宫印章，亦重方面。篆文奚为？河清海晏。
深沉的意蕴和内涵，独具匠心的创造形式，整体形态和细部处理妙趣横生，让人感受到画面和器皿自然天成的趣味。干净利落的色彩，以使整个茶台、茶席干净整洁、雅致美观。
尔至善循，尔循反踬。入我壳中，怒目而视。
看似随拾、漫意、不经心，亦处处透露着生活的禅味。既要考虑器形的美感，也要考虑总体造型的搭配设计。壶承颜色宜略浅于茶席的颜色，或色调一致，尽可能不过于刺眼喧宾夺主。壶承，既然是为了承载别人，突出“壶”，更应隐去浮华，成就主泡茶器。
鱼头有水，海岛有泉。其味皆淡，妙理难诠
潜牛赞 鱼生两角，奋威如虎，鳞中之牛，一元大武。
紫砂的两大流派
文丨砂海墨韵
在紫砂的发展历程中，基本可分为两大流派，一派入庙堂，作为皇家御用的宫廷器，这类为宫廷紫砂；一脉入江湖，作为文人士子的茶席必备，此为便是文人紫砂。
宫廷紫砂明代已有紫砂入宫廷，到清代康雍乾三代更是到达顶峰，这三代帝王个人的审美爱好不同，也带来了宫廷器的装饰变化。
康熙 珐琅
康熙年间，西方的传教士将欧洲的金属胎画珐琅器引入宫廷，迅速博得康熙皇帝的喜爱。
康熙命造办处，在金、银、玻璃、瓷胎与紫砂胎上画珐琅，创制了「珐琅彩紫砂」，使精品紫砂较明代有了质的飞跃，珐琅彩紫砂代表了康熙紫砂制作的最高水平。
▲康熙 紫砂胎珐琅五彩花卉茶壶
▲ 康熙 宜兴胎画珐琅提梁壶
▲康熙 紫砂胎珐琅彩五彩四季花盖碗一对
▲康熙 紫砂胎珐琅彩万寿长春海棠式茶壶
雍正 素胎
雍正皇帝崇尚紫砂材质的自然意趣，风格素雅无华，深邃内敛。紫砂器多为素胎，凸显造型和泥质的天然肌理之美，格调高雅。
具有代表性的有宜兴窑端把壶、柿蒂纹扁圆壶等。
▲紫砂端把茶壶 清雍正
▲柿蒂起花扁壶 清雍正
▲宜兴紫砂菊瓣茶壶 清雍正
▲紫砂扁圆壶 雍正
乾隆 华美
乾隆时的宫廷紫砂，集诗、书、画、印于一体，风格奇巧华丽。乾隆帝崇尚华美，这一时期，堆绘、描金、包漆、彩绘等工艺，已能熟练运用，同时粉彩紫砂器也兴起。
▲清乾隆 御制紫砂描金山水诗文圆壶
▲紫砂描金御题诗烹茶图壶 清乾隆
▲紫砂绿地描金瓜棱壶 清乾隆
▲乾隆 黑漆描金菊花图紫砂胎茶壶
文人紫砂文人紫砂则是以陈曼生与杨彭年合作的曼生壶系与梅调鼎创立的玉成窑传器为代表，诗书画印各相结合，文人气息浓厚。
陈曼生
曼生壶把款多为彭年，而底款多为种榆仙馆、阿曼陀室、桑连理馆，壶身有曼生等文人作壶铭，刀笔金石味十足，切壶切茗切情。
种榆仙馆，为曼生室名，源自“种榆”一诗，陈鸿寿自题《树萱图》诗注：“从海昌舅氏斋中移植小庭，忽发一花，因倩高迈庵丈作图并系以诗。”此处树即为白榆树。
种榆仙馆，这四字便显一股出尘之意，脱俗而清雅。
阿曼陀室，最早见于“曼陀罗”一词，源自陈曼生题《程六尧文题女史徐兰韫诗草后，更索挽章，复作长歌贻之》诗，中有“曼陀罗花拾不得”之句。
陈曼生及门下宾客多事奉佛教，而陈曼生又带有曼之一字，“阿曼陀”源自梵文，有“众神聚会之所”的意思，此款亦是表明此为主人为宾朋幕僚所辟雅集之所。
瞿子冶
瞿子冶则是以石瓢最为著名，其在曼生石瓢上作改动设计，与杨彭年、申锡、吉安合作，并在石瓢上刻绘，成为享誉后世的子冶石瓢。
其壶身、壶把的三角形更为规整，被称为「瘦壶」，透出一股刚韧之气，抑扬顿挫，挺拔凛然。
▲吉安制 子冶刻绘
此壶壶身明显高挑，壶流口部微张似喇叭状，壶盖小而盖沿厚实，壶把方折刚毅，泥料用紫泥调粗砂，颗粒隐现如繁星点点。
壶身子冶通刻梅花，刀法细腻传神，与壶身砂点相映成趣。
▲杨彭年制 子冶刻绘
瞿子冶从壶盖到壶身画竹刻字，恣意汪洋、纵逸自如，共画竹三枝，刻字50字。
铭曰：“冬心先生余藏其画竹研，研背有竹一枝，即取其意。板桥有此一纵一横，颇有逸情。子冶藏板桥画盖仿梅花盫者。仿梅道人子冶。”
茶熟香温，是清制壶高手申锡所用之印款，宜兴玉女潭有“帝命主苏山，功成有申锡”之句，其取此义而名申锡，笃志壶艺，且善雕刻。
所制壶，壶底多钤“茶熟温香”，有悠闲惬意的文人风采，此印款也与顾景舟先生的啜墨看茶有异曲同工之妙。
玉成窑传器
玉成窑的装饰宜书亦宜画，发展和丰富了紫砂器的艺术语言和审美意象。一大批海派书画家，都在玉成窑所制之器上挥毫泼墨，所镌刻书画因循者个人的书画风格，各具不同，行、草、隶、金石钟鼎文等书法篆刻体例丰富，绘画以文房清供和梅兰竹菊四君子等清雅题材为主。
梅调鼎及徐三庚刻玉成窑三叉提梁壶
博浪紫砂壶
瓜瓢壶
王东石合作乳鼎宝盘壶
王东石制、雪居画何心舟刻玉成窑紫泥香筒
徐三庚铭玉成窑「边鼓」壶
东坡提梁
蚕桑图花盆
边寿民款玉成窑紫泥菖蒲盆
胡公寿铭玉成窑紫砂一粒珠壶
任伯年刻人物图椭圆形盆
伯年刻款紫泥四方盆
佛手纹承盘
